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住房是工业化国家财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在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中发挥着核心作用^[1−2]。一方面，住房不仅是物理居所，更是整合多种社会、经济及公共服务资源的重要载体，对个体福祉的影响具有多维性与深远性。根据格罗斯曼（Grossman）^[3] 健康需求理论，健康作为一种引致性需求，不能直接购买，而是需要通过对教育、医疗等促进性资源的投资来提升，而住房与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密切相关，深刻影响个体的健康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住房作为一个关键性纽带，涉及了广泛的社会经济因素，从根本上塑造了个体的日常生活模式和健康状况。住房质量、社区环境、住房支付能力等因素直接影响了居住者的生活条件与压力水平，对健康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近年来，对健康影响因素的探究逐步从以个人和疾病治疗为核心的传统医学视角，转向更加综合的社会视角，强调其是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以及住房条件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研究范式的转变推动了经济学、社会学、公共卫生学和城市规划等多学科的深入交叉融合^[4]。

住房对健康结果的影响之所以备受关注，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住房是健康差距产生和持续的主要途径，但目前尚无统一的概念模型能够全面分析住房与健康之间的复杂关系^[5]。其次，全球住房市场正面临住房支付能力危机，对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健康和福祉具有重大影响。在美国，2022年有1 970万有房家庭、2 240万租房家庭（占租房家庭的一半以上）将其收入的30%以上用于支付住房支出，包括抵押贷款、房租、水电费等，创下历史新高^[6−7]；类似趋势在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更为显著，近年来，这些国家的房屋销售价格中位数与家庭收入中位数之比显著上升，国际化城市的住房可负担性问题尤为突出^[8]。在发展中国家，对亚太地区27个发展中国家211个城市的研究表明，该地区的平均房价收入比已超过12.5 ¹，表明绝大多数城市居民住房负担能力不足，尤其在人口密集、家庭收入水平较低的城市，住房可负担性问题更为严峻^[9]。此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将“健康中国”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核心目标之一，并提出“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10]，推动各领域健康政策的全面实施，其中住房领域是重点关注方向之一。作为促进健康公平的重要载体，公平的住房机会对于改善居民健康、提升整体福祉、以及缩小群体间健康差距至关重要。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住房领域日益呈现出更为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特征。在探讨住房与健康的关系时，国外学者构建了多种概念模型^[1,4-5,11]，系统梳理了影响居民健康的关键住房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住房条件、社区环境、住房可支付性、住房产权以及住房政策，它们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机制，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个体和群体的健康状况。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回顾这5个住房维度对健康的影响的最新研究进展，分析当前研究的局限性，并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为住房与公共卫生领域的跨部门协作提供依据。

二.   影响因素的研究

一   住房条件对健康的影响

对住房与健康关系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工业化早期居住环境对身体健康的影响的探讨，认为住房条件不仅直接决定了居民基本生存需求的满足，还与个体健康状况密切相关。研究表明，住房质量较低与慢性病、呼吸道疾病与传染病的发生风险存在显著关联。室内空气质量差（如使用低效或不清洁能源、长期暴露于二手烟）可能诱发呼吸道疾病、过敏症状、癌症，并提高过早死亡风险^[12]。长期居住在恶劣住房条件下的个体，其生理与心理健康状况均较差，医疗服务使用频率会增加11%，在64岁以上老年群体中，该比例上升至20%^[13]。此外，人均住房面积较小、噪声污染严重以及光照不足均与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风险相关。居住环境中的空气污染（如一氧化碳等）不仅会增加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的住院率，还可能导致婴幼儿低出生体重和增加学龄儿童的缺勤率^[13]。

随着工业化国家住房条件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升，传染病的死亡率显著下降、人均预期寿命逐步延长。然而，慢性疾病和心理健康问题导致的死亡率呈上升趋势，住房条件对慢性病和心理健康角度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研究表明，居住于房屋质量差，绿化覆盖率，有噪声和污染的环境，与抑郁症的发生存在显著相关性^[12]。比如，在美国，长期无法改善不良的住房条件会导致居民产生失控感和失望感，诱发急性和慢性压力^[13]；在英国，居住于贫困地区的居民，其社区内部住房质量的相对差异与心理健康状况直接相关；认为自己生活质量和水平高于他人的居民，其心理健康状况较佳^[14]。同时，改善住房条件或迁移至更优环境通常与居民健康的提升相关。研究表明，供暖条件的改善显著提高了居民的总体健康、心理健康和呼吸系统健康^[15]；缓解过度拥挤与平均睡眠时间的增加呈正相关^[16]；住房外观、功能及可管理性的改善，不仅改变了居民对住房的感知，还将其从“房子”转变为“家”的概念；社会经济弱势地区居民搬迁后，抑郁症状得到显著且持续地改善。

然而，在英国关于住房改善和区域再生对健康影响的研究中，出现了与上述结果矛盾的发现^[2]。可能的原因包括：1. 住房改善以区域为单位推进，而非针对每个家庭的特定需求，使健康效应不够显著；2. 住房改善与区域再生对居民而言可能是复杂且充满挑战的过程，需要更长期的研究来探讨其与健康相关的结果。

二   社区环境对健康的影响

家庭周边环境对居民的健康和感知有重要影响。社区层面的客观环境与健康密切相关。例如，社区环境可以调节住房质量较差（如建筑物的可见缺陷、破损）对居民心理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公园的存在和社区绿地在控制个体特征后被认为是抑郁情绪的保护因素，在绿地环境中进行体育锻炼有助于改善身体健康，总的来说，优质社区环境能有效缓解不良住房条件对居民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11]。

社区的安全性、居民对社区的满意度和社会融合感等主观感知也与健康密切相关。例如，对社区噪声、邻里安全和空气污染的主观评价与居民的感知压力、身心健康紧密相连。而邻里归属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尤为显著。社交网络和支持在低机会社区中帮助居民建立韧性，减少有限选择感和绝望感^[14]。社区内的社会关系网越丰富，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好；有邻居可以依赖能有效缓解心理健康问题。较少的社交互动与邻居或访客的接触被认为与抑郁情绪相关^[17]。更多的社区参与和与邻里的互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18]。此外，由于社区不安全而避免外出的行为是健康不佳的重要预测因素，这通常与更频繁的工作缺勤、较差的自我评估健康和心理福祉相关^[14]。

住房条件和社区环境会通过资源可达性、健康行为模式影响居民健康^[5]，交通活动在感知环境与抑郁症状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19]。具体来说，住房的地理位置和社区环境直接影响可以促进健康的医疗服务、教育机会及社会支持等资源的可得性，住房条件和社区环境还会影响居民的行为模式，如体育锻炼、饮食习惯和社会交往，通过这些行为进一步影响健康，而更多的公共空间、更高的土地混合利用水平、更长的公共交通时间和更长的驾驶时间可能会加剧抑郁症状。

三   住房支付能力对健康的影响

1   住房支付能力的衡量

住房支付能力是指家庭能够以合理的价格或租金获得满足基本居住需求的住房，而这一价格或租金不会对家庭的整体生活水平造成过度负担。尽管住房支付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受到关注，但其概念、衡量方法和标准仍然具有挑战性和争议性。衡量住房支付能力的常用指标主要关注住房成本的财务负担，最常用的两种方法是：

比率法（Percentage-of-Income Approach）。这一方法是最广泛使用的评估方法，通常以住房成本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来衡量，将家庭收入的30%或更少用于住房被看作是住房可支付。这个相对简单的二元指标法简单易用，能够识别出住房负担压力大的家庭，但其局限性在于它对所有收入水平一视同仁，这意味着支付30%收入的低收入家庭可以像支付30%的高收入家庭一样满足其非住房需求，未能考虑低收入家庭在交通、公共服务、健康和安全方面的权衡^[20]，也不能解释不同类型、规模的家庭在非住房需求（包括食品、医疗保健、儿童保育）方面的差异^[7]。

剩余收入法（Residual Income Approach）。该方法关注家庭支付住房成本后剩余的收入，衡量家庭支付住房成本后的剩余收入是否能维持一个可接受的生活水平^[7]。这种方法背后的假设是，家庭应该能够负担得起住房和非住房费用。与比率法相比，剩余收入法是一种滑动比例，可负担能力衡量标准因收入和家庭规模大小而异。但其复杂性和时间成本较高，家庭支出的类别依赖于主观判断。

住房支付能力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问题，目前缺乏一个全球公认的住房负担能力衡量标准。除了上述方法，学者还提出了可负担租赁房屋比例法、基于便利设施的住房负担能力指数等多种方法，以全面衡量住房支付能力^[20]。

2   住房支付能力对健康的直接影响

宏观上，住房负担不起可能导致系列宏观经济成本，包括生育率的下降、劳动力错配、环境恶化、大城市交通拥堵等。住房不可支付还阻碍了家庭和企业的流动，抑制了大都市地区的竞争及增长，由此带来的劳动力错配降低了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21]。微观上，住房不可支付对家庭消费、健康等产生广泛的影响，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第一，当低收入家庭无法承担住房费用时，往往不得不选择居住在住房环境相对较差的住所。居住在住房支付性差的住所与不安全感、社区不满以及较差的自我健康评估相关^[22]。第二，除了住房成本本身，住房运营成本（例如水电费）也是沉重的负担，对健康影响重大。低收入家庭更有可能居住在较旧、质量较差、能源效率较低的房屋中，并将更大比例的收入用于能源支出。能源不安全与因担心能源账单和家庭条件而产生的慢性压力以及与热不适和相关条件（例如过度潮湿和极端室内温度）相关的不良身体健康结果有关^[7]。第三，住房支付不起可能导致驱逐、止赎、无家可归等后果，大部分研究支持住房不可支付与心理健康问题密切相关：经历过驱逐的年轻人比没有经历过驱逐的人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自评健康状况较差。此外，房主在偿还抵押贷款困难时，心理困扰明显增加，抑郁症风险也较高^[4-5,23]。

3   住房支付能力对健康的间接影响

住房支付能力还会通过多种渠道间接影响健康。随着住房成本的上升，家庭可能会缩减健康相关支出^[24]，如推迟就医，减少食品、教育和交通等方面的支出。此外，住房支付能力还可能影响父母对子女教育和生活需求的投资，从而影响儿童的认知、社交和情感健康^[25]。房价上涨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房主，可能促使他们减少工作时间、增加锻炼和其他有益健康的活动。研究发现，房价水平和增长率的上升均显著缓解了房主的抑郁症状^[26]。然而，对于承担房贷或攒钱购房的居民来说，高住房成本可能会导致“房奴效应”，迫使他们通过加班等方式延长工作时间，从而对身体和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住房支付压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在不同代际之间存在差异，老年人受到的影响大于年轻人^[27]。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老年人摆脱住房压力的能力降低，因此住房不可支付于心理健康水平的负相关关系在老年群体中更为显著。此外，心理健康水平较低的个体更容易受到住房负担压力的负面影响，而初始心理健康状况较好的个体对住房支付压力的承受能力则较强。

四   住房产权对健康的影响

多数文献对于房屋所有权的健康效应的假设都是积极的，例如，房屋所有者报告更好的心理健康和自评一般健康状况，拥有更好的人际、社交、职业、经济、心理福祉^[11]，对社区事务更有积极性。也有文献考虑负面影响，例如，成为房主被发现与自尊心呈负相关^[28]；购房后房主满意度减少^[29]；房主的主观幸福感（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离婚时更容易受到影响，因为拥有的房屋可能变成了一种财务负担^[30]。

住房所有权不仅是一种获得稳定居住的方式，还通过资产积累为家庭提供更大的经济安全，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质量密切相关，与身体健康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31−32]。住房所有权一般通过三种关键机制促进身体健康：首先，房主拥有住房稳定性，居住时间长可以更好地了解当地医疗资源并降低压力水平；其次，房主享有更高的财务稳定性，有能力投资于医疗保健；再次，房主倾向于关注房屋的维护和整体质量，可以改善住房质量从而改善健康状况。

关于住房所有者和租房者之间的健康差异，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些研究表明，与租房者相比，房主通常感到对生活有更高的掌控感，并在整体、心理、经济、人际和职业福祉方面表现得更为积极。房主的心理健康和自评健康较好^[27,33]。然而，也有研究发现，住房所有权在房屋所有者和租房者之间的差距较小。主要原因是，住房稳定性在住房所有权与心理健康之间起到调节作用。虽然租房者最初报告的心理健康状况比房主差，但在居住超过六年后，租房者的心理健康状况与房主趋于相似。

五   住房政策对健康的影响

住房问题无法依赖市场机制单独解决，因为市场失灵会损害社会和家庭净福利，并削弱国家的经济活力。在此背景下，政府住房政策成为缩小住房差距、促进健康公平的重要工具。现有研究广泛探讨了住房保障对健康的关系，特别是在心理健康领域，文献表明，住房补贴与政策干预对改善低收入人群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作用。

2022年， 德沃斯等^[34]通过对31篇关于美国住房补贴政策（如住房代金券、租金补贴、公共住房等）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进行系统性回顾，总结出两点核心结论：一是政府住房补贴可通过多种渠道改善低收入居民的心理健康；二是接受补贴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优于未接受者。具体而言，从贫困的公共住房搬迁至“高机会”社区的居民，其罹患心理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显著降低；补贴持续时间越长，心理健康状况越佳，即使仍面临支付水电费用等财务压力，心理健康仍有所改善。此外，与同类“候补名单”上的个体相比，公共住房居民表现出严重心理困扰的可能性显著较小。对于儿童而言，与“候补名单”中的儿童相比，居住在公共住房中的儿童表现出更少的社会情感和行为问题。 在澳大利亚，李、巴克和本特利^[35-36]研究了政府住房政策干预（如抵押贷款减免、租金减免、驱逐暂停）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发现积极的住房政策干预降低了住房负担压力，提高了住房稳定性，并有效缓解了新冠疫情期间的心理健康负面影响。

然而，住房保障政策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则存在争议。一些研究指出，住房援助与低收入成年人健康状况的改善相关，并且接受援助的租房者在医疗保健上的支出低于未接受援助者。但另一些研究表明，公共住房并未显著提升健康水平，反而可能增加肥胖和母亲健康状况恶化的风险。这一现象可能归因于部分公共住房社区的高犯罪率、建筑老化及维护不足，进而对居民的居住环境与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三.   研究方法的演进

住房与健康的研究涉及经济学、公共卫生学、社会学、城市规划学等多个学科，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也呈现出多学科视角。近年来，随着统计学的发展、计量经济学工具的完善以及大样本微观数据的广泛应用，住房对健康的影响研究逐渐从描述性分析向因果推断演进。

一   定量研究

随着统计学的发展、数理模型的不断完善以及大样本微观数据可得性增加，经济学学者越来越倾向于运用因果推断方法量化住房对健康的影响。例如，帕拉希奥斯等^[13]基于25年内25 000个德国家庭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住房条件对健康结果的长期影响。潘等^[26]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通过工具变量（IV）方法结合最小二乘回归（OLS）分析，考察了房价水平和增长率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中，随机对照试验（RCT）是公共卫生领域常用的干预研究方法，在住房质量改善对健康影响的评估中具有重要作用。其核心优势在于通过随机分组消除潜在的混杂因素，从而获得较高的内部效度。然而，由于RCT通常样本量较小，参与者样本特征单一，其外部有效性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大规模微观数据的应用对于提升住房政策评估的外部效度至关重要。

而准实验方法广泛应用于评估住房政策干预对健康的影响，包括双重差分（DID）、断点回归（RDD）等，既有来自发达国家^[2,35]，也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干预实证证据^[33]。例如，李等^[35]基于2019—2021年间收集的超过11 000名澳大利亚人的全国样本，将COVID-19疫情作为自然实验，评估了不同收入支持和住房援助政策在疫情期间对居民福祉的保护效应。哈尔珀特和米奥^[32]则利用香港特区政府的“居者有其屋”政策（以随机抽签方式分配住房补贴），开展了房屋所有权对身体健康影响的准实验研究。准实验方法能够在无法进行随机分配的现实情境下较为准确地识别因果关系，是评估住房政策效果较为理想的研究方法，但也面临诸多挑战。例如，数据整合难度较大，尤其是跨部门协调住房数据与卫生保健、临床医疗等数据的整合存在较高的技术壁垒。此外，不同政策情境的适用性可能有所差异，需要研究者在设计和实施中加以充分考虑。

住房与健康之间的因果识别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很难完全解决内生性问题。例如，健康状况较差的个体可能更容易面临经济困难和失业，从而居住在条件较差的住房中。其次，混杂因素的影响难以完全识别。健康投资决策和个人住房偏好通常由一系列可观察和不可观察的家庭与个体层面变量共同驱动，而这些变量也可能同时影响健康和住房条件，导致对住房条件影响健康的估计出现偏差。最后，不同研究对住房和健康核心变量的定义和测量方式存在差异，可能导致测量误差和总体偏误，从而影响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与准确性。尽管如此，因果推断方法的不断发展为住房与健康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住房条件对健康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运用生命周期框架下的纵向数据有助于减少估计偏差并提升估计的稳健性。

二   定性研究

尽管定量研究占据这一问题的主导地位，定性方法仍在住房与健康的研究中发挥关键作用。例如，马克兹等^[14]采用现象学研究设计，运用半结构化访谈分析了美国内华达州租房状况对租户健康的影响，并基于编码技术归纳访谈文本的核心主题。定性方法能够对研究问题提供深入的叙述视角，揭示个体体验，补充定量分析在概念化和理论探索方面可能存在的不足，尤其适用于探索性研究，有助于揭示数据背后的机制和关系，为后续定量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比较分析研究则揭示了不同住房制度与背景下，不同国家和地区政策实践的差异性，为全球住房与健康问题的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借鉴。如，本特利等^[27]利用澳大利亚和英国家庭层面的微观纵向数据集，分析了住房支付能力下降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发现福利制度完善且实施支持性住房政策的国家，能够有效缓解住房压力对居民健康的负面影响。怀特海德和戈林^[37]则比较了纽约和伦敦这两个全球大都市如何利用本地资源及国家层面的住房实践项目，改善市民的住房可负担性。

四.   研究结论及展望

近十年来，关于住房对健康影响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涵盖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城市规划学、公共卫生学和心理学等多个领域，并围绕住房的潜在健康效应得出了广泛的结论。学界对于二者关系的探讨逐渐超越了对单一住房维度的考察，将其视为一个由多重因素构成的“住房束”，并关注其如何通过多条路径共同塑造个体与群体的健康状况。在健康测度方面，健康的定义被进一步拓展，涵盖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及健康行为等多个维度，并通过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估。同时，住房与健康关系的研究广泛运用定量分析，并依托因果推断框架，进一步证实了住房差异导致群体健康不平等，以及住房改善在缩小健康差距、促进健康公平中的重要作用。未来关于住房与健康的研究可以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 “住房束”对健康的影响。住房的各个因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住房束”，通过多种路径影响个人及家庭的健康与福祉。住房束中的某一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往往受到其他住房或社会因素的调节或放大。例如，居住在住房条件差、人口密度高环境中的居民可能同时面临低机会社区和住房支付能力不足的压力。这种综合性的不利因素不仅可能产生叠加效应，还可能引发复合或指数级的健康影响，进一步加剧健康不平等。未来研究应超越单一住房因素的分析视角，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下探讨其对健康的综合效应，以更全面地揭示住房与健康之间的因果机制。

二是借鉴前沿研究方法。多种研究方法融合也运用于相关文献中。张等^[19]将空间计量经济学引入住房与健康的研究，基于两阶段模型，分析了我国广州番禺地区郊区社区环境对居民抑郁症状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未来，相关研究可以进一步借鉴和拓展前沿方法，例如将机器学习应用于因果推断，利用因果森林、深度学习等方法识别住房对健康的非线性和复杂影响机制，为传统计量方法提供有益补充；将双重差分法（DID）与机器学习相结合，优化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进一步提升模型的预测精确性与稳健性。通过引入新技术与方法融合，有助于提高研究的因果识别能力，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具实证支持的科学依据。

三是加强异质性分析。此外，未来研究应更加注重时间维度，设计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的住房变化引起的健康变化，评估住房政策对健康的长期影响，同时提升研究的包容性，深入探讨不同收入群体、不同区域、不同年龄段人群在健康结果上的异质性。

四是增加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证据。目前，大量证据集中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而来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的研究仍然不足。鉴于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住房制度和政策上的显著差异，应开展针对本土化住房与健康问题的研究，以回应本地的住房挑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同时，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比较研究，阐明宏观住房制度与微观经验和影响之间的相互作用。

体面的住房是居民的基本权利。提高居民健康水平、缩小群体间健康差距、促进健康公平需要意识到住房在影响健康和福祉方面的重要作用，需要住房部门、公共卫生部门、城市规划部门等跨部门的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者共同合作，综合考虑住房条件、社区环境、住房负担能力、住房所有权、住房政策对健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