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着眼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提出了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倡议。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1]15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首次明确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之后又数次在重要场合强调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多次隆重“出场”，科学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课题，也彰显出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宽阔胸怀和大国担当。近年来，学界广泛研究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历史演进、生成逻辑、深刻内涵、时代价值、现实意义^[2−3]等相关问题，阐释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传统文化根基^[4]，并结合“中国式现代化”^[5] “人类命运共同体”^[6]“西方普世价值”^[7]等概念进行了理论探析。但目前研究大多立足中国来探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相关问题，没有把它置于一个更宏阔的国际视野中去研究。作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价值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迫切需要“走出去”，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8]46。国际传播效能是一个认知不断深化的过程，需要经过倡议、动员、理解、接纳等具体步骤，才能有效产生同一性。中国需要向外讲好中国故事，全面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传递好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赢得国际话语权；其他行为体需要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更加便捷地了解中国信息，明白中国的意图与中国的态度，更好地与中国交往。^[9] 提升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效能，必须着力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拓展传播媒介和技术手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价值基础。本文拟从推进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的必要性入手，阐明其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并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发现当前国际传播方面面临的现实困境，以期为进一步促进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取得实效提供破题思路与路径选择。

一.   推进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的重大意义

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关系，国际秩序转型和新型国际关系重构需要全球各国通力合作、共同探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不仅仅是一个价值理论指向，更是一种现实实践选择、时代迫切需要。

一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价值基础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人类存在着共同利益，必然产生共同的价值诉求。而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世界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和时代挑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依靠自身力量独立解决这些难题，人类迫切需要共同的价值引领和理念倡导，来找到解决问题切实可行的方案。中国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相连。从理论层面看，共同体的形成需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客观物质要素，即人们在普遍交往中形成的共同物质利益关系，即“类的共同利益”；另一个是主观精神因素，即人们在普遍交往中形成的共同价值归属关系，即“类的认同”。^[10] 它们分别构成共同体形成的物质基础与精神归属。较之于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属于共同体的高级形态，构建这样的共同体更需要共同价值的引领和支撑。如果没有“类的认同”，没有一个共同的、普遍认同的正确共同价值观作为共同体的集体意志，就不可能真正形成一个团结稳固持久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在共同价值的引领下，人们达成广泛共识，推动各国、各民族超越狭隘利益计较，自觉按照人类长远根本的发展需求来搭建公平合理、健康有序的全球治理体系，才能构建一个高度和谐的、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

从现实层面看，当今世界进入万物互联时代，人类交往活动日益频繁，经济联系愈加密切，关系交织越发紧致，必须着眼于现实实践解决人类发展的时代难题。在历史进程中，各国发展的根本目标往往容易以本国为中心，基于自己设定的利益目标为考量，就很可能出现矛盾、冲突、较量甚至战争的行为，进而演变成一种弱肉强食、恃强凌弱的国际关系。比如，世界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升级，这种冲突往往以两个国家、两个地区之间的冲突为表征，但却关系整个世界政治格局及国际安全秩序的走向。危机之下，一些西方国家非但不采取实际举措缓和局势，反而通过武器援助、大规模制裁等手段导致局势不断恶化，既破坏了地区和平，也使其他地区和国家受到牵连。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使战火没有波及到其他国家，但世界各国都不得不考虑如何应对地缘政治危机可能带来的冲击和难题。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在现实层面必须依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才能凝聚起各国共识，共担责任，共享发展，引导和推动全球治理朝着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的方向前进。

二   为应对敌对势力的有心污蔑提供价值澄清

长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先发优势，在国际社会主导着全球治理体系和政治话语权利。他们善于将自我价值包装为“普世价值”，宣扬世界上存在一种适用于一切民族、阶级和国家的普遍适用、永恒存在的价值。但事实上，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并不代表人类道德评价的普遍性或共性，而是特定价值观及其背后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必须与西方“普世价值”划清界限，避免陷入到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和误区中。因为西方“普世价值”所宣扬的是剥削和压迫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并用自己的特定模式和特定标准制定了一套评价体系，公开或隐蔽地向其他国家强行推销这些模式，最终目的是为了攫取更多的利益。

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的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充分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而不是要求每个国家必须遵循统一的价值标准，也不是一种或少数文明的单方主张，更不是一种制度替代另一种制度、一种文明替代另一种文明。这与唯我独尊、强施于人、旨在推行资本主义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的所谓“普世价值”根本不同。因此，亟需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澄清价值误区，向国际社会阐释清楚真正的中国发展理念和价值追求，破解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诋毁和偏见，为国家发展奠定良好的舆论氛围和外部环境。

并且，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在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蛊惑与反对下，国际社会仍有不少人对中国的发展存有误解、疑虑和顾忌。从国际媒体的政要言论、智库报告、学术论著、电影、电视、报纸到网络等都可以寻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子，“国强必霸论”和“金德尔伯格陷阱”等负面论调也屡见不鲜，国际舆论场中充斥着对中国的刻板偏见和极化言论。某些西方国家始终戴着“有色眼睛”看中国，其实质是担心被中国超越，并以话语霸权和恶意抹黑遏制中国的发展。因此，若能将全人类共同价值确立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话语，将有利于解构西方话语体系的霸权地位，澄清敌对势力的有心污蔑，彰显出中国话语权蕴含的一些理念和主张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三   为树立中国的大国形象提供价值支撑

一个国家的形象如何直接关系到它的国际声誉和世界影响力。习近平^[11]曾特别强调：“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伴随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迈向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上，中国一举一动势必受到世界关注。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国家能传播出什么样价值观念，直接关乎大国形象的构建。近年来，无论是“一带一路”建设给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的发展，还是全球抗疫中中国为其他国家提供的援助支持，或者是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的成功举办，都彰显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其中无不蕴含着中国对待国际交往的理念和思想，体现出中国以国际担当和具体行动实践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

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于全人类的解放和发展，为世界提供了解决全球化共同问题、共建美好未来的中国方案。作为一个真正的大国，不仅仅是体量大、块头大、拳头大，更在于胸襟大、格局大、担当大。满足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就需要不断增强由中国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吸引力，使其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推动各国共同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人类共同价值所蕴含的价值理念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本价值目标及追求，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国与国关系的新认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关怀与和平等交往理念，体现了国际社会长期以来迫切需要达成的价值共识。放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来考量，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展现出的大国心态和大国担当，这种正确的价值观倡导理应辐射到世界上大多国家，并能获得广泛传播。

二.   推进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的现实困境

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离不开话语权力的建构。从历史维度看，发达国家凭借早期殖民扩张和资源攫取，占据了信息流动的高位，借助优势传播力量主导着国际舆论，不断输出其主张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在新秩序和新挑战面前，由中国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难免困难重重、前路漫漫。

一   多元文化差异的排挤与互斥

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基于历史传统、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差异，形成了各有优长的多元文化格局。文化积淀的不同，内化为人们的精神价值、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就会有所差异，有时甚至大相径庭。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同样需要面对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迥异的受众群体，在跨文化冲突的影响下，实现价值观念的正确有效传递更为艰难。

多元文化的排挤与互斥，是推进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面临的现实。尽管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站位更高，但面向全球，其接受对象不仅有西欧文化背景，还有北美文化、南亚文化、非洲文化等背景。各主体基于文化差异所形成的不同价值观念，使其难以对同一个全球现象和治理方案达成共识。如何在这些具有特殊性的价值观念基础上寻求普遍性的价值共识，就成为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必然要面对的现实难题。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不仅在思维习惯和文化背景上会造成兼容障碍，不同价值体系的修辞表达、言语转换、语境使用等也可能扰乱价值理解。一旦未能正确使用翻译、修辞语言，未能实现有效的话语对接，全人类共同价值就难以在文化观念和表征体系存有差距的不同群体之间展开价值传递。例如，全人类共同价值所倡导的“自由”一词，在西方语境下常被翻译为freedom或liberty，与西方“普世价值”所使用的词语是相同的。但实际上，西方某些发达国家所谓的“自由”更多是妄图通过强调个人“票选”的自由，来试图掩盖经济剥削下的生活不自由，其实质只是表面上的自由、有钱人的自由、资本家的自由。这与我们国家强调“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12]2相去甚远，甚至是背道而驰。在国际传播中，仅从字面意思上理解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概念，而不加以阐释和说明，很容易使国外受众混淆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普世价值”的内涵，误导民众追求“虚假的自由”，造成价值观传递偏差。如何跨越文化障碍、消弭文化误解，尤其是准确实现话语转换，让国外受众也能深明其意，这些都是推进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   西方价值观的冲突与竞争

全人类共同价值面临的国际传播和叙事环境并不乐观。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发达国家正持续以意识形态结盟为手段，以价值观外交为武器，通过议题设置、话语设计发动舆论攻击。正如习近平^[13]18指出：“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而价值观竞争在国家间意识形态较量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

在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过程当中，需要面临当前西方价值观主导下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非合理、不均衡局面。在信息输出不对称的情况下，全人类共同价值传播容易被强势国家借助话语霸权，进行重塑或诋毁，进而歪曲价值本意，抹黑价值意图。例如，一些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社会和中国问题时，更倾向于选择那些负面的、消极的、落后的一面，并加以夸张和渲染，将这些问题归咎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缺陷，而完全不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和发展背景。更有甚者，为了扭曲黑化中国的形象，部分西方政客和学者恶意曲解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认为“一带一路”增加了一些国家的债务，致使他们陷入所谓的“债务陷阱”，并公然鼓吹“中国威胁论”，造成周边国家的恐慌。这些言论既消解了我们的价值观念，也抹黑了我们的实践成果，亟待引起关注和警惕。通过近年来被恶意炒作的一些涉华负面舆论，我们不难察觉，虽然中国加大了国际传播中的发声力度，但国际传播领域“西强我弱”的局面仍未得到彻底扭转。为了彰显自己的制度文明性和现代先进性，一些西方保守势力对中国的崛起不能正确看待，甚至不惜代价建构出中国的一种“他者”身份，并将我国的发展理念诋毁为“非我族类”的落后价值体系。而这恰恰也成为西方执政者向外转嫁社会矛盾、转移国内注意力的惯用手段，他们乐见其成，并积极推动这些负面言论在国际社会广泛传播。长此以往，西方世界就存在着一种对于中国崛起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刻板印象，自然而然容易对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抱有敌对态度和消极心理。在此背景下，西方某些发达国家对华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思维，导致全人类共同价值要想真正走出去困难重重。

三   话语平台与叙事能力的不足与欠缺

话语平台是话语主体连接叙事对象、传播话语内容的载体。缺乏话语平台，再完美的叙事也难以被广泛传递开来；缺乏叙事能力，即使有了话语平台也恐怕徒劳无功。二者需要相辅相成，方能有理说得出，说了传得开。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西方国家抓住了科技发展和技术革新的先发优势，建成了系统稳固的新闻媒体传播平台，牢牢把持住了国际社会信息流动的主导权。无论是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等传统老牌媒体，还是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等互联网巨头，都说明“美英垄断、西强东弱”的失衡传播格局仍未被打破。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广播公司（ABC）和有线新闻网（CNN）等媒体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发布信息总量的100倍，这种强大资本支持下的信息传播，毫无疑问是文化渗透和文化霸权的强有力方式^[14]。国际社会获取中国信息的渠道主要依赖于西方媒体，这也意味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阐释和表达主动权一定程度上掌握在西方媒体手中，这些理念和倡导也就容易成为他们可以随意发挥的对象。虽然随着经济实力增长，中国在国际传播方面的投入日趋增多，但是西方发达国家有着长期占领话语权的主导优势，相比之下话语叙述劣势也成了阻碍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的因素之一。

此外，新媒体环境下，不同用户因技术赋权某种程度上拥有更多信息自主选择权。这时候国家信息传播能力从技术到内容都面临迭代升级。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传播方式如果仅依靠单一官方难以突破平台障碍，其内容上也要更加注重叙事技巧，不能忽略差异化特征，话语描述要从“一国一策”细分到“一群一策”才更能实现理想的传播效果。由此可见，全人类共同价值期冀得到国外受众的长期关注和认同，绝非易事。

三.   推进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的路径选择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是难以自发传开的，而是通过积极推广、主动传播，不断增强话语影响力和竞争力而获得的。国际传播的内涵不能仅局限于在国际信息流动中表达的权力和能力，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这种表达使目标信服和接受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理念并产生实质影响。

一   加强跨文化分众传播，深入阐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与张力

一种价值要想凝聚起共识，必须先得到人们的理解、接受和认可。同一概念在不同国家、民族、地域语境转换下难免存在差异。比如，就民主和自由概念而言，西方国家就经常搞双重标准，惯用“民族”“自由”的幌子干涉别国内政。为此，必须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刻内涵与理论品质进行精细化、具体化阐释，将其顺应时代发展与符合各国人民利益的现实意蕴传递出来。例如，2021年12月在北京举办的“民主：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论坛，就通过强调民主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有力批判和揭露了同时段美国“民主峰会”所包裹着的唯我独尊的霸凌心态。从基本内涵来看，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整体思维、系统观念，凝练概括了符合全人类前途命运的基本价值共识，其中既有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创新、也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还有对现代文明成果的借鉴吸收。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层内涵、文化根基、价值张力等内容指向有很大开掘空间，学术界要进一步深入探究，使其逐渐形成理论体系，摆脱政治标语或口号式的批评。比如，深化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价值共识、中国传统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关系研究，以及澄清其相较于西方“普世价值”体现了何种超越，在哪些方面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等。除了立足内涵解析外，还要在具体传播语境中，深入异国文化背景，了解其接受心理和认知状态。在话语体系转换中，力求结合受众特点，有效破解认识误区和理解差异，找到表述与沟通方式的“最大公约数”。要充分考虑到跨文化传播中的高、低语境问题，与传播对象的接受和解码能力，通过优化对外表达方式，破解文化偏见和思维定势，进而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借用他国语言也能阐释得生动和精彩。不仅要走进国外民众的视野，还要走入他们的内心。

二   强化国际议程设置思维，主动围绕全人类共同价值设置议题框架

全球政治发生演变的过程就是重大议题提出和解决的过程。议程设置就是“在相关的行为体群体中，将议题提升到显著性的过程”^[15]。国际社会需要讨论的议题数不胜数，但资源有限、时间精力有限、关注度有限。这么多议题，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就需要通过议程设置来确定。可以说，谁掌握了议程设置的权力，谁就能让自己感兴趣、重点推进的议题得到更多关注和讨论，并得到优先解决；而自己不感兴趣、不愿谈的议题往往在议程设置中迟滞。所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要推进国际传播，必须先要获得国际关注。这就需要通过国家行为体以及媒体、专家群体、倡议团体甚至是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的持续推动，让全人类共同价值保持国际热度与关注度。其中，可以重点通过拓展研究视角来加强议题设置能力，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传播学等多角度寻找切入点和契合点，围绕全人类共同价值破题立论，主动设置相关议题，引发关注。总之，只有持续围绕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动设置国际议程，中国才有引领讨论的影响力。

三   创建立体化国际传播机制，提升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传播效果

增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需要创新传播机制，实现多领域、宽渠道、多载体立体协同推进。随着5G、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等技术的不断演进，ChatGPT等传播平台来势汹汹，传统媒体也要紧盯技术前沿，有意识地涉足移动传播领域，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这就需要推动主流媒体的专业采编和信息资源优势与社交媒体的载体多样、渠道丰富的传播优势相结合，合理创新承载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容及表达形式。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容不能停留在宣教语态，要在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尽可能通过鲜活话语内容，增强价值内核传递的质量和冲击力。组织各种精练浓缩的故事载体，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要义寓于其中，立足讲清讲透讲好，设好自己的移动传播平台，管好用好商业化、社会化的互联网平台，牢牢占据价值引领的传播制高点。主动与海外媒体平台寻求合作，通过多种方式扩大媒体本土化的传播效应。此外，重视民间大众交往的共同传播参与。美国外交家宁科维奇^[16]认为，美国人对文化的政治控制的敌视根深蒂固，反感官方文化，如果文化机构与政府关系密切，其在西方的接受度就会相应下降。因此，要积极拓展非政府组织、非官方渠道，充分发挥民间机构、社会团体、智库、企业、公众等其他行为体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旅游、教育、体育等领域多维切入，协同推进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比如，充分利用侨商、侨媒、侨眷融入当地生活、熟悉地区情况的优势，在诠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过程中有效凝聚华人华侨的力量，更能影响当地民众，赢得他国人民发自内心深处的认同。

四   畅通经济文化交流渠道，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现实意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有赖于集体行为实践的影响与结果，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得到固化和升华。正如习近平^[17]4指出：“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可见，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要有魅力，并能被他国认知和接受，关键之处还是要以经济互利合作为重要保障，带动各国经济更加紧密结合起来，把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梦想串联起来、并联起来。比如，“一带一路”的倡议，之所以会引起诸多沿线国家高度关注与大力支持，正是由于它帮助沿线周边国家和地区有力摆脱贫困，带动了经济上的共赢发展。相信只要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平等双向地形成人类契约和规则共同体，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以互联互通为着力点，完善合作框架，勾画发展蓝图，就能赢得民众的支持，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认同也就会水到渠成。

结语

提出一种值得共同坚守和倡导的价值观念仅仅只是开始，如何令已有的价值观念转化为内心的价值认同，则需要经历一个意识形态博弈的长期过程。价值内容的阐释和澄清、传播方式的创新与驱动、受众人群的差异与区分，都是必须考量的因素。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国际传播与认同上存在障碍，是伴随中国发展必然产生的一种现象。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至关重要，它有助于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同样也彰显了中国所传递主张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世界意义。我们必须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放在战略高度加以对待，不断把握传播规律，求同存异，层层推进，才能以更加自信、大度、包容的姿态促进世界对中国价值主张的认知、认可和认同，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