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十多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落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有效进展和重大系列成果。这不仅提升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影响力，也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传播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然而，面对美国对华遏制态势的持续加压升级，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1]。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对外话语传播体系构建过程中，美西方国家利用多种舆论途径恶意抹黑中国，企图混淆国际舆论视听、扰乱“一带一路”倡议相关合作项目的开展，从而达到其遏制中国发展、阻滞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企图。此外，“一带一路”倡议覆盖区域广阔，沿线国家的历史背景、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甚至是价值理念都具有鲜明的差异性，不同文化交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文化与价值层面的现实问题。“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本就致力于通过深化各领域合作来促进共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消除文化差异与价值偏见，建立基于相互信任的良好关系。但在美西方国家污名化手段的作用下，部分沿线国家可能会被极端舆论裹挟，从而增加“一带一路”倡议的风险和负担。可以预见，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如果不能有效优化完善相关话语体系建设，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话语传播体系构建将遭受严重负面影响。

一.   “一带一路”倡议对外话语传播体系的建设成效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这一宏伟构想既加深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也成为中国对外传播和国际形象塑造的重要平台^[2]。“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拉动沿线国家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促成3 000多个合作项目，更创造了42万余个工作岗位，助力将近4 000万人脱离贫困，共建27个“鲁班工坊”，为全球多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卓越贡献^[3]。同时，伴随全球话语权力格局的重大变革，“一带一路”倡议在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构方面也取得丰硕成果。不但通过构建多层次传播网络促进了政策话语体系与学术话语体系的良性发展^[4]，而且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叙事创新与实效传播的有机统一。

“一带一路”倡议对外话语传播体系的建设成效体现在理论研究的深化、实践成果的累积以及叙事模式的创新三个维度，共同推动着“一带一路”成为全球合作的国际公共产品。首先，从理论研究层面看，“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关系、语言学及传播学等多领域激发的广泛学术探讨与成果，强调其对改变国际合作格局、提升中国全球话语权的重要作用。在相关研究中，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不仅厘清了“一带一路”的国际媒体话语呈现出的竞争与合作、本国利益与国际关系并存的构建逻辑，更指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为改变国际合作话语权的“中心—外围”不平等格局创造了重要条件^[5-6]。语言学领域的学者将“丝绸之路”的符号意义与语言策略融于“一带一路”相关研究^[7]。此外，也有学者^[8]从传播学视角入手，通过数据挖掘及数据可视化技术提炼了如何通过主动参与“一带一路”传播场域中的关键节点和子群的良性互动,提升相关话语影响力的实践经验。更有学者^[9]进一步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兼具结构性话语权、道义性话语权、话语性话语权和制度性话语权四大类型特征，是提升中国全球教育治理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基点、道义旗帜、理念支撑和内生力量。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增强了国际社会对其理念和价值的认识与认同，展现了中国方案在全球治理中的新思路和新贡献。

其次，从实践场域层面看，“一带一路”倡议在运输联通、基础设施联通、贸易联通等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为参与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与民生改善，强化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传播力。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中欧班列、蒙内铁路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多个关键项目上，生动诠释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原则。运输联通方面，截至2024年5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9万列，发送货物超870万标箱，货值超3 800亿美元^[10]。中欧班列的运行频次和货运量持续增长，已成为连接中国与欧洲的重要物流通道。基础设施联通方面，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标志性项目的蒙内铁路，自建成以来不仅为肯尼亚更为整个东非地区的货物运输和人员往来提供了极大便利。贸易联通方面，作为“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重要成果，中老铁路和印尼“雅万高铁”的开通运营显著提升了中国与东南亚的陆上联通能力；而马来西亚的皇京港、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等，都在推进区域贸易联通中扮演关键角色。这一系列标志性项目的成功实施，不仅促进了参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实实在在地改善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条件，生动诠释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最有力的传播素材，增强了其国际话语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最后，从叙事模式层面看，“一带一路”倡议打破了传统的发展援助和地缘政治叙事框架，构建起一种以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强调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发展与文明互鉴，通过讲述“一带一路”如何促进各国人民民心相通、如何助力沿线国家实现自主发展、如何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的故事，有效回应了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在新叙事模式下，各国人民之间的心灵沟通与文化交流得到极大发展。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并认同“一带一路”所带来的积极变化及其深远意义，中国充分利用主流传播渠道，包括官方媒体、国际论坛等，进一步拓宽了“一带一路”故事的传播范围和深度，增强了其国际传播的效果。十多年来，政府举办了多场“一带一路”系列相关会议，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G20峰会等国家会议等，及时回应“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疑问，把握国际话语场域，促进话语理念共识。2017年世界政党对话会上，中国领导人以“共建‘一带一路’：政党的参与和贡献”为分议题，向来自世界120多个国家近300个政党传播“为世界谋大同”的“一带一路”倡议话语共识，树立改善全球治理的贡献与责任的政党形象。2023年5月19日，在中国—中亚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一带一路”倡议，表达了中方愿同中亚国家加强现代化理念和实践交流，创造更多合作机遇，协力推动六国现代化进程。

二.   构建“一带一路”倡议对外话语传播体系所面临的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话语传播体系根植于这一倡议的伟大实践中，是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践成效的思想载体，其所面临的现实话语挑战因而会对相关话语体系构建产生深刻影响。

一   “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污名化愈发激烈

2009年11月，美国高调宣布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2011年，为建立由美国主导的中亚、南亚新秩序, 削弱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美国提出了“新丝绸之路”战略^[11]。2013年6月，美国又开始推动与欧盟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这一系列举措相继成为美国构筑的“全面性贸易自由化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贸易对象和投资领域方面与“一带一路”倡议重合^[12]。伴随美国对华遏制态势不断升级，西方国家着手对“一带一路”倡议展开话语争夺，其对抗态度也逐渐强化。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为遏制“一带一路”倡议的快速发展，美国和西方媒体通过营造负面话语氛围加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污名化。特朗普政府不仅将“一带一路”倡议污蔑为“掠夺式的经济活动”，还给“一带一路”贴上“战略威胁”“债务外交”甚至是“军事扩张”等意识形态标签^[13]。2021年，拜登政府上任后继续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抹黑和攻击，进一步将“一带一路”倡议污蔑为对美国乃至世界存在的政治、军事、政治威胁^[14]。6月12日，拜登政府提出“重建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简称B3W）倡议，并对外宣称是为“满足中低收入国家巨大基础设施需求”而建^[15]。此后，拜登政府在推动B3W倡议落地的过程中，不忘极尽抹黑“一带一路”倡议，企图以此强化话语污名。

2018年9月，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发布《权力的游戏：应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报告，妄称“‘一带一路’倡议损害他国利益，是中国为提升自身影响力和竞争力而实施的‘权力游戏’，建议美国从多个方面采取应对措施”^[16]。此后，美国通过一系列舆论风波和对中国企业的制裁，进一步阻滞“一带一路”的数字基建进程^[17]。2023年7月，意大利国防部长圭多·克罗塞托（Guido Crosetto） ^[18]声称：“四年前，意大利政府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决定是‘草率的、鲁莽的’，意大利需要在不伤害（对华）关系的情况下退出。”意方此举无疑印证了美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恶意炒作，深刻揭露了其制造割裂的企图和干扰“一带一路”倡议交流与合作进程的险恶用心。2024年5月，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副总裁丹尼尔·伦德（Daniel Runde）曾坦言，“讨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9月，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拟拨款16.25亿美元用于扶持“‘独立媒体’及非政府组织‘对抗’中国的全球影响”^[19]，而这一举措的核心目标是继续利用舆论手段抢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权。

二   “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跨文化差异与不同意识形态的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积极倡导的一项国际性合作倡议，其深远意义不仅体现在促进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繁荣，更在于构建一个包容性更强、互联互通程度更高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特别是强调致力于通过强化政策沟通、推动设施联通、实现贸易畅通、促进资金融通以及深化民心相通等五大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为沿线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合作空间。然而，沿线国家在历史文化、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性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的推进和实施。

一方面，历史文化作为对外传播的关键要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鉴于“一带一路”倡议所涵盖的广泛地域性，各国独特且深厚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及社会习俗共同编织成一幅复杂且多元的历史文化图景。这种多样性为“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空前人文交流契机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潜在的障碍^[20]。受语言文化与传播模式限制的客观影响，不同国家民众对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与理解差异显著^[21]，这可能增加中国同沿线国家沟通与协调的难度，给相关合作项目的落地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同时，文化差异会深刻影响对象国家的行为方式，可能增加合作中的误解或冲突。尤其是在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如果忽视这些文化差异性则极易引发当地民众的抵触，进而给“一带一路”倡议带来消极舆论影响。

另一方面，不同意识形态带来的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带一路”倡议所秉持的合作共赢理念，与部分国家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在核心理念上存在显著差异。西方国家历来吹捧其建立了自由的世界秩序，给中国强行扣上专制主义的帽子^[22]。伴随当前全球化挑战的不断加剧和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的复辟，“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错误思潮再度沉渣泛起，部分沿线国家极易被美西方意识形态极端舆论裹挟，给“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带来巨大负面压力。此外，部分沿线国家内部政治局势的不稳定，也给相关项目的落地实施增加了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三   “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话语传播体系建设面临多元困境

在当前的对外传播实践中，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话语客体的多样性亟待提升。首先，“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话语传播体系建设是一项需要不断创新的长期工程，不仅需要多元的参与主体，也需要与时俱进的建设手段和广阔的传播平台。目前，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际推进过程中，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但企业在品牌塑造、社会责任展示等方面，非政府组织（NGO）在促进民间交流、开展公益项目等方面，以及学术机构在提供智力支持、开展研究分析等方面的发声仍然难以形成有效合力。

其次，新媒体和民间交流平台在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对外传播过程中的实践尚不充分。新媒体以其即时性、互动性和全球覆盖性，成为当代信息传播的重要力量。然而，传统媒体往往成为对外传播的主流依赖对象，新媒体的潜力没有得到及时挖掘。同时，民间交流平台的独特魅力在于其草根性和亲和力，能够更直接地触及对象国家民众的心灵；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平台的利用率却远远不足。这无疑限制了信息传播的覆盖面和渗透力，使得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和观点难以跨越国界，深入人心。

最后，当前国际话语传播的规则、机制等极为复杂，即有有国际话语权和传播秩序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和接纳程度不一。面对纷繁复杂和利益交织的国际场域，中国如何运用有效手段将包含着自身国际身份定位、国家利益界定等宏大叙事的内容精准有效地“讲出去”成为一个关键且迫切的问题。但“讲出去”的具体实践目前仍然受到既有话语体系和语言文化差异的显著影响，相关内容或难以被对象国准确把握或出现信息错位的极端情况。这不仅损害了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更可能引发不必要的国际争端和误解。因此，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构建国际话语权方面面临的挑战，也是对外话语传播的一个显著困境。

三.   “一带一路”对外话语传播体系的应对策略

如何应对海外势力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污名化和恶意抹黑，如何使目标受众在虚假交织的信息中关注并接收正向信息，如何借助信息输出和文化符号使目标受众产生态度和行为上的改变，如何占领国际话语的主动权，无疑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对外话语传播体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做好文化、意识与身份政治的精准应对

美西方国家通过官方政府、媒体、学者等多种参与主体，向“一带一路”倡议发起舆论攻势，其负面话语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方面。美西方国家发声主体多样，内容侧重呈现复杂性和多样性特点^[23]，中国在应对“一带一路”倡议负面话语时，要在文化认知层面对相关负面话语进行精准消解。深入分析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与传播逻辑，不断增强处理国际舆论冲突的能力和水平，打造出一套具有良好效果的应对“污名化”的话语模式。

第一，剖析“一带一路”倡议负面话语中根植的西方文化基因和思维模式。受基督宗教的“唯一真神”与古希腊哲学“唯一真理”理念影响，西方人认为“真”具有唯一性^[24]。同时西方文化还具有很强的个人主义色彩。这些文化基因使西方人具有排他性、不接受矛盾和谐并存的特点，形成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种非此即彼、此消彼长的对立思维深刻影响了西方话语模式。美西方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话语无不是将中国置于对立面，臆测中国的动机。例如，美国毫无依据地声称，许多“一带一路”倡议的商业项目，本质是国家安全项目，中国企图利用其国有企业赢得政治影响力和权力^[25]165。因而，在应对这些负面话语时，应意识到文化和思维模式的差异，让受众了解到“一带一路”倡议背后中国“伦理本位”的文化观念和“多元合和”的思维模式，引导受众理解“合作共赢”，对“一带一路”倡议形成客观公正的认识。

第二，提高在意识形态领域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和水平。受意识形态差异影响，美西方国家展开以“民主与非民主、自由经济与非自由经济”为主导的意识形态联盟对抗。因此，在应对相关负面话语时，应认清其本质不仅是大国之间的遏制和反遏制之争，也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道路之争和制度之争。面对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污名化攻击时，必须提高意识形态领域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和水平，及时有力地揭穿西方打着“人权”“民主”幌子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意识形态污名化背后的“假信息”和“真动机”，强调“一带一路”倡议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动，扩大对“一带一路”倡议中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案例的宣传，通过中西之治的真实对比，破解西方话语霸权。

第三，以身份政治建设助力“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身份政治是一种集体行动方式，以信仰、种族、价值观等长期被制度化民族国家认同所遮蔽或压制的身份标签，来构建团体认同，进而实现权力诉求^[26]。在信息爆炸时代，美西方国家使用高度激化的身份政治话语，在国际层面复刻其国内的冲突矛盾，试图打断“一带一路”倡议发展进程。同时，通过建构“中国”这一外部敌人，分散国内矛盾。例如，美国各界频繁炒作“新疆人权问题”，无中生有，企图在中国复刻美国国内的种族矛盾和身份政治冲突。在应对这些负面话语时，要避免陷入身份政治制造的话语体系竞争陷阱，预防身份政治割裂国家整体性认同。不仅要积极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内平稳发展，还要善于斗争、直面挑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际力量，促进深入对话，塑造共识，扩大全球共识圈和全球话语共同体。

二   增强多方参与的主体认知意识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最早提出话语权的概念。福柯认为，话语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权力关系，是权力决定了“由谁说”“说什么”和“怎样说”^[27]，明确话语主体是开展话语实践和话语对抗的内在要求。要优化“一带一路”倡议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就要理解目标受众的多样性与多元性，增强“一带一路”倡议对外话语传播体系的多维度、多主体建设。深刻认识到，中国故事不能也不应该只有一个讲述者，政府、机构、学者、民众、海外友好人士都应该成为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与传播者。

第一，继续发挥政府在“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中的主导作用，为非政府话语主体提供政治引导、思想引领和制度保障。不同于其他话语主体，政府组织代表国家利益和官方立场展开话语实践，进行认知叙事的政治性更强，更能够影响目标对象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尤其是相关国家领导人的针对性讲话，会牵动国际舆论的起伏，带来全球政治影响。

第二，民众要成为“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中的主动发言者。当前，国际传播呈现出去中心化和大众化的趋势，人人都可以直接参与传播，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习近平主席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28]。尽管个体的话语权威性远不及政府，但与受众之间的权力距离较近，更容易为受众所信任和接受。要增强“一带一路”话语的主体意识，主动宣传“一带一路”的理念与价值，积极引导国际舆论理性客观地认识“一带一路”倡议的正面意义的现实紧迫性。纵观历史，华侨华人一直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推动完善“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华侨华人往往熟悉中外两国语言文化，对中外社会差异深有体会，是当地人直接认识了解中国文化的载体，也是跨文化交流的主体。2015年3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发挥海外侨胞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独特优势作用，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29]。显然，可以借助华侨华人话语优势，对国际上污蔑“一带一路”的声音给予有力回击，增信释疑，使“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共赢的理念得到正确的诠释，使其惠及民众的实践成果得到宣传。

第三，提升友好国家的认知参与，打造话语共同体。2020年，王毅 ^[30]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会议上指出，“一带一路”是伙伴国家的合唱，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可见，“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传播是双向交流不是单向输出。中国在与沿线国家进行互联互通过程中始终强调共性，增强情感共鸣，使沿线国家民众能从文化和历史层面理解“一带一路”的价值，促进深层次的跨文化认同。同时，也应重视并响应沿线国家的需求与声音，确保合作项目的透明度与包容性，积极推动沿线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传播，更有力地证明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近来，多国领导人表示，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沿线各国贸易往来频繁，真正践行了“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这些真实的声音有力回击了美西方国家提出的“债务陷阱论”。

三   打通故事化叙事的话语传播主渠道

要确保“一带一路”倡议对外传播话语的有效性，还要以话语受众的认知特征为重点，用受众人民能够理解的、喜闻乐见的话语模式共建“一带一路”^[31]。积极展开沿线国家受众民意调查，增强交流，深刻理解“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的核心要义与科学内涵。可以积极开展海外受众分析与民意调查，展开针对性和分众化研究，总结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模式，选择性叙事。受不同文化影响，世界各国民众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认知偏好、文化禁忌。受历史和现实影响，不同民族之间也可能存在认知差异、偏见甚至敌意。因此，要绘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总体文化模型，深刻把握不同国家和民族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成果和议题上的基本情感态度和认知分析。结合现有理论和典型案例的研究分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传播提供关键的参考和指导。

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对外传播手段应呈现多元化和立体化。应加快自主媒体平台研发与推广，掌控信息传播渠道的主动权，为“一带一路”倡议对外话语传播提供有力的支撑。从文本媒介来看，“一带一路”外宣书籍的出版要加强与海外发行商、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合作，借助海外本土化营销网打通销售渠道，积极开发数字出版物。从音像与数字媒介的角度来看，加强传统电影、电视剧等大众文化休闲产品的结合，矩阵合力效能。此外，游戏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游戏已经逐步取得海外玩家的接受和认可。“一带一路”故事和丝绸之路文化符号与游戏行业的联动具有高可行性和高回报率。

四   构建技术赋能话语传播新路径

近年来，美西方国家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制造大量虚假信息，如“债务陷阱”“犯罪走廊”等，影响公共舆论和民众的认知。为确保“一带一路”倡议对外传播主动权，要创新话语传播的方式与技术，既要包括显性的认知展示话语，又要包括隐形的认知涌现。既要有坚定的话语自信，又要有合作磋商的话语策略，以我为主，融通中外，“润物细无声”地实现文明互通互鉴。这需要构建完备的风险评估系统，针对舆情、受众评价等展开全面监测和评估，及时阻滞国际舆论环境朝着不利方向发展的趋势，强化应对遭遇国际话语恶性竞争行为的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要想掌握主动权，就必须大力发展话语传播中的前沿科技，如人工智能、神经科技、脑科学等，提升超级计算能力和大数据分析与运用的能力。通过对“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文本和动态数据的深度计算，可以模拟目标受众的情感舆论、认知活动和行为等，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争夺中取得主动权，主导国际舆论风向，形成“首因效应”。在此基础上，要充分认识到语言的战略价值。从狭义上看，要提升“一带一路”倡议外宣作品的翻译水平和能力，建立复合型专业人才队伍。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外宣平台不乏优秀的作品，但许多优秀作品在国外平台数据惨淡，翻译精准度不足和信息的立体化缺位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从广义上看，语言科学与认知神经科学、计算科学、脑科学等领域的交叉融合，语言数据的供给、开发和利用，大语言模型技术的提升等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话语传播有着深远影响。

结 语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也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有效发声提供了重要机遇。但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竞争态势中，“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话语传播面临着巨大的外部挑战，尤其是美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污名化，严重影响和制约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表达效果，甚至可能给“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因此，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话语传播体系关乎这一倡议在国际舆论中的自我呈现与表达，也关乎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话语权构建。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构建一个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国际舆论环境既是推进倡议深入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参与各方共同追求的重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