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在俄国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基因，在整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进程中，无政府主义始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劲对手。无政府主义的信条如废除一切权威、要求绝对自由、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等激进主张，容易吸引部分迫切希望改变现状的贫苦民众和知识青年，从而有将革命运动引向歧途的危险。并且，无政府主义所崇尚的暗杀、扔炸弹等恐怖主义活动不仅易造成恐慌情绪，还往往给予反对派镇压革命的借口。苏维埃政权成立后，无政府主义者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叛活动，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列宁在整个俄国革命过程中都坚持与无政府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正如他所指出的，“布尔什维主义在1903年诞生时，便继承了同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或者是迎合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性作无情斗争的传统”^[1]13。当然，除与党外的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外，列宁也十分警惕党内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严厉批判了以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为核心的孟什维克在党的组织问题上企图以自治制代替集中制的“无政府主义的空谈”^[2]199。并明确指出，阿克雪里罗得所谓的原则其实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2]253，将会导致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对无政府主义长期而坚决的斗争使布尔什维克党得到了锻炼和成长，将无产阶级分子从无政府主义方面争取过来也成为了“衡量各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工作成就的标志之一”^[1]198。重思列宁对俄国无政府主义的严格批判，对回应将列宁视为无政府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的错误言论，揭露和批判21世纪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错误本质，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重要启示。

一.   革命的主体：批判无政府主义在革命主体问题上的混乱

列宁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较有争议的话题，与列宁同时代的革命家和后世学者均有过相关阐述。列宁的《四月提纲》发表后，孟什维克党人意有所指的将所有鼓动俄国工人继续向社会主义前进的人称作是惑众的政客或无政府主义者。尼·苏汉诺夫（N. Sukhanov）表示，列宁在脱离国外的学术氛围后，将会抛弃“四月提纲”这类无政府主义的胡言乱语^[3]97。马克思主义者I. P.戈登伯格（I. P. Goldenberg）直接宣称，“列宁现在已经成为空缺了30年的欧洲王位——巴枯宁的王位的候选人”^[4]128。

一   澄清列宁在革命主体问题上的科学态度

在革命的主体问题上，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列宁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在巴枯宁看来，革命更有可能在相对不发达国家出现，因为在没有财产，没有固定工作的地方，人民的革命冲动最强烈，这也意味着革命将首先在欧洲南部和东部开始，而不是在英国或德国这类繁荣有序的国家，并认为这些革命观点给予列宁启发，以至于俄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曾公开谴责列宁追随巴枯宁而不是马克思。由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并未形成如西欧社会的大量产业工人，农民仍占人口的大多数，属于典型的小农国家。因此，在俄国革命进程中，相较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更为看重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这也是由俄国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决定的。

不过，列宁仍始终对除工人阶级外的其他同盟者保持警惕，在他看来，只有工人阶级才是专制制度最彻底的和不妥协的敌人，而“其他一切阶级、集团和阶层，都不是绝对敌视专制制度，他们的民主主义始终是向后返顾的”^[5]437。农民作为集劳动者与私有者于一体的小资产阶级，天然具有二重性，但对革命的成功与否仍相当重要。列宁指出，农民跟着无产阶级走，还是追随资产阶级，将是社会主义革命成败的关键。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需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而在社会主义革命时，“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6]83。因此，在整个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都要十分注重与农民的同盟。十月革命的胜利正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人阶级并联合贫农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注重农民作用的同时，列宁还着重强调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中，列宁深刻阐述了布尔什维克策略的一贯基本思想，即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但革命的结局取决于工人阶级及其对领导权的争夺。无产阶级“就应当有充分的觉悟和足够的力量把农民提高到自觉革命的程度，领导农民举行进攻。”^[6]42

二   驳斥无政府主义在革命主体问题上的混杂

在“谁是革命的主体”问题上，无政府主义者内部的态度本身也并不统一，因此，认为列宁在革命主体思想上汲取了无政府主义营养的说法是武断的。巴枯宁的无政府集体主义认为农民是彻底的革命者和天生的社会主义者，是革命的主体。在巴枯宁看来，农民与小工业者、小商业者不同，他们并不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而是处于极度绝望中，具有强大革命力量的一类人，新运动的首倡权“在俄国、波兰和大多数斯拉夫国家，则属于农民”^[7]103。在他所组建的秘密团体中，网罗了各式各样失去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和贫苦农民，甚至称赞剽悍的强盗为俄国真正的、唯一的革命者，主张与他们结成同盟。克鲁泡特金作为继巴枯宁后在俄国影响最盛的无政府主义者，在革命的主体方面，他虽然将希望主要寄托于农民，但也重视工人的作用。在1891年回复民意党人请求支持的长信中，他写到，“我深信只有农民运动才能给俄国带来较好的经济制度，并摆脱政治统治而实现这种过渡”^[8]278，同时又认为各国革命中最强大的力量是工人和农民。他批评马克思主义者重视工业无产阶级，忽视农民需求的倾向，认为工人在俄国仍属少数。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则与马克思主义者类似，将消灭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于工人阶级，并赋予阶级斗争重要的作用，认为在工会的领导下，“无需发动武装起义或政治政变。整个无产阶级只需放下工具，离开工厂，从而使经济停滞，迫使资产阶级投降”^[4]75。总的来说，无政府主义者在革命的主体问题上各执一词，并无统一意见，往往基于各自的立场与利益进行选择。

在相信革命群众的自发性和破坏性等方面，列宁确乎表现出和无政府主义的相似性。巴枯宁极为重视俄国农民的破坏性力量，称赞他们热情有力，认为他们已经具备了立即暴动的条件。克鲁泡特金则对自发的群众革命充满信心，坚信实现社会革命的力量是群众的集体反抗。列宁也多次论述到，要“使群众的自发的破坏力量同革命家组织的自觉的破坏力量接近起来并融为一体”^[9]166，革命的形势存在于“人的一切才能高度和集中地调动起来的时刻，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发的人们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1]75。但不同的是，列宁在强调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领导作用的同时，并未将群众看作是完全被动依附于工人阶级这一革命主体之上的同盟者，而是充分认识到了群众的革命自觉性和主动性。

二.   革命的手段：批判无政府主义对“合法斗争”的拒斥

如何进行革命，即革命的手段问题是列宁批判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俄国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来看，虽然在不同革命时期，列宁的具体斗争策略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说，可归结为将合法斗争与不合法斗争统一起来共同为革命事业服务，即“合法的斗争形式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的更替”“既要进行不合法的工作，又必须利用‘合法机会’”^[1]7-9。审视列宁与无政府主义者在革命手段问题上的交锋，可将不合法工作与合法斗争的选择归为三个问题：一是是否承认政治斗争；二是如何看待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关系；三是如何对待恐怖主义行动。

一   批判无政府主义对政治斗争的排斥

放弃或否认政治斗争是无政府主义的一贯原则，巴枯宁认为，任何政治运动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只要人民群众仍然充当资产阶级政治的工具，不管这种政治是否叫做保守的、自由的、进步的、激进的政治，或者甚至具有最革命的形态，他们的状况就不会改变”^[7]157。马克思据此曾专门写作《政治冷淡主义》一文来揭露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放弃政治斗争的错误，认为政治运动是争取经济解放不可或缺的手段，工人需要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而积极干预政治，毕竟“每一个被选进议会的工人，都是对政府的一次胜利”^[10]697。

在俄国革命进程中，无政府主义虽流派众多，策略各有所异，但都基本赞同政治革命而否认政治斗争。无政府共产主义反对介入国家机关或与俄国其他革命政党合作，认为这是对无政府主义原则的背叛。克鲁泡特金认为，议会、杜马以及立宪会议本质上“都是未来的政党和过去的政党之间的一种勾结”^[11]327。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也拒绝采用参与议会的方式来获得政治权力，主张以直接的经济行动来获取物质利益，并通过社会革命来毁灭资本主义制度。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待政治斗争的科学态度，严厉批判无政府主义放弃政治斗争的错误，称“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拒绝‘细小的工作’，特别是拒绝利用议会讲坛。其实，这种策略就是坐等‘伟大日子’的到来，而不善于聚集力量，来创造伟大的事变。”^[12]67

早在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前，列宁已经认识到政治斗争的重要性，称“俄国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是政治斗争，其首要任务是争得政治自由”^[5]70。随着俄国1905年革命的失败，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孟什维克党内的取消派在思想上否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策略上企图以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原则为代价来换取合法地位，提出建立“公开的工人党”。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召回派则主张从国家杜马中召回工人代表，声称党的活动并不存在合法的机会，应采取秘密活动形式。列宁与取消派和召回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强调必须将合法斗争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党应该“竭尽全力系统地、不断地、全面地和坚持不懈地利用所有一切合法机会，以便集聚无产阶级的力量，……同时要坚定不移地恢复秘密的支部，秘密的纯粹的党组织”^[13]302。在反革命时期，社会民主党人应利用杜马讲坛同沙皇政府和立宪民主党进行斗争，把“工人阶级的各种各样的半合法组织和合法组织建成据点”^[13]48。同时，秘密社会民主党的存在也十分必要。取消派实际上是从思想上否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否认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召回派则沾染了某些无政府主义的气息，他们“企图独立自决，蛮干到底，这样他们就注定会走向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3]5。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批判以及对三届杜马的斗争实践彰显列宁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且尤其重视政治斗争的态度。

二   揭露无政府主义在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关系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在看待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关系问题上，列宁与无政府主义者根本不同。一般说来，无政府主义的传统是将社会革命作为手段，重视经济斗争但否定政治斗争，甚至部分走向了恐怖主义活动的非法斗争。

在十月革命前的制宪会议时期，无政府主义者就曾指出：“从根本上来说，俄国革命并不是敌对政党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而是一场决定谁将成为工业和农业中的‘老大’的经济冲突^[4]156。”因此，要尽可能多地创造经济组织，以便在革命后使社会的各个产业最快地运转起来。列宁则对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都十分重视。在《论俄国罢工统计》一文中，列宁通过详实的统计数据驳斥了自由派和取消派对工人力量的低估和藐视，分析了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重要性以及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一方面，在运动初期和在吸引新的阶层参加运动的时候，纯粹经济罢工起主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政治罢工唤醒并推动落后者，推广并扩大运动，把运动提高到更高阶段”^[13]391。无政府主义一味地拒斥政治斗争，“会分裂无产者，实际上把无产者变成消极参加某种资产阶级政治的人，因为对工人来说，完全回避政治是不可能的，也是做不到的”^[14]121。克鲁泡特金则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将政治斗争置于优先地位是对资产阶级的妥协和对工人同盟原则的背弃。实际上，在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策略选择上，无政府主义者表现出明显的机会主义倾向，他们曾明确请求加入执行委员会和工人代表苏维埃，但由于只有政党才具有选派代表的权利，而无政府主义并非政党，因而未能成功。正如列宁所说：“既然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政治斗争，同时又请求参加政治斗争的机构，那么这种惊人的不彻底性当然又再一次充分证明了无政府主义者的世界观和策略的动摇性。”^[14]119

三   廓清列宁与无政府主义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的严格区别

无政府主义以恐怖暴动、掠夺和军事对抗载入了俄国革命运动的史册，甚至以温和、高尚著称的克鲁泡特金对恐怖主义的态度也暧昧不清。一方面，他称赞民意党人在冬宫爆炸事件中的英勇与果敢，确信人们走上恐怖主义的道路的原因在于可怕的社会环境继而导致的个人灾难性境遇；另一方面，克鲁泡特金又认为在反动势力的镇压下，恐怖主义只是对民众无辜生命的浪费。因此，“暴力和恐怖只是作为被压迫群众处于绝境时自发的行动才是可以接受的，作为革命领袖强加于人的一种特意制定的战略，则是不能接受的”^[8]285。西方“列宁学”的研究者将列宁与恐怖主义相联系，认为在列宁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民粹主义”阶段，或直接指正列宁的思想来源于特卡乔夫主义和涅恰耶夫主义，如科拉科夫斯基就曾指出，“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列宁年轻时深受恐怖主义形式的民粹主义传统的影响”^[15]338-339。实际上，列宁虽曾经是民粹主义的信仰者，但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列宁对恐怖既没有特殊感情和爱好，也不感到极其厌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列宁是特卡乔夫的追随者，或者列宁是受了谢·根·涅恰耶夫的影响。^[16]57”

三.   革命的目的：批判无政府主义在国家消亡期限上的幻想

革命通常有两个目的：一是破，二是立。在“破”的问题上，修正主义派别旨在赢得国家，布尔什维克意在“粉碎”它，无政府主义也同样如此。正如列宁所言，“在废除国家是目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完全没有分歧”^[17]57。在“立”的问题上，列宁与无政府主义者都认为消灭剥削和阶级差别，达至生产资料公有、按需分配的无国家无阶级社会是最终目的。但在原则方面，二者存在着严重分歧，“在目的问题上，我同他们有时可以谈得拢，但在原则方面却从来谈不到一块，……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在过渡时期使用国家强制手段。”^[18]33

一   批驳无政府主义一天之内消灭国家的空想性

列宁与无政府主义者都要求废除国家，但在国家存亡的期限上持有不同的观点。在列宁看来，旧的国家机器必须要打碎，但并不能否认国家在过渡时期的合理性。革命的阶段性目的是废除资产阶级统治，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并发展经济，自行消亡的是“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国家制度残余”^[17]16。在探索未来社会之路时，列宁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作为革命后的必经之途，但最终会走向共产主义。

列宁的主张使缺乏耐心的无政府主义者相信，社会民主党人无限期地推迟实现工人的目标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政治野心，任何形式的国家都是垄断和特权的创造者，无产阶级专政也不例外。因此，要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进行社会革命。克鲁泡特金将致力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民主党人视为资产阶级雅各宾分子的同盟者，并指出，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及其志同道合者将政治变革的事业交予社会民主党人手中，就是“对人民事业的背叛”^[11]331，现代国家丧失了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其分解已经开始，因此，社会革命刻不容缓。对此，列宁严肃地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他们不懂得实现这个消灭的条件。^[17]108”

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社会主义革命应包含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两个阶段，前者的目标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后者则是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即指政治革命，不过并未肯定俄国一国能够完全建成社会主义，他清醒地认识到“革命在一个国家虽以辉煌的成就开始，但以后可能要经历痛苦的时期，因为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靠各国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够最终取得胜利”^[19]313。俄国的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混为一谈，试图以社会革命的目标来攻击列宁政治革命的目标。克鲁泡特金认为，社会革命优先于政治革命，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后成立的苏维埃政权作为一种集中的政治权力将会导致对社会革命的破坏。但这种不要任何管理，不要任何服从是由于“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幻想，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实际上只会把社会主义革命拖延到人们变成另一种人的时候”^[17]46。并且，克鲁泡特金对苏维埃的态度也不是始终如一。1905年9月，在巴黎举行的无政府主义“面包和自由派”第二次大会上，克鲁泡特金赞成参加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最近成立的苏维埃，认为只要苏维埃依旧是反对资产阶级和国家的机构而不是政权机构，那么参加苏维埃就不是对信条和原则的背叛，而是一种积极的行动方式，正是十月革命后列宁从民主原则向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转变，使得无政府主义者彻底与其分道扬镳。

二   批判无政府主义在未来社会建构原则上的盲目性

列宁与无政府主义者建构未来社会的手段具有原则性不同。列宁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认识。早在1903年，列宁在《告贫苦农民》一文中说明了社会民主党人的理想追求，并指出，社会主义制度要“剥夺大土地占有者的田产、厂主的工厂、银行家的货币资本，消灭他们的私有财产并把它转交给全国劳动人民”^[20]123，让他们共享自己的成果。在《四月提纲》中，列宁进一步提出要进行土地国有化，废除军队和官吏等。苏维埃俄国成立后，列宁试图直接开始过渡到共产主义，但最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表明了这种设想的失败。1921年春，苏维埃俄国转向新经济政策，以实物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资本主义得到恢复。不过，列宁也着重强调，党要警惕“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和无政府状态的商品交换”^[18]199。

新经济政策的施行表明列宁已经认识到，构建未来理想社会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充分采用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即“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18]187。同时，还要用资本主义遗留下的文化来建设社会主义，而否认利用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等的则是空谈家和饶舌者。无政府主义者正是如此，他们抛却资本主义的文明传统，企图实现社会关系的彻底转变，最终沦为空想。列宁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种种设想，无论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亦或是新经济政策，都需要国家的强制措施和科学的管理来保证，而这与无政府主义依赖人民的自愿联合和自治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与巴枯宁相区别，克鲁泡特金在强调人民的破坏作用时，坚信人民应该起到的作用必须既是破坏性的，又是建设性的，破坏国家与建设新制度不可分离。在他看来，反对任何国家和权威是未来社会应遵循的原则，无论是强有力的还是软弱的政府，都既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也无法实现社会的平等。因此，必须消灭目前存在的政府，并给予农村公社和劳动组合中的生产者以机会来无条件地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这些劳动者将在自有协议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但仅仅依靠团结与合作的本能、崇高的革命精神能否建立美好世界仍是未知数。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则认为，社会革命完成之后，取代国家和政府的是工团主义联邦的领导，逐步形成自治形式的农民公社，他们指责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和引入国家资本主义使工人再次处于被压迫和剥削的位置。列宁在对比联邦制共和国和集中制共和国时明确指出，集中制与自治并不矛盾，无政府主义者从官僚制度的意义上去解读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一种误读，“集中制丝毫不排斥这样一种广泛的地方自治，这种自治在各个市镇和省自愿坚持国家统一的同时，绝对能够消除任何官僚制度和任何来自上面的‘发号施令’。^[17]69”

在整个俄国革命时期，无政府主义各流派间相互掣肘，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这既是由其信条所决定，也注定了在反对封建专制，推翻国家问题上，无政府主义难以有所建树。其原则信条往往既不能实现自身的纲领主张，也无法带领人民走出贫困，从而沦为一种空想。不过，在俄国革命进程中，无政府主义者也作出了贡献，“无政府主义者与普通的布尔什维克和无党派的激进分子一起，充当了牛虻的角色，刺激士兵、水手和工人参加无组织的起义”^[4]135。致力于群众的自发破坏和斗争的众多无政府主义者，积极参加了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城市的军事行动，为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作出了贡献，甚至在内战期间也为苏维埃政权抵抗白军的进攻给予了帮助，这不应被埋没。

四.   列宁对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批判的现实启示

列宁逝世已过百年，重思列宁对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批判仍有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廓清两种革命思想的原则性区别，驳斥将列宁归于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言论；二是学习列宁严谨的批判精神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为批判二战以来尤其是21世纪的无政府主义提供方法论借鉴，同时为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启示。

一   21世纪无政府主义的新动向和新特征

约翰·马尔科夫、希拉里·拉扎尔等学者详细考察了19世纪80年代至今“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等名词在英语书籍中的出现情况，结果表明“20世纪60年代有一个显著的上升，在1972年达到顶峰后下降，但未回落到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水平。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急剧上升，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1]11。新无政府主义、后无政府主义、生态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情境主义、后结构主义既有融合又有龃龉，呈现出诸多新动向与新特征。

第一，与左翼激进运动广泛融合。无政府主义本身即是左翼联盟中的重要一员，无论是在19世纪的左派革命运动中的举足轻重地位，亦或是20世纪西班牙内战中的左翼人民阵线都是有力的证明。进入21世纪后，随着左翼激进运动迸发，无政府主义也开始自身的新发展。除始于1994年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外，在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12年叙利亚成立的罗贾瓦公社以及女权主义运动等激进运动中也可以看到无政府主义的身影，反国家主义、反资本主义、崇尚互助、自治等理念被融入其中，“无政府主义在激进运动中不断获得合法性，无政府主义实践在北方的左翼和大众文化中广泛传播”^[21]24。

第二，更为灵活、现实的革命策略。二战后，无政府主义开始修正其原先的经典概念，如“革命”“乌托邦”等，转而寻求更为灵活、实际的变革。^[22]132部分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在强势的国家体制下，“以内战或者叛乱的形式来与国家最终决裂”^[22]135是行不通的，西班牙内战中无政府主义起义被镇压就是证明，应采取渐进的革命方式。预示政治的直接行动和直接民主成为革命的新原则，与以往的暴力斗争形成区别。“预示政治”指的是在国家未被废除的境况下，“通过创造新制度和新社会规范，好像自己在这个世界的行动已是自由的”^[23]22。这表明，当代无政府主义者已经放弃了古典无政府主义者诸如巴枯宁的“二十四小时”废除国家的激进主张，倾向于采取渐进的方式将无政府主义渗透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去暴力化与温和革命成为主流。

第三，对国家、资本主义抵抗的弱化。“将无政府主义斗争的目标从‘国家和资本’泛化为‘统治’，是当代无政府主义者与前几代无政府主义者最明显的区别所在。”^[24]20 20世纪60—70年代的激进运动浪潮后，资本主义不仅未迎来终结，反而在结构调整的阵痛后走向新的繁荣与稳定，福利国家的兴起完善也使无政府主义者难以拒绝国家提供的医疗及社会保障，固守传统的反国家主义立场，转而试图在国家之外实现自治目的。将国家问题悬置或与国家合作即便不是当代无政府主义的原则，也是其策略，这在古典无政府主义时期是完全无法想象的，正如乔治·伍德科克所说，“巴枯宁的革命策略已经死亡”^[25]43。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且被大卫·格雷伯称为“真正的革命”的罗贾瓦运动，不仅艰难做到自治区与巴沙尔政府的共存，并极度依赖美、俄等资本主义大国的军事保护。格雷伯还将革命与暴力相分离，称“革命的行动不一定要推翻政府”^[23]52，在现有的政权下创造自治共同体的行为也近可算是革命行动。

当无政府主义丧失对国家和资本主义的严厉批判，我们很难再界定何为其根本性原则。当然，渐进的革命策略也使其能顺利融入到各种社会激进运动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面对这一新境况，我们必须且能够借助列宁与无政府主义不懈斗争的理论与实践智慧，从根本上批判、揭露和抵制这一错误思想。

二   克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路径与方法

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揭示无政府主义革命策略的本质错误。列宁在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想时，始终坚持辩证思维，既看到它在批评资本主义弊病，要求消灭国家方面的合理性，又对其本质错误进行深刻阐明，指出“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26]338。21世纪的无政府主义仍未脱离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本质和空想性的致命缺陷，其革命策略的转向是自身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退却，这也正是列宁所批判的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原则的改良和妥协。无论是将自治、反权威主义和直接行动等理念与激进运动结合，或是更加务实地将希望寄托于温和的社会变革，都可看出21世纪的无政府主义基于自身利益而对反资本主义和反国家使命的刻意淡化。但是，不推翻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在现存政权的框架下创造人人自由，绝对民主的自治共同体，其结果只能得到镇压和摧毁。

面对当前中国流行的各类思潮，我们也可借鉴列宁的批判智慧，在厘清其合理诉求时揭示它的本质错误，一味地批判而不具体分析往往易招致民众逆反心理。在批判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等复杂思潮时，我们要牢牢把握“意识是社会的产物”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识到“当代西方思潮从本质上、整体上讲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27]，从而能够直击其代表某个阶级或特权集团利益的虚假本质，从根本上驳倒错误思潮，巩固和壮大主流意识形态阵地。

其次，警惕无政府主义的“日常生活”策略，加强对意识形态的引导和治理。在与无政府主义斗争的过程中，列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不妥协，同时又根据革命的具体形势及时调整斗争策略。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缓慢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于西方，在占领空间的营地上进行日常生活革命使预示政治原则深入人心，互助精神通过社区支持项目，灾难中的互助式救援得到实现。互联网的普及和跨国性使无政府主义能够利用社交媒体和直播以一种直观、诙谐方式走进民众视野，吸引各国激进青年参与斗争。于中国，网络成为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渗透平台，并催生“网络无政府主义”^[28]这一新形式，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抵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渗透，要在继承列宁高超的斗争艺术中发扬新时代的斗争精神，“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上灵活机动”^[29]227。一是加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讲好党史国史革命史，揭露西式自由民主的弊病，辩明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真理性、科学性和必然性。二是积极开展网上网下的意识形态引导工作，深入了解人民诉求，发现和解决矛盾，做好舆情管理。三是坚决制止和打击“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等等”^[30]336，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再次，揭示无政府主义预示政治和直接民主的局限性，坚持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革命主体思想和未来社会建设方案时，始终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无产阶级专政。

预示政治和直接民主的理想主义色彩浓厚，最终不免沦为空想。21世纪的无政府主义已经不再希冀无法亲眼目睹的未来社会，而是呼吁预示政治和直接民主，主张采取直接行动来改变当下的生活。但吊诡的是，无政府主义企图依托新的原则来摆脱古典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底色，却又陷入了新的乌托邦之中。不承认国家以及像国家不存在一样行事不代表国家真的不会干涉，预演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也不代表真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已经存在。另外，即使是奉行水平逻辑的左翼团体，也存在“权力”与“平等”的大量论争。在推崇无领导的左派独立媒体组织中，也意识到对领导力关注的缺乏和对制度建设的不信任将会导致左翼激进运动的失败。因此，强有力的革命组织和党的坚强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既是克服无政府主义弊病的良方，也是我国应该始终不渝坚持的根本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