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周期率是指各个国家政权经历兴衰治乱、循环往复而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对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一历史性难题给予高度关注，成功探索出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这两个答案。学术界高度重视对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逻辑关系的研究，并取得了颇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而相关研究更多是沿着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两条线索进行理论阐释，鲜有从整体性角度比较分析两者之间的逻辑关联。本文试图从“历史、理论、价值”三重维度的整体性思路出发探究“两个答案”的内在关系，凸显“两个答案”的历史必然性、理论科学性与现实必要性，以期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一.   历史维度：“两个答案”时序先后与共存发展

站在历史视野考察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逻辑关联，必须把握好“已有结论和最新认识”的辩证关系。纵观党百余年奋斗史，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在提出时间上有先后之分，但是其具体实践共存于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发展历程之中。这既展现了党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探索是一个连续而创新的过程，也揭示了两个答案之间的统一关系。

一   “两个答案”的出场发生于特定的历史时空

任何历史事物都是在特定的、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发生。中国共产党对摆脱历史周期率的求解从未脱离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两个答案”是合乎时代特征与执政规律的两次历史性作答，其生成源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任务要求与社会条件，因而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的出场顺序有先后之别。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已经开始思考如何经受执政考验，避免重蹈“人亡政息”的覆辙。1945 年7月，面对黄炎培提出的“共产党执政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这一“窑洞之问”，毛泽东明确给出“人民监督”的第一个答案进行破题解答。这一结论绝非灵光乍现、偶然迸发，而是党在实践摸索与理论反思中凝练总结出来的。其一，人民监督的提出是基于对中国封建王朝兴衰循环、政权更替的深刻反思。从秦汉至明清，历朝历代无一能逃脱周期覆灭的命运，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制度问题。党认识到打破历史周期率，需要从根本上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制度，另辟一条民主新路，构筑崭新的社会形态和制度文明。其二，人民监督的实质是民主，是历史赋予党的中心任务。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自觉地以民族、国家的救亡复兴为使命担当，为民主革命不懈奋斗。毛泽东^[1]274指出：“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这实际上表明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党必须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建立包括工农大众在内的绝大多数人作为政治主体的民主政治，要将人民意志视为支配国家权力的最高意志。其三，人民监督的提出来自民主实践经验的积累。党早在局部执政时期已经对民主政治展开初步探索，使边区形成民主风气和民主制度。譬如，瑞金时期，苏维埃政府赋予广大民众揭露苏维埃工作人员错误缺点的权利，接受广大民众对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民主政府实施纲领，采取“三三制”建政原则等等。这些民主实践丰富与深化了民主政治观念，加深了党对国家政权建设要与民主紧密结合、民主具有纠正偏差和净化权力的作用以及人民群众是国家权力所有者等内容的理解，为人民监督的提出做了良好铺垫。总的来说，在革命斗争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贯通中，毛泽东用“人民监督”第一个答案回答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具有开创性贡献，为党的接续探索奠定坚实基础。

进入新时代，立足于确保党长期执政安全的本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摸索破解历史周期率的可行之路，在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监督的同时又创造性地提出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习近平指出，封建政权摆脱不了走向衰亡覆灭的宿命，其症结在于“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2]202。在总结苏联共产党失败的经验教训时，他进一步指出，“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2]201。由此可知，在思考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治国必先治党”的政治逻辑出发，着眼于形成“自己解决自身问题”的高度自觉，强调党要勇于自我革命。也就是说，要以彻底的革命性突破执政主体自身固有的局限性，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进而巩固国家政权存续的内部基础，避免因执政党失去人民的认同与拥护而导致政权更迭。在“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背景下，我国的整体发展面临深刻复杂的时代变化，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重、矛盾多，“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等风险挑战接踵而至，传统风险与非传统风险叠加，社会革命的复杂程度加深、难度加大。就党的自身建设情况而言，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突破性成就，但党还面临“七个有之”“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四个不容易”等问题，严重影响党的肌体健康，甚至会酿成全局性、颠覆性灾难。在这种形势下，必须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锻造坚强领导核心来把握发展大势和执政规律，主动应对时代挑战，引领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定向的社会革命，巩固党长期执政地位。基于此，党的二十大报告^[3]13明确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这一重要论断正式将自我革命提高到关系政权长治久安的高度，拓展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路径选择。

二   “两个答案”的实践共存于党的历史奋斗过程

从毛泽东提出人民监督到习近平提出自我革命，显然“两个答案”在历史时序上有先后之分，不过两者并不是线性的继承发展关系，而是共存发展关系。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发展历程之中，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的实践相伴相随、共同发展，映射出党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再到长期执政的艰辛历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将人民监督的理念融入革命根据地建设中，初步探索出“民主监督，人人负责”的新型民主模式。同时，党坚决克服“左”倾和“右”倾错误，开展延安整风，切实纠正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孕育了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民主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告诫党内同志要戒骄戒躁、坚持“两个务必”，其中包含着党接受人民监督和进行自我革命的双重意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巩固新生政权，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坚持走人民监督政府的民主新路，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赋予人民监督宪法依据，发展信访为人民监督的基本形式，这就将“窑洞对”中的抽象概念具体化为人民民主的制度形态。在全面执政条件下，党又一次开展整风整党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以及贪污腐化等不良思想倾向和行为作风，积极营造生动活泼的“六又”政治局面。这体现了党主动以自我革命实践来加强自身建设，进而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科学阐明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推动人民监督制度化、法律化进程，将人民监督提升至新的境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长期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现干部队伍建设“四化”，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不断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在这一时期，党坚持自我革命，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书写改革开放的精彩篇章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第一个答案仍在不断探索，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升党和国家监督制度执行力、畅通网络监督渠道等举措，推动人民监督向高质量发展。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党中央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自我革命把党淬炼成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主要体现为“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提出和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作风建设新气象赢得人民群众信任拥护，把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各项建设，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4]。党以科学的态度、体系化的方式推进自我革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言以蔽之，“两个答案”统一存在于党领导人民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进程与客观实践之中，其内容与意义不断丰富发展，显示党对初心使命的坚守，对历史自信的坚定以及对走好“赶考”之路的清醒自觉。

三   从“一个答案”到“两个答案”的历史发展依据

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的生动实践客观存在于党的历史奋斗进程中，但是对于回答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自我革命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才作为第二个答案被郑重提出，呈现从“一个答案”到“两个答案”的跃升。这一跃升并不意味着两个答案之间是替代关系，而是表明党思考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视角拓宽与程度加深。这是党深化认识执政规律的必然结果，具有多重依据可循。

其一，人民需要发生根本转变。毛泽东提出第一个答案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实现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是人民群众的主要诉求，属于生存型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进入新时代，人民需要又由“物质文化需要”转化为“美好生活需要”，最核心的是追求高质量发展，属于发展型需要。人民群众是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决定性力量，其作为社会存在物在满足低层次需要后转向追求高层次需要，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主导者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和标准。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兼具主体理性的使命型政党，必须解除思想禁锢、勇于承担责任、主动适应人民需要的转化，对跳出历史周期率做出创新性探索。

其二，党的组织规模由小变大。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仅有50多名党员，党员人数在党的七大召开时上升至121万名^[5]1094。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 804.1万名^[6]。中国共产党的队伍规模发展壮大，以星火燎原之势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一方面形成其他政党不可比拟的规模优势，另一方面也生发出大党独有难题。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用“六个如何始终”对大党独有难题的表现样态进行了高度概括。大党独有难题实质上就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面临的风险挑战，其向党跳出历史周期率带来重大考验的同时，也促使党以新思想、新理念、新思路积极思考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新答案。

其三，党的历史经验愈加丰富。毛泽东和民主人士黄炎培在讨论历史周期率问题时，党还未成为全面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党，主要是从中国政治史上政权兴衰成败的经验以及局部执政时期的经验中得出第一个答案。如今，中国共产党已经是百年大党，具有70多年执政经验。世界社会主义500余年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发展历史更是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纷纷垮台，对党思考历史周期率问题产生重大影响。与“窑洞对”时期相比，包含着更为丰富、值得深思的历史经验。党在尊重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顺应历史大势中推动了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时代审思。

二.   理论维度：“两个答案”内在一致与各有侧重

“两个答案”是党从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现象中进行的高层次理论抽象，是分析执政党建设根本性问题而得出的科学结论。从理论维度看，尽管“两个答案”的逻辑重心不同，关注的重点有所差异，但从根本上说二者是高度统一的，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一   “两个答案”相互联系、内在一致

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这两个答案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但是从思想理论上的同源性^[7]、使命目标上的同向性、发展逻辑上的互补性可以看出，“两个答案”是相互联系、内在一致的关系。

第一，思想理论上同根同源。“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8]24一个政党要走在时代前列，就必须具备先进的思想理论并以此指引实践。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此指导和引领中国实践取得历史性成就，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民主理论、国家理论为中国共产党将自身建成先进的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9]4的民本思想、“智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10]4的廉政思想、“不远之复，以修身也”^[11]72的自省思想等则是滋养中国共产党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文化根脉。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两个答案虽然生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都是中国共产党把握马克思主义宏大叙事的理论品质、辩证唯物的思维方法以及先进科学的理论观点，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思想文化资源而形成的解决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中国方案，既成为理解中国共产党成功的重要密钥，又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注入中国智慧。

第二，使命目标上同向相通。政党是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为实现共同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而由阶级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具有合法性的政治组织。任何政党想要实现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必须取得和巩固政权。在夺取政权之后，如何巩固政权、确保执政安全成为政党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历史周期率反映了政权发展过程会经历从初期励精图治到后期环境转好的精神松懈、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历史“怪象”。导致这一历史现象出现的因素错综复杂，但是根本的有两个：一是失去民心，二是不能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要巩固政权、实现长期执政就必须解决两大历史难题：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问题是目标形成的依据，无论是人民监督还是自我革命，都是以解决这两大历史难题为使命目标。正如习近平^[12]178所指出：“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第三，发展逻辑上相辅相成。一方面，人民监督推动自我革命走向深入。习近平^[13]122指出：“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这就表明人民监督在自我革命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从自我革命发展的共时性结构看，党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以及反腐败斗争等方面进行革命性锻造时，充分接受人民监督，找到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管党治党的智慧与方法，对提升自我革命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大有裨益。从自我革命发展的历时性结构看，人民监督的外向压力能够推动党强化忧患意识，克服意志衰退、精神懈怠的状态，获取自省自觉的持续性动能，对实现自我革命的常态化长效化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自我革命促进人民监督提质增效。人民监督因拥有广泛而众多的主体数量，主体素质层次不齐，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监督质效不均衡^[14]。以自我革命加强自我监督，带动人民监督，形成全面覆盖、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能够充分释放监督效能，弥补人民监督的局限性。党坚持自我革命，用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政治勇气与动摇执政根基的行为作斗争，也能够提升人民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与信任，激发人民参与监督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人民监督赋能增效。

二   “两个答案”相互区别、各有侧重

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的侧重点具有差异性，但两者并不是相互排斥和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在差异中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对此进行分析，旨在透视党在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过程中展现的系统思维、辩证思维，而不是将两者割裂或是分开。

第一，在作用机制层面，人民监督侧重于他律约束，自我革命侧重于自律约束。任何一个政党摆脱历史周期率支配力面临的共同问题是约束和监督权力。根据政党政治的一般原理，人民、政党、政权是政党政治的重要构成要素。人民通过政党作用于国家权力，政党既是沟通人民与国家权力之间联系的桥梁，也是人民控制国家权力的延伸，其主要活动是围绕国家权力进行的。“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铁律。”^[15]418因而，一个政党为了表达、整合、实现人民利益，实现长期执政目标，既要掌握权力，又要约束和监督权力，防止权力异化。从人民群众是执政党以外的他者因素来看，人民监督属于外在制约的他律方式。它确认了人民拥有完整的国家主权，让作为权力使用者的执政党“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16]141，发挥人民力量的他律约束作用，纠正颠倒了的“主仆关系”，确保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自我革命是从执政党自身出发被归结为内在制约的自律方式。不同于西方政党之间的相互掣肘，中国共产党具备主动变革的政治意识和内部变革的组织力量，勇于进行自我革命，以永不自满、永不懈怠的态度主动进行自我反省，发挥自我监督的自律作用，保证权力始终为民所用而不是凌驾于国家与社会之上。因此，“两个答案”犹如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协同构成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外在良方”与“内在免疫”^[17]，在形塑人民—政党—政权的良性互动关系中推动政治系统的升级与优化，推动政权运行的稳定持久。

第二，在思维立场层面，人民监督侧重于发现问题，自我革命侧重于解决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是“坚持问题导向”的内在意蕴，是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基本遵循，深刻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发现党自身客观存在的问题是人民监督的侧重点。因为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在取得辉煌执政业绩后，容易“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2]174，而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最了解实际情况，最容易发现问题。他们往往通过舆论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和国家机关监督等多种渠道，真实客观地将存在的突出问题反馈于党。自我革命要求党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及时消除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重点则在于解决问题。两者各有侧重，但是相互依存，“接受人民监督才能更好发现问题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为了更好解决问题以体现接受人民监督的成效”^[18]。

第三，在比较优势层面，人民监督侧重于保障人民权利，自我革命侧重于保持党的政治本色。人民监督的主体在于“人民”，明确了我国人民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体。其主要依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保障人民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依靠人民力量对党的组织体系净化规范，进而监督政权、巩固政权。人民监督顺应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充分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自我革命的主体在于“党”，要求构建一整套内部驱动的自我纠错机制和系统，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引导全体党员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其最终目的在于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及时消除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肌体健康的病毒，防止党变质、变色、变味，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这正是党的自我革命的独特优势所在。实践证明，充分发挥“两个答案”的比较优势，能够在凝聚社会力量、整合党的合法性资源、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以及保持党的先进性等方面产生聚合效应，促进党组织系统的平稳运行与完善更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三.   价值维度：“两个答案”立场一致与原则同一

政党是现代政治活动的主导者，代表特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其价值取向对国家与社会发展具有导向和引领作用。中国共产党将人民至上作为一切政治实践活动的逻辑起点与逻辑旨归，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展开对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的探索，彰显了党执政体系“人民性”的价值意蕴。在此意义上，“两个答案”科学回答了党“为了谁、依靠谁”的价值性命题，不仅确认了人民主体地位，还夯实了党执政兴国的群众基础，对确保政权合法性来源以及保障政党治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进程中的价值立场、原则和方向具有重大意义。

一   “为了人民”：“两个答案”体现人民利益是最高利益

历史上的王朝、政权、政党难以跳出历史周期率，其根源在于不能跳出利益的窠臼，无法摆脱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狭隘圈子。马克思、恩格斯^[19]179指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共同利益”作为统治集团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实质上维护的是少数上层阶级的利益，具有虚假性和暂时性。从阶级利益“调和—冲突”的关系来看，在一定时期内它确实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创造了社会变革与发展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实现“其兴也勃焉”。但因其本质还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和压迫，随着阶级利益发生冲突，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不可避免地产生“其亡也忽焉”。所以说一个执政党只要不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就无法找到普遍适用性方法来解决历史周期率问题。

中国共产党找到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两个答案”来摆脱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束缚，避免陷入历史周期率的泥潭。马克思、恩格斯^[19]411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一重要论断内在规定了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理想目标和价值追求是基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表明党的一切政治活动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基于此，毛泽东^[5]809认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志。”习近平^[12]161强调：“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从自身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顺应人民群众利益需要、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而提出“两个答案”，根本目的就是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始终不渝地践行初心使命，与广大人民群众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前进道路上，党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运用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把自身锻造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持续引领各项事业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维护人民最高利益。因此，“两个答案”表明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实现了人民逻辑的价值表达。

二   “依靠人民”：“两个答案”体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20]104，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宗教史观和英雄史观的批判，从“现实的人”和人的“社会属性”出发探究人的本质问题以及人类历史问题，在创立和阐释唯物史观的过程中确立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奠定了人民主体地位的理论基石。中国共产党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守正创新而形成群众史观，一再确证了人民群众的意愿、要求和利益代表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由此形成“民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21]507“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2]316等具有原则性、根本性的重大论断。这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战略思想与伟大实践中，坚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超越历史周期率的根本价值遵循。

以人民监督来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基本思路，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史上的伟大创造，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唯物史观在政治上的集中价值体现。毛泽东^[5]1031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重要论述表征了人民主体地位的唯一性。正是从这一思想逻辑出发，毛泽东得出人民群众是破解兴衰治乱历史周期率的根本力量。人民监督切实保障人民掌握国家主权，保障人民参与国家政权建设和管理，实行真正的人民民主，而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 “民主”，从而防止执政党因谋求私利、腐化变质、脱离群众而走向覆灭，其遵循的价值原则就是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自我革命作为第二个答案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唯物史观的实践表征和理论延伸，与第一个答案在价值维度上相互映照。人民是历史伟业的创造者，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内在规定了党想问题、做决策、干事业始终从人民立场出发。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进行自我革命，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与动摇党的初心与使命的不利因素、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原体作不懈斗争，坚决将刀刃指向被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所围猎的各级党员及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锤炼共产党员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其目的在于实现民众的利益表达，增进民众对党以及党中央政治权威的认同，确保党始终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坚强支持和最广泛拥护，始终成为中国人民的主心骨，带领亿万人民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由此可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两个答案”的发展逻辑中得到充分体现，“两个答案”的具体实践也将继续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真理性与价值性。

四.   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实践要求

“两个答案”作为党思考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具体产物，既定于中国特色执政道路之中，植根于党政关系、党群关系等多向关系的互动互塑，必须持续推进，久久为功，永远在路上。据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场域，实现“两个答案”长效机制的现实需要以及保持两者同频共振、互融共生的发展需要，决定着必须遵循符合实际的实践要求。

一   以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障“两个答案”有序推进

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两个答案”的内在要求和根本前提。有序推进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政治原则上，绝不允许有任何含糊和动摇。

人民监督开展的前提条件是人民内部力量形成多元联合，而这就必须通过人民的先锋队组织来完成，也就是要通过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将人民联合为有机整体，对国家政权进行监督。然而，在群众个体利益表达分散、民主意识淡薄的情况下，人民监督更多的是受个人意志和非理性因素支配，从而在实际落实中带有一定的自发性，使人民监督活动呈现不确定性。解决人民监督的自发性问题，既要提升人民群众的政治素养，又要形塑和维护党中央权威，使人民群众自愿服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自我革命本身就包含着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核心要义，自我革命不是否定或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为了巩固党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又为党勇于自我革命提供政治保障、组织保障。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就需要健全党的领导体制，创新和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提高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发党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此外，“两个答案”具体的运作方式也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会因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与创新。将“两个答案”置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之下，能够从权威高效、政治整合、核心引领等多方面优势中，保证其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序进行，防止人民监督演变成非制度化的政治运动，避免自我革命越出边界而损害党的肌体。因此，无论是人民监督还是自我革命，全党都必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增强“四个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   以发挥党贯彻群众路线的政治优势推动“两个答案”互嵌发展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民心向背决定政权兴衰存亡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是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所在。习近平^[15]28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只有党群关系密切，党的执政基础才会牢固，政权才会稳定。反之，党就会有丢失执政基础，甚至是失去政权、被历史所淘汰的危险。群众路线是密切党与人民群众鱼水关系的重要法宝，被视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其“为‘两个答案’的功能耦合创设了逻辑前提和政治基础”^[22]。因此，强化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的互嵌互构，必须以党的群众路线为遵循，实现人民主体与政党主导的上下联通，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两个答案”的全部实践之中，仍然面临着疏远群众、脱离群众的危险，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不了解民情民意，不愿和群众打交道，对待群众态度冷漠甚至恶劣^[23]。这就要求党强化宗旨意识、群众观念，从政治高度深刻认识密切联系群众的极端重要性，恪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面对群众工作对象更加多元，群众诉求更加多样，群众工作环境更加复杂等现实问题时，党必须在洞察群众工作新情况新特点的基础上，改进群众工作方法，提高群众工作水平，加强党群合作和共治。在智能技术蓬勃发展的趋势下，党还必须注重技术赋能“两个答案”。如若群众意见表达渠道不畅通，就会导致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被动“缺席”。所以，要善于将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先进技术运用于民意表达平台和载体的开发中，搭建智能化民意表达渠道，优化“汇民声—聚民智—解民忧”的闭环模式，使民意表达更加便捷与精准，使党的意志具有广泛利益代表性和广泛民意基础，实现民意表达和政党回应的双向互动，进而将党独特的政治优势转化为长期执政优势。

三   以完善制度规范体系实现“两个答案”协同共进

进行制度化安排、规范化部署，对推进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的有效开展能够起到强有力的保障作用。“两个答案”的有效运行、优势释放和向纵深推进的重点在于完善制度规范体系。

首先，健全“两个答案”的制度规范体系。只有形成标志性、关键性、基础性的制度成果，补齐“两个答案”制度规范体系中的各项短板，才能更好地发挥制度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作用。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就是要完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坚持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体系，构建起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推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各项制度体系的简单相加和拼凑，而是“两个答案”制度规范体系的系统集成。这就意味着在构筑“两个答案”制度规范体系四梁八柱的同时，还要不断深化党规国法的有机衔接，实现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协调统一。其次，强化“两个答案”制度规范体系执行力。“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13]296，在构建一整套行之有效、系统完备的制度规范体系的基础上，还必须强化制度执行力，推动制度落地生根。这就需要从激发执行主体动力、优化执行过程管理、营造良好执行环境等方面，打破制度执行的桎梏，改善制度执行不力的现象，切实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进而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充分释放“两个答案”的独特优势。最后，提升“两个答案”制度规范体系效用。制度能否充分发挥效用，又取决于能否依据现实情况对其进行合法的有序更替。在外部环境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原有的制度规范体系可能会出现滞后、僵化等缺点，削弱制度应有的效能。因而，必须在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客观条件与主体选择相统一、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的原则下，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制度规范体系的更新升级与调整完善，推动“两个答案”运行机制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进阶。

总而言之，“两个答案”的出场顺序有先后之分、逻辑重心有所不同，但是两者在历史、理论与价值的三重维度上具有内在统一性。在新的伟大征程中，必须坚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贯彻群众路线的政治优势以及完善制度规范体系的实践要求，实现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的衔接贯通，从而谱写新的“赶考”之路的优异答卷。作为党长期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而形成的标志性理论成果，“两个答案”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高度彰显了党深邃的政治智慧、卓越的战略远见与深厚的为民情怀。然而，由于影响政权兴衰成败的原因纷繁复杂和时代环境总处于变动之中，对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求索不是一成不变，需要党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接续探索，结合新的实践与时俱进地作出新的理论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