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西方世界发生多起“黑天鹅”事件使“后真相”现象成为研究热点。“后真相”的英文单词“post-truth era”的前缀“post”并非指历史意义的先后，而是指真相在价值排序上靠后。西方学者使用“后真相”一词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畸形的政治舆论生态，即政客为竞选上位，使用大数据、智能算法推荐、机器人水军等手段捏造、遮蔽、篡改事实真相，煽动和迎合网络民粹主义情绪，操纵民意。“后真相并非新鲜事物，它无非是政客等团体通过说谎获得好处的惯用伎俩”^[1]209。简言之，“后真相”是指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真相和逻辑被忽视，情绪情感主控舆论的情形。目前“后真相”研究已从最初的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传媒等领域。赫克托·麦克唐纳撰写的《后真相时代》一书用详实的案例全面分析了政治、商业、传媒等领域中诸多“后真相”的面孔。

西方“后真相”问题的产生有其思想文化根源。众所周知，自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以来，科学理性、工具理性的盲目扩张导致人文价值失落，价值分歧泛起，社会共识被撕裂，人们更愿意倚重自我的情绪情感进行价值判断和行动，轻视、解构一切社会“真相”逐渐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表达。加之网络社交诉求扁平化、去权威化的权力运行结构，也使社会价值领域中的“共识真相”较难统一。由于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与实际面临的社会矛盾的差异，我国学界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公众、媒体等舆论主体易受情绪情感调控的“后真相”心理行为的特征、传播机制、成因、危害与应对等议题上。其实人的情绪情感并非全然是非理性和消极的，但多元舆论主体的理性评判让位于个体或圈群的主观想象、情绪宣泄，易导致社会风险激增，网络舆论引导的难度加大。

自互联网介入热点事件时起，网络舆论引导就成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从具体实践看，网络热点事件的舆论引导，总体上较偏重事前的预警研判、事中的联动疏导，而事后对负面舆情信息的清理与纠偏、总结与再教育则往往被忽视。从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关于舆情的预警研判、危机处置与心理疏导等相关研究成果较丰硕，对舆情的衰退期——也称“长尾期”——舆论引导的研究相对较少。有学者^[2]提出应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网络舆论进行分阶段控制与引导，建议政府和媒体在舆情的消退期仅需进行简单引导，将事件的消退留给网民和时间。也有学者^[3]认识到“事后”反思调整的重要性，主张从完善网络空间立法、加强舆论引导人才的培育等角度进行路径阐释。但整体而言，学界和相关职能部门对“长尾期”网络舆论闭环引导的重要性认识不充分，缺乏针对性的措施。本文旨在分析网络舆论“后真相”传播表现，论证“长尾期”实施闭环引导的价值及策略，希冀为创新网络舆论引导工作提供有益思考。

一.   网络舆论“后真相”传播的典型症候表现

网络舆论关系社会的安全、稳定和健康发展，是党的舆论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网络热点事件的舆论传播日益呈现出“后真相”症候。

一   传播节点的泛化使真相解读私人化、碎片化

互联网诞生伊始，为确保信息传输安全可靠，研发者采用了分布式网络结构，以避免其中任何一个节点遭到破坏后，形成连锁反应而影响其他节点之间的正常通讯，但这也导致了传播节点的泛化、去中心化和去权威化。所谓的传播节点既指普通的自媒体用户，也包括专业化的媒体组织，甚至涵括人工智能。每个节点都是信息的生产者、接收者和分享者。泛化的传播节点依据各自所处的社会位置、既有的认知框架、即时的情绪情感体验，对“事实真相”进行私人化、碎片化的编码、解码，以寻求契合“自我”需要的“真相逻辑”。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认为，当个体面对新旧认知冲突时，会出现紧张、焦虑、不安等心理不适，此时，个体急需自我调适来恢复认知平衡。调适策略一般有两种：一是顺意旧认知，否认新认知；二是寻求关于新认知的更多信息，提升对新认知的信任。但在通常情况下，由于个体的惰性和惯性，往往选择前者而拒绝后者。2021年6月30日，杭州保姆纵火案因受害人家属林某斌在网上发布其再婚生女一事，再度引爆全网。一时间，有关林某斌的各种“伦理剧本”充斥于各大社交平台。同年8月3日，杭州联合调查组通过新浪微博“杭州公安”正式向社会公布这起事件的调查结果，但这条微博的评论区仍有大量网民表示，他们并不相信也不愿接受调查组公布的真相。因为调查组公布的这一新认知与某些个体既有的“情绪情感”相悖。人们探索“真相”的高阶追求已被当下、即时的心理舒适感碾压和遮蔽，追逐事件真相的终极意义被架空了，从而使真相变得次要甚至不再重要。

二   数字媒体赋能公众去中介化的“真相”体验

数字媒体能够直击热点事件的现场，带给人们一种去中介化的“真相”体验。因为舆情信息从生产传播到抵达终端受众，不再依靠传统媒体的层层过滤、把关、中转和中介。但是去中介化的真相体验看似真实，却仍是隔着屏幕的“真相”。“后真相”时代有别于传统社会的典型之处就是“直接真相”的退场。换言之，传统乡土社会那种眼见即所是的当下、在场、可感的“直接真相”已经被智能数字媒介技术所呈现的身体缺席、间接在场的“真相”体验机制所替代。公众所倚重的“眼见为实”的视频、图片、音频等碎片化的素材，本身也许都是事实真相，但一旦被“人为”拣选、拼接、编码，再经屏幕中介之后，极可能已经失真，而公众据“此”做出的“真相”解读也必然是扭曲和变形的。例如深度伪造技术就能制造以假乱真的画面、影像、声音。利用AI换脸技术制作短视频用于诈骗或抹黑竞争对手、污蔑正能量人物的事件也逐渐增多。一般而言，人们对某事某物的情感体验越真实，就愈发认为自己接近的就是事实真相。数字媒介技术进阶发展，如沉浸式的现场直播，VR、AR、MR等虚拟现实技术的运用，更增强了人们的新闻临场感和具身感，殊不知，这也特别容易使人们掉入“去中介化”的伪真相泥潭，这也是网络舆情反转屡见不鲜的原因之一。例如，“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经历多次舆论反转，在黑匣子未被打捞之前，大量网民仅凭事发时“女司机驾驶红轿车与公交车相撞”这一小段现场监控视频，就肆意攻击女司机是“罪魁祸首”“马路杀手”。但黑匣子解密之后，事实真相却是一名女乘客与公交车司机因停车问题争吵、互殴、情绪失控导致的。在数码时代，社交媒体用户一般使用第一人称“亲自在场”或第三人称“旁观者客观中立”的叙事口吻，更易制作“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后真相”舆论景观。例如，在胡鑫宇事件的发酵期中，陈某贵假冒“光头”老师“现场”拍摄的一段“校方威胁家属私了”的短视频上传网络，引发大量公众对校方“有罪”的道德猜忌，最后却是陈某贵因恶意造谣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事实证明，人们感觉和体验到的并不一定就是真相。数字媒体赋能公众去中介化的“真相”体验，经由即时性的群聊加以扩散，容易放大社会负性情绪，挤压完整事实真相的生存空间。

三   海量信息即时刺激磨灭公众还原真相的耐心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信息生产、传播与更迭的速度更快，元宇宙成为描绘数字科技加速升级的热词。热点事件一经爆发，无数传播节点的舆情信息瞬间呈几何级倍数增长，信息流的反复刺激不断加重人们对事件真相的认知负荷以及辨识信息真伪的倦怠感和疲劳感，这些都极易磨灭公众还原真相的耐心。

从人的生物性存在看，个体对外界信息的接受和加工能力是有限的。当外界输入的信息量超过个人所能承受和消化的生理界限时，人们辨识真相的难度随之增大，意愿也会降低。因为在海量舆情表象的刺激下，要对一个事件纷繁复杂的“碎片化事实真相”进行理性还原、复盘，拨开云雾，并非轻而易举之事，需要足够的耐力和时间成本。数字传播技术用速度消灭时空，同时也消灭了人们的专注、理性及核实真相的意志。人们往往来不及抽象，来不及思考，来不及还原，就急于下定论，事件真相的复杂性、整体性、连贯性逐渐让位于简化的认知逻辑。技术进步潜移默化地塑造人们的思维方式，搜索引擎技术的广泛使用和即时反馈，更降低了人们对延迟满足的容忍度。随着舆情信息高速更新，人们对新奇信息的追逐也会影响人们在有关事件的真相之间建立真正有意义的因果联系。互联网从来不缺热点，当下一个热点来临时，公众和媒体的注意力很快会转移，而持续关注和查找前一个事件始末真相的任务就被抛之脑后，除非下一个相似事件再次出现。网络空间并未像互联网开创者所期待的那样，成为有效的、理想的公共领域。人们醉心于快餐式的新异刺激，导致社会认知浅层化和表象化，无心还原事件真相。齐格蒙特·鲍曼在《被围困的社会》一书中形象地指出：“作为事件的消费者，我们所有人都患了食欲过旺症。事件（或景象，即事件被媒体加工后引起注意的形式）是一种理想的食物。食欲过旺症患者需要迅速处理掉他们摄取的食物，以便为更多的摄取腾出空间。……它们不想被慢慢地消化。”^[4]181

四   社交媒体炒作“真相”投喂公众的知情饥渴

回顾互联网发展史可知，中国互联网先后经历了“用户主动点击、浏览网页上的图文信息”的web1.0到强调“社会交互、用户生产内容”的web2.0，再到当下热议的“元宇宙技术支持的3D全真互联网”3个阶段。社交媒体就诞生于web2.0时期，其最具象的形式包括论坛、博客、播客、微博、微信、短视频平台、直播间等。社交媒体用户由被动的信息“游牧者”转变为积极的“产消者”，“21世纪头10年中，互联网最深刻的变革，就是从个体与机构的网络互动（如电子邮件的使用），转移到由用户自身主导的社会自主网络的建构。”^[5]Ⅸ 在数智时代，人们没有足够的耐心还原复盘事实的真相，但并不代表人们内心就拒绝真相。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就试图说明回归“真实的本质世界”是人的终极追求。在现代民主社会，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应该满足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知情权。《202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指出：在突发事件中，需要尊重公众知情权，迅速还原事实真相、正面回应疑虑，推动解决实际问题，求得舆论的理解和支持。在注意力稀缺的网络话语竞争中，一些社交媒体用户受工具理性驱动而漠视价值理性。为争夺流量，他们常常趁着相关职能部门调查真相所需要的时间差，一窝蜂地蹭热度、煽情绪，炒“真相”，以投喂公众的知情饥渴。尽管多数用户没有受过新闻专业技能训练，但并不妨碍其与专业新闻媒体抢热点、抢议程、抢速度。好的新闻标题能快速被人脑注意，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追求标题新颖本身并不是问题，但背离新闻真实性原则的“标题党”却会干扰舆论主体的认知判断。这些现象再叠加智能算法推荐技术，极可能强化人们已经“窄化”或“戏剧化”的情绪认知，从而加固既有茧房的隔音功能，形成恶性循环。

二.   实施闭环引导的价值：基于被忽视的长尾期

经济学中的长尾理论指出，人们习惯性关注“曲线的头部”，忽略“曲线的尾部”，但“尾部”所产生的能量有时会超越“头部”。“长尾效应在传播学和舆论学领域中用来描述舆论发展的衰退环节有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热点事件来说，忽略了事件的收尾环节可能导致网络舆情的再次反弹和负面炒作。”^[6]70-71任何事物都有其一定的生命周期，网络舆论的生命周期一般划分为触发期、发酵期和消退期，而消退期也被称为“长尾期”。“随着话题的兴趣衰减和新的兴趣点的出现，网民的关注度会下降，但由于网民的多元和利益诉求的不同，网民对危机事件的关注一般不会终止，虽然事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但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消弭期，这一时期通常比较漫长，就像一条长长的尾巴，这一阶段称为长尾期。”^[7]166 陈华明在《网络舆情治理：理论与实务》一书中辨析了网络舆情演变周期中的“长尾期”与经济学中提出的“长尾理论”的不同，指出“它是以时间为横轴，以关注度为纵轴，认为公众的关注度随着对旧话题的兴趣衰减和新兴兴趣点的出现而逐渐下降，但不会完全终止，因此在事件议题产生结果后的一段时间内，与之相关的网络舆情会进入一个较长的消弭期，从而在网络舆情演变曲线上形成一条长长的尾巴”^[8]91。 “闭环引导”正是要在舆情的长尾期，及时阻滞“后真相”传播中的负面情绪、认知偏见、公权力主体的公信力危机等尾部风险外溢、潜藏、沉淀。

一   有助于阻滞负面情绪的累积外溢

社会情绪指一段时间内弥散在社会成员中相对较普遍的群体性情绪体验，是观测社会健康发展的晴雨表。神经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大脑在进化过程中存在“负性偏向”，即偏好对“坏刺激”做出预警反应，以适应生存需要。在传统乡土社会，人们喜怒哀乐等情绪情感传播的时空范围极其有限，而在社交媒体时代，来自不在场的他者情绪能够轻易地与自我之间交叉感染、同频共鸣。“关系网络中遍布的节点使敏感信息更容易流动，其传播和扩散的速度也自然随之加快。”^[9] 因此，负面社会情绪成为“商品和产业”，既受到群体极化的裹挟，也被流量资本复制贩卖。“带有惊恐、愤怒或惧怕等情感色彩的消息相较于中立客观的报道而言更能得到广泛传播。”^[10] 这与数字社会信任结构的变化有关，去中介化的自我认同和圈群认同使公众更愿意相信自我或其所属圈群传播的“真相”，对主流媒体代表的官方舆论场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不信任。在一个个热点事件中，由相似联想，螺旋累积的负面情绪，如果疏导不力，就会外溢，生成隐性的社会风险，既危害个体心灵和谐，也会加剧群际对立，破坏社会稳定。斯梅尔赛 ¹的研究发现，结构性的怨恨如果转化为一般化的信念，再碰到触发性事件、有效的社会动员以及社会控制力弱化的情况，就容易诱发集体行动，影响社会稳定。因此，热点事件中负面情绪应及时疏导，避免形成斯梅尔赛所说的“一般化信念”。习近平总书记^[11]强调：“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实施网络舆论闭环引导，有助于阻滞长尾期负面情绪的累积与外溢，防范因此而导致社会冲突的风险。

二   有利于及时清扫公众的道德偏见

偏见指人们根据非客观、不完全的信息对个人、群体、事、物等做出消极、负性、片面的评判。社会心理学依据属性将偏见分为认知偏见和道德偏见，前者一般指不正确的知觉，后者“作为一种病态的道德心理现象，主要指道德生活中对人（群体或个体）的行为、品质、人格等所持有的一种不公正、不合理的看法与态度”^[12]。公众对热点事件涉事主体的偏见主要表现为道德偏见，“当成见系统一旦完全固定下来，我们的注意力就会受到支持这一系统的事实的吸引，对于和它相抵触的事实则会视而不见”^[13]65。在舆论“后真相”传播中，各种去语境化、去中介化的意见杂糅交织，真伪难辨，极易形成道德偏见。在舆情事件的触发期和发酵期，部分社交媒体挑唆身份对立，煽动道德情绪，形成公众对事件的首因效应。公众的道德偏见在技术匿名性和圈群极化的双重影响下得以强化和助长。曼瑟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主张，人是理性的，人做出任何行为都希冀获得最多，而付出的成本最少 ²。在数字空间的集性围观中，公众偏颇的情绪情感表达受到社会责任扩散、法不责众的心理影响和匿名性的“技术保护”，几乎是“低成本”“纯获利”的事情。因此，人们认为自己无需对偏见传播的后果承担责任，反过来又助长偏见。互联网是有“记忆的”，热点事件一旦发生，不管最后的真相如何，遗留在数字空间的错误信息很难被彻底清除。“过去的流言可能消失或被否定，但它的‘印象’会残留为人们记忆的一部分，一旦相关主题再次被激发，流言造成的这部分印象会和其他相关信息一起，成为判断新情况的依据。”^[14]49那些在长尾期并未得到及时分辨的错误信息会切割人们对事件真相的整体认知，形塑社会偏见图式。实施网络舆论的闭环引导，正是要及时清扫长尾期遗留的道德偏见，不给错误认知与信念留下生长空间。

三   有益于快速修复受损伤的公信力

“后真相”传播久治不愈的后果之一是导致社会信任度下降。诚信是个体和组织的立身之本，也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重点。一般来说，公信力指被赋予一定公共权力的主体因其公平、正义、高效、民主、合法、负责的履职行为而获得社会信任的程度。当前食品药品安全、就业、教育公平、社会保障、住房、医疗、收入分配等都是人民群众关注的敏感议题，舆情应对必须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协调好民众与政府或企业之间的利益矛盾。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是舆情处理与疏导的重要责任主体，公众对其履职中公平、正义、效率、人道、负责的道德期望很高。任何不良的行政或市场言行都容易损伤组织的公信力。组织的社会公信力一旦在不经意间遭到毁损，再修复起来则会更难。“信任是个易碎品，一个错误或过失即可将它瞬间瓦解，一旦流失需要长期的重建过程，在某些情况下永远无法恢复。”^[15]115 政治学中的形象修复理论就指出，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或一个组织在遭受形象和信任危机时，应当首先考虑修复办法，尤其是在媒体的语境上。事后主流权威媒体或宣传部门要第一时间梳理各种错误或不实的言论，并将完整、客观的真相反馈给终端用户，避免形成“塔西佗陷阱”。傅昌波在《重大突发事件社会舆情演化规律及应对策略研究》^[16]381-382一书中认为，长远来看，政府部门如果不在事件影响平息后真正解决实际问题，进行妥善处置，并通过正面宣传修复形象，将会在公众心中留下负面印象，损害政府的整体公信力。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实施网络舆论的闭环引导，有益于快速修复长尾期受损的组织公信力。

三.   网络舆论“后真相”传播的闭环引导策略

“风起于青萍之末”，在“后真相”传播环境下，事前舆情监测、预警、研判，事中联动疏导依然重要，但事后长尾期对真相系统还原、整体复盘、批判纠偏和总结教育也不可忽视。实现闭环引导，需要多方主体协同发力。

一   引导树立网络舆论闭环引导的理念

闭环引导理念是一种主张舆论引导工作应该做到有始有终，并且善始善终，尤其注重化解长尾期舆论风险，提升网络舆论治理效能的理性认知。事实上，闭环引导的提出有其学理依据。现代控制论主张在信息输入到输出这一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应当对信息输出效果进行反馈、反思进而优化、调适输入方式和流程，以达至最佳工作效果。PDCA循环理论也认为形成从计划（Plan）、执行（Do）到反馈（Check）、处理（Act）这样的完整闭环是全面提升质量管理的重要流程，其中，检查反馈尤为重要，只有在不断反馈调适中才能推进产品质量的提质升级。网络热点事件的舆论引导是个系统工程，舆论引导主体需要对舆论主体、客体、本体、载体、舆论环境场域进行要素与过程分析，系统研判舆论“后真相”传播的社会影响，尤其是阻滞遗留在长尾期的潜在价值风险，形成一事一结的闭环引导。

首先，可以依据论题的公共性、社会关注的广泛性、矛盾冲突的典型性、主流意识形态风险的大小等指标，综合评估长尾期实施闭环引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为并非每一起热点事件都必须开展闭环引导。自组织系统理论就指出，一个自组织的系统，其要素或子系统在没有外力特定干预下，是能够彼此协同、合作、分享，并实现自给、自足、自我创造和涌现。一般而言，热点事件的舆论场是一个应急式的自组织传播系统，真假、善恶、理性与非理性的情绪观点在舆论主体之间传输、交互、交锋和聚合，彼此纠正，最终真相在系统的动态涨落中得以自净式的涌现，从而促使舆论场由混沌变得清晰。其次，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全面梳理事件的来龙去脉，辨析多元话语的情感指向，反馈与总结滞留在长尾期的负面情绪、偏见、信任焦虑及潜在意识形态风险。最后，发挥舆论引导主体的协同力量，靶向纠偏，精准发力，巩固和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不同于前互联网时代的大众传播，在数字媒介空间，公众情绪、观点、意见的交互感染势不可挡，开放性是网络舆论生长的基础环境，舆论引导主体要尊重、包容社会情绪的合理释放，保障公众的舆论表达权、知情权、监督权，同时及时解决公众诉求。长尾期开展闭环引导，重在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把纾解舆论表层的社会情绪与解决背后的实际利益相结合，从根本上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二   贯彻热点事件全程报道的新闻执业要求

尽管自媒体已经成为网络话语生产和传播的重要平台和载体，但其公信力仍无法与主流新闻媒体相比。“2021中国现代化信用发展指数”^[17]调查显示：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等传统主流媒体网络版依然成为受访者最信赖的信源。《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no.13（2022）》^[18]指出：“在对突发事件或舆论热点信息渠道的可靠性评估中，传统主流媒体依然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在事件真相不断被人们的情绪情感挤压和遮蔽的“后真相”传播环境下，主流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和专业性反而成为最珍贵的公共产品。主流媒体具有强大的技术、平台、资源与人才优势，是网络舆论引导重要的责任主体。舆论表达既是群众心声的反映，也深度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自媒体对舆情事件的“后真相”解读，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倒逼”主流媒体尽快还原、公布完整准确的事实链条和结论，这需要新闻媒体贯彻“全程报道”的执业要求。党中央在提出媒体融合的建设理念之后，就提出“全媒体”建设要求。全媒体建设的一个重要理念是贯彻新闻报道时间维度上的“全程”。对于重大舆情事件，要全过程跟进报道，并最后一个退场。既注重舆论演变过程中引导工作的“时”“效”“度”，也不能忽视长尾期对于舆论风险的收尾、整理、澄清与教育。党和国家应该鼓励权威媒体继续打造新闻核查平台，完善新闻核查业务宣传推广的长效机制。新华社“中国网事”栏目就设有“调查系列”和“核实系列”，澎湃新闻的“澎湃明查”平台，其核心任务是对全球热点及公共事件中“事实真相”进行专业核查。新闻事实核查不仅有助于快速廓清公众的思想迷雾，而且对自媒体的健康发展也能起到价值引领的作用。主流新闻媒体应站好长尾期网络舆论“闭环引导”的最后一班岗，对重大舆情事件全程报道，破除自媒体流量跟风、断章取义、虎头蛇尾、情绪先行的传播危害。

三   创建推送重大舆情事件历史卷宗和舆情简报

王世雄在《网络舆论场与社会舆论场的互动机制研究》^[19]234一书中指出：“舆论事件进入衰退期，并不意味着治理的结束，而是应该对平息后的舆论事件进行回溯和反馈，形成舆论事件数据库，以备研究和借鉴。”在事件进入长尾期，舆论闭环引导注重事后及时总结反馈，以消除“后真相”传播的负面效应。历史卷宗和舆情简报是在重大舆情事件结束后，舆论闭环引导必须做的收尾总结工作。2022年12月国家印发《关于加强重特大事件档案工作的通知》，指出要“收集好、保管好、利用好重特大事件档案，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20]。国家网信、宣传等重要职能部门应协同主流媒体，在重大舆情事件结束后，认真梳理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包括对典型谣言、错误言论、偏颇思想、扭曲的价值观进行系统、辩证地批判、澄清。因此，可以制作重大舆情事件的历史卷宗和舆情分析简报，并在大数据平台上开放共享，以供思政课教师、政府宣传部门等舆论引导主体及公众随时调阅查看。在调研中发现，部分思政课教师深感对于热点舆情事件的真相难以把握，而创建历史卷宗，推送舆情简报，便于教师在思政课教学中灵活调用。

制作重大舆情事件的历史卷宗和舆情简报其实并不难实现，而问题在于如何向重点人群、基层群众精准推送，打通舆论引导的“最后一公里”。事实上很多热点事件的真相并不是没有公布，只是容易淹没在信息的海洋里，不太容易抵达终端受众。例如，我们在对高校大学生的访谈中发现，大学生每天的时间都被上课、学习、作业给填满，他们不会有太多精力或意愿去系统、全程地跟踪关注舆情事件及最后的处理结果。“如果看了足够多的报道，特别是其中的关键报道，那么整个事件的进程、全貌或许会在我们头脑里慢慢清晰。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如此，即使人们接触了部分报道，但是由于惰性、能力、情绪、个人立场等因素的作用，他们也未必能形成完整的认识与判断。”^[21]人们零星记住的可能就只剩下那些能够刺激感官、拨动情绪、吸人眼球的信息标签和碎片。因此，闭环引导既要注重对热点事件的全程报道、系统分析与客观评论，又要思考如何能够将这些分析结论及时送达终端群众，打通舆论引导的“最后一公里”。一是要在大型的媒体平台上发布、推送舆情简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优势。通过大数据分发技术向人群聚集的网络社群、社区进行分众化的精准传送。如“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的发生与公众公共理性、社会责任感的缺失有一定关系，事后及时冷静地总结分析，可为思政课教学提供鲜活的案例。二是发挥县级融媒体区域传播的优势，向辖区内基层群众定向推送权威部门制作的舆情简报，及时化解人民群众的误解与偏见，消除风险隐患，打通县域基层舆论引导的“最后一公里”。

四   培养和提升公众抵御“后真相”的媒介素养

互联网拓宽了公众舆论表达的话语空间，公众既是受众也是传播主体，舆论信息的把关最终落在每个个体身上。网络舆论闭环引导的重要任务是培养和提升公众抵御“后真相”的媒介素养。

认知是行为的先导。利奥塔在《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一书中指出，面对后现代知识状态的复杂变化，人类必须改变自己的感觉方式、理解方式和行动方式 ³。面对社交媒体上劲爆的议题，切忌简单“站队”，而要冷静省思既有成见是否误判了当下的人和事并勇于改正。人既是生物性存在，更是社会性存在，可以通过教育消除偏见，“我们在看到世界之前就被告知了它是什么模样，我们在亲身经历之前就可以对绝大多数事物进行想象，除非所受的教育能使我们具有敏锐的意识，否则这些先入之见就会强烈影响到整个感知过程。”^[13]65 相关职能部门也可以组织专家或智库，开展常态化的线上线下理论培训，提升公众对“后真相”舆论传播的认知水平。

网络围观是身体缺席的“在场凝视”，并非物理在场的具身认知，更需谨慎透视各种情绪表象。喻国明团队采用EEG方法记录脑电信号考察情绪化文本对个体认知的影响，研究发现“情绪化表达的新闻文本更容易激活大脑皮层活跃度，吸引受众阅读”^[22]。面对自媒体情绪话语的裹挟与大数据算法精准打捞及智能推送，公众应冷静反思：自我的舆情认知是否基于可靠的信源？现有基于情绪情感的认知是否已被算法禁锢和圈层化？对所属圈层圈群的认同是否受到群体极化的影响？我是否了解算法规则？如何不被算法黑箱操控？个体可以通过阅读学习等方式加强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增强批判性思维，即“作为一种高级认知过程，要求个体在面对信息时能够进行深入分析、逻辑推理和独立评估”^[23]。避免被极端情绪带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每个人也应共同努力，营造包容、暖心、友爱的网络舆论环境。

行为主义心理学派认为外界奖赏和惩罚有助于强化或消除个体的某些行为。国家、社会和网络平台应鼓励“UP主”制作传播涉及算法偏见、信息茧房及识别深度伪造、智能水军等知识型作品，不断完善以社会效益为导向的流量分配机制，多赋流量给此类标签的作品，将其纳入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业绩的考核中去。而对于自媒体舆论乱象应依法加重惩罚。舆论主体易受情绪影响的“后真相”思维也可通过有计划的实践训练来矫治。人们可以用日志持续记录自己一段时间的媒介消费数据，反思其中无意义的消费及时长，明晰媒介内容生产和推送的价值偏好以及对个体舆论行为的影响。菲利普·N.霍华德^[24]125提出“个人数字网络可视化练习”“个人媒介与文化消费跟踪练习”等，帮助人们成长为网络社会的成熟公民。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25]10-11提出“怀疑性认知方式”六步法辨别新闻真伪：1.识别自己接触的内容是什么？2.识别得到的信息是否完整？3.评估信源。4.评估证据。5.其他可能性解释或理解是什么？6.识别是否从新闻中获取了需要的信息。麦克唐纳^[26]23提出不致成为误导者的道德标准，即“1.它在事实上是正确的。2.它是想取得受众支持的建设性成果。3.它不会使受众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李·麦金太尔在《后真相》^[1]126-127一书中转引辨别假新闻的方法：寻找版权；多渠道验证；评估来源的可信度；查找发布日期；评估作者在该主题上的专业度；反问自己：这与我先前所知相符吗？这看起来符合现实吗？公众可以参照上述方法自行练习。相关职能部门也可以组织专业人士设计媒介素养训练手册或开发微信小程序，引导公众参与实践，并检视和纠正自身某些不当的产、消、传的行为。

四.   结语

在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西方秉持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将情绪情感视为理性的对立面，主张情绪情感属于感性、位阶较低的肉身，意味着欲望、冲动、无序、杂音，而理性属于高贵的心灵，代表秩序和逻辑。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神经认知科学、情感神经科学、情感政治学、情感社会学等交叉学科的研究增多，学界逐渐改变了传统的认知。越来越多的研究正在为情绪情感“正名”，人的情绪情感与理性并不是绝对冲突与对立的，典型的学者及著作有：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的《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大脑等》、莎伦·R.克劳斯的《公民的激情：道德情感与民主商议》、玛莎·C.努斯鲍姆的《政治情感：爱对于正义为何重要？》、列纳德·蒙洛诺迪的《情绪：影响正确决策的变量》、我国学者袁光锋的《“情”的力量：公共生活中的情感政治》等，都从不同角度研究“情”的问题。

人类的情绪情感具有社会性和结构性，网络数字空间人们情绪情感的喧嚣与互动，当然也深嵌于社会加速发展的宏观运动之中。网络舆论“后真相”传播的背后，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人民群众对于急难愁盼的社会问题有效治理的期待。人民群众情绪化的舆论表达，反推社会治理主体认真检视具体的制度、政策实施中存在的偏差与漏洞，从而通过现代民主的纠错机制改进和完善。在“反思平衡”中，螺旋式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