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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历史演进、内在理路与当代启示

贺新元 刘弘雨

贺新元, 刘弘雨. 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历史演进、内在理路与当代启示[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1(5): 11-22.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5050108
引用本文: 贺新元, 刘弘雨. 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历史演进、内在理路与当代启示[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1(5): 11-22.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5050108
HE Xinyuan, LIU Hongyu.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Internal Rationale and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of the Cultural Leadership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5, 41(5): 11-22.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5050108
Citation: HE Xinyuan, LIU Hongyu.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Internal Rationale and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of the Cultural Leadership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5, 41(5): 11-22.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5050108

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历史演进、内在理路与当代启示—基于对待传统文化的视角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5050108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智库基础课题“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历史与前瞻”(编号:ZKJC240107);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大创新项目“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若干理论问题研究”(编号:2023YZD035)。
详细信息
    作者简介:

    贺新元(1970—),男,江西永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博士生导师

    刘弘雨(2004—),男,云南红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研究助理

  • 中图分类号: G120; D25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Internal Rationale and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of the Cultural Leadership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ea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 摘要: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总结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洞察时代发展大势基础上提出的一个重大的标识性政治话语。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内源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规制,根植于传统文化所赋予的历史合法性与价值凝聚力,引领着中华文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前进方向。基于对待传统文化的视角,总览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夺取、确立、巩固、加强文化领导权的演进过程,洞悉党建设文化领导权所体现的内在理路,全面把握领导主体、领导对象、领导内容、领导目标以及保障力量等一以贯之的文化领导权建设体系,才能将这一大政治优势转化为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大最优效能,引领好中华文明迈向现代化、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从党推进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百余年进程中总结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更好地筑牢主阵地、巩固主体性、唱响主旋律、培养主力军,不断巩固和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不断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这一命题的提出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中的历史自信与历史主动。习近平[1]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谈到如何守正时着重强调:“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本质上,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关涉文化主体性的问题,二者不可分割。任何一个政党要确证自身的文化主体性,要拥有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要掌握强大的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必然需要根植于本民族的历史传统、需要站稳本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立场。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的文化领导权建设是形塑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历史过程,更是引领中华民族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党对待传统文化的认识日益清晰、态度日益科学,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解日益深刻、体认日益自觉,自身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就拥有了日益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日益广泛坚定的价值认同。同时党又在主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和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使二者深相结合并良性互动,不断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断引领中华文明从传统走向现代,不断推动中华民族旧邦新命的接续实现。显然,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必然地成为确立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核心议题和二者的有机结合点。基于此,从党对待传统文化的视角出发,梳理不同时期党建设文化领导权的历史脉络,总结提炼贯穿其中的内在逻辑,洞悉党百余年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有助于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接续开创文化领导权建设和文化主体性巩固的新局面。

    马克思[2]585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每一个政党要彻底地掌握领导权,带领人民创造历史,必然无法脱离本民族最深层的历史文化根基,必然需要掌握以塑造文化认同为旨归的文化领导权。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把“魂脉”和“根脉”贯通于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不断巩固和加强文化领导权这一大政治优势,从而更好地领导中华民族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不断赋予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生机活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逐步明确提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重大政治命题:2018年8月21日至22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提出的“九个坚持”将“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3]置于首位;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指明文化建设方面的“十四个强调”,第一个“强调”即“强调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1],并正式提出“党的文化领导权”概念;2023年10月7日至8日,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七个着力”的要求,并将“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4]置于首位。可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鲜明的特征、最重要的内容,彰显着党以高度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把握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的深刻规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全新向度,洞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的前进方向。这一命题的提出内在凸显引领中华文化发展与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辩证统一性。

    传统文化是民族和国家的灵魂,能在历史纵深中奠定政党文化领导权的合法性权威,形塑政党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5]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要到其历史文化中寻找。一个政党要掌握国家的领导权和树立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必须寻求人们对它的文化认同,必须回答好“我们是谁”的本源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源自这一民族的文化生命,源自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文化力量。政党如何对待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决定了它能否以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建构起自身的文化领导权,确立和巩固执政根基。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始终将确立、巩固和加强文化领导权,不断强化群众的文化认同作为自身的重要使命。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放弃党的文化领导权而搞文化多元化,这是血的教训。以苏为鉴,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和坚定实践者,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百余年来,党领导广大群众不断推进“两个结合”,守好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以此形塑自身的精神血脉,为巩固和加强文化领导权、确立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提供历史合法性与价值凝聚力。在代代接续的探索下,党确立了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摒弃“文化复古主义”“全盘西化论”“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认知,探析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有力保证自身的文化领导权不变质、不变味、不变色。

    坚强有力的文化领导权,是确保无产阶级先进文化占领阵地、推动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型的支撑保障。马克思[2]292强调:“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掌握文化领导权的过程实质是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转变为整个社会“普遍利益”的意识形态斗争过程。无产阶级政党要获得文化领导权,必须推翻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以确证自身在文化领域的领导主体属性。也只有当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文化领导权时,文化才能真正成为广大无产阶级的文化,我们要“到哪里去”的追问才能得到落地生根的回响。为此,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6]77,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建构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建立并“保卫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7]251,让无产阶级先进文化“灌输”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之中,以捍卫执政的文化和群众根基。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下,要让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进入人民的头脑,必须处理好其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张力问题。百余年来的实践证明,党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正确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规律,努力引导广大群众从根本上认同这两种文化,在二者的深相结合中不断探寻中华文明走向现代的道路。这条道路固然指向历史必然的趋势,但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一劳永逸。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加强文化领导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党不仅深刻洞悉了这一历史必然性,更以无比强大的文化领导力、凝聚力、组织力、执行力,推动人民群众的向心力不断强化,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根基巩固,引领中华文化实现赓续创新,避免走上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不归路。

    失去传统,领导权将成无根浮萍;放弃领导权,文化必陷无序混乱。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难以避免与传统文化及其传承发生矛盾,因此必然有一个不断磨合交互的过程”[8]。百余年来,党领导人民坚持探索、不断印证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性”,对自身文化领导权的把握日益自觉、日益主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日益科学、日益坚定。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标志着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同时也意味着党对巩固自身文化领导权的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在当下,习近平文化思想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既是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之意,亦是守好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的必然要求。这表明党在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绝对不与优秀传统文化相割裂,而是力求在文化延续性与现代化变革的有机结合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创造出面向未来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必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推动中国文化实现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全新文化形态,必将成为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生命和动力源泉。

    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文化领导权建设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始终在场。立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四大历史语境,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的历史演进分为四个阶段:正本清源、破旧立新、改革反思及守正创新,并在这四个不同阶段经历夺取、确立、巩固、加强文化领导权的历史发展轨迹。

    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以来,中国历史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战线上夺取领导权与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紧密配合。出于推翻封建统治的迫切需要,党聚焦于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历史任务,采取“以‘破’为主的辩证否定”[9]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正如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必须“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293。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下,只有与传统文化所包含的旧意识形态的彻底“决裂”,实现正本清源,党才能在此基础上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性内核,推动构建新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夺取文化领导权提供必要的历史合法性与群众凝聚力。

    其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着文化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斗争”[10]232,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总体上表现得较为激烈。传统文化背后的封建礼教、尊卑观念等思想是阻碍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拦路虎、绊脚石,必然成为批判对象。李大钊将孔教视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含混无界之辞”[11]242。1923年出台的《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强调要“反对宗法社会之旧教义”[12]590。只有破除封建意识形态对人民群众的荼毒,才能更好地“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之转化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自觉。1923年著名的“科玄论战”爆发,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深度参与其中,主张建立“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13]433,并将论战引向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俄国革命。其根本目的在于清扫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占领文化阵地。值得一提的是,党早期从未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李大钊曾主张对儒学有选择地继承,指出“孔子之道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则,斥之”[11]245。概言之,党在早期主张以无产阶级的文化取代一切封建糟粕思想,明确“为着文化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斗争”[10]232的阶段性目标,开展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从而大力推进整体性社会革命斗争,夺取全方面的领导权。

    其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14]698,尝试理性对待传统文化。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紧侵略,“三座大山”带来的苦难日益深重,封建奴化思想毒害着广大群众。在这一背景下,党明晰“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5]682,并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已然生发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萌芽,旨在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更好地团结各族人民。1938年,毛泽东[14]534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进而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阐述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即“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14]707。张闻天也强调“新文化不是旧文化的全盘否定,而是旧文化的真正‘发扬光大’”[16]41。此时,党已深刻认识到要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使之在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过程中“化”为自身文化领导权的合法性来源与凝聚人心的重要纽带。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出台《关于保存历史文献及古迹文物的通告》(1939年)、《中央关于注意爱护古迹的指示》(1946年)、《关于文物古迹征集管理问题的规定》(1948年)等一系列关于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文件法规,标识着党在实践中坚持以“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14]705文化建设,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深相结合,“改造”和创造“新内容”[17]855,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14]706。这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初步建构中华民族意识”[18],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夺取抗战胜利铸牢了精神根基。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全国执政,面临着如何确立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新中国的文化建设道路究竟何去何从等历史难题。这一时期,党把“延安时期形成的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和态度基本上延续下来”[19],但批判传统文化的一面仍占据强势地位。如何理性对待传统文化,进一步确证自身文化领导权的价值合法性,党领导人民在巩固政权的实践中经历了一个曲折探索的过程。

    其一,在确立意识形态的一元指导地位基础上批判继承传统文化,掌握主导性的精神力量。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后,急需在意识形态领域巩固领导权。1949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20]285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这一规定承继前一时期对待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表明要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部分以服务好人民群众。1956年,毛泽东提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文化建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21]54,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指明方向,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正如周恩来[22]583所言,“现在新文化已占住了阵地,我们就有必要回过头来肯定历史文化中一些积极的东西。”确立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后,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实现与旧意识形态的彻底决裂。基于此,党重新审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从而确保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和对精神文化力量的掌握,巩固新生政权。

    其二,在“左倾”错误影响下以极端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但不曾动摇党的文化领导权。1958年3月,陈伯达作了题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毛泽东予以肯定。“厚今薄古”本是希望达成“古为今用”,但在“左倾”影响下被曲解,批判传统文化之风盛行,导致文化建设出现一系列混乱。但需要注意,党从未放弃过文化领导权,始终主张“社会主义的文化,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服务”[23]。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在阶级斗争的阴霾下,打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旗号,党和群众对和无产阶级思想对立的旧思想旧文化的批判愈演愈烈。为着建立无产阶级对文化战线的牢固的领导权,“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遭到‘横扫’,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19] 这一激烈的否定态度,阻碍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迟滞了中国文化建设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党对文化主体性的确立。

    “文革”结束后,党极力扭转“左”的错误影响,对待传统文化转向“以‘立’为主的辩证肯定”[9]立场,重新焕发中华文化的生机活力。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仅引领广大群众在物质层面大力发展生产力,也强调在精神层面解放群众,使之在文化观念上真正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涵养深沉而持久的文化自信。

    其一,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进一步建设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24]337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指出:“由于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就认为可以去宣扬资本主义的思想,也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党始终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原则,明确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能与资本主义“并轨”,也不能重蹈封建主义的“覆辙”。1990年1月,李瑞环[25]863在题为《关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若干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既要看到文化遗产的阶级性、时代性,又要重视它的继承性和借鉴性。”2001年出台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26]4。2006年出台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27]45,并制定具体措施。自改革开放以来,党颁布的相关政策文件明显增多,坚决肃清封建主义影响,且高频提及“继承”“传承”等词,对文化“创新”也予以重视。可见,党在与封建糟粕决裂的基础上主张先“继承”后“创新”,有步骤地推动群众文化观念的变革,有步骤地强化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自信,有步骤地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以稳步巩固文化领导权,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的思想保障和精神支撑。

    其二,加强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与时俱进地处理传统文化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正确方向,稳步调整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强调“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24]335。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一系列严峻考验面前成功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各部门的领导权”[28]1646,并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高到国家治理的高度,提倡大力弘扬“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指明“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29]658。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提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动权”[30]527,进一步丰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主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中华文化发展,强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31]27。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中愈发坚定地以科学的态度摒弃落后思想、萃取时代精华,逐步成长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明确提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重大政治命题,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摆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突出位置。新征程上,党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理论,突出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地位,保证新时代新的文化建设根基稳固;创立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新时代新的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创新创造活力,从而科学回答了“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何以存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如何保证思想精神文化领域的长治久安”的时代命题。

    其一,突出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地位,在根本上夯实党的文化领导权地位。坚持和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本质上是坚持和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明确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32]这一论断,要求“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33]86,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34]10,这些重要论述为夯实党的文化领导权地位指明了方向。在当下,互联网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无疑是党建设文化领导权和推动传统文化“两创”的重要阵地。正如习近平[35]453指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新时代以来,党一以贯之地强化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凸显“以立为本、立破并举”[3]的辩证法原则。既强调“立得住”,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此基础上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升华,凭借新形式、新表达、新亮点在网络空间中“出圈出彩”,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不断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也要求“破得好”,在管网治网上出重拳、亮利剑,并在网上阵地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以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进的思想基础。

    其二,创立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提供思想遵循。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主动担负文化使命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坚守“魂脉”和“根脉”、不断推进“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其不仅鲜明标识着党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理论创新的高度自觉,更有力巩固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领导力量。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主体性的两个不同方面”[36],二者具有高度契合性并相互成就。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1]等精华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呼相应,二者的紧密结合推动党领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中华文化主体性不断巩固。另一方面,“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领导权这一问题认识最为清醒、行动最为自觉的生动体现,表明党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领导核心,彰显党领导人民群众推进文化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根本引领,全面铺就了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基本框架和整体布局,既大力推动中华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又为马克思主义焕发新的时代生机描绘中国底色,“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新的觉悟、新的认识高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强烈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37]

    其三,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为创新党的文化领导权进路指明前进方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有底气、越来越有自信推进文化领导权建设。这一底气与自信深植于党改革创新的动力源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强调要“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等[38]32-34,充分彰显着党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自觉体认和能动建构,使自身文化领导权的实现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更为可靠深厚的群众支持。党始终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新时代以来坚持把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作为中心环节,更加突出在守正基础之上对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2014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7年)、《“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2022年)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以战略性、引领性改革举措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愈发强调站在主体性的立场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以文化领导权之“正”保障中华民族以文化主体性姿态创“新”。

    中国共产党在逐步夺取、确立、巩固、加强文化领导权的历史过程中,有着清晰的内在逻辑理路。全面把握领导主体、领导对象、领导内容、领导目标以及保障力量等一以贯之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内在逻辑理路,有助于将党的这一政治优势转化为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最大最优效能。

    “谁来领导”和“为谁领导”的问题是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首要命题。葛兰西[39]161认为一个阶级必须通过“政治和思想意识斗争”掌握领导权,并且得到其联盟中“其他阶级”的广泛认同。立足中国具体实际,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始终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立场,既明确党是文化建设的领导力量,也强调人民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意志有机统一起来,确保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方向不变、性质不变、底色不变。

    毋庸置疑,在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道路上,党和人民始终是命运共同体,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统一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文化建设的领导核心,文化事业贯彻党性原则。党百余年来文化领导权的建构彰显鲜明的“文化党性原则”[40],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着力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形塑引领历史前进的文化力量。党在领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深刻把握传统文化走向现代的历史必然性,致力于贯通融合“魂脉”与“根脉”,使之凝结为强大的主流意识形态并深入人心,不断夯实广大群众对政党的文化认同基础,推动广大群众日益紧密团结在党的领导下,确保党始终成为引领文化发展的“中流砥柱”。另一方面,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尤为凸显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生动体现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文化领导权的原则性问题,人民至上是党在历史长河中的坚定回答。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秉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不断探索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力求激发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牢牢把握各族人民的“精神命脉”[41],建设好各族人民的“共有精神家园”,从而不断巩固和强化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支撑起从历史走向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领导什么”体现政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核心任务。文化领导权的本质不是霸权,而是意识形态领导权,对文化发展道路起着决定性作用,确保执政党掌握“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42]550。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成为百年大党的成功密码之一,也是党建设文化领导权始终放在第一位的战略任务。毛泽东[43]153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在探索对待传统文化的实践中,党的首要任务就是清扫旧意识形态,进而以中华文化的精华内核涵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

    中国共产党要让无产阶级先进文化彻底地“击中”中国“人民的园地”,必须与传统文化包含的旧意识形态彻底地“决裂”。因此,党自建立伊始就坚决地反抗封建意识形态,通过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剔除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发挥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争夺并最终确立文化领导权,建构起新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在此基础上,党以高度的历史自觉与使命担当带领人民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融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以不断巩固和加强文化领导权。新时代以来,党强调“守正”首先就是要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之“正”。这实质上指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相结合,必须服务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正因如此,党日益重视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合理因素,并加以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之充分地融入意识形态建设之中,更好地引领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形成高度认同,从而巩固和提升自身文化领导权的建构能力。

    “为何领导”指明党坚持和加强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目标方向。任何政党文化领导权的获得,都必须争取广大民众在思想文化上对它的支持和拥护。能否解决好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直接关系到群众能否自觉形成对政党的文化认同。党在建设文化领导权的进程中始终聚焦于解决文化领域的主要矛盾,最为根本的就是处理好“对中华传统文化继承与变革的矛盾”[44]。只有解决好我们自身的这一矛盾,才能延展至世界历史维度“处理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冲突矛盾”[44]。在准确把握文化领域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党领导人民群众逐步确立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实现从辩证否定到辩证肯定、从斗争到建设的历史嬗变,接续推动文化建设的发展繁荣。

    在百余年的实践中,党从未放弃过自身的文化领导权这一根基所在,始终领导着人民群众探索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道路。早期共产党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采取“斗争”的主要形式,强调以“破”为主,优先批判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吸收精华成分为辅。这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具有合理性与必然性,不与旧意识形态彻底地决裂,就不能使传统文化成为党文化领导权生根壮大的沃土。但这样的倾向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传统文化优秀部分的发掘、转化与弘扬。伴随着时代主题、历史任务、实践要求的转变,党在曲折探索中转向以“建设”为基调领导文化建设,对待传统文化逐渐转向肯定性的立场,强调以“立”为本,力求取其精华服务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充分彰显着党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更加充实的底气、更加高度的自信守好中华文化主体性之正,不断巩固自身执政地位和群众基础,领导建设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如何保障”是关乎文化领导权落地生根的关键问题。一百多年来,党的发展壮大与全面细致、具体落实、卓有成效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逐渐成长为具有高度文化自信的强大政党,打造出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他们承担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的使命和任务,紧密联系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形成强大合力,守好建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阵地,无疑是党确立和巩固文化领导权的坚强战斗堡垒。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筑牢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坚持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肃清封建主义的遗毒,抢占意识形态制高点,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在落实传统文化工作的过程中,不仅仅是“一个雄辩者”,更担任“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45]5。一方面,他们坚决地否定“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旧文化”,拿起批评的武器,展开宣传思想文化的论战,遏止“复古主义”抬头,也扬起了宣传的号角,大力传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广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守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另一方面,他们是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捍卫党的文化领导权的英勇战士,始终将为党为民放在第一位,通过书籍、新闻、文艺等载体,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影响群众思想。同时他们也在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努力凝聚广大群众的力量,增强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鼓舞各族人民自觉维护党的文化领导权,主动推动中华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回望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的发展历程,虽然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探索实践中走过弯路,但在文化领导权上从来没有含糊过。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由否定转向肯定、由批判转向继承、由阙失转向新生,一步一步走向科学、成熟、完善。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总结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于如何更好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以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引领中华文明的真正复兴,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34]67强调:“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增强阵地意识。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阵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依托。坚持和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最根本的是要把意识形态阵地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打牢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根基。一是要确保我们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贯彻党对文化事业领导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确保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下,我们应当坚持、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以“两个巩固”“九个坚持”“十四个强调”“七个着力”为重要抓手,确保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和体现到包括传统文化工作在内的文化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二是要全面增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党牢牢掌握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各个环节进行管理的职责与权力,高度重视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张力问题。党必须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明确谁主管谁负责、谁主办谁负责,铸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既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以儒代马论”“以马废儒论”等错误思潮,肃清封建残余,激浊扬清、正本清源;又要在激流波荡的斗争中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引领人民群众赓续传承和创新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三是要切实加强党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科学对待传统文化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占领社会主义文化阵地,用中国话语阐述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不断增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坚持和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建构好“话语”这一掌握群众的意识形态载体,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精华,站稳网上网下阵地,在质和量上改善话语供给、丰富话语内涵、创新话语表达,赋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产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从而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说服力、感染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46]426党在领导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从未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而是始终坚持“以我为主”,充分发挥文化主体性,努力探索贯通“魂脉”与“根脉”以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道路。这对当下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其一,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审视中华传统文化。我们必须坚持在“两个结合”的指引下,深刻洞悉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消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让中华文化真正立得住、行得远。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必须牢牢地站稳中华文化的立场,全面理解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创造的璀璨文明,客观评价历史传统、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厚植对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深层次的认同与自信。其二,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要以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党在加强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应注重吸收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精神品质、价值追求等独特创造,赋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时代化的丰富内涵,让马克思主义真正接上中国的“地气”,凸显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与时俱进的发展中,更好地指导广大群众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在实践创造中深化文化创造,越来越彰显中华民族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文化自信,以文化战略“软实力”筑牢文化领导“软权力”,有效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行稳健远。其三,进一步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一以贯之地制定正确的传统文化政策。制定正确的传统文化政策既是党建设文化领导权的具象表达,更是当下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继续发扬这一政治优势,制定正确的传统文化政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建设具有更加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精神支柱。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来源于人民,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党的文化及文化领导权建设,既根植于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文化实践,也始终坚持服务于人民的价值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以贯之。其一,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应当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科学回答“为了谁”的问题。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底色,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最大限度激发全社会朝着共同目标奋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47]。党以科学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旨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中华文化中提炼出更加浅显易懂的话语,以更加“接地气”的本土化叙事讲人民听得懂、做得到的理论政策,使抽象的价值观念具体化和形象化,为亿万人民鼓与呼,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其二,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应当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科学回答“依靠谁”的问题。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主体和文化建设主体,一切历史成就归根到底是人民创造的。因此,党在推进文化领导权建设的过程中要深入群众的文化生活当中,大兴调查研究,积极调动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活力,结合新时代大背景和鲜活生活故事辩证扬弃传统文化,激活优秀传统文化因子的生命力,探索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其三,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应当坚持人民标准,科学回答“由谁评判”的问题。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必须坚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将人民认可不认可、满意不满意作为最高标准。探索传统文化走向现代的发展道路也必须坚持人民标准,建设成效由人民来评判,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自觉体认与主动建设中为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

    党的文化领导权的落实,必须打造出一支可靠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作为推进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主力军,这支队伍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扎根人民群众,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编织起文化建设的组织网络,让传统文化政策落地真正实起来。其一,建强工作队伍,政治过硬是第一位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首要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政治过硬是根本素质。干部人才必须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确保政治立场坚定、政治方向正确、政治原则坚守、政治道路正确,把肃清封建残余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结合起来,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共识、激发力量,进一步丰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其二,建强工作队伍,提升修养是最要紧的。建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必须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以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党性修养。要在干部教育培训中深入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48]10,确保干部自觉坚守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从政之道,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不断增强履职本领,始终忠于党和人民的文化事业。其三,建强工作队伍,求实创新是最核心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既要坚守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当战士”[34]86,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党的文化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也要拥有改革创新的勇气,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牢牢掌握思想舆论阵地的主动权、主导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全新的话语表达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广开来,在潜移默化中占领意识形态制高点。

    由大历史观之,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与坚持和巩固自身的文化领导权密不可分,而党在领导文化建设中取得的一切成就都离不开对待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深深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深相融合所赋予的历史合法性与价值凝聚力。透视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和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逻辑共生,其绝非静态的交叉互嵌,而是动态的交融演进,彰显着中华文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辩证法。党在自觉领导文化建设的进程中,确立了对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不止着眼于对文明的“传承”,更上升至“创新”的高度,奋力追寻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目标旨归。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本”,更是“新”,是在不断地返本开新。唯有在坚守本根的基础上才能萌生现代性枝条,进而培育出根基稳固、与时俱进、焕发生机、荫蔽全球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和新的文明形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在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激活传统文化的创新潜能、不断开辟传统文化的创新空间、不断创造传统文化的创新形态,从而不断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党所坚守的“正”,永远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涅槃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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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稿日期:  2025-01-26
  • 刊出日期:  2025-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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