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把“科技支撑”纳入社会治理内涵，这意味着技术决定观转变为科技支撑观^[1]。已经开启并形成巨大规模的城市社区为科技支撑提供了实验场，各类社区治理主体支配数字技术使其服务于社会治理参与。此类数字化生存的新实践和新样态，“给社会学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也给传统理论的假设和核心概念带来挑战” ^[2]2。随着城镇化趋势的收缩，居民迁入新社区的步伐趋缓，一些社区治理参与主体在数字化的加持下互动更加频繁，党组织、社区两委、居民和其他利益相关方逐渐形成了一种“数字治理共同体”。那么在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场域，“数字治理共同体”是何以可能的？它的生成条件和运作逻辑是什么？

一.   文献回顾

一   共同体何以成立：空间及嵌入在互动关系中的资源

自古典社会学理论在工业时代背景下提出“共同体”与“社会”的二分理想类型后，现代性体系一直冲击着这个具有情感道义属性的“传统组织”，共同体的存续面临着“威胁”。大量研究在共同体维系关系性质的争论下寻求依据，研判共同体的成立标准。我们根据文献的分析，提炼出三个研判共同体成立的标准。

进路一同时侧重社会关系协作性质的道义属性及其边界属性。代表流派为古典社会理论，以及日本社会法学界的“戒能—平野论战”。马克思^[3]726-728认为亚细亚所有制下的早期共同体同时体现土地公有和自己自足等特征。滕尼斯^[4]87-90指出：“血缘共同体逐渐发展并分化为地缘共同体，紧密团结的地缘共同体可以发展分化为精神共同体，人们朝着一致的方向、在相同的意义上彼此协调。”与“共同体”对立的概念是“社会”，后者由自然法所规定的契约化^[5]社会关系构成，体现出原子式个人缔结的团结方式^[6]。较晚的芝加哥学派^[7]14-19也特别强调社区边界及固定的关系协作。与古典社会学观点类似，日本学者^[8]认为共同体应该同时具有“相互支持情感纽带”和“内向型合作”特征，基于家庭的“自然村精神”是村落统一性及永续的根据^[9]。有学者^[10]认为日本学者进行研究的目标是脱离这种非现代化的格局，实际上，这似乎也是古典社会理论所面临的“共同体”“社会”二分的社会背景。

进路二侧重社会关系协作性质的道义属性，不明确强调边界属性，以社会人类学和农民道义经济学的一些研究为代表。斯科特^[11]8-9用“道义经济”逻辑来阐释协作动机的道德性本源，即以稳定为核心的短缺经济生存伦理替代绝对经济理性，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的“亚洲传统集体主义价值”，沃夫^[12]22-37也认为协作动机基于村落内部生存伦理^[13]。与此类似，社会人类学的“大—小”传统研究认为大传统中心^[14]54-55的城市文明对传统共同体^[15]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共同体从未与外来文明的市场体系^[16]40和权力文化网络^[17]1相割裂而形成独立的生活王国。

进路三同时侧重社会关系协作性质的理性属性及其边界的开放性。恰亚诺夫^[18]240-241、舒尔茨^[19]14-15和波普金^[20]4的农民经济学研究奠定了农民行为理性性质和开放边界的研究传统，即用理性逻辑来解释小农经济共同体的稳定性。波普金在1979年出版了《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一书，将行为理性推至动机理性，农民集体行为被纯粹理性化。村落被视为一个公司而不是公社，那些与小农保持多重关系的投资人被视为垄断资本家而不是父系首领。

对于以上三者的差异，黄宗智^[21]提出了一种解释，他认为这不仅是学科研究传统的差异而是深层次的认知差异，进而概括为日本实体主义和西方形式主义之争。但无论渊源，本文认为共同体的三个研究传统都暗示，空间及嵌入在关系中的资源是判定共同体生成的核心共识。也就是说，社区边界的开合和社区关系的半径并不是生成共同体的唯一因素，共同体的生成取决于能否因互动建立网络并自生互惠资源。

二   共同体数字化与共识达成

我们从上文的文献梳理中提炼出研判共同体成立的核心标准，即空间和嵌入在关系中的资源。已有的社群数字化转型研究较少关注人们实际生活和互动的社区空间。数字共同体是理论界在反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背景下，提出的带有乌托邦式的数字社会建构方式^[22]。数字共同体是反思并重构元宇宙中主体性重构后的一种社会未来^[23]。那么在数字化转型的大潮下社区空间到底出现了哪些共同体数字化的趋势，本文认为数字技术与共同体的组合显示出如下独特的属性。

共同体数字化可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种基于WEB3.0数字技术，在区块链的基础上深度运用通证技术（数字货币）、共识机制（POW工作证明）和智能合约，发展出不依赖某中心的共识与信任生成模式，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以智能合约为运作核心的去中心化DAO自治组织。WEB3.0的共同体数字化过程具有共识达成的技术便利，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与正式组织不同。去中心化DAO基于区块链智能合约共识实现的群体共治协作降低了合同履行交易成本的不确定性^[24]。DAO的代币即NFT是享有治理权的符号和工具，使管理人和所有人合二为一^[25]，它能够克服传统线上自治组织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平台的极化霸权及治理失范，实现“去中心化”治理。其次，它与传统共同体不同，有着紧密的分工和清晰的团体目标，因此能基于算法量化共识，并能通过角色实践促使异质性群体（地缘、业缘和趣缘）的再组织。它存在明确的边界但又可以随时拓展和缩小^[26]，能够拓展社会关系网络促成新的社区共同体形成“想象的共同体” ^[27]，具备超越第三方干扰的自运行自演进自管理能力^[28]。

第二种是基于WEB2.0互联网社交媒介的自组织和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平台的共同体数字化。一方面居民微信群的社会自治孵化往往借助已有的功能性共同体再造社区性共同体，以扩大社会自治效能的发挥^[29]。在这个过程中，新技术及匹配的制度赋予更多的治理参与^[30]。社会治理智能化有利于建立社会治理信用和共识机制^[31]，新型算法加速了集体共识形成^[32]，有助于赋能治理主体重塑社会治理结构进而实现治理精准化^[33]。另一方面，WEB2.0技术背景下，共识及信任的达成过程中的中心化或分散化是较大的难题。议题分散、权力控制、低俗娱乐等现象时有发生^[34]，也容易出现群体分化和话语霸权。对业主微信群的个案研究也发现，如果物业经理也在业主群中，物业诉求得不到及时解决的话，便可能出现聚集性的非理性共识^[35]。协商平台可能沦为吐槽平台，甚至导致跨社区的过度维权^[36]。

二.   案例与方法

本文选取B市的F街道作为典型案例，该街道是B市最早实现线上社群全覆盖的街道。笔者多次调研F街道，访谈了街道工委及办事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并走访调研了10余个社区。本文以此为基础，研究共同体数字化的基层治理运作模式和机制。

B市是北方常住人口超2 000万的特大型城市，F街道属于其规划的中心城区。F街道总人口40余万人，常住人口9万人，流动人口是常住人口的3.4倍。由于F街道是B市较早整体开发的大型居住社区，所以并没有成规模的办公区和成体系的商业区，职住比远低于中心城区平均水平。与众多“睡城”面临的问题相似，频繁流动和早出晚归的巨量人口，让老旧社区硬件维护和社区生活环境雪上加霜。物业退场、失职和不作为始终挑战着居民诉求的底线。

对于党政一方来说，制度化地获取居民诉求是破解大型居住区治理问题的难点。F街道12345热线的排名时常靠后，巨大的诉求和派单压力倒逼党政尽可能调动各方资源解决社区治理矛盾。F街道以线上资源为突破口，通过生产和运作数字治理共同体来共治社区难题。但是社区数字群体与WEB3.0数字社群不同，WEB3.0社群共同体转向的核心是区块链和智能合约。例如，在DAO数字共同体中，提案及其投票审核都可以被部署于链上并自动执行，这是一个脱离人为因素的结构化决策流程。基于WEB2.0的社区社群数字化转型亟需一种力量来承担智能合约的职责。B市F街道党政统领基层治理的社会实验，通过基层党组织来孵化这一功能，逐步建立了数字治理驱动居民社区参与的机制。本文结合该案例，重点分析社区利益相关方如何利用线上技术将资源嵌入陌生的关系网络，以及基于互动生成社区信任和共识的协同运作机制，这一过程呈现了党政引领基层治理数字共同体的一种生成路径。

三.   孵化数字治理共同体的一个进路：关系、资源与共识

社会治理的核心特征在于促使“多方面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社会建设^[37]188，以此区别于社会管理。那么在一个陌生的社区，如何孵化共同体所需的共同参与模式呢？以笔者参与的新清河实验为例，居民互助关系的建立是以社区公共议题为起点的，主要包含两个生成要素：居民关心的公共诉求议题以及落实公共议题的可参与性制度结构^[38]193-200。清河实验团队组织了一系列推动公众参与的公共事件，包括社区文化节、社区logo征集和社区彩绘等。公共事件的居民关注是生成社区互动的垫脚石^[39]200-205，以此为契机，课题组在制度层面进一步为居民自主互动提供保障。第一步，组建可投票选举的居民议事委员会议，以征集居民诉求公共议题；第二步，在街道的参与支持下推动召开联席会，以实现议题的政策推进和资金推进；第三步，组织志愿者、学生和社会组织共同完成议题。总而言之，公共议题提出及落实的核心目的在于以议题的形式开启社区互动的窗口，唯有“关系”方为共同体^[40]。基于以下的案例分析，本文认为基层治理较难基于WEB2.0数字技术直接生成多方参与格局，只有在某方力量的组织下，将资源嵌入于社区关系、展演关系有效性和维护关系有效性，才能营造数字治理共同体，实现治理的有效性。

一   关系生产：资源的社区嵌入

在社区日常实践中，资源对关系的建立至关重要。社会资本是个体所能据有的除经济资本外最重要的资源，关系中潜在的物质和社会资源是行动者建立关系的重要动因。除道义情感因素外，理性协作动机与共同体并不互斥，古典社会学提及的职业共同体反映了团队成员互利互助对克服社会失范的重要意义。在数字治理共同体的生成实践中，资源藉由三个步骤得以嵌入于关系。

第一步，确定资源嵌入的对象。社区关系是资源嵌入的主要对象，社区关系包括但不限于社区两委与居民、居民与居民、两委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与居民等。在社区两委与居民的关系中，可嵌入的公共资源较多，社区公共事权和财权是常见的资源类型。例如深圳市把公共资源的审议和裁决协商议事权嵌入到居民议事会中，政府服务资金的分配权力强化了居民与社区的关系，促使居民议事会在全市的快速推广^[38]106。在F街道的案例中，居民主要从线上表达社区诉求，我们发现，合理诉求越是更快更有效地解决，居民之间的线上互动越是频繁。

第二步，确定嵌入行为的实施者或领导者。当基层治理出现主体缺失时，党组织可以根据需求灵活变换多种角色赋能基层治理实践^[41]。在F街道的一系列工作微信群和居民微信群中，街道党工委及街道办事处承担资源带入者和裁判员的角色，社区党委承担维护者角色，社区楼门党支部承担牵线者和孵化者的角色，街道纪工委承担兜底的角色。调研中发现，党政背景的角色是推动线上治理协调运作的主要实施者。基层楼门居民微信群关系有效性的底层结构是楼门党员群。楼门党员群是最基层党组织的线上结构。楼门党员群以服务楼门居民群的诉求为价值宣称，为诉求解决发挥上下沟通的功能，承担引导和团结居民关系的功能。从客观上看，全覆盖的楼门党员群从组织结构上奠定了街道党工委资源带入及公共服务有序供给的可能，因为它是党政在基层生活领域的延伸。2018—2019年间，辖区10 000余名党员已全部加入300个基层党支部的微信群，党员的居民身份为就地孵化关系资源提供便利。从以下访谈中也可印证，党政背景的实施主体开启了整个资源嵌入的过程。

“虽然按现行体制，政府的行政力量到街道一级基本就是末端了。楼栋功能型党支部把在职党员在8小时外再组织起来，与楼内退休党员、流动党员融在一起，服务居民，使群众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党的存在和服务。通过建立楼栋功能型党支部，基层党组织的覆盖和政治引领深入到了市民居住生活的空间。”（访谈对象2022DFSJ）

第三步，设计嵌入的时机与场景。居民生活的公共性场景是缔结社区关系最重要的空间，F街道在“12345”市民热线诉求的指引下，投入公共空间的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将单元和楼门党员撬动的志愿活动作为推动社区公共行为的起点。为满足楼门居民结构性需求，楼门党员群共设置7名委员，除书记和副书记的职位是固定的，其他的5个职位依居民社区需求选立，包含文体娱乐、环境卫生、助老、治安、物业和亲子等方面。委员一般具有专业活动经验，例如楼门的亲子委员由退休教师担任、社区服务和社会保障委员由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副调研员担任。委员除按照分工引导专业活动，还负责启动楼门小区环境整治的志愿活动，带头清理楼道小广告、统一灭蟑和修补小区破损路面。街道为党员提供微薄的物质鼓励和丰厚的精神激励。楼门的志愿活动是整个小区的初始公共活动，成为了普通居民参与公共活动的心理基础。

二   关系再生产：治理有效性的展演

资源嵌入于关系后，原本疏离的社会关系就具备了再生产的可能，治理有效性是关系再生产的最终目标。在F街道的案例中发现，藉由社区关系缔结而解决居住诉求，必须借助关系功能的展演才能在更大范围实现公共治理绩效，即实现关系的再生产。可以说，线上展演是陌生社区现行唯一可行的形式，但技术运作离不开特定组织的引领，所以治理有效性的展演就化约为对线上技术的组织定制和线上社群的互动赋能。首先从线上技术的组织定制看，街道办事处引进技术程序，将微信机器人植入楼门微信群，建立以各楼门微信群为对象的“问题发现系统”。机器人提炼诉求、汇总情况并上报关键信息。但诉求处理离不开社会治理主体的实际参与，需要线上诉求可控并投入治理资源。其次从线上社群互动赋能来看，楼门党支部是初始的主体力量。街道和社区党委用党员服务群众的价值引领作为动员资源，引导楼门居民党员在公共活动中“露脸”，进行“线上”互动展演。

线上展演对关系再生产发挥正效应，楼门党员的志愿行为具有示范传播性，衍生了互动依附的潜在心理效果。互动吸附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动力，提出六度分隔“小世界原理”的米尔格拉姆（Milgram）^[42]曾就陌生人参与群体活动的动力机制做过实验，他发现事情无论大小，驻足的人越多，就越会吸引陌生人参与，当人数达到一定门槛时，就会持续发生成员“吸附”。楼门党员及热心居民最初的公共活动创造了成员吸附的可能，在疫情吃紧的时候，党员志愿者冒着风险，定期对楼栋的门禁、电梯、楼道等公共场所消毒的善举在线上展演。不间断的“自力更生”创造了日后楼门居民互动的“吸附”动力，吸引了群众的关注和参与，为居民创造了普遍性的社区信赖感。

线上展演的正外部性离不开资源聚集，需要将更多种类的资源嵌入于关系^[43]。社区把涉及居民利益的主体拉入关系网络，这是实现资源拓展的重要一步。居民关系指向多个社区利益主体，所以资源动员涉及多利益主体。在这个过程中，街道和社区分别带入裁判员角色和维护者角色。一位出色的社区书记已在多个社区传授成功经验，她认为资源聚集需要党建引领的外力介入。

“在实干过程中我们发现，物业不会主动解决居民的诉求，如果我们不介入，居民与物业和社区的关系会越来越差，投诉社区和物业不作为。只有居委会带头干涉及居民诉求的物业的活，物业才会上手帮，工作量小了物业才会主动上，物业主动了居民才会主动协助和参与，才会实现真正的减量。”（访谈编号2022DFFCY）

当吸附聚集到一定的门槛值后，线上展演宣称的被吸附者的公共精神，为其社会价值的实现提供了舞台，为更大范围的社区共识和信任埋下了伏笔。在F街道及各居委会的推动下，各类社区主体都进入了223个楼门微信群，形成了以党员为中心，以实名制楼门居民为主体，包含居委会工作人员、街道包片干部、楼门长、网格员、物业工作人员等的居民微信群。

“楼门微信群群主必须是社区的党员干部，每一名进群的居民必须是本楼的真实住户，街道所有干部和社区书记主任全部分片入群。过去最怕老百姓不满意，现在反而要给居民一个说话的场合。其实大部分老百姓是讲道理的，他在微信群里说完之后，让他知道社区在帮你多干、多协调，大多数人会觉得感激。诉求解决与主动治理的实现更需要多方参与，尤其是物业公司，一些物业公司注册一个小号进到居民群里，不敢亮出自己的身份。越不自信，他问题就越积累得多，就越不敢发言。因为一般没有亮身份的就是问题很多，所以他才不敢亮，那些敢亮身份就是对自己的物业管理是非常自信的，所以本身这个服务水平就比较高。”（访谈对象2022DFSJ）

总的来说，楼门党支部及其微信群开启了微信群关系有效性的展演，其线上公共属性的专业化拓展推动了资源互联互助，全部楼门微信群的有序运行是有效性展演的最终归宿。

三   关系维护：域外因素介入及数字治理共同体的持续运行

共同体的良性运行离不开共识与信任，数字治理共同体也不例外。基于利益的互动不够稳固，而基于情感和认同的共识和信任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更加稳定可靠。我们基于滕尼斯^[4]69的论述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这一过程。

“尽管在经商的主体间可能存在着亲密的关系，或者说存在着共同体式的关系，但人们几乎不会讲‘商业共同体’。更不用说将‘股份’与‘共同体’组合成一个复合词‘股份共同体’。尽管如此，却存在着‘占有共同体’：比如共同占有农田、森林、牧场。但没有人会将夫妻之间的财产共同体称作‘财产社会’。”

社区作为居住者的长期生活地，随着城市化放缓，部分社区成员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将在此度过。这种固定关系是建立社区共识及信任的空间基础，也是生成熟人社会的潜在结构。但是陌生化的社区毕竟不是熟人社会，关系的强度远远不如初级社会关系。在初级关系为主的首属群体中，关系的维护多围绕社区内部而互动。而在F街道的陌生社区中，为了实现关系再生产，各类社区之外的主体投入了大量资源来维护关系，社区内部关系的维护往往超越了社区本身。在案例中，即使居民与各类社区利益主体建立了合作关系，当一方不能满足居民诉求时，新建立的社会关系可能随即解体。街道党工委、街道办事处和街道纪工委作为域外因素共同介入，通过维护关系有效性的方式确保社区共识和信任的建立；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党委作为代理人也发挥着类似的作用。

社区两委承担维护者的角色。由于线上诉求容易积累负面情绪，所以维护者的角色不可或缺，负责在资源和关系对接过程中接纳、安抚和疏导居民情绪。在案例中，楼门微信群在组建初期经常抱怨环境吐槽物业，居民言辞激烈将问题归咎于社区和物业的不作为，此类问题容易被跟风发酵为涉众问题。基于处置经验的访谈发现，线上危机化解引起了较高的思想重视，需要快速分析问题类型并设计解决方案。以涉众吐槽为例，其本质是身边小事的情感宣泄，秩序维护者应快速对接找到实际诉求以安抚情绪。针对维护者角色，F街道设计了标准化的回复处置办法，街道党工委和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培训。处置的流程包括，第一时间话语安慰回应、反复沟通明确诉求内容、定期回复处置进度。针对沟通和回复的策略，F街道总结了相当的经验，例如，说话接地气，开场拉家常，合情又合理，避免打官腔等策略。

“有的事真的是纯靠沟通；还有我觉得社区书记需要这种法治思维意识。我们新提拔的几个新书记，原来都是跟着弄微信群的，这个群纯靠聊可能还不行，你还得合理合法的聊。先得告诉居民这个诉求应该怎么样，现在帮居民沟通解决。其实前期的这种微信群的工作积淀，对于干部、社工的能力提升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是逼出来的，另外一个咱们还得靠街道引导。街道指导社区自己做手册。社区书记们不管是水电气暖诉求，都不会和居民说外行话。社区书记们不一定会上门修，但起码知道找谁，问题在哪。”（访谈对象2022DFZW）

街道党工委及街道办事处平台群承担资源带入者和裁判员的角色，将汇集的底层诉求与上级政策资源对接。政府资源，尤其是上级资源是维护数字治理共同体长期运行的核心力量。从目前来看，市场力量和社会自组织力量所主导的社区发展模式都不成熟，由于缺乏持续制造资源的能力，不得不依靠行政力量来匹配基本公共服务资源。

“社区书记、群主、街道干部对于微信群内居民群众提出的问题诉求，第一时间必须作出回应，能够解释说明和协调解决的立即解决，不能马上解决的，一键上报至办事处平台，由地区工委分析研判并作出处理，处理结果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在微信群内向居民群众如实反馈说明。”（访谈对象2023DFSJ）

小区“失管”是F街道的历史遗留问题，一些产权问题的处置甚至需要动用改革的方式。很多始建于80年代的楼房跑冒滴漏问题严重，后入场的物业承担兜底职责，因此服务水平较低。基于前期关系资源的嵌入及有效性展演，居民首先会在楼门微信群反映问题，社区依据处置分工将“涉外”问题打包上传至办事处平台群。办事处平台群是疑难诉求的处置中枢，街道党工委接到处置需求后会第一时间分析研判，在书记和主任的牵头下，街道各部门主动认领各自领域的问题并开展行动。主责人员会第一时间联系有关部门，由办事处出面调动区级资源，由区政府协调市级部门。社区工作人员在规定时间将处置情况反馈于楼门微信群。

街道纪工委承担兜底的角色，行政力量介入的有效处置是信任与共识维系的重要保证。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虽是“在场”于居民微信群，依然存在信息过多无法筛选的情况。由于组织注意力有限，监督机制的存在可以防止目标偏离和懒政。从调研中发现，纪委作为重要的督办主体，是维系数字治理共同体运作的底线机制。

“街道纪工委对‘每一单’问题从发现、到处置、到反馈全程监督跟踪，每周有通报、每月有考核、季度有评比，营造服务群众和你追我赶的工作氛围，从制度上督促干部主动及时解决群众家门口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我们做到了两万多户入群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向办事处反映问题，并且能够得到‘点对点’的处置结果反馈，民有所呼，必有回应。”（访谈对象2022DFZL）

四.   数字治理共同体的成熟：差序格局的外延拓展及平等互惠

结合上文的分析及图1所示，数字治理共同体的生成需要组织力量的介入，也就是将治理资源、民生资源、社会价值资源和情感资源嵌入于陌生的社区人际关系中。数字治理共同体良性运行，需要对关系有效性及新建立的共识进行维护。在共同体生成阶段，运作方和组织者要投入大量解决诉求的资源，调动行政或财政渠道实施社区改造。在共同体维系阶段，需要投入力量培训沟通技巧，那么以上的人财物资源从何而来？社区自治和党政主导是两种维系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模式^[44]，其中，南京市的翠竹园社区是为数不多的居民自己承担组织力量的案例模式。翠竹园的“社区互助会”作为运转主体根据居民需求议题组织活动，每年需要自我筹措60万元的资金来维持社区关系的持续运作^[38]109。居民自治模式实现了共同体自我运作的功能，政府主导模式依然需要行政力量筹措资源并监督运行。那么为什么自我运行的案例不多，总是需要行政等外力资源投入以维系共同体的运转？笔者认为，成熟的共同体能够藉由关系网络生成资源，通过成员之间的资源网络进而实现数字治理共同体的自我运转。

图  1  数字治理共同体的生成谱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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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区共同体则需要依靠新建立的关系而生成新的资源，该假设可以在理论推导和历史实践中找到根据。在差序格局下，人们认为他者必须和“我”（己身）有“关系”，己身才会行动并与他者建立关系。在中国历史的特定语境下，“关系”的研究可以替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45]。本文认为，基于基层治理数字共同体，传统的“差序格局”特征与现代社区的“契约”思想可以兼容。

首先，从表层来看，差序格局确实是建立关系的心理标准。基于差序格局的逻辑，人们行动的前提并不是基于人们之间应该遵循的契约即“平等”和互惠，而是基于不平等的差序位置。“差序格局否定人格平等的可能性，不承认权利义务之间的平衡。”^[46]费孝通先生也承认社会组织从传统血缘向地缘转化时，人的身份也转化为与差序格局对应的“团体格局”。费孝通^[47]认为基督教的人在神面前“平等”的观念对“团体格局”很关键，在其40年代的著作中，他甚至认为能够推己及人的反而是美国人。近30年急速的人口流动导致每个家庭都有过搬家的经历，社区对家庭来说愈加陌生，建立关系变得越来越难。然而西方的团体格局未必能有效存在，基于平等自由的团体格局似乎也名存实亡了。社会学家西登托普认为今日的西方出现了一种偏离，即出现了抛弃“平等和互惠”的“自由主义异端”，一方面将自由主义缩减成功利主义，而不对需求和偏好做价值审视。另一方面出现牺牲公共精神的“个人主义”，人们退回到家庭和朋友的私人领域，“他们牺牲了互惠，即在他人当中看到自我和在自我当中看到他人，而在我们看来，这才是发明个体的基础所在，它赋予自由主义以持久的道德价值。”^[48]419

其次，但从深层来看，由于传统家族社会结构本身发生了变化，建立社区信任并不是不可能。传统上对各类关系结构的假定是建立在差序格局之上的，“考察对方是否值得信任时，并不是以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为标准，也不是完全以对方对自己的态度为标准，而是以对方在他自己的差序格局中的行动伦理为标准的”^[45]。在这一假设之下，如果要建立信任关系，就应该“外推”差序格局，让社区成员视社区为扩大化的“家庭成员”，继续遵循伦理本位。但其操作难度很大，因为在陌生社区中，人们难以获取这类信息。我们认为只有在家庭结构较大，同时个人需要借助家族势力的传统社会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当然现代社会可能依然存在，一些经商的潮汕客家人就很在意对方的家族来历，差序格局与近现代商业史的研究也有很多^[49]28，伙伴在家族差序格局中的地位是建立商业信任的核心。经过城镇化的剧烈人口流动，在县城及更大的城市社区，绝大多数家庭都已经物理脱离了原来的亲属关系空间，这样的社区多是核心家庭或是两代人组成的扩大式家庭，人们可能并不在意对方对待其家庭成员是否符合伦理标准，当然如果不符合的话肯定会受到谴责，但是绝不会是人们建立信任和交往的唯一标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认为东方的“差序格局”与西方的“契约思想”在建立熟人之外的关系时仅存在逻辑先后的差异，两者本质上是相同的，而且可依此顺序先后建立关系。因为差序格局“越往外推，越需要借助于礼智信来达到沟通和理解”^[45]，沟通与理解是获取信任的前提，进而可能建立平等关系并推己及人。脱离了血缘和家族的现代社区已无法依据差序格局来建立信任，而只能将社区比拟为差序格局的外缘，把社区公德比拟为差序伦理。平等的核心是为互惠创造可能，是自己获取公共收益的同时也考虑别人的获取。数字技术在社区的应用恰恰能够促进居民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为居民之间的了解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为生成信任缔造互惠关系提供场景。

五.   总结与讨论

通过梳理东方差序格局和西方团体格局的研究，我们发现两者有着互通的链接，这对理解数字治理共同体生成的理论逻辑至关重要。团体格局中“个体的平等”必须建立在“互惠”之上，否则就没有平等。互惠的建立就需要，如差序格局外延层的基于礼智信的“沟通与理解”。数字时代为“沟通与理解”提供了新的路径。在WEB3.0数字技术的推广下，沟通与理解可以基于数字徽章等一系列NFT的非同质化通证而建立，这些通证是能够量化和验证的社区信任，人们因此愿意建立关系。但目前，基于区块链的社区软件还在推广过程中，只有极少数社区在使用，智能合约及NFT所能维系的关系信任并没有得到普及，因此基于WEB2.0的传统UGC数字技术还是数字治理共同体生成的主要基础。由于传统UGC数字技术及其可能的中心化、信息不透明的现象，数字治理共同体的生成离不开特定主体来承担智能合约的功能，以尽量避免中心化、互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同时将互惠资源嵌入于互动网络。数字共同体的运作离不开特定主体对治理关系有效性的维系，同时需要该主体投入资源以维护社区信任的至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