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技术革命性突破在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也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并带来了伦理风险。因此，促进科技创新在伦理规范的框架内运转，必须扎实掌握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中的伦理内涵，坚持“科学求真”和“伦理向善”的高度统一。习近平^[1]指出要“前瞻研判科技发展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科技伦理对保障科技安全以及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意义，为保证我国科技创新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科技的向上向善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的伦理底蕴

科技创新作为一项主体从事的客体活动，其主体固有属性、客体事实关系属性、价值关系属性共同构成回应“休谟难题”的三重属性。科技向善既承认“应该”与“是”之间的区别，同时也以人类社会作为主体，通过价值关系属性连接了作为客体活动的事实关系属性。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深刻把握科技向善的追求，从客体价值关系属性出发，把握客体的事实与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在科技活动的伦理问题、科技发展的合理性、科技伦理观念、科技发展与人类生产发展关系的不同层面，蕴含了价值引领、价值旨归、价值守护、价值创造的伦理指向。

一   价值引领：加强党和政府对科技伦理风险治理的领导

党对科技创新和科技伦理风险治理有政治引导和价值引领等方面的作用，习近平^[2]指出：“我们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要把党委的领导落实到现代科技伦理风险治理的各个环节，宣传党委在现代科技伦理风险治理中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发挥政府对现代科技伦理风险治理的管理、协调、监督权。随着我国发展领域的不断拓宽、分工的日趋复杂，党和政府对于现代科技伦理风险治理的领导应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进而凝聚起推动科技创新的蓬勃力量。在政治领导方面，习近平^[3]12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肩负起领导和组织创新发展的责任。”科技创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保现代科技伦理风险治理与国家发展战略、人民现实需求实现精准对接。在思想引领方面，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努力提升党委干部的科技素养和思想道德素质，为现代科技伦理风险治理提供思想保障和智力支持。在组织领导方面，习近平非常重视现代科技伦理风险治理的顶层规划和制度完善，为各级党组织提供根本性的方向指引。要始终坚持党对现代科技伦理风险治理的政治领导、思想引领和组织领导，从治理战略、治理方向、治理道路上指引现代科技伦理风险治理的发展。

二   价值旨归：以人民为中心，造福人类

科学技术作为一项人类实践活动，本质上来自于人类，同样其目标也应指向人类，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4]指出：“让科技为人类造福。”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自于人类现实需求，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满足并创造新的需要，以此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推动科学研究不断提升的基础上，需要以科技的发展带动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协调进步，实现科技创新对新质生产力的助推作用。习近平强调“要把科技创新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结合起来”^[5]，认为解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难题是科技创新的基本方向遵循，科研人员亟需积极面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难题，借助科技创新的力量破解人类社会的难题。科学技术具有世界性，为了实现全球科技创新资源共享和互补以及推进科学技术在全球各国的流动和传播，习近平^[6]19强调：“我们将全方位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全世界人民生活在一个共同家园，因此科技创新要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谋福祉，共同破解当前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难题与困境。

三   价值守护：刚性约束与柔性自律的统一

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需要自由的空间，但是必须符合科技创新发展的规律，为了更好地保障科技创新活动在伦理范围内展开，必须建立起相应的制度进行刚性约束，推进科技伦理风险治理朝着制度化的方向前进。2022年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对于我国科技伦理风险治理工作做出了战略谋划和系统的顶层设计，为科技创新和科技伦理提供了刚性约束。习近平一方面强调科技伦理风险治理需要建立起相应的制度规范，加强科技体制改革和完善科技管理制度。另一方面，指出加强科技创新和科研活动的柔性自律，需要在科研人员心中播下向好向善的种子，构建起内心的“防火墙”。只有在内心中真正树立起对科研伦理底线的敬畏，才能在实践中更好地遵循科研伦理规范。习近平^[7]20指出：“希望广大院士坚守学术操守和道德理念。”这种观念在青少年时期就应该扎根，“要教育和引导广大科技人员特别是青年科技人员始终把国家和人民放在心上”^[6]111，进而将这种对人民和国家敬畏的观念转化为内心的柔性自律。科学创新必须要遵守技术伦理规范，重视科学知识和技术伦理的科普，保护科学技术专利，强调科学技术发展的民众需求和公共价值导向，使得科学技术从研发到使用的整个链条都指向“善”，更好践行科技惠民的客观要求。

四   价值创造：依托绿色科技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中对价值伦理的思考，不仅局限在价值守护层面，而且以一种开放性的系统观，将价值伦理提升到价值创造层面。价值伦理思考既关注了理念上的价值守护与追求，又强调了实践中的价值创造与提升。价值虽然不依赖于思想意识，只依赖于主体的需要，但这种需要体现为主客体互动的关系，这种互动关系需要被觉察、理解和转化。“双碳”目标设定、“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生态修复系统观等相关论述，将价值伦理这一抽象命题延伸为具体现实问题，习近平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坚定不移”^[8]。“双碳”目标的提出是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科技合作，是中国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的新贡献。为了更好地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在科技创新中融入绿色发展的理念，进而更好地推动其伦理价值的实现。习近平^[9]强调：“绿色科技成为科技为社会服务的基本方向。”绿色科技的发展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生态理论自觉和生态制度自觉，绿色科技可以赋能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进而协调解决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二.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中价值伦理的生成图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于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实际与诉求，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根植于中华传统科技思想的文化沃土，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发展科技事业的百年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在科技与人的关系基础上对于科技与道德关系进行深层次把握，蕴含着深厚的伦理思考。这一伦理价值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发端于马克思主义的科技伦理思想，植根于中国古代科技伦理思想的沃土。特别是中国古代科技伦理中的生态伦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认识，为把握科技、人类自然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通过对其生成图景进行纵横交织式呈现，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其科学内涵，进而为塑造至真至善的科技创新生态提供理论依据。

一   理论之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继承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是“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10]350。科学作为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是人们通过实践活动所揭示的关于客观世界存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技术作为人对自然界的“实践关系”，是对这些规律的创造性运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道德伦理的产生和发展是由科技和经济发展推动的，科技的发展能够引发“头脑的革命化”，道德伦理观念正是“头脑革命化”的重要内容和体现。他们论述了科技与道德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根源，从历史总趋势中看到了科技与道德发展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同时又采用辩证的思维方式，深刻地分析了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指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11]4。科学技术本质上是向上、向善的一项活动，但科学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道德衰颓是与社会基本矛盾相联系的。这种技术的异化是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必然，科技效用的充分发挥有赖于建立起合理的伦理秩序。总之，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揭示科学技术本质、关注科技与伦理关系的过程中，蕴含着深刻的人文关怀色彩，体现着对人的本质的真切关照，成为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中科技向善、 “四个面向”的思想根源，具有鲜明的承继关系，为价值伦理的生成提供了基本遵循，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二   文化之源：中华传统科技思想的现代性转化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诸多宝贵的伦理思想，其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对于从事现代科技的研究，处理科技伦理的关系具有诸多启发。其中既有“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智慧，“道法自然”的结合原则，也有“以人为本”“和谐天下”的伦理价值取向。“天人合一”要求科学技术活动在依循“天道”的同时还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构建科学技术伦理道德的美好秩序。然而，人们的生产活动中仍出现了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针对这种现象，古代先哲们提出了“以道驭技”的基本观点，强调用道德对人们的科技行为进行约束，使其符合伦理道德规范。“以人为本”作为中国传统科技思想的核心价值追求，贯穿于农学、医学等多个领域。古人将人视为作物生产的首要因素，足见对人这一因素的重视程度，形成了“重人力轻物力”的价值偏向。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思考^[12]，充分彰显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之美。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是对宇宙观、人本观、技术观、道德观和自然观等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的传承，是对中国传统科技思想的现代性转化，展现了深厚的伦理底蕴和价值根基。

三   时代之势：当代科技发展困境的现实诉求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演进对人类福祉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同时，也为人类带来了诸多伦理问题^[13]。2018年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成了一个争议性事件，人们对“人工修改基因”“基因与伦理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开始思考人工基因对人类生活秩序和伦理道德秩序所带来的影响。同时，随着科学技术在土地生产、海洋捕捞以及核能利用等领域的应用，土地污染、海洋污染、空气污染以及核危机等也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科技无序发展产生的伦理挑战加剧了人们对于未来科技发展的忧虑，能否在科技进步与伦理道德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成为了人们迫切的现实诉求。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与人类伦理道德发展的协调问题，根本上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调问题。人们伦理道德观念变迁是历史的发展，而现代科技的发展是突破性的发展，具有跳跃性的特征，两种不同演进模式造成伦理观念变迁常常滞后于技术发展。现代科技发展伦理问题，一方面来自传统伦理观念和伦理约束的影响，另一方面来自现代科技的革命性突破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滥用。传统伦理观念和伦理约束机制虽然限制了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和速度，但是却避免了科技的不恰当应用带来的难以预料的后果。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中的价值伦理基于道德与科技生发模式不同的难题，为破解困境提出科技向善的理念，他指出“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必须遵守的价值准则”^[14]，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妥善处理科技与道德的关系提供了有益思考和可行方案。

四   历史之思：百年党史奋斗经验的凝练升华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世界科技迅猛发展的态势，毛泽东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强调有计划地发展国家的科技事业，把技术革命作为党的工作重点进行推进，初步建立起了新中国的科技体系，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政治挂帅主导推进的情况下，形成了又红又专导向的科技伦理，形成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热爱祖国、无私奉献、集体协同、追求真理、严格慎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人类造福等一系列原则，这些成为那一时期价值伦理的主要原则。改革开放后，随着科技管理体制的创新突破，我国进入了科技创新发展的新轨道，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的生产关系属性和发展旨归作出判断，强调科学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5]133，这种新的科技思想对当时国家的科技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科技事业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同时违背学术道德的现象也随之出现，为科技伦理规范的确立提供了空间。该时期从以往政治主导的秩序中脱离出来，但各个具体领域的规范尚未形成，与现代分子生物技术相关的生命伦理、医学伦理成为现代医学道德规范构建的重点领域。改革开放后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让环境伦理和生态伦理的构建提上日程，引导新时期我国突破经济发展的环境伦理制约。江泽民在关注科技进步的同时还重视科技所带来的挑战。他多次强调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前提，努力推动科技伦理的建设和完善，他提出要“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16]104-105，进而实现科技的社会效益和人类福利的最大化。胡锦涛主张通过发展民生科技产业实现科技对民生的支撑作用，重视推进科技创新与国家和经济发展的相互融合，强调要“加强科研诚信和科学伦理教育”^[17]603，不断强化科技伦理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发展科技事业的实践与价值追求，为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中价值伦理的生成提供了历史经验积累，是中国共产党对科技创新价值伦理系统性认识的体现。

三.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中的伦理特质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是科技伦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同样是折射休谟法则，体现“是”与“应该”关系的元伦理学核心问题。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中蕴含的伦理价值具有鲜明的整体特质，将科技与道德联系起来，实现了“是”与“应当”这一休谟问题的统一，体现出对于现代科技伦理在基础社会制度、科技活动和科技职业中的价值追求。这些伦理特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基础制度层面，以人道原则对异化的破解，对全面发展与个性解放的追求超越了发达工业社会的单向度发展，实现了对西方科技发展的价值纠偏；其二，在科技活动层面，主张科技真善的结合，人性概念下伦理行为的体用统一，跨越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鸿沟，实现了缺位已久的人文关怀的复归；其三，在科研职业层面，强调科技工作者整体的职业伦理追求，科技工作者在科技创造劳动中的价值追求，实现整体思维与个体思维的统一。

一   基础制度层——单向度发展的超越：全面发展与个性解放的追求

人道作为社会治理最高道德原则，强调人本身是最高价值。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得了空前的突破，带动了一系列新兴产品的不断涌现。然而，与渐趋繁荣的物质文明相伴随的，却是整个发达工业社会的单向度运转与个人原子式的单向度发展，形成对技术民主和主体复归的挑战^[18]。科技这一新兴的力量逐渐转为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支配力量，使得各种对立力量呈现出一致的发展趋势。生活在趋向一致化和技术合理性统治的单一维度社会里，工人阶级逐渐沉浸于这种技术进步的无穷魅力之中，并对此越发感到欣喜不已。越来越多的工人们在这个技术先进的社会中，感到自己仿佛融入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正在被资本逻辑改变^[19]。他们满足于从繁重体力劳动下获得的解放，由体力支出向技术支出转变，丧失了对劳动所具有的创造性意义的感知，以一种被动的态度接受现存的社会制度。个人的否定性思考能力消失，从而导致了单向度的个体逐渐失去了自身生存和创造力的自由。这也是为什么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将革命的希望寄托于“嬉皮士”（流浪汉和边缘人）这一群体的原因所在，在他看来，只有在这一群体身上才能找到否定性的力量。然而，不同于马尔库塞所设想的，真正受到他鼓舞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出身中产阶级的青年。嬉皮士运动作为反正统文化的运动，高呼“在一起”的口号本质上是对社会上的单子化个体以及社会冷漠现象的反抗，引发了人们对于发达工业社会的沉思。科技飞速进步所带来的发达工业社会发展的单向度与个人发展的单向度，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对科技发展过程中伦理价值的忽视所引起的，是对以人为核心的科技创新价值内核的抛弃。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中所蕴含的价值伦理实现了对单向度发展的超越，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内核的复归。

休谟的事实与价值二分以来，科技与道德无关论、价值中立论，以及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均强调了科技与道德的区别，指出“事实无涉情感”“道德无对错真伪”“科学无善恶”等思想。但现实的科技发展在给人类带来益处的同时亦带来了困扰。生物科技风险、生命科技风险、核科技风险等层出不穷，对于科技应树立起辩证意识，以批判性的视角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充分认识科技所具有的风险挑战。同时，我们也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伦理审查机制，以保障科技发展的合理性和道德性。社会发展最直接的体现便是社会中人的发展。而单向度社会中的个人被科学技术所统治^[20]，成为了技术理性支配下丧失了个性与自由的人，是发展并不全面的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基于生产力巨大进步基础上的，而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则来自于科学技术的突破跃升。因此，在社会主义现阶段，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我们而言尤为重要且更加迫切，我们应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提供动力。

二   科技活动层——人文关怀的回归：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

科技创新活动作为以人为主体的活动，必然渗透着人性，因而也必然具有伦理价值属性，决不是纯粹的“价值中立”。对于科技创新活动而言，绝对不是简单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对立，而是实现两者的融合。康德关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观点体现在康德批判哲学中，价值理性涉及人生的终极意义，而工具理性则偏向于一种技术理性主义。过度强调目的而缺少解决问题的方法终将难以破解问题，过度追求手段方式而轻视方向目的也必然使自身的行为走向歧途最终无法自拔，单纯的工具理性与纯粹的价值理性都是片面极端的，对于解决实际问题都存在一定缺陷。习近平在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中强调了伦理价值的重要性，这一观点突破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对立和分离，是科技发展过程中人文关怀的复归。

科技创新要坚持向上与向善的相互统一，这是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中价值属性的体现。科技创新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能够有效促进经济的蓬勃发展，而且还可以为社会的每一个个体提供全方位的发展机遇和福祉。科技创新为经济注入了蓬勃的活力，通过不断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促进了产业的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因此，科技创新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更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为每一个个体的繁荣和发展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活力。科学无国界，科技创新应着眼于为人类社会谋求福祉，为解决整个人类社会面对的问题提供有益借鉴。但制度的规范作用并非恒定的，因此作为实践活动的科学研究既需要遵循相应的社会规范，又要注意动态调整。为此，习近平强调要构建科学系统的伦理治理制度，强化监管机构的横向联系，注意监管政策的动态变迁。同时，有关法律部门要注重引导科研人员培养善治的法律意识，以现代科技伦理风险产生原因分析为基础对现代科技进行立法，通过法律规范科研人员的法律权利和义务，使监管过程有理有据、有机衔接。通过加强对科技从研发产生到投入应用的全过程监管，把科技伦理规范贯穿到科技的研发到应用的各个环节，坚持科技创新与科技伦理治理的高度统一，实现对西方科技发展过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矛盾的超越。

三   科研职业层——合成与分解的协调：促进整体思维与个体思维的统一

科学技术价值的引导不仅要体现在社会制度层面、科技创新活动当中，更要充分地融入到科技创新职业当中。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将科技创新作为一个整体，不仅强调了科技创新制度、科技创新活动的伦理要求，而且特别突出了科技工作者整体的职业伦理追求和科技工作者在科技创造劳动中的价值追求，促进整体思维与个体思维的统一。科技创新事业作为一个整体，需要将各部分统筹起来全面推进。通过进一步优化我国科技创新事业的整体布局，充分发挥我国新型举国体制的整体效能，有利于推进科技事业发展的整体进程。科学家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元素构成，必须充分重视单个科学家职业素养的提升。个体科学家职业素养的提高直接关乎整个科研队伍质量的提高，科研榜样的树立可以为青年科研群体提供更好的方向指引。近些年来，伴随着科技创新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的出台，我国的科技创新整体效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取得了重要进展，在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了整体突破。但是，在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我国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上仍存在诸多短板，需要进一步提升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水平。核心技术的取得根本上是依靠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国家发展科技的步伐之下，必须依靠自主创新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科学”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它与“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科学在很长时间内基本上沿着与技术分离的理性道路独立发展，扮演着“神学婢女”的角色。伴随着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推进，资本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合作渐渐开启，科学技术成为资本增殖的最有效手段。正是借助于资本这一平台，科学与技术实现了相互的耦合，但在西方还原论传统中将“科学”与“技术”两个词语经常明确地区分使用。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中使用的“科技创新”一词突破了西方二分还原论的话语表达，系统整合了与科技相关的四重活动，突破了西方细分的狭隘界限，将科学、技术、工程与产业四种相互关联的内容，紧密融合在一起，在整体上实现了对科学与技术二者之间关系的把握。以创新作为共性链接贯通科学和技术，找到了科学与技术的共性交汇点，也就抓住了科学和技术紧密结合的交集和动力源，实现了对现实问题的真正破解。科学技术创新的整合凝练，并没有抹杀科学、技术活动其主体、对象、性质方面的差异性，而是在默认科学与技术活动其主体、对象、性质等差异的基础上，以问题导向来切实解决现实难题的系统综合设计。

四.   结语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中蕴含的价值伦理，为开展好科技创新工作，保障科技向善提供了重要原则遵循。其伦理内涵涉及价值引领、旨归、守护、创造四个方面，其生成图景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华传统科技观念、当代科技发展现实困境、党领导科技工作的百年经验。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从基础制度层、科技活动层、科研职业层三个方面超越了科技哲学多重思想流派的线性论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批判，以极大的系统开放性弥合了科技发明发现与科技向上向善之间的张力，为我国参与国际科技竞争、发挥创新战略优势和塑造中华民族科技文明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