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1]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文化血脉，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基因，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文化形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中，孕育了丰富多彩的红色文化。其中，以“红色娘子军”为代表的女性革命文化，构成了中国红色文化谱系中的生动图景，是传承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重要依托。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也是“红色娘子军”成立90周年。“红色娘子军”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在党的思想启蒙下率先建立的女性革命队伍，其传奇式的革命事迹被后人改编为各类红色文艺作品，广受群众喜爱；其所蕴含的女性革命精神更是深刻影响了几代人，许多人甚至生成了浓厚的“红色娘子军”情结。在建党100周年之际，深入研究“红色娘子军”革命形象的历史渊源、艺术演进和精神内涵，对于充分发挥“红色娘子军”革命精神的时代价值，“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精神激发力量”^[2]，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在此，文章将从源、流、魂三个方面对“红色娘子军”进行深入研究。其中，“源”特指“红色娘子军”革命形象的历史渊源，“流”特指“红色娘子军”革命形象的艺术演进，“魂”特指“红色娘子军”革命形象的精神内涵。

一.   “红色娘子军”革命形象的历史渊源

“红色娘子军”女性革命队伍，是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剧烈变革、动荡不安的背景下出现的。20世纪初，由于受到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地主豪绅的压迫和剥削，原本自然环境得天独厚、资源较为丰富的海南岛陷入经济落后、民不聊生的局面。男子为了生计外出谋生，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不仅深受“四权”的迫害，还受到家庭破碎、失去丈夫、流离失所等多重折磨。但这些压迫和折磨没有打倒她们，反而磨炼了她们坚定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为她们走向革命道路、组建“红色娘子军”奠定了基础。

一   “红色娘子军”成立的背景及原因

“五四运动”前后，龙济光系军阀沈鸿英和陈炯明系军阀邓本殷交替统治海南岛。他们向海南人民收取沉重的苛捐杂税，还利用鸦片、赌博等手段侵蚀人民的健康和精神。在军阀政府庇护下，地主豪绅变本加厉地抢夺人民土地，利用重租和高利贷剥削人民。大量海南男性被迫逃离家园，赴南洋打工，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与此同时，列强也在勾结海南当地军阀和腐败官员，把他们作为傀儡和侵略工具，利用他们掠夺海南的财富，镇压海南人民的反抗。海南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严重冲击，大量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被列强掠夺，“自给自足”的状态被打破，自然经济逐步瓦解。灾荒连绵不断，地主富商趁机囤积粮食，米价在官商勾结下被操纵，大量贫苦民众的温饱问题难以解决。地主、恶霸、官府相互勾结，无底线的掠夺，使得原本就生活悲惨的海南人民更加难以生存，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加深。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海南人民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反抗斗争，虽然一再被政府压制，但地方暴动仍然连续不断。

20世纪初期的海南岛，在封建思想统治下，“重男轻女”的思想坚不可摧，既要劳作耕地又要照顾家庭的女性没有社会地位。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剥削压迫下，迫于生计外出谋生的许多海南岛男性，在“不出人头地不回家”的思想影响下，外出几年甚至几十年不归，女性只能在家中等待不知何时归来的丈夫。由于大量男性外出，琼崖妇女身上肩负着家庭和农业双重负担，而无论丈夫外出多久不归还是丈夫去世，都不允许她们改嫁。妇女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压迫下，身心受到双重折磨。她们极度追求解放，渴望改变生存状态。她们迫切想要革命，想要反抗，想要斗争。这就为她们接受革命思想，听从党的召唤指挥，加入红军队伍，奠定了基础。

1926年秋国民革命军收复海南岛后，负责收复的行政工作的国民党左派张难先和共产党紧密合作，取得了海南人民的信仰和拥护。海南岛收复前，“琼崖革命大联盟”作为“海南革命联合战线”机构，对海南革命运动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其在海南岛收复后迁到了琼崖府城，并且重新改选主持人。被允许参加此次改选的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支持革命的无党派人士和国民党左派，反革命派和国民党右派不得参加。这一时期，最早宣传共产主义的嘉积农工职业学校等机构，教学生染布、识字，创办夜校、宣传共产主义，鼓励农村妇女剪短发、打破“裹小脚”的习俗。这对琼崖妇女的思想解放和身体解放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为她们参加革命奠定了直接的思想基础。

二   “红色娘子军”形成的过程

为了解决海南岛妇女遭受严重压迫剥削、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生活极其困苦、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等问题，也为了激发女性的革命精神、满足琼崖地区对革命队伍建设的需要，让妇女成为反抗压迫的革命力量。1930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和娘子军连正式成立，这可以看作“红色娘子军”的源头。1931年3月26日，全琼工农兵第三次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了以庞琼花为连长、王玉文为指导员的乐会县赤色女子军连。这支没有枪械、服装、武器，只负责后勤及宣传工作的女性革命队伍，被认为是“红色娘子军”的前身。为了更好地挑选成员，“琼崖特委公布了以下七项遴选标准：（1）15～25岁；（2）身体健康；（3）贫农中农成分；（4）本人自愿；（5）家庭同意；（6）有革命的思想觉悟；（7）在斗争中有良好的表现”^[3]。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31年5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在乐会县（今琼海市）第四区赤赤乡内园村正式成立，这就是后来广为传颂的“红色娘子军”。女子军特务连由当时的海南琼崖师部领导，连长为庞琼花（后为冯增敏），指导员为王时香。全连有三个排，一排长冯增敏（后为卢赛香），二排长庞学莲（后为李昌香），三排长黄敦英（后为曹家英）。每排3班，每个班有10名战士，全连9个班，加上连部的传令兵、旗兵、号兵、庶务、挑夫和三个膳食员，全连共有103人。除了两名年纪较大的庶务、挑夫和一名13岁的小号兵是男同志外，其余都是女同志。女子特务连的成员有的来自农民赤卫队，有的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绝大多数人都是饱受旧社会的折磨与迫害从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农村青年妇女^[4]。

女子特务连成立后接受了完全军事化的训练。这支队伍的主要工作任务是看守犯人、做群众的宣传工作、保护红军师部和政府领导机关。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和迫切需要，她们很快投入战斗，配合红军主力作战，是一支非常灵活的队伍。女子特务连的成立，是琼崖早期党组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成果，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海南的进一步传播，为后来“红色娘子军”革命形象的生成奠定了史实基础。

三   “红色娘子军”的革命活动及其历史意义

女子军特务连成立后积极有力地配合红军作战。1931年6月，女子特务连配合红三团和赤卫队，在沙帽岭伏击国民党“剿共”总指挥陈贵宛部队。她们将敌军引诱到埋伏地点后，埋伏已久的红军战士趁机发动猛烈攻击，最终击溃陈贵宛部队。女子军特务连还在火烧文市炮楼战斗中活捉恶霸冯朝天。随着女子军特务连的革命事迹越传越广，更多的女性纷纷要求加入其中。1932年春，女子特务连新增一个连。

1932年8月，国民党陈汉光率领大量人员再次围剿琼崖红军根据地。敌军采取“军事政治、剿抚兼施”的策略，并以“迅雷疾风”“先攻要点”“重层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向琼崖各地区发动疯狂的围剿。鉴于敌强我弱，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女子特务连承担起了掩护红军主力撤退的任务，从牛探岭、苦瓜山向母瑞山进行转移。在撤退到马鞍岭时，她们与敌军相遇，为了掩护领导机关离开，女子特务连和红一营留下与敌人斗争，子弹打完后就用石头砸。她们顽强抵抗，但遭遇强攻，伤亡惨重。在随后的敌人围剿中，女子特务连大量人员牺牲，还有不少人员失散。为了降低损失，琼崖特委决定将剩余的女子特务连成员疏散到各地进行秘密活动，特务连被迫解散。

女子特务连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上的第一支女性革命武装队伍，被毛泽东、周恩来称为“世界革命的典范”^[5]。虽然存在的时间较短，但她们的英勇事迹和坚定的革命精神在中国以及世界妇女革命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女子特务连的出现，标志着被迫害妇女的觉醒。她们让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发动群众的重要性以及女性革命的重要性，认识到在男性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女性也可以肩负起革命的重担，这不仅缓解了兵源短缺的问题，更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打破了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

四   “红色娘子军”革命形象的初步形成

女子特务连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具有重要的地位，其所蕴含的女性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典型代表；其所代表的女性革命形象，具有红色文化的鲜明特征，被后人赋予传奇色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红色娘子军”这一名字首次被提出，是在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中。刘文韶是探索红色娘子军历史的第一人，1957年，他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创作完成，并于同年8月刊登在《解放军文艺》上。女子特务连是刘文韶在负责开展建军30周年征文活动时注意到的，当时宣传琼崖纵队的文章很少，女兵战斗连更少，所以他决定在这一方面挖掘。经过一番打探、确认后，找到了老红军冯增敏，冯增敏向他讲述了这一段故事。后来他又拜访了当年琼崖纵队的负责人冯白驹，冯白驹向他提供了女子特务连的珍贵史料。经过整理史料，他最终创作出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在为报告文学命名时，刘文韶没有继续使用“女兵连”与“女子特务连”这样的名字，而是将她们命名为“红色娘子军”，究其原因，是因为红色代表中国革命，这一女性革命形象代表了中国女性的崛起以及红军中的女性革命精神，应重点突出女性，所以命名为“红色娘子军”。报告文学发表后引起轰动，为后来其他同名文艺作品的创作提供了借鉴意义。

“红色娘子军”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和艺术色彩，符合新中国建立初期文化建设的主旋律，因此被改编为各类艺术作品，其独特的女性革命形象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

二.   “红色娘子军”革命形象的艺术演进

“红色娘子军”从建立到扬名，再到被改编为各类文艺作品，经过了一系列的历史演进过程。首先，1957年刘文韶根据“女子特务连”史实创作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发表，引起轰动，使得“红色娘子军”的革命事迹广为传颂，并不断被改编为各类艺术作品。接着经过改编再创作，1961年电影版《红色娘子军》上映并红遍全国；1964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上演；1972年京剧《红色娘子军》摄制并在全国上映……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发表70多年来，几代文艺工作者在不同形式的文艺作品的流变中，不断演绎着“红色娘子军”的生动故事，呈现着“红色娘子军”的革命形象和崇高精神。

一   红色文学中的“红色娘子军”形象

文艺作品契合社会主旋律，才会影响深远，“建国后，我国文艺政策仍继续维持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文艺的原则与立场，即‘无产阶级的文学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文艺服从于政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6]。“红色娘子军”带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和经典的身份特征，在新中国文艺舞台上一出场就具有优势。

1957年8月号的《解放军文艺》上刊登的《红色娘子军》报告文学是“红色娘子军”第一次以文学作品的形式面世。由于是征文，写实性较强，需要以真实的事件、人物、地点和情节来写，因此这篇报告文学中没有过多的辞藻渲染，只是用平淡的语言记录了最真实的历史故事。冯增敏见证了女子特务连从成立到解散的全过程，也见证了她们的英勇事迹，所以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全篇以冯增敏回忆的形式进行记录。文章主题表达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海南妇女乃至中国妇女的觉醒以及她们在革命中的信念和信心。全文共有7个部分，即“1.走进红军的行列；2.初战的声威；3.火烧团猪窝；4.一支活跃的队伍；5.保卫特委！保卫苏维埃！；6.森林长征七日夜；7.永不熄灭的火花”^[3]。文章通过对事件真相的细节描写和内心活动的细致描写，呈现出娘子军的变化。在《红色娘子军》这部报告文学中，刘文韶用最朴实的语言记录了最感人的故事，揭示了“红色娘子军”女战士勇于同命运做斗争的不屈不挠的“娘子军”形象。

经过半个世纪的沉淀，2004年，郭小东和晓剑共同创作了小说版的《红色娘子军》，再次以文学形式呈现了“红色娘子军”的光辉形象。这部小说在讲述方面偏向于故事化，更适合于不同年龄段的读者，更易于在群众中广泛传播。小说的每章都有红色娘子军的叙述和红色娘子军后代的叙述这两部分，也是最大特色。小说以女性的视角进行叙述，可以给读者新的思考以及更强烈的共情。在小说中，娘子军是勇敢无畏的中国先进革命女性的形象，但也会在革命中犯错。她们可以拿起枪杆革命，也可以同群众一起农耕，小说中的叙述使得“红色娘子军”的形象更加饱满充实。

二   红色歌曲中的“红色娘子军”形象

最早的以“红色娘子军”为主题的红色歌曲是《红色娘子军军歌》，这支曲子创作于1959年，由梁信填词、黄淮谱曲。这首歌后来被用为《红色娘子军》电影的主题曲。整首歌的节奏铿锵有力，旋律气势磅礴，节奏感十分强烈，体现了娘子军女战士坚定的信念和英勇无畏的品质，塑造出坚定不移的革命女战士形象。歌词中更体现出娘子军战士饱受折磨、压迫和苦难，最终一步步走向革命，走向解放的女性革命者形象。

另一首以“红色娘子军”为主题的红色歌曲是《万泉河水清又清》。这首歌曲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第四场的选曲，它的抒情气氛极富感染力，充满了群众对红军的深厚感情。歌曲展现出党领导下的根据地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其中“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这句歌词更是体现出这首歌想要表现的意境。在万泉河边，乡亲们为了慰问红军编斗笠，战士们和乡亲们亲如一家，通过情感的渲染，使“军民一家亲”这一景象得到体现。歌曲“抛开”战争，将娘子军塑造为普通的、温柔的、质朴的、单纯的、美好的、可以与乡亲们一起做农活的女性形象，充分表现了人民群众与红军之间的深厚感情、人民群众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和人民群众对红军的坚定支持。

三   红色影视剧中的“红色娘子军”形象

改编是一种再创作。被称为“革命的教科书”的电影《红色娘子军》于1960年公映。这部电影由梁信编剧，谢晋导演，一经公映便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电影以传统的叙述模式展开，将叙事主线放在了女性个体的成长上。为了强化观众对女性角色的印象，电影根据史实，塑造出了吴琼花这一被压迫女性形象。电影中的吴琼花处于社会最底层、身负苦难，受尽奴役和压迫，父母都被“南霸天”迫害致死。吴琼花最初想的只是为父母报仇，后来遇到红军干部洪常青，给她指明了投奔红军这条道路。由此，整个电影的主题升华为阶级斗争、升华为被压迫女性寻求解放的历史诉求。在影片最后，吴琼花被批准入党时，洪常青对她说：“从现在开始，你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你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至此，吴琼花的形象便十分丰满了。

2006年，袁军导演的电视剧版《红色娘子军》上映。电视剧版的《红色娘子军》仍使用了电影版的主题曲和主要人物姓名，但对“红色娘子军”的革命情节作了较大改编，如突出了“穷苦人和南霸天的血海深仇，吴琼花和洪常青的烽火恋情，战地姐妹花的别样青春”^[6]；在人物形象上，吴琼花从内到外都非常阳刚、泼辣。

“红色娘子军”是经典的女性符号，而吴琼花是这一符号中最经典的代表。审视吴琼花“妇女—战士—党员”的成长经历，不难发现，许多娘子军战士也经历了同样的蜕变，一步步走向革命、走向共产党，这是她们的共性。总之，吴琼花的形象就是大多数“红色娘子军”女战士的形象，是千千万万个受压迫妇女的缩影。这一人物形象，成功地呈现出当时的琼崖女性是如何反抗压迫、走向革命的。当然，吴琼花的英雄形象并不只是简单的性别符号，在更宏观的意义上，吴琼花代表了当时广大的穷苦人民。她最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正是广大穷苦人民翻身、解放的必由之路。

四   红色舞剧中的“红色娘子军”形象

1963年，中央芭蕾舞团响应“文艺阶级性、战斗性、民族化、现代化”的要求，开始对“红色娘子军”进行改编。创作者收到这样的建议，“不要孤立地表现琼花和南霸天的个人冤仇，应该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强调阶级的压迫……不要把红色娘子军作为一个完全孤立的部队来描写，应该把它与海南整个斗争形势和琼崖独立师联系起来”^[3]。所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女性革命者“是旧社会千千万万受三座大山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劳动人民的典型形象……对地主有着强烈的阶级仇恨和反抗精神”，其成长经历“是一切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必由之路”^[3]。

1964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正式推出，引起轰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虽然借鉴了西方芭蕾语汇，却将芭蕾的精华与中国的文化融为一体，以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民族感情，形成中国芭蕾舞的民族风格，为世界芭坛增添了一朵奇葩”^[7]。这部芭蕾舞剧具有独有的魅力和特有的美感，情节震撼人心，场景宏伟，情感细腻，富有海南特色，迅速传遍全国、传到世界各地，赢得多方好评。有学者^[8]认为：“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女性革命者从挣脱枷锁羁绊，到觉醒、成长、参加无产阶级革命，完全与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相符合，性别意识、个人意识在群体意识逐渐消隐，进而完成了符合大众审美的舞剧。”舞剧《红色娘子军》以其新颖的创作、独特的个性和鲜明的中国气派使芭蕾舞剧这一西方艺术形式在中国得到发扬，获得了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

五   红色戏曲中的“红色娘子军”形象

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基础上，1972年京剧《红色娘子军》在全国上映。“在再现娘子军连的战斗经历时，包括女主人公在内的剧中正面人物共同沿用了中国共产党阶级斗争理论的话语表达方式。在明确人物阶级归属的基础上，创作者们还以充满政治激情的语言表达和提炼了阶级解放的时代主题”^[3]，展现了对无产阶级革命者身份的自豪。改编后的戏剧，既保留了历史原本的模样，又演绎了中国革命的必然道路，“比如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主题意向，便是贯穿全剧的核心和灵魂”^[9]。“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是党经历了无数次探索，总结无数次经验教训后确定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正是找到了这个正确的方向，党才能够领导人民群众一步步走向革命胜利。武装斗争必须要有人民群众的支持。许许多多深受剥削和压迫的穷苦人民，是革命斗争的中坚力量，但需要正确的领导。她们一旦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引领和科学理论武装，便会产生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强烈的革命愿望，成为革命的有力军。

六   大型室外情境剧中的“红色娘子军”形象

历史进入新时代，在文旅融合理念的推动下，2017年，大型椰海青春实景演出“红色娘子军”在三亚上演。该剧由曾经出品了《延安保育院》《黄河大合唱》等大型旅游实景演艺作品的陕旅集团携手北京春光集团共同打造，由中央电视台导演金铁木、中国著名作曲家程池、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生导师刘春等联袂创作。剧作对刘文韶先生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进行了改编，利用实景山体作背景，大量运用电影特效技术和高科技光影效果辅助演出，既像是一场实景电影，又像一幅特殊年代的写实画卷。全剧分为红色劫难、红色新生、红色火焰、红色森林四幕，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琼崖革命时期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姑娘投身革命、浴血奋战、创下了“红色娘子军”革命奇迹的感人故事。人民网这样推介这部大型室外情境剧，“整场演出以真实海南红色革命故事为背景，以神秘的海南热带森林为环境意向，融合黎族风情，以静谧宽广的万泉河水为情感符号，结合沉浸式动态座椅，根据情节逐步推向舞台，用新时代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艺术再现、创新演绎，让发生在海南的那段红色记忆、红色精神刻骨铭心，为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提供精神新动能，为人民美好生活提供高质量的精神大餐”^[10]。这部情景剧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游客的广泛欢迎，每晚的演出几乎场场爆满。有游客认为，该剧“对于祖辈而言，是重启记忆，缅怀泣血青春；对于父辈而言，是重温经典，回味青葱岁月；而对于年轻人而言，则是激活红色基因，传承革命精神”^[11]。正因为这部实景演出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载体，所以演出这部剧的演艺公园也成为驻三亚高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青年学生的红色教育中发挥了特殊价值。

七   其他文艺形式中的“红色娘子军”形象

除了上述文艺形式，《红色娘子军》革命形象还被改编为沪剧、豫剧、汉剧等多种戏剧版本，在画报、版画、小儿书等多种文艺形式中得到了呈现。

1970年，连环画《红色娘子军》（初稿）编绘完成，并刊登在上海《红小兵报》中。连环画前页写着毛主席语录，内页是“红色娘子军”的插画与配字。画中的“红色娘子军”英姿飒爽，眼神中传达出宁死也不做奴隶的坚定信念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魄，她们坚定地认为跟着共产党一定可以走向胜利，美好生活一定可以到来。

1975年改编于京剧样板戏的汉剧《红色娘子军》公开演出，这部剧作讲述了一位在红军的帮助下逃离被压迫生活，最后成长为革命战士的穷苦女性的故事。这部汉剧是几代人心中的经典，它融入了汉剧独特的艺术元素，以舞袖表现了女性的柔美，眉眼间具有别样的风情，表演风格更加贴近生活，具有独特的韵味。汉剧的唱腔优美，塑造了一个柔美但敢为人先、不怕牺牲的“红色娘子军”形象，使人印象深刻。

三.   “红色娘子军”革命形象的精神内涵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生成史。“红色娘子军”革命形象作为红色经典，其革命事迹与文艺形象都强烈呈现出“向前进，向前进，奴隶得翻身，扛枪为人民”的女性革命精神，是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生动演绎。这种女性革命精神集中体现在“红色娘子军军歌”^①中，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   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红色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先进文化，见证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文化呈现。在近代中国，人民饱受磨难，国家动荡不安，中华民族需要革命者，需要有人在党的领导下投身革命、救亡图存。“红色娘子军”不拘泥于旧传统的家庭生活，勇敢地走了出来，拿起枪杆如同男性一般投入战斗，这一形象恰好是可以引领中国女性的形象。

“红色娘子军”始终对党和国家有着深厚的感情。2010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与海南解放60周年老战士、老同志代表座谈会上，有一位百岁老人，这便是红色娘子军女战士——王运梅。在马鞍岭战役中，王运梅等红色娘子军女战士为了掩护红军离开，在没有子弹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战斗，支撑她的正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她一直认为自己跟着党在革命，就一定是党员，但在无意中得知自己还不是党员，100岁的她让孙女代笔写入党申请书，在102岁时终于如愿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王运梅等红色娘子军女战士这种对党和国家的深厚感情，同为国奉献、对国尽责以及维护国家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12]强调：“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红色娘子军”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女性革命群体的典型，呈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中国红色文化的典型代表。

二   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

“红色娘子军”代表了女性的解放和妇女的崛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当时的琼崖，女性社会地位极为低下，不仅要忍受“重男轻女”思想的迫害，还要忍受“四权”的压迫、丈夫长年在外的痛苦。所以，女性革命决心十分坚定。

“红色娘子军”身处交通不便、相对闭塞的海南地区，这里饱受帝国主义侵略，被破坏严重，迫切需要有人进行革命斗争。而海南女性社会地位低下，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避免继续遭受身心折磨，加入党组织、加入革命队伍的愿望特别强烈。在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以及琼崖早期党组织的引领下，为了走向新生活，她们不畏惧世俗的目光，冲破家庭和社会的重重阻力，毅然投入革命队伍，最终成为红军战士。她们在革命中不怕艰难险苦、不怕流血牺牲、坚韧不拔、勇往直前，表现出中国女性所特有的革命精神。这正是“红色娘子军”革命形象向世人传达的中国共产党女性革命精神。

三   联系群众，深入群众的精神

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得出的宝贵经验。最初组建的赤色女子军连，主要任务本来是负责后勤和宣传工作。但在海南男性群众多外出谋生、革命力量不足的背景下，女性群众在琼崖革命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随着越来越多的琼崖女性想加入革命，赤色女子军最终发展为女子军特务连，也就是后人所称的“红色娘子军”。她们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单一的后勤、宣传工作，也增加了看守犯人的任务，甚至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拿起枪杆配合红军去战斗。

正如毛泽东同志^[13]1096所说：“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红色娘子军”的崛起，显示了女性革命群众所特有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力量。琼崖革命之所以能够“23年红旗不倒”，正是因为党能够联系群众、扎根群众，赢得了包括琼崖女性群众在内的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做到了“山不藏人人藏人”。“红色娘子军”题材的一系列文艺作品，所要向后人传达的，正是一种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的精神。有学者^[14]在《它们的名字叫“红”——电影<红色娘子军>赏析》中讲到：“影片中所要传达的红色思想，可以将其概括为‘共产主义真，党是领路人’，依靠无产阶级集体的力量，实现实实在在的共产主义，而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一批又一批前赴后继的共产党员的指导、带领甚至牺牲。”

四   自立自强，独立勇敢的精神

旧社会海南女性地位低下，只有极少数女性识字。在当时的女子特务连里，只有任指导员的王时香识字，她便利用夜校教大家识字、写标语。娘子军女战士晚上在夜校识字、学习知识，白天帮助农民插秧、犁地、做农活。她们能够打破封建思想的束缚，走向革命、寻求解放，能够从不识字、不懂武器到逐步认识一些字、拿起武器投入战斗，克服重重困难成为合格的红军战士，靠的就是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

自立自强、独立勇敢是琼崖革命女性的宝贵品质。冯白驹在接受刘文韶采访时，讲了一个非常感人的女兵故事。出生在贫苦家庭的吴伯兰因为长得很好看，被强迫给一位国民党团长做小老婆。但她不甘心这样的命运，于是在深夜将熟睡中的团长刺死，逃出来参加了“红色娘子军”。后来在国民党部队进攻琼崖特委时，吴伯兰在将中共琼崖特委的命令传达给女兵连的过程中英勇牺牲。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人们思维中的海南妇女都是受尽欺压、不敢反抗的形象。吴伯兰从敢于反抗到加入红军再到英勇牺牲，从侧面反映出海南妇女的觉醒，也反映出“红色娘子军”自立自强、独立勇敢的精神。在后世塑造的“红色娘子军”女性革命形象中，这一点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五   打破传统，勇于实践的精神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时，将女性解放融入民族解放中，充分发挥了女性在社会革命中的历史作用。在历史长河中，在人们的传统思维中，革命往往与男性划等号，女子特务连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定势思维。琼崖女性在社会动荡不安时，不安于命运的安排，用投身革命的英勇行动证明了她们也是社会革命的中坚力量。她们向世人表明，女性也可以撑起一片天地，也可以组成革命队伍在后方支援革命，去前线与敌人战斗。正如红色娘子军纪念雕像碑文所写：“斯为妇女解放运动之旗帜，海南人民之荣光。”在后来的文艺作品中，“红色娘子军”被塑造为敢为人先、打破传统的革命女性形象，体现出破旧立新、敢于拼搏、勇于突破、深入实践的精神。这种敢为人先、不畏惧世俗、勇于实践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向前进”。

90年来，“红色娘子军”革命形象历久弥新，这与其鲜明的革命题材、独特的女性色彩、丰富的文艺形式息息相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红色娘子军”是党的启蒙下妇女革命的典范。在新中国文化史上，“红色娘子军”是不朽的红色经典。90年来，“红色娘子军”革命形象总是熠熠生辉、触动人心，这反映出女性革命者这一特殊的性别身份及其坚定的革命意志对群众具有强大的情感震撼力，也反映出各种形式的文艺精品能够赋予“红色娘子军”强大的艺术感染力。“红色娘子军”革命形象让世人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引领力和思想觉醒后的中国女性的伟大革命精神。在建党100周年之际，要充分发挥“红色娘子军”革命形象的时代价值，将“红色娘子军”精神转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