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称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1]592。现有研究也表明，恩格斯的这篇早期作品深刻地影响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转向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构建^[2-7]。有学者还认为这篇经典著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意义^[8]，甚至推动了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经济学转向^[9]，因此将这篇文章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篇重要文献”^[10]。

但另一方面，学界也普遍关注到恩格斯晚年对这篇作品的消极评价。1871年恩格斯^[11]209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对《大纲》这样评价：“这篇文章已经完全过时，而且有许多不确切的地方，只会给读者造成混乱。这篇文章仅仅具有历史文件的意义。”无疑，《大纲》 作为青年恩格斯的带有论战性质的批判文章，比起《资本论》那样成熟、成体系的著作，肯定多少会显得“不确切”甚至“过时”。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引用过《大纲》的思考，以至于特雷尔·卡弗（Terrell Carver）将《大纲》视为“《资本论》第一卷的纲要”^[12]52，而且直到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对财富创造源泉的判断都可以隐约看出对《大纲》归纳的“自然与人”这两大要素的实质认同^[13]428。也就是说，处于思想成熟期的马克思仍然表现出了对《大纲》的重视，这与恩格斯自身的评价似乎显得格格不入。

实际上，这种评价张力来源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求，绝不是因为恩格斯真的觉得此文不值得发表。后来的历史证明，恩格斯仍然希望此文再次公之于众。在1890年恩格斯70寿辰的时候，《新时代》杂志就征得了恩格斯同意重新刊登了《大纲》^[14]35-37，这足以说明恩格斯反对《大纲》的重新刊出只是时机问题而不是作品本身的问题。回到恩格斯给李卜克内西的回信背景，此时恩格斯反对将《大纲》发表在19世纪70年代的《人民国家报》上，其真正用意是想要将发表机会留给更为成熟的《资本论》，而不希望《大纲》这一早期作品使得读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误会。《人民国家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的机关报，当时主要负责宣传革命。而此时马克思正在全力从事《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写作，恩格斯更希望李卜克内西刊印这些作品。李卜克内西在同一时间收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马克思^[11]208也说：“恩格斯要我转告你，他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现在只具有历史价值，因而已经不适用于实际宣传。相反，你应该从《资本论》中选登较长的片段，例如关于《原始积累》一章的片段等等 。”因此恩格斯在当时反对刊出《大纲》，实际上是为了给《资本论》腾出重要的宣传阵地，这是无比高尚的革命精神体现，后人不应该仅仅从恩格斯的只言片语出发，就断定《大纲》“过时”了，否则就是陷入了教条主义之中。

然而恩格斯这一在特定时期出于特定动机发表的言论，还是对后世学界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限制，使得大量学者专注于探索该文献“对马克思思想转变的作用”^[12]51。当前国内大多数研究也是聚焦于该文献的“历史价值”，大多进行的是文本的考据学与经济思想史研究。但如前文所述，这样的研究取向或许离恩格斯的真实意图有些遥远，或许我们需要一场研究转向，将《大纲》从晚年恩格斯在特定时期的特定评价中“解放”出来，还原恩格斯在其中流露出的超越时空的思想光辉。事实上，《大纲》的价值恰恰在于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文本，还是一个蕴含无限潜力的哲学文本。这一经典文本可以被时代“激活”，它以国民经济学的“竞争”现象作为解构国民经济学的核心线索，以“私有制和垄断”作为国民经济学的本源与生成，展现了资本主义主导下，作为经济现象的“竞争”的辩证发展规律及其内在矛盾。这些批判不仅是经济批判，更是哲学批判，关涉到马克思主义对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基本态度，还关涉其到对价值、地租、劳动等经济学概念的基本认识，更关涉到恩格斯正义理论的出场。直至今天，《大纲》的意义仍然无法被忽视。

一.   竞争：有待进一步深入考察的“核心范畴”

奥古斯特·科尔纽（Auguste Cornu）^[15]621曾评价道：“对于作为自由主义学说的主要规律的竞争的批判，是恩格斯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批判的基础。”阿·伊·马雷什（А.И.Малыщ）^[16]53也指出，“竞争是恩格斯著作中最为成熟的部分之一，更为马克思所赞同。”恩格斯在《大纲》^[17]72中明确指出：“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终究会归结为竞争。竞争是经济学家的主要范畴，是他最宠爱的女儿，他始终娇惯着和爱抚着她。”无论是对价值、地租、劳动等国民经济学范畴的批判，还是对私有制、垄断的批判，恩格斯都未离开“竞争”这条主线，可以说，“竞争”是恩格斯《大纲》一文的核心线索。

但是长期以来，“竞争”这一核心范畴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现有的研究大多仅仅将“竞争”作为《大纲》的一个部分而非主线，往往对“私有制”的关注远大于“竞争”，缺乏系统地研究《大纲》中显示出的恩格斯“竞争的哲学反思”。部分研究主要强调《大纲》中“竞争”与“价值”这两个范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恩格斯是将“竞争”作为“价值”的生成要素来看待^[18]，其意义在于批判国民经济学在价值本质界定中的效用决定论和生产费用决定论^[8]；也有学者将“价值”和“竞争”作为并列的两个范畴来看待，以“私有制”作为所有范畴的统领^[10]。另一部分研究则是从道德层面切入“竞争”，研究恩格斯对商业竞争的社会的道德批判^[19]，由此也可以引申出恩格斯的“正义观”^[9]，但这种研究仍然是将“私有制”当作文本的核心主线与研究的落脚点进行探讨^[20]。无疑，探讨恩格斯“竞争的哲学反思”绕不开“私有制”这一重要概念，“私有制”可以算是“竞争”的本源，但是“竞争的哲学反思”将会超出“私有制”，有更深层次的意蕴。有学者系统研究恩格斯关于“竞争”的论述，将其归纳为：竞争是不可阻挡的洪流、竞争的真谛是消费力对生产力的关系、竞争规律和价值规律相悖，是一种强制性的规律等^[21]。也有学者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竞争”论述进行总体研究^[22]。这些文本研究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恩格斯在《大纲》中展现的“竞争的哲学反思”。

在《大纲》中，恩格斯将竞争的规律表述为 “需求和供给始终力图互相适应，但从未有过互相适应”^[17]73-74，因此竞争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一种经济规律。恩格斯认为这一规律是自然规律，并且“这是一个产生革命的规律”^[17]74。这一判断常常被忽视，“竞争”本身之所蕴含着革命力量，是因为它的这种供求永恒存在的不均衡特性决定了主体的自我分裂。恩格斯将“主体的竞争”定义为“资本对资本、劳动对劳动的竞争等等”^[17]76。这种定义本身意味着主体充满着对立与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最终就会产生革命，也就是对未来社会的孕育。从私有制、垄断、主体矛盾等视角出发，有利于更深入地理解恩格斯文本的哲学真意。

二.   竞争的本源与互生：私有制与垄断

在《大纲》中，恩格斯考察了价值、地租、劳动等经济现象，这些研究离不开“竞争”与“私有制”两个关键词。以“价值”为例，恩格斯认为，国民经济学对价值生成持有争议的生产费用决定论和效用决定论二者共同的问题，在于没有充分将“竞争”考虑在内。实际上只要将“效用”与“生产费用”这两个范畴都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就会发现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17]65。也就是说，竞争虽然不是“价值”的决定因素，但却是“价值”的生成规律。这样的思路延续到了他对“地租”和“劳动”的分析之中。地租被定义为“自然方面和人的方面即竞争之间的相互关系”^[17]69，收入在土地、资本、劳动三者之间的分配尺度是由“竞争或者强者狡诈的权利来实现的”^[17]71。因此可以看出，“竞争”在恩格斯的认知中其实是国民经济学的一个普遍规律，它可以算是国民经济学其他关键要素的“动力因”，以普遍规律的身份发挥着对其他经济现象的统治作用。但是，“竞争”绝不是无缘由地统治着这一切，它背后存在着深刻的“本源”——“私有制”。

恩格斯指出，“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终究会归结为竞争”^[17]72。这句话反映了“私有制”相对于“竞争”的本源地位，竞争这种动力离不开私有制的形式，私有制保证了竞争的规律发挥作用。仍以“价值”为例，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这是商品交换的基础，但是“商品交换本身会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灭”^[17]72。也就是说，私有制是商品交换赖以存在的基石，更是整个商品体系的“本源”。这种分析贯彻到了恩格斯对“地租”和“劳动”等概念的批判之中：必须看到，资本与劳动的分裂本质上是劳动自身的分裂，而造成这种分裂的起始原因是私有制，土地继承等现实制度不过是私有制拓展生成的合理推论，私有制是现存不合理要素的“前提”^[17]69-71。恩格斯深刻认识到，国民经济学是“私经济学”，因为在国民经济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17]60。私有制在恩格斯对竞争的哲学反思中处于“本源”的地位，竞争作为一种规律在推动其他经济现象的发展，而这些现象的存在归根到底是以私有制为前提。

更重要的是，竞争本身也依靠私有制而存在。要充分理解这一点就必须引入“垄断”。有学者指出，《大纲》中关于竞争与垄断的分析一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占重要地位^[23]。年轻的恩格斯已经极具前瞻性地看到，“竞争必然转化为垄断，垄断又会引起竞争”^[17]73。所以竞争本身是一个蕴含着矛盾的主体，它在与对立面——“垄断”——的斗争中向前发展。恩格斯还看到了竞争“已经以垄断即所有权的垄断为前提”^[17]73。这是一个无比深刻的论断，揭示出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虚伪。竞争，看起来是鼓励多元共存，但是这一切都是以承认私有制为前提的，因为没有“占有”，就不存在“竞争”。在这里恩格斯用了很多个“垄断”，这些词隐含着两种意思。一类是作为经济现象的“垄断”，这种“垄断”是“竞争”的对立面，是由竞争所“生成”的；另外一类则是作为“私有制”的代名词，这种“垄断”则是“竞争”的基础、本源。恩格斯最有预见性的判断莫过于“垄断引起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又引起垄断；因此，二者一定都失败，而且这种困难只有在消灭了产生这二者的原则时才能消除”^[17]84，而这种原则就是“私有制”。

因此，在恩格斯对竞争的哲学反思中，他认识到“竞争”的本源是“私有制”，而“垄断”在两种意义上有着不同的地位：当“垄断”是作为“私有制”的代名词的时候，它是竞争的生成基础，但是当我们将“垄断”作为与竞争对立的经济现象的时候，它则是以“竞争”为生成基础。竞争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决定价值、地租、劳动”国民经济学要素的规律、动力，但是这些规律只有在“私有制”的形式中才能发挥作用。理顺“竞争”与“私有制”“垄断”的关系，有利于深入研究恩格斯对竞争的哲学反思的各个方面。

三.   从竞争的矛盾看恩格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恩格斯《大纲》一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贯穿始终的核心线索是“竞争”。恩格斯构建了一个这样的认识框架：私有制使得生产出现了“两次割裂”，第一次是客观世界被分为自然和人两个要素，也就是人宣告对自然的占有，这代表着人与自然的割裂；第二次是人被分为劳动和资本，也就是“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这代表着劳动与资本的割裂。但是深入到这些范畴的内部去看，会发现是“竞争”在让这些分离走向对立。无疑，私有制是这一切的基础，但是真正起到推动作用、真正让私有制“动起来”的，则是竞争。

竞争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运动中展示出了独特的辩证规律，这种辩证规律可以理解为：私有制在现实意义上造成了主体的割裂，而竞争则进一步撕裂了主体的同一性，让主体陷入无限的自我矛盾之中、不可和解。恩格斯将国民经济学称为“私经济学”，这不仅因为国民经济学以私有制为基础，更因为国民经济学将私有制的无限扩展与循环作为目标。私有制的扩展与循环不仅体现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私有制在不断地“再生产”自身，还体现在国民经济学将作为经济原则的私有制向社会关系进行拓展推理。唯有这样理解，才能认识到“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17]60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恩格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是不谋而合的，无论是福柯所批判的新自由主义还是恩格斯所批判的国民经济学，其共同点在于将人理解为一个个的各自为利的经济实体，人类社会被理解为经济社会，每个人都力图更多地占有经济资源，这种学说“把经济构架运用于各种社会现象”^[24]316-343。也正是因为国民经济学对私有制在两种意义上进行无限拓展，所以作为私有制运动规律的“竞争”才会成为贯穿国民经济学所有重要概念的核心线索，并以走向自我对立的辩证法发挥着作用。

恩格斯先是从“商业”出发，阐明竞争的辩证法的力量。恩格斯认为，私有制产生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商业”，也就是“彼此交换必需品”^[17]60。亚当·斯密力图为商业加入道德论证，用“看不见的手”来说明商业终将带来所有人的共赢和和谐。但是恩格斯认识到这种和谐背后的伪善，“滥用道德以实现不道德的意图的伪善方式就是自由贸易体系引以为豪的东西”^[17]61。恩格斯指出，在商业买卖当中，所有卖者都在竞争，所有买者也在竞争，他们都在捍卫自己的“利益”，这种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吹的竞争实际上却带来了敌对情绪的普遍化，“使得人类都变成了一群争夺相同利益的‘凶猛野兽’——‘竞争者’ ” ^[17]62-63。而这种竞争推导到极致会带来家庭的解体，因为家庭财产也是家庭成员竞争的对象。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恩格斯将私有制视为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割裂的源头，但是真正使得这种割裂变成对立、变成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是竞争。“人”不再是“社会人”，而变成了“经济理性人”，本应该是合作关系的人类被竞争关系所笼罩，并且在竞争中为了捍卫极具排他性的“利益”而进行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最终变成“凶猛野兽”。因此，国民经济学鼓吹的这种竞争实际上是伴随着对人的非人化重构，是对人的社会性的抹杀。

以对“商业”的讨论方式为基础，再进入对价值、地租、劳动的考察，则会发现竞争的辩证运动在国民经济学的体系中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恩格斯谈论的“价值”是一种“商业价值”，认为有的国民经济学家试图撇开商业价值来谈论价值，实际上是对商业的欲迎还拒。因为不谈论商业价值，就不必谈论买卖，那国民经济学就失去了灵魂。有的国民经济学家试图撇开商业价值，实际上是为了撇开竞争，但是竞争恰恰是研究价值离不开的要素，“没有竞争的商业，就是没有躯体的人，没有产生思想的大脑的思想”^[17]64。竞争无论在“生产费用”上还是在“效用”的决定上都作为规律发挥作用，但也正是因为竞争的存在，“价值”充满着撕裂感。恩格斯详细分析了“生产费用”：一般来说国民经济学认为的生产费用包括自然要素投入、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但这绝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认知。自然与人本身是作为一种统一的存在，现在却被分割开来，地租、劳动、资本变成商品生产费用的三种隔绝的要素，而竞争的加入则让这些要素从分裂进一步走向对立^[17]83，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劳动力因此都被降格为某种要素的抽象代表。资本的本性是攫取大量的利益，以追逐“无限利润”为目标，掠夺劳动者剩余价值，以“死劳动”吞噬着“活劳动”。因此资本家一方面与土地所有者展开激烈竞争，另一方面资本家内部的竞争也无止境，而资本家与劳动力争夺劳动时长、劳动强度也是这种对立的典型特征；土地所有者以地租为生存依据，而地租与资本在剩余价值方面的竞争不遗余力，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矛盾也非常尖锐；劳动者受到多方面的剥削与压迫，更陷于群体内部无止境的竞争之中，苦苦挣扎于贫困的生活。恩格斯虽然尚未成体系地提出“剩余价值”“死劳动”“活劳动”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概念，但是其分析已然包含这些思想的萌芽。因此，价值、地租、劳动都蕴含着由竞争带来的尖锐矛盾，这种矛盾本质上是把自然和人重构为某种商品要素造成的，是对人与自然的降格。

总结来看，竞争作为一种推动力，造成了私有制形式下分割开来的个体、要素的对立，矛盾的核心是“竞争”蕴含的对自然和人的降格与重构。这种降格与重构一方面是对立的原因，一方面也是对立的结果。主体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中迷失了自己：人迷失了对自然的认识、迷失了对自我的认识、迷失了对同类的认识。恩格斯认为，解决之道只有消灭私有制、对生产进行计划调控，这种激进的革命主张一方面是针对“竞争”的基础——私有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将“竞争”直接以社会计划的方式严格限制^[17]76。

四.   恩格斯对竞争的伦理反思

恩格斯在《大纲》中还涉及对竞争的伦理反思。近年来学界关于马恩的“正义观”研究很丰富，有越来越多学者认识到恩格斯的《大纲》蕴含着其正义思想的出场^[9,25]。但是此类研究仍然是将《大纲》作为经济学文本进行阅读，关注的是恩格斯对“价值”等经济概念的批判与政治经济学转向。无疑，这种批判与转向是重要的，也是恩格斯正义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将“竞争”这一核心范畴纳入考量可以更好地理解恩格斯的正义思想。

恩格斯对竞争的道德反思从动机、现实结果和理论结果三方面展开，因而恩格斯的正义观可以理解为一种兼具动机与结果、理论与现实的“公共正义观”。

从竞争的动机来看，恩格斯认识到国民经济学家所鼓吹的竞争是一种披着“互利”外衣的“自利”行为。亚当·斯密以“自由交换是人的本性”作为商业竞争的人性基础，又用“看不见的手”预设了商业竞争的互利共赢，但是这种道德的话语背后隐藏着追逐利润的实际动机，恩格斯^[17]62批判道：“你们减少了战争次数，以便在和平时期赚更多的钱，以便使各个人之间的敌视、可耻的竞争战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里，恩格斯将“竞争”比喻为“战争”，指出国民经济学家的伪善。他们宣扬通过商业竞争可以达到和平共赢，但是其真正动机在于牟利。竞争越是激烈，大资本越是能够有更多的盈利机会。

国民经济学将一切社会关系的目标转化为私有制，这样一来所有行为的自利动机就被合理化，甚至不惜伪善地披上“互利”外衣。与此相对，恩格斯一方面以私有制作为批判对象，另一方面深入挖掘竞争鼓吹者的“损人利己”动机。于是他对竞争的批判从两个方面展现了出来：首先，从经济思想发展史来看，重商主义向自由贸易的思想转变看起来是因为人们相信“竞争”将带来和平共赢，但实际上这只是国民经济学展现出的伪善的博爱^[17]57-58。即为了让资本更合理、更不受阻碍地统治人民，“竞争”被宣扬开来。因为当国家的重商主义政策被打破之后，世界的普遍竞争将带来对大资本更有利的结果。恩格斯提醒人们要看到私有制前后一贯的统治性，认识到这种不道德性、认识到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其次，从竞争与垄断的辩证关系来看，看起来国民经济学家所宣扬的竞争是反对垄断的道德号召，但实际上竞争一方面以所有权的垄断即私有制为前提，另一方面掩盖了竞争者力图获取垄断地位的本性，即“竞争建立在利益基础上，而利益又引起垄断”^[17]73。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学家试图造就一个各自为战的竞争状态，让人们以为这种状态就是永久和平的均衡，但其实这种状态由于其自利的动机设置而必将导向的更残忍的战争。这种战争还被披上合理的外衣，使得绝大多数竞争失败者一无所有，而少部分本身就具有绝对优势的竞争者则在现实中和道义上都占据统治地位。

从竞争的现实结果来看，恩格斯批判了竞争带来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对立，并造成了劳动者的悲惨处境。在人与自然的对立方面，国民经济学以竞争理论来论证提高土地价格的合理性，由此加强对劳动者的掠夺，最终导致贫者无立锥之地。恩格斯反思这种人与自然对立的不道德性，指出“土地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生存的首要条件；出卖土地，就是走向自我出卖的最后一步；这无论过去或直至今日都是这样一种不道德”^[17]70。也就是说，竞争带来的自然的商品化意味着将自然与人割裂开来，这是走向人的自我割裂的最后一步。恩格斯还认识到，竞争使得资本与资本、劳动与劳动、土地占有与土地占有对立起来，同样又使这些要素中的每一个要素与其他两个要素对立起来。在这种对立中，劳动者处于最弱势的地位，“劳动得到的仅仅是最必需的东西，仅仅是一点点生活资料，而大部分产品则为资本和土地占有所得”^[17]83。这种现实状况无疑是不道德的，不仅是因为它造成了最广大人民的贫困，而且在于它造成了作为整体的“人”的对立，“竞争贯穿在我们的全部生活关系中，造成了人们今日所处的相互奴役状况”^[17]84。“人”本身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但是在资本主义统治下，“人”却进行着剧烈的分化甚至是极化。富人与穷人的差距很大，而这种差距被现实竞争制度凝固在人类秩序之下，并且不断扩大。“人”不断地自我丧失，“死劳动”在统治着“活劳动”，资本在吞噬着“人”。

从竞争的理论结果来看，恩格斯批判了竞争带来的对“人”的降格，尤其是对人的非人化认知。国民经济学将竞争推导到极致，就产生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种学说。人口论断言人口固有的繁衍超出可支配生活资料的倾向，是一切贫困和罪恶的原因，因此解决方案就是消灭部分人口。对这种自由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最好概括的莫过于福柯，即把人的“生物本性”视为是市场自由主义的逻辑起点^[26]。恩格斯一方面称之为“卑鄙无耻的学说，对自然和人类的恶毒污蔑”；另一方面则表示，人口论侧面展现了竞争的恶果，“竞争被证明是贫困、穷苦、犯罪的原因”^[17]79。恩格斯认识到这种学说其实是将人降格为商品，人被套入了“供给−需求”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竞争”在这一框架下发挥规律作用得出必须“消灭人口”的结论，而解决之道只有激进的革命，“这一切都促使我们要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消灭这种人类堕落”^[17]82。除了人口论，恩格斯还预见了“竞争”被用于国民经济学分析框架带来的去道德化后果，即犯罪行为被套上供给与需求的框架，原本应当被道德所分析的领域而今被经济学的竞争规律所替代^[17]85。这样一来其实意味着人类对自身行为放弃了道德的判断，走向了更深的堕落。恩格斯的这一判断是极具预见性的，因为这不仅仅是英国国民经济学的分析方式，更在后世的美国新自由主义当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24]316-343，资本主义统治下的经济学具有的将人非人格化的倾向正是恩格斯所竭力反对的。

恩格斯在对竞争的现实结果反思中，展现出对“共同体”的追求。他强调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强调人与人之间应当成为一个整体，更强调“人”本身不应当被降格为要素、商品、动物或机器。这种对共同体的追求，使得他的正义观带有早期共产主义萌芽的色彩。他激进地倡导消灭私有制，正是为了让“人”这个整体的不断自我竞争与内耗消失，让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对立能够消失，让“人”复归自身，成为一个真正的和谐共同体。我们可以恰当地将恩格斯在《大纲》中展现的正义观出场视为一种“公共正义观”，这一正义观以反对损人利己的伪善私欲为基础，以“共同体”的复归为追求，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整体和谐，批判竞争造成的人的对立与降格。

五.   结论与展望

以“竞争”为核心线索对恩格斯《大纲》一文进行重构，可以深入理解恩格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思路与价值取向。恩格斯贯穿全文的核心思路是对竞争的批判。他揭示了竞争是如何让私有制“运动”起来，并最终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对立；也揭示了竞争与垄断的生成关系，揭露了国民经济学的伪善；还反思了竞争带来的道德问题，深入抨击了“私经济学”对人的对立与非人化降格。

恩格斯在批判之中也蕴含着建构的潜力。《大纲》中对于私有制的批判，向前一步就是社会主义理想的萌芽；《大纲》中对于国民经济学的抨击，恰恰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构建思路；大纲中对于竞争道德的反思，恰恰就导向了公共正义观的出场。因此，恩格斯的《大纲》至今读来仍有深刻的意义，这一批判性文本蕴含着建设性价值，“竞争”是我们认识和批判国民经济学、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一种合理切入视角，《大纲》蕴含的理论潜力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除了理论方面的价值，《大纲》也蕴含着现实改造的力量。正如马克思在同一时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7]17。我们要看到“竞争的哲学反思”蕴含的现实启发意义：

第一，从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来看，恩格斯揭示了资本无序扩张带来的对劳动人民的压迫与剥削。资本与资本之间恶性竞争往往导致劳动者的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而正是因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竞争，“人”这一公共整体才在当代展现出分裂与矛盾。资本主义国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因为其统治阶级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核心利益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中国与之不同，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正逐步建立健全市场监管机制，将资本规制于合理的范围内，让资本发挥有益作用，并切实保障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今“竞争”仍然存在，但是这种“竞争”决不能、也不会成为少数人的牟利工具，而会为全国人民共同富裕、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动力。

第二，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恩格斯揭示了土地垄断的危害与不道德性，揭示了人与自然密不可分的整全性。一方面，自然和人本身是一个有机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任何破坏人生存环境的不可持续发展行为都是在道德上有缺陷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警惕土地被非法市场化，这样造成的垄断不仅危害社会公正，还威胁国家安全、破坏民众生活。必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严厉打击土地非法使用，切实保障人民居住和用地自由。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竞争”控制在合理的范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之处，坚持新发展理念是我们朝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重要支撑。

《大纲》这一经典文本蕴含着无限的哲学潜力，而今读来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深入理解经典文献的基础上从经典文献中读出新东西、服务于时代，这同时也要求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朝向更高的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