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特有的政治优势，它具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的重要作用，是保障我党革命、建设、改革与他各项事业顺利进行的重要法宝。所谓政权组织结构形式是指统治阶级采用特定的原则和方式组织自己的权力机关以反对敌人，保护自己，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最基本表现。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发展模式，从农村土地革命到反帝抗日战争再到三年内战，革命形势有变，革命任务不同，不同阶段的统一战线政策各有侧重，与其相应的政权组织形式也有所不同。回顾这三个阶段的历史，揭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下的政权组织形式的变化发展，探寻规律，以史鉴今，对新时代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有重要意义。

一.   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下的工农兵代表发展模式

1927年，由蒋介石、汪精卫所带领的非左派国民党势力先后与革命背道而驰，相继策划并发动了“四一二”清党和“七一五”分共等一系列活动，对共产党人进行大肆抓捕和屠杀，导致国共合作破裂，革命力量急剧减弱。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纷纷动摇，加入了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行列，革命阵营严重削弱，革命活动严重受挫，中国革命处在十分紧急的关头。针对革命环境和条件发生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会议——“八七”会议。这次会议为党指明了新的方向，制订了革命发展的总方针：实行农村的土地革命和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反抗国民党，从而解决党成立以来就一直没有解决的思想问题。同时，为了扩大党的组织基础，提出了建立工农民主主义性质的统一战线的设想。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一文提出：“应当促进并扩大激励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1]258，“必须迅速勇敢坚决的实行武装工人和农民” ^[1]262。“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大革命的失败进行全面深刻总结，对广大工人和农民群众的巨大力量予以肯定，对忽视工农群众的力量而一味依赖国民党的路线进行了深入批判，从而开启了动员广大工农群众投身革命与主要依靠工农群众武装革命的道路。就此，工农民主主义性质的统一战线思想雏形初步形成。1927年8月20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应在粤、湘、鄂以及赣四个省中建立“工农兵苏维埃”。1927年9月初，在秋收起义前夕，毛泽东提出要以工农兵代表大会掌握一切权力的形式建立苏维埃。9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的决议》中提出了建立“工农苏维埃”即工农民主专政的主张，并于11月初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扩大工作会议上确定了武装暴动的总口号，即“由工人、士兵和贫苦人民的代表会议掌握一切权力”^[2]。根据地政权的组织形式也根据这个口号开始变化，就是以工农兵代表大会替代农民协会。在此之后，我党在的各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分别召开了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并建立了相应的民主政权。

在工农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引下，工农兵大表大会制度开始逐步形成。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于莫斯科召开，制定了工农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六大的决议指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是当前我国革命最主要的任务。大会通过确定了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为苏维埃国家政权的正式名称，进一步明确了苏维埃国家政权的指导思想和策略。1930年9月，六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全会制定了下层统一战线的方针，提出要实行下层范围内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应由中国共产党去领导底层的党员和非党员聚在一起进行斗争。要在维埃政权的口号之下，日常斗争也要体现出“下层统一战线”这个方针。这一方针确定了这一时期的统一战线性质，即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反对国民党的工农民主主义性质的、民族的统一战线。十月革命过去14年之后，在这种性质的统一战线引领下，首次全国范围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在1931年成功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苏维埃地方政府暂行组织条例》，选举成立了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人民委员会^[2]。它明确了这一时期的政权组织形式，也标志着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的正式确立。这次大会与1934年1月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系统地规定了工农共和国的阶级性质和组织形式。根据这两次大会出台的有关大纲和文件，规定“中华苏维埃所建立的是工、农两个阶级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以及所有劳动并且困苦的大众是掌握苏维埃一切权力的” ^[2]。这更加系统明确地说明了这时期的统一战线性质，也揭示了这一阶段我党领导并建立的共和国是工农民主主义专政性质的政权。工农兵代表大会充分体现了工农民主主义统一战线的性质，充分发挥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在民主制度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从1927年9月初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时提出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到1931年11月第一次工农兵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与1927年“八七”会议首次提出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思想到1930年六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下层统一战线方针，这两个过程是同时并进且相互交织，前者一直处于后者的影响与指导之下。此外，这一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在逐步指导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建立的同时，也因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而逐渐明晰其概念和性质。由此可见，二者形成和建立的过程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令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作用在政权组织形式的建设中得到充分发挥。从此，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有了正式的、规范的现实理论的基础。

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参议会发展模式

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逐步形成和发展。“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以及“攘外必先安内”策略，导致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区沦陷，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东北军民进行抗日斗争的影响下，全国人民反帝抗日的呼声愈加强烈，掀起了全国范围内抗日的浪潮。党在调整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时，已经将革命重点置于反帝抗日的旗帜之下。

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致中共满洲党组织的信中首次提出“反日的统一战线”主张，表明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有了重要的变化和发展。当时，国际上法西斯联盟气焰嚣张，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在中国，日本侵略者实施所谓“防共自治运动”，大肆收买汉奸，鼓动华北五省脱离中国而独立。而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却依旧妥协退让，严重影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5年10月1日，我党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了《八一宣言》。根据当时因时局变化而造成的紧迫形势，《八一宣言》强调要改变“下层统一战线”的方针，拓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建立涵盖中高层在内的统一战线。《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停止不必要的内战，组织抗日联军，建立国防政府。而且根据新的斗争形势和任务，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策略也出现了新的变化。1935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且调整了一些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细节政策。在会议的主题发言中，毛泽东着重分析了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性，甚至连大资产阶级也可能营垒分化、参加抗日。他主张要将我们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适应世界反法西斯的革命浪潮、适应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和革命阶级的变化，团结所有可能抗日的进步力量，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挽救中华民族。1935年12月, 中共中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要更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工农共和国”为“人民共和国”，后又改“人民共和国”为“民主共和国”^[3]。说明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根据即将要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调整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1936年12月12日，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决然实行了“兵谏”，扣留来陕西督战的蒋介石，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此时，我党为了尽可能地团结全部可能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的势力，建立更大范围的统一战线，决定和平解决此事变。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蒋介石作出妥协，摒弃了“攘外必先安内”并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六项主张，成就了国内斗争转向抗日斗争的转折点，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联蒋抗日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计前嫌的胸怀格局，也展示了民族危亡之际我党排除一切纷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族大义。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37年9月正式宣布取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称号，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即陕甘宁边区政府，将边区工农民主专政性质的政权转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2]。为了适应政权性质的转变，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始参考、对照国民党的咨询机构召开各层级参议会。在此基础上，1939年1月召开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第一次参议员大会，讨论并审查了边区政府的工作报告，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组织条例》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选举产生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会和政府、法院，逐步建立了与国民党地方政权相同名称和形式的基层政权^[4]。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在全国各根据地中率先建立了参议会，实现了政权组织形式的转变，不仅为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示范作用，还为其他根据地参议会制度的建立起到了引领作用。陕甘宁边区建立起参议会制度政权以后，各根据地按照中央委员会的要求遵循“三三制”原则先后选举参议员并召开参议会，新的政权组织形式逐渐成型。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指导下，参议会制度成为这一时期我党的政权组织形式。据此规定和当时的实际做法，参议会制度与国民党地方政权咨询机构的形式相同，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求之下，在前期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上形成的。但这种制度不同于国民党地方政权的咨询机构，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权机关。从规模上而言，参议会制度比不上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但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得到了保持和继承，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

各级参议会是抗日战争时期各大根据地的人民代表机关，也是政权机关。参议会制度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形成的，是一个联合各方力量共同抗日的实践活动载体。正是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政权组织形式才由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转变为参议会制度。参议会制度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大地全面开花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为挽救中华民族而不懈奋斗的结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决心和团结其他抗日势力的诚意。但这种政权组织形式并非是对国民党参议会制度的生搬硬套，也不是欧美相关制度的沿袭仿照。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而非资产阶级专政的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非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这在实际上也指明了我们党政权组织的独特性。

三.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下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发展模式

“人民代表大会”的概念最初是由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中国此时可以采取全国直至乡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系统，并且通过这个系统组建各级政府。但由于当时正处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时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无法实现的。只有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解放战争时期，人民代表大会才有了可以逐步建立和发展的政治条件。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际上美、苏就中国问题达成某种妥协。而国内，在蒋介石统治集团无法立即发动大规模内战以及人民渴望和平、停止内战的环境下，蒋介石为发动内战赢取时间，连续三次发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确定了以和平而非内战的方式建国的大体方针。双方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商和平建国大计。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期间，包括我党在内的国民党以外的一些党派提议改组国民党，避免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切实保障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同年4月，《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在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其中明确提出 “人民管理政权的机关是各边区、县以及乡的人民代表会议” ^[2]，这就使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以此取代参议会制度。这实际上就是人民代表大会的雏形。

1946年6月，蒋介石不顾国际舆论的反对和国内人民的和平意愿，悍然发动内战，假和平真内战的真实面目暴露无疑。为此，1946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确定了建立尽可能大范围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原则，即广泛地动员群众，联合所有可以联合的势力，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完全被孤立。人民的民主主义性质统一战线开始初步形成。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5]728的党内指示，提出 “这里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这个指示明确规定了这一时期的统一战线性质。在具有人民民主性质的统一战线思想指导下，解放区的政权先后发生改变，即建立新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并且撤销原来的参议会制度。

1947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批转了一个重要指示，要求解放区政权自下而上转变，实施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次年的晋绥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解放区人民参与管理的权力机关要逐步以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替代参议会。此后，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在各解放区先后建立。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人民”的概念进行了详细阐释，指出“在现阶段的中国，人民是由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并且这些阶级联合起来建立自己的国家并选举自己的政府” ^[6]1475。毛泽东对“人民”概念的解释更加凸显了这一时期的统一战线性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各解放区的政治秩序还不稳定，还不具备召开地方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于是决定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以行使职权。其实，早在1948年我党就已经开始号召各民主党派、非党派进步人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同商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事宜，并随后在1949年6月至9月间举行了新政协会议的筹备会。

1949年9月，中国第一次政协会议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上一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 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 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全国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7]。正式提出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概念，并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8]587。在当时，全国政协会议就相当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代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后来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指示下，在人民代表会议基础上，经过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于1954年正式诞生，一直延续到今天。应该说，“统一战线在探索和推进中国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实践中，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9]。

可见，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建立和完善的过程是交织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之中，前者为后者的表现形式，后者是前者的内容指引。但是这一时期与上述两个时期的差异在于：1946年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以立法形式确定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时，我们党并没有正式提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思想和政策，而只是初具萌芽；直到1949年的《共同纲领》才正式了提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概念，而在此之前，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已经普遍替代了参议会。由此可以看到，没有前两个时期党在政权建设方面上的实践探索，就不会有这一时期政权组织形式上的完善与健全。而随着政权组织建设的日益成熟，统一战线与政权组织形式之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已经在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指导政权组织形式的变化和发展。

四.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下发展模式的基本经验

一   组织形式的发展得益于党的正确领导

统一战线的概念是由恩格斯最早提出的，列宁扩大与发展了统一战线的概念与内涵。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将统一战线作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来指导中国革命，指导革命根据地的政权组织形式建设。使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敌人斗争，最终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还能够积极协调各方面关系，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10]。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以及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阶段，都运用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团结被压迫工人、农民等阶级以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党的政权组织形式作为统一战线的实践载体，以每一阶段统一战线策略的变化和调整为基础，为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追根溯源，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党的政权组织形式才能逐渐进步和发展。

二   组织形式的进步得益于正确、科学的策略方针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是为党的总路线服务的，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党的统一战线策略也应适时调整才能保证党的政权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才能分清敌友、保证革命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蒋介石、汪精卫背叛了中国革命，无情杀害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所以党及时调整了统一战线策略，建立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建立了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保存了革命力量，使得革命火种没有熄灭。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国内政治环境发生巨大改变，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此时，党及时扩大了革命阵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起了参议会制度，在所有爱国阶级和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成功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面对蒋介石集团的倒行逆施的行为，我们党又一次及时地调整了统一战线，采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孤立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总方针，并且在解放区逐渐以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取代了参议会制度。实践证明，正是党对统一战线的及时调整并且制订了正确的方针策略，“坚持用制度来规范和保障民生”^[11]，才使党的政权组织形式建设更加科学、合理，更加符合革命的需要，最终取得革命的完全胜利。

三   政权组织形式建设得益于统一战线的变化调整

党的政权组织形式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以党的基本的策略方针为基础的，比如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是在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指导之下建立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参议会制度是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而建立的。“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2]633，因此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是在尚未成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下建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下政权组织形式是科学的、是合理的，从而成功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了成功。新时期以来，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保障了所有爱国人民共同管理国家的权利。在所有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国家已经步入了新时代，已经愈发繁荣昌盛，更加接近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诸多实践证明，只有将党的政权组织形式建设始终置于统一战线之下才会取得胜利，才能保证革命和建设事业顺利进行并取得最后的成功。

五.   结语

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3]399时提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回首党的发展历程，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就是要搞清楚党的历史，搞清楚党在历史上所走的曲折的道路，之后这样才能办好今天的事情。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不管是在革命战争时期、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都发挥着巨大作用。民主革命时期统一战线下的政权组织形式的变迁发展，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主心骨”引领广大人民群众的奋斗历程，也体现了党因时而异、与时俱进的革命品质和斗争精神。农村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指导下，二者相互推动形成与发展；反帝抗日战争时期的参议会制度是在反帝抗日运动的如火如荼的形势下建立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特殊政权形式；国内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是在尚未成熟的人民民主主义性质的统一战线下由参议会变革而来。无论哪个时期的政权建设都离不开统一战线的指导，都是根据其统一战线的性质建立起相应的政权组织形式。深入了解民主革命时期统一战线下政权组织的发展变化，对于我党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与政权合法性以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都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