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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关于社会心理的唯物史观探索及启示

左路平

左路平. 列宁关于社会心理的唯物史观探索及启示[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0(5): 14-23.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4020054
引用本文: 左路平. 列宁关于社会心理的唯物史观探索及启示[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0(5): 14-23.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4020054
ZUO Luping. Lenin’s Exploration on Social Psych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ts Enlightenment[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4, 40(5): 14-23.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4020054
Citation: ZUO Luping. Lenin’s Exploration on Social Psych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ts Enlightenment[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4, 40(5): 14-23.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4020054

列宁关于社会心理的唯物史观探索及启示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402005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伟大建党精神的记忆叙事及其意识形态功能研究”(编号:23CDJ008);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攻关项目“红色记忆的影像叙事及其意识形态功能”(编号:2023CX011)。
详细信息
    作者简介:

    左路平(1991—)男,安徽庐江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 中图分类号: B03; A82

Lenin’s Exploration on Social Psych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ts Enlightenment

  • 摘要: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领域,关于社会心理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运用就是其重要理论创新。他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社会心理进行了科学的界定和阐发,不仅阐发了社会心理的唯物史观特征,还分析了其重要作用。他借助宏观历史、微观生活以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等三重维度来从理论上分析和阐发社会心理;同时,他还从掌握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重视社会心理建设、培育无产阶级的阶级心理等维度来将理论运用于实践,包括重视社会心理建设、掌握人民群众心理诉求、运用社会心理分析方法等具体内容,这些都为新时代我们从理论和实践双重向度关注社会心理提供了有益启示。

     

  • 新时代,伴随着自媒体的迅速发展,民众社会心理动向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晴雨表”,社会心理也对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关注和研究社会心理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显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1]虽并未明确提出社会心理的概念,但是他们在相关研究中涉及对社会心理因素的分析和论述,并为社会心理的研究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基础。普列汉诺夫是第一个明确提出社会心理概念并将其纳入研究视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他看来,社会心理是社会存在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环节,一方面,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都由社会存在所决定;另一方面,“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特定时代的心理”[2]196,社会心理又是意识形态的前提和基本素材。列宁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从俄国的革命实践和现实需求出发,形成了关于社会心理的系列观点和理论探索,这些理论探索为我们理解社会心理的概念、特征和现实作用提供了科学思路,对新时代我们把握、理解和运用社会心理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列宁关于社会心理的直接论述较少,大多数的论述都是掺杂在其他相关内容中,比如他在批判资本主义哲学的相关论述中涉及了心理学的相关内容。他认为从哲学上来看,“心理的东西,即意识、表象、感觉等等”[3]238。与此同时,列宁在相关论述中还从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对社会心理的特点及其重要作用进行了阐发,这是唯物史观指导下关于社会心理的科学研究和理论成果。

    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主要是诞生和发展于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而资本主义学者关于社会心理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个人心理分析的角度和群体心理的角度,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列宁[4]109在对民粹主义进行批判时就指出:“唯物主义关于思想进程取决于事物进程的结论,是唯一可与科学的心理学相容的。”在列宁看来,唯物史观和心理学都是科学,而且二者是相互融合的,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从内在联系来看,一般情况下,人们只关注社会的心理状况是什么,而对形成这种社会心理的客观条件和原因则不关心,只有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才能深入剖析社会心理的现象及本质、事实与原因等,列宁[5]399指出:“拉甫罗夫和米海洛夫斯基的崇拜者们所考虑的只是受压迫的群众的心理,而不是那些正在改造着进行斗争的群众的心理的客观条件。”列宁在此指责那些崇拜者们只看到群众的心理变化,而不去对造成这种心理的客观原因和现实条件进行分析,认为这种做法是不能认清问题本质和根源的,他就是要改变这种做法,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把社会心理研究纳入唯物史观视野下。列宁[4]113以心理学的研究为例来说明米海洛夫斯基等人对马克思的妄加指责是多么的荒谬,“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议论什么是灵魂。……不分别说明各种心理过程,就不能谈论灵魂。” 可见,列宁认为,科学的心理学研究必须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下进行,即从现实的事物出发来研究心理过程,而不是从一般的心理理论和哲学理论出发来研究、解释和议论各种心理过程,否则就会得出错误的观点和结论,这是一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心理学研究所作的科学论述,也指出了心理学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共通之处。同时,列宁还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心理学做出过科学的研究,形成了真理性的知识,为后来者提供了重要指导。列宁[6]47就指出,只有经过革命斗争的实践教育,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知识,包括哲学知识、历史理论、政治知识和心理学知识等方面的真理。

    列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社会心理的特征进行了揭示和分析,赋予了社会心理研究以正确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规定,将社会心理放置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框架中进行分析,有助于揭示其本质特征。

    第一,社会心理的物质决定性。即社会心理的根本决定因素是社会实践的状况,由社会的物质基础所决定。列宁[7]304认为,社会心理的状况和发展受制于社会物质基础,物质需要的满足与否影响着社会心理的健康与否,“工人一旦失去这种物质生产基础,某些工人阶层就会摇摆不定,迷失方向,悲观绝望,丧失信念,这种情绪再同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公然的挑拨结合起来,就要发生一定的作用了。……对于这样一种情绪,我们已经给了某种程度的照顾。很明显,关于以一部分工厂产品奖励工人的法令,就是对这种植根于旧时代而同丧失信念和悲观绝望的精神状态有关的情绪所作的让步。”在这里,列宁指出物质基础不仅影响着工人们的社会情绪,还会影响到工人阶级理想信念和思想状态,为此,必须满足工人们的物质需要才能改善这种不良的社会心理,进而坚定工人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和理想信念。在另一段描述中,列宁[7]94也表达了物质基础对于社会心理的决定性作用,“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人们困苦到了极点,到处都是饥饿和贫穷,由此往往产生了消极的心理。我们不要怕如实地说出这种不幸和灾祸。正是这些东西妨碍群众迸发出热情。”在此,列宁认为贫穷和饥饿让人们产生了不良的消极心理,阻碍了人们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这样间接地表达了物质基础对社会心理的决定作用。总之,从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来看,一定的社会心理虽然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交叉作用,但从归根结底意义上来说,其最终决定性因素必然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

    第二,社会心理的民族性。列宁认为,社会心理会因各民族的各自不同的特点而呈现出不同的状态,社会心理具有显著的民族性,“帝国主义列强历来对殖民地和弱小民族的压迫,在被压迫国家劳动群众的心中不仅播下了仇恨,而且播下了对整个压迫民族包括对这些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不信任”[6]165-166。可见,在列宁看来,强势民族对弱小民族的压迫与剥削会带来社会心理层面的仇恨与不信任,因而在对待民族感情方面的问题时应该持谨慎小心的态度,民族情感在不同的民族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状况,特别是对待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民族,其民族感情可能尤其强烈,社会仇恨心理和不信任心理会愈加浓烈,因此共产主义者在处理这些民族心理问题时应当格外小心、愈加谨慎。同时,对于民族之间由于历史原因、现实原因、习惯差异原因等等产生的不信任心理,列宁认为应当持小心谨慎态度,并且在保持原则坚定性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适当让步,来调节和缓和民族不信任心理,“在力求实现各民族统一和无情地打击一切分裂各民族的行为时,我们对民族的不信任心理的残余应当采取非常谨慎、非常耐心、肯于让步的态度”[8]46。可见,消除民族间的不信任心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和使命,共产党人要保持持久耐心和谨慎态度。

    第三,社会心理具有继承性和历史延续性。列宁[7]53在论述中指出:“因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可见,在列宁看来一定时代的社会心理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继承性,这种社会心理是由这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等综合状况所决定的,要想改变这个时代的社会心理,就必须首先彻底地改变造就这种社会心理的一定时代的经济基础。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人阶级而言亦是如此,虽然他们在从事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但是旧社会的社会心理依然不能短时间内在他们的身上祛除,“工人同样保留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9]438。即使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工人阶级身上依然会遗留和沾染旧社会的心理,这不是一时能祛除的,而需要长期的斗争和历练。另一方面,列宁认为社会心理上的这种历史延续性在某些时候会阻碍社会的前进与发展,需要加以及时的改造,“同时,一部分工人群众由于守旧心理,自然会在一段时间内跟着这些资产阶级流氓走”[10]182。守旧心理的存在导致一部分工人未能认清时代发展的大势和正确的局势,进而跟随资本主义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对于这种守旧心理要有耐心地革除之。

    第四,社会心理的阶级性(或群体性)。列宁认为不同的阶级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生活境遇的不同会有着不同的社会心理,在《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一文中,列宁[7]90指出:“或者是握有生产资料的小业主,他们的整个心理状态和全部生活习惯都是资本主义的(它们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或者是心理状态完全不同的雇佣工人,即同资本家对抗、对立和斗争的大工业雇佣工人。”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着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特点,虽然表面上他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但是由于有着不同的经济际遇、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不同以及所面对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而使得他们的心理状况完全不同。所以,资产阶级的社会心理和无产阶级的社会心理是完全不同的,要建设和培育无产阶级的社会心理,就要直面和革除资产阶级的陈旧社会心理。另外,在列宁的相关论述中,还涉及了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农民阶级群众的心理、贵族的心理、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心理、小市民心理等不同的表述,都呈现了列宁对社会心理的阶级性的理解和分析。同时,在列宁看来,社会心理还具有群体性的特征,不同的社会群体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心理状况,他认为,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要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就“必须学会采取特别耐心和谨慎的态度,以便能够了解每个阶层、每个行业等等的群众的心理特点和特性”[6]187。在列宁看来,不同的社会群体有着不同的社会心理,必须学会了解和把握不同社会群体的心理特征,以十分谨慎和耐心的态度来做思想工作,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和宣传要把握他们的心理特征。

    列宁认为社会心理对历史的发展和一定时代的实践活动都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群体层面,也表现在个人行为和活动的影响上,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群体行为选择的重要影响。社会心理的重要作用首先体现在对一定群众的行为选择和实践活动的影响,列宁[11]240在分析小市民心理时指出:“因此很明显,只有像整个‘自治派’那样的小市民,才会拿担心丧失自治权作借口来掩盖自己的怯懦心理,掩盖自己不愿意为统一的、集中的土地革命而积极斗争到底的心理。”在这里,列宁指出小市民由于面对革命时所展现出来的怯懦心理,也正是这种心理的作祟,使得小市民丧失了革命性,不愿意为革命而积极斗争,不可能参与到革命的实践中来,这种社会心理对群体行为选择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即时的。

    第二,对社会发展大势的重要影响。《给瓦·弗·古比雪夫的信和美国来俄工人的保证书草稿》一文中,列宁[12]149要求来俄国工作的美国工人予以保证,其中最后一条指出:“我们保证时刻想到我们周围的俄国工人和农民由于饥饿疲惫而存在着极端焦躁的情绪,并竭力帮助他们,以便建立友好关系,消除不信任和忌妒心理。”可见,列宁认为社会情绪状况会影响到当时的人际交往关系和共同相处的状态,不良社会情绪的产生是源于基本物质需要得不到满足,不良的社会情绪和社会心理会严重影响社会形势的发展,影响到国家内部的稳定与和谐。

    第三,对群体中个人的制约作用。整个群体的社会心理对处于群体中的个人活动也产生制约和重要影响,列宁[13]142在致阿列克辛斯基的信中指出:“因为在那里同俄国隔绝得很厉害,无所事事和闲散无聊的心理状态,即神经过敏、歇斯底里、发泄不满和蔑视一切的心理状态,占了支配地位。在那里,您在工作上将会遇到与俄国国内的困难完全不同的困难。”列宁在此对阿列克辛斯基工作地点群众的社会心理状况进行了描述,并且指出在这种整体悲观、消极的社会心理状态下,阿列克辛斯基的各项工作将很难展开,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挫折,这也阐明了群体的整体心理状态对个人行动的制约作用。

    在为社会心理的理论分析提供唯物史观解析后,列宁进一步对社会心理进行多重维度的分析和研究,从历史宏观、个体微观等多个方面对社会心理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详致的阐发。

    列宁不仅从理论上厘清了社会心理的唯物史观基础,而且将其应用于分析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对社会心理的中介作用进行了阐发。

    第一,列宁辩证地研究了社会心理作为中介对个人行为选择和思想观念的双向影响。从个人层面而言,列宁认为个人的心理状况和变化会对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双方面产生影响。一方面,个人的心理状况会影响到这个人的思想观念和理性认知。列宁在回复高尔基的信中就阐述了这样的思想,他认为高尔基生活在充满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包围的环境下,会影响他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认知和自己的理性判断。“他们的情绪对您产生了很坏的影响……这完全是病态心理,它在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环境中变得更加厉害了。”[14]43可见,在列宁看来,高尔基所处的环境带来了他的心理的变化和情绪的变化,而这一不健康的心理和情绪造成了他对共产主义事业认知上的偏差与误解,也就是说,不健康的社会心理会影响和干扰了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性认同。另一方面,个人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特征会影响这个人的实践活动和现实选择。在《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中,列宁[15]350在批评斯大林的性格特征和他的错误行为选择之间的关系时指出:“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可见,在这里,列宁分析了斯大林的性格特点和心理特征,并指出斯大林的心理特征决定了他的极端行为选择,也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错误行为,个人心理对行为的重要影响可见一斑。从群体层面而言,社会心理对意识形态层面的理想信念具有支撑作用。列宁[15]86有过这样一段描述:“有些同志出于最崇高的共产主义感情和共产主义志向,看到优秀的俄国共产党人竟然退却起来而嚎啕大哭。”当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受挫向后退却时,一些同志用嚎啕大哭这种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悲伤与感情,对这种心理层面最直接的感情流露的描述间接地表达了列宁关于社会心理的重要观点,即社会心理对于理想信念的支撑作用,唯有以情感和心理认同为支撑的理想信念才能够更持久、更坚定,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和信念也是如此。显然,在列宁看来,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仅需要意识形态层面的理性认知,也需要心理层面的情感认同,而且理性的理想信念也需要以感性的心理为支撑,以情感的表达来维系和深化发展。

    第二,列宁认为社会心理是联结现实世界与社会意识的桥梁。列宁[3]44-45认为,感觉是外部世界(即物质)联系意识的中介和桥梁,他引用了波格丹诺夫的话,“他写道:‘从古代到现在,记述心理学一直把意识的事实分为三类:感觉和表象的领域、情感的领域以及冲动的领域’……感觉是意识生活的基础,是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列宁[3]45在这里赞同他的观点,指出:“都认为感觉的确是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是外部刺激力向意识事实的转化。”也就是说,列宁认为感觉是联结外部对象世界与人的意识的中介,感觉是外部现象在人的头脑中的第一印象,经过头脑的加工和改造成为人的意识,感觉和意识在列宁看来都是心理的东西,但是感觉更为直接地与外界相联系,意识是感觉的加工和升华。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在这里,列宁认为社会心理是联结社会现实与社会意识的中介,感觉作为感性层面的意识,它是理性的意识与社会现实的中介桥梁,既直接反映社会现实,又经过思维加工成为理性意识的原材料和素材。

    列宁认为社会心理在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并非唯心主义者所说的决定作用,而应予以唯物主义的解释。即“物质是第一性的。感觉、思想、意识是按特殊方式组成的物质的高级产物”[3]49。也就是说,物质是第一性的,作为心理要素的感觉和意识都是物质在人头脑中的反映。但是在诸多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看来,世界是由人的感觉即心理因素构成的,列宁[3]40在批判经验批判主义者时引用了马赫的言论,即“我们读到:‘用感觉即心理要素构成任何物理要素,是没有任何困难的,但不能设想,任何心理体验怎么可以由现代物理学所使用的要素即质量和运动(处在仅仅对这门特殊科学有用的那种僵化状态——的要素)构成。’”列宁[3]40对此持批判态度,他认为在马赫那里,第一,他不顾感觉是和物质过程相联系的事实,错误地把感觉当作第一性的东西;第二,除了那个大写的自我之外,它假定存在着其他生物和其他“复合”,这就破坏了物体是感觉的复合这一基本前提。认为把感觉而不是物质当做第一性,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心理要素不可能构成物质要素,应当是心理体验的产生依赖于物质的运动与发展,显然马赫的观点是错误的。心理要素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反映和特质,这才是正确的唯物主义观点,即“在于承认感觉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一种特性”[3]40。可见,在列宁看来,心理要素也是客观物质运动的反映。总而言之,社会心理是人们感觉和经验层面的东西,他并不否认其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与拥有内在逻辑和严密理论体系的思想理论体系相比,社会心理的作用显得渺小而微不足道,正如列宁[16]324指出的:“单是正义,单是群众对剥削愤恨的感情,永远也不会把他们引上通往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而恰恰相反,“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变成力量”。也就是说,只有作为科学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被群众接受和掌握,才能转化为巨大的现实力量,而人们出于心理层面的愤怒、情感并不能引导人民走上正确道路,至多只能在相应的时间内发挥一定的推动作用。可见,对于社会心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要辩证地分析,一方面,要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维度,从根源意义上将社会心理看作是由物质决定的;另一方面,要辩证地分析社会心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不能过高或者过低地看待社会心理的历史作用。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使得列宁拥有方法论的自觉,进而可以科学地分析和解释一定时代、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心理状况。在面对具体的实践问题时,列宁尝试对具体的社会心理进行细致地描述和阐发,以说明和分析一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实。如在分析劳动者为什么会产生错误的心理状态时,他认为在旧社会形成的心理惯性导致劳动者产生错误的心理认知,即资本家用饥饿等非常规手段来威胁和迫使劳动者为其劳动时,劳动者就产生了一种心理认知,劳动是被迫的,而且是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的,所以不劳动是对资本家的反抗和斗争,在这种基础上,必然造成这样一种心理:劳动者的舆论不但不追究不好好干活或逃避工作的现象,反而认为这是对剥削者的过分要求的一种必然和合理的抗议,或者说是一种反抗的方法。[17]134在这里,列宁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有偏差的社会心理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由于长期受剥削和压迫导致的惯性心理,其社会根源在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压迫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的经济剥削。可以看出,列宁从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出发,分析一定时代劳动者的社会心理状况,并指出这种社会心理的社会根源,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自觉运用,对社会心理的科学描述与分析,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社会心理分析提供了科学的范式和案例。同时,列宁从社会心理分析的角度对党的建设相关问题进行剖析和解读,开启了党的相关问题分析的社会心理学视角。“从心理的角度来看,很明显,同志间一切组织联系的中断,已经意味着相互间的怨恨和敌视达到了极点,变成了仇恨。”[18]273列宁认为党内的斗争应当始终以维护党组织的内部团结统一为基础,而不能造成党组织的分裂,一旦造成党组织的分裂,就会影响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而从心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分裂会带来党员同志之间心理上仇恨与敌视,党内斗争导致的组织分裂不仅会造成事实上的严重后果,降低党的战斗力,还会在心理上对党员形成伤害,带来仇恨。同时,无产阶级政党要想屹立不倒、取得人民的支持和认可,也必须从社会心理的角度了解人民、感受和认知人民的心理,正如列宁[18]219指出的:“左派政党要真正成为左派并无愧于左派的称号,它们所代表和所反映的就必须是下层人民——无产阶级和一部分城乡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心理状态,而不是‘社会人士’、不是一小撮形形色色怨天尤人的知识分子坏蛋的利益和心理状态。”可见,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政党只有了解人民的心理状况、代表人民的心理意愿,才能真正彰显党性和人民性,才能取得人民的心理认同与实际支持。

    列宁在实践中十分重视社会心理,不仅通过对社会心理的把握和引导来推动党的革命和建设目标的实现,还积极运用社会心理策略来推动党的思想宣传工作,进而增强各项工作的效果。

    列宁认为,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应积极主动掌握人民的心理,运用人们的社会心理来推进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其一,在革命时期,党应当积极把握和运用人民的心理来推动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为党的革命事业增添动力。在革命初始阶段,要掌握和运用人民群众既有的社会心理,“多少世纪以来,劳动农民养成了一种敌视和仇恨这些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心理”[10]273。在此,列宁认为共产党人应当积极运用农民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剥削者和压迫者的仇恨心理,把握这种天然的心理方面的契机来与农民结成同盟,为反抗压迫的斗争增加同盟者、凝聚革命的力量,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前进。在革命进程中,要同群众产生共情,以情化人,以感情凝聚革命和发展的力量。正如列宁[19]376指出的“要使无产阶级能引导农民和一切小资产阶级阶层前进,……必须以无产阶级感情体会一切劳动者的心理”。也就是说要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就必须以真情实意来体会群众的心理,以共情的方式取得群众的心理肯定和情感认同。再者,心理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内容,要引导群众树立积极的革命心理,点燃和激起各阶层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热情和情绪。列宁[20]279指出:“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要使群众摆脱以小市民心理为基础的自由派或激进派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就是要帮助群众摆脱旧社会的保守心理,祛除旧有的剥削阶级在群众心理留下的烙印。列宁[9]293在分析失败原因时还指出:“因为这些领袖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没有到群众中去进行革命鼓动、革命宣传和革命工作以克服群众的保守心理,因为这些领袖的活动实际上违反被压迫阶级群众中一直蕴蓄着的革命本能和革命倾向。”在这里,列宁批判革命运动中领袖没有尽到应有的心理引导职责,没有起到革命的心理动员作用,可见,列宁十分重视心理动员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推动作用。对于群众心理和情绪的正确引导是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重要动力和保障,正如列宁[21]52明确指出的:“革命时期和历史上普通的寻常的准备时期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群众的情绪、激愤和信念应当表现于行动,而且确实表现于行动。”不仅要有革命的情绪和心理,更要把这种心理转变为实际的行动,善于把群众的心理和情绪引导转化为革命的现实行动也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的重要方面。

    其二,在建设时期,列宁认为在推进党的政治政策时应当尊重和顺应民众的心理。一旦有悖于人民的心理诉求,党的政治主张将得不到贯彻和执行,进而取得不了预期的效果,甚至产生相反的后果,他说:“只要搞一点强迫,这种心理因素就会破坏和损害中央集权、大国家和统一语言的无可争辩的进步作用,使之化为乌有。但是,经济比心理因素更重要……难道不相信经济的力量而想用警察坏蛋们的棍棒来‘加强’经济吗?”[22]379在这里,列宁反对邵武勉等人在推行俄罗斯国家语言时使用的强迫手段,认为这种强迫做法会影响到少数民族的社会心理,产生抵制和逆反心理。同时,列宁也指出经济因素比心理因素更重要,强调了物质基础决定社会心理发展的观点,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进一步阐发。因此,通过采取经济的手段和方式更能、更容易让群众接受党主张,但是心理策略的使用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列宁[6]187认为,在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时,要时刻以谨慎小心的态度了解和把握不同社会群众的社会心理特征,进而使得意识形态宣传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对于群众的思想教育和宣传,“则必须学会采取特别耐心和谨慎的态度,以便能够了解每个阶层、每个行业等等的群众的心理特点和特性”。

    列宁把社会心理建设当作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予以重视和强调。其一,列宁对当时的统治阶级利用心理操纵对群众进行控制的行径予以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他针对军队中的心理操纵批判性指出:“军事长官竭力要把“灰色畜生”头脑中的活的思想和人的感情统统打掉,向他们灌输盲目服从的心理以及对‘外部的’和‘内部的’敌人毫无理性的疯狂的仇恨情绪。”[23]106列宁在此借助对军人心理状况的分析,揭示了统治阶级的心理操纵行径。认为他们把军人训练成任自己摆布、为自身利益服务的机器和工具,给他们灌输盲目服从的心理,在日常训练中磨灭他们自身的情感和思想,使其完全成为无理性的、盲目服从心理的、无感情和思想的战争工具。对待普通的群众,统治阶级又何尝不是采用此种心理操纵的办法,列宁[20]228指出:“立宪民主党在整个竞选运动中都旨在用黑帮危险来吓唬群众,用来自极左派政党的危险来吓唬群众,他们适应小市民习气、适应小市民的怯懦心理和消沉情绪,使小市民相信立宪民主党是最安全、最谦虚、最温和、最谨慎的党。” 他还说:“愚昧无知的被吓倒了的小市民会去投立宪民主党人的票,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左派联盟反感,对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反感,而是因为撒谎的立宪民主党报刊给他们灌输了担心选票分散的心理。”[20]358立宪民主党人利用和操纵小市民的社会心理获得小市民的选票,这种心理的控制给社会民主党人造成选票上的丧失,使得革命斗争处于被动之中,列宁对其表示了忧虑和担心并予之批判。总之,列宁的揭露和批判为理解和分析阶级统治社会的社会心理操纵提供了新的思路。

    其二,列宁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需要社会心理方面的建设。列宁在对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任务和使命的陈述中,指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即特殊任务)便是照顾和安慰某些特殊群众的社会心理,帮助他们形成健康的社会心理、正确的社会心理和积极的社会情绪。列宁[6]391指出:“对在苏维埃或党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而产生心理上的危机的所谓反对派的人们分别加以关心,甚至往往要像医治病人那样对待他们。”可见,在他看来,安抚心理上受到挫折和创伤的群众,是新成立的苏维埃国家的重要任务,而监察委员会则是这一特殊任务的承担者和实施者,采取说理的方式对其进行思想教育和心理疏导,并且为他们安排符合心理特征的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列宁已经把社会心理建设纳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面。

    列宁通过对社会心理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明确了社会心理的阶级属性,据此,他提出了要培育属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心理的观点和要求。其一,要利用资产阶级的社会心理建设成果来培育无产阶级的心理,“只能用在资产阶级环境中培植起来、因而必然渗透着资产阶级心理的文明机构(因为这里说到的人才是文明机构的一部分)来建立共产主义”[9]403。可见,在列宁看来,资产阶级心理是无产阶级心理形成的重要基础和环境条件,要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直接面对这种心理环境,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所在,但也是基础和保证所在。同时,无产阶级要摒弃资产阶级的错误心理,改造资本主义社会遗留的心理习惯,“共产主义者就不能有这种心理和情绪。……反对‘我赚我的钱,其他一切都与我无关’的心理和习惯的教育”[6]306。资产阶级的心理和习惯是剥削者的心理与习惯,无产阶级要摒弃这样的错误心理,建设无产阶级的社会心理。

    其二,要培育具有无产阶级特征的阶级心理。列宁针对当时很多非无产阶级分子混入无产阶级政党队伍的状况,提出要延长入党预备期的建议,并且指出对工人的界定首先应当是具备无产阶级的心理,“我们必须大大延长预备期……如果工人的预备期仍为半年,那么为了不自欺欺人,绝对必须确定‘工人’这个概念,使这个概念只适用于那些确实由于自己的生活状况而必然具有无产阶级心理的人”[15]19。显然在这里,列宁认为具有无产阶级的心理是入党的首先条件,具有无产阶级的心理同样也是形成无产阶级意识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被无产阶级接受和容纳的心理基础。

    列宁不仅为社会心理的研究奠定了唯物史观基础,也为我们对社会心理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提供了思路和启示,在新时代社会心理问题不断凸显的背景下,不仅要高度重视社会心理的理论研究,进而有效引导社会心理的发展方向;而且要从实践问题出发,利用社会心理分析方法来解决现实问题。

    进入新时代,我们需要高度重视社会心理问题,加强社会心理建设,促进民众良好的社会心态。其一,高度重视社会心理问题及其衍生的问题,加强社会心理建设。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24]指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社会心理问题如果不加以有效地引导和处理,容易在长期衍化中变大和扩散,有时候甚至呈现出群体传染的状况,在负面社会心理干扰下,触发一系列现实矛盾和社会冲突,破坏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为此,必须加快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一方面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及时有效的社会心理治疗和服务,另一方面可以在民众心理问题出现的早期将其消解,阻断其扩大和延伸的可能性。其二,要引导社会心理动向,培育民众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民众的社会心理动向一方面源于现实生活的生产实践和交往活动,是社会现实的感性反映,因此,要“在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中切实关注群众对于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的社会心理诉求”[1] ,采取各种措施以增强群众的“三感”。另一方面则有赖于党和政府的有效引导和主动塑造,在思想宣传工作中积极塑造“正能量”,及时有效地疏导社会负面情绪,以正面引导的方式培育民众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可以从总体上缓解社会心理问题。具体而言,如正面舆论宣传中对具有“正能量”的典型和榜样人物的塑造和宣传;对引发民众负面社会情绪事件的及时处理和有效解决;通过文艺作品创作对民众情绪的引导等。

    列宁在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十分重视各个时期民众的社会心理动向,以体察民情、感受民心、顺应民需的方式来推动党的各项事业,在新时代亦该如此,要始终把握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动向,以尊重民众心理特征和顺应民众心理诉求的方式来推进党的事业建设和社会发展。其一,要充分把握民众的社会心理诉求,并融入党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规划中。一定时期的民众社会心理诉求代表了此时的民意和历史大势,如果党的事业不能够顺势而为则会因违背民意而被历史所摒弃,在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于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的社会心理诉求日益增加,党的各项事业就应该围绕这些心理诉求而展开,通过加速实现美好生活、促进人民安居乐业来增强人民的幸福感,通过推动社会稳定和谐、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来提升人民的安全感,通过公共产品的供给和人民利益的不断实现来增强人民的物质获得感和精神获得感,在人民的社会心理诉求得到充分满足的同时,党的各项事业也会蒸蒸日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也会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其二,要充分掌握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特征,以符合民众心理预期的方式来推进各项工作。不同的社会群体由于生活经历、物质状况、生活环境等相异而拥有不同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特征,党的基层工作者在推进党的具体工作时,就必须把握不同群众的不同心理特征,以符合他们心理特征的方式来推进工作,如在党的意识形态宣传中,就需要以合乎群众心理特性的宣传手段来进行,这样才能让党的宣传更加深入人心,即在工作中要“增强党和群众之间的情感共鸣,运用情感沟通和情感策略促进意识形态工作效果质的提升”[25],打通党与群众的情感通道,就会从质上提升党的思想宣传工作和其他工作。

    列宁在实践中就曾运用社会心理分析的方法来对现实中的某些事件进行释疑解惑,从分析其社会心理根源入手,并提出相应的社会心理策略和办法,为认知和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在新时代党的各项工作中亦要善于利用社会心理分析的方法来应对和解决现实问题。其一,借鉴和学习国外社会心理学相关的理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话语体系。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具有不同的群体心理特征,也需要具有本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加以描述和表达。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心理的理论研究领域取得了领先的地位,我们需要加以学习和借鉴,但是一定要立足于本国特色,凝练中国话语,以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话语来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进行研究。其中,尤其要借鉴和学习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社会心理进行的理论研究,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的理论研究更具科学性和价值性,也能为中国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本土的社会心理理论体系提供有益启示。其二,以理论结合实践的方式推动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处于转型发展期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不断浮现和凸显,而这些现实问题的发生有一部分就根源于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如在对大学生群体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时,就需要高度关注大学生的情感因素和社会心理状况,才能更好地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26]。对社会问题进行社会心理方面的分析则有助于矛盾的化解、问题的解决,社会心理分析方法也逐渐成为社会研究者们观察和研究社会现象的重要方法。

  • [1] 左路平,吴学琴.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社会心理底蕴[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2):1-9,81.
    [2]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M]. 北京:三联书店,1962.
    [3] 列宁. 列宁全集(第1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 列宁. 列宁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 列宁. 列宁全集(第1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6] 列宁. 列宁全集(第3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7] 列宁. 列宁全集(第4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8] 列宁. 列宁全集(第3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9] 列宁. 列宁全集(第3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0] 列宁. 列宁全集(第3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1] 列宁. 列宁全集(第1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2] 列宁. 列宁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3] 列宁. 列宁全集(第4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4] 列宁. 列宁全集(第4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5] 列宁. 列宁全集(第4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6] 列宁. 列宁全集(第3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17] 列宁. 列宁全集(第3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8] 列宁. 列宁全集(第1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9] 列宁. 列宁全集(第3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0] 列宁. 列宁全集(第1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1] 列宁. 列宁全集(第1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2] 列宁. 列宁全集(第4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23] 列宁. 列宁全集(第1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4]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 人民日报,2017-10-19(2).
    [25] 左路平,吴学琴.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心理分析及其启示[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4):77-84.
    [26] 邢华超. 短视频场域高校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现实境遇与实践指向[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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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稿日期:  2024-02-23
  • 刊出日期:  2024-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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