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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就业的“极化”现象与研究动态

高秀娟

高秀娟. 数字就业的“极化”现象与研究动态[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0(3): 109-116.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3070052
引用本文: 高秀娟. 数字就业的“极化”现象与研究动态[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0(3): 109-116.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3070052
GAO Xiujuan. “Polarization” of Digital Employment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s[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4, 40(3): 109-116.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3070052
Citation: GAO Xiujuan. “Polarization” of Digital Employment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s[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4, 40(3): 109-116.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3070052

数字就业的“极化”现象与研究动态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3070052
基金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北京市女性创业活跃度研究”(编号:22JCC09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政府扶持政策、女性创业及其驱动机理研究”(编号:2022QN0102)。
详细信息
    作者简介:

    高秀娟(1977—),女,河北保定人,中华女子学院管理学院教授

  • 中图分类号: F241.4

“Polarization” of Digital Employment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s

  • 摘要: 数字就业的“极化”现象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高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增加而中等技能劳动力就业减少,这让“机器换人”与“机器创造就业”的观点互为争论,学界对此也结论不一、对“极化”的机制也未揭示全貌。文章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综合梳理与分析,呈现相关问题的研究动态与前沿,借鉴已有研究经验,凝练“极化”背后的机制与形成路径,用于分析我国就业与收入极化的现状。文章通过分析提出了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的就业作用框架模型,其中产品市场起到引致劳动力需求的作用,要素市场则搭建数字技术与“信息—劳动—资本”传统三要素模型,并引入“技术—数据要素”模型。认为技术作用于信息、造成信息垄断与信息不对称,将高中技能劳动者留在劳动力市场,更多将低技能劳动者排除在市场之外;技术作用于劳动,直接产生就业极化,表现为对劳动就业的创造效应与破坏效应所形成的总效应;技术作用于资本,则劳动与资本的谈判力决定了二者如何分配所创造的收入。数据要素依附数字劳动,易于形成高技能数字劳动“被强化”、中低技能数字劳动“被弱化”的“单极化”结果。最终,就业是否极化以及极化的程度,取决于传统要素、数字要素与产品市场共同博弈的结果。

     

  •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并被赋予了崇高的时代使命。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经济波动、地缘政治、公共健康危机、气候变暖等全球性困境愈加复杂多样,世界各国愈发相互依存,在保障公共安全的前提下追求共同发展,已成为广泛的国际共识。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携手构建全球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共同体,切实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在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1]20。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首次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国情发挥优势,逐步摆脱前苏联僵化的“全面计划经济”模式影响,批判吸收“现代市场经济”模式的精华,开辟中国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领全国人民不断实现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路径上的突破,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更加推进和拓展了融合自身成功发展经验与中华优秀文化智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诞生与发展。

    回顾7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国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一直在此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紧密依托独一无二的中国国情,坚持不懈地摸索优化,寻求崭新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来,从强调特色的探索,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样例,再到发展中国家的路径选择;从先行先试的“特”,到理直气壮的“新”,再到胸怀天下的“同”;从样例到模式,从范式到中国式,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对强国之路、复兴之路的深刻认知,自信自立地呈现出现代化的崭新图景。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正式成立。饱经战火荼毒的新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均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面对解放战争刚刚结束、内外部环境尚未安全稳定、国内经济基础“一穷二白”的严峻情势,完成三大改造,全盘接受前苏联的指导并遵循前苏联的理念和标准制定的经济发展计划,有力保障了国家的政权稳定、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功,导致产生了急于求成的思想,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过渡,推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意图通过“全面计划经济”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大跃进”,因此“第二个五年计划”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了计划指标,脱离了实际,又逢三年自然灾害,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党和国家认真总结汲取经验教训,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积极调整经济发展策略与路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虽未完全放松针对“商品交换活动”为特征的市场经济行为的管控,但“通过市场活动来发展经济”已经在党和国家的构思之中。

    随着商品经济活力和成果的展现,党和国家逐渐确立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发展路线。1979年11月,邓小平首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开启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随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打开了中国参与全球市场及学习世界先进技术、先进管理方式的大门,走上了创造奇迹的发展之路。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原有失衡经济结构以及固有的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探索和发展的成效,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但此后中国人民释放出的经济发展热情及由此实现的市场经济活力,无疑更加坚定了党改革开放的决心。直至党的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目标被正式提出并得以坚持和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能通过市场高效配置资源,又能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及时准确地调控市场,减少减轻市场失灵对经济社会的不良影响,并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经过4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逐步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事实彻底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全面市场化是经济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的神话,这一事实也反驳了“只有全盘西化才能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潮。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坚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都为中国迎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保持社会长期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世界上最贫困最孱弱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经历了70余年艰苦卓绝的建设与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114.4万亿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预计超过18%[3]。与此同时,人口规模超过14亿的中国实现现行标准下9899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4]125,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初步实现了中国人民千百年来“天下大同”的夙愿。如此成就,不仅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全球减贫事业及人类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主义多元化特征相结合的发展之路。它发源于“天地之大,黎元为先”的中国传统文化,依托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价值取向,植根于中国人民“大道如砥,行者无疆”的艰辛努力。它不仅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创新,更加契合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纳古藏今、融合创造、敢为天下先的智慧总结。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五千多年文明的沃土之中,激发了全体中国人民改革发展的内生动力,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必然能走得稳,走得好。

    资本是西方现代化的核心,资本对利润的追逐驾驭了个人对财富的追求,使得对外扩张具有了价值层面的正当性,对其他国家的殖民掠夺和剥削压榨在利益的驱动下具有了合理性[5]。纵观西方国家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及路径源于“通过武力掠夺获得财富积累”的“殖民主义”,经过几百年的演变逐渐转化成“通过武力加持的资本控制和资本输出”为主要特点的“后殖民主义”。现今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资本控制和资本输出实现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掠夺,将众多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牢牢锁定在“廉价资源与廉价劳动力输出”的位置,推动世界现有格局向着“资本家越富、劳动者越贫”的非均衡格局发展。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主义”,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增加,引发了一系列突出问题,即从内部矛盾看,严重的阶层分化,造成众多国家内部的社会撕裂、阶层对立;从国际冲突看,整个世界动荡加剧,各国的安全与发展条件不断恶化;从全球环境看,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其工业化制造业野蛮发展,给地球整体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可逆转的破坏。

    植根于“殖民主义”的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模式与道路,习惯于使用武装暴力制造分裂与对立,掠夺资源实现自身财富增加,战争与霸权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维护自身利益最常用、最直接的手段,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代表的世界最强大国家美国,依旧保持着每一任总统任期内都会通过军事武装干涉他国内政的惯例。2021年4月中国人权研究会撰文指出,“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01年,世界上153个地区发生了248次武装冲突,其中美国发起的就有201场,约占81%” [6]。从这组令人震惊的数据中,不难看出美国发起每一场战争都有意图通过控制世界稀缺资源进而维护其霸权的野心。打着“人权、民主、自由”的幌子实质是为了维护美国自有霸权而发起的战争,让美国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被迫牵扯到这些战争中的国家则不得不承受主权、经济、人员以及社会发展遭受严重损失的沉重代价。西方发达国家习惯于使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使用经济霸权粗暴干涉其它国家内政。当自身产业处于优势时,或强迫他国“开放市场”,或进行技术封锁;当本国产业处于劣势时则设定贸易壁垒。例如,美国就频繁使用其国内法《1974贸易法》中的“301条款”对他国政府和企业进行经济制裁,动辄联合所谓的“友好国家”,制造贸易冲突,要求自己的铁杆利益集合体国家也限定与他国的贸易活动,严重阻碍商品贸易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通,导致国际贸易纠纷和国际冲突问题越演越烈,破坏了国际商品的供应链,大大提高了经济发展的成本,将整个世界经济推向无序野蛮争斗的深渊,这与世界人民基于主权独立和百姓福祉的普遍愿望根本对立。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对自18世纪工业革命后世界范围内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从长期看,资本收益率明显超过经济增长率”[7]21-28。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方式在全世界推广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导致了全球财富的不平等状况急剧增加,西方发达国家为实施资本控制和资本输出而向全世界推行所谓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是加剧世界各国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经济发展所依托的“资本和劳动力”这两种基本要素中,资本在流动性、增殖性、可转让性方面拥有不可比拟的优势。由于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给予“资本”要素特殊的优势地位,使得资本家所获得的财富增长回报率总是高于整体经济增长率,而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中“劳动力”要素总是处于服务“资本”要素的地位,导致劳动者所获得的财富增长回报率总体是低于整体经济增长率,因而导致劳动者和资本家不能获得同等的财富增加,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由此越来越大。“在过去一百年的时间里,有资本的人的财富翻了7番,是开始的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比100年前大8倍”[8]。也就是说,贫富阶层间此前尚可弥补的差距,在如今已演变成愈发难以跨越的鸿沟。而这个巨大的鸿沟,一方面引发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分裂,为社会分裂后阶层之间产生剧烈的冲突埋下了导火索,同时也成为了奉行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而无法消除的顽瘴痼疾。

    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依托于工业化过程中长期过度地使用化石能源及各种自然资源,不论是自身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问题,还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向不发达国家输出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问题,其最终的苦果都要由全世界人民共同承受。以全球气候变暖为例,由于过度使用化石能源而排放了过量的二氧化碳,地球表面温度不断缓慢升高,由此导致的自然灾害和生态破坏表象逐年严峻。从冰川消失到海洋环流紊乱,到气候干旱引发的食物减少,到极端天气事件带来的灾难,到病毒扩大传播危及人们的健康,地球生态环境恶化,危害着整个人类自身的生存。然而,在最需要全世界团结一致共同应对生态危机的关键时刻,美国作为“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却以所谓的“没有要求一些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美国优先”为由,正式退出《巴黎协定》《京都议定书》等国际气候公约,拒绝承担其应负的责任,这充分展示了其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遵循的发展模式与路径是建立在“以邻为壑、唯我独尊”的思维基础上的。其倡导的所谓“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背后的资本主义性质是自私自利的、贪婪的、无限制的,如果每个国家每个个体都遵循这样的理念行动,可以预见人类的最终命运将是走向全体毁灭。

    当今世界动荡加剧乱象丛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曾被视为学习榜样的“自由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失去光芒,面对当今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时无法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还是立足自身国情自主发展?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9]中国坚持立足本国国情,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了持续4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并进入了谋求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应当说,中国式现代化为推动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具有可参考性、可拓展性和可行性,不仅可借鉴而且可复制的经济发展模式。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世界各国建立和平发展的共识,建设共商共建共赢的地球村。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中的“和平发展”和“共同富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一脉相承。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明确提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0]52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世界是一个整体”的认识,不仅契合人类共同发展的需求,还强调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仅追求本国利益,但也强调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立足于实现本国发展和各国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是深刻理解世界各国命运相关、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关系后做出的正确选择。随着写入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项多边决议或宣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与深度共识。“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1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是基于在全人类生存发展的道路上应该共同前进、一个也不能少的博爱情怀,是人类超越其它物种实现卓越文明成就的出发点,其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呼吁世界各国用合作协同取代分裂对抗,用人类共赢取代零和博弈,依靠相互支持、取长补短、分工协作实现全世界共同的安全与繁荣。这两种“取代”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和“共同富裕”两大特征紧密契合,两种“取代”是方法和路径,两大特征是目标和愿景,相互印证相互完善,为深陷迷茫中的世界各国展示出一条适合全人类愿景的清晰发展路径。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各国需携手共进,达成建立人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共识,唯有齐心协力方能共同实现健康安全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不仅追求“和平发展”与“共同富裕”,还明确提出全人类整体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通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式实现,绝不以过度使用资源、无视环境保护、崇尚自身利益等方式来谋求发展。积存已久的对自然环境破坏问题,以及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问题,均已给整个人类带来了危及生存的威胁。例如,“世界十大污染事件”的致人死亡,空气中PM2.5严重超标导致的呼吸系统致病,“地球之肺”巴西亚马逊热带雨林被大面积砍伐后对全球生态系统的严重负面影响等问题,无不显示人类正在承受地球环境被污染和破坏后对人类自身越来越危险的反噬。有效应对危机的现实需要虽如此急迫,但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极端自私和不负责任,世界各国难以达成真正一致。西方发达国家不仅长期通过将生活垃圾等污染物转移至广大发展中国家来减轻自身环境污染问题,还一直要求以“碳排放税”的方式让全世界共同为其工业化发展导致的全球变暖问题买单。反观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始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在面对全球环境治理挑战时,不仅自己坚定不移地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强调要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力度,深入推进清洁能源转型,构筑尊重自然的生态系统,而且与联合国在防治荒漠化、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治理等方面深入合作,交上了国际社会瞩目中国“成绩单”。中国多次向世界发出倡议:“世界各国应该采取实际行动为自然守住安全边界,鼓励绿色复苏、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推动形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格局,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不竭源头”[4]476。可以相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智慧将继续引领全球在共同富裕的基础上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共生,进而实现全人类的长期稳定发展。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世界各国主张全人类共同价值,谋求构建美好世界的全人类共同福祉。在机遇与危机并存、挑战与困境叠加、矛盾与冲突频发、现代化进程面临关键抉择的当下,秉持“天下大同”的理念,中国式现代化与“怀柔远人、和谐万邦”天下观相辅相成,以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要求,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世界人民普遍关切,给出破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鲜明的中国主张背后,彰显的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汇聚的是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加强交流、互鉴与包容,构建美好世界的全人类的共同向往。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可以成为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路,更得以通过“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事实证明了世界更大范围内实现发展的可实践性,通过“共同富裕”与“和平发展”的理念加固了全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紧密连接,通过“人与环境和谐共生”的方式加强了人类整体发展的可持续性,通过“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协调”的行动追求不断超越人类自身的文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中推进和拓展,并以平等交流互鉴的方式丰富人类文明,将促进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12]。如同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所说:“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13]。在发展进程中,中国与世界紧密相依,我们要“把自身命运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新动力,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做出新贡献”[1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15]。中国式现代化确是一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基于中国国情开拓出来的新路,“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16],对于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探索,寻求快速发展与保持独立性兼顾的国家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颠覆并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模式,从理论、范畴、路径、目标、评价体系等各方面创新发展了一条史无前例的世界“现代化”新路[17]

    对美好生活向往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而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特有国情、紧跟时代发展、融合传统文化智慧探索走出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方模式,中国式现代化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本质要求,以追求全球共同的和平与安全、合作共赢与可持续发展、人民至上与世界大同为目标,其蕴含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打破了“西方化=现代化”的迷思,向世界彰显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等鲜明主张,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具有可参考性、可拓展性和可行性的新发展路径。当下,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局势进入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在人类文明面对重大抉择的关键时刻,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之中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道路与世界意义,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视野下探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内涵,对于人类文明走向正确的发展路径选择尤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 表  1  技术进步与劳动力就业关系的相关理论基础

    理论基础 主要内容 具体理论与模型 提出或代表学者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以提高劳动力的技术进步为假设前提构建模型,从资本与
    劳动力比率入手集中分析均衡(稳态)增长路径
    索洛模型
    索洛—米德模型
    内生增长模型
    索洛(1956);索洛和米德(1960);罗默(1990)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 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围绕价值波动,数据要素的价格(等同参与收入分配)取决于数据要素本身的特性以及与要素需求方的谈判力量;数字劳动以多种方式参与收入分配 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1975);德斯(1999);克里斯汀.福(2014)
    信息不对称与信息垄断 数字技术产生的信息垄断与不对称导致就业结构性差异 信息技术与市场租金理论 古勒等(2017)
    技术偏向理论 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促发高技能劳动就业增加,技能退化型技术进步促发低技能劳动就业增加 技能偏向型技术理论
    技能退化型技术理论
    任务偏向型技术进步
    伯曼等(1994);奥托等(1998;2003);如塞尔等(2000);
    艾斯毛格鲁(1998)
    技术创新理论 技术进步开发新产品、新工艺,使得经济中出现新的产业部门,影响就业结构的变化与就业再分配 开创性地强调工厂间就业的异质性 皮安他(2001);戴维斯和海万格(1992)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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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稿日期:  2023-07-15
  • 刊出日期:  2024-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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