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时代刑事司法柔性治理

周洁; 胡坤

doi: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3090120

轻罪时代刑事司法柔性治理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3090120

周洁,
胡坤

太原科技大学法学院，太原 0300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终身监禁制度研究”（编号: 17BFX079)。

详细信息

作者简介:
周洁（1978—），女，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人，太原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胡坤（1997—），男，湖南省长沙市人，太原科技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D914; D9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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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23-09-25
- 刊出日期: 2024-04-19

Contingent Logic and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Flexible Criminal Justice Governance in the Age of Misdemeanors

ZHOU Jie,
HU Kun

Law School, Tai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yuan 030024, China

摘要

摘要: 轻罪时代，面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与我国当前犯罪态势逐渐呈现出明显的轻罪化趋势，刑事司法应对犯罪逐渐从以偏重事后惩罚威慑向注重事前预防、多方协同、深化诉源精准治理、多措并举的“治罪”与“治理”相结合的标本兼治观念转变。“依法有效治理犯罪与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是我国刑事司法治理的核心任务，实践中通过贯彻“少捕慎诉慎押”政策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社区矫正”等制度，展现了犯罪治理的新思维与新作为，但也存在一些与刑事司法柔性治理要求相抵牾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期待与准确把握大量轻罪入刑后“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之衡平问题，刑事司法就须明确把“以人为本”作为犯罪治理的根本价值遵循，并将“宽缓、审慎、谦抑”理念贯穿于犯罪治理的全过程。
- 刑事司法 /
- 柔性治理 /
- 宽缓 /
- 审慎 /
- 谦抑
Abstract: In the era of misdemeanor, in the face of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 trend of misdemeanor in China’s current crime situation, the criminal justice response to crime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focusing on ex post facto punishment and deterrence to focusing on ex ante prevention,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deepening the source of accurate governance, and multi-pronged measures combining the concepts of “punishment” and “governance”. The concept of combing “treatment” and “governance” has been transformed.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crim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judici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re the core tasks of criminal justice management in China. In practice, new thinking and new measures have been demonstrated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of “fewer arrests, more cautious prosecutions and more prudent detention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olicy of “leniency of guilty pleas and penalties” and “community corrections”. Although “community corrections” and other systems have shown new thinking and new behavior in criminal governance,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that contradict the requirements of flexible criminal justice governance and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In order to respond positively to the people’s new expectations for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protection of legal interests” and the “safeguarding of human rights” after a large number of misdemeanors have been criminalized, the administration of criminal justice must explicitly take the “people-oriented” approach a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crime governance. Criminal justice must clearly take “people-centered” as the fundamental value crime governance, and the concept of “leniency, prudence and moderation”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of crime governance.
- criminal justice /
- flexible governance /
- leniency /
- prudence /
- moderation
注释:

1) 12011—2019年，在全国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缓刑、管制、单处附加刑和免于刑事处罚的案件占比已经超过80%；我国严重侵害人身安全的恶性犯罪的数量持续下降而且比率极低，绝大部分刑事案件都是非暴力性犯罪。

2) 2根据1791年《法国刑法典》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至第十八款规定可知，重罪是指最低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有期拘押的犯罪，轻罪是指最高刑为10年以下监禁的犯罪，违警罪是指最高刑为不超过3 000欧元罚金的犯罪。

3) 3如学者赵廷光主张应将“法定刑标准”作为衡量和区分罪行轻重的唯一标准；学者郑丽萍认为在形式标准中应采取“法定刑”标准而非“宣告刑”标准，轻罪即法定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

4) 4此处的“权利与公平”是指各种社会服务是作为公民的一种权利而提出的，而不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恩惠，每个人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5) 5在部署新型城镇化建设时李克强总理提出“新型城镇化要处处体现以人为核心，提高柔性化治理、精细化服务水平，让城市更加宜居、更具包容和人文关怀”。随后，柔性化治理成为一种新表述，并逐渐出现在各类政策文本之中。

6) 6“从宽处理”包括实体上的从宽处罚和程序上的从宽处理，前者含括从轻、减轻及免除处罚三种形态；后者基本形成了适用或变更为轻缓强制措施、撤销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以及适用简化审理程序等多元化形式。

7) 7以重庆渝北区为例，值班律师一天收入150元，需要办理的案件数量日均达10件左右，其工作量和收入的比例无法和正常办案相比。

8) 8不同地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如下几种做法：第一，在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办法中明确赋予被追诉人在认罪供述有损其利益的情况下享有反悔权，详见《天津市关于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实施细则（试行）》第十六条之规定；第二，对被追诉人反悔权问题不置可否，但规定被告人因留所服刑等非正当理由提起上诉的，应“做好服判息诉”工作，详见《青岛市认罪认罚刑事案件办理流程（试行）第五十八条之规定；第三，未对被追诉人是否享有反悔权作出明确规定，如《广州市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实施细则（试行）》对被追诉人是否享有反悔权未作出任何规定。

9) 9代表性学者如汪海燕、谢小剑，其主张应赋予被追诉人反悔权，这是对被追诉人诉讼主体地位的尊重（意思自治）及认罪认罚自愿性、真实性必要保障。

10) 10代表性学者如秦宗文，其认为认罪认罚具结书具有协议性质，被追诉人反悔违背其对办案机关所作的承诺，应予以限制；学者方俊民认为被告人提起上诉是对一审认罪认罚的反悔，违反诉讼效率原则，不应赋予其上诉权。

11) 11据统计，在2014—2016年的刑事速裁程序试点期间，全部速裁案件被告人的上诉率仅为2.01%。

12) 12学者张丽霞持“上诉权支持说”观点，她主张对被告人上诉权应采取开放的态度，把上诉权事由过滤的责任交给上诉受理机关更为妥当；学者董坤持“上诉权限制说”观点，他主张应对被告人的上诉事由作出限制，如存在非自愿认罪认罚情形；学者汪建成持“上诉权禁止说”观点，他认为审理认罪认罚案件基本适用的是速裁程序，若允许上诉则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原则应采一审终审制。

13) 13据学者孙长永统计，2013—2019年全国平均捕诉率高达62%，2021年我国刑事诉讼中提请批捕率近80%，审前羁押人数超过60%。

14) 14“起诉裁量权”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宜理解为：检察机关对于那些已经达到法定起诉条件的案件，基于刑事政策、公共利益等进行合目的性考量后，作出“不起诉”处分的权力。

15) 15一个不起诉案件在程序上要经过承办检察官形成书面报告→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分管检察长同意后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检察委员会讨论后形成正式决定。

16) 16由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判断标准不明确，实务部门、理论界对二者间的关系界定也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虽对“重大立功”有规定，但这些规定能否直接沿用于核准不起诉的“重大立功”条件则并不明确。同时，关于“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仍未有较为具体的规定。

17) 17第一，在适用相对不起诉时，符合刑法规定的不需判处或免除刑罚情形的案件本身就不多，同时还需满足犯罪情节轻微，实则留给不起诉的裁量空间极为狭窄。第二，现行《刑事诉讼法》对附条件不起诉在适用对象、罪刑范围、悔罪表现等方面均作出了严格的限制，直接排除了成年人犯罪和大量未成年人非轻微犯罪案件的适用。第三，在适用核准不起诉时，案件不仅要同时满足“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犯罪实施”和“有重大立功或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两个条件，还需要最高检的核准。

18) 18一方面，监管权威性弱化：据司法部统计，2014年以前几乎每年上海模式社区矫正的“重犯率”都高居榜首。另一方面，矫正恢复专业性弱化：据调查显示上海社区矫正社工约一半的工作是开展社区专业服务，而矫正恢复专业能力却不高。

19) 19即由司法系统向民政局申请购买服务岗位，由民政局向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公开招标，中标后的机构须派出社工到司法局开展专业矫正服务，在社区矫正实际管理和服务中，主要由司法人员、司法社工和心理咨询师组建团队共同开展工作。

20) 20此处全部证据材料包括：有罪与无罪、影响量刑的相关证据，但对于一些特殊证据（如涉及国家秘密等）可不向被追诉方开示，但宜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而不应由检察机关单方面决定。

21) 21通过“非羁码”可实现对被监管对象定时打卡检查、随机打卡抽查、定时定点传唤及禁入场所标定与预警等全方位监督，从运行情况来看，实施以来适用“非羁码”监管的人员无一人脱逃。

22) 22即先运用定量研究方法选择变量和形成算法，再运用定性研究摒除有损公正实现的部分自变量。

23) 23将“认罪认罚”情节增设为相对不起诉适用的实质要件，是因为在我国检察机关先前对“醉驾”“涉企”轻罪案件适用公益服务或企业合规相对不起诉的试点探索中，均将嫌疑人有“认罪认罚”情节作为不起诉适用的条件之一。此处“认罪认罚”只要求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刑，有真诚悔罪的实际表现和愿意接受处罚的概括表示即可。

24) 24首先应予以明确罪犯人身危险性的评价指标，包括但不限于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心理特点、犯罪原因、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等，并对这些指标予以赋分，据以形成“高、中、低”三级风险区间，对应为矫正对象设置“重点、普通、宽松”三个强度的阶梯式监管措施；其次，社区矫正社工在对社区矫正对象犯因性历史进行全面调查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其动态的犯因性需求的变化来及时调整矫正措施，做到宽严有度。

25) 25我国罪犯犯因性需求主要包括六大类：婚姻家庭、就业、社会适应和交往、瘾癖、情感认知和态度（如反社会态度）六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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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39)

[1]	卢建平. 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方略[J]. 政治与法律,2022(1):51-66.
[2]	卢建平,姜瀛. 论犯罪治理的理念革新[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1):38-43.
[3]	张文显.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J]. 法商研究,2020,37(2):3-17.
[4]	刘艳红.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少捕慎诉慎押实质出罪机制研究[J]. 中国刑事法杂志,2023(1):35-54.
[5]	郭晔. 论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J]. 治理研究,2022,38(3):89-100,127-128.
[6]	刘传稿. 轻重犯罪分离治理的体系化建构[J]. 中国刑事法杂志,2022(4):12-27.
[7]	骆群. 宽容:刑事政策演进中的增量因素[J]. 河北法学,2010,28(4):2-8.
[8]	陈正云. 刑法的精神[M].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
[9]	汉斯·海因希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 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M]. 徐久生,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10]	杨楠. 我国轻罪立法的实践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J]. 东方法学,2022(6):126-135.
[11]	刘艳红. 积极预防性刑法观的中国实践发展——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的分析[J]. 比较法研究,2021(1):62-75.
[12]	刘仁文,钱蕙. 刑法扩张视角下犯罪分层的路径选择[J].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99-127. doi: 10.3969/j.issn.1003-6644.2021.04.006
[13]	俞可平. 治理和善治引论[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5):37-41.
[14]	龙宗智.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是控辩平衡[J]. 环球法律评论,2020,42(2):5-22.
[15]	汪海燕. 三重悖离: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值班律师制度的困境[J]. 法学杂志,2019,40(12):12-23.
[16]	胡铭. 刑事辩护全覆盖与值班律师制度的定位及其完善——兼论刑事辩护全覆盖融入监察体制改革[J]. 法治研究,2020(3):60-70.
[17]	王迎龙. 值班律师制度研究:实然分析与应然发展[J]. 法学杂志,2018,39(7):109-119.
[18]	卞建林,李艳玲.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的若干问题[J]. 法治研究,2021(2):18-36.
[19]	赵恒. 论从宽的正当性基础[J]. 政治与法律,2017(11):128-140.
[20]	王希,刘双阳. 社区矫正精准矫治模式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展开[J]. 南大法学,2022(5):150-163.
[21]	王志远,杜磊. 我国基层社区矫正:问题、根源与本质回归[J]. 甘肃社会科学,2016(6):122-127.
[22]	熊贵彬. 犯罪学视角下的矫正社会工作专业性和有效性分析[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1(4):126-135.
[23]	鲍文强. 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证据开示制度[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28(6):115-127.
[24]	肖沛权. 论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反悔权[J]. 法商研究,2021,38(4):172-185.
[25]	伍光红,蒙科霖. 冲突与纾解:认罪认罚被告人上诉问题研究[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3(6):107-112.
[26]	闫召华. 认罪认罚后“反悔”的保障与规制[J]. 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4):143-159.
[27]	卫跃宁,李嘉. 分离与确立:未决羁押制度的反思与重构[J].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3,38(1):126-136.
[28]	王子毅. 降低审前羁押率的影响因素分析与对策研究[J]. 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4):101-124.
[29]	王贞会. 审查逮捕社会危险性评估量化模型的原理与建构[J]. 政法论坛,2016,34(2):70-80.
[30]	陈光中,路旸. 我国逮捕与羁押制度改革若干问题探讨[J]. 中国法学,2023(5):5-26.
[31]	杨帆. 不起诉种类的边界厘定及体系重塑研究[J]. 东方法学,2022(6):136-148.
[32]	谢小剑. 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裁量不起诉适用的发展与完善[J]. 中国刑事法杂志,2023(1):72-88.
[33]	吴君霞,秦宗文. “慎诉”刑事司法政策的实施难题与破解[J]. 湖湘论坛,2022,35(6):64-74.
[34]	卞建林. 慎诉的理论展开与制度完善[J]. 法学,2022(10):126-143.
[35]	李玉华,李华晨. 合规不起诉考察程序的启动条件——以最高检企业合规典型案例为样本[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8(5):563-570.
[36]	陈海锋. 我国选择性不起诉制度的反思与超越[J]. 政治与法律,2023(7):111-128.
[37]	何显兵. 社区矫正合规模式的制度偏离与匡正[J]. 江西社会科学,2023,43(10):134-144.
[38]	杨彩云. 歧视知觉对社区矫正对象社会疏离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身份认同整合和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2(3):127-139.
[39]	彭文华. 我国刑法制裁体系的反思与完善[J]. 中国法学,2022(2):124-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