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文体，多以“倚声填词”的方式表现类型化、虚拟化的男女之情为内在特质，较少与地理环境有所关联。伴随着文化研究的“空间转向”，研究者开始留意词文体的产生、作品所表现的内容与地理环境的密切关系。张伟然、赵惠俊、杜华平、曾大兴、李博昊等学者从不同维度界定和阐释地理意象，并将其引入词学问题的探讨，提出了较前代学者不同的分析思路、解释框架和结论^①。《花间集》是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确立了词文体的基本审美特征。考察《花间集》地理意象的生成机制及其与前代文学传统的递嬗特征，并由此提炼出的词作地理意象解读的视角和路径，无疑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阐释力。

一.   意与地：地理意象的内涵界定

明确研究对象的内涵与外延是学术研究的起点，地理意象研究也需建立在对意象概念明晰的基础之上。张伟然的研究以袁行霈先生“意中之象”的概念为基础，认为“地理意象就是对地理客体的主观感知……地理学者不强调意象是否经过某种‘加工’ ” ^[1]13。此定义把握了地理意象的两大要素：地理客体和主观感知。认为凡是作品中出现的与地理环境相关的语汇，都可列入地理意象的范畴，未免失于宽泛。而在研究实际中却又十分强调作者的主观创造，指出江汉、洞庭、巫山神女、潇湘、竹林寺、桃源等意象“之所以能类型化，显然是可以反映一些特定的文化观念，具有特别丰富的文化地理价值”^[1]14。这种理论界定与研究实践不一致的情况也招致了学者的质疑与批评^[2]326。

意象是以诗歌语词为载体的理论范畴，但并不是诗歌中的所有文字都能称作意象。陈伯海先生即指出意象不能等同于诗中名物，而是“诗性生命体验的产物，内里包孕着诗人对生活的各种活生生的感受”的“表意之象”^[3]10。此种界定更适于解读词作文本，如《花间集》中收录的温庭筠《菩萨蛮》一词：

竹风轻动庭除冷，珠帘月上玲珑影。山枕隐秾妆，绿檀金凤皇。两蛾愁黛浅，故国吴宫远。春恨正关情，画楼残点声。^[4]77

这首词的情感主题向来颇有争议，有宫女怨情、闺中相思、男性作者托寓身世之感等不同说法，关节点就在于对“故国吴宫远”句中地名的理解。是实指宫女远离故国，还是暗用西施入吴思越的典故表现咏史怀古主题，亦或两者兼有以托喻士人的怀乡之情，取决于读者对“故国吴宫”实指或虚指的认定。

由此可知，词作中与地理环境相关的语词能否被纳入地理意象的研究范围，判断标准是其是否对诗歌情感的表达有所影响或关联，具体的实践手段是看该语词去掉后是否对全词的情感主题产生较大的影响。如孙光宪的《女冠子》（蕙风芝露）词中有一句“品流巫峡外，名籍紫微中”^[4]1177，虽有“巫峡”这个地名出现，但仅泛指女冠较高的等级辈份，其地理环境特点和整首词的主旨表达并无直接关系。且全词仅出现了这一个地理名词，去掉“巫峡”二字，对词意理解和主旨把握并没有重大影响，因而不必将该词纳入地理意象的范畴。

从地名词汇在词句中的语法成分来看，“楚女”“楚神”这类词汇中，地理区域是作为一个名词的定语出现的；从地名词汇的意义所指来看，还有“越罗巴锦”“韶州”等作为丝绸、颜料等物品的代称。作品中还常有异地同名现象，《花间集》中出现4次的“越王台”。一指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台殿（位于今绍兴），一指汉初南越王赵佗所筑之台（位于今广州），时空相距甚远。这里就需要具体根据词作内容和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进行大致的区域划分归类。由此，便产生了地理意象的分类问题。

曾大兴^[2]327-328将地理意象分为实体性和虚拟性的，并进一步将实体性地理意象分为区域意象、地名意象、地景意象和动植物意象四种类型。前者是从地理意象的自身性质来看，后者则着眼于地理区域的尺度层级。事实上，这是两种较为独立的分类标准，并不完全是从属关系。如“紫塞”“桃花洞”表面上看是地名和遗迹的指称，但本质仍是虚拟性的。就《花间集》文本来说，“巴楚”就是相对广大、边界模糊的地域泛指，“洞庭”“潇湘”则是相对具体的称谓，“江都宫阙”“湘妃庙”则属于地理景观的范畴，与曾氏的概括相一致。但文本中除了“啼猿”“边草”等动植物以外，还出现“烟雨”“木兰船”等独具当地风情的语汇。明人杨慎曾指明^[5]447：“韦庄《诉衷情》词云：‘碧沼红芳烟雨静，倚兰桡。重玉佩，交带袅纤腰。鸳梦隔星桥。迢迢。越罗香暗销。坠花翘。’按此词在成都作也。蜀之妓女，至今有花翘之饰，名曰翘儿花云。”此类语汇的能指未有明确的地理信息，但其所指与地方风俗密切联系，也应视作地理意象，将此概括为“地方风物意象”更为妥帖。

赵惠俊《〈花间集〉的地理意象》^[6]（以下简称“赵文”）择取了含有地理意象的词作72首，分边塞、江南、荆湘等三大区域分析了地理意象对词作情感表达的作用。但作者并未明确说明择取和分类标准，以及各个区域具体涉及哪些词作，且得出的有些结论也有失慎重。笔者依照前文的界定标准，通过细读全集500首词作，大略统计出《花间集》使用地理空间意象的词作共计112首，占全部作品的22.4%。可大致划分为江南地区28首、边塞地区18首、荆楚地区30首、南粤地区21首和未包含在以上地区的成都、长安、洛阳这三座城市15首。

二.   实与虚：创作机制的差异与判别

晚唐五代花间词人“倚声填词”的创作方式，决定了词作内容与地理空间的关系有限。即使词中的地理意象真实存在，但作者并非亲眼所见诉诸笔端，而是依据文学典故或历史传统而写入词中，如咏史怀古词中的江南风光、思妇想象的边塞征战场景和潇湘历史传说。此类作品中出现的地理空间场景多是虚拟想象的产物，是身为“诗客”的词人继承前代诗歌的典型意象、情感主题和章法结构而填写的词句。词作呈现的地理意象虽多为普泛和假想，但其生成逻辑或基于现实的空间感知。

如咏史怀古为主题的江南意象词作，并非只有对历史的感慨，间或有当时士大夫自身的富贵生活不能长久的担忧。如孙光宪创作的江南咏史怀古词9首，其《河传》云：

太平天子。等闲游戏。疏河千里。柳如丝，偎倚绿波春水。长淮风不起。如花殿脚三千女。争云雨。何处留人住。锦帆风。烟际红。烧空。魂迷大业中。^[4]1103

《宋史》卷四百八十三^[7]13953记载：“保勖幼多病，体貌癯瘠，淫泆无度，日召娼妓集府署，择士卒壮健者令恣调谑，保勖与姬妾垂帘共观，以为娱乐。又好营造台榭，穷极土木之工，军民咸怨。政事不治，从事孙光宪切谏不听。”面对和历史上隋炀帝同样骄奢淫逸的君主，词人流露出深沉的忧虑。再如欧阳炯《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在虽章法上模拟李白《苏台览古》诗，但他本人也忧心国事，“尝拟白居易讽谏诗五十篇以献”^[7]13894。《十国春秋》卷五十六^[8]813也记载花间词人顾夐“前蜀通正时，以小臣给事内廷，会秃鹫鸟翔摩诃池上，夐作诗刺之，祸几不测。”此类江南咏史怀古词共有18首，占含有江南意象词作的64.3%，较其余作品更为真实。词在唐五代虽为歌妓演唱的歌词，作者以游戏心态填词，但词人的士大夫身份决定了其不可能漠视现实，常把自身的情感志意流露在词作中，不能说完全没有对现实的关照。

《花间集》中的荆楚地域意象除湘妃故事、送别旅愁、洞庭水势等主题之外，还有李珣的4首隐逸避世词作《渔歌子》。李珣历经前蜀亡国之痛，后隐逸不仕，不知所终^[9]415。他的词作承袭了接舆、长沮、桀溺等上古楚地隐士以及张志和《渔歌子》词的特点，表达了不慕名利、悠然自得的闲适心境，与他人词作相比更有现实性。薛昭蕴表现送别场景的《浣溪沙》（楚烟湘月两沉沉）一词也值得注意，据陈尚君先生考证，作者薛昭蕴和薛昭纬应为同一人，曾被贬黜京城、客游湖南一代地方^[9]373。张泌还留存《晚次湘源县》一诗，有“湘南自古多离怨，莫动哀吟易惨凄”^[10]8451的表达，似乎也能成为他《临江仙》（烟收湘渚秋江静）一词的注脚。因此，花间词人对荆楚丰厚文化传统的选择性吸收之外，仍有一些现实创作的印记留下，不能一概而论。

赵文还认为唐末五代文人未曾亲临边塞，只是用词体叙写边塞征夫思妇的寂寞相思。其实，唐代文人词作就有对西北边地较为真实的描绘，如戴叔伦《调笑令》（边草）、韦应物《调笑令》（胡马）等，《全唐五代词》中辑有署名易静的《兵要望江南》词作720首，其中也有不少边地风物的描绘。《花间集》载毛文锡《甘州遍》是唐五代词中极少直接表现了战场厮杀场景的词作：

秋风紧，平碛雁行低。阵云齐。萧萧飒飒，边声四起，愁闻戍角与征鼙。青冢北，黑山西。沙飞聚散无定，往往路人迷。铁衣冷，战马血沾蹄，破番奚。凤皇诏下，步步蹑丹梯。^[4]728

毛文锡曾职枢密院执掌兵权，但一直生活在蜀地，当时西北边地也并无战事，所以该词确非词人的“在场”抒写。但五代乱世政权更替频繁，各类征伐和守卫战事不断，如《新五代史》^[11]888记载：“武成五年（913年）十一月，大火，焚其宫室。（前蜀主王衍）遣王宗俦等攻岐，取其秦、凤、阶、成四州，至大散关。……通正元年，遣王宗绾等率兵十二万出大散关攻岐，取陇州。八月，起文思殿，以清资五品正员官购群书以实之，以内枢密使毛文锡为文思殿大学士。”所以此词所言战事或许并非无中生有，或有借西北边塞影射前蜀边境战事胜利，些许表露毛文锡身为分理军政的枢密使内心愉悦的意味。《资治通鉴》^{[12]7342-7343}还记载均王贞明元年（915年）“己巳，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岭，克固镇，与秦州将郭守谦战于泥阳川；蜀兵败，退保鹿台山。辛未，王宗绾等败秦州兵于金沙谷，擒其将李彦巢等，乘胜趣秦州。兴州刺史王宗铎克阶州，降其刺史李彦安。甲戌，王宗绾克成州，擒其刺史李彦德。蜀军至上梁坊，秦州节度使节李继崇遣其子彦秀奉牌印迎降。宗绛入秦州，表排陈使王宗俦为留后。刘知俊攻霍彦威于州，半岁不克，闻秦州降蜀，知俊秉子皆迁成都；知俊解围还凤翔，终惧及祸，夜帅亲兵七十人，斩关而出，庚辰，奔于蜀军。王宗绾自河池、两当进兵，会王宗瑶攻凤州，癸未，克之”。当年蜀军与岐兵交锋，并大获全胜，吞并岐之秦、凤、成数州，军事上全面胜利，因而此词或表露毛文锡身为分理军政的枢密使内心愉悦的意味，非有些学者认为此词所言战事是无中生有、体现乱世小国君臣的意淫反讽心态^[13]那么简单。此外，毛文锡联章体的另一首《甘州遍》（春光好）中“尧年舜日，乐圣永无忧”^[4]725一句还被认为是前蜀灭亡（925年）后，毛文锡随蜀主降后唐，歌颂李存勖破契丹兵而作^[14]。虽不能坐实，仍可备一说，权当旁证。

陈寅恪先生^[15]234在论《哀江南赋》的诠释时指出，历代解释者“止限于诠说古典，举其词语之所出”对于“当时之实事”这类的“ ‘今典’，似犹有未能引证者”。对诠释者来说，“解释词句，征引故实，必有时代断限。然时代划分，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则难”。研究者在通晓典故原初内涵的同时，还必须要考察某事发生在作者的时代，且须具体到发生于作者特定的立说之前，又要推得作者对此事有闻见之可能，可用入其文章，然后可以用以诠释该作者之文。赵文正因较少考订该词的“今典”，而使所得结论存在漏洞。

此外，一些表现女子思念征人的作品，地理意象也由由现实感知而生发。如薛昭蕴《浣溪沙》^[4]481：“钿匣菱花锦带垂，静临兰槛卸头时。约鬟低珥算归期。茂苑草青湘渚阔，梦余空有漏依依。二年终日损芳菲。”就叙写了女子身在宫苑梳洗打扮时盘算惦念之人归来之期，而心已联想到潇湘大地。顾夐“小屏闲掩旧潇湘”（《浣溪沙》）^[4]999，孙光宪“展屏空对潇湘水，眼前千万里”（《酒泉子》）^[4]1163、“晓堂屏六扇，眉共湘山远”（《菩萨蛮》）^[4]1122，鹿虔扆“九疑黛色屏斜掩”（《虞美人》）^[4]1310，李珣“屏画九疑峰”（《临江仙》）^[4]1455等5首，也提及荆楚地名，但所指为屏风画的内容，皆由思妇着笔，表现女子思念征人时的场景。屏风画面中的潇湘景色，使词作空间由闺阁妆楼跨越千万里的距离，对词作境界的开拓也发挥作用。

三.   同与异：空间书写的继承与开拓

对地理意象的研究，不仅需要挖掘意象所包含的空间文化因素，还原创作与表现的时空场景，还要历时性考察该意象在不同时代、作者、文体中使用状况有何一致与差异之处。这就需要深入的文本细读和精准的分析归纳，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地理解读。

笔者与赵文最大的差异在于着重强调了他未曾提及的南粤意象。从词作内容看，有海南、越南、南中、越王台等岭南地名出现的词作5首，涉及欧阳炯、李珣二人，均为《南乡子》词调。但根据较多词中描绘的孔雀、大象、猩猩、椰子、荔枝、豆蔻、石榴等动植物，均生长生活温热多雨的潮湿环境下，在当时唯有岭南分布。又从情感主题考虑到5首词均是联章体组词中的一首，不宜单独抽取。综合考虑意象、词情、作者、词调和现有研究成果等多方面因素，归纳出具有岭南空间意象的词作共计21首。分别是：毛文锡《中兴乐》（豆蔻花繁烟艳深），欧阳炯《南乡子》8首，孙光宪《菩萨蛮》（青岩碧洞经朝雨）、《八拍蛮》（孔雀尾拖金线长）和李珣《南乡子》9首。这些词作一改前代文学虚拟书写岭南地区，多反映流贬官群体沉痛心情的样貌，表现了花间词开岭南文学清新风貌的独特贡献。俞陛云先生^[16]390就指出：“咏南荒风景，唐人诗中以柳子厚为多。五代词如欧阳炯之《南乡子》、孙光宪《菩萨蛮》，亦咏及之。唯李珣词有十七首之多，……荔子轻红、桄榔深碧、猩啼暮雨、象渡瘴溪，更萦以艳情，为词家特开新采。”这些词作与前述边塞、荆湘地理空间所使用意象的虚拟性、模糊性不同，而是较为真实反映了岭南的风物民情，与正史所载一致。陆侃如、冯沅君二位先生^[17]487-489感慨：“使读者如看幅图画，如读南越地志。”陈廷焯《词则·闲情集》认为 “李珣《南乡子》诸词，语极本色，于唐人《竹枝》外，另辟一境矣”，李冰若更认为“抱朴守质，自然近俗，而词亦疏朗，杂记风土者，德润一派也” ^[16]390-391。此类作品超越了温、韦二人所代表的词风，是花间词作中鲜明独立的风格。

唐前诗作涉及对岭南地区描写的十分罕见，且多为出自想象。从初唐起，真实的南粤地区才正式出现诗文作品之中^[18]141-143。从创作主体的角度看，作者往往是流贬官群体，对南粤地区的刻画更多的是表达生活条件的艰苦、主观心情的沉痛以及盼望“回归”中原地区的强烈愿望：

日南椰子树，杳袅出风尘。丛生雕木首，圆实槟榔身。玉房九霄露，碧叶四时春。不及涂林果，移根随汉臣。（沈佺期《题椰子树》）^[19]121

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宋之问《度大庾岭》）^[19]428

交趾殊风候，寒迟暖复催。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开。积雨生昏雾，轻霜下震雷。故乡逾万里，客思倍从来。（杜审言《旅寓安南》）^[10]734

沈、宋、杜三人均是初唐武则天时期遭贬岭南的，诗中出现岭南的椰子、槟榔、山果、野花等风物特产和炎热多雨、暑湿蒸腾的气候。与中原迥异的物产气候非但没有给予作者体验异域风情的新鲜感，反而更加强化了诗人迁谪之路的旅愁和惶恐。因此诗歌的尾联或移情于物、或借古人自喻、或突出行迹的渺远，将自己对乡国的依恋和对早日回归的盼望和盘托出。纵然柳宗元有“为农信可乐，居宠真虚荣。乔木余故国，愿言果丹诚。四支反田亩，释志东皋耕”（《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10]3942那样与当地土人躬耕劳作的愿望，但这只是他长久谪居排遣苦闷的手段罢了。

而这21首词作与此迥然不同，比如：

画舸停桡。槿花篱外竹横桥。水上游人沙上女。回顾。笑指芭蕉林里住。（欧阳炯《南乡子》）^[4]837

倾绿蚁，泛红螺，闲邀女伴簇笙歌。避暑信船轻浪里，闲游戏，夹岸荔枝红蘸水。（李珣《南乡子》）^[4]1465-1466

风物清新自然，当地人天真淳朴，情感是那般优哉游哉、怡然自得，更多具有行走各地的士大夫官僚阶层猎奇采风的意味。同样写越王台的遗迹，思想感情更是大相径庭：

江上粤王台，登高望几回。南溟天外合，北户日边开。地湿烟尝起，山晴雨半来。冬花采卢橘，夏果摘杨梅。迹类虞翻枉，人非贾谊才。归心不可见，白发重相催。（宋之问《登粤王台》）^[19]570-571

拢云髻，背犀梳。焦红衫映绿罗裾。越王台下春风暖。花盈岸。游赏每邀邻女伴。（李珣《南乡子》）^[4]1474

前者所见是凄风苦雨，所感是去国辽远，抒发的是不平之鸣和回归无望；后者所见是春暖花开、女子相携玩乐，充满了游赏的愉悦兴致。

咏南粤风土词中虽有“行客待潮天欲暮，送春浦，愁听猩猩啼瘴雨”（李珣《南乡子》）^[4]1472的客旅愁绪，但与前引沈宋、韩柳的诗作相比，情感的沉重程度和人生的失落感也远不可同日而语。亦有“谁同醉？缆却扁舟篷底睡”对渔樵生活的向往，但也远比前引柳宗元诗真实得多。晚清况周颐^[20]110就曾发问：“珣，蜀人，顾所咏皆东粤景物，何耶？”李珣先祖为波斯人，随唐僖宗入蜀，屡为宾贡进士，著有《海药本草》（又称《南海药谱》）。其妹李舜弦为前蜀昭仪，其弟李玹以贩卖香药为生。李珣应然各处采购香药，亲自抵达过岭南^[9]414-416。毛文锡之父毛龟范曾在岭南郑愚幕府任职，毛文锡应曾随父在岭南生活。历代文献中未曾发现欧阳炯游历南粤的明确记载，但从其词作描写刻画的细致生动程度，应是曾亲自到达过南越地区^[9]383。这些经历让词人将所见质朴闲适的岭南风情填入词中，在客观上拓展了词的描写领域。

从词体创作的特点来看，唐五代词“倚声填词”的特点很大程度上把词作内容限制在与词调相关的范围内，很多词是歌咏本事之作，这21首词中18首都是《南乡子》的词牌即是明证。从听众的角度看，广阔地理空间描写，特别是异域风情的表达往往能给人强烈的新鲜感，在配乐演唱之时更能激发“绮筵公子、绣幌佳人”^[4]1的兴趣，产生更好的娱乐效果，这些清新淳朴的描写客观上还开拓了岭南文学的新气象。

从地理学角度看，岭南一直都是我国降水最为丰沛的地区。《隋书·地理志》^[21]887云：“自岭已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厉，人尤夭折。”清人汪森为官广西时编撰的《粤西文载》中苏濬的《气候论》^[22]229深入介绍了岭南气候特点：“四时常花，三冬不雪，一岁之暑热过中……晨昏多露，春夏雨淫，一岁之间，蒸湿过半……一日之内，气候屡变。”降水丰沛、暑湿蒸腾、瘴气郁结的气候特点，加上当地流贬官生活艰苦、心情沉痛的文学传统，依照赵文“降水总量和季节比例是词情指向不同的重要原因”^[6]的结论，似乎岭南意象才应最为凄苦，但事实却大相径庭。赵氏认为荆楚和江南两地春日降水占全年比例不同，直接影响了两地词情不同指向。这一论述虽很富创见，令人耳目一新，但不免还是一定程度上落入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因果思维的窠臼。

四.   形与貌：差异化的空间感知和士人心态

从文本的创作环境和表现空间的关系看，花间词中的地理意象多是身在此而意在彼的想象描绘，但也有“身口合一”的在场创作，上文所论的南粤意象即有很大可能。《花间集》结集于蜀地，作者大多与蜀地相关，花间词人对蜀地成都的描摹更具真实性和在场感。这些词作词以锦江及两岸花草树木为纽带次第呈现：

春晚，风暖，锦城花满。狂杀游人，玉鞭金勒，寻胜驰骤轻尘，惜良晨。翠娥争劝临邛酒，纤纤手，拂面垂丝柳。归时烟里，钟鼓正是黄昏，暗销魂。（韦庄《河传》）^[4]405

锦浦，春女，绣衣金缕。雾薄云轻，花深柳暗，时节正是清明，雨初晴。玉鞭魂断烟霞路，莺莺语，一望巫山雨。香尘隐映，遥见翠槛红楼，黛眉愁。（韦庄《河传》）^[4]408

碧沼红芳烟雨静，倚兰桡。重玉佩，交带袅纤腰。鸳梦隔星桥。迢迢。越罗香暗销。坠花翘。（韦庄《诉衷情》）^[4]439

锦江烟水，卓女烧春浓美。小檀霞。绣带芙蓉帐，金钗芍药花。额黄侵腻发，臂钏透红纱。柳暗莺啼处，认郎家。（牛峤《女冠子》）^[4]549

浣花溪上见卿卿，脸波明，黛眉轻。绿云高绾，金族小蜻蜓。好是问他来得么？和笑道，莫多情。（张泌《江城子》）^[4]686

这些词作都着力塑造美丽动人的女性形象，以市民游乐的出行见闻为视角展现都市繁华。此外，魏承班《黄钟乐》中“梦魂长在锦江西” ^[4]1285、李珣《浣溪沙》中“那堪虚度锦江春” ^[4]1432等忆旧之辞，也流露出城市生活的归属感和留恋情绪。但就创作数量来看，《花间集》明确出现成都的仅有7首，仅占全部词作的1.4%。

花间词人的都市抒写还有关于唐两京长安、洛阳意象的词作10首，对城市美景和歌舞娱乐也有所呈现。张泌《浣溪沙》（晚逐香车入凤城）被鲁迅戏称为“唐代的钉梢”^[23]121-122，表现了长安城内街上男子佯装醉酒、大胆追逐和车中女子暗送秋波、佯骂轻狂的情事。但与成都不同的是，京城还因皇家政治力量所在而具有更加丰富的精神内蕴，王国维曾指出：“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24]302。京城是最高统治者君临天下的首善之地，张泌《酒泉子》（紫陌青门）、毛文锡《柳含烟》（章台柳）、和凝《小重山》（春入神京万木芳）（正是神京烂熳时）4首以“神京”“禁城”“凤城”等总体概述春日京城美景和庄严神圣的气氛，还呈现了紫陌青门、御沟辇路、天衢等道路，以及丹墀、未央宫等皇家殿宇。自隋唐科举制实行以来，京城也是举子为求得功名而频繁活动的地理空间。金榜题名、进士及第更是读书人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分属韦庄、薛昭蕴的5首《喜迁莺》词，其中“人汹汹”“街鼓动”“残蟾落”“金门晓”“清明节”以“杏园”“九陌”“曲江”等城市公共园林、街道、水系意象，联系起了进士赏花、欢宴、游街一系列的举子活动和万人空巷争看新科进士的热闹场景，表现出新科进士志得意满、昂扬奋发的精神面貌，甚至有飘飘欲仙之感。

韦庄科考屡次不第，花甲之年方中进士，在京城尽显风流、光宗耀祖的记忆自然令他铭记在心。曾作《放榜日作》^[25]40诗云：“一声天鼓辟金扉，三十仙材上翠微。葛水雾中龙乍变，缑山烟外鹤出飞。雏阳暖燕催花发，太皞春光簇马归。回首便辞尘土世，彩云新换六铢衣。”《癸丑年下第献新先辈》^[25]290诗道：“迁炬火中莺出谷，一声钟后鹤冲天。”这些都尽显出进士及第的风光，和他渴望高中的急切心情。薛昭蕴即晚唐五代时人薛昭纬，“未登第前，就肆买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〇）^[9]373，得中后作《喜迁莺》词表达自己改变命运的激动心情。根据《才调集》收录张泌《长安道中早行》《题华严寺木塔》诸诗作，知他少年亦有壮志，曾赴长安应举并长期流连^[9]381。和凝年方十九，便以第十三名登进士第，少年及第，令无数人歆羡^[9]395。从词人的创作心态来看，京城之乐主要是源于长期苦读、一朝得中的欣喜神气和身居京城风光无限的欢乐。

韦庄世居京兆杜陵，《浣花集》卷一载《曲江作》《嘉会里闲居》等作于黄巢入京前的诗歌，京城各处都是他任性放浪之地。入蜀途中所作《过樊川旧居》《长安旧里》《过渼陂怀旧》等诗，亲眼目睹京城周边的衰颓离乱，兴起了他身处末世又心忧天下的崇高士人理想。但之后身居富庶发达的锦城，深感“蜀国多云雨”（《清平乐》）^[4]379，在纵情娱乐氛围的熏陶下，取而代之的是诗中“锦江风散霏霏雨，花市香飘漠漠尘。今日尚追巫峡梦，少年应遇洛川神”（《奉和左司郎中春物暗度感而成章》）^[25]370、“对酒莫辞冲暮角，望乡谁解倚南亭。惟君信我多惆怅，只愿陶陶不愿醒”（《奉和观察郎中春暮忆花言怀见寄四韵之什》）^[25]371，反映了他思想由忧心社稷逐渐转为纵情欢乐。但从他五首联章体的《菩萨蛮》词可以看出，韦庄虽身居高位，面对当下的享乐生活，心中仍有“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 ^[4]321“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4]326“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 ^[4]335“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 ^[4]343的怀旧心理、身份焦虑和归乡渴盼。

空间并非填充物体的容器，而是人类意识的居所。花间词人因人生心态的变化，在不同的生活空间中激发出独特的白日梦，进而将感知的空间（space）转化为地方（place），创造出充满个人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地景（literary landscapes）^[26]14-19，在《花间集》中鲜明体现在了对长安和成都各自都市风貌的描绘，以及从中流露出的差异化空间感知。

综上所论，地理意象是文学创作和地理环境的双重表征，是解读词作时需要关注的重要范畴。面对词作中随处可见的地理意象，可从地理环境和诗人创作两方面进行把握，以阐释诗人对地理环境的塑造特点和表现方式为指归。由上文对《花间集》文本的考察可知，地理意象的生成方式主要有基于文学传统的虚拟想象，由现实的空间感知而生成地理意象和在场纪录的真实描绘三类。作家对地理环境的感知和塑造既来自前代的文学传统，又和个人独特的空间体验密切相关，在文本流传过程中不断丰富甚至改变着地理环境蕴含的文化意义。千年以来，伴随着词文体的演变拓展，词人主观情致的展露愈加明显，词作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词作中的地理意象也更加真实和明晰。后世词人对花间词人选用地理意象方式的继承和突破，是梳理千年词史演变时需要关注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