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革命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范畴，关注的不仅是社会发展方式与内涵的革命性创设，还有发展阶段、发展理念、道德规则与伦理秩序的合理界定与科学再塑，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合乎规律的必然呈现与真实观照。“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和动力，随着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而深入推进，不仅仅是一种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更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1]74这里要说明的是以重塑传统生产力表现方式实现社会形态的基础性变革，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领域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是完善社会治理结构、进行伟大历史变革的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历史运动，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实现历史梦想与政治理想的根本路径。可以说，党的百年奋斗史，呼应的是以持续社会革命不断推动历史飞跃的光辉历程，是“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2]的深刻社会变革。

一.   中国共产党百年社会革命的理论逻辑

社会革命，作为在不同历史阶段中人们全面改变主客观世界的实际行动的核心体现，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社会目标等息息相关，要求持续完善特定社会形态环境下的生产力发展，实现其与生产关系根本性质“相互适合”“互促互进”的“质变”。它呼应的是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相互交替的社会矛盾运动，体现的是推动社会进步与提升发展质量的双重要求，符合生产方式重大历史变革的内在要求。其中既有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观的继承发展，也有“两个决不会”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与“两个必然”的社会革命根本趋势，强调的是相关理论逻辑统一于百年大党对于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学理关注与时代观照。

一   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的学理意味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597社会革命作为历史发展的“火车头”，代表着新的发展方向的生产力就必然要破除旧的生产关系，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为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形成辩证统一的历史合力支配社会发展进程。

需要说明的是，在革命年代，民族矛盾、阶级斗争以及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现代化国家的建立等，代表了这一阶段社会革命的实际意义、运动的主要形式与目的。这既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内容，也是社会革命在政治与阶级斗争领域的具体体现。此语境下“社会革命”的历史涵义，它“只不过是从前人们所谓的‘政治革命’或‘革命’的同义语。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4]395。强调革命运动的发生必须到阶级斗争与政治革命中去寻找答案，往往尤为明确地凸显社会革命即为追求彻底解放的无产阶级以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压迫阶级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因此，“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5]194，就是“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或者说在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的民主革命时期，革命与暴力相伴随，社会范式的转换或者社会形态的兴替往复是政治革命的必然结果。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6]404。即广义的社会革命，其全部内涵并非仅是诉诸暴力斗争，而是要结合具体历史环境和斗争要求来确定革命的方式与内容。恰如列宁所强调的那样，“任何一次政治变革，只要不是派系的更替，都是社会革命。问题只在于是哪个阶级的社会革命”^[7]120。基于此，无产阶级政党进行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并不是“绝缘体”，也不是两个对立面。政治革命从属于社会革命的历史范畴，前者在一定历史环境下是后者得以实行的先决条件。因此，要实现关于社会制度根本变革需要先完成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内容和性质必然要结合相应社会历史条件和革命任务。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视野中不难看到，社会革命是必然超越政治革命的传统概念的，政治层面以及经济层面的“革命”等也必然是以进行社会革命为斗争的直接目的。基于此，最终归宿是社会革命的“政治革命”就不再是单独的存在了，而是社会革命的一个阶段或者组成部分，抑或达成革命目标的重要手段。而且，历史上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胜利也都为持续社会革命确定了充分的历史条件、必要的社会基础、清晰的革命目标。

广义上关于“革命”的范畴中，“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8]108-109，必然地，革命的方式将回应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引发的社会改革。这种改革涉及上层建筑体系中的经济形态、技术形态、文化形态以及国家治理形态等结构性方面。同时，它也是一种“彻底的革命”，不仅是物质层面的革命，也包括思想精神层面的彻底革新。也如恩格斯于1844年的《英国状况》^[4]526一文中讲道：“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有所影响，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即社会革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要求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系统发生彻底的、根本的变革，而且诸多领域社会变革汇聚的历史合力必然能对社会发展质量的提升产生历史性推动作用。虽然政治革命与社会改革却也是有明显的“界线”，但“这条界线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可变动的，要善于在每一具体场合确定这条界线”^[9]168。因而，“社会革命”不只是狭义概念上的“动荡激烈”的“政治革命”，而是广义上以“共产主义原则实现”为最终目标的持续革命过程。

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基本观点，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变革、不断进步的自然的历史过程，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它既要求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有“量变”的积累，也要求社会生活层面能产生“质变”的跃升效果，本质是要强调改革旧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新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它进一步重申了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中生产力标准的科学观点，呈现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内在一致。也是从历史发展的延续性与历史变迁的深广度，着重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的总体意义。事实上，持续推动着的特定时代的社会革命必然聚焦于该历史时期需要克服或解决的生产力革命任务。这既是社会进化历史视角从传统转向现代的表现，也是推动生产关系持续调整、互相适应的“破立并举”。这种做法强调破立结合、革故鼎新，关注阶级结构与社会矛盾内涵的历史演变，旨在实现社会生活与生产力总体性和基础性历史地位的有机统一，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

二   准确契合社会革命理论场域蕴含的必要性、科学性、斗争性

从近代探索国家出路到实现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都会经过“许多的阶段”，就是持续解决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矛盾的关键过程，是持续进行社会革命的必然要求。就理论场域而言，“社会的变化，主要的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10]302。也就是说，“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11]311明确表明了人类社会形态历史嬗变是伴随不同历史阶段社会矛盾的具体反映而进行的。无论是五千年文明语境还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语境，都决定了这一宏大而独特的社会变革没有也不需要对我们颐指气使的“教师爷”。必然只能依据生产力发展实际，在相应的阶段形成能与之互相适应且着眼于社会持续发展进步的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因而，社会革命作为“根源于生产力本身的革命化要求，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12]。区别只是社会矛盾历史运动的性质不同和具体表现不同，体现了基本矛盾运动也是处于既相适应又相冲突的动态调整中。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革命的科学性体现为，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及其中国化实践的具体要求中，厘清与基本矛盾运动相适应的主要方面和相冲突的次要方面，专注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使之于主流思想文化表征、国家治理形式等上层建筑的完善进步中实现耦合协调、全面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巩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觉。社会革命必定是持续完善、阶段递进、一以贯之的深刻而彻底的社会改革，是关于发展范式与发展理念的科学变革和历史性变革。它要求新的生产关系必然适合新的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政治等上层建筑的内在要求，意味着社会物质生活与社会意识内容的有序更新和内涵跃升，确保新的思想观念、道德认识与价值规范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节奏中，更为具体地反映社会生产发展的实践需要，以及历史发展逻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逻辑的辩证统一。

应该说，不同于狭义的社会革命研究以阶级斗争与政治革命实现社会制度与形态更迭为诉求，这里所强调的社会革命，更多是从广义上强调社会发展范式的制度性重塑，是关涉社会历史形态诸要素有序衍化的重大变革。既有思想观念革命，也有经济革命与规则革命，更意味着生产关系、社会关系、观念认识等方面的持续革命、深度革命、长期革命，呈现为空前深刻、意义深远，要求不懈奋斗、持续斗争，保持坚定的革命态度、革命斗志，体现革命性思维方式，其实质既是思维革命，也是发展革命。

基于理论场域的中国社会革命的斗争性讲求的是以坚定彻底的“革命性变革”科学扬弃影响甚至阻碍社会历史持续向前的方面，明确如何继续保持历史斗争的主动性与坚决性，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革命斗志、一往无前的进取意志。这意味着根据生产方式诸要素“相互斗争”的运动规律，促成“基本适合”动态关系的演化过程，整体聚焦于特定发展阶段历史斗争与治国理政着重聚焦的问题域。这意味着伟大时代依旧需要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来推动，同样也是强调作为“觉悟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无论发展到了哪一个阶段、取得了怎样的发展成就，都必须有伟大斗争、艰苦斗争的充分准备；意味着强调“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必须以‘重整行装再出发’的壮志豪情和‘越是艰险越向前’”^[1]77的斗争精神。这里进一步强化了既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也应“敢于胜利、善于胜利”，充分发扬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与伟大梦想精神，要坚定“赶考”初心，勇于担当“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历史责任。因而，进行新时期社会革命的根本出发点，“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13]8，从理论逻辑上清晰阐明中国共产党伟大社会革命与伟大历史斗争的正确性、过程性。

二.   百年大党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演进及内涵表现

社会革命展现的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趋向于生产力实际水平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一定要适合”的辩证学理关系，保证经济基础的有序提升与上层建筑的科学完善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实现“良性互动”。要考虑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历史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也是将历史阶段性与革命斗争性有机结合，观照历史的能动性与自觉性，探究大历史观视域下社会革命的根本学理范畴。

一   百年大党伟大社会革命斗争进程的历史梳理

基于大历史观而言，从近代鸦片战争以来“国家蒙难、人民蒙辱、文明蒙尘”的苦难史，到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艰辛探索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社会革命，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斗争历程，可以说，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实现自身独立与解放、富强与复兴的艰辛岁月，恰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社会革命的光辉历程。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与社会主义信念，而接续奋斗的伟大历史进程，就是一代又一代爱国者、革命者、劳动者、坚定者，见证、参与、创造的近代以来中国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与历史宏图，佐证了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跋山涉水、闯关夺隘”的思想伟力与历史实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是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建党初心。呼应的是彻底推翻近代“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实现近代以来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向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的伟大跨越，迎来了改变民族命运与社会进步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就在一大文献中开宗明义地写明了“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14]6，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旗帜鲜明地强调了要用“革命”的方式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任何一次真正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因为它使新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并且让它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15]327。

新中国成立之后，基于“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发展极不平衡”的特殊国情，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过程中，始终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认真体会如何既能在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中“体现更多中国同志自己的思想”，也能“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16]603，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由此，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历史新纪元，也进入了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新篇章。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实施，社会革命涵盖的领域会更为广泛、影响程度会更为深远。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彼此适合”，成为这一时期进行的前所未有的深刻社会变革中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这正是其革命性的着重体现，既有坚定破除固有思维束缚的具体要求，建立新世界的伟大历史使命（实现思想革新、满足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新要求），也为进入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革命历史新时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实践基础。

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延续与发展。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摆脱“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与束缚。中国改革开放持续关注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呈现与实质变化，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三步走”战略，明确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实际与国际地位，体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持续阐释与实践印证。邓小平认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7]370其中必须要改的，必须要“革命”的，必定要做到“义无反顾”“披荆前行”；坚决不能改的，必须要坚持，必定要坚守本源初心。关于社会革命，在我党历史上第二个历史决议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对其内涵范畴与历史趋向作了经典解释，即“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18]119。认为它是一次“伟大的觉醒”，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18]119。这里所强调的“革命”，主要是充分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完善体制机制，聚焦生产力发展方式变革与实践转向，从发展理念、运行结构等方面彻底破除束缚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相关阻碍，确切契合了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所明确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著名论述。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也必然要基于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发展史，科学理解新时代社会革命历史特征的“变”与“不变”的唯物辩证关系。“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宽广视角”^[19]69，系统领会社会革命“破”与“立”相互促进、科学耦合的历史原则。因此，作为新时代奋斗者，中国共产党人“既不能离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民族复兴的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就讳言甚至丢掉远大理想”^[20]。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是其他别的什么新时代，它意味着有着新的历史特征的社会革命总体呈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内容。它既是“百舸争流、不进则退”的奋进时代，是“奋斗的新时代”，也是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为光荣使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奋斗目标的“圆梦的新时代”。新时代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本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伟大社会革命的延续，反映了党领导下的社会革命历史张力和现代化实践的双向互动，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   基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伟大社会革命的内涵表现

回顾百年斗争史，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烽火岁月”“战斗年代”，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奋斗岁月”“火红年代”，还是在改革春风中开启“筑梦征程”的“峥嵘岁月”，以及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民族复兴、人民造福”的“圆梦年代”。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望志路”到“复兴路”，中国共产党人披肝沥胆、栉风沐雨，创造了从“一穷二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实现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今天，伟大的中国人民已然完成“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21]。百年来党领导人民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奋斗精神，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坚强意志，实现了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跃升。

中国社会革命有序衍化、循序渐进的历史发展，取决于不同历史时期中不同历史任务所蕴含的历史变革要求。也正是诸多在时间序列与历史关联上耦合一致的革命任务，构成了百年大党不断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壮丽发展史。这是对传统革命概念的延伸和续释，使其有了“改天换地”的持续社会革命的历史特征。“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19]70。而且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要实现“新的基础上的适合”，这一循环往复运动过程与影响社会历史形态变迁，既不一定是同步发生，也不会是一步到位。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革命，“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22]165。中国共产党在百年艰辛奋斗历程中，将把实现人民独立自由解放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把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作为念兹在兹、持续探索的历史使命。如今，现代化发展成绩已然不可同日而语，“跳出了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23]，愈发明确了新时期伟大社会革命要紧紧围绕“两个大局”，充分肯定“两个奇迹”的伟大意义。“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正因如此，既要尊重社会革命的历史成就，也依然要警醒人们，“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24]1438。这也就决定了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25]12。

持续推进社会革命，聚焦的正是社会矛盾运动的历史呈现，要求的是坚持斗争、解决矛盾，推动社会进步。这一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要求“敢于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新事业”^[26]322。因而，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总根源、变化层次来讲，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历史时期，皆是社会革命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它既是一部持续推进、不断胜利的社会革命史，也是一部实现中华民族由积弱积贫到扬眉吐气，到富强昌盛的辉煌发展史。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主题依旧是聚焦伟大事业崇高理想，关注改革发展稳定、重视矛盾风险挑战、直面治国理政考验等，进行持续的、彻底的、深刻的、艰巨的社会变革，依旧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阶段的主要内容，必然要体现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以及由此提出的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据此，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政治语境里，就是要求科学理解“革命”的不同历史意涵，全面把握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历史关联，系统阐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斗争目标，进而明确其历史价值最终都将归结于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三.   持续推进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路径思考

明确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充分掌握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切实观照国家发展、党的建设与人民生活等事关社会历史进步诸方面的内生统一。可以说，将过往对社会生产力的历史要求由“解放”延伸至“发展”，已然充分说明持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性质的内在规定，也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革命品性与历史担当。

一   坚持一切发展为了人民，强调百年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原点

持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必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强调“人民至上”，明确“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人民主体思想”，强调人民是决定生产力发展诸因素中最主要的方面，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体的重要地位、参与社会变革与历史运动的首创精神。回望历史、关注现实，更不能忽略人民群众“写就历史”的主观能动性。人民群众始终是推动社会历史变革的根本力量，是参与者、决定者。应该说，社会革命要持续解决的是人们以往从未敢想的问题，关注的是人们以往从未敢去做的事情，实现的是人们以往从未达成的发展奇迹。这都在强调“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强调更公平、更广泛地惠及全体人民。坚持实现高质量社会发展与持续关注民生同步，坚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同步。尤其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每个新时代奋斗者在伟大社会革命的“觉醒年代”都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应该“主动为之”的。

社会革命也是旨在“扫除耗尽人民生命力的旧形式、旧制度和旧信仰，同时改造整个社会制度和放释出社会能量，以建立生活和活动的新形式，并使人得到全面发展”^[27]174。需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着力解决现代化整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矛盾，持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既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也是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的根本要求”^[28]。它蕴含了历史主体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也体现了其参与的伟大历史奋斗的客观规律性。这里既要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要求，也要契合现阶段全体社会成员对美好生活最直接、最真实的崇高价值追求。要求站稳人民立场，永远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定聚焦“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始终坚持“对人民饱含深情，心中装着人民，工作为了人民，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密切联系群众，坚定依靠群众，一心一意为百姓造福”^[29]，是伟大社会革命深入推进的根本目的与时代动力。

持续推动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要求聚焦我们党“为了谁、依靠谁”的时代追问，科学探究人民群众能动创造历史的学理实质，深刻理解“出卷人”与“答卷人”的历史责任，尊重人民群众积极创造历史的主体性与参与伟大历史创造的卓越贡献，凸显社会历史演进的规律性与目的性的内在统一。不仅要看到人民是推动生产力持续变革的主体力量，生产力根本性质由人民“说了算”；也要主动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切身体会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定义与追求是一以贯之的。美好生活既不会“从天而降”，也等不来，它需要一代又一代奋斗者同心勠力、接续奋斗，“在发展中确立和实现人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以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为发展目标”^[30]。

二   坚定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道路，强调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的与时俱进

中国式现代化，关键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它既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也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路径。它蕴含了人们对百年沧桑巨变与历史成就的全面把握与历史清醒，以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发展的深切期待。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历史进程，同时也是充满矛盾斗争的社会革命历程，说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较之以往是任重而道远的。它强调的是实现“适合中国情况”的现代化，它就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它是百年大党“永远年轻”的历史追求，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兑现历史承诺、承担光荣使命的顶层谋划，是旨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最根本、最伟大的社会革命。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道路与西方现代化路径截然不同。它诞生于我们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这种新的现代化发展范式绝对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更不是对某一特定发展路径的“模仿”“翻版”或者“再版”。它观照的是关于经济社会结构、生态文明发展与文化观念、思想意识等领域的深层次性、系统性、整体性根本变革与有效转换。根据辩证发展的理论原则，聚焦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保持“一定要适合”的规律原则，科学调整特定历史阶段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政治或观念上层建筑相关方面和环节。更是专注于抵御重大风险，解决重大矛盾，认真对待改革开放新时代所涌现的诸如如何弘扬创新精神、提升创新能力、增强核心技术创造以及维护国家整体安全等新的重大议题。既符合了人民群众的由衷期许，也是民族复兴的关键要素。

社会革命呼应的是深层次、宽领域的根本性变革，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质效的历史性跃升，也是契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新时代实践要求。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改革开放已然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将来可能还会进入全面改革不断深化的“无人区”。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改革发展成效“质”的显著提升与“量”的积极嬗变，尤为需要明确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核心内容，就是“虽已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仍需“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敢于“涉险滩”“啃硬骨头”；仍需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肯干、苦干、实干精神，围绕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关键内容与发展范式的历史涵义。依照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阶段性战略安排，“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31]。百年大党正青春，“唯有凌云多壮志 敢叫旧貌换新颜”。坚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的科学调整与不断完善，充分观照社会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依旧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呼应的历史逻辑。为此，全体新时代奋斗者要同力协契、踵事增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顽强拼搏、勇毅前行。

所以，用“革命”一词恰能明确表明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范式所蕴含的社会变革的坚决性、彻底性。中国式现代化同样是“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22]483，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的唯物史观考察，聚焦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坐标，确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规律、执政规律的新认识新飞跃。它要求有效推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就是明确了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发展成就，转变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整体效能。这里不仅是要体现浓郁的“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也是从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的理论角度审视一种独创性社会主义发展范式。这是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同向而行的现代化，更是对百年大变局之下人类文明发展新形态的卓越贡献，体现了“中国之治”的历史影响与世界意义。

三   勇于自我革命，强调新时代“两个伟大革命”的协同发展

勇于自我革命，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社会革命持续胜利的坚强保证，也是回答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要求和鲜明特色。就是要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学会成长，始终坚持“革命者”的根本底色与本质属性，以饱满的革命热情与斗争意志，在变革中持续实现变革。既要有政治勇气，有“刀刃向内”的坚定；也强调尊重历史赋予的使命担当，体现坚毅的革命自觉与果敢的革命意志，“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32]。就是要以百年大党革命精神谱系涵养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坚持明确时代视域中变的是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内容，不变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品格与政治要求。

始终强调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征程中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就必然需要强调改造主观世界的革命性，既要有刮骨疗毒的决心，也要破立结合，善于在斗争中从胜利走向胜利。这里的革命性，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历史传承性、历史阶段性等精神价值，展现出的是明确认识与清晰理解。既是要求蕴含鲜明的政治情怀，也是明确提出要“做勇于斗争的‘战士’，不做爱惜羽毛的‘绅士’”^[33]，体现共产党人特有政治基因中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斗争意识。因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2]。就是坚持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无论何时何地都应有的政治自觉，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讲政治规矩，守政治纪律，强调党的政治属性和原则底线，始终葆有战斗性政党特质与“革命者”本色。因而，厘清百年大党永葆青春的政治密码，就是始终坚持自我革命的斗争自觉。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资本主义已经暴露出极大颓势，社会主义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相互叠加与交织的历史情境，既充满特殊性又充满复杂性”^[34]206，这也是新时代意识形态斗争与社会革命的必然考量。对此，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上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绝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35]57。我们已然处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上，既不能因过往的认识偏差、曲折甚至错误而“畏首畏尾”，也不能因曾经的发展成就而“忘乎所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持续强调自我革命精神，绝不能丧失革命者政治本色，要始终保持百年大党的担当精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长期执政能力的整体提升。进行“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自我革命与“全面深刻、除旧布新”的社会革命，都应有正确的政治态度和崇高的政治信仰、理想信念与价值追求。要始终强调鲜明的政治理想与恒久的政治信仰是共产党人政治品性的“魂与魄”，“要同安逸享乐和不思进取的消极心态做斗争，要同各种顽瘴痼疾和积习积弊做斗争，要同权力的腐蚀和利益的诱惑做斗争”^[36]。

坚持伟大自我革命是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必然政治要求与根本政治保障，是“革命者”改造主观世界的必然路径；伟大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与斗争任务，与党始终坚持自我革命、勇于自省的政治内涵是一致的，两者统一于“强国”与“复兴”的中心任务。只有在知常明变、守正创新的历史过程中强化自我革新、自我超越，才能笃行致远，才能保证在新的赶考路上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不出现“颠覆性错误”。我们的党既是立场坚定、斗争坚决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也是人民衷心拥护，始终保持昂扬斗志、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葆有过往革命年代的斗争精神、革命意志，就是要求顺境不惰、逆境不馁，努力在新时代“革命性锻造”过程中持续提升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增强政治鉴别力、敏锐力和斗争意识、政治定力，否则就会在“惊涛骇浪”的历史考验中“杂念丛生”，“经不起风吹浪打”甚至“临阵脱逃”。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37]478。“两个伟大革命”的“相伴相随、互促共进”，既是“强身健体”，也是“凝神聚力”；既是深入推进伟大社会变革的历史需要，也是从严治党、管党强党的政治需要；既是党领导全体人民必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自信与政治担当，也是持续强调“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的精神实质与“原则坚定、紧密团结”的政治自觉。“脚踏人间正道，何惧世事沧桑”，正道愈发耀眼，理想与信念愈发笃定，坚持在伟大斗争中改造自己，在伟大社会革命中改变社会、影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