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Marx and Agamben’s “Free Man” Subj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o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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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是勾连马克思“自由人”理论与当代生命政治学主体理论的共同之点。生命政治的历史出场与当代发展，延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实质的批判主题，延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当代形态的时代边界。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得出“自由人”本质为“劳动人”（homo faber），意大利左翼学者吉乔奥·阿甘本以“任意的独体”等主体性概念，开辟出西方左翼将“自由人”理解为“政治人”（homo politics）的理论路向。传统与激进主体方案的理论差异，既源于马克思“实践历史观”与阿甘本“断裂历史观”的分歧对峙，也关乎对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自由观的不同借鉴。通过“以马解甘”和“以甘解马”的双重视角，突出马克思与阿甘本虽然在目标旨趣、理论背景和建构方案上存在具体差异性，但能够在“宏观主体历史科学”与“微观主体政治哲学”之间产生有效的时代对话。Abstract: The value appeal for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is the common point that connects Marx’s theory of “free man” with the subject theory of contemporary biopolitics. The historical appearance and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biopolitics continue the theme of Marx’s critique of the essence of capitalist exploitation and extend the boundaries of Marx’s contemporary form of capitalism. Marx us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to critique the essence of “free man” as “homo faber”, and the Italian left-wing scholar Giorgio Agamben used the concept of subjectivity such as “whatever singularity” to open up the theoretical direction of the Western left to understand “free man” as “political man” (homo politics). The theore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and radical subject schemes not only due to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Marx’s “practical view of history” and Agamben’s “fractured view of history”,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different references to Aristotle’s and Hegel’s conceptions of freedom. Through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using Marx to solve Agamben” and “using Agamben to solve Marx”, it is highlighted that although there are specific differences between Marx and Agamben in terms of goals, theoretical backgrounds and construction schemes, they can produce an effective dialogue between “macro subject historical science” and “micro subject political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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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福柯强调“历史现象”视角界定生命政治概念，“生命政治”是社会技术理性中介下的生命治理术的覆盖和渗透，对以“人口”为对象的集体主体产生生物性还原，属于外在性人的生物性物化存在状态；而阿甘本侧重从“历史起源”视角界定生命政治概念：“在现代时期的肇始处，自然生命已开始被纳入到国家权力的诸种机制和算计之中，政治转变成生命政治（biopolitics）。”与福柯相比，阿甘本更强调内在性人的生命价值状态。2)2 阿甘本提出“改变时间”的命题：“一场真正革命的原始任务，从来不是简单地改变世界，而且——最重要的是——改变时间。”在此基础确证历史的“连续性”来自时间的连续性，并通过词源学研究，得出连续不断的线性历史观“必然剥夺了人性的维度，无法获得真实的历史性。”（参见：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赵文译，河南出版社，2015年，第130-142页。）3)3 阿甘本在本雅明、布洛赫的影响下，提出弥赛亚时间不是末世来临或末世之后的某个不确定的时间，而是处在当下常规时间中，随时可能降临的，突出通过把握当下瞬间，来把握即临的未来。（参见：阿甘本《剩余的时间——解读<罗马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25页。）4)4 “任意的独体”的主体特征可概述为：“任意的独体——这种独一无二的个体渴望占有自己在语言之中在，也渴望占有自我隶属——是即临的政治中心的、非主体式的、群而不同的主角。”（参见：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赵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2页。）这一概念是对“自由人”作为“homo politics”本质理解的具体称谓。5)5 穷竭（aphanisis）是德勒兹后现代哲学谱系中的原创性概念，他与阿甘本共同关注“生命潜能”问题，穷竭作为对“如何实现生命潜能”的方案，意指让流动的生命逐渐耗竭和削弱，这里指通过耗竭自由的方式来实现自由。而后文中阿甘本的“穷竭”意指使其实效、无用。两位学者在相反意义上使用该概念。6)6 “homo politics”的本质理解以另一概念“homo scacer”有密切关系。“homo scacer”在拉丁语中具有“属神性”与“被诅咒”的双重含义：bios与zoē，zoē是一种低级的自然生命，阿甘本随之将zoē称为被纳入城邦的“赤裸生命”（bare life），伴随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以自然生命为核心的生命政治发展起来，出现“赤裸生命本身的政治化”现象。（the politicization of bare life as such）。“homo politics”旨在实现扬弃政治异化状态后的人的本质的复归、善好的理想政治生活。7)7 在一般哲学关于人的本质问题上，亚里士多德从知识与政治两个维度界定了“人的本质”：前者基于古希腊“爱智慧”的传统，后者基于古希腊“城邦政治”的现实。8)8 由于“自我意识”将劳动的本质锚定在彼岸世界，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中，“自我意识”陷入患得患失状态，为克服这种状态，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要提升到“理性”阶段才能摆脱“苦恼意识”。9)9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主要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推演出国家作为“自由的最高定在”，即作为绝对精神这一客观理性形式的自由。黑格尔的自由观是唯心主义自由观。10)10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的dynamis概念包括三种基本内涵，即能力、可能和潜能。阿甘本将dynamis理解为“潜能”，这种选择性具有一定合理依据，即亚里士多德的特殊哲学思考在于以质料为关键所产生的潜能概念，这也是阿甘本在潜能论着重强调的原因。（参见陈康的《亚里士多德的Dynamis概念》一文，刊载于《哲学研究》2017年第11期。）11)11 吴大娟在认为，运用阿甘本的“神圣人”理论解释功绩社会，功绩主体自我剥削的动力机制是自我的欲望，即“对效率和成就的渴望”。参见吴大娟的《数字技术、精神政治与权力治理的辩证法——韩炳哲数字精神政治思想管窥》一文，载于《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12)12 阿甘本认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虽然比“合目的性”更理想，但还不是最理想的使用范式。因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还是预设了目的，而一切预设都会成为主体构建的现实阻碍；反之，只有在“无目的的手段”中，将自我和他者都视为“纯粹手段”，通过切断与目的的一切联系，呈现出积极的样貌。13)13 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在将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四种生产形式概述为“四重原初性关系”：物质资料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人自身的生产、生命的生产。（参见张一兵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一文，https://ptext.nju.edu.cn/b4/e7/c13420a242919/page.htm）14)14 阿甘本认为潜能是最难思考的东西，并列举了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十一章中面对思考问题的两难：潜能的思想还是现实的思想。阿甘本批评阿威罗伊将潜能的智识简单化为单一实体，并赋予其最高特权的草率处理。15)15 “敞开”概念的含义是：区分人性与动物性的“人类学机制”不在于寻找人与动物区别的外部界域，而在于探寻人自身内部的动物性与人性（神性）的内在区分，而“敞开”就是这种“人类学机制”得以运作的手段。（参见：阿甘本《敞开：人与动物》，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中译导言部分。）16)16 阿伦特的这种理解不仅改变亚里士多德在“创制”层面上对劳动的贬义，而且也改变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工匠”的精神化理解。17)17 《自然辩证法》“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该部分的有一条注释往往被人忽视，这条注释点明： 这部分内容是恩格斯应威·里卜克内西之约，为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的著作《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所作的导言。可见，劳动在《自然辩证法》中最初是以“动物劳动”（animal laborabs）的形式出现的，这一阶段的劳动并不属于“homo faber”。18)18 “形式生命”（form-of-life）即指“一种不可能与其形式相分离的生命形式，一种永远不可能在其中析出类似赤裸生命之类东西的生命。”（参见：阿甘本《政治学笔记：无目的的手段》，赵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页。）19)19 “小写的人民”与“赤裸生命”意义相通，“赤裸生命”是对“小写的人民”因被排除而呈现为“赤裸”（一无所有）的阐述性概括，赤裸生命（小写的人民）和政治共同体（大写的人民），被排除的与被包含的，“小写的人民”是社会中各种边缘群体的集合，他们既被排除在共同体之外，又构成共同体得以建立的基础。20)20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两个决不会”论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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