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长征最好的纪念，就是充分开掘其历史资源，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提供丰厚滋养。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毛泽东^[1]150曾高度评价长征的宣传功能，他将长征喻为“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从政党形象建构、政权合法性培植、革命精神的能动性传播等方面生动总结了长征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宣传价值。学界关于长征宣传工作的相关研究非常丰富，包括对少数民族、沿途群众等宣传对象，民族政策、抗日主张等宣传内容，标语口号、文艺作品、报纸刊物等宣传媒介，乃至云南、青海等局部地区的宣传工作均展开了细致详尽的研究。但总体而言，对于长征时期宣传工作开展背景、具体内容与方法手段等集中的全面性梳理仍有待补充。本文对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宣传工作的历史条件、核心主题与实践方略进行了系统回顾，广角度、细分类、多层次地考察了长征时期宣传工作的背景、内容与方法，以期为新时代党的宣传工作提供历史借鉴。

一.   长征时期党开展宣传工作的背景探赜

在艰苦闭塞的斗争环境下，由于部分党员和红军指战员出现思想意识混乱、革命信念动摇的现象，加之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和污化宣传，导致广大民众和国际社会对党和红军存在误解。为此，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在党内军内形塑干部士兵价值观念，在国内团结“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在党外海外树立为国为民的政党形象，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一   为党和红军队伍建设赋予思想动能

长征时期，党内的错误思想影响着党和红军的队伍建设。一方面，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左”倾错误路线和消极防御方针给红军与革命根据地造成巨大损失，在党内引发了严重的路线分歧。另一方面，行军队伍人员构成复杂，存在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基于此，中国共产党亟待在党和红军内部开展宣传工作，为其队伍建设赋予思想动能。

首先，中国共产党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党员和红军指战员的头脑，提升他们的理论素养和认识水平，以增强队伍的凝聚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苏联的斗争经验指导中国革命，不懂得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使党和红军遭到了惨重的损失。为此，“党必须拿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教育我们的党员与红军指战员”^[2]540，“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中央分局在主力红军突围以后，应该适时地在党内干部中进行重大的解释工作”^[3]7。其次，中国共产党必须培植党员和红军指战员的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他们的革命信念和必胜信心，以提振队伍的精神气。张闻天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表现出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而牺牲奋斗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是一千里的长征也是不可能的”^[4]167，而面对艰难险阻，悲观失望，抱怨丧气的情绪是“最危险的倾向”^[3]7。因此，要“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2]396，“以保证每个战士的不疲劳与随时准备战斗的情绪和旺盛的攻击精神”^[3]12。最后，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党内军内加强关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宣传教育，以保持队伍的纯洁性。要“经过政治教育”，使“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1]64，要“加强部队中关于苏维埃政策与群众工作的教育，进行进出宣传与纪律检查，坚决的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3]12，使红军坚决执行党的政治任务，严格遵守各项纪律，坚持贯彻群众路线和民族政策，锻造出一支政治坚定、思想纯洁、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二   为团结民众“抗日反蒋”凝聚精神力量

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卖国贼，中国共产党必须在长征中广泛开展宣传工作，帮助各族各界群众了解党的路线的先进性，红军斗争的正义性，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将他们紧密凝聚在党的周围，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团结奋斗。

首先，中国共产党必须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所有中国人应联合起来为“抗日反蒋”而团结斗争，以唤起民众的救国意志。察哈尔事变后，华北五省实际上已落入日寇统治之下，在亡国灭种的危险面前，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呼吁“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5]1，提出“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5]9，点燃民众的抗战斗志。其次，中国共产党必须全力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和污化宣传，澄清党的鲜明立场，以获得民众的政治认同。国民党政府不仅在军事上加紧对中国共产党的“围剿”，更采取“与匪争取民众”^[6]1039策略，开展“赤匪之罪恶”等主题的公开宣传活动，将中国共产党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7]1485。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污蔑与控制，中国共产党“必须一刻不容缓地揭穿并暴露国民党法西斯的一切武断宣传”^[2]440，并声明“中国工农红军现在是站在中国民族革命战争的最前线”^[5]10，代表民众的根本利益。最后，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向不同民众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工作，消除地域、民族、宗教差异造成的心理隔阂，以激发民众的阶级觉悟。长征经过的地区多为偏远落后的农村山区，更有苗族、瑶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其中，地理阻碍与文化隔阂使不少群众对红军抱有疑惧心理，很难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但“游击战争的开展与胜利，必须依靠于群众”^[3]5，故中央政治局“必须有计划的与有步骤的来开始我们的赤化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之下”^[2]446，“特别要根据当地群众迫切的具体要求，提出斗争口号”^[3]12，争取民众的广泛支持。

三   为对外传播政党形象提供认同依据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与污化宣传之下，党的形象遭到歪曲，中国革命的真情实貌很难为外界所认识。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迫切需要开展宣传工作，打破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专制和政治污蔑，积极争夺宣传话语权，使党外人士和国际社会了解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从而获得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支持和援助。

从国内场域来看，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向党外人士宣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求荣的真实面目，获得他们的支持和认同，以提升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政治合法性。由于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活动进行全面管制，“取消一切言论、结社、集会、罢工的自由”^[5]9，致使很多党外人士起初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认为其实行“无计划无系统的游击式的农民暴动”，排斥“城市小资产阶级”^[8]468-469。为了打破他们的偏见，重塑政党形象，中国共产党必须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工作。一方面，长征本身具有行胜于言的重要宣传价值，只有共产党员在长征的革命实践中表现出他们是无坚不摧的最活泼有生气的中国革命的先锋队，不是国民党反动派口中无恶不作的“赤匪”，不是空谈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圣洁的教徒”，共产党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2]618。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必须公开呼吁“欢迎各党各派的中央与地方的组织能接受我们的提议”，并加紧创立“抗日的人民阵线”^[9]19，揭示“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1]144，向党外人士宣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塑造勇担历史重任的正面形象。从国际场域来看，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向国际社会宣传党的鲜明立场、政治理论与革命实践，揭露日军侵华罪行，获得他们的同情和援助，以增加党领导民族革命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国民党对新闻舆论的全面封锁使中国共产党与外界长期处于隔绝状态，中国共产党深知“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1]161，因此必须“加紧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的宣传与鼓动，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起来援助中国革命”^[10]359。中国共产党亟须克服重重困难向国际社会宣传长征，通过为《长征记》征稿来“进行国际宣传”，进而“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11]237；通过在巴黎《全民月刊》发表《随军西行见闻录》等作品塑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为人民服务的形象，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败和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12]14-15，向全世界证明，“在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吞并，挽救中国出于亡国灭种大祸的伟大力量中，有着苏维埃红军铁一般的中坚力量”^[13]86，塑造民主科学先进的正面形象。

二.   长征时期党布局宣传工作的主题聚焦

党的宣传工作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为实现党的主张和目标而进行理论武装、思想教育、认同培育、舆论引导等活动的总和。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开展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思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内军内重大事件为主题的宣传工作，为长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理论基础、牢固思想根基与强大精神力量。

一   理论宣传：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主题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聚焦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指南，为党员和红军指战员加强思想建设、在根据地开展经济活动、在革命斗争中坚定必胜信心提供了理论指导。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广泛宣传有利于党员和红军指战员强化理论素养、提高思维能力、培植理想信念，是党在长征时期开展宣传工作的核心主题。

首先，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渗透在宣传工作的多种形式中。毛泽东在瓦窑堡活动分子会议上提出，“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1]149，号召大家运用系统观念来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的问答》指出“策略路线并不是刻板的、不变的，而是有时是进攻有时又是退守的，但总的目标都是为达到革命的胜利”^[14]25，突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在宣传工作中的运用。其次，中国共产党设置了专门的平台和组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宣传。在长征中，干部学校专门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讲授剩余价值规律、商品生产价值和使用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等内容，向干部普及经济学知识。时任红三军团宣传部部长的吴亮平在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中讲授政治经济学，他用通俗易懂的故事解释复杂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中国共产党还创立政治经济学研究会，定期开展相关交流活动，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宣传。最后，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融入日常的宣传工作。毛泽东要求“加紧对于全体党员与红军指战员间的基本的阶级教育，使他们能够在各种复杂的与变化的环境下坚决不动摇的为苏维埃革命斗争到底”^[15]281，强调党员干部应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信念，为赢得长征胜利，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筑牢了精神根基。

二   思想宣传：以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思想为主题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聚焦于对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思想的宣传。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实现“破”与“立”的重要产物。对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思想的宣传，集中体现在对毛泽东关于革命与军事思想的宣传中，不仅为党员和红军指战员革命斗争提供了思想指导，也为各方各界人士深入了解党的主张提供了重要媒介。

第一，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对坚持独立自主开展中国革命思想的宣传。毛泽东曾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革命要靠中国人自己干的思想，有效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正面形象。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毛泽东^[14]184-185提到，中国的革命运动不能与其他国家的革命道路趋同，需要用自己的办法来救中国。在晋西会议上，毛泽东^[16]指出，中国的革命战争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我们在抗日和反对国内敌人的过程中要联合俄国，但主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第二，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对坚持一切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开展中国革命思想的宣传。毛泽东^[1]206认为中国的革命运动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照搬马克思主义本本“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践，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因此他在长征中极力反对堡垒战、阵地战，积极主张诱敌深入的运动战。1935年2月10日，《红星》发表社论《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奋斗》指出，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所要实现的任务“需要我们根据于某一时期的情况与主客观的条件来灵活的提出我们的斗争策略”^[17]122-123，为夺取长征胜利提供了科学思想方法。第三，中国共产党十分强调对毛泽东关于革命道路和军事策略等重要思想的宣传。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毛泽东负责讲授苏维埃运动史，他常常联系中国革命运动实际对军事辩证法、无产阶级战略思想、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等进行科学阐释，加之长征从实践上进一步印证了毛泽东革命军事理论的正确性，使其得到了越来越多同志的认同与拥护。

三   政治宣传：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主题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聚焦于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实际中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的创造性转化，是党的主张的集中体现。面向党内外广泛开展关于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能够使各方各界人士深入了解党的立场与作为，从而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信心与认同。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投入大量精力对党外人士开展统战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等。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北上抗日大旗，积极团结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少数民族、宗教人士等，为赢得长征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是在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进行统战过程中开展宣传工作。毛泽东^[18]426强调：“要利用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党和红军利用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积极向其宣传抗日主张，最终通过秘密书信、谈判等方式达成停战合作协议。二是在对少数民族进行统战过程中开展宣传工作。红军长征经过10余个少数民族聚居区，通过发布张贴《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召开少数民族座谈会等方式宣传讲解党的民族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更是紧密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结盟，成为民族团结的一段佳话。三是在对宗教人士进行统战过程中开展宣传工作。少数民族大多具有宗教信仰，中国共产党积极宣传尊重信仰自由，保护寺庙和宗教典籍，努力争取宗教界人士与红军的合作。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依靠群众，团结群众的力量，在长征期间广泛开展对群众路线、群众纪律、群众动员的宣传工作。一是要求“加强部队中关于苏维埃政策与群众工作的教育”^[19]61。红军通过喊口号、写标语、画漫画、开大会等形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群众路线，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二是紧抓群众纪律的宣传和执行。总政治部下发《关于没收捐款细则》《中革军委及总政首长责令三军团严整纪律的指示》等，要求各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维护群众利益，有效强化了人民群众对党和红军的认同与拥护。三是推进组织群众斗争的宣传。总政治部要求“发动群众斗争，组织与武装群众，发展游击战争”^[20]240，红军在沿途宣传群众的基础上动员群众参加红军，投身革命，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游击队等，使群众成为配合红军作战的有生力量。

四   事件宣传：以党内军内重大事件为主题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聚焦于党内军内重大事件的宣传。党内召开的重要会议、红军在战役中取得的重大胜利、红军队伍的战略转移等重大军事行动，都是这一时期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选题。对于党内军内重大事件的宣传，能够及时修正党内军内出现的错误思想，有效统一党和红军的精神意志，增强部队的战斗情绪，提振民众的革命信心，对于打开革命的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强调第一时间开展对党内重要会议精神的宣传。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20余次会议解决行军中遇到的战略方向和路线问题、军事指挥权问题、重要战役决策问题等，这些重要会议对于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至关重要。在1934年12月召开的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吸取湘江战役的教训，认为红军应该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行进。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这一决定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对于通道会议精神的宣传，使红军指战员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应当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开展中国革命，全军上下形成“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21]225的局面。为使红军指战员尽快了解遵义会议精神，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亲自深入红军一线开展宣传工作，各部队按照要求以多种方式传达和学习遵义会议精神。红军广大指战员得知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统治，毛泽东回到党和红军领导岗位的消息后，群情振奋^[22]89。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重视广泛开展对于战役报告、军事行动的宣传。1934年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兴奋全体战士准备进入反攻的战斗精神与对胜利的信心”^[3]9。红一团强渡大渡河成功后，《战士》于1935年6月2日刊登了题为“用我们铁的红军，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勇敢精神，扫平一切当前敌人”的报道^[23]119，即时地报道了战士们的光荣事迹，极大地提振了全军士气。《红星》则以简短的通讯及时宣传报道红军的行军动态和战役捷报，使沿途百姓了解红军在战斗中英勇顽强的精神，增强了帮助红军、加入红军“抗日反蒋”的信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红军周围。

三.   长征时期党推进宣传工作的实践方略

党的宣传工作需要充分考量宣传主体的覆盖性、受众对象的层次性、所采取方式的有效性、以及所处具体环境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时期设置了精细化的宣传人员网络，面向党员和红军指战员、人民群众、白军战士、国际社会等不同宣传对象，运用文本、图像、音频等多种模态宣传媒介，设置专门机构或搭建非正式宣传平台，形成多维度立体化综合性的宣传实践方案。

一   编排设计高密度宣传网络

宣传队伍是宣传工作的主体，是影响宣传效果的重要变量。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设置了一张覆盖中共中央领导人、政治宣传员、普通红军战士的高密度宣传网络，由各级专门负责宣传工作的组织机构统一领导，由点到面展开宣传工作，形成“人人都是宣传员”的良好宣传氛围与严密组织保障。

第一，长征时期中共中央和红军各级均设置专门的机构和部门负责宣传工作。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宣传教育问题，决定组成宣传委员会，专门负责宣传工作。总政治部和方面军政治部内部均设有宣传部，专门负责规划和指导宣传工作。军和师级层面则设立宣传科，更加具体地组织宣传工作。各团级单位政治处直接下设宣传队，负责将宣传工作落实到基层。此外，为了加强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军级以上的宣传部内设报社，负责编辑出版宣传材料，以多种形式传播红军的路线和战况。这些组织培养了一支支专业的宣传队伍，更汇集了具有文学、绘画、音乐等特长的宣传人才，他们是长征时期开展宣传工作的主力军。

第二，中共中央领导人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带头开展宣传工作。作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传播主体，中共中央领导人本身也发挥着重要的宣传作用。遵义会议召开后，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领导人亲自深入部队传达会议精神，极大地提升了红军的凝聚力。张闻天^[24]18在其读报笔记《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中指出：“能够解决产生中国革命基本矛盾的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与他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种种振奋人心的表述使广大红军和民众明确了前进的方向，点燃了革命的斗志。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苏区访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高度重视通过与其谈话的方式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事迹与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反响。

第三，作为宣传网络的神经末梢，每一位红军战士都积极参与宣传工作，人人都要做群众工作。在行军途中，红军战士们随身携带粉笔，抓紧一切机会在沿途书写标语。他们还唱山歌、喊口号、发放宣传品，使宣传工作随着队伍行军广泛展开。到达驻扎地和村寨时，红军战士集中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工作，不仅召开群众大会，在公共场所宣传革命，还深入村民家中积极宣传党和红军的革命主张，使其每一位家庭成员都能深入了解党和红军，将宣传工作全面铺开。

二   科学区分差异化宣传对象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8对红军的宣传工作进行了部署，要求红军重视干部教育，对中小商人、学生、妇女、地主阶级等不同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这一要求充分体现了宣传工作的复杂性，即面对不同的宣传对象，必须从受众特点和需求的差异入手，精准把握其最关切的现实问题，科学准确地进行分众化宣传教育。

首先，对党内军内同志进行思想理论教育是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基本内容。对有组织有纪律的党员与红军指战员开展思想宣传，往往采取集中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的方式，确保他们领会党的科学理论、重要精神和具体政策。会议是党员干部接受宣传教育的重要途径。毛泽东要求成立青年工作会议，有计划地对党员中的青年群体进行训练和教育。1935年5月召开的会理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机动灵活的策略战术，使全党全军进一步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红军和中共中央周围。政治谈话也是党员干部接受宣传教育的重要手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25]14在共产国际作报告时提到，“西征途中，我们从未放松对战士的政治教育工作。每天早晨出发前，训练时，或每天晚上，我们都进行政治谈话。”

其次，向各族各界民众宣传党的主张是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核心内容。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有限，面向他们的宣传工作力求简洁生动，直接明了，从切身利益入手，重视渲染熏陶。在金沙江渡江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召开群众大会，动员船工们与红军团结协作。据当时参加划船的老船工^[26]125-126回忆，“首长从思想到生活对我们十分关心，尤其是日日夜夜像节日游行示威那样的热烈气氛，深深感染了我们，鼓舞了我们。”到达彝族群众聚居区时，中共中央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提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27]29，运用简洁生动的语言向彝族群众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将他们紧密团结在党和红军周围。

再次，对白军战士进行拉拢分化是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为“将我们政治影响从组织上巩固起来，成为有组织的兵变”^[28]39，必须重视对白军的宣传工作，抓住白军士兵工农出身的身份认同、保家卫国的情感认同对他们进行有组织的分化。红军要求人人要在火线喊话，在敌我双方对峙之时，红军常常面向白军高唱民谣歌曲，这些曲子讲述了白军生活的凄惨痛苦，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行径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等，常常使他们听得潸然泪下。一旦战斗发生，“凡冲进敌军阵地时，各连都专门有几个同志负责喊话、撒标语、发传单。红军还利用释放回去的俘虏，做扩大影响的工作，以分化敌军。”^[29]141这些方式和手段有效瓦解了一批批国民党军队。

最后，向国际社会介绍长征故事是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关键内容。中国共产党克服重重阻挠，通过在国际平台发声、著作、邀请外国记者“借口宣传”，向世界介绍了长征这一伟大壮举。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陈云奉命赴莫斯科，他向共产国际详细阐述了红军长征的艰辛历程和遵义会议的重要决策。继陈云写下《随军西行见闻录》之后，从1936年12月至1937年7月，时任红军总司令参谋长的邓发以“杨定华”做笔名，在《救国时报》发表《雪山草地行军记》和《由甘肃到山西》，展现了红军骁勇善战、不屈不挠、为人民服务的英雄形象。而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等著作问世，在海外引起极大的反响。

三   综合运用多模态宣传媒介

话语是宣传工作的载体，话语的传播是语言文字、声音、图像等多种模态在特定语境下协同作用的互动过程。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宣传工作充分考量当时的战争环境与中国传统民俗文化共同构成的社会语境，创造了一系列既有革命特色又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宣传话语，并通过文字、绘画、音乐等多种模态独立或综合地表现出来，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首先，语言文字是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期间开展宣传工作的主要模态。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发挥口号、标语在政治动员中的重要作用。在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一致抗日救国”等标语随处可见。中国共产党还善于运用报刊通讯等形式开展宣传思想工作，出版《红星》《战士》等报刊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将广大红军和民众广泛团结起来。此外，党的领导人在长征途中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如毛泽东在长征中写下《七律·长征》《忆秦娥·娄山关》等经典名篇，用艺术化的文字传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对党员和红军指战员起到了巨大的鼓舞激励作用。

其次，绘画是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期间开展宣传工作的重要模态。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运用绘画的形式开展宣传思想工作。毛泽东强调应该充实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把全军绘画人才集中工作”^[30]101。时任中央军委直属部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黄镇在长征途中用自己的画笔真实、形象地记录下大量珍贵画面，他创作的《粉碎敌人的围剿》《过湘江》《上第一座雪山》等绘画作品生动地描绘了红军指战员翻雪山过草地的壮烈艰辛，歌颂了红军取得胜利的来之不易，具有重要的宣传价值。红军还在沿途绘制壁画、石画，宣传党的革命主张。每每到达村庄，红军通过分发简笔画、绘制漫画等形式向当地民众宣传党的政策，生动形象的绘画作品发挥了重要的宣传和动员功能。

再次，音乐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期间开展宣传工作的重要模态。音乐以生动鲜活的方式发挥鼓舞动员红军和民众的作用。红军根据战斗实况所作的《反攻胜利歌》《凯旋歌》等歌曲在军民中传唱甚广，不仅激发了红军的战斗热情，也加深了百姓对红军的理解和拥护。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时期还将文字、绘画、音乐等多种模态相结合，设计了立体多维的宣传系统，运用话剧演出等艺术形式开展宣传思想工作。为了宣传强渡金沙江的英雄壮举，红五军团创作了一出叫作《一只破草鞋》的活报剧，战士们形象地表演出红军渡江时的英勇果敢，讽刺敌人千里追剿却只捡到红军的一只破草鞋的狼狈和懊恼之态。红军指战员们观看了这出活报剧后，个个捧腹大笑！^[23]110 红一军团到达陕北后，战士剧社编排了《亡国恨》《打回老家去》等节目，面向东北军官兵演出。演员及工委人员借演出之机与东北军官兵谈话，对提高东北军官兵的革命觉悟，激发他们的抗日热情，取得了极好的效果。^[31]216

四   着力搭建全场域宣传平台

宣传工作的开展需要恰当的空间，离不开特定的场域和平台。在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恰当地搭建了一些适宜开展宣传工作的场域，这些专门或临时的场所，实体或虚拟的平台，为推进宣传工作提供了相对便利的时空环境，有利于宣传工作的集中开展和深入进行。

第一，中国共产党设置了正规和专门的场所开展宣传工作。1935年8月，沙窝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将“设立红军大学与高级党校，大批的培养军事与政治的干部”^[15]281作为中心工作之一。红军在驻军地设置了专门的政治宣传场所，便于红军指战员在休整期间进行系统的政治学习。据西方传教士薄复礼^[32]36回忆：“红军只要在某个地方住得稍久一些，都要设置‘列宁室’。”

第二，中国共产党设置了流动的场所开展宣传工作。长征途中，红军经常设立宣传鼓动棚，专门用来做宣传动员工作。在艰难险阻的行军路上，战士们的身心健康都面临严峻的考验。为了鼓舞士气，宣传员们在宣传棚里唱起“同志们快起来拿刀枪，我们是人民的武装，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等歌曲，在宣传棚旁边的石头上写下“竞赛一下，谁先上山顶？”等鼓励战士奋勇前进的粉笔字，使大家“把上山的疲倦忘掉了”^[25]26。

第三，中国共产党还通过组织活动、召开大会等途径构建非正式的时空“场所”开展宣传工作。在宿营地，战士们经常围坐一起举办篝火晚会，通过吟诗唱歌和讲故事的方式进行思想交流。如时任红一方面军干部团政治教员的成仿吾在篝火晚会中和大家分享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心路历程，使大家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启发。在村子里，住在群众家里的红军战士“同户主一起召集一次家庭会议”^[25]16，将村民家作为开展宣传工作的场域，向这家人详细讲解党和红军的主张和革命目标，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四.   长征时期党领导宣传工作的历史镜鉴

作为“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33]202，长征为统一党内意志、团结广大民众、树立政党形象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价值。通过回顾与总结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实践的历史，可知宣传工作应加强党的领导、贯彻群众路线、服务现实需要、创新工作方法。这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做好宣传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宣传工作应坚持党的领导

宣传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与极高的战略性，是一个阶级维护合法统治，增进政治认同的重要手段，需要代表该阶级利益的政党发挥总揽全局的核心领导作用，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明确宣传工作的目标、原则与方法。长征时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意识形态专制与政治污蔑，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党内军内、各族各界民众乃至国际社会中凝聚起“抗日反蒋”的团结伟力，树立起英勇善战、为国为民的正面形象，离不开党对宣传工作的全面领导。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激荡，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战略意义空前重大，宣传战线面临的机遇挑战也前所未有。互联网的普及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加剧了技术异化风险，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侵略形式不断演变，场域持续扩张，围堵愈演愈烈，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博弈、文明的冲突、话语权的斗争激烈复杂。因此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宣传工作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宣传工作才能明确目标方向，坚守原则底线，革新工作方法，在理论自觉与文化自信中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如磐石的思想基础，在错综复杂的话语权较量中保持“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强大定力。

二   宣传工作应贯彻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科学性与先进性所在。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作为根本工作原则与方法。党的宣传工作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重要介质。长征不仅是党和红军艰苦卓绝的斗争史诗，更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生动群像。长征期间的宣传工作处处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置于首位的根本原则。以人民群众所思所想作为开展宣传工作的基本考量，以凝聚和统合人民群众的思想意志作为衡量宣传工作成效的首要标尺，它最大限度地兴奋、激励、推进了中国工人、农民、兵士与一切劳苦群众的革命斗争，将革命的浪潮推至新的高峰。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不懈把最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把人民群众关心和疑惑的问题用他们听得懂的方式解释清楚，把意识形态领域复杂的矛盾和斗争用现代化和通俗化的手段揭示出来。用厚重的历史教育人民群众，用先进的理论启迪人民群众，用发展的成果鼓舞人民群众，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进宣传工作，凝聚起发挥协调和黏合作用的社会认知，最大程度建构起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价值根基^[34]，使人民群众在同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交锋中自觉团结起来，不断提升华夏儿女同心协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身份认同感，集体归属感与历史责任感。

三   宣传工作应服务现实需要

任何一个政党政治立场的宣介阐释，政策的贯彻落实，都离不开宣传工作的保驾护航。宣传工作应该遵循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基本原则，立足于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围绕社会现实中的主要矛盾和核心议题展开有针对性的思想理论宣传。长征期间的宣传工作着重抓住革命与斗争的“牛鼻子”，强调从解决当时革命环境中最主要的矛盾入手，有次序地推进思想建设。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对认识尚不一致的政治问题留待以后解决。这一做法既保证了当时主要矛盾的解决，又最大程度地维护了思想统一，是宣传工作与现实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时代更迭，社会主要矛盾也在发生变化。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依然要坚持服务现实需要的基本原则，牢牢把握时代脉搏，从实践出发，以大局为重，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进工作，紧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谋划部署宣传方案，营造主流思想舆论，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大力推进文化发展，着力强化国际传播，不断提高宣传思想工作水平。

四   宣传工作应创新工作方法

宣传工作不是自上而下单向无差别的思想灌输和教条教育，它需要依托一定的方式和手段，以便于受众更好地理解党的创新理论所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而认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长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设置了从中共中央领导人、政治宣传员到普通红军战士的全员宣传网络，面向红军指战员、各族各界民众、白军战士、国际社会等不同受众，运用文字、绘画、音乐、戏剧等多种宣传媒介，搭建各类正式或临时的平台场域，开展了广泛而丰富的宣传工作，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今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大大拓展了宣传工作的途径与手段，互联网络使世界成为地球村，也塑造了一个全新的空间和场域。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和疾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党的宣传工作必须培养一支政治素养过硬，专业能力突出的人才队伍，使他们能用信息技术、善用科学方法，以领航宣传工作；运用推荐算法、用户画像等技术科学精准识别不同受众的需要，有的放矢地展开宣传，以提升传播效率；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优化宣传媒介，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实现多种话语模态的融合发展，构建综合立体的视听模型，以优化传播效果；高度重视在互联网空间中开展宣传工作的特殊性，搭建国内国际、线上线下多个宣传平台，关注高校等宣传工作前沿阵地，以拓展传播范围，多措并举不断推进宣传工作的方法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