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现代化”无疑是近代以来的一项重要的议题，特别是考虑到人类社会的前景以及全球发展的走向时，我们总是会基于“现代”“后现代”这样的概念来展开讨论。“现代化”构成看待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的重要话语，起初这一话语主要是受近代欧洲和北美洲的一系列重大变革的影响而形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呈现。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6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都是全盘西化理论”^[1]。这种现代化话语长期支配着思想界和理论界，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现代化”话语的主导地位影响了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参照西方发展模式的国家，在取得现代化进步成果的同时，也使得现代性危机成为各国的普遍性“病症”，包括进入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陷入价值真空的现实挑战等。不宁唯是，在西方现代化范式下，人们也惯性地在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下对自身历史和存在样式进行评判和思考。“西式现代化”成为一种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让西方国家以俯视的姿态传播和指导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路。但人类历史和文明是多样性的，“现代化”无法完全概括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

伴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的殖民与反殖民、压迫与反压迫，以及率先步入现代化文明国家对世界的瓜分及其彼此之间的矛盾，世界近代史既是一部现代化的历史，又是一部反现代化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不难发现现代化话语本身是存在着较大张力的。一方面，全球后发国家都在经历着由欧美率先开启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这些后发国家又在不同程度地反抗和抵制这种现代化。这种“张力”尤其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东西方对立及互相攻讦。特别是西方文明在与其他文明交往中表现出的傲慢和欺凌态度更加激化了这种对立，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正式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话语，提供了重新认识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形态的新视角和新维度，具有重大创新意义。

一.   前“现代化”认识论的完整图式

目前比较流行的“现代化”话语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走向。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中，现代化被认为等同于“西方化”，即将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现状视作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未来发展样态，以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作为发展范式。值得反思的是，长期以来流行的现代化道路及其所提供的话语体系，在人们理解自身历史时造成了两大困境。首先，人们在“现代化”的话语中难以看清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联，也难以看到作为世界历史的整体构成的东方和西方，在这种话语下的讲述方式总是“你的或我的”，而不是“我们的”。其次，这种话语越来越不能为人类的存在意义和未来方向提供指导，特别是后现代主义者将人类今日的种种不幸归咎于现代性，而他们反对的东西实质上就是启蒙哲学。“现代化”话语的基础是启蒙哲学，“启蒙运动不但改变了欧洲的世界观，由于其本身即包含了‘道德真空’的基因，遂为日后‘价值失落’‘没有目的’与‘无意义的世界’播下了种子。”^[2]19

人们要认识自身存在，首先要思考自身的历史，关注自己从何而来。对此，各地都留下了许多创世神话，其中包含了古典时期先人们对自身起源、周围世界以及事物间的关系的思考。杨宽先生在《古史探微》中所论的楚帛书中间八行一段文章，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创世神话文献。“楚帛书所讲的创世神话，限于混沌中开天辟地和天象由混乱恢复正常两部分” ^[3]397。对此，杨宽^[3]400解释道：“从来神话中的创始者又是造物者，民间‘造物’的工匠是要使用规、矩、绳、墨等工具的。神话中的开始造物者当然也是使用这些工具的……儒家由于重视‘造物’对于改进和提高人民生活起着重大作用，把这些神话中的造物者称为‘圣人’。”无独有偶，在古希腊神话中，社会生成和国家起源是神的赐予。普罗米修斯从神界盗取了火种送给人类，一旦得到了“火”，人类就开始掌握大自然的力量，并可以借此开始制造生产工具、武器等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普罗米修斯的弟弟埃皮米修斯忘记哥哥的警告，接受了装有疾病、祸端、瘟疫等罪恶的潘多拉的盒子。从那一刻起，人们意识当中的“黄金时代”结束了，接踵而来的是疾病忧愁烦恼的“白银时代” “铜铁时代”^[4]9。创世主的神话表反映的是古人对自己从何而来的关心。历史被看作是“神的”“祖先”的奇迹，祭祀神和祖先的仪式显示出历史与当下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时创世者又是造物者，造物者是人类的祖先。

古典时期人们认识自身历史的样态是一种神话、祖先、自然崇拜和朴素的规律性认识糅杂在一起的认识论。这种混沌性的认识论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方面，人与神、祖先的历史为人们当下的存在提供了指导。例如万章问孟子何为顺天应民，孟子的回答是“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 ^[5]202。古希腊的《伊利亚特》（Niad）与《奥德赛》（Odyssey）对人们思考事情该如何做、如何将事情做好，更是大有所益。“‘荷马体系’解释这个世界里几乎一切事物，给其中一切事物一个道理，并且解答这个世界里的人可以问到的几乎任何问题”^[6]5。神与人的关系，诗中也大有可索。“神生怒于人，或神彼此构怨，结果往往带来我们常言所谓‘天’灾，如瘟疫、雷雨、暴风雨，或海上逆风。”^[6]5可以看到的是，在古典时期认识论中，各类事物是一种混沌性的存在。这是因为古人是务实、讲实用的，他们总是先问“如何”，后求“为何”；在林林总总的“如何”之间，他们也不多做区分。“应该如何对待一个陌生人，如何祭神，战争应该如何打法，或者农事应该如何安排，在他们眼中，这些并不是种类有别的问题。”^[6]4另一方面，这种混沌性的存在样态恰恰也为人类的存在提供了生产生活的意义支撑。约翰·麦克里兰^[6]78指出：“城邦为所有程度的人类幸福、为各种志望的实现提供机会。”在柏拉图^[6]40的城邦学说看来，一个城邦想要获得力所能及的幸福，就必定要正确地分配荣誉和耻辱。他将有关产业和金钱的东西排至末位，“雅典重商”在他的理想国里一概不要，同时他诫告立法者倘若重视金钱这类不重要之物，那么该行为则既无虔诚之心，又乏治国安邦之术。

尽管处于古典时期的认识论图式带有迷信和蒙昧色彩, 但混沌性的认知不存在分裂的痛苦和危机。首先，历史与当下是一个整体，两者之间没有断裂。其次，人与神、人与祖先、人与自然、人与城邦、人与人，人与自身也都不曾发生分裂。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的女娲像清晰地表达了古典时期中国人万物自然融合的混沌性认知图式，古典时期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是整体性的。东方的“仁学”，西方的“正义学”，都乐于从整体上解决问题。

二.   现代化话语及其导致的认识论分裂危机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尽管人类对于自身存在的认识缺少直接证据，却具有一种混沌性的全貌。随着人类探索和认识边界的扩大，这种混沌性的想象逐渐被打破。进入帝国时代后，人们对于自身所处的地理环境的认识更为具体。但是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却逐渐从混沌走向分裂。从古典时期到传统时期伴随着人与神相分离、人与自然相分离、人与城邦相分离，人与人相分离、人与自身相分离（人自身的异化，感性和理性的相分离）。在种种裂变下，认识论图式也从混沌性走向分裂性。

传统时期，神、祖先与人的密切联结被切断了，人的自身存在与神是矛盾的，人只有通过神才能救赎自己，但是普通人是不能与神和圣王直接对话的。所以，在人们与神、人们与圣王之间增加了代表神和圣王的人间权威。“人类主要是从自然、神、上帝等‘存在巨链’的创造者那里获得存在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7]。宗教是人跟自己分裂的一种现实显现，也是权威的一种表现形式，“他放一个上帝在自己的对面，当作与自己相对立的存在者”^[8]60。“上帝跟人的这种对立——这是宗教的起点——乃是人跟他自己的本质的分类”^[8]60。可是慢慢地这些权威——也失去了对神和圣王的虔诚与耐心，神的奇迹象征、祖先的历史蜕变成了对当下分裂状态的“修饰品”和“蒙骗术”。这不是弥合分裂，而是加深分裂。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相分离，走向对立的异化状态。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就自然和自然现象的异化谈到，“对自然的任何关系本身同时也就是自然的异化。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通过这种能动的生命活动, “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9]45-47。孟子言及的“不违农时”也反映了人与自然相分离的“王道”衰微。而伴随着城邦体制走向黄昏，人与城邦也相分离。“在城邦里，你知道你是谁。在城邦内部，以及对其他城市的成员，你都有个身份”，“你应该如何生活的所有问题，在城邦里都有答案”，城邦一旦瓦解，“有一样东西是无可否认失去了，就是城邦生活提供的完整性的感觉”^[6]78。

不仅如此，人与人相分离会导致政治不稳定，而这将进一步引发人们对自身历史的思考，时空的裂变需要提供新的认识论图式对其加以说明。在儒道法之前，“从天地到万物到男女夫妇到伦常礼义，‘易’以贯之”^[10]103。在中国，以阴阳五行相始终为代表的“易学理论”认为“天地的存在也是有始有终的，同别的物一样。现在这个世界可以坏灭，坏灭后另有新世界继之发生^[11]74。事物的盛衰基本是由于阴阳的消长。这个所谓阴阳不一定就是阴气和阳气。大概可以说，所谓阳气是指对于某一事物能够发生积极作用的东西，所谓阴气是指对于某一事物发生消极作用的东西^[11]75。五德更替理论把历史上的政治活动收纳进去，认为一个朝代之所以走向灭亡，必定有它的政治缺陷，继起者只有救偏补弊更化才能立足。在西方，以政体循环理论为代表的“共和思想”，认为人类总是会分裂为少数与多数、精英与大众，派系斗争会使纯粹的政体走向腐败和衰落，只有建立混合各方要素和相互制衡的共和政体才能保持稳定。罗马共和政体正是由于各种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而得以在长时间内保持了一种平衡和稳定的状态。波利比乌斯^[12]119认为，希腊城邦制度之所以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是因为它们在政体上过于单纯。在他看来，任何纯粹的政体都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对立面，比如君主制包含独裁的可能、贵族制包含寡头制的可能、民主制包含无序和暴力的可能，如果不受平衡与牵制，则很快会向其对立面转化。这两种对历史变迁的认识，兼反映出进入传统时期认识论图式发生了变化。

随着裂变的日益剧烈，人与人自身相分离更为严重和突出，人的心灵得不到安宁，自然的、宗教的、政治的认识论图式，均无法弥合人与自身的深刻矛盾。人在精神解放、政治解放中进一步分裂。人被不断地异化，并且在反抗异化中异化。“现代化”内含着现代性危机，它表明“现代化”仍然是传统时期的一个阶段。人类的普遍解放是昭示着“现代化”进程到来的启蒙思想的一个基本信念,“而将整个犹太民族从生理上加以消灭这种现代罪行则完全摧毁了人们关于人类普遍解放的信念，从而‘奥斯维辛’意味着‘人类解放’的终结”^[13]。因此，在人的真正解放没有到来之前、在世界没有真正进入世界历史之前，如何谈得上真正的现代化呢？

长期以来流行的“现代化”话语显现出了人与神相分离、人与城邦相分离、人与自然相分离、人与人相分离，以及人与自身相分离的分裂危机。当人们以“现代化”来否定传统，以“后现代”的解构来否定“现代化”，以分裂的世界历史来否定真正的世界历史，这几对矛盾的出现充分说明了过去流行的“现代化”话语已难以再为人类文明提供新的想象。

三.   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创新及其意义

话语创新指的是通过对语言的创新和变革来表达新的思想和观点，以推进社会变革和进步。话语生成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是一个国家思想、文化与价值的理论表达。它一经成为一种话语，也就意味着可能为人类带来某种精神力量。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诞生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时刻，清晰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层面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路选择和价值取向。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首先体现的是一种聚合性历史观的自觉，它不以现代否定传统，而是实现了古典与传统的聚合与新生，强调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获得历史自信。它使得我们认识到，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明及其所孕育的创造力，对中国特色道路的探索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简单将“传统”作为现代中国的负资产的观念，从而超越了线性历史观。其次，“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超越了文明对立观，不以东方否定西方，而是提倡东方与西方的会通与合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根本旨向。不可否认，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受到了西方的深刻冲击和直接影响，中华文明正是在遭遇西方文明的碰撞和侵蚀之后，才一步步走向现代。但值得反思的是，在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几个世纪，文明的融合总是笼罩在文明的冲突的阴影之下。面对相同的发展难题，合作才是主题。在合作中谋求共同发展，公平互惠，共同探究和互相借鉴从而深刻认识和把握什么才是真正现代化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强调的是“我们共同的”，而不是“你的或我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各国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 ^[14] 。我们要“以开放纾发展之困、以开放汇合作之力、以开放聚创新之势、以开放谋共享之福”^[15]，共同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从来就不是对立的两极。“我们现代的生活，甚至和自然世界接触的人体感觉器官都是经人为的媒介改造过的”^[16]325，所以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便不自觉地把个人和自然对立起来了。物尽其用是“西式现代化”支配下的人类行径，而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讲究“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我”与“他者”并没有真正的分离，他者中包括万物” ^[17]。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而“保护生态，生态也会回馈你”^[18]。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竭泽而渔、焚林而猎的现代化，而是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之路。以“两山论”为代表的生态文明所表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回答了现代化建设中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更体现了一种立足人类命运、涵括自然万物、包容不同文明的图式，以建立人与人、人与物、文明与文明共生、共在、共享的生命共同体为发展目的。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中国将建设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现代化”在启蒙精神的支配下带来了启蒙理性，也唤醒了人的主体性。但是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启蒙理性不可避免地变为工具理性，原有的价值逻辑转化为商业逻辑，“任何商业社会内部都有推动它朝着野蛮、庸俗、反复无常、过度放纵发展的趋势。”^[19]371最终，启蒙走向了压抑人类自身的“反理性”体制，导致个体安身立命的根基被抽空。“如果一个经济体不能实现其自身的自由、平等和社会正义的标准式理想；如果它不能带来经济理性与社会繁荣；如果它的科学技术被当作机械系统而用于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更深层的社会控制，那么这一系统即便置于其自身的标准之下也是非理性的。”^[20]9 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物质和精神都富裕的现代化，把人看作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这与资本主义社会以“物”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迥然不同。

结语

在近五百年的人类历史进程中，“现代化”的概念、话语、实践形态和文明图景几乎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语境下进行建构的，“西方成为近五百年来人类现代社会的先导和主导，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使得 “现代化”成为人类现代史的代名词”^[21]。如果仔细思考近代欧美现代化的话语的生成及其内涵，事实上这种现代化话语也是不同文明或曰东西文明交融的结果。但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下，长期以来的现代化叙事却将“现代化”视为西方文明独自演化的结果，并想以此来主导、压迫其他文明的发展。事实是对历史和自身存在的关联与记忆，构成了人类理解自我以及文明延续的基础。从古典时期的混沌性图式，转变为传统时期的分裂性图式，人类历史被遮蔽在“民族中心主义”的认识迷雾中，人类文明陷入了分裂所带来的种种危机中。从混沌性图式下的整体性历史观，到分裂性图式下的历史循环观、线性进步史观，体现了祖先的、神的历史与当下的历史断裂。以往“现代化”的话语，将西方国家的历史进程作为判断一切国家历史的标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观念上的偏误，如果跳出某一阶段、某一特定民族的历史观，所谓的难题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波段的体现，而不代表历史走向。

“国家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关键在于实现了文明的现代化转型”^[22] ，而“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更加进一步描绘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指明的人类演进方向的样态，提供了一种重新看待人类共同历史的范式。“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恰恰表明，以往分裂的历史应当终结了，聚合的历史、世界的历史、作为整体人类的历史、新的文明形态的历史，将要获得新生。而其内涵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过程人民民主”“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等众多命题所构成的新图式，描绘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指明的人类演进方向的具体样态，并将真正实现人与自身历史（神、祖先）的紧密连接、人与市民社会的紧密连接、人与人的紧密连接、人与自身的紧密连接。就此而论，古典时期、传统时期的认识论图式均有其历史价值，诞生于古典末期的“仁学”和“正义学”，最先致力于挽救人类文明的分裂，其中也蕴含着古典时期人类文明最温暖的成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抛开那些落后的、守旧的内容，《论语》至今给人以温馨和鼓舞；为什么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是必要的。东方的“仁学”和西方的“正义学”都是试图解决分裂问题的路径，而“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话语创新，正是从更宏大的历史视野出发，以更开阔的历史眼光分析事物，坚持历史的不可断裂性，从而借鉴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掌握历史主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继承了其丰厚的思想遗产，融合传统与现代，会通东方与西方，是对“仁学”和“正义学”的复兴，并给处于关键时刻的人类文明以新的未来想象，即经历了混沌、裂变，最终走向聚合的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