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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个《历史决议》看中国共产党正确总结历史的基本经验

唐鑫

唐鑫. 从三个《历史决议》看中国共产党正确总结历史的基本经验[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0(6): 1-8.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3100034
引用本文: 唐鑫. 从三个《历史决议》看中国共产党正确总结历史的基本经验[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0(6): 1-8.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3100034
TANG Xin.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Correctly Summarizing History from Three “Historical Resolutions”[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4, 40(6): 1-8.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3100034
Citation: TANG Xin.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Correctly Summarizing History from Three “Historical Resolutions”[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4, 40(6): 1-8.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3100034

从三个《历史决议》看中国共产党正确总结历史的基本经验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3100034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进程与重大贡献研究”(编号:2023YZD026)
详细信息
    作者简介:

    唐鑫(1992—),男,山东威海人,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 中图分类号: D239; D61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Correctly Summarizing History from Three “Historical Resolutions”

  • 摘要: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已经能够正确、成熟地认识和总结历史经验。从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可以看出,要想从历史中得到具有长期指导意义的真理性认识,必须坚持并正确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来认识历史;必须审慎分析国内国际形势,正确把握社会发展阶段,这是正确总结历史的基本前提;还必须把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着眼于正在做的事,向新的目标前进作为总结历史的根本目的。

     

  •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党分别在1945年、1981年和2021年三次以决议的形式对党的历史进行全面的回顾与总结。透过这三份《历史决议》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一套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成熟方法。

    历史绝不只是事件的单纯集合,而必然由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立场的人们来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大贡献就是将唯心论从社会历史领域驱逐出去,创立了唯物史观这一正确认识历史、揭示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的工具。共产党人则必然要将唯物史观作为认识与总结历史的思想武器。因此,要正确认识历史,必须保证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运用。

    错误的历史观必然导向错误的结论。在各个历史时期,英雄史观、历史虚无主义、历史唯心论等错误思想都曾对正确认识和评价历史产生过干扰,有着十分深刻的教训。例如,苏联就曾过度拔高斯大林的地位,一面大谈历史唯物主义,一面在实际上把历史发展归功于少数几个杰出天才领导人,造成了严重的个人崇拜。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并没有真正回到唯物史观的正确轨道上来,反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用恶毒的词句对斯大林进行“咒骂”,却并没有纠正错误的历史观。其后果就是造成党内、国内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混乱,斯大林确实下了“神坛”,但他的形象并没有回归历史真实,而是成了一个“恶棍”。

    中国共产党人对待斯大林的历史评价问题则显得更为成熟。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一是它揭了盖子,一是它捅了篓子”[1]545,虽然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对斯大林的迷信,但是对斯大林问题的历史评价采取了错误的方式和方法。中央先后组织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理论文章,对斯大林的历史功过作了全面准确的评价,成为共产党人客观看待历史事实、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代表作。不过,中国共产党也在一个时期之内对于如何处理党、人民、领袖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对于如何看待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上,走过一些弯路,并从中得到了十分深刻的教训。

    在起草发布三个《历史决议》的时期,错误的历史观同样不断地造成干扰。从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来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历史观,是通过《历史决议》的形式,在同错误历史观的斗争中确立的。

    第一个《历史决议》发布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党内、国内越发关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1945年《历史决议》虽然主要清算的是党内存在的“左”倾和右倾路线,但更是揭示了一条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并带领中国走向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决议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2]998。通过历史事实有力回击了那种贬低劳动人民、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历史观念。

    1981年《历史决议》同样经过了同意图通过全盘否定毛泽东来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历程的历史观的斗争。面对党内外一些要求更加“彻底”地批判毛泽东、不提毛泽东思想、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完全归于毛泽东等错误看法,邓小平[3]298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必须认识到,党和人民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是离不开毛泽东同志及党的正确领导的。1981年《历史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号召全党继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上前进。

    党的十八大前后,贬低革命先烈、翻找所谓“黑历史”等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对立起来,关于要求中国放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误解中国事实上是在搞“资本主义”等形形色色的错误历史主张一度甚嚣尘上。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4]78-79提出要正确对待历史,不能用对立的态度来看待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时期。此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行动,净化了舆论环境,确保了正确历史观的地位。2021年《历史决议》 [5]520对这些工作作出高度评价,认为这些行动对于推动意识形态领域的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有着巨大贡献,为新时代新局面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力量。

    唯物史观是我们党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1945、1981和2021年的三份《历史决议》,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运用唯物史观认识历史的典范。三份《历史决议》则集中反映出了唯物史观的几个鲜明观点。

    第一,基于历史真实,做到实事求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某些国家的政党曾出于种种目的,做过伪造、篡改历史的事情,而当真相大白之时,这些行为都化为抹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利剑”,教训惨痛。中国共产党作出的三份《历史决议》都将实事求是作为基本要求。1945年《历史决议》可以被看作是延安整风的“总结性”成果,从1944年5月启动文件起草到1945年4月20日正式通过,历时近一年。在这期间,全党详细学习、讨论了党的历史,充分发扬民主,进行了真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修改意见被《历史决议》稿充分吸收,毛泽东[6]517,591-592亲自进行多次修改。1981年《历史决议》从起草到发表则历经一年多,广泛征求意见,邓小平将明辨新中国成立30年来实事求是地弄清历史大事和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作为《决议》起草的一条中心原则。2021年《历史决议》文件起草组于2021年3月成立,起草过程中在党内外充分征求意见,反馈意见一致认为,决议稿做到了“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反映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符合历史事实”[5]481。起草组认真学习有关历史文献,充分吸纳各方意见建议,深入研究重大问题,力求做到实事求是。

    第二,深入历史根源,作出公正评价。历史唯物论不同于唯心史观的地方在于,它不只停留在将历史看作是有目的的人们的活动,而是将人们的活动看作在既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样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对少数伟人和英雄的过度崇拜。三份《历史决议》都通过剖析时代的、民族的、社会的历史条件,来分析取得成就或所犯错误的原因。1945年《历史决议》提出,以毛泽东[2] 991-996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王明等人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的对立,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思想和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着重分析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生的社会根源、阶级基础,以及在思想方法、政治倾向、组织生活上的表现。1981年《历史决议》着重分析了导致“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局性错误的社会历史原因,包括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缺乏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出现了教条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情况;苏共与苏联推行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外部影响;党的领袖出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情况,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原则被削弱以至破坏等[7]817-819。这份决议既承认毛泽东所犯错误,更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巨大贡献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2021年《历史决议》聚焦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对四个时期都作出了更为公正的评价,尤其是在客观全面分析各方面问题和不足的基础上,高度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的成就。

    第三,总结经验教训,揭示社会规律。马克思主义是一门极为重视历史的理论,它研究历史的目的就在于其中包含着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奥秘,即支配着社会运转的那些客观规律。把握了历史规律,人们就可以更加积极有为,掌握历史主动。三份《历史决议》不仅是重要的历史总结文件,更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一是三份《历史决议》都致力于从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奋斗历程中获取规律性认识。1945年《历史决议》提出了正确看待党内斗争、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方法,即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发扬党内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等[2]996。1981年《历史决议》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活的灵魂,2021年《历史决议》概括了十个方面的宝贵历史经验[5]485。二是这些正确结论的得出,得益于党能够正确对待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也就是说,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奋斗的各个阶段,难免会出现或大或小的失误或错误,但更为重要的是党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并加以改正,而不是沉迷于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这也是三份《历史决议》的一大共同特点。三是三份《历史决议》的起草通过,本身就是推动理论创新的重要环节。1945年《历史决议》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熟;1981年《历史决议》推动了拨乱反正,是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文献;2021年《历史决议》写就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和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期,将新时代的新鲜经验系统化、理论化,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八个明确”扩展为“十个明确”,添加了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两条新表述,并对其他各个方面都作了进一步完善。

    要对历史作出正确的认识和评价,根本的前提是要正确把握所处的历史方位,即明确社会发展阶段。相应地,随着对历史认识的愈加深入,人们就能够更清晰地认识社会发展阶段,从而更科学地制定基本路线和奋斗目标。三份《历史决议》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了中国社会,从而能够作出广为信服的历史结论。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就已展开。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主要按照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的理论,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要追求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虽然这种认识已经将中国社会同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但并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概念来加以界定。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困境中的中国共产党继续对中国的社会性质进行探索,终于在抗日战争期间,由毛泽东所开创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所解答。1939年12月创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概念,明确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出了这个社会的六大特点,这就否定了中国是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错误论断。文章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前者是要被革命推翻的对象,后者具有两重性,是可以联合的阶级,这就从理论上回答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

    陈独秀、王明等掌握党中央领导权力之时,并没有在理论上搞清楚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事实,从而陷入了困境,这样自然难以对历史作出正确的认识。国民大革命时期的右倾路线,实质上是将“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停留在了口头上,即使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动面貌已“众人皆知”,仍然进行妥协退让;大革命失败后,又突然转向“左”的路线,幻想通过“革命高潮”取得革命胜利。造成路线错误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陷入了“资产阶级要么都是革命的,要么都是反动的”的教条,从而一面在理论上不断强调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强调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一面在实践上忽右忽“左”;不是要和反动势力“硬拼”,就是要将领导权拱手让出。归根结底就是没有正确认识中国的社会性质,也就自然不能确定中国的革命性质并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所以,毛泽东才强调,党的事业的成败,必须搞清楚“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8]605

    正是由于正确认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45年《历史决议》才可以作出正确的历史结论。不难发现,1945年《历史决议》主要采用了阶级分析法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分析框架,指出党取得伟大成绩的原因在于“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向一切与之相反的错误思想作了胜利的斗争”[2]953。《决议》将党的二十多年的历史描述为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小资产阶级错误路线的斗争,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取得了胜利。这样的分析框架和写作思路,符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革命阶级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走狗的阶级战争。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每个阶级基于自身利益而展现出的特点,必然会反映到作为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内来,并在革命工作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可见,1945年《决议》为党在历史上取得的成绩和失误给出了一个科学完整的理论解释,这实际上也令全党更深刻地认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和规律。

    在1981年《历史决议》发布以前,党内事实上已经形成中国处于“初步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共识。表面上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正式提出是在1987年,晚于1981年的《历史决议》;但在《决议》起草之前,党内已经进行了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讨论,并基本达成一致,这个结论也被写入《决议》文本 1。《决议》还提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可以这样说,1981年《历史决议》已经包含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1981年《历史决议》的准备和起草,对中国国情的立足点事实上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从这个历史方位出发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十多年的历程的。

    对于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这一历史方位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过程。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基本建立起来,并界定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论断都包含着真理性的认识。不过,受到国际和国内事态发展的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曲折,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将阶级斗争问题看得越来越严重,认为光进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还不够,还需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即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就完全改变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解。毛泽东在1957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多次谈到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1958年4月2日,毛泽东[9]332-333在会见外宾时更明确表示:“我们当然也能走向反面,因为我们这些国家现在还处于过渡时期,还没有最后完成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比如说,农业还没有社会主义化,在上层建筑方面也还没有完全社会主义化。”正是因为继续把中国社会理解为“过渡时期”,把主要矛盾理解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所以在看待历史时继续采取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分析框架,也就有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将党的历史作出“十次路线斗争史”的解读。邓小平[3]307后来评价道:“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时代和国情变化了,解释成绩和失误的原因也不再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如果固守原有的框架,必然造成思想上和理论上的混乱。

    基于新的认识,1981年《历史决议》按照一种新的框架对党的历史作了分析总结,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决议》以中央领导下的党为主体,以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曲折探索为主线,摒弃了路线斗争的叙事框架,也不再去“深挖阶级根源”。其一,《决议》将全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和实践为主线,以“党”“我们党”“中国共产党”作为主语,不仅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还回顾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奋斗史。文件强调这些阶段中取得的成就或失误,都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的结果,突出了党的团结统一的面貌。其二,《决议》把错误的原因归纳中国封建残余和党内民主制度、集体领导建设不完善的影响,以及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没有过多谈及领袖个人的性格品质。其三,《决议》多次强调党取得的成就是全党,尤其是中央集体领导的结果,同时专门列出“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章节,充分肯定毛泽东不可或缺的领袖地位。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时,同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中国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改变。中国经济社会经历了数十年的快速发展,彻底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拥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同时,中国社会和国际环境也出现了新变化,暴露出新问题。就国内而言,经济发展面临深刻转型,正在从“有没有”转变到“好不好”,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突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更加多样。就国际形势而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积聚,新兴经济体发展迅速;同时,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仍然存在。在这种形势下,越来越多的人提出了“历史方位之问”,为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明确了中国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深刻阐述了新时代的基本特征,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性变化、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重要论断;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中国向世界宣布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实现了全面小康,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对于世界形势,中央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论概念,认为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更是推动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在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成为党领导人民接续前进必须长期遵循的指导思想。

    2021年的《历史决议》,是完全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使命,来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首先,《决议》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贯穿百年党史的主要线索。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四个历史时期,都成功把握了历史赋予的主要任务,带领人民不懈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次,《决议》不仅没有回避、而是正面指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在某些方面出现的问题,同时更加强调新时代在党中央领导下解决问题、攻坚克难的决心和成就。再次,《决议》用十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生动实践,从而能够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此外,《决议》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重点,用两章内容分别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有利于我们“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5]479

    基于《决议》总结的宝贵历史经验,2022年召开的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论断,这说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与把握更加清晰和明确,拓展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5]141总结历史,分析经验,揭示规律,归根结底是为了统一思想,卸下历史包袱,在今后的奋斗道路上避免错误,满怀信心地迈上新的征程。张铁军、张怀宇[10]477认为,虽然三个《历史决议》所提出的背景、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发展前景有所不同,但都科学地评价重大历史事件,对统一全党思想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三个《历史决议》都很好地发挥了其应有的历史作用,作出了经得起检验的正确结论,加深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巩固了党的统一和团结。

    第一,中国共产党通过总结历史获取真理,将全党统一到科学的理论和正确的路线上来。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党制定路线的正确性,归根结底来源于党掌握了科学的思想武器,并用它从社会实践中发现规律。因此,定期总结历史,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必然要求,是不断深化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客观要求。如前所述,每份《历史决议》都得出了对于历史的规律性、真理性认识,解答了人们对于历史上取得成绩和出现失误的种种困惑,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1945年《历史决议》帮助全党克服主观主义,推动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1981年《历史决议》使全党从“左”的思维中解放出来,恢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面貌,是邓小平理论创立的重要环节;2021年《历史决议》通过总结百年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明确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第二,将巩固党的团结,共同为当前的目标奋斗,作为总结历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经过三份《历史决议》,中国共产党人在如何正确对待历史上越来越成熟。1945年《历史决议》虽然总体上参考了苏共的“路线斗争”框架,但在出发点和落脚点上,不是要对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是特别强调党的团结。毛泽东在修改《决议》稿时就加写了“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 [6]589等文段。到了起草1981年《历史决议》时,党对于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制度建设、社会发展阶段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决议》在整体文风上更加凸显中国特色,用“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一整章的内容,谈党获得的历史经验以及在今后工作中需要改进和加强的方面。2021年《历史决议》的最后一章以“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为题,号召党和人民团结一心,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懈奋斗。

    第三,为历史作出明确结论,能够帮助人们卸下历史包袱,轻装前行。诚然,人们的历史表现对于判断这个人的意志品质和工作能力是重要的,但人们难免是会犯错误的,犯错的原因需要认真具体分析,更重要的是要有克服缺点、改正错误的机会和决心。毛泽东[6]592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说:“凡是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都要如《决议》所说的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邓小平 [3]292在1981年《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也表示: “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决议通过后应该能够达到统一认识、基本结束关于历史重大问题的议论。2021年《历史决议》是在党和人民的事业成果卓著、党内国内就大是大非的根本性问题看法基本一致的背景下通过的,因此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没有将产生的问题归咎于个人,而是着重谈到了党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战略方针,完善体制机制,想办法解决问题的过程。可见,三个《历史决议》虽然所处时代条件不尽相同,但都发挥了解除历史包袱,引导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投身当时的工作上来的作用。

    一方面,人们能从历史的辉煌成就中汲取力量。对于理想信念的坚定,对于当前所走道路的信心,源于在奋斗历程上所取得的成就。干革命、搞建设、推改革,其过程必然不会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曲折,要面对风险和挑战;但当那些困难被顺利克服,实现了既定的目标,那么就是对于所选择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正确性的最好证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不断地犯“左”或右的错误,而当全党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党的事业就开启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凯歌行进。1945年的《历史决议》是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基本通过的,它有力地说明了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正确理论;1981年《历史决议》不仅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还回顾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史,令人们看到党所走过的道路虽然曲折,但其总的趋势是不断向着胜利迈进的。全社会很快走出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悲观负面情绪,人们的精神状态焕然一新,纷纷投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之中。2021年《历史决议》是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通过的,整份文件描绘出一幅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民族谋复兴的接续奋斗的历史图景,展示了每一代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尤其是用很大篇幅展示了新时代以来的巨大成绩,极为振奋人心,鼓舞人们投身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中去。

    另一方面,人们从历史中认识规律,发现不足,为今后可能的风险挑战做好充分准备。“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5]143对历史作出正确的认识以后,党和人民的事业往往都能出现极为明显的进步。1945年《历史决议》通过后仅四年多的时间,中国共产党就击败了看似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重要原因是全党摆脱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不正常状态,找到了正确处理党内分歧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正确方法,实现了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在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的空前团结;1981年《历史决议》之后的40年间,中国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根本上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正是因为党吸取了历史教训,克服了“左”的传统惯性,从固有的教条中解放出来,正确界定了中国的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经济社会改革,使中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一个封闭半封闭的状态转变为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员。2021年《历史决议》总结的党的百年奋斗十方面宝贵历史经验,都是在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得到的,提醒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直面四大考验,战胜四种危险,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能因为事业进展的顺利就放松懈怠,失去必要的警觉。

    一方面,坚守人民立场,既是唯物史观的根本价值要求,也是正确认识历史的基本前提。中国共产党能够正确总结历史,必然且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没有纯粹客观中立的历史评价。所谓的正确总结历史,实质上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评价历史,做到理论与实践、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三份《历史决议》都坚持了人民至上的理念,首先,《决议》都明确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准确判断人民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各个时期的不同需要。其次,《决议》的起草和写作过程都充分发扬民主,是集体协作的产物。再次,《决议》都是从国家和社会的大局考虑,着眼于长远发展,而不是去追根究底地挖掘“谁之罪”,力求作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历史结论。最后,《决议》都为今后的奋斗道路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方针政策,使人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吸收经验教训的诚恳态度,从而加强了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另一方面,历史结论能否立得住,归根结底要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去检验。脱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危险,党在特定历史时期所犯的错误,既有认识层面的原因,也有脱离群众的原因,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正确的历史结论,必然是能够得到人民认可和支持的结论,否则自然会被弃之不用。中国共产党需要贯彻群众路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从历史中学到的知识用于服务人民,满足人民利益,持续同侵蚀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因素作斗争,对照人民各方面需要改革不合理的体制机制,使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得到更充分的发挥。2021年《历史决议》所得出的规律性论述,必将作为新时代的行动指南发挥应有的作用。

    1)  1“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详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2年编纂出版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一书)。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8]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0] 张铁军,张怀宇.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基于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的思考[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8(5):477-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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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23-10-16
  • 刊出日期:  2024-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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