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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的世界观方法论

吴文新 肖卿

吴文新, 肖卿. 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的世界观方法论[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1(5): 48-58.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5050063
引用本文: 吴文新, 肖卿. 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的世界观方法论[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1(5): 48-58.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5050063
WU Wenxin, XIAO Qing. The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n Upholdin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ing New Ground[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5, 41(5): 48-58.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5050063
Citation: WU Wenxin, XIAO Qing. The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n Upholdin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ing New Ground[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5, 41(5): 48-58.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5050063

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的世界观方法论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505006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公道民本:中华文明与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编号:21FKSB045);国家重大项目“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时代背景与现实途径研究”(编号:23ZDA082)。
详细信息
    作者简介:

    吴文新(1966—),男,山西平陆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肖卿(1985—),女,山东济南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 中图分类号: NO31

The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n Upholdin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ing New Ground

  • 摘要: 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就是要守中医药精华和发展规律之正,创中医药活力和更好疗效之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提出的“六个必须坚持”世界观方法论为回应时代、实现破圈、推动中医药守正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遵循和实践指南,具体表现在: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的世界观主要是人民创造中医药文化的中医史观、普遍联系的系统整体观和民胞物与的“天下观”;其价值观主要是坚持人民至上守护人民健康,自信自立传承发展中医药文化,胸怀天下助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其方法论原则主要是坚持自信自立以确立自己的质量标准和独立发展规划,坚持问题导向破解制约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的种种难题,坚持系统观念制定发展战略、改革治理体系、发掘中医药独特诊疗优势,由此开创发展新局面。

     

  •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1],以此为理论基础衍生出了包括中医药和中医诊疗技术以及养生康复等手段、方式在内的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深邃的哲学智慧构筑了独具特色的健康观和疾病观,展现了深厚的哲学底蕴与丰富的人文情怀,长期以来护佑着中华民族,传承着中华文明,彰显着中华文化的自信。然而,随着现代科技发展与全球医疗格局的深刻变革,中医药文化在价值认同、理论范式、话语方式、临床实践、教育传承及国际传播等方面遭遇了多重困境:既要面对西方医学体系的挑战与质疑,也需应对社会认知断层和现代评价标准的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唯有在坚守中医药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的理论表达和实践模式,才有助于中医药文化破除学科壁垒和思想桎梏,实现跨学科、跨文化的有效对话与价值重塑,也才能激活其自身的现代生命力,把中医药这份宝贵的文化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真正造福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身心健康。对此,我们认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我们推动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提供了深刻启迪,为摆脱困境、破除壁垒、开创中医药文化发展的新局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遵循和实践指南。

    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进。中医药文化在数千年发展中不断谱写守正与创新的历史。如今,站在新时代的转折点,中医药文化如何在“困境”中突破形式桎梏、激活内容精髓,实现自我革新与价值认同是亟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2]16-17正确认识中医药文化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发展挑战,梳理和重构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的理论内涵,明确其世界观方法论的学理基础,积极回应时代之问,赋予古老医学新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

    面对全球化、科技革命和健康观念的深刻变革,中医药文化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遭遇严峻的结构性困境。唯有守正创新,以文明自觉重构中医药的现代性表达,回应现代社会的多元需求,实现“破圈”发展,成为中医药文化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时代命题。

    其一,回应医学现代化、科技赋能的时代浪潮。面对时代浪潮,中医药文化必须守正创新,实现从传统经验体系向现代科学话语的有效转化。中医药文化独特的整体观、系统思维和辨证论治等核心理念是其文化自信的根基,但在现代医学强调还原论与询证标准的语境下,长期面临“中医科学性之辩”困扰、标准化困境及国际话语权的挑战。比如,由于中医药界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可量化的评估体系,导致中医药的科学研究与实践应用难以获得广泛认可和推广;由于西医循证医学范式的强势主导,进一步挤压中医诊疗的生存空间;又由于AI辅助诊疗系统的算法多基于西医病例模式,使得对中医“同病异治”逻辑的识别准确率不高;资本驱动下的“伪创新”技术导致中药材和饮片抽检合格率不高,偏离“三补三泻”配伍原则等等。

    其二,应对全球化与文化认同危机的时代命题。在全球文化博弈中,西方医学范式主导的全球化医疗体系正导致文化多样性衰减,中医药学作为唯一拥有完整理论体系的传统医学的国际化进程屡屡受阻,文化解释权坚守困难,日韩汉方药在全球植物药市场中占据较高的市场份额,出现了“源头在中国,市场在海外”的实践困境。资本全球化引发文化主权危机,像日本津村制药等跨国药企通过收购我国中药企业,把中医药文化符号系统性地篡改为“汉方药”,逐渐剥离文化属性,不仅会削弱中医药体系的文化根基,也会导致中医药产业的创新能力不足。最重要的危机在于,年轻群体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度相对较低,认为“只属于老一代中国人”,中医院校教育体系面临经典传承断裂与临床思维弱化的困境,直接导致毕业生独立完成经典方剂化裁能力的整体性退化,进而加剧公众对中医药文化的信任危机等。

    其三,服务健康中国战略与民生需求的当代使命。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与健康供给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还未完全化解,各种突发疾病挑战危及人民生命安全,现代人亚健康状况普遍化和老龄化日趋严重等等,迫切需要大力加快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和中医药文化的守正创新,充分发挥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特色优势和显著疗效,用中医药文化调和致中的治未病和养生理念引导人们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目前慢性病患者基数较大且年轻化、医疗费用占卫生总支出比重增加,由于西医主导的“终身服药”模式与中医“整体调理”理念形成制度性冲突,再加上基层中医药服务供给不足,中医药“治未病”理念面临实践转化困境。源于对中医药“见效慢”“不科学”的刻板印象,亚健康人群选择中医调理失眠、疲劳等较少,而依赖褪黑素、能量饮料等化学制品的人较多等等,导致中医药在服务健康中国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方面面临结构性供需错配和制度性融入障碍等多重挑战。

    “守正创新”不仅是对中医药文化生命力的现实呼唤,更是应对科学理性、人民健康与全球话语体系挑战的重要举措。在回应时代之问、开创发展新局的问题导向下,探讨中医药文化的守正创新,需要回到世界观方法论的根基,重构其核心内涵。

    首先,守正就要守中医药精华和发展规律之正。守正,就要传承中医药文化精华,坚持中医药的主体性发展,遵循中医药规律,保持中医药优势与特色。历代中医药积累了大量古籍古方,蕴含着丰富精华,“主要包括大医精诚和医者仁心的中医药文化、天人合一和内因为本的中医药理论、辨证施治和未病先治的中医药学术、亲尝百草和舍己为人的中医药品德、博采众长和兼容并蓄的中医药风格等”[3]。守正就需要领会这些精华的基本精神,掌握其理念,运用其思维,继承其学术,转化其技术,做到古为今用,化古为今。守中医药发展规律之正,就是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过程中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遵循中医药学独特的思维特征。中医讲究调和致中,其治病就是把病人失调的状态调节到中和、平和的状态。中医药之所以能历经千年而不衰,就是因为守住中医药调和致中的思维方式和发展规律的底线。这既是中医药千百年发展的智慧选择,也是中医药发扬光大的守正之要,是中医药传承发展之魂。当然,守正绝非固守经验教条,而是要在融会贯通中坚守系统思维、人本关怀与道德伦理,将古老的智慧融入现代社会的生命健康观念中。

    其次,创新应立足人类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并顺应全球化趋势和人类疾病谱的变化而开拓新的诊疗手段、医药产品和康养方式。因为仅有“守正”不足以应对医学科学、社会结构快速演变所带来的挑战。中医药学作为实践性极强的知识体系,其生命力恰在于与时俱进,“创新”就是其不可或缺的内生动力。实际上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在这一过程中汲取不同时代医疗科技和文化成果精华,主动适应人民健康与医学发展需要,从《黄帝内经》搭建基本中医理论体系,到明清时期温病学的产生,再到现在的络病理论体系的构建;从受中医典籍启发提取青蒿素,到从治疫古方化裁而成防治新冠肺炎的“三药三方”,创新是推动中医药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中医药文化富有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中医药文化创新秉持“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的基本原则,在守中医药精华和发展规律,把握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和中医思维本质的基础上,运用适宜的科技方法和突破传播模式、教育体系与国际讨论机制的限制,创新完善中医药理论体系,提升中医药学术水平,增强中医药服务供给能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中医药需求,使中医药从“中国智慧”转化为“人类福祉”。

    最后,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的内涵重构,需要避免和克服两种极端的错误倾向。一是“伪守僵化”,在守正的名义下把中医玄化甚至神化,这种错误倾向易误导公众,被投机者所利用,使原本科学的中医药学科被异化,从而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二是“创新脱根”,在创新的名义下把中医现代化等同于中医西化,造成“以西律中”、中医特色弱化的现象,从而制约了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守正是命脉所在,创新是活力之源,中医药文化需要在坚定守正传承与回应时代之问的创新发展的辩证统一中,“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进而提升中医药的服务能力。

    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要落实中医药文化的守正创新,又必须结合中医药文化的本质和规律,把这一世界观方法论的其他方面融会贯通,使之成为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的世界观方法论。我们认为,人民至上、胸怀天下包含了人民史观、医药为民和造福苍生、构建人类卫健共同体的价值观;自信自立既是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价值观,也是创新发展中医药文化的方法论原则;问题导向是指要解决中医药文化发展面临的重大和关键问题;系统观念既有系统人性—自然观等世界观意义,也有指导中医药事业协调统筹发展的方法论内涵。我们把这几个方面具体融入世界观基础、价值观理念和方法论原则,在适当逻辑环节用以论证新时代中医药文化的守正创新。

    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其生命力源于其深厚的世界观基础。在当代社会,中医药文化面临的“困境”与“破圈”挑战,本质上需要回归其世界观根基,探寻其发展动力。纵观中医药发展历程,“人民性”贯穿始终,成为其持续创新与生生不息的核心要素。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医药文化不仅是维持和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健康的文化,也是由人民创造、依靠人民传承创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化。

    首先,中医药理论体系根植于古代人民围绕身心健康而与自然和社会互动的长期经验积累。历史地看,从神农尝百草、“药食同源”的思想确立,扁鹊总结前人经验提出“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奠定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基础,《黄帝内经》问世初步形成中医药理论体系,到张仲景勤求古训著成《伤寒杂病论》建立辨证论治体系;《神农本草经》问世奠定中药学理论基础,孙思邈集毕生精力完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巨著,提出“大医精诚”伟大思想,再到李时珍撰成《本草纲目》推动中医药学理论完善,人们在同传染病作斗争中形成并发展温病学派等等,都离不开历代中医药学大家和广大患者群众的协力创造和开拓发展。从近现代看,中医药文化发展逐渐制度化,人民的健康需求、基层医疗实践和防疫体系建设又进一步丰富了中医药文化的理论与诊疗手段。同时中药材从种植采收、炮制加工到市场销售、疗效反馈等各环节离不开人民,人民始终是中医药事业发展和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的主体。“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2]16

    其次,中医药的传承模式彰显其人民性特征。中医药知识的传播不仅依靠官方医学院和医籍,更重要的是通过民间师徒传授、家族世医和乡村“赤脚医生”等方式在基层社会扎根,不少世传“民间中医”往往能够创造医疗奇迹,这都验证着人民创造历史的中医史观。当我们在新时代探讨中医药如何“突出重围”,本质上需要回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和本体论立场,坚持人民至上激发人民在中医药创新中的积极作用,立足于人民健康需求,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只有回归“人民创造历史”的中医史观,才能为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实现从“困境”到“突围”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揭示了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规律,中医药文化在关注人的身心、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等方面也具有丰富的唯物辩证思维,这种系统整体观深刻影响了中医药文化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方式,也为其在现代社会中守正创新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第一,身心统一的整体观。中医药学把人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部分通过经络系统相互联系,形成五脏六腑相关、上下内外相贯的整体结构。《黄帝内经·灵枢·平人绝谷》提到“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居”[4]270,身心统一才能保证身心健康,所以在预防保健方面,中医强调要形神兼具,提升正气;如果身心不统一则会出现“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4]264的疾病现象。因此中医诊疗时会把人看作是一个活的有意识的生命体,通过望、闻、问、切,全面了解病情,准确辨证施治,并引导以“五字诀”、太极拳、八段锦等方式来调和身心,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整个过程体现浓厚的人文关怀。在现代医学日益专科化、精细化的背景下,中医的系统整体观为解决慢性病、多系统疾病等复杂健康问题提供了独特方法,展现出与西方还原论医学模式不同的独特优势。

    第二,人我相和的社会观。中医药学不仅把人本身看作一个有机整体,还把人看作是社会环境中的人。人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人,具备社会属性,受社会环境变化的制约。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人际关系等社会因素会通过人脑的信息加工影响到人的各种心理、生理活动甚至病理变化,而人也会通过在社会环境中的实践活动维持自身生命活动的稳定、有序与协调,达到人我相和的统一状态。一般来说,良好的社会环境,融洽的人际关系和有力的社会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反之则会影响身心机能,危害身心健康甚至生命。如金元时期的李杲在《内外伤辨惑论·辨阴证阳证》[5]3中提到,“向者壬辰改元,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敌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可见,社会环境变化、经济条件调整或人际关系紧张,都会对人体脏腑经络的运行和功能产生较大影响,从而损害身心健康,所以中医药文化特别强调“阴阳平衡、调和致中”,使人与社会达到“和”的状态。

    第三,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医药学认为人与自然息息相生,人是宇宙万物之一,与天地万物有着共同的生成本原,如《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提到“天地合气,命之曰人”[4]53。人居天地之间,人体与自然界共同受到阴阳五行法则的影响和制约,“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4]53。四季更迭、昼夜朝暮、斗转星移、地域差异等都会对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人对这些影响的反应必然表现为各种生理活动或病理变化,比如人的脉象可随季节气候变化而有相应的春弦、夏洪、秋毛、冬石的适应性调节;人体经络气血的运行也受天气风雨阴晴而有所变化等,这就叫天人相应。如果人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有限,或者人体的调节机能失常,不能对自然环境的变化做出相应调节时,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或原有疾病加重、恶化或复发。所以中医在疾病防治过程中特别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天地相参”[4]77,调节阴阳,顺应自然规律,遵循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原则。

    中医药文化的人民史观和天人合一的系统观推及整个世界,便是秉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观”。这种观念既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又与马克思主义世界眼光、人类情怀的世界历史理论相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胞物与、立己达人、天下大同的情怀与智慧深深影响了中医药人宅心仁厚、悬壶济世的大医情怀,使其对生命的关怀扩展至全人类乃至万物,指向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全球健康福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全球健康伦理观。

    天下苍生皆为同胞。“仁”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也是中医药人内心的信仰和行医的出发点。在中医药人看来,病人无论贫富贵贱、家境地位、老少亲疏、国人同胞或外邦朋友等都一律平等,都有追求健康长寿的权利,所有患者都是平等的,因此作为医者应该慈悯万物、一视同仁,以医技普济众生;不仅患者之间平等,医者和患者也要平等,要视患若己,所以自古就有关于扁鹊走南闯北救世济人,华佗不分贵贱广施仁道,李时珍遍尝百草著书济世,孙思邈大医精诚为民救世的美传。孙思邈[6]2曾言:“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张仲景提出的“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7]13,就是中医药人医者仁心、悬壶济世,视苍生为同胞的真实写照。正因为如此,他们不仅行医济世,还著书立言传播医道、医术和良方,以济世救人的胸怀,传承医道医术护佑苍生,促进医学发展。

    中医药文化民胞物与的“天下观”在全球化面临逆流、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突发频繁的今天,它为世界带去的不仅是针灸和草药,更是一种整体的生命观、平等的医疗观和可持续的发展观,能够为全球的健康治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案。

    中医药文化的守正创新不仅来自“人民性”世界观层面的理论自觉,更深植于“护佑人民、造福苍生”的价值追求,这个价值观理念既是中医药几千年来发展演进的精神引领,也是新时代中医药“破圈赋能”、主动服务社会与世界的重要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文化的重要论述,不仅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脉定调,也为推动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提出基本的价值要求,即以人民至上守护人民健康,自信自立传承发展中医药文化,胸怀天下助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第一,坚持人民生命至上,人民健康至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中医药文化最深厚的价值底色,也是其守正创新的不竭动力源泉。习近平总书记[8]指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能一次次转危为安,靠的就是中医药。”中医药文化不仅在历史上护佑着中华民族的繁衍和人类的健康,至今在防病治病、守护健康、养生保健及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展现出强韧的以人为本的生命力。

    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深刻体现在中医药理论体系与实践传统中,这构成其守正创新的伦理根基与实践准则。首先,中医药文化自古确立的“医乃仁术”“悬壶济世”的核心理念,不仅要求医者具备精湛技艺,更要怀抱以人为本、仁心济世的道德情怀,从哲学高度确立贵人重人、生命至上原则,奠定了中医药人民性的理论基石,这一价值观理念贯穿历代医家著作与行医准则中。其次,中医药始终以服务人民健康为根本导向。一方面,历代医家主动回应社会需求,编纂防疫专著,普及基层医疗,如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吴又可的《温疫论》等,多以应对流行疫病、急救自疗、普及诊疗知识为宗旨,著作形式便于百姓自学自用,极大提升了医疗公平性和公共性。另一方面,历代政府也高度重视医疗保障的普惠性。自宋代始设“惠民药局”、清代“种痘局”推广人痘接种术,到新中国成立后“以基层为重点”、追求中医药普惠性公益性的卫生体系构建,国家持续推动中医药基层服务网络建设,完善农村和社区中医药服务体系。当代“健康中国”战略更把人民至上理念推向新高度,《“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明确要求推动中医药向健康服务全链条延伸,全面提升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

    第二,充分发挥中医药惠民便民利民特色优势。作为中华民族古典原创的生命—人文科学,中医药以人为本、尊重生命,本质上是“人的科学”,而非“病的科学”,在惠民便民利民方面有独特优势。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9]8在考察西安某社区中医馆时指出:“现在发展中医药,很多患者喜欢看中医,因为副作用小,疗效好,中草药价格相对便宜。”中医药对基础医疗条件要求相对低,大多无需昂贵设备、采用非药物疗法,价格低廉、安全性高、疗效明显,具有“简、便、验、廉”的特色优势,非常适合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尤其是医疗设备、基础设施等医疗资源缺乏的乡村应用推广,发挥惠民便民利民的特色优势,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另外中草药种植加工、中医药健康产业、中医药健康旅游业等的“全产业链式”发展会带动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就业,致富一方群众,助力乡村振兴,彰显着中医药服务的公平性、公益性、可及性和便利性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10]多次强调:“必须坚持自信自立。”自信自立是守正创新的精神支柱,也是推动中医药开创发展新局面的重要前提。“中医药文化自信就是对中医药文化生命力的高度认同,对中医药文化价值的坚定信念,对中医药文化发展前途的坚定信心。”[11] 对中医药人来说,理论是根,临床是本,疗效是魂,制度是基,中医药文化自信具体表现在对中医药文化的理论自信、临床疗效自信和规范制度自信。

    第一,坚持理论自信是中医药自主创新的根本。中医药学根植于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在发展过程中融汇了易医武、儒释道等中国哲学的基本思想,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逐渐构建起阴阳五行、辨证论治、五运六气、藏象经络、气血津液、药性归经等一套独特完整的中医药理论体系,历经数千年独自有效地护佑着中华民族。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到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1],并高度概括了中医药学的科学属性,肯定了中医药学独特的科学地位和时代价值,有力回击了中医药“非科学论”的质疑。理论水平决定临床疗效,制约自主创新,没有中医药理论的支撑,中医临床将会心中不明、指下不清,中医药自主创新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二,坚持临床疗效自信是中医药自强发展的命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治病救人这个主要目的上,疗效是检验医学方法的“金标准”。在临床上,中医药学提倡“三因制宜”“辨证论治”,遵循“人体—自然—社会—心理—文化”医学模式,强调个性化诊疗。中医治病重在调节阴阳,目的是恢复人体的整体平衡,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法来诊断病情,能充分尊重人,给人以最小损伤和刺激,并且中药多为天然药物,几乎没有药源性和医源性的次生医疗伤害或毒副作用,也不会形成过度医疗,尤其在老年病、慢性病、多发病、康复医疗和治未病中显现出巨大优势,就是预防医学尚未彻底攻克病死率较高的疑难杂症,中医药也有独特的临床疗效,这能够满足人们对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中医药需求。同时,随着中医、中西医结合在治疗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甲型H1N1流感及新冠肺炎的显著疗效,中医药也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肯定,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和推崇,海内外“中医热”持续升温,有力地回击了中医“过时论”“无用论”的质疑和指责。疗效是中医药的生命力所在,辨证仁术的临床,明显确切的疗效是中医药自强发展的底气和命脉。

    第三,坚持行医规范自信是中医药自立传承的保障。“诚”也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同时也是中医药人行医时的行为规范准则。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为中医药人树立了行为规范,作为中医药人首先要感同身受地对待病人,“心怀至诚”“见彼苦恼,若己有之”[6]2,也就是痛病人之痛,苦病人之苦。当病人求救时,要“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6]2。明代外科学家陈实功在《外科正宗》里提出的“医家五戒”“医家十要”,明代太医龚廷贤在《万病回春》提出的“医家十要”“病家十要”以及明代医家王绍隆在《医灯续焰》中论述的医生操守,都对行医规范做了相关具体规定。另外中医药人对自我行为要“慎独自律”,始终坚守医道仁心,孙思邈 [6]2指出:“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遵守“诚”的行为规范,就要在处方上适度开药,实事求是,童叟无欺;在制作药剂上要如法炮制,切忌偷工减料等,如此我们才有很多中医老字号久经考验,存续至今,这是我们坚持规范自信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医药自立传承的重要保障。

    与此相应,在中医药发展的过程中,适宜的法治也是能够自立传承的重要方面,不管是中医药面临存续之争时,还是中医药在快速发展之际,都需要适宜法治为其作坚实保障。现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把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医药文化的重要论述,为坚定中医药文化自信,推动中医药自立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思想指引,这也能够有力回击“黑中医”和“废中医”的言论;同时对那些“废”“黑”中医者进行依法惩治,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道德和法治环境。

    中医药文化的“天下观”和全球关怀,是其守正创新的重要价值追求。“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2]18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公共卫生危机的频发,中医药文化的国际视野、生态伦理以及创新驱动力,日益成为推动全球健康治理现代化、促进各国人民福祉的重要力量。

    第一,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医学文明成果。中医药学多次历经现代化浪潮的袭击,不但没有像其他传统医学被消灭,反而愈加充满生机活力,重新走向世界,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医药文化具有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历史上,印度医学、阿拉伯医学等都在中医典籍中留下过印迹,如来自阿拉伯的回回方剂,出现在《饮膳正要》《回回药方》等中国古典医作中。异质医学文化之间互通有无、兼容并蓄,有利于发展各自的医药文化,也有利于促进世界医学的发展。健康是全球人类命运的最大公约数,也是中西医共同的价值追求,尽管中西医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人的健康与疾病的理解与治疗存在差异,但都属于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中医药走向世界,需要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医学文明成果,不同民族医药、中西医之间相互兼容、恰当结合、相互补充、共同成长。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守正创新,“既要注重发挥文化主体意识,也要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关注共同情感、凝聚共同价值观,通过融通中外的学术努力,扩大异质医药间的共同文化空间,调整文化距离,增强文化认同,促进相互融合、共生互长。”[12]

    第二,在跨文化交流与国际实践中持续发挥独特作用。自古以来,中医药就广受海外尤其是周边国家的青睐和推崇,许多中医药文献曾传到朝鲜、日本、越南、中亚、西亚和欧洲等地,为其他国家病人祛除痛苦,送去健康,并在他国入乡发展,丰富了世界医药体系,推动了不同文化对疾病与健康的多元理解。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医药的国际交流不断扩大,中医药在疾病防治、养生治未病、疫病防治等方面所展现出的独特优势,越来越得到世界多国民众的高度认可与赞誉。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医药在国际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196个国家和地区,中医典籍《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四部医典》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中医针灸、藏医药浴法、太极拳先后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世界卫生组织(WHO)把中医药纳入《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标志着中医药正式融入全球主流医学体系。现在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仍然缺医少药,中西医并重的健康服务体系,为解决全球性人口老龄化、传染病暴发、医疗负担过重、疾病谱变迁等问题提供“中医智慧”和“中医方案”,让中医药服务更多世界民众,让中医智慧助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

    中医药文化的守正创新,必须摆脱“被动回应”的路径依赖,以自信自立捍卫理论根基,以问题导向直击“以西养中”“中医药资本化”“传承断代”等矛盾,以系统观念统筹开创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的新局面。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 [1]指出,“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希望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增强民族自信,……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守正创新的道路上,自信自立是根本前提和内在动力。唯有坚守文化自信和主体性,中医药才能主动应对外部压力、化解质疑、把握创新主动权,在全球医学文化多元格局中展现独特价值的基点。

    第一,自行制定独立的中医药标准。中医与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两者在哲学基础、理论体系、思维方式、治疗目标、临床疗效等方面有很多不同,尽管两者共同肩负着保障人类安全健康、发展医疗事业的使命,能够取长补短,有机结合,但不能用西医的标准来验证评价中医,“以西律中”会导致中医特色优势弱化、中医技术疗效退化和中医学术教育异化的问题,因此推动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我们需要自行制定独立的中医药标准。中医药标准化建设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技术支撑,也是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重要条件。自行制定独立的中医药标准不是以西医的分析结构为基础,而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作为中医药文化母国,坚持中医药的中国原创理论范式和技术标准就是中医药的世界标准,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的中医药材不被西药化、化学化和“基因化”,确保中医药的疗效和特色;才能保证我国的中医药不被西方医疗资本打压或操控,提升我国中医药在国际医疗市场上的份额和效益;才能保证中医药在医学界的发展不被抹黑和污蔑,增强中医药文化的自信和自立;才能保证中医药教育和人才培养不被西化和断层,保障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可喜的是,近年来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我国逐渐形成了以中医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以及中医药国际标准为主要内容的标准体系,为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奠定重要基石,2024年7月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中医药标准化行动计划(2024—2026)》更为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和国际化、促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第二,自主创新自立发展中医药文化。中医药文化的自主创新与自立发展,本质上是中华文明主体在医学领域的现代性觉醒。首先要增强中医药文化自觉,对中医药文化有清晰的自我认知,明白中医药文化的来源、发展过程和特色优势以及发展趋向。“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13]163 其次,要把中医药学置于人类医药学发展的宏观谱系中重新定位,以辩证思维审视其与现代医药学在认知论、方法论层面的本质差异,不盲目自大也不妄自菲薄,以自觉而非自卑的方式发扬自身特色优势,克服短板弱项,以积极自觉的姿态推动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坚持中西医并重、协同互补,合理推进诊疗技术和药物体系的融合创新。最后,通过提炼“大医精诚”“治未病”等精神标识,打造数字本草博物馆等传播平台,完善从中小学中医药启蒙到海外孔子学院文化体验的立体化教育网络,使中医药在守护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完成从“中国遗产”向“世界方案”创新发展。

    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之路绝非坦途,其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多重叠加性。但“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14]225。推进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的过程,就是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第一,解决中医失语和“以西养中”的难题,增强中医药文化自信。近百年来,由于传统文化的失落和西方科学主义的盛行,中医的发展遭遇严重危机,一度处于被消灭、被取缔的境地,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医竟成了“失语的中医”,中医药文化不自信、被矮化现象严重。尽管现在中医药事业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但从文化氛围和体制发展来看,仍然存在着民众对中医药文化核心概念不了解、中医临床疗效不信任、中医文化价值不认同的问题,甚至在网络上“废医验药”论周期性发酵。中医失语和中医文化的不自信影响了中医临床技能的水平和中医药特色疗效的发挥,出现“以西养中”“临床西医化”的现象——四诊八纲让位于体检报告、君臣佐使异化为药物堆砌、中医院运营依赖西医科室创收等。破解这些难题,需要在国家顶层设计下,通过立法司法、制度规章、体制改革、教育改革、文化传承等各个方面的系统推进和协调并进营造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

    第二,破解中医药院校教育西化和中医思维弱化的困境,培养大批高质量中医药人才。受中医药文化不自信和教育体制不合理的影响,中医院校的人才培养一定程度存在中医教材西化、教学方法统一化、临床试验程式化、理论实践割裂化、传统文化边缘化,导致中医院校学生未能掌握中医思维,不会运用临床技能,不能开出对症药方,最后失去对中医药文化的自信而转向西医;加上中医规范培训制度的制约,造成部分中医药人才流失。比如,截至2023年末全国中医药人员总数104.5万人,占全国卫生技术人员数(1 248.8万人)比例为8.4%[15],这种教育模式异化会引发人才结构性断层,导致中医药文化“守者”严重不足,“承者”相当短缺,“创者”极为罕见。中医药文化的特色优势决定了中医药人才培养需改革中医院校教育外,还需要强化中医药人才的师承教育,充分利用民间中医药人才资源,按照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扩大建设大师传承工作室,发挥老中医药专家作用,把“标准化”院校教育与“个性化”师承教育相结合,把传统教育精华融入现代教育体系,构建新时代的中医院校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既深谙“取象比类”思维真谛,又掌握现代科研工具的新一代“守正者”。

    第三,改革中医药资本化和市场无序化的乱象,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健康。中医药产业是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的重要载体,也是满足人民美好健康需求的物质保障,在政策供给和市场需求双重作用下快速扩容,却因过度资本化导致价值异化与生态失衡。比如,部分从业者为商业利益裹挟,背离“简、便、验、廉”的初心,陷入过度诊疗、违规用药的误区;中药材领域乱象频发,野生或濒危动药材资源掠夺性开采与替代品研发滞后并存,导致以基因编辑技术“改良”动植物中药资源;道地药材无序种植,中药炮制技术失真,中药饮片疗效弱化,中药制剂质量参差不齐;更值得警惕的是,资本逐利逻辑催生“废医存药”“去理论化”等思潮,部分具有文化价值与民生效益的中医药老字号遭遇外资低价并购,产业核心资源面临流失风险。破解困局需要充分发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法律规范和引导作用,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与高质量发展生态,如强化中药材溯源管理,建立濒危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机制;设立国家中医药产业技术攻关专项,突破珍稀替代品研发、智能炮制、质控标准等“卡脖子”环节;严控资本准入红线,设立中医药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等。唯有以法治化、制度化治理推动产业回归民生属性,才能实现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与人民健康福祉的深层统一。

    第四,破除民间中医传承断代和执业合法化的障碍,推进中医药文化本真传承。作为中华医学的“活态基因库”,民间中医承载着大量未被典籍记载的诊疗智慧与临床验方,却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双重危机:一方面,一些珍贵民间偏方、祖传秘方散落穷乡僻壤,因后继无人或人们不能到达那里接受口传身授面临失传、断传困境,民间医道学术流派因得不到有效保护和传承也大部分逐渐消失;民间中医能够师承祖传,用医术福泽一方百姓却因为没有行医执业资格证或冒着“非法行医”的风险行医或转行,或流落海外。另一方面,因民间中医秘方持有者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导致秘方流失,甚至被国外资本涉足面临外流风险等等。因此要对民间偏方、祖传秘方、验方等进行抢救性收集、筛选、验证并推广应用,同时对秘方持有者的知识产权和行医权制定特殊政策,保护秘方知识产权,保障民间医生有法可依;对民间老中医进行抢救性保护,大力发展师承教育使民间中医薪火相传等等。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为民间中医提供了法理基础,但仍需要配套细则破除认证标准僵化、产权保护薄弱等深层梗阻,通过文化抢救、制度松绑与生态重构的多维发力,激活散落民间的“杏林星火”,筑牢中医药文化创新的历史文化根基。

    中医药文化复兴需要以系统观念为方法论基石,这一原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创新发展,也与中医坚持身心和谐、辨证论治的系统思维深度契合。实施中医药文化复兴战略,应遵循宏观统筹—中观赋能—微观激活的层次逻辑。当然实施过程中需要把握主次矛盾与实施节奏,形成分层推进、协同突破的有效格局。

    宏观上,制定中医药文化发展战略,增强中医药文化的引领力和影响力。“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其传承创新发展关乎文化强国建设,是打造国家‘软实力’的必要环节。”[16] 首先,立足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整体推进中医药文化的守正创新。国家先后出台《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十四五”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实施方案》等,把中医药文化深度嵌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总体布局,既以传统文化精髓滋养中医药创新,又以中医药为载体解码中华文明基因密码。其次,深化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充分依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机遇、国际组织合作及数字传播平台、“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推动中医药诊疗标准、养生智慧与现代健康理念的国际认同。最后,在守护中华医药精粹的基础上,积极拥抱数字化、人工智能以及生物工程等新技术,不断加强跨国人才培养、跨行业协同创新与国际伦理规范对接,讲好中国中医药故事,推动中医药在全球卫生治理中承担更大责任。

    中观上,改革中医药文化治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发展中医药事业人才是根本,要深化改革中医院校教育体制改革,大力挖掘保护民间中医药人才,推进实施中医药师承教育,打造老中青衔接的活态传承链条;构建大中小学一体化中医药文化课程体系,开发AI辅助的交互式教学平台,使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建立文化认知,培养中医药文化传承接班人;聚焦“中医智慧+现代需求”融合开发,开发可穿戴式中医健康监测设备,推动针灸机器人等智能诊疗装备产业化。通过设立国家中医药文化创意中心,孵化兼具文化厚度与市场活力的IP产品集群,全面激活中医药文化的当代生命力。

    微观上,挖掘中医药文化独特诊疗优势,坚定中医药文化的自信力和行动力。中医药文化中蕴含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以人为本、悬壶济世”的价值追求,“阴阳平衡、调和致中”的养生理念和“三因制宜、辨证论治”的思维方式等,不仅承载着中华文明对生命规律的深刻洞察,更形成可感知、可操作、可延展的健康行动体系。在诊疗维度上,通过脉诊舌象精准辨识体质偏颇,运用针灸推拿实现气血调达;在养生领域,融合太极拳、八段锦等导引术实现形神共养,依托二十四节气饮食达成天人共振;在人文关怀中,“大医精诚”精神塑造医患共情纽带,“情志相胜”理论提供身心调适路径。这些扎根日常的智慧结晶,使中医药文化突破医学范畴而升华为生活方式,因此,通过经典活化、技术下沉、场景融入等方式,让民众尤其是年轻群体增强“产品自信,扭转消费西洋化倾向”[17],在真实可感的健康获得感中激活中医药文化的自信力和行动力。

    综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医药文化的守正创新,面临着各方面的严峻挑战,回应时代之问、开创发展新局,本质上是一场以文明自觉为核心的突围与重构,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方法论在中医药文化领域的生动实践。只有继续把“守正不泥古”的定力与“创新不离宗”的锐气相结合,在破解药材资源危机、诊疗技术代差等现实挑战中锻造文化韧性,才能让中医药文化真正突破“传统的封印”与“现代的围城”,为构建更具包容性的现代医学体系、造福人类健康贡献东方智慧。

  • [1] 习近平. 习近平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贺信[N]. 人民日报,2015-12-23(01).
    [2]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3] 高强. 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N]. 人民日报,2020-06-01(09).
    [4] 黄帝内经[M]. 郝易,整理. 北京:中华书局,2011.
    [5] 李杲. 内外伤辨惑论[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
    [6] 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
    [7] 张仲景. 伤寒论[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8] 习近平. 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N]. 人民日报,2020-09-16(01).
    [9]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编. 中医药抗疫纪实[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10] 习近平. 必须坚持自信自立[J]. 求是,2024(14):4-14.
    [11] 张宗明. 论中医药文化自信[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1):1-5.
    [12] 徐永红. 中医药文化传承战略思考[J]. 学术界,2022(5):172-180.
    [1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4]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15] 2023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4-08-29) [2024-08-29].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8/content_6971241.htm.
    [16] 廖娟,曾福生. 文化强国视域下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的价值定位、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23,43(6):1134-1139. doi: 10.3969/j.issn.1674-070X.2023.06.028
    [17] 黄承梁,郑义,黄蕊蕊. 论青年人理性健康绿色生活方式的培养[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0(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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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稿日期:  2025-05-15
  • 刊出日期:  2025-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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