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义创新包括新词语的构建和原有词语的意义延展，是词汇语义学研究对象之一。词汇语义学是研究词汇意义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源于中西古代哲学。当代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对于词汇语义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能指与所指的划分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述以及符号与符号之间组合与聚合关系的论述对于研究词语与现实的关系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我国古代的名实之辩也引发了持续至今的汉语词汇语义研究。

后索绪尔语言学的发展进一步深化了词汇语义研究。语用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都认为客观主义语义观指导下的语义研究忽略了人的主观因素和语境因素，认为意义发生于人与人、人与环境的互动，词汇意义不仅具有规约性也有创新性。

持不同的语义观自然会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本文先简要述评过去的词义研究范式，然后阐释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意义进化论。在此基础上, 从种族演进视角探析词义创新的内涵和方式，再以《三国演义》中“马”的类指、具指、专指、喻指意义的语境化为例，从语篇发生视角探讨词义创新在语篇意义构建中发挥的作用。

一.   词义研究范式述评

“范式”（paradigm）指“一种由诸多概念、假设与方法构成的框架，在此框架中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从事他们的研究。当某一范式需要变化或转型时，就会发生一场科学革命”^[1]723。随着语言学范式转换，语义研究呈现了多种研究范式。从研究对象着眼，有语言学的语义学、逻辑学的语义学、哲学的语义学、普通语义学^[2]。语言学的语义学分为结构语义研究、形式语义研究、认知语义研究^[3]。

Halliday & Matthiessen ^[4] 梳理出两种语义研究走向（orientation），即哲学—逻辑学走向和修辞学—民俗学走向。下面依此划分述评两种走向词义研究范式的观点、方法、成就及局限。

一   哲学—逻辑学走向的词义研究述评

这一词义研究范式见于逻辑学的语义研究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语义研究，取得的主要研究成就是词义的分类、词义的分析、词义关系分析和语义普遍性的探究。

1   词义的分类

逻辑语义研究将词义分为外延（denotation/reference）与内涵（connotation/sense）。前者指一个概念的指称对象范围。后者指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1]。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词义分类更精细。Leech^[5] 划分了7类词义：（1）概念义（conceptual meaning ）；（2）内涵义（connotative meaning ）；（3）社会义（social meaning）；（4）情感义（affective meaning）；（5）反映义（reflected meaning）；（6）搭配义（collocative meaning）；（7）主题义（thematic meaning）。其中（2）~（6）都属于联想意义（associative meaning）。这样看来，虽然里齐的词义研究属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语义研究，但实际上借鉴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言功能理论。主题意义不是词语内在的意义，而是在语篇意义建构中方具有的意义。里齐的语义划分对于语篇分析和翻译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   词义的分析

西方传统语义学和我国的训诂学都将词义当作一个囫囵的整体。20世纪40年代开始，受音位学区别性特征分析方法的启示，义素分析法（componential analysis） 被用来分析同语义场的词义。Riemer^[6] 分析了英语名词chair, armchair, stool, sofa, beanbag和动词sell，steal，give，swap以及德语的6个声音词的义素。里齐将词的义素分析形式化描写称为语义公式（semantic formula），其中大写的是义素的标记符号^[5]，例如：

man: +HUMAN+ADULT +MALE

woman: +HUMAN+ADULT- MALE

father: +HUMAN +ADULT+MALE →PARENT

义素分析法的显著优势是将原本看来是囫囵的整体的词义分解为若干组成要素，可以直观地看到词义之间的差异不是整体上不同，而是在某个语义要素上不相容。这种词义分析法还有助于理解内涵与外延的关系。father 的语义成分包括了man的语义成分，说明前者的内涵比后者的内涵多。然而常识认为man是father的上义词，这是着眼于词的外延来认识的词义关系。

义素分析法被用于汉语词义的分析。贾彦德^[7] 分析了部分汉语亲属词、军衔词、服装词的义素。举例如下：

鞋：+穿在脚上-有筒+着地

靴子：+穿在脚上+有筒+着地

袜子：穿在脚上+/-有筒-着地

这样的分析结果可以用句子来检验：

（1）这双鞋/靴子/袜子合脚。

（2）这双靴子/袜子的筒高不高？

（3）*这双鞋的筒高不高？

（4）路不好走，鞋/靴子上踩了很多泥。

（5）*路不好走，袜子上踩了很多泥。

从以上实例可见义素分析法的优势，但同时也看到它的局限。义素分析法不能用来分析不属于同一语义场的词义。

3   词义关系分析

词义关系是词汇语义学持续已久的研究对象，传统语义学分析了词的同义关系、反义关系、上下义关系、整体部分关系等。此类词义关系早已成为常识，然而，里齐依据其词义分类研究的结果进一步深化了同义和反义关系的分析。他将同义词再细分为方言同义词（autumn/fall）、文体差异的同义词（policeman/cop）、语域差异的同义词（salt/sodium chloride）、情感差异的同义词（beauty/siren）和搭配差异的同义词（assassinate/murder）。他将反义词再细分为梯度反义词（large-small）、互补反义词（male-female）和互逆反义词（push-pull）。梯度反义词可以用程度副词修饰，可以用疑问副词how提问。通常用how large, how tall, how fast 等组合来提问，而不用 how small, how short, how slow 来提问，因为后一种组合含有语用预设。里齐称后一种组合为语义标记现象^[5]。

4   语义普遍性的探究

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的威尔兹比卡致力于语义普遍性的探究^[8]。她的基本假设是：只有确定概念元素（conceptual primitives）才能描写语义；观察自然语言中都普遍存在的最基本词语和语法范畴就可以找到普遍的概念元素；这些人类共有的概念元素可以解释语义普遍性（semantic universalism）。

她和她的合作者从1972年开始这项研究，最初提出14个概念元素，1977年增加到27个，1993年达到37 个，1996年到55个。她们所列出的普遍性词语包括名词、动词、代词、形容词、量词、情态动词、连词等。 她认为这些词语可以表征人类最基本的概念体系，它们可以用来生成更复杂的概念。

然而，她的专著中没有阐述选择这些词语的标准，也没有给出这些英语词的其他语言对应词。另外，在普通名词类中只列了people。无论哪个民族都得果腹，是否所有自然语言中都有表达食物的词呢？

可见，语义普遍性的探究还处于萌芽阶段，概念元素假设难以验证。在自然语言描写还不充分的情况下，语义普遍性探究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威氏承认她的专著是一部激进普遍主义的尝试，并且明确指出，她完全接受洪堡特的观点，虽然自然语言中存在语义普遍性，各个语言的语义系统都是那个文化特有的^[8]15。

5   小结

从以上简要回顾可见，哲学—逻辑学走向的词汇语义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洞见了词汇意义的诸多规律。然而，这一研究范式持客观主义意义观，认为词义的本质是符号与世界的二元关系^[5]。这种观点导引下的词汇语义学是“无语境”的意义研究模式^[9]。这样的词义研究忽略词义的创新性。虽然里齐提到了词义创新，但认为词义创新只发生于科学和诗歌，没有展开论述^[5]。

这一研究范式的研究方法基本囿于内省法（introspection）。这或许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任何科学工作者都必须采集资料。……如果研究的领域是语义，那你必须到意义的所在地去。意义就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去采集资料就必须内省”^[10]4。内省的确可以解决“可及”的问题，但是内省是研究者个体心智活动，其思辨结果尚需以其它方法佐证^[11]。

二   修辞学—民俗学走向的词义研究述评

1   语言、思维、文化的关系研究

洪堡特论述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认为不同的语言隐含不同的世界观^[12]。孔狄亚克在《人类知识起源论》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语言就是每一个民族的性格和特点的一幅真实写照。在这幅写照里，人们可以看到，在每一民族中自会形成一种各不相同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差异随着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越少而相应地越多”^[13]235。这一观点激发了沃尔夫这名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学士对语言研究的兴趣，他在萨丕尔（Sapir）的支持下获得了项目资金，先后实地调查了阿兹台克语、玛雅语和霍皮语，提出了语言相对论，后来被称为沃尔夫假说^[14]。其观点是语言符号系统不仅是用来表达思想的工具，它也在塑造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沃尔夫假说引发了一些语词比较研究，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柏林和凯关于基本颜色词的比较研究^[15]。他们用诱发法获取98种语言中的基本颜色词，要求被试用母语说出卡片的颜色，汇总后进行统计。结果发现，这些语言中基本颜色词最少的只有2个（黑、白），最多的有11个。此项研究的目的是要证伪沃尔夫假说，认为极端语言相对论忽略了语义普遍性的存在。他们认为此项研究的结果证实了语义普遍性的存在。然而，他们的研究方法存在瑕疵。一是有的语言的被试人数太少，汉语的被试只有一位。二是颜色卡片的选择只基于英语颜色词，不能覆盖有些语言表征的基本颜色。例如，阻尼语（Zuni）有两个指代黄的词，一个指涂加上去的黄，另一个指成熟或老化所致的黄^[16]。此项研究发现不同语言的基本颜色词系统不同，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词义的民族性。语义的普遍性和民族性同时存在，普遍性存在于词义的“原子”层，民族性存在于词义的“分子”层^[17]。

2   认知语义学研究

认知语言学家们摈弃客观主义意义观，主张经验现实主义意义观。雷可夫^[18]指出，客观主义意义观不能解释意义的实质，因为语词不直接与外部世界范畴对应，客观世界中根本不存在可供对应的范畴。他以颜色为例佐证他的观点。颜色存在于人与世界的互动，离不开人的视觉，颜色范畴是人认知的产物，是群体共识，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密切相关。语义观的转变引发了词义研究范式的转换，王寅称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为语言学的第三场革命^[19]。认知语言学的词义研究成果颇丰，限于篇幅这里重点述评关于范畴化、概念映射和概念整合的研究成果。

范畴“是指思想、语言和实在的基本的和一般的概念”^[1]142。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论述了十大范畴：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和遭受。“外延较大的种可以被用来述说那外延较小的种。……指实体的如‘人’和‘马’；指性质的例如‘白的’^[20]11”。我国古代思想家也有类似的论述。墨子强调，“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21]29。墨子还论述了划分范畴的依据问题。“牛与马唯异，以牛有齿，马有尾，说牛之非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无有。曰牛与马不类，用牛有角，马无角，是类不同也。若举牛有齿，马有尾，以是为类不同也，是狂举也”^[21]28。这就涉及到如何界定范畴的问题。

传统的范畴观认为范畴可以用必要且充分的特征来界定。然而，认知语言学研究发现这种范畴观会导致逻辑悖论。以鸟范畴为例，哪些是必要且充分的特征呢? 如果[生蛋][有喙][有翅膀][有羽毛][能飞]是必要且充分的特征，那么鸵鸟和企鹅是不是鸟？如果认为是，那[能飞]是不是必要且充分的特征之一？如果认为不是，那与常识不符。

范畴原型（prototype）理论解决了上述问题。范畴原型是某一范畴的典型成员，它们具有相对更多的该范畴的特征，而非典型成员具有较少的特征。Rosch & Mervis^[22]和Labov^[23]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范畴具有向心性，范畴成员之间存在隶属程度差异。由于语言符号书写形式是离散（discrete）的，而世界是整体的，范畴作为识解经验世界的基本概念其边界必然是模糊的，不同语言的范畴体系必然存在差异。

隐喻是跨越范畴的认知方式，“是借用在语言层面上成型的经验对未成型的经验做系统描述”^[24]378，其典型表述方式为“S是P”，意谓的是“S是R”。Lakoff & Johnson 将概念隐喻分析为源域与靶域，跨域认知的过程是映射（mapping）^[25]。

概念整合理论认为整合（blending）是意义创新的根本途径。Turner ^[26−27]认为，新义衍生于与其关联的心理空间（mental spaces），并直接受其概念成分的影响。但是它就是它，好比一个孩子尽管继承了父母的生理特征但绝不是父母的拷贝。他强调，我们造不了银河系，但是我们的确创造意义。新意义常常生于言/作者的心智，有的影响他人甚至影响世界。

3   功能语言学的语义研究

功能主义语义观强调意义的主体间性，认为通过意义识解经验是在人与人互动中进行的。

“我们的观点识解的世界是语义建构产物——蕴含着人际视角。意义是共同建构的，相互的。 语义系统（语言系统的构成部分）为群体共有，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如此说来，我们的观点虽然近于雷可夫‘经验主义认知’，但仍有不同。区别在于：我们认为经验识解是在主体间进行的，既有符号性又有社会性”^[4]428。

功能主义主义语义观引导了一系列基于语篇实例的词义研究，探究词义在语篇意义构建中的功用^[28][29]。

4   小结

修辞学—民俗学走向的词义研究致力于探究词义的多元关系。认知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都聚焦于语言使用的研究。前者探究语言的认知功能和互动功能，在认知词义研究领域取得了发人深思的成果。然而，其个体视角的研究路径仍未能将语境因素纳入研究范式之中，所采用的语料限于词、句，鲜见有语篇内的词义描写与解释。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的使用单位是语篇（text/discourse），因此注重在语篇中观察、分析词义的创新和功用。两者对本研究都各有启示。本文的整体框架是在意义进化论启发下构建的，因此下面我们简要介绍这一理论。

二.   意义进化论

恩格斯指出，人是“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30]151-152。赫尔德也认为“语言是与人类一同形成、发展和繁衍开来的”^[31]122。维果斯基认为，“言语的主要功能是交流，也即社会接触。思维发展的真正方向不是从个人思维向社会思维发展，而是从社会思维向个人思维发展”^[32]23-24。

在进化论思想和社会建构主义心理学理论影响下，系统功能语言学提出了意义进化论（semogenesis）^{[33, 4]}，主张从多个维度阐释意义的发生和发展，包括种系进化维度、个体发展维度、语篇生成维度等（“There may be more, but these are the ones that matter here”^[4]17）。

这个理论从多维度阐释语义的生成和发展，具有科学性和解释力。然而，依据上文第一部分的论述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示例理论（theory of instantiation）^[34-35]，还应增加一个种族演进维度。语言符号系统在文化语境生成演进，为语篇生成提供资源。语篇是语言使用的实例，在情境语境生成以实现交际目的。语篇是鲜活的，它利用系统资源，也丰富系统资源。个体在社会文化环境中成长，个人的语言和思维发展直接受文化语境影响。

系统与语篇相互参照是观察分析语言现象的可靠方法。韩礼德明确指出，语法学家与语篇分析家的工作虽各有侧重，但都必须着眼于系统和语篇。不观察分析语篇，语法学家就缺少真实的语料；不参考系统资源，语篇分析家就无法评价所分析的语篇。换言之，只有参照系统提供的资源才能看出所分析的语篇利用了什么语义系统资源及其利用的效果^[35]。

三.   种族演进视角的词义创新内涵及方式分析

任何一个自然语言都是在文化语境中衍生发展的，其语义系统基于言语社团识解经验世界的共识。各民族都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世界之中，其自然语言的语义系统必然独特。邢福义将各民族通过自然语言所识解的世界称为“文化世界”。“语言不仅把某文化特有的世界图景传给后代，而且还把前人观察世界的方法[…]传给后代，从而影响到后代对于世界的认知和思维”^[36]244。然而，人类文明史由古至今都伴随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交锋、交融。自然语言之间相互影响。因此，我们从种族演进视角来探析词义创新需要用对比法，也需要历时比较法。

范畴化是认知的重要途径，因为在识解世界的过程中必须首先划分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吃，什么有利，什么有害。范畴化是一个创造过程，言语社团通过语言符号及其组合将经验世界识解为意义系统，正如王阳明所说，“一草一木皆有理”^[37]55，“万物皆备于我心”^[37]43。

基于范畴化的词义创新过程是一个语义、语法、修辞交织的复杂过程，下面分别阐述。

一   基于范畴化的词义创新内涵分析

1   范畴化过程词义的“划分”与“整合”

范畴化过程同时涉及词义划分与整合。词义划分的是事物，即词的外延；词义整合的是词的内涵。上文提到，墨子强调以类取，以类予。他还说到，“命之马，类也”^[21]26。“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21]29。公孙龙却认为白马非马，如果有人要一匹白马，牵来黄马就不妥。“马者，所以名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故曰‘白马非马’”^[38]47。他的《白马论》阐述了次范畴的存在。《坚白论》论证了“白”和“坚”是作为属性的客观存在。如此说来，白马是马的次范畴。“白马”的词义内涵比“马”的内涵更丰富，前者的词义具有整合性。同理，斑马、角马、野马都是马的次范畴，各自的词义都有独特的外延和内涵。但“海马”则不是，它是通过隐喻造的词（见3.2）。隐喻是跨越范畴的认知现象。

马：斑马；角马；野马；河马；海马

Horse: zebra; gnu; bronco/mustang; hippopotamus; seahorse

2   范畴的等级与词义精密度

自然语言中的范畴化和次范畴化是一种民俗分类法（folk-taxonomy）。自然界中的生物用界、门、纲、目、科、属、种来分类^[36].。这种分类法通常将范畴分为五个层级：unique beginner; life form; generic (basic) level; specific level; varietal level^[4]。例如，生物—动物—猴子—金丝猴—滇金丝猴。

范畴的等级划分产生了词义的精密度（semantic delicacy）^[4]。文化差异导致不同语言对于事物或关系的划分详略有别。例如，英语和汉语的餐具和烹调动词就存在较大差异。欧洲的饮食文化与中国饮食文化迥异，羹匙的功用较多，其划分更细致。英国人喝茶要放糖和奶，所以就需要tea spoon。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烹调技术，汉语中的烹调动词比英语的多，仅列几个如下。从英语的对应词可见，cook这一动作范畴中原来没有与所列的汉语动词对应的烹调动词。这说明汉语烹调动词范畴化的精密度更高，烹调技术更发达。亲属关系词的划分精密度差异更明显，央格鲁—撒克逊文化与中国文化关于血缘关系的不同认知决定了英汉亲属关系词的划分精密度迥异，下例中cousin对应汉语的8个亲属关系词。英语为母语者认为这些关系是同等的，而汉语为母语者则认为这些关系是有细微差异的。

羹匙：大汤匙/公匙；点心匙；汤匙；茶匙

spoon: tablespoon/serving spoon; dessert spoon; soup spoon; tea spoon

烹：汆；涮；炒；烙

cook: quick-boil; instant-boil; stir-fry; bake (in a pan)

亲属关系词：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兄；表弟；表姐；表妹

kinship term: (first) cousin

3   范畴成员的典型性

上文第一部分介绍了范畴原型理论，谈到范畴成员存在隶属度的差异。我们对比英语和汉语的一些范畴时不难发现，两种语言的范畴化存在一个明显差异：汉语的范畴模糊性和灵活度高于英语的对应范畴，导致一些英汉对应词的词义并不完全对应，例如， 斑马（zebra）、牦牛（yak）、犀牛（rhinoceros）、鲍鱼（abalone）、甲鱼（soft-shelled turtle）等。斑马这一名称将其指称的身上有条纹、形状像马的动物列入了马这一范畴，由于它不具有马的功用只用于观赏，在人们的心目中斑马是不典型的马。不过，斑马一词在交通领域却发挥了作用，斑马线（zebra crossing）是交通符号的典型成员。 鲍鱼是贝类动物，英语中abalone是一种shellfish。在中西饮食文化中鲍鱼都是高档食材。甲鱼（鳖）这种动物在中国饮食文化中也是高档食材，所以在汉语中成为鱼范畴的边缘成员，而在英语中turtle与fish风马牛不相及。语言之间范畴典型性不对应的事实说明，范畴化是与文化语境紧密相关的认知过程。

牛：黄牛；水牛；牦牛；犏牛；瘤牛；羚牛；犀牛

cattle: ox; buffalo; yak; zebu; takin; rhinoceros

鱼：鲤鱼；草鱼; 鲈鱼; 鲑鱼；鳟鱼；鲳鱼；鲍鱼；甲鱼

fish: carp; grass carp; perch; salmon; trout; butterfish；abalone; soft-shelled turtle

二   基于范畴化的词义创新体现方式分析

从英汉对应的范畴及其成员的词语可见，基于范畴化的词义创新是认知深化过程。其体现方式有三种。

一是复合法，即利用既有的词或词素构成新词，如斑马、角马、野马、海马、sea horse、grass carp、butterfish等。

二是译借法（calquing）^[4]298。英语烹调术语中没有与汆、涮、炒、烙等对应的动词，要借鉴这些烹调方法就需要有相应的动词表达这些操作过程，于是就利用既有词来造新词或词组，如quick-boil、instant-boil、stir-fry、bake (in a pan)等。汉语采用译借法造的词远远多于英语。汉文化曾是相对封闭的内陆文化，当引进域外事物时就需要用汉语既有的词或词素造新词，以满足交流的需要。非洲一些动物的汉语名称就是采用译借法造出的词，如斑马、河马、长颈鹿、犀牛、珍珠鸡等。

古代汉语的词义范畴化结果是出现了大量的会意字。《尔雅》^[39]是一部“正名之书”，把所收词条分成19个义类，是一部研究汉语词义演变的好书^[40]。其中的“释畜”义类列出了马这一范畴的不同颜色的马。例如：骆，白马黑鬣；骓，苍白杂毛；駓，黄白杂毛。这些会意字都表征不同特征的马，它们都是由词素组合而成，都属于词义创新。

“现代汉语的双字词的语义幅度比单字词的语义幅度缩小，从而使所指（signified）缩小范围，意义更为明确”^[41]691。从范畴化角度来说，双字词更能凸显指称对象的属性特征。同时，双字词更便于语言学习者记忆。

三是隐喻造词法。汉语和英语都利用此法构建下位范畴，例如海马（seahorse）等。这种小型海洋动物的头和颈长得像马，因此得名海马。在科技领域常有类似的词义创新，“马力”（horsepower, 缩写为HP）就是很典型的例证。1马力是“在标准重力加速度下，每秒钟把75 kg的物体提高1 m所做的功”^[42]868。类似的基于隐喻的科技词语很多，如漏斗颈（filler neck）、曲柄臂、柳叶刀、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highway）等。这样的科技词语都以自然语言的范畴化为基础，通过概念映射的认知机制实现词义创新。

本部分从文化演进视角探究词汇语义系统的拓展，聚焦于范畴化过程的词义创新内涵及其体现方式。这是从语言作为系统着眼来探究词义创新这一认知深化过程。下面从语篇发生视角来探究情景语境下词义运用的创新。

四.   语篇生成视角的词义语境化创新探究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篇是以系统提供的资源在情境语境中生成的，有明确的交际目的。语言反映现实，建构现实。任何一个语篇的生成过程都是一个创造过程。从一则广告到一部长篇小说的生成无一不是创新的过程。语篇意义建构过程是一个连续选择的过程，就小说创作来说，作者必须从交际目的出发进行主题、架构、情节、人物、风格、句式、词汇等多层面的选择。

上文阐述了词义的划分和词义的创新，讨论了“马”范畴的词义创新。在情境语境中，可数名词的指称意义有类指（generic reference）和具指（specific reference）之分^[43]。这样的语境化的词义运用在英语中由冠词来标示，而在少有形式标记的汉语中类指与具指的划分只能依据情境语境或上下文来辨别。下面以《三国演义》中“马”的词义运用为观察对象，讨论词义语境化如何服务于语篇意义建构。

基本假设是：在冷兵器时代，马是陆战取胜的要素之一，所选文本中频繁运用了马这一词项；书中具体战斗情境的描写必然多采用“马”的具指意义，而战斗准备及兵力调动等的叙述可能会多采用其类指意义。

分析方法为：先仔细阅读所选文本，摘录所有含有“马”的表述（人名、地名等除外）；将所摘录的表达式进行分类；根据上下文判定每一类表达式中该词的指称意义为类指还是具指；计算该词在文本中两类意义的发生比例;讨论两类词义的选择与文本意义建构的关联。

我们摘录到11种含有“马”的词语，根据上下文判定为类指意义的标记为G, 具指意义的为S, 分述如下：

（1）马（G）：“百官无马，皆随驾步行。”（第十四回）。此类用法出现231次。

（2）限定词+马（S）：此马、那马、其马等，共189次。

（3）修饰语+马（G）：好马、骏马、良马、瘦马、秃马、劣马、无鞍马、千里马、卷毛赤兔马等，共51次。

（4）两字复合词（G）：人马、军马、兵马等，共596次。

（5）功能性称谓（S）：探马、哨马、流星马，报马、弩马等，共91次。

（6）整体部分关系词（S）：马头、马尾、马项、马背、马脑、马蹄、马眼、马肉、马革、马舌头等，共20次。

（7）多字复合词（G）：马缰绳、陷马坑、绊马索、马嚼环，马弓手等，共9次。

（8）马+方位词（S）：马上、马下、马前、马后等，共126次。

（9）专有名词（S）：赤兔马、的卢马等，共95次。

（10）动词+马（S）：拍马、拨马、勒马、夺马、跃马、纵马、骤马、策马，立马（“公横刀立马于桥上。”）（第二十七回）等，共1232次。

（11）成语（G）：人困马乏、兵强马壮、犬马之劳等，共22次。

全书共出现2662个含“马”的表述（平均每章回出现22.1次，每页2.5次。），其中类指用法共858次，占32.2%，具指用法1 804次，占67.8%。这个统计结果显示，语境化的词义运用是作者构建语篇意义的重要手段。《三国演义》是白话文与文言文兼用的历史题材小说，主题凝重，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战事频繁。伴随着主要任务的描写和战斗场面的叙述，出现了大量的涉及马的描写，使故事活灵活现。第10类表述共用了56个不同动作的动词，这些动词与马的搭配性描述生动地呈现了战斗场面，读起来很有画面感。更能显示作者功力和想象力的是关于赤兔马的描写。该马原主人是董卓，两次被作为重礼馈赠而易主，最后成为关羽的坐骑。它身经百战，在危机时刻从深水中神奇地腾跃救主。其故事贯穿多个章回。“木牛流马”也着墨颇多，这种似马非马的神秘运输工具令魏军迷惑不解。其制作工艺的描述及战场上奇妙的作用发挥显示了作者极丰富的想象力，令读者叫绝。这个名称属于隐喻造词。

总之，“马”的类指、具指、专指、喻指词义的语境化运用有效地服务于这部宏大叙事小说的语篇意义构建，从一个侧面彰显了罗贯中的“演义”功力和匠心。词义创新发生于语篇创作过程，源于作者的创新思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44]26。

五.   结语

本文从哲学—逻辑学和修辞学—民俗学两个走向简要述评了词汇语义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和方法。以意义进化论为指导，从种族演进视角探究了词义创新的内涵和体现方式，再从语篇发生视角探究了词义创新的语境化，试图以系统与语篇相互参照的方法探究文化语境和情境语境下词义创新这一认知深化过程。

词义创新反映文明的进步，是理论创新的文字体现。“现代化”建设目标适时转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探究词义创新的规律有利于深入理解理论创新。对词义创新内涵和方式的认识有助于提高语言学习者运用所学语言进行跨文化交流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也对词语翻译实践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