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科技变革引发人类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的颠覆性变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层出不穷，不断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数字化。数字新技术运行的底层逻辑是数据的堆积与形塑，作为继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后的新型生产要素，数据显得愈发重要，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数字技术塑造了“万物皆可数据化”的数字化时代。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为教育转型提出了新要求，“为教育变革与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平台和动力引擎”^[1]。习近平总书记^[2]378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其中，作为数字化前提的数据越发成为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支配性要素，重塑着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与过程。如果说数字化强调数字生态的宏观建设，数据化则扮演着数字基建的作用。由此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据化，就是通过大数据思维、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浩瀚庞杂且凌乱的育人数据资源进行聚合分类、分析研判和动态调配，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有效平衡，推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逐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转型 ^[3] 。

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人文社会科学，更是人主体性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更是事关“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21世纪是数据的社会”“数据是新的石油资源”“万物皆可数据化”诸类话语，既表明当下部分人对数字技术未来发展前景的乐观态度，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们对于数据的崇拜。这种崇拜渗透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将影响到立德树人这一新时代教育的根本任务的实现，需要时刻警惕转型过程中可能伴生的数据主义，以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属性与政治教育的前进方向。

二.   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耦合

数据化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前提。数字化需要海量数据作支撑。没有数据，数字化无从谈起。当下，数据作为人们数字化生存的基本元素，逐渐融入人们日常生活当中，数据创造的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同构共存，相互影响。正是在这种纠缠交融中，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两方面的耦合性不断凸显。理论上，具人文价值的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价值耦合，同时内含科学理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数据具有应用耦合。现实中，数据思维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数据信息参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改变了数字化时代教育者的思维方式，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决策的科学性。

一   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耦合

数据兼具人文属性，存在人文价值，这与属于人文社科范畴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存在着价值耦合。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数据并非未经审视的先在之物，而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并逐渐发展为一套以抽象的方式描述现实存在的系统符号。人类利用数据来认识世界，并将其作为把握表象、真相和真理的中介。因而从本质而言，数据是一种人文现象。数据产生于人类的实际劳动需要，是社会意识而非社会存在的一部分，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和本质相一致。人们对事实的把握，离不开数据的中介性，必须经由数据中介才能更好呈现。尽管数据的物质属性体现了唯物主义立场上的客观性，但这种客观性离不开人类的造就。数据作为“人化”物质，其客观性亦具有“人化”的功能。经过人们归纳总结、演绎推理、分析计算，数据成为凝聚人类生产劳动的“一般智力”，“内蕴自然、历史或社会发展的重要本质和普遍规律，因而数据体现为先进的生产要素，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价值”^[4]。需要指出的是，数据在当代有商品具有相似性。凝结在数据中的价值，只有在具体的人类社会关系中被运用，并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结合，才能够显现出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内含科学理性，与作为科学技术的数据具有应用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体现在，可以重复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完成自身的技术化转型。数据被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与教学后，完成了数据的思想化过程。所以通过科学技术的不断完善和拓展，就可以转换教育范式，提高立德树人的能力。通过将数据资源化用成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就可以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进行世界观改造、价值观引导、人生观等塑造。同时数字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赋意数据。经过一系列转化程序后，数据不再是冷冰冰的数据，而是成为信息、知识和理念的载体，实现了数据价值化的惊险跳跃。数据因为附着了思想和价值观而具有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与意义^[5]。通过理论介入数据，数据被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解析，并对经过解析的数据赋予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意义。这一过程中，数据被赋予思想政治教育基因和底色，数据也在思想化中完成自身的价值跃升。

二   思想政治教育与数据化的现实耦合

数字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工具，在促进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的同时，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被赋予社会关系属性。数字技术的社会关系属性表现为其逐渐脱离物质生产而越来越嵌入于人类的日常交往生活中，形塑着人类的思维方式。数据愈发成为人类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甚至出现数据崇拜的现象。数据不仅是新世界的“基质”，而且一切人类关系都可以还原成不同模式下的数据。传统的思政囿于技术与思维的分离，难以从技术上实现对教育对象的个性教育，因而不得不采用“漫灌式”的教育方式。而且从传播模式来看，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依旧是传者为中心，缺乏受者的反馈。这种居高临下的、一刀切的教育模式显然无法准确把握教育对象的真实需求，在教育供给上存在准确性不足、教育效果上难以令人满意等问题。数字技术则可以，通过动态追踪教育对象、掌握教育对象稳定的思想行为等，来打破这种单一的传统传播模式。尤其是常态化追踪，可以帮助教育者在教育对象的日常思想行为数据发生异变时及时介入和干预，使受教育者所存在的问题早发现早解决。同时，数字技术对教育对象进行持续地追踪，能够得到较为完整、全面的数据信息。这种全样本的数据收集与分析弥补了感官臆断与思考，以及小样本导致的片面性与代表性不足。一方面，教育者利用数字技术，以数据的形式全面掌握教育对象的思想状况，及时发现隐患、解决问题，一定程度上弥合教育者的供给与教育对象的需求错位。通过掌握教育对象的需求，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有效供给。另一方面，教育者通过数据信息对教育对象的思想状态与可能行为做出预测，减少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复杂性风险。现阶段网络思想极具复杂性，主体、客体、中介和环境各领域叠加，极可能滋生和扩大各类不确定性。教育者通过数据信息与数学建模，对各类不确定风险进行科学预警，降低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不确定性。

三.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数据主义隐忧

数字时代，数据及数据化为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提供了数据思政这一新型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同时也裹挟着数据主义进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数据及算法应当是也只能是为人类主体服务的客体，人类作为原始数据的创始者，才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 ^[6]。但数据化力求将所有的数据纳入算法中，要求数据具有普遍性和可计算性，从实践层面往往是对事物进行标签化处理，并将人作为同质的原子式个人进行计算。这与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要求相悖。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既要看到数字技术的积极作用，也要辩证看待数据和数据化的两面性，警惕裹挟其中的数据主义隐忧与风险挑战。

一   数据主义批判：数据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张力审视

1. 数据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立场背驰。新兴科学技术的使用与更迭，应以人为中心，以服务人为目标。由于人类的身体进化和发展难追上科学技术的进步速度与步伐，人很容易迷失在技术主义的“陷阱”中，忘却科学技术的使用与更迭最终以人为中心，忽视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所传递的人文价值。在数字时代，无论是人的发展，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都需要主动更新思维理念来适应智能化的生活方式。数据化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口号，而是数字技术能为思想政治教育达到优化效果的实然。但现实中也确实存在因过度追求教育过程的流畅度和规范性而偏重工具价值，漠视对个体情感的满足或精神境界的完善^[7]等问题。数据主义，归根到底强调的仍是一种工具理性。数据思政的生成虽然依赖于大数据、算法等新兴技术，但最终落脚点仍然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人的发展本身。必须守好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底色，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2. 数据相关关系不能真实反映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的经典论断，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理论遵循。马克思选择从现实社会而非抽象社会去把握人的本质；数据主义者则反其道而行之，主张数据能解释和解决所有问题，只要占有足够样本的数据就能推断、分析、挖掘出事物的本质。尽管数据分析极大地提高了人们认识和掌握事物的能力，但从数据分析的运行逻辑看，数据分析强调的数据相关关系，并不能完整地还原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因而无法揭露完全的事实因果关系。不仅如此，数据主义还会消解事物间的因果关系，并试图以数据相关关系解决所有认知难题。数据分析的逻辑自身存在二律背反，一方面数据通过相关性解蔽部分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则通过消解因果关系来遮蔽社会关系。这种内在的矛盾注定数据分析仅仅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抽象简化，不能真实反映出人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与教育对象的发展都有其特定规律，这种规律蕴含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因果性关系，这一关系必然植根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

二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数据主义样态表现

1   “数据至上”引发教育“身心失衡”，导致价值理性退场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旨在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然而，数字技术运行逻辑是功绩主导，片面追求数据的增殖性、手段的有效性和事物最大功效。因而在转型过程中，对数据化的过度推崇可能会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身心失衡”，致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属性“缺场”。

数据思政凭借大数据搜索、收集、了解学生的教育和知识背景、学习情况，适时做出教学反馈，设计出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个性化教学方案，极大地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效率 ^[8]。但这一过程也极易引发技术依赖。数字技术的工具势能容易让教育者不自觉地服膺于数据的强大效用，产生数据依赖。教育者通过电子设备而不是面对面进行思政教育，结果是身体“缺位”，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变成冷冰冰数据主义模式。思想政治教育是有温度的教育，其有效性通过亲和力、感染力来发挥作用。有效性的生成离不开教育者与教育对象面与面、心与心的交流，其效果是在两者的相互作用中不断生成和积累的。数据主义模式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温度、人文关怀和价值关照，既不是深入地与教育对象谈心谈话去掌握教育对象内心的思想困惑和价值诉求，也不是用眼神、情感、表情等有温度的话语叙事去感染和打动教育对象。思想政治主体之间的情感交流被简化和遮蔽成“物与物”的关系。数据主义的中介化趋势还加深了人的主体客体化，思想政治主体之间关系的“双重疏离化”。数据依赖消解了教育者的主体性，使得教育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的主导地位被倾覆。

对数据的过度推崇容易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落入教育数据主义。人们极易对技术产生正向偏见，往往不考虑数字技术的底层逻辑和运行原理。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依托于数字技术的赋能力量，但也要把握好数据嵌入的限度。“技术为用，育人为本”，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产生效果的关键。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逻辑与育人逻辑之间存在张力。若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主体服膺于技术便利，过度使用科学技术，必然会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价值与技术理性“本末倒置”；若把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寄托于数字技术的应用，企图通过技术手段解决教育中产生的问题，必然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退场，造成技术喧宾夺主的不良后果。

2   “数据介入”冲击传统教育场域，造成教育主体关系失衡

数据技术革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场域。但裹挟其中的数据主义，却因为过度强调数据“量”的重要性，使得各类量化评价盛行。“数据代言”的相关性对传统的教育主体关系提出挑战，思想政治教育的真实性降低。数字网络空间具备“扁平化”“去中心化”的特征，冲击着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主导的传统教育形态。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环境中，教育者的主导作用发挥遭受着去中心化、多元化、分散化的多渠道冲击。在多样化的信息获取渠道下，课堂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来源。当自身的数字素养不再能否匹配教育对象的实际需求时，就会逐渐形成师生之间难以逾越的“数字代沟”，甚至出现教育对象反过来影响教育者等现象。

数据介入教育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空间与实践场域，但数字化的交往模式蕴含着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的异化风险。“线上教学”“数字场景教学”等新型数字化教学突破了时空限制，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创设无缝融合的育人空间。然而这种教学在本质上依旧是基于“人机交往”的数字化互动。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亲和力是提升其实效性的必要保障，以教传情、以情化人是增强亲和力的重要途径。然而，依靠技术连接的数字交互方式往往使得师生难以进行深入的情感交互，教育者的“虚拟在场”更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人的情感道德抵达。原本“人—人”的关系样态转化为“人—机—人”的关系样态。媒介中介的作用被放大，人的作用被淡化。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际信任”变成纯粹的“机器信任”，这不仅导致师生关系从亲密到疏远，更是极大地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3   “数据拟真”脱离真实社会关系，滋生隐性意识形态风险

技术有时“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9]358。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以数字技术应用为底层逻辑和基础，需要辩证地分析数字技术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潜在的技术风险。其中，数字技术的核心要素是数据、算法和算力，数据试图通过算法的相关性创造出一个数字社会。但这个社会是基于算法设计的“拟真社会”，在生成的过程中不断消解着真实社会的因果性。“数据拟真”塑造的拟态环境在本质上是脱离真实社会关系的，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因此，极容易滋生意识形态风险。

数据化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但并非任何人都能顺利实现数据化。若教育主体无法顺利操作智能设备，就难以完成数据化并享受相应服务，数据化的准入门槛给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增加了障碍。同时，数据化成为了个人准入数字化的必要前提。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要享受数字服务平台带来的便利，就要对自身进行某些维度上的数据化，并把这些数据无偿让渡给数字平台。为了更加全面精准地掌握教育对象的思想行为状态，需要采集更多更广的数据，这可能会涉及教育对象的家庭条件、心理疾病等个人隐私信息。不仅如此，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其数据信息安全的重要性。在进行数字采集的过程中，个体产生的数据成为数字平台的重要资源或资本，但作为数据生产者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并不完全拥有对这些数据的自主权。这些数据若是被恶意入侵甚至占据，会威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而且大数据算法误用滥用还会导致信息茧房。推荐算法代替人脑进行思考和选择，不断消解人独立思考和是非判断的能力，最终导致人沦为算法的附庸。面对海量的信息，个人的注意力有限，只能注意“自己选择的信息和使自己愉悦的通信领域。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样的‘信息茧房’之中”^[10]9。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与呈现方式往往与互联网求“新”求“异”的天然价值倾向不同，加之教育对象数字素养亟待培养，教育对象接触到的许多内容是没有思想内涵的。这些低质的内容必然会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育人的效果。从算法机制来说，算法往往秉持以数据增殖和流量为王的功绩导向，这就使得各种娱乐性、媚俗化的信息充斥于信息池之中；同时为了更好推送内容，算法鼓励人们自我标签化。人们开始用标签化的方式看待自己，这进一步加剧了网络空间的“回音壁”。长期封闭于算法系统架构的“过滤气泡”之中，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可能因为与教育对象的偏好契合度不高而被算法无情过滤，主流意识形态被置于失语状态。可见，大数据算法误用滥用导致信息茧房引起的圈层化的价值趋同，与思想政治教育凝聚价值共识功能背道而驰，且在一定程度消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与呈现方式的丰富性、人文性和多样性。

四.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数据主义的治理路向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治理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数据主义，既需要创新思维，以“数据—人文”协同的新数据观推进数据思政高质量发展；又需要充分考虑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现实情况，提升其数字素养，以提振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价值；更需要积极拥抱新技术，以筑牢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基座促进技术势能释放，最终形成思维创新、主体提升、技术保障三方的积极合力，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一   以“数据—人文”协同的新数据观推进数据思政高质量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需要思维创新，为“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11]21。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由多要素构成的全局性、战略性的系统工程，推进其数字化转型必须以系统观念进行整体性谋划布局，架构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系统。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不是微观局部技术应用的迭代升级，而是围绕理念更新和模式变革的系统性改变”^[12]。

数据思政蕴含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张力，并非难以弥合。当下，数字技术的爆炸性发展打破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平衡状态，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两者关系中处于被动。数据主义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滋生，数据的强势地位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属性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所以要批判数据主义，呼吁人文情怀，这并非要重新回到价值理性统摄工具理性的状态，而是要协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弥合其存在的张力。因为人与技术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主客体二元对立，而是相互融合的共同体。技术与人具有同构性，数据与人文亦具有同构性。“数据—人文”协同的新数据观，要求将技术内化于人的主体性之中，应对数据赋予思想，而非任由思想散落成数据。新数据观要遵循数据思政的价值主旨，打破技术与人文的二元对立。数据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在数字时代寻求变革不可或缺的存在维度，因为其在共有和分享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也必然要体现和呈现人性，维护人的主体性和独特尊严，二者之间成为融合共生的一体。这种新数据观并不仅仅把数据作为工具存在，而将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的技术基座基础，同时强调人的视角与在场，以此指导、规制数字技术的研发、发展和使用。

二   加强数字素养教育，提振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价值

数字技术赋能的根本目的是在教育中促进人的发展。技术不仅仅是工具，更是人体的延伸与本质力量的体现，“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人是一种技术性生存”^[13]。技术的问题最终要落实到现实的人，必须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数字素养，提振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价值。

切实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数字素养。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驾驶员”，是保障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真正落地的关键角色。数字技术全方位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为教育者带来诸多便利，同时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提出更高的要求，数字素养是必备的能力。数字素养在知与行的关系中包括对新技术的认识能力与运用能力。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需要明确数字化转型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方向，教育者要积极主动投入到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中。第一，教育工作者要树立数字化意识。第二，教育工作者要掌握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通过线上培训和线下技术培训相结合的形式，推进教师开展线上线下融合教学，在实践中加强对数字技能的掌握。第三，教育工作者要具备数字化应用能力进行教学创新，通过开展数字教学能力专题培训全面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需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信念，仔细甄别新技术存在的风险与不足，谨防数据主义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效果。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需要重塑教学信念，以适应数字化教学的新形式。增强数字伦理意识和数字安全意识，并对数据隐私侵犯、算法偏见等数字技术潜在的伦理风险保持警惕。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进行教学时，不能单方面追求数字技术对课堂的赋能，过度追求数量而不求质量，思政教育以技术制造数据，思政教育评价以量取质，最终演化为思政课堂的形式主义。

同时还要培养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人才。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人才应该对数字化转型中的风险具备足够的辨别和反抗能力，这要求教育对象既要保持理性、站稳立场，自觉抵制错误社会思潮、低俗恶俗信息的侵蚀；又要兼具感性，学会尊重、理解宽容他人，在数字化生存中葆有人的情感温度。保证教育对象在面临各类数字信息时能够凭借自身防范化解数字危机，进行自我保护，积极参与数字空间治理。总之，要科学驾驭数字技术而非产生技术惰性。既要建立跨学科数字化人才培养机制，又要培养教育对象的数字责任意识和数字伦理意识。

三   筑牢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基座，促进技术势能释放

警惕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数据主义，并非要因噎废食，放弃数字化转型；而是要平稳推进数字化，既要对数字技术祛魅，又要筑牢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基座，促进技术势能释放。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支撑底座是数字技术的赋能，所以要不断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基座建设。

建立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基座，要打破“信息孤岛”和“数据孤岛”，“处理好不同主体的教育资源供给和联通，并通过这种系统性规划与设计确保资源共享的技术标准与机制”^[14]。首先，保障数字化基础设施，构建智能化场景。物质是意识的先在，建设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基座需要数字化基础设施作为保障。数字化基础设施能够保障线上线下的无缝衔接，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用场景。要对传统教学设备进行全面数字化升级，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通过搭建虚实融合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覆盖，以弥补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可能存在的“脱域”问题。其次，提升数字网络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供给水平，以数字技术挖掘思想政治教育新资源。教学资源是思想政治教育必不可少的内容。数字化开辟了新的资源库，扩大了思想政治教育可利用的教学资源。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有效供给，要构建数据集成平台，采集并掌握教育对象在网络平台的学习、生活数据；构建数字资源共建共享平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云端共建共享，将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优质资源纳入平台；打造智能化辅学平台。针对教育对象的不同特征匹配学习资源，引导教育对象开展自主学习，实现个性化、定制化、立体化的辅学服务。

五.   结语

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是社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育变革的大趋势。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在积极谋划数字化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也要对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出现的数据主义风险作出研判。简单肯定或否定数据都不是正确对待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态度。掌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术”与“道”，既要有破旧立新的批判，又要有思维、主体、技术维度的运思。同时以“数据—人文”协同的新数据观处理转型中的矛盾，发挥数据的文明面以更好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