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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内在逻辑

许瑞涛 段亚林

许瑞涛, 段亚林. 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内在逻辑[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1(4): 117-124.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4050140
引用本文: 许瑞涛, 段亚林. 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内在逻辑[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1(4): 117-124.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4050140
XU Ruitao, DUAN Yalin. The Inner Logic of Young Marx’s Thought Transformation[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5, 41(4): 117-124.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4050140
Citation: XU Ruitao, DUAN Yalin. The Inner Logic of Young Marx’s Thought Transformation[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5, 41(4): 117-124.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4050140

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内在逻辑—基于马克思与卢格六封通信的考察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405014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本论》哲学化阐释路径研究”(编号:20CZX002)。
详细信息
    作者简介:

    许瑞涛(1987—),男,山东临朐人,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段亚林(1996—),女,江苏新沂人,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 中图分类号: A811

The Inner Logic of Young Marx’s Thought Transformation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Six Letters of Correspondence between Marx and Ruge

  • 摘要: 在与卢格的六封通信中,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转变过程得到了较为完整的呈现。以马克思与卢格的通信为线索,参照青年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文本,构成考察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的思想坐标。这为厘清马克思与卢格的思想关系、揭示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内在逻辑提供了新的视角,以卢格在马克思思想变化中的影响为节点,可以看到马克思经历了从宗教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社会批判的转变。相较于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批判,马克思转向更具现实意义的政治批判,并与卢格成为同路人。然而马克思在政治批判中发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并最终走向了通过社会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二人短暂的合作关系由此瓦解。在这一过程中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成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新支点。马克思进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走上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一名实践的唯物主义者。

     

  • 以往学界关于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主要以马克思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关系为线索来探索马克思思想中的“两个转变”。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卢格 1在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过程中的影响,然而存在着对卢格和青年黑格尔派不加区分的现象。这容易抹杀卢格与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差异,忽略卢格与青年马克思的同路时期,淡化卢格在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作用。本文以马克思与卢格在1842—1843年间的六封通信为线索,同时参照这一时期马克思思想文本,形成考察的思想坐标,厘清卢格在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中的作用,进而分析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内在逻辑。青年马克思实现了从宗教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社会批判的转变,其中可见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为马克思思想转变提供了新的支点,这些思想成为马克思创立新世界观思想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个路标。

    1842年2月,马克思给时任《德国年鉴》编辑的卢格寄出第一封信,并附上他的第一篇政治评论性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他在信中表示自己的“批判热情可以为您(卢格)效劳”,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都将由《德国年鉴》支配”[1]22。马克思在文章中戳穿了威廉四世放宽管控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假象,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国王愚弄民众的行为和新书报检查令“虚伪自由主义”[2]109的反动实质,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表达对普鲁士政府限制新闻自由的不满,批判普鲁士国家制度的非理性。这一时期马克思开始接触社会现实,并意识到宗教批判的无力,希望通过由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向自由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变来实现理性国家的政治理想。这与当时主张政治批判的卢格一拍即合,并成为二人合作的开始,之后的通信不断探讨马克思的文章能否收录进卢格正在筹办的《轶文集》,合作由此逐渐展开。

    1842年11月,马克思给卢格寄去了第二封信。马克思此时已任职《莱茵报》编辑,尽管他努力避免和当局的冲突,但当局的步步紧逼和教会对《莱茵报》反宗教倾向的指责都让马克思难以招架,出版物都要“让他们统统嗅一遍,只要警察的鼻子嗅出一点非基督教的、非普鲁士的东西,报纸就不能出版”[1]45。同时,与“自由人”团体的纠纷更让马克思感到腹背受敌。青年黑格尔派倾向于与现实妥协,停留于单纯的理性批判;“自由人”团体虽然更为激进,但是依然沉溺于哲学思辨;马克思遭遇“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3]411,并开始进行政治批判。艰难的现状促使马克思在1842年11月写信给卢格寻求帮助,他期望得到卢格的回应和支援以缓解自身困境。马克思在信中毫不客气地指出“自由人”团体“从无拘无束的、长裤汉式的且又随意的形式上看待自由”[1]42,提供了“一大堆思想贫乏却自命能扭转乾坤的拙劣作品”[1]41,他们这样只抓住范畴进行讨论最终会走向虚无化。因此,青年马克思与“自由人”团体逐渐走向决裂,“他这一时期的公民共和主义思想与卢格完全一致”[4]74,二人逐渐走向深入合作。

    1843年3月,马克思给卢格写去了第三封信。在此之前,马克思向卢格陈述《莱茵报》4月1日将被查封事情原委和自己对未来的初步规划,但此时的卢格正忙于争取先一步被查封的《德国年鉴》的重新出版,二人暂时未达成合作。马克思在1843年3月致信卢格希望他能够放弃搞出一个已经停刊的杂志的拙劣翻版,去创建一个全新的事业,并提出离开德国共创《德法年鉴》的建议。马克思认为这“是能够产生后果的事件,是能够唤起热情的事业”[1]35。1843年8月卢格在实地考察法国后就马克思在信中阐述的想法予以回应,说他“已经下定决心,不再留恋过去”[1]63,新的杂志——《德法年鉴》将于法国巴黎创刊。随后马克思也前往巴黎,共同迎来两人崭新的合作。

    在青年马克思初涉社会之际,黑格尔派思想笼罩着德意志的思想天空。黑格尔竭力为现状辩护,认为普鲁士国家现状是历史发展的终点。随着黑格尔的离世,青年黑格尔派反映了日益发展的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意愿。施特劳斯动摇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宗教基础,布鲁诺·鲍威尔将精神和具体世界相分离。一时间,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成为主流思想。然而马克思和卢格不满足于局限在精神领域的宗教批判,转而将矛头直指普鲁士政府本身,成为共同致力于政治批判的同路人。二人共同对历史法学派展开批判,深入现实进行斗争,致力于通过政治批判建立民主制国家。

    1   批判历史法学派

    马克思和卢格对当时作为普鲁士王国意识形态的历史法学派持有相近的批判态度。历史法学派一贯主张要在历史中寻求一切,他们认为现阶段的一切社会生活都来自历史,是在遗留下来的文化制度中发展起来的,理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微乎其微。马克思和卢格对历史法学派的这种观点持批判态度。卢格认为历史是变化的记录,历史法学派观点中保存自己过去时代的记录并不存在,历史保存过去的观点更是没有依据的。马克思把胡果的自然法看作是对“腐朽的废物”[2]232的维护,指出“要是能公正地把康德的哲学看成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那么应该把胡果的自然法看成法国旧制度的德国理论”[2]233。萨维尼和胡果一样都是用法的历史观点对现存的、不合理的封建专制制度进行辩护,因此他们反对革命,提倡温和的改革。马克思认为这是对历史发展趋势的违背、对理性国家制度的反对和对旧制度的辩护,因此应当被批判和取代。

    马克思和卢格这一阶段对历史法学派的批判说明,二人在这一时期内观察和批判的对象具有一致性,并且相互认同。

    2   深入现实参与斗争

    在宗教批判为主流思想的背景下,马克思和卢格逐渐达成一致:应当“更多地在批判政治状况当中来批判宗教,而不是在宗教当中来批判政治状况”[1]42。这一思想转变推动马克思和卢格对“自由人”展开批判,二人也由此转向更具现实意义的政治批判。“自由人”是一个由青年黑格尔派激进成员组成的团体,主张追求自由,同属于青年黑格尔派的马克思并未参与其中。“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3]411使得马克思退回书斋开始研究经济学,并逐渐与自由主义激进派立场分离。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人”已经脱离现实生活,他们喜欢通过“大嚷大叫”来达到宣传目的,但只有“不着边际的空论”和“高调”,并没有提供“明确的意见”和“实际的知识”[1]42。马克思认为这种斗争方式“至少是不策略的”[1]32,他们的空洞肤浅和抽象傲慢危害了自由的视野和自由的拥护者。在为《莱茵报》撰稿时期,马克思的观点总体上还带有黑格尔理性主义的特征,仍以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作为评判真理性的标准,致力于现实的理性化。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关于分配木材的问题》以及《摩塞尔酒农的贫困问题》等文章中已经发现表现为宗教问题或政治问题的社会问题不可能仅仅通过批判哲学观点得到解决。马克思意识到深入现实参与政治斗争的重要性,他将思辨到行动的转变理解为争取改造现存关系的积极政治斗争,反对封建统治。这就使得马克思超越了“自由人”狭隘的抽象批判,转向了关于政治与法的思考。他凭借出色的批判能力淘汰了把“自由”理解为“摆脱一切思想的自由”[1]41的作品,让《莱茵报》摆脱成为“吹牛家”一味空谈的舆论阵地的命运。随之而来的“自由人”的指责使马克思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同时,卢格也被“自由人”对马克思的攻击激怒,他斥责“自由人”的轻率和狂妄自大,批判他们将斗争局限于思想领域的片面观点。

    马克思和卢格指出“自由人”沉溺于抽象的宗教批判和炫耀无神论的招牌,远离现实政治生活。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哲学已经世俗化,不应该再以高高在上的指导者自居,而应该真正参与现实斗争。卢格公开呼吁坚持对普鲁士国家施行政治批判的方向必须,以克服在时代的巨大压力面前动摇和倒退的现象。马克思和卢格致力于通过现实斗争建立民主制国家。因此,他们与“自由人”团体决裂并走向同路是必然的。

    3   树立民主制国家的政治理想

    相比于早年的自由主义立场,马克思和卢格经过对现实的考量逐渐展现出民主主义倾向,政治理想具有一致性。卢格驳斥了德国自由主义者将自由看作一种被赋予的权力的观点,他指责自由主义是“旧的新教道德精神,无意义的善的意愿”[5]278。卢格认为自由是一种精神状态,只有人民主权和自由相一致,因此要求德国“必须使自由主义变成民主主义”[6],帮助它“从死亡的魔爪下救出它的现在并保证它的未来”[7]422。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是民主制,迄今为止一切国家制度发展的终点也应当是民主制。同时马克思和赫斯一样试图构建一个真正的民主制社会以恢复人的本质,即“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承担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8]70。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所说的民主制是指消灭异化并改造私有财产的政治国家,而非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马克思此时与卢格方向一致,开始进一步协商出版《德法年鉴》的具体问题,二人逐渐走向合作的巅峰。

    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一致的批判对象、相同斗的争途径以及同一的政治理想推动着马克思与卢格成为同路人,“从卢格那里,马克思学到了如何将批判指向政治,以及如何用实践去替换那在哲学中孤立的政治”[9]227。《德法年鉴》的出版是马克思与卢格成为同路人的见证,同时也是两人合作巅峰的象征。但两人的思想发展并非完全一致,通信中暗含的思想分歧为日后决裂并走向不同道路埋下了伏笔。

    马克思自1843年3月起给卢格写去三封信,主要内容是就《德法年鉴》的出版问题进行商讨。虽然这一阶段二人仍然在为共同事业努力,但是其中的思想分歧愈发明显。

    1843年3月,马克思给卢格写去了第四封信。信中马克思描述了在荷兰游历途中受到的巨大冲击,与德国现状强烈的对比使得他更加明确德国专制制度的不堪。先进的工商业发展推动荷兰成为欧洲先进资产阶级国家,而当时的德国还是一个处在普鲁士政府统治下的封建国家。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德国“自由主义肩上的华丽外衣掉下来了,极其可恶的专制制度已赤裸裸地呈现在全世界的面前”[1]55,“畸形的国家制度”给德国带来的只有“可怜虫的爱国主义”,这场“滑稽剧”[1]55正在走向不可避免的命运。此时的马克思更加准确把握德国现状,他看透了书报检查令并未触动封建统治的根本,资产阶级期望的言论自由环境不过是奢想。因此,马克思对现存制度的批判愈发尖锐,更加强调理论批判与现实的结合。而卢格依然停留在单纯的政治批判,寄希望于通过唤醒统治阶级以及民众的民主意识建立民主共和国。由此可见,马克思和卢格这一阶段虽然还在商讨《德法年鉴》的创刊理念,但是已经出现了思想分歧。

    1843年5月,马克思给卢格写去第五封信。马克思在信中指出德国是一个“属于庸人的旧世界”,像“充满了蛆虫”的“尸体”,德国的庸人只想卑微地存活、繁殖,成为附属品的他们认为“世袭的主人就是这个社会的一切”[1]56。因此虽然威廉四世的反动立场和一系列反动措施导致的政治矛盾尖锐化使得青年黑格尔派逐渐对普鲁士国家采取否定态度,但是对统治者的美好幻想使他们依然局限于理论批判。然而在大工业影响下,马克思意识到了物质利益的重要性,逐渐转向社会批判。同时,他看到了德国工业生产水平低、资产阶级力量薄弱的社会现实,并做出论断:“Respublica一词根本无法译成德文”[1]23。马克思在[1]49信中提出:“我们必须彻底揭露旧世界,并积极建立新世界。”而卢格[10]断言:“现实永远不会与理想一致,但不应由此得出结论,必须破坏现实,而是要继续不断地使现实理想化。”因此卢格虽然对普鲁士政府感到失望,但仍然否认革命的必然性。卢格依然倾向于用政治手段解决社会问题,试图通过政治批判实现民主政治。马克思则主张从根基上对现存制度进行批判,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这与卢格的方向产生了根本分歧。

    1843年9月,马克思给卢格寄去了第六封信。马克思[1]64在信中表示:“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马克思意识到要将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将批判和实际斗争相结合。面对当时的混乱状态,马克思着重讨论了“往何处去”[1]64问题。他认为德法的空想共产主义仅仅构想了一个完满的制度同现存制度相对立,并未找到现实的实现途径。因此他宣称“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是相反,我们应当设法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1]64。马克思主张从现实人类的存在进行批判,在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中建立新世界。随后象征着二人合作巅峰的《德法年鉴》于1844年2月出版,第一期就因浓重的共产主义色彩备受关注。这种风格与卢格的民主主义大相径庭,两人思想分歧显露出来,在《前进报》上关于西里西亚工人起义的论辩标志着两人彻底决裂。

    《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肯定政治批判的作用,但同时将宗教批判、政治批判作为手段,而非目的本身。马克思希望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然而卢格止步于政治改革,不愿将革命引向市民社会,仍保留私有产权的组织架构及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虽然《德法年鉴》不乐观的发行情况一定程度上加快了马克思和卢格决裂,但二人逐渐显现的思想分歧才是造成决裂的决定性因素。

    1   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分歧

    马克思在与卢格的通信中表现出对“往何处去”[1]64的迷茫,他认为“自由人”团体已经背叛了真正的自由,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只是“一种教条的抽象概念”[1]64。卡贝和魏特林将共产主义看作私有制的消灭和人道主义原则及其表现,傅立叶和蒲鲁东则将共产主义理解为社会主义原则特殊而片面地实现。马克思认为哲学不应该局限于书斋,哲学家不仅要“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更要“积极建立新世界”[1]64。在马克思的观点中,社会主义的原则应当触及“真正的人的本质的现实性”[1]65,而不是盲目搭建与现实陡然对立的理想制度。在巴黎期间与工人阶级的深入接触以及与恩格斯的交往推动了马克思转向共产主义,但这一阶段马克思以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为理解共产主义的基础,属于“哲学共产主义”[11]15者。卢格不能理解马克思的这一转变,他[12]227写道:“他(马克思)这时却突然向我声明,他不能够继续同我一起工作了,因为我仅仅是个政治家,而他是共产主义者。”卢格认为共产主义者过于计较物质利益,试图“把大家拉平”[13]并将个人融于集体之中。在卢格的观点中,德国需要的激进哲学是一种改良方案,因此共产主义者的要求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理性的。

    马克思和卢格的政治理想由此发生分裂,卢格依然固守建设一个民主主义国家的理想,而马克思发现德国没有民主主义的土壤后就开始寻求新的出路。政治理想的异质性,“成为马克思与卢格走向决裂的关键性因素”[14]

    2   政治改良和社会革命的冲突

    马克思在信中多次强调德国黑暗的现实,致力于将理论批判和现实斗争相结合。卢格则“相信伟大的国家只受‘原则’驱使”[15]174,认为“政治理智定会发现德国社会贫困的根源”[7]387,试图通过唤醒人们的政治理智解决贫困问题。然而,“在资产阶级宣称的‘政治解放’的历史阶段”,“那些被宣称获得了权利和自由的人民”[16]仍然处于极端贫困之中。马克思认为国家通过市民社会起作用,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到市民社会中寻找。他指出私有制才是贫困问题的根源,政治国家是维护私有制的工具,政治理智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纯粹的政治革命无法根本解决贫困问题,这是政治革命和政治国家无法解决的。这种缺陷的克服需要外力帮助,即一场社会革命。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已经意识到人在国家和市民社会中过着双重生活,在国家层面中过着符合本质的但虚幻的生活,市民社会才是他们现实的但并不合乎本质的生活。因此马克思致力于从根本上进行革命以建立真正的共同体。虽然卢格在《卡尔·施特列克富斯和普鲁士主义》中已经发现德国国家机制的不合理性,但是他没认识到“即使是最激进的政治改革也是没有力量来反对根本的社会罪恶的”[17]27。因此卢格仍然没有彻底打碎现存制度的决心,甚至将政治意志万能化,试图通过对现状进行不断改进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政治国家。卢格主张的纯粹的政治革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具有政治灵魂的社会革命”[8]395也不过是政治改良的同义词。

    马克思在肯定政治批判的同时,转向更具现实性的社会领域,在批判视野上超越了卢格。马克思以人的社会生活为切入点,在市民社会中发现了社会革命这一人类解放的秘密,主张通过社会革命建立一个新世界。然而卢格依然寄希望于政治国家的自我完善,政治批判成为卢格的枷锁,这一分歧为日后二人的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马克思做出社会革命高于政治革命的判断。政治革命试图通过制度改良谋求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而社会革命探求人的解放,寻求建立非政治的、真正的共同体,即共产主义。社会革命和政治改良的分歧成为马克思与卢格分裂的关键原因。

    3   是否依靠无产阶级的矛盾

    对现实进行深入考察后,马克思和卢格在是否将无产阶级作为依靠力量这一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马克思在为《莱茵报》撰稿期间接触到了德国现实,看到了普鲁士政府统治下的德国是个“彻头彻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混合物”[1]23。德国境内充斥着“空虚的爱国主义”[1]55,这些“爱国者”[1]55在所处社会环境落后的情况下麻木不仁,即使其中最有见解的人也依然寄希望于国家。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激发马克思寻找新的力量,无产阶级进入马克思的视野。“西里西亚织工的起义很快就证实了他关于德国阶级斗争软弱无力的判断”[18]109。马克思在《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高度赞扬西里西亚工人起义,并预见无产阶级成为实现人的解放的重要力量。这些思想与《论犹太人问题》中的政治主张具有明显连续性。他在文中指出德国作为一个哲学的民族,虽然其资产阶级无力承担政治革命,但无产阶级以非凡的社会主义素质代表了德国的社会素质,因此德国必然能够取得社会革命的胜利。然而卢格始终以工人的教育者自居,对无产阶级的力量不以为然。他以一个普鲁士人为署名发表《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在文中将这场起义看作“政治灵魂”[8]395的缺失,并将其原因归结为政府管理不力。卢格甚至在1844年与友人的通信中将无产阶级的起义视作“德国甚至无须医治就能经受得住的”“小小的伤害”[18]102,这与马克思的观点背道而驰。因此,“马克思将卢格看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哲学庸人”[19],两人就实现政治理想的依靠力量产生了严重分歧。

    政治理想的分化、实现手段的差异以及依靠力量的不同等思想分歧都暗藏在二人同路时期的通信中,并成为二人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马克思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彻底的批判精神和革命精神,为实现人类真正的解放进行积极探索,逐步完成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民主主义向革命主义的两个转向。

    以马克思和卢格的六封通信为线索,可以清晰地看到青年马克思经历了从宗教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社会批判的思想转变。青年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文本也透露着其思想发展历程。以通信为线索,参照这一时期青年马克思的文本,二者构成考察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的一个思想坐标。依据这个坐标,能够准确定位卢格在马克思思想变化中的节点作用,避免在认识上模糊卢格和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界限,忽视马克思和卢格的同路时期。在青年马克思与卢格走向决裂的过程中,费尔巴哈和青年恩格斯推动了马克思思想转变,成为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新路标。

    首先,卢格作为黑格尔哲学最为坚定的批判者,其政治批判转向在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两人曾是思想上的同路人,然而越来越强烈的思想分歧最终导致两人思想决裂。面对普鲁士政府统治下成为“愚人船”[1]59的德国,卢格首先挣脱纯粹理论批判的束缚,转向政治批判并成为青年黑格尔派中的反封建旗手。威廉四世的伪善以及日渐苛刻的书报检查令使得马克思不满足于局限在精神领域的宗教批判,他在与卢格讨论的过程中逐渐走出神圣的自我意识并转向政治批判。此时的马克思和卢格产生强烈共鸣并通过频繁的通信逐渐确立了合作关系,共同前往巴黎创办《德法年鉴》。在与卢格的短暂合作中,马克思依然保持自身思想的独立性,并未沉迷于卢格具有妥协性的虚假民主,而是开辟了新的人类解放之路。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深入接触并考察了工人阶级现状,更加强调将理论和现实相结合,试图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实现共产主义。这一转变突出表现在《德法年鉴》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找到了社会革命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秘密,彻底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德法年鉴》带有的浓烈共产主义气息与坚持政治批判、推崇政治理智的卢格大相径庭,并最终因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被普鲁士政府查封,马克思和卢格也在这之后迅速分道扬镳。

    其次,转向政治批判的卢格早已和专注于理论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不同,他在马克思思想转变过程中具有节点意义,不能模糊两者之间的界限。目前学界存在对卢格和青年黑格尔派不加以区分的现象,这样会抹杀卢格和青年黑格尔派的不同,进而看不到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中与卢格成为同路人的时期,容易将马克思与卢格的决裂混同为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决裂,忽视卢格在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中的作用。卢格原本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对普鲁士政府抱有幻想,然而愈演愈烈的专制制度打破了他的幻想,推动他驳斥“自由人”团体虚伪的自由主义。由此卢格开启政治批判的潮流,成为黑格尔哲学最为坚定的批判者。卢格与专注于纯粹理论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分离,由理性主义思辨跃入自由主义实践。卢格的政治批判转向成为推动马克思重新审视黑格尔法哲学的重要因素,马克思由此致力于将政治哲学理论与现实运动相融合。因此,在探讨过程中不能抹杀卢格和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差异,也不能武断地将马克思和卢格的决裂看作他从青年黑格尔派出走的缩影,把马克思和卢格的决裂作为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派,包括其中激进的一派决裂标志的说法也并不准确。与卢格的决裂标志着马克思与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划清界限,马克思由此更加坚定共产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立场。

    再次,马克思《德法年鉴》上发表的两篇文章标志着他从宗教批评转向了社会批判,完成了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只有彻底摧毁宗教,人们才能回到此岸世界,即现实的、世俗社会。不同于英法两国,德国的情况极其特殊。虽然德国的生产力现状无力支撑革命,但是“德国人在政治上思考其他国家做过的事情。德国是这些国家的理论良心”[8]207。想要到达德国在理论上已经超越的阶梯,必须通过实践。尽管批判的武器尚不能摧毁物质力量,但是当群众为彻底的理论所掌握,就能实现变革并消灭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马克思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是人的解放的承担者,将自己的哲学作为实现人的解放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通过对鲍威尔的批判对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做了区分。毫无疑问,“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20]32。“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20]402-403,帮助人们摆脱宗教神权与封建王权的桎梏,获得了一定形式的自由和平等。但是这种自由和解放并没有普遍意义,政治革命本质上仍然是囿于精神领域的思想革命。马克思反对虚幻的政治国家,他认为只有将国家和社会结合为一体,才能消灭这种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二元性。《〈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标志着马克思意识到了社会问题的重要性,愈发关注现实的物质利益,彻底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是马克思思想中的转折点。

    最后,在马克思和卢格的交往中,费尔巴哈、青年恩格斯以及法国社会主义学家的思想推动马克思超越卢格,转向社会批判,他们也都成为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中的重要路标。费尔巴哈为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提供了支点,成为马克思批判并超越黑格尔哲学的桥梁。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展开批判,宣布了人和自然的独立权利,“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21]317,马克思甚至“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21]313。在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相互中介中,马克思实现了对唯心主义哲学和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双重批判,在对从前哲学信仰的批判中实现了哲学革命。同时,法国社会主义学家和青年恩格斯的研究推动马克思摆脱纯粹的政治批判,为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提供了桥梁。“马克思在卢梭的民主主义武库中寻找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武器”,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一定程度上是“依靠法国的力量”[22]。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抨击资本主义私有制,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罪恶和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必然性,推动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在深入调查中发现无产阶级具有强烈的阶级意识和组织工人运动的能力,开始将理论创作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正式提出无产阶级的概念,将其确定为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的阶级力量。

    由此可见,卢格在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卢格只是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节点,青年马克思经历了从宗教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社会批判的转变。纵观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卢格、恩格斯、费尔巴哈都是其中的标点,马克思逐步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为共产主义。

    以马克思与卢格的六封通信为线索,探讨卢格在马克思思想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为理清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内在逻辑提供了新的视角。不同于以往学界将卢格与青年黑格尔派混同,通过六封通信的考察可见卢格是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节点。面对落后的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卢格和马克思生成了三条不同的批判路径:理论批判、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卢格首先从青年黑格尔派纯粹的理论批判中觉醒,赋予批判哲学强烈的政治色彩。在与卢格的短暂的同路期间,马克思借助更具现实意义的政治批判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纯粹的理论批判。随着对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接触,马克思与卢格在政治理想、实现手段与依靠力量等方面产生分歧,政治理想的分化成为两人最终走向决裂的关键因素。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成为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实现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重要一环。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推动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探索,成为马克思新的同路人。由此可见,卢格、费尔巴哈以及青年恩格斯是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思想路标,马克思在实现两个转变中成为一名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综上所述,马克思和卢格的六封通信与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文本共同形成一个思想坐标,在纵横对比中可见,随着理论视域的扩展,马克思的理论视角不断变化,在新旧视角的“视差”中,马克思不断揭露旧思想的局限性,同时在新的思想启示下不断超越旧思想。正是在这种新旧交替中,青年马克思不断实现由宗教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社会批判的转变。

    1)  1卢格(Arnold Ruge,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派成员;1842—1843年同马克思一起编辑《德法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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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稿日期:  2024-05-28
  • 刊出日期:  2025-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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