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化的来临，人类社会文明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品质得到显而易见的提高。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获利却是以牺牲大自然为代价，忽视了地球、环境和生态文明的重要性。这一问题不仅得到了环境学家和生态学家的关注与探讨，不少语言学家也为此呼吁并倡导，语言不是被动地反映客观现实，而是积极地参与在建构现实中^[1]196。因此，语言学人理应从语言学角度为生态环境研究尽自己的一份力。何伟和高然^[2]综观了生态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现状，发现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忽视和破坏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语言系统的特性，如语态有主动和被动，参与者角色分为施事和受事，而环境总是被分配到被动、受事和边缘化的状语表达中，这就导致了环境被潜意识地理解为人类的从属，可以被肆意虐待。

因此，探究语言对人类认知生态环境的影响并以此为出发点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是十分有意义且必要的。常远^[3]总结了中国生态语言学的研究热点，发现国内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话语分析、生态翻译学、外语的生态教学和本土化研究。可见国内对于生态问题的研究集中在语言上，而对日益主流化的多模态研究关注较少。尽管话语分析者倾向于优先使用语言模态，但视觉模态在现代媒体中无处不在，并具有重要的符号学潜力^[4]。近年来，除传统的漫画、电影、海报、新闻外，多模态话语分析还扩展到了诸如游戏^[5]、企业网站声誉建构^[6]、征兵宣传片^[7]等语篇，这体现了多模态在现代媒体中不容忽视的地位，说明视觉、听觉等模态重要的符号学潜力。鉴于此，借助能够对视频、音频多层级标注的软件ELAN，本文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2年发布的世界环境日主题宣传片《只有一个地球》为研究对象，探究了语言、视觉和声音模态对该片环保生态观的意义构建途径，发现三者各有偏重而又相互交织，共同传递出“人类是保护自然的重要责任人，我们要修正过去对自然的伤害、珍惜当下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每个人都应是保护地球的参与人”这一主题。超越语言本身的多模态生态文本分析意在探究多个意义符号的独立作用和几者交织下对文本整体的共同作用，这不仅能提高多媒体时代下生态话语分析的适用价值，也能够完善生态语言学理论的全面构建。

一.   生态语言学与多模态话语分析

语言和生态环境的关系很早就受到学者的关注。就“生态环境”而言，Haugen^[8]57提出了语言生态（ecology of language或language ecology），是指任意一种语言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此处的“语言环境”指语言实际被使用、被解码的社会环境^[2]。这一观点与Humboldt和Sapir等学者不谋而合。他们认为，说话者使用的语言受物理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如复杂的地形、文化、社会等因素，语言的差异性实则反映了人类的兴趣倾向。语言不仅被客观世界影响塑造，反过来，语言也限制牵引着人类的认知方式。人们对世界的许多不合理认知都来自于语言系统（或语法）^[2]。人类对生态环境话题的语言使用也反映着人类如何看待自身与自然、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6]。生态语言学有助于揭示人类和非人类主体间的故事或叙述是如何展开的，即Stibbe^[9]6所谓的“我们赖以生存的故事（the stories we live by）”。

Halliday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SFL）框架被学者基于生态视角予以了细化与完善，如及物性分析^[10]、评价系统^[11]等，从而使包括环境在内的任何话题均可从生态视角展开探究。在生态视角的及物性系统中，参与者角色以“是否具有生命因子”被重新建构，如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生命体又再被分类成人类和非人类生命体参与者。另外，根据符合、违背或中立“和而不同，互爱互利”的生态哲学观，过程系统也被赋予了生态意义，具体来讲包括三种，分别是有益性过程、破坏性过程和中性过程。两方面的细化分类共同建构出一套适合国际生态话语体系的语言学分析模式，这对于更加准确地描述国际生态话语特点，解构国际生态系统中生态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促进国际社会的生态健康与持续发展是十分有益的^[10]。生态评价系统则突破了原评价系统的二分评价意义，着重考虑语境和“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生态哲学观与文本意义的交互影响，更加细化了评价系统内子系统的分类特征，如强调在国际生态话语分析中应聚焦于利和义，而在自然生态话语分析中应关注人和自然两方面来进行判断，从而使原评价系统在生态话语分析时更具有可操作性^[11-12]。

生态语言学研究范围的广阔性使其不能只考虑语言，而需要将目光投向日益活跃的多模态文本中。正如Halliday^[13]4提出，语言是一种符号，语言是构成人类文化的众多意义系统中的一种。SFL因其优异的适用性和易操作性也被多模态分析所借鉴拓展。如视觉语法中的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就是以SFL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三大元功能为基础的延展^[14]。系统功能多模态语篇分析（systemic functional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SF-MDA）旨在理解不同符号对文本意义的贡献，以及在文本构造中多种符号在空间、时间上的交互结合而产生的意义^[15]137。SF-MDA延承了SFL的“系统性”和“功能性”观点，前者强调符号资源和社会是一个“统一的概念”，需要“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16]12，各个符号资源的“选择搭配”对整体意义的构建极为重要，因其能够折射出不同的创作目的与倾向。后者则侧重于文本开展的语境因素，语境与语言的关系须臾难离，当在社会文化语境中解释语言时，文化本身就被视为一个信息系统在符号中被解读^[16]2。SF-MDA同样认可SFL的三大元功能，因为它提供了一套共同的基本原则来比较符号资源以及在多模态文本中多种符号整合产生的意义。也就是说，元功能意义为研究符号资源及符号间的关系提供了统一的平台^[15]140。

综上，SFL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极强的操作性，在多个视角的延伸拓展不仅丰富了SFL的理论框架，也为更多文本形式的话语分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指导。本文以环保主题的视频宣传片《只有一个地球》为研究对象，将SFL在生态语言学和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延伸结合应用于实际分析，所搭建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文字和视觉模态都以及物性分析中的参与者角色的生态属性、生态过程类型和评价系统下的生态取向为理论依据。两个理论框架都十分重视语境对语义的影响，具体而言，及物性分析中的生态哲学观“和而不同，互爱互利”和评价系统中的“多元和谐，交互共生”（如图1椭圆框内所示）是影响判断话语生态意义的重要原则。二者都强调多个个体/群体的和谐共存，尊重差异，反对强权。遵循生态哲学观意义的被视为有益性的，违背生态哲学观意义的为破坏性的，持中立的则为中性的。结合研究语料，评价系统下的生态话语分析主要从态度系统和级差系统两方面考量，前者以“人/自然本位”为出发点判断话语是否符合生态哲学观，后者关注语势强度和级差取向对话语生态意义的贡献。本研究未过多探讨小句中的过程动词，因为动词本身虽然具有积极、消极或中立的语义，但将其置于语境下并参考参与者的生态属性和生态过程类型，能更加明显地体现出小句的生态价值^[10]。如例（2）中的“但如今我们打破了这种（人类与自然的）平衡”和“计算机辅助教育用网络载体的形式让广大残障朋友可以打破时间、地域的限制” ¹ ，虽然二者的过程动词都是“打破”，但结合受事参与者的生态属性以及是否符合“和而不同，互爱互利”的生态哲学观，可知前者属于破坏性过程，后者则为有益性过程。

图  1  多模态文本生态话语分析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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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及物性分析和评价系统都是针对语言提出的理论框架，但同样作为符号资源的视觉模态和语言一样，都具有传递意义、态度和潜在心理认知等功能，例如人类生命体的社交距离、视角、眼神矢量和表情，都是重要的表意方式。根据Kress和van Leeuwen^[14]，社交距离、视角和眼神矢量是互动意义中的三个维度，主要功能在于使图像与观众之间产生连结。社交距离通常表现为图像中人/物的大小，可分为近景、中景和远景，人/物越大，表明与观者的距离越近、关系越亲密。视角指的是观众观看图像的角度，观看视角都是由图像创作者设定好的。大体来说，视角分为水平和垂直两种，水平视角包括斜角和正面角，斜角意味着观众与图像的脱离关系，此时观众只是图像的旁观者；而正面角则将观众拉入画中，观众作为画中世界的一部分存在。垂直视角分为俯视、平时和仰视，它们寓意着观众和图像间的权力关系，俯视使观众处于全知视角的优越地位，仰视则使观众弱小化，平视意味着观众与图像的地位平等。眼神矢量通常分为索取和提供两种，当图像中的人物望向观众时即为索取，此时观众被邀请与图像中的人物进入一种想象中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由画中人的表情所决定的。例如当近景中的人物表情凝重时，观众也会不由自主地体会到相应的紧张氛围，仿佛我们与画中人处在同一情境之下。提供型图像即为画中人不与观者产生眼神接触，此时画中人就像柜台里的展览物一样仅向观众提供信息，画中人的眼神方向形成一种矢量，引导着观者的视线走向、向观众叙述着发生了什么。将生态话语视角下的语言和多模态两种分析方式结合，既使多模态文本的生态角度探析有理可依，也为生态语言学的发展与兴盛提供更多角度的参考。

二.   《只有一个地球》的生态话语分析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简称联合国环境署，UNEP）是全球领先的环境机构，承担着全球环境权威倡导者的角色^[17]。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World Environment Day），UNEP每年都会有针对性地制定“世界环境日”主题，以促进各国的环境意识，倡导全球人民加入到环境保护的行动中去。2022年UNEP在微博发布了主题为“只有一个地球（Only One Earth）”的世界环境日宣传片，回顾了人类以往对环境的影响，并倡导大家要继续为环境的修护努力，因为我们要照顾好人类唯一的家园。微博的主要用户为中国人，因此宣传片的独白为英语，字幕为中文。考虑到宣传片的主要受众和宣传目的，本文将首先对宣传片的中文字幕和图像进行生态话语分析，然后在多模态互动分析中对语言、视觉和声音三种模态的交互作用进行阐释。

一   中文字幕的生态话语分析

根据SFL，《只有一个地球》中文字幕的参与者角色共有四类：施事、受事、存在物和交流方。我们再以生态话语的及物性分析模式细分，可得到六种生态话语视角下的参与者类别，分别为：人类生命群体参与者、人类生命个体参与者、非人类生命群体参与者、非生命体物理性参与者、非生命体社会性参与者和生命体参与者+非生命体参与者。非生命体物理性参与者指物理性因素，如地理位置、山川、河流等，非生命体社会性参与者指社会性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等^[10]。在宣传片字幕中，人类生命群/个体参与者作为施事出现20次，受事2次，存在物2次。可见，人类在环境保护任务中被赋予了极大的主动性和责任，环境质量的提高和退步深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基于“和而不同，互爱互利”的生态哲学观，这六种生态话语参与者在文本语境中体现的生态意义可被分为有益性、破坏性和中性三种。

例（1）中有关动作过程“相处”的语义配置为“施事（人类生命群体参与者，我们）+动作过程（相处）+受事（非人类生命群体参与者，自然）”，讲述了人类与自然的相处之道大多是和谐友好的，这种优良的相处模式是由来已久且需要被传承的。这一阐述符合“和而不同，互爱互利”的生态哲学观，具有有益性生态意义。例（2）中人类作为施事，其语义配置为“施事（人类生命群体参与者，我们）+动作过程（打破、开采、获取）+受事（非生命体物理性参与者，平衡、地球；非生命体社会性参与者，产品和财富）”，描述了如今人类不再延承以往与自然和谐的相处模式，仅考虑自身利益一味地对大自然强取豪夺，这种行为不符合生态哲学观，属于破坏性生态意义。除动作过程外，例（1）中的副词“和谐”和例（2）中“大肆地”带有不同的态度特征，“和谐”表明这句话是自然本位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怀着友善互利的态度与自然和平共处。而“大肆地”是高强度语势副词，表明人类此时已凌驾于自然之上对其予取予求，这种不合理的向上级差取向与生态哲学观“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相悖，突出了人类的自大妄为和不顾后果的恶劣形象。

非人类生命群体参与者、非生命体物理性参与者、非生命体社会性参与者和生命体参与者+非生命体参与者仅作为受事、存在物和交流方存在。是否属人类生命体决定参与者角色的分配方式体现出非人类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的被动地位，它们无法像人类一样对其他生物环境施加影响，只能被迫承受外界的改变。例（1）中的“自然”，例（2）中的“平衡”、“地球”以及 “产品和财富”都是受事，分别属于非人类生命群体参与者、非生命体物理性参与者和非生命体社会性参与者。例（1）中的“自然”虽与人类同为生命体，但却只能被动地顺从接受人类选择的相处方式。当人类选择的相处方式是“和谐”时，符合生态哲学观，属有益性生态意义。但反观例（2）中的非生命体参与者，无论属物理性还是社会性，都只能任由人类打破、开采和获取。

例（1）人类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例（2）但如今我们打破了这种平衡，大肆地开采我们的地球，以获取产品和财富。

与例（2）相反，例（3）中的非生命体物理性参与者“臭氧层”、“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以及非人类生命群体参与者“物种”属有益性生态意义，其语义配置为“施事（人类生命群体参与者，人类/我们）+动作过程（修复、恢复、保护）+受事（非生命体物理性参与者，环境灾难、臭氧层、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非人类生命群体参与者，物种）”。人类将生态环境和其他生灵看作需要被保护、爱惜的对象，作为自然中的一部分并受到其诸多恩惠，人类担起了大家长的职责，守护着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除此之外，宣传片中还有生命体参与者+非生命体参与者共同作为受事或存在物的情况。例（4）中“所拥有的”“已失去的”是作为受事对生命体参与者+非生命体参与者的抽象概括，语义配置为“施事（人类生命群体参与者，我们）+动作过程（保护、找回）+受事（生命体参与者+非生命体参与者，所拥有的、已失去的）”，它们分别总结了人类环保意识建立后所做的生态保护措施，如成立自然保护区、制定法律法规强制性保护濒危物种等，以及对过往破坏生态导致环境恶化、物种灭绝的错误行为的悔过。“保护所拥有的，找回已失去的”符合生态哲学观，属有益性生态意义。另外，例（4）中的“未来”是作为存在物的生命体参与者+非生命体参与者，它表示人类状态的变化，通过保护所拥有的，找回已失去的，我们就能拥有一个更美好、更可持续的未来。“更美好、更可持续的”是积极的高强度语势副词，这种向上级差取向有利于激励所有人为保护生态环境努力奋斗，起到了积极的引领、倡导作用，与生态哲学观相符，属于有益性生态意义。

例（3）人类曾团结一致防止环境灾难的发生，我们携手修复了臭氧层，恢复了数百万顷的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了数以千计的物种，

例（4）我们必须保护所拥有的，并找回已失去的。迈向更美好、更可持续的未来，

总体而言，当人类生命体参与者作为施事时，宣传片中符合生态哲学观的有益性生态意义有13次，破坏性生态意义为7次，共20次。人类生命体作为其他参与者角色出现的频率较低，分别为受事2次、存在物2次。非人类生命群体参与者、非生命体物理性参与者、非生命体社会性参与者和生命体参与者+非生命体参与者作为受事的有益性生态意义共16次，破坏性9次，共25次；作为存在物的有益性生态意义共9次，破坏性1次，中性6次，共16次；作为交流方的中性生态意义1次，如表1所示。语法作为人类经验的理论，反映了社会现实，因为现实并非是事先存在的，而是人们构建的^[18]。人类生命体主要作为施事出现，而非人类生命体和非生命体更多作为受事出现，这反映了人类赋予自己在大自然中的主导性地位，其他环境生物则处于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状态。宣传片承认了人类对自然以往的种种掠夺伤害，吸取历史教训，总结对生态环境已做的弥补和修护，并倡议应将这份责任继续推进。其中，有益性生态意义总的来说多于破坏性生态意义，宣传片强调的是人类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当下和未来应尽的环保责任，起到了UNEP激励、推动、促进全球关爱环境的倡导作用。

表  1  《只有一个地球》参与者角色词频统计表

参与者角色		生态意义
		有益	破坏	中性
施事	人类生命群体参与者	13	7
受事	人类生命群体参与者	1
	人类生命个体参与者	1
	非人类生命群体参与者	3	1
	非生命体物理性参与者	8	6
	非生命体社会性参与者	3	2
	生命体参与者、非生命体参与者	2
存在物	人类生命群体参与者	1	1
	非人类生命群体参与者		1
	非生命体物理性参与者	7		6
	非生命体社会性参与者	1
	生命体参与者、非生命体参与者	1
交流方	非生命体社会性参与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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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视觉模态的生态话语分析

与语言相比，视觉交流（visual communication）更容易被理解^[19]31。视觉模态主要包括图像、图形、颜色等，因其篇幅大、多彩吸睛的特征成为多模态文本重要的意义表征途径。从参与者生态属性的角度看，本文将视觉模态分为说话人、非生命体+非人类生命体以及人类生命体。这样的分类方式能够在数量和时长上直观获取人类和其他自然画面占整体的篇幅比例。接着，根据Kress和van Leeuwen^[14]的视觉语法分类，本文从社交距离、视角、眼神矢量以及表情四个层级对说话人进行标注。本文将人类以及人类主导行为的画面标注为人类生命体，将除人类之外的生物、物体和动作标注为非生命体+非人类生命体。

如表2所示，从时间上看，说话人与非生命体+非人类生命体的时长占比不相上下，后者略高于前者，人类生命体的标注时长最短。说话人在宣传片中的作用主要在于介绍、解释、串连图像信息，言图像不能言之意。创作者未选择画外音而是采取让说话人参与到宣传片中的目的，是为了让观众切身体会到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创作者不止通过声音，说话人的面部表现和姿态也是促使观众感受宣传片意义的重要途径。说话人与非生命体+非人类生命体相近的时长占比说明，切身地了解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并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十分重要。保护环境不只是存在于口号中的事情，而是每个人都要参与其中的责任。虽然说话人和人类生命体都是人类作为参与者的情况，二者的不同在于说话人起到的是辅助观众理解、加强观众感受的作用，而人类生命体则是作为宣传片内容的一部分展现，就这一点来说后者与非生命体+非人类生命体的地位相同。而人类生命体的时长占比明显小于非生命体+非人类生命体，说明人类并不是大自然的主宰，我们只是这个星球上微小的一部分并无任何特殊之处。

表  2  参与者的标注数量和标注时长统计表

参与者	标注数量/次	总标注时长/s	标注时长占比/%
说话人	19	42.33	38.146
非生命体和非人类生命体	52	43.63	39.318
人类生命体	18	17.02	15.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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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片中共出现了五名拥有不同肤色、语言、性别的说话人。根据多模态文本中视觉模态的分析维度来看，他们的大部分拍摄镜头是采用框定人物胸部以上的近社会距离，说话人为平视视角并与观众有眼神接触。这样的呈现方式使观众与说话人间形成较为亲密的社会关系，说话人就像观众的朋友，以平等的姿态讲述大自然对人类的重要意义并真诚地邀请、鼓励所有人一起参与到保护地球的行动中，如图2所示。除此之外，说话人的眼神矢量还有不与观众产生眼神接触而望向远方大自然的情况。如图3，说话人只显示了头部说明与观众的社交距离非常近，水平正面角度将观众拉进其所处情境，仿佛观众就站在说话者旁边。与观众无眼神接触是在向观众提供信息，跟随说话人的眼神矢量，观众的目光也望向远处的大海与落日。这种表现手法使观众变成了他们，亲身感受到人类对环境恶化的担忧与保护环境的紧迫。说话人的表情分为两种，在前半部分讲述人类破坏自然的行为时，其表情凝重严肃；在后半部分总结人类修护自然的行为时，其微笑真诚。从一个高级别动作向另一个高级别动作的转移通常伴随着某种形式的低级别动作，如手势、姿势或面部表情的变化，这些低级别动作是向他人发出信号表明刚才的意义发生了变化^[20]86。这种通过说话人表情传递人类破坏或维护环境的行为方式，比起画外音或图像自身更有带入感和感染力，如图2和图4的对比。

图  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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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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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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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生命体+非人类生命体是宣传片内容的主要组成部分，结合字幕并根据其描绘内容是否符合生态哲学观，52个标注图像中破坏性图像有11个、有益性图像26个、中性图像15个。从数量分布上看，宣传片倾向于通过展现生物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积极画面感染、激发观众的环保意识和情感（如图5），并通过展示人类已做出的环保成绩鼓舞、发动更多人参与进来（如图6）。破坏性图像如图7所示，两个高耸的烟囱正在排放滚滚废气，地面黑压压地模糊不清。废气排放是大气环境的重要污染源，对人类、动植物都有严重危害。图5和图6是有益性图像，前者描绘了一匹骏马在霞光万道的夕阳下一跃而起的壮美景象，促使人产生想要永远留住这一美景的强烈欲望；后者展现了人类携手修复臭氧层后的虚拟化示意图，肯定了人类为环保做出的贡献。图8属于中性图像，因其只是客观展示了宇宙中的星系，对于生态哲学观的落实和推进既无积极作用也无消极作用。

图  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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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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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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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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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命体图像共有18个标注，结合字幕判断其是否符合生态哲学观发现，17个属有益性，1个属中性。具体而言，有益性人类生命体图像共有两种呈现方式。图9描绘了人类（老人）与大自然（夕阳）和谐相处的美好景色，直接呈现出“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价值取向；图10虽然展现的是被砍倒的树干，但说话人轻抚树干的动作和字幕“科学很清楚地指出，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表明人类已经认识到自己破坏生态的错误行为并对此感到后悔和痛心。通过直面并悔过曾经犯下的错误，图10间接贯彻了生态哲学观的思想，因此也属于有益性图像。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要求我们，既要看到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性、自然对人类的包含性，也要看到自然的先在性与人类的自主性^[22]。这两种有益性图像从正面、侧面共同表现出如今人类对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渴望和珍惜，以及对过往破坏自然行为的懊悔和愧疚，二者合力突显了人类“保护地球”的坚定决心，这对于倡导观众参与其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图  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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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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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人、非生命体+非人类生命体以及人类生命体共同构成了《只有一个地球》的视觉模态参与者。说话人不仅为宣传片的内容组构穿针引线，更是增强观众对宣传片代入感的重要手段。非生命体+非人类生命体的标注数量最多，其中大部分是有益性生态图像，主要呈现方式为直接展示生物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图像和总结人类为环保所付出的努力。人类生命体则采用正面直接展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图像和侧面描述人类为破坏环境的行为悔过相结合的方式，来唤起观众保护环境的意念并激励他们行动起来。

三   多模态的生态意义互动分析

媒介可以通过一个或多个信号系统实现交互沟通，一旦传达信息的媒介发生改变，信息的内容意义也会随之变化^[23]。宣传片中语言和视觉模态各有所长，前者的优势在于能够清晰地阐明意图，后者则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可以将抽象语言具象化，使文本内容更加直观、更具感染力。学界对文字与图像的关系关注已久，Martinec和Salway^[24]发现，线条画中的图文关系根据二者的地位和逻辑语义关联可被划分为平等、从属、阐述（elaboration）、延伸（extension）、增强（enhancement）、投射语气和投射意义。董岩^[25]以典籍译本封面为研究主题，提出图文关系包括耦合、增强、阐释、牵引和扩展。可见，交际目的和体裁是决定图文关系的重要因素。

宣传片中的图文关系共有3种，包括重叠、选例和增强。重叠（overlap）是指图文轨迹相互对应，共享相同的动作组件^[26]121。图6和图8都属重叠图文关系，图是文字内容的视觉化表现，从而使语义内容更加直观，易于理解。这种图文关系常用于具象化展示普通观众较少接触、不易感知的概念，如图6“修复臭氧层”通过由红转绿的动态虚拟图展示臭氧层被修复的过程，图8将“星系”璀璨飘渺的真实面貌予以呈现。视觉意象系统不同于语言系统，视觉元素能够弥补语言所不能及的内容，如颜色、形状、大小、视角等^[27]，视觉与文字的重叠意义表征增强了观众对陌生概念的理解，加深了观众的感知体会。

选例（exemplification）是指文字和图像的抽象程度不同，一种模态是对概念意义的整体概括，另一种模态则列举概念成员或具体解释^[24]。视觉语法认为，在左右结构的页面中，出现在页面左侧的内容代表已知信息，右侧则为新信息，图3中的说话人位于镜头右侧向左望去，字幕是“人类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由此可知说话人在引导观众回想我们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历史。宣传片在图3的字幕和图像消失后，接着出现7幅生物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好景象，如图5和9所示，接着场景转换到下一位说话人。7幅生物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图像是对文字内容的扩充和具体化。“自然”和“和谐相处”都是较抽象的概念，人类无法具身体验因此很难共情，而视觉元素弥补了这一点，它将抽象的文字概念转换为具体实例，更容易唤起人类熟悉的意象和场景。

增强（enhancement）是指图文一方间接通过时间、地点、原因或目的强化另一方的图文关系^[24]。图10和图11共享字幕为“科学很清楚地指出，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视觉元素描绘了说话人对树木被砍伐的痛心和惋惜。由于乱砍滥伐，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生物栖息地锐减导致部分物种濒临灭绝。图像展示文字，使观众能直面自然被破坏的苍夷，更能体会到保护环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图  1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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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语言和视觉模态外，背景音乐也是宣传片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不仅向听众传递信息，还能影响他们的行为，比如当人听到快节奏音乐时说话就快，而听到慢节奏音乐时说话就变慢^[28]42。根据节奏的快慢，宣传片的背景音乐共有三种。从片首到“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的音乐节奏适中匀速，这一段内容主要是引入主题，承认以往人类破坏环境的行为，并反思我们必须停止伤害地球。接下来第二段音乐从“我们必须停止伤害地球”至“我们携手修复了臭氧层”，主要讲述了保护地球的意义、重要性以及我们为修护自然已做的工作。这一段音乐节奏逐渐加快，带动着观众的情绪由认识到人类破坏自然时的低沉和愧疚，到下定决心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坚定和振奋，音乐与内容同步发展，适时地将观众的情感逐步推进。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段与第二段音乐的划分是根据图像而非文字内容。第三段音乐匀速，节奏快，从“恢复了数百万顷的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至结尾。从语篇结构上看，“我们携手修复了臭氧层”和“恢复了数百万顷的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都是对“人类曾团结一致防止环境灾难的发生”的举例说明，但第三段音乐从“……数百万顷……”开始，一方面节奏是随着宣传片内容的发展向高潮变快，另一方面，图像以选例的方式枚举了13种动物。囿于时长限制，每种动物的出场时间很短，因此快节奏的背景音乐符合图像的快速转换，在听觉上表现出了“数百万顷”、“数以千计”和“无数生命”的意蕴。

总体而言，《只有一个地球》能够成功实现宣传目的离不开语言、视觉和声音模态的共同作用。如图12所示，宣传片中的图文互动方式包括重叠、选例和增强，文字和图像都是决定背景音乐的重要因素。虽然宣传片中声音模态的独立表意作用不似语言和图像那么强大，但音乐也是推进内容发展、带动观众情绪的重要助力器。

图  12  《只有一个地球》中多模态的交互作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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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语

SFL在生态语言学和多模态文本分析中的延展使两个前景远大的研究领域融合互通，为探究更多新的文本体裁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ELAN软件为宣传片多层次的标注、统计使原始数据直观可见，便于对比不同类型的参与者和生态属性在数量和时间占比上的差异。本研究发现，环保宣传片《只有一个地球》中语言、视觉和声音三大模态的互动交织成就了宣传片意义的成功表达。语言和视觉模态的互动关系主要有重叠、选例和增强，双方相互补充，并决定背景音乐的选用。另外，宣传片中的各模态特征鲜明，由语言模态的参与者角色数据统计可知，人类主要作为施事出现，而其他生命体和非生命体主要为受事。在整个语言文本中，有益性生态意义多于破坏性生态意义，人类作为施事承担起保护环境的重责，主动选择对环境有益的友好共处模式。在视觉模态中，非生命体+非人类生命体在整个宣传片中的标注数量最多，占总体标注时长最大，非生命体+非人类生命体参与者正面展现生物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场景，另有说话人和人类生命体悔过破坏环境的行为侧面延承宣传片主题。虽然文字和图像模态中都有少量破坏性生态意义的内容展现，但破坏性内容的目的在于承认、悔过人类过往的错误，侧面强调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除此之外，背景音乐顺应视觉或文字内容的发展进程，适时增强宣传片的渲染力度从而带动观众的情绪走向高潮。总体而言，《只有一个地球》中的模态各具特色，又相互促进，三者共同完成了倡导更多人加入环保行动的宣传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