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不仅具有深邃的历史视野，而且内含空间向度的理论架构、逻辑线索和方法论原则，涉及实体空间、关系空间以及符号空间等多种空间形态的问题域，深刻回答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影响力，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论引领。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聚焦国土空间开发利用碎片化、低效化、无序化等问题，全面研判生态环境形势，深刻剖析生态环境保护的结构性、根源性和趋势性压力问题，不断深化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走出协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立体化新道路。

一.   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的顶层设计：全面把握空间载体的基础性、复合性

马克思^[1]124指出：“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他不仅阐明了自然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重要源泉，并深刻阐述了空间格局重塑在资本主义形成发展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认识到空间的基础性和革命性意义，着重发挥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的辐射引领作用，着力构建综合治理新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空间观，推动美丽中国建设迈出新步伐。

关于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的重要论断。国土并不是抽象的物理空间，而是贯穿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形式。它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载体，又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不会自然而然地满足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需要，也不会被动地承受人类活动所施加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2]31指出：“从大的方面统筹谋划、搞好顶层设计，首先要把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设计好。”显然，从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的理念日渐清晰，国土空间作为生产要素的活跃性也有所增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3]提出：“建立健全覆盖全域全类型、统一衔接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制度。”全域并不是局限于土地表层、水域或者海涂，而是包含了以“土地表层为基底或脱离土地表层的可利用的三维空间”^[4]。全类型主要指向土地利用的不同类型和不同功能定位等。党和国家着力推动实施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注重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战略引领作用，积极防范布局性风险，注重优化自然资源要素供给，力求从源头上协调解决各类空间需求和矛盾冲突，取得积极成效。国土空间及附着其上的资源环境要素是一体的，承载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活动，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化需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把握国土空间的基础性地位和复合性功能，强调依靠优化国土空间结构、提高国土空间效率、改善国土空间环境等方式来提升资源配置质效，进而有效扩大生态环境容量、不断丰富能源资源支撑，体现了对空间载体的多维观照。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以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工作为重要抓手，突出国土空间的整体性、复合性，促进国土空间规划和管理与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相协调，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

关于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的谋划和部署。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是国家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在空间上的体现，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是否合理对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资源环境的承载力、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012年，党的十八大^[5]31提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6]803提出“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挥各地比较优势……优化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生产力和公共资源布局。”我们党将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列为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整体谋划建设美丽中国的善治愿景，探索形成系统综合的治理模式。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7]524将“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写进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无论是从文献的分量、术语出现的频次以及具体表述看，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架构中的地位都是非常突出的。更进一步来看，外延性的、粗放型的地理扩张已经难以为继，未来的城镇开发建设、经济结构调整应该以高质量发展、内涵式提升为鲜明导向。关于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的基本思路，不仅强调遵循国土空间本身的运动规律，而且主张突出国土空间对其他资源环境要素的引领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总体形成，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进一步优化。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深刻理解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的战略意义，全面统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人口分布、生产力布局等多重因素，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着力形成开放、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空间架构形式。

二.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科学统筹空间要素的复杂性、多样性

马克思^[8]875认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他在批判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时提到，如果我们逐步抽掉个性、界限、空间、偶性等，最后“作为实体的将只是一些逻辑范畴”^[9]600。蒲鲁东试图用抽象的范畴理解社会历史运动，最终却深陷历史唯心主义的窠臼之中。事实上，空间是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空间与物质实体是相互统一、不可分割的。空间要素之间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联系，成就了世界的千姿百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吸收现代自然科学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阐明生态要素的复杂性、人与自然关系的互动性以及人类社会的共同责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

生命共同体理念蕴含空间要素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原理。习近平总书记^[10]173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断，深刻阐明自然界的客观性、生成性、结构性、层次性、整体性，充满着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敬畏，包含着对万千生命的深度关切，为科学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提供理论依据。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要素，聚集着形形色色的生物形态结构，承载着各种各样的生命活动形式。习近平总书记用“命脉”形容山水林田湖草的关系，强调各生态要素并不是孤立的实体，而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山涵养水，水滋润田，林固定土，土护住山，各构成要素有机衔接、休戚与共。生态要素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是影响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重要变量。任何生态要素的缺失，都可能影响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稳定性。各构成要素以地理位置或空间亲近关系为连结纽带，不仅受既有空间结构的制约，而且在空间分布和排列上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生态系统具有保持或恢复自身结构和功能相对稳定的能力，并以空间结构的弹性、韧性为必要条件。山脉的走向、流域的辐射范围、海洋的跨度和边界、生物群落的组成与结构、人类的活动轨迹和空间分布等共同构成地球生态系统的复杂空间样态，支撑起生命之网。生命共同体理念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科学阐释，蕴含着对空间要素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分析和思考。我们党积极探索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实践模式，坚持以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来维护动植物的栖息地，以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来统筹安排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开拓出发展与保护协同共生的新道路。

生命共同体理念指向人类的责任与担当。习近平总书记^[11]19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断，明确人与自然的共生性关系，强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思想指南。“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认知，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12]人类本身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存和繁荣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连通性。当然，人是自然界的特殊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一种地质力量，能以超乎想象的程度塑造山川面貌。同样，人类有能力规范自己的行为，有责任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这种责任不是出于怜悯和同情，而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与反思，是对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认同和自觉，是对人类共同福祉的关切和考量。工业革命之后，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人类总是企图凌驾于自然之上，用孤立和静止的观点和方法对待自然界，遮蔽或者肢解生态系统的复杂联系，引发自然界的报复。生态中心主义主张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拓展伦理道德的关怀视域，推行素食主义、极简主义等，其思想内核是否定人类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难以真正规范人类的行为。生命共同体理念创造性地吸收了生物学和生态学等领域的科学方法，从有机整体的角度把握人与自然的生成和演进历程，且内含空间向度的分析和考量，超越了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局限，对科学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更科学更深刻的阐释。习近平总书记^[11]434指出：“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通过“眼睛”“生命”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人与自然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那么如何保护眼睛和生命，则体现了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方法论要求。生命共同体理念坚持人的自由自觉性，突出人与自然的互利共生、协同进化，强调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的良性互动，要求构建全域全要素国土空间治理体系，深化和拓展了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

三.   促进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深入考量空间效益的多重性、统一性

马克思认为，人和自然是共同起作用的，“改变形态的劳动本身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13]56。如果离开自然界，离开感性的外部世界，财富的创造根本无从谈起。马克思多次提及“自然生产力”，尤其是深刻论述了自然基质、自然力等在财富创造中的地位和作用。除了劳动之外，空间及附着其上的资源环境要素等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0]171理念，展现出对空间价值的更充分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生产力理论，为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提供理论遵循。

“两山”理念突显空间效益的多重性。空间既生产社会关系，也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具有多重价值和意义。空间效益是动态的，主要取决于其满足和实现人类需要的状况。空间的各组成部分以及相互关系直接影响着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对空间效益具有重要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人类对自然空间的利用程度不同，使空间效益差异显现。习近平总书记^[10]171指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无论是“绿水青山”还是“金山银山”皆以“山”为主体空间形态，同一座山可以因为生态环境保护和空间结构优化产生更多的综合效益。从根本上看，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是辩证统一的，是相互成就的关系，而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空间结构优化，可以保证生态安全和生态平衡，维护生命存在和繁衍发展，让人民群众呼吸上清新的空气，饮用上洁净的水。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可以提升人们的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可以愉悦身心、陶冶情操，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保护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稳定的资源和更广阔的空间，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发展的潜力和后劲。如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空间的丰富性，反而会损害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损伤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强调环境保护的全面升级，追求发展与保护的高度契合、良性互动，具有鲜明的前瞻性和创新性。

“两山”理念明确空间效益转化的可能性。“两山”理念的核心是转化，强调同步提升绿水青山的“含金量”以及金山银山的“含绿量”。当然，很多时候“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创造转化条件、打通转化通道、开拓转化路径，让生态保护成本得以合理补偿，让生态产品价值得以顺利实现。习近平总书记^[14]多次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等重要观点，为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指明方向。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14]，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必然推动资源节约集约循环高效利用。生产要素的空间结构优化是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重要条件，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通过优化全要素的空间配置，有助于发现自然界新的属性和联系，塑造“两山”转化的新动能新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立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明确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现实路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3]提出，要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实施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旨在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两山”理念是在反思传统发展模式的生态局限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创新和发展，为优化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空间布局和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智慧方案。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中国积极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在安徽、浙江、江苏等多个省份建立了跨省流域补偿机制。从开展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推进生态经济体系建设到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着力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种可能。“两山”理念在全国遍地开花，展现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四.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坚决维护空间边界的严肃性、权威性

在《萨瓦、尼斯与莱茵》一文中，恩格斯^[15]475深刻批判了“自然疆界论”，指出自然疆界受政治军事企图摆布，“哪一个依仗自己国家的侵略野心和侵略传统的政府，敢于重新鼓吹自然疆界论，却让法国满足于尼斯和萨瓦呢？”“自然疆界论”之所以在法国呼声不断，不仅是因为法国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更是出于领土疆界扩张的野心躁动。空间边界既有物理层面的规定性，也有功能方面的要求；既包括有形边界，也包括无形边界；既是屏障，也是约束。事实上，关于空间边界的划定管控不仅充斥着地缘政治、经济实力和意识形态的较量，而且关系着国家生态安全。新时代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环境影响作为划定空间边界的重要参照因子，将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作为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的重要条件，表达了对人民群众生态需要的高度关切，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空间边界的内涵释义，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推向新高度。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蕴含着底线思维和刚性约束要求。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即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边框”，以及时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包含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完整性、居民身心健康以及能源资源安全等方面的特别保护要求，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判断，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重点实施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等关系国家生态安全区域的生态修复工程，以构建国家生态安全战略格局。这些地区居于特殊的地理区位，生态系统类型极其丰富，承担着巨大的生态服务功能，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生态地位。守护好“中华水塔”，守护好黄河安澜，守护好生物多样性，着眼于全国发展大局，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提供可靠保障。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要在空间上对经济社会活动进行合理限定。中国生态环境总体仍比较脆弱，挤占或侵扰生态空间的行为时有发生，尤其是一定时期内建设用地扩张给耕地和自然生态系统造成很大冲击。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2]227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把城镇、农业、生态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这里提到的三类空间、三条控制线突出刚性约束要求，目的是为了遏制城市的无序蔓延和过度扩张，严格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协调解决生产、生活、生态用地矛盾冲突，为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创造前提。坚决维护空间边界划定成果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是落实用最严格制度和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基础，核心是要解决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与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适应性问题，强调严肃惩处违法占用或破坏耕地，严厉打击违规批矿、非法采矿等行为，严肃查处挖湖造景、“大棚房”等新增违法问题，进而以更大力度和更高质量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服务于美丽中国建设的目标要求。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坚持质和量的统一，旨在促进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空间落地。按照国家规划目标，到203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6%，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60%，湿地保护率提高到60%左右，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占陆域国土面积的18%以上”^[16]。国家主权所管辖的地域空间及空间资源是有限的，而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空间的扩大，必然以促进生产空间的集约高效为关键支撑，以空间结构、空间布局的优化为必要条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国土空间开发的约束性指标，旨在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科学有效的空间管控以“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为重要依据，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宗旨，是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的重要手段。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并不是要将自然空间隔离开来，而是谋求自然与社会融合发展，以更高站位更高标准更高质量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更强有力的保障。关于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的理论探索和战略部署，彰显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是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长远之计。

五.   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充分尊重空间结构的系统性、相对独立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不仅要按照最小能源资源消耗原则来发展生产力，而且要按照适合人类本性和自然规律的条件下进行物质变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变换理论，找到研究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总钥匙”，实现了方法论的跃升。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突出空间结构的整体性和连通性，明确空间协同和精准发力的战略要求，是自觉运用系统观念的典范。

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突出空间结构的系统性和连通性。恩格斯在概括和总结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论述了人类活动对植物界和气候的影响。他指出，“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时”^[17]560，也就毁掉了高山畜牧业的根基，导致山泉枯竭、平原洪水泛滥。在这里，恩格斯已经认识到人与自然的一体性，深刻剖析了农业生产的盲目扩张所造成的物质变换断裂，反映出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地理空间效应的认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科学把握空间秩序对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性意义，更加注重以优化空间结构来确保生态系统的顺畅运行。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海洋以及流域上下游，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18]3。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19]。山川湖泊、林草湿地、陆地海洋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通过水循环、大气循环、生物循环和岩石圈物质循环等过程进行物质迁移和能量交换，推动地球生态系统演化。实践证明，碎片化的治理缺乏保持生态系统完整性和连通性的考量，很容易顾此失彼，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我们党明确系统观念为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形成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战略，比如坚持陆海统筹、河海联动，推动海域管理模式从“平面”向“立体”转变，让碧海蓝天成为形象标识；又如坚持整体性思考、全面性安排、系统性部署，将大江大河治理、污染防治攻坚战等作为大保护大治理的重要标杆，展现体系化、协同化治理的强大优势。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以遵循自然生态系统演替规律和内在机理为基础，强调统筹考虑环境要素的复杂性、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自然地理单元的连续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系统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而推动生态环境治理效能的全面提升。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坚持全领域转型、全方位提升、全地域建设，着力打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隔阂，以期形成跨区域跨流域的协同行动机制，共同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突出空间单元的相对独立性。生态系统具有空间地域性和空间差异性，在不同空间尺度下的运动规律也有所不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充分尊重整体的统一性和局部的独立性，在动态联系中观察世界、处理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把握大自然物质循环规律和生态治理的科学规律，尊重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区域管控的相对独立性，推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治理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的重要任务，部署“实施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3]，为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指明方向。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强调立足生态环境结构、功能、质量等区域特征，统筹考虑大气、水、土壤、生态、声、海洋等生态环境要素，注重厘清不同区域、流域、海域的成因差异，按照“一单元一策略”实施分类管控、精准管控，以提升治理的针对性、有效性。我们党强调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应当与环境治理格局相匹配、与区域功能定位相适应、与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体现目标、任务和手段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目前全国共划定4万多个生态环境管控单元”^[20]，基本实现了全域覆盖。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服从于重大生产力布局、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聚焦区域性、流域性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强调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着力防范结构性风险，努力扩大生态空间和生态容量，进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近年来，在全国支持了52个“山水工程”，“已累计完成生态保护修复治理面积超过1亿亩”^[21]。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是在坚持系统观念前提下的治理模式创新，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促进生态安全屏障日益巩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六.   从建设美丽中国到共建美丽世界：协调推进不同空间尺度的目标任务

马克思^[9]163指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美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是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的统一，是一种更高标准的目标愿景。能够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是以超越外在必然性为基础的一种自由自觉活动，是人的类本质的体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用“美”的标准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任务，囊括不同空间尺度的规划部署，体现不同空间层次的共同追求，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体现了对“两个和解”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从建设美丽中国到共建美丽世界，核心理念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展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境界，意在按照美的规律绘就一幅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动态图景。

从建设宜居和美乡村到建设新时代美丽城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别和对立，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13]579，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只有消除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劳动者真正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人，“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17]313。我们党以推动城乡人居环境整治为重要抓手，以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为战略依托，着力优化人的发展空间、畅通经济循环空间，不断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新视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城乡融合发展架起共享共建共治的桥梁，承载着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以及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其中，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基础。我们党积极回应亿万农民的美好期待，从容应对美丽中国建设的重点难点问题，谋划推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扎实解决农村的垃圾、污水、厕所问题，着力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主战场，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强调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推进以绿色低碳、环境优美、生态宜居、安全健康、智慧高效为导向的美丽城市建设，促进城市结构、功能和品质的整体提升，旨在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城乡人居环境整治的核心是人，打江山、守江山，就要让人民群众共享绿色空间、发展空间。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始终坚持为民惠民利民，必然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写在奋斗旗帜上，致力于促进城乡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让人民群众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以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建设美丽中国的强大合力。

塑造各具特色、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建设板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美丽中国”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明确美丽中国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将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全面形成等作为美丽中国基本目标实现的重要内容。从战略定位看，美丽中国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并不是平行关系结构，而是相融相通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突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事业的统一性，强调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要求融合到区域发展战略之中，引领构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从发展思路上看，坚持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建设原则，突出因地制宜、体现针对性，强调“梯次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全域覆盖”^[22]。关于美丽中国建设的目标构想，以各区域的地理环境、产业基础、发展条件、风俗文化等为基础，以空间布局与组织模式的优化为着力点，勾画出异彩纷呈的地域景观。从发展路径上看，聚焦京津冀地区、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重大战略，加快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着力形成示范带动效应。锚定美丽中国建设目标，要积极打造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和动力源，提炼推广规律性的认识成果和实践经验，促进区域、省域、城市、县域各层级协同发力。要加快构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协同推进历史文化保护、生态保护修复、城市更新、人居环境提升，积极塑造具有地域特色和标识度的空间格局，努力让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山川成为普遍形态。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勾勒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图景。马克思恩格斯^[9]539指出：“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是共产主义实现的必要条件，也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解提供现实基础。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关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胸怀人类的前途命运，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积极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意义更加耀眼。当前，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之所以依然严峻，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影响。发达国家长期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顶端位置，肆意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劳动力，同时将污染物输出到发展中国家，进而使得环境成本外部化。要促进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改变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超越地域与民族的局限，建立普遍而全面的交往关系。中国共产党人牢固树立大历史观，深刻阐明生态文明建设之于人类文明演进的战略地位和重要意义，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充分体现了对人类发展大势的深刻洞察和远见卓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中国在国际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显著变化，实现了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呼吁世界各国加强合作、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以凝聚起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中国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坚定不移履行碳达峰碳中和承诺，把“双碳”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体现出大国的责任与担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倡导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着力构建国际合作新格局，努力推动全球生态治理秩序的变革。”^[23] 中国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引领者，将给国际秩序的重建带来更加公平的价值理念、更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更美好的文明图景。

总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空间秩序重塑摆在突出位置，运用空间概念和方法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围绕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促进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等展开深入探索，其中蕴含着对空间载体、空间要素、空间效益、空间边界、空间结构以及空间符号的前瞻性思考，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呈现从要素、结构、功能到价值的逻辑线路，拓宽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为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指明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