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本联袂数字技术侵蚀人的思想精神这一事实，早在1964年，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就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有所提及。他认为以电子技术为代表的媒介，既是人体和心灵的延伸，也是自我截除。人在“观看、使用或感知任何技术形式的延伸时，必然要经历接踵而至的感知‘关闭’或感知位移。正是因为持续不断地接受日常使用的技术，所以在与我们自身这些形象的关系中，我们才进入了潜意识中知觉和麻木的那喀索斯角色。”^[1]62人在使用各种数字技术时，愈益沦为技术的伺服系统。“因特网正演变为一种政治工具，我们将再度陷入新的樊笼之中，重新寻找新的方向。”^[2]292资本利用数字技术对人发起从身到心的全面操控，精神日益沦为政治统治的工具，“精神生活无限的不确定性被简化成数码程序”^[3]112。资本赋魅的数字技术深入人的精神高地，对精神展开前反思层面的干预，使人的感性精神沦为资本驯服的知性对象，愈发变得愚钝和萎靡。

德国新生代左翼思想家韩炳哲，构建了一套揭秘数字技术、精神政治与权力治理之间复杂关联的数字精神政治思想，澄明了资本权力凭借数字技术操控个体精神的机制及其后果。本文拟探究数字精神政治与生命政治之间的动态“博弈”，挖掘数字精神政治的深层权力治理逻辑，还原韩炳哲提供的克服“精神政治化”、实现人类精神解放的策略，反思韩炳哲数字精神政治思想的贡献与局限，从而澄清数字时代新自由主义精神政治的实质，捍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性和革命性。

一.   生物政治的“终结”与数字精神政治的开启

在对当代资本权力技术本质的理解上，韩炳哲认为福柯、阿甘本、埃斯波西托、哈特和奈格里等人提供的“生物规训—政治统治”的分析框架，是规训社会的产物，不再适用于以数字监控和精神政治为重点的功绩社会。“福柯认为权力总是在身体或生命运行中起作用，他不仅忽视了精神力量的出现，而且误解了负责精神技术社会化的机构的关键作用。”^[4]言外之意，身体驯服和生物政治作为规训社会的范畴，已无法解释功绩社会流行的精神政治的本质，生物政治必将被数字精神政治取代。晚期现代的数字监控技术将大众集体引渡给精神政治的程序设计和控制，“生态政治的时代随之终结。我们如今正迈入数字精神政治的新时代。”^[5]111

一   政治情态动词的转变：从消极的“否定”到积极的“肯定”

在规训社会，“不允许”“不应当”等充满否定意味的政治修辞占据主导地位，即便是“应当”，也带有强制命令的口吻。人的心理诉求和精神需要被规训禁令压制，受到无情蔑视和踩踏，活的生命个体因此变得人格断裂、精神荒芜。而在功绩社会中，以往的消极禁令、戒律法规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鼓舞人心的项目计划和竞争协作。生命政治语境中否定意义上的“不允许”“不应该”，转变为充满鞭策和勉励意蕴的“能够”和“可以”。规训社会由于实施讦逆人意的威慑性镇压手段，制造了大批精神失常的疯人和罪犯。功绩社会由于过剩的肯定、鼓励和自由，带来的是无数抑郁症患者、信息疲劳综合症患者以及消极处世的厌世者。晚期现代的此类精神疾病，由过度的积极性和无边界感的绩效命令所致，“不再能够的能够导向一种毁灭性的自我谴责和自我攻击”^[6]19-20。当功绩主体在享受“能够”带来的刺激和鼓动之后，依然处于“不能够”的、无可奈何的境地时，信息倦怠、深度无聊就是这一挫败的精神病理学表现。

二   生产模式的转变：从物质性生产拓展到非物质性（精神）生产

生命政治将人的自然属性（生命）视为政治的核心，赋予物质劳动创造一切价值的能力。作为“一种新的权力技术”^[7]242，生命政治在理论层面具象化为关于人口、躯体和生物的权力技术的哲学。福柯力求在作为“肉体人”的解剖政治学和生命政治学之间划清界限，他对物质生产、人口统计和生命调节的过分强调，使韩炳哲将其生命政治学界定为广义的“肉体政治学”（körperpolitik）。韩炳哲认为福柯笔下所描绘的由工厂、监狱、军营、医院、精神病院等组构的规训社会，正被置换为由机场、健身房、购物广场、医美中心等组成的功绩社会，推动现代生产的刺激要素不是物质劳动，而是具有超强潜力的精神意志。当前资本主义生产越来越由物质生产拓展到非物质生产，被生产出来的不再是直观的物质性的东西，而是诸如信息、计划、动机、机会等非物质性的精神产品。韩炳哲^[8]1形象地将其称为从“物”（things）到“非—物”（non-things）的转变。随着人类文明进入数智时代，精神、情感、心理、欲望等内在感性要素逐渐取代外在实体要素，成为推动生产发展的引擎。在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语境中，“精神产品的独特性，依其表现的方式和方法，可以直接转变为物的外在性”^[9]76。这说明精神产品作为无声无形的艺术，需要借助一定物质载体才能彰显自身，同时，精神产品通过对象性的实践形式转化为物质力量。黑格尔关于精神生产外化和“物化”的观点在马克思那里得到进一步发扬和深化。在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马克思^[10]11指出：“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这里的“理论”实际上就是指彻底的、切中事物本质的精神产品。不同于直接的、提供生活必需品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通过凝聚社会共识、激发集体潜力和鼓舞人的斗志，释放其改造社会的强大物质力量。韩炳哲^[11]33指出，新自由主义“在第一性上无关生物、躯体和肉体。精神才是生产力。”在功绩社会中，生产发展所要克服的不再是肉体的抵抗，而是尽可能优化精神和脑力的运转程序，对精神的隐秘操控取代了对肉体的直接惩戒。

三   剥削范式的转变：从他者剥削到自我剥削

生命政治强调剥削源自凌驾于主体之上的外部规范力量。韩炳哲认为恰恰相反，当代资本剥削是无关“他者”的自我剥削。规训社会中不自由的主体遭受的抑遏和压榨，主要来自上层的强权禁令，无论是康德的规训主体还是弗洛伊德式的“自我”，本质上都是内在分裂的，都受制于外部权威的统摄，都丧失了自主活动和自我建构的权利。他者剥削是以生命政治学为理论表达的规训社会的权力治理范式。而在以数字精神政治为标志的功绩社会中，剥削具有不被察觉的自我指涉性。功绩主体只用听命于自身，没有人再强迫他、压制他，实施强暴和剥削的正是他自身。他既是被剥削者，也是剥削者；既是受害人，也是施暴人；既是被告，也是原告。有迷惑者不禁要问，功绩主体为何选择“自我剥削”？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实则不然。新自由主义通过营造虚幻的自由文化情景，“始终把不容后退的对抗心理标榜为充满治愈能力的力争上游和出人头地的激励动力”^[11]25。功绩主体在功名成就的刺激和召唤下，按照理想性的自我而非对抗性的超我建构自身，自发卷进效益创造的竞争漩涡，顺利将剥削的尖刀插向自身心脏。借用阿甘本的“神圣人”理论来说就是，将功绩主体变为剥削对象的绝罚并非来自至高权力，而是来自对效率和成就的渴望。“功绩主体幻想自己是自由人，拥有绝对主权，却处于效率的禁令之下，使自身成为神圣人。”^[6]86不同的是，在功绩社会中，绝对君权和神圣人的“赤裸生命”，不再处于阿甘本意义上权力光谱的两个极端，而是彻底融为一体，拥有绝对主权的功绩主体同时也是自我戕杀的神圣人。

综上，韩炳哲根据数字时代政治情态动词、社会生产模式和资本剥削方式的转变，宣告生物政治的“终结”和数字精神政治的来临。这一新的资本权力治理技艺的变换升级，预示被资本逻辑赋魅的数字技术正无缝监视、操控和驾驭人的精神世界。

二.   数字精神政治的权力治理逻辑

数字精神政治凭依大数据和智能算法操控人的精神领地，强调以宽抚而非压制、肯定而非否定的方式，形塑功绩社会的文化情境，诱使功绩主体沉浸其中，忘却资本的奴役和物化，反而朝向自身，主动逼迫自我、提升自我，自发接受资本逻辑的宰制。新自由主义数字精神政治对主体精神的“扶植和治愈”，并非出于促进人的精神自由和全面发展，而是指向自我剥削和资本增殖。

一   自由的骗局与情绪的资本化

数字精神政治抓住人性对自由的渴望，利用数字技术营设虚假的形式自由，使主体沉浸其中、忘乎所以，主动释放情绪讯号，供智能设备审读、分析和操控，进而转化为利于资本增殖的“数字原材料”。数字精神政治的绝妙之处在于，使权力的实际使用不再必要，“创造和维系了一种独立于权力行使者的权力关系的机制”^[12]226。新自由主义精神权力不再呈制服反抗、逼迫顺从的盛气凌人的姿态，而是呈友好、温煦的模样，自由不再被压制，而是被肯定和保护。数字精神政治迎合和讨好主体追逐自由的心态，通过将权力乔装伪扮成形式自由，使主体在自由的幻觉中丧失边界感、警惕感，从而自愿展示自我、披露自我，这样一来，资本便在主体被麻痹的状态下顺利实现对主体的盘剥。数字精神政治“的确意味着在非暴力方向上的进步，但并不意味着在自由方向上的进步”^[13]92。因为这种自由带有欺骗性，本质上是资本构设的一场骗局。自由的背后尾随着资本的暴力，只不过这种暴力是以“精神化、心理化、内向性的方式出现，采取的是内在心理的形式”^[14]7。屈从于环境威力法则的自我剥削之所以比他者剥削更有效，乃是因为自我剥削带有自由的感觉，这种感觉上的自由掩盖了实际上的资本剥削。自由与剥削的一体化消弭了受压迫主体的反抗和革命意识。“自由即监控”^[15]85诠释了数字精神政治的治理核心。

自由意味着不受强规禁令的胁迫，任情绪自由释放。情绪因其情境性、动态性、主观性和践言性，成为数字精神政治治理的重要凭借。“情绪受到作为本能发源地的边缘系统控制，构成了行为中前反思性的、半意识的、身体本能的层面，这个层面通常不可以被感知。新自由主义精神政治为了对前反思层面的行为施加影响才对情绪加以管控，并借此对人进行深层的干预。”^[11]64-65数字精神政治将自由和情绪缠结在一起，在给予主体自由的同时洞观其情绪表达。通过大数据和智能技术，收集、记录和分析个体的在线情绪表达，以便对情绪展开深入的引导、干预甚至形塑，使情绪朝着有利于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方向发展。譬如当下，数字企业家借助AI识别和算法技术，跟踪、分析和考察数字用户的上网痕迹和在数字空间发出的情绪信号（通常映射在用户的点赞、评论、转发和置顶上），以便对用户展开精准的广告投放和商品推荐，吸引用户主动购买数字产品和消费数字服务。面对算法技术推荐而来的商品，最终促使我们消费的并非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是感性的情绪体验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商品促进情感抒发，情感转化为商品。”^[16]7商品情感化与情感商品化交相强化，使得个体深陷于虚拟的赛博空间，沉浸在自由放空的情绪体验中，毫无防备地将情绪出卖给资本家蹂躏，为资本收割利润开辟了广阔空间。

二   “让精神活”与攻心为上的权力

早期的君主权力和17世纪流行起来的规训权力虽形式各异，但本质上都是以肉体惩训的方式保障权力规范运行，都缺少足够的精神关怀的人道主义向度。福柯曾有意在生命权力和君主权力之间作出区分，指明“新的非惩戒权力的技术运用的对象（与针对肉体的惩戒不同）是人的生命，它不是针对肉体的人，而是针对活着的人，针对类别的人（l homme-espèce）。”^[17]265-266生命政治技术以人口作为判定权力介入的根据，通过预判、监测和统计人口进行干预。福柯断言，将种族主义和现代殖民输入国家机制的恰恰就是生命权力。可见，生命权力尽管面向人口调节，但本质上还是和君主权力、规训权力一样危及生命、抨击精神，是一种“功身为上”和“让精神死”的权力，只不过在让肉体死还是让肉体生之间摆动而已^[18]。

韩炳哲同时否定了君主权力、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认为这三种权力的统治技术都是在侵害肉体、麻痹精神的前提下发生作用，都“无法带着自己隐藏的愿望、需求和渴望进入更深层的精神层面并侵占它”^[11]29。作为“智能的政治”，数字精神政治不受否定的威胁，它摆脱低效刻板的“人口统计法”，凭依数字技术监视和记录主体的精神状态、心理需求和情感愿望，把对精神的抚慰和关怀作为权力治理的行动纲领，而不是处处压制精神，与其针锋相对。数字精神政治采取“攻心为上”“让精神活”的治理技术，直击人的内心情感世界，“不正面反对屈从性主体的意志，而是打着为他们好的旗号控制他们的意志”^[11]21。其发出的信号，同意多于拒绝、诱惑多于压制、迎合多于对立、循循善诱多于令行禁止。不过数字精神政治对精神的感化和肯定，归根到底还是服从资本增殖的目的，抹除不了资本剥削的底色。隐蔽在自由表象背后的精神权力，以“讨他欢心”、制造积极情感和精神依赖的方式，使主体主动逼迫自我、组织自我和优化自我，以便对精神展开敲骨吸髓般的利用。精神关怀与精神凌虐无缝连接、合二为一。

三   劳动游戏化与数字全景敞视监狱

相比于机械的肉体劳动，数字精神政治更青睐于主体的感性元素之于剩余价值的作用。非物质生产的流行，促使新自由主义寻找一种比物质劳动更高效的工作形式，那就是将日常工作游戏化、情感化、戏剧化，使雇佣劳动者在沉浸式体验游戏带来的刺激和奖励中，投入加倍的工作激情和专注。韩炳哲认为，在游戏化的快感体验中主体由于被感官愉悦包围，一时忘却了资本的强制性，因而能够更加忘我地工作。今天，人们的工作、学习、社交、购物，无一例外都屈从于数字游戏程式制度。例如，当我们以“集赞”“转发”“抽奖”“打赏”“刷礼物”等游戏方式参与网络直播互动的时候，我们照样分享了数字精神政治的主题——游戏资本主义。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主体化介质的精神、情绪、感觉等被资本的游戏规则牵引、指导和掌控，精神情感成为推动资本增殖的利器。

数字精神政治的游戏化运作离不开数字监控技术，如同猎人追寻猎物一样，信息的猎人也在作为数字狩猎场的网络中游荡”^[5]60。对数字信息的绝对垄断，代表了一种新的、无形的资本特权。数字时代人们的多数生命活动和行为都已数字化，整个社会处于数字全景的掌控之中，人类俨然进入数字化生存的轨道。大数据以实证量化的叙事方式，将社会生活纳入统计测量和分析计算的数字模型中进行纵深考察，排除了个人主观偏见，使事物客观理性的一面得以呈现。正如韩炳哲^[11]85所言：“微目标定位作为权力的微观物理实践是一种数据制动性精神政治学（datengetriebene Psychopolitik）。”通过量身定制“个人数据库”，读取人内心的图像，深入人的精神领域，从而对精神实行前反思层面的干预。“数字和新媒体通讯渠道是行使精神权力最具影响力的平台”^[19]19，通过数字算法技术，分析用户在智能终端的活动轨迹，统治对象被自然而然地归类为代表不同经济价值的“数据包”，用于商业谈判和市场交易。“信息熵的快速推进，即信息混乱，推动我们进入一个后真相社会。”^[8]4人活成了被信息轰炸而丧失反思力和批判力的“数字人”，人的生命特性被歪曲为可用数据衡量、标识和表达的客观理性，现实个体的感性需求湮没在了数字精神政治建构的数据牢笼中。

三.   功绩主体精神创伤的缝合：数字精神政治的出离之路

身处非视角、去中心化的数字全景敞视世界里，功绩主体被数字精神政治层层围困，陷入了自我剥削和精神异化的深渊。韩炳哲认为，唯有重建自我与他者的切近、“倒空心理”、回归“倦怠”和“痴言痴语”，才能缝合功绩主体的精神创伤。

一   询唤否定性“他者”的归来

数字精神政治通过营造去管控化的、积极的自由假象，使主体沉沦其间、失去警惕意识，不自觉地充当资本获利的工具。过量的积极性、肯定性肆意扩张，挤压否定性“他者”存在的空间，造成了审美泛化和普遍精神倦怠。世界身处一片同质化的噪音之中，主体被饲以各种千篇一律的复制品，其精神世界因质疑和批判精神的丧失变得迟疑呆滞、麻木不仁。用韩炳哲的话来说就是，对社会的感知模式变成“狂看”（Binge Watching）和“毫无节制的呆视”（Komaglotzen）^[20]2。数字精神政治引发同一者大行其道，人类困在“平滑美学”和重复操演之中，很多基于时间性、需要深刻洞察才能获得的知识经验，距离人类越来越远。世界由于失去了“他性”和“陌生感”，变得枯燥无味、乏善可陈。

基于此，韩炳哲主张通过重建自我与他者的关联破解世界同质化的尴尬困局。此处的“他者”是与同一者相对应的一个范畴，具有异质性、批判性、革命性、否定之否定的特质。“他者”代表的是消解同质、纠正主体的狂妄自大、能够与自我形成良好互动且彼此成就的否定性张力。他者带给主体的并不完全是刺痛、打压和排斥，也可能是反思批判精神，激活主体的生命潜力与内在能量。韩炳哲认为，冲破数字精神政治的藩篱寻回否定性的他者，可以从恢复声音和目光的人际交往功能切入，“目光和声音作为对他者的身体经验，意味着与他者的真实遭遇”^[21]。当主体置身于他者的目光和声音中，与他者展开会心的视听交流，也就等于置身于他者的显现之中。韩炳哲预测在将来会产生一种为他人奉献听觉、参与消解他人痛苦的“倾听者职业”。面对共振空间里的他者，倾听者放下自私倨傲的姿态，全心全意聆听他者的倾诉。这种高度负责和细致的交互式倾听，弥补了数字空间中虚拟交往缺乏目光和声音的遗憾，为构建人与人之间真正的信任和切近创造了条件。面对溺毙在新自由主义生产关系中，即将被绩效命令剥削殆尽、病态放大的自我，韩炳哲发出深情的呼吁：解除自我聚焦和过度自恋的封印，从他者出发，从与他者的关系审视世界，聆听他者的语言，领会他者的目光，给予他者伦理上的优先性，遁逃同质化的数字地狱，在与他者的交会中，粉碎资本特权设置的精神枷锁。

二   回归无功利与“痴言痴语”

在诉诸走向他者和“去心理化”之后，韩炳哲擘画了第四条解构新自由主义精神政治的路径：转向无功利和“痴言痴语”。这里的“痴言痴语”不是指精神病理学层面的语言故障，而是指去实用性、去必需性和去功利性。韩炳哲在吸纳亚里士多德自由观思想精髓的基础上，特意引用了一则希腊故事说明何以实现精神解放和感性复归。在凋敝萧索的金融危机期间，一群希腊孩童意外地在一间破房的废墟中发现了一沓纸币，不谙世事的孩子们将其用于游戏嬉闹，最后纸币被撕成漫天飞舞的碎屑。韩炳哲认为这则饶有趣味的希腊故事，象征着未来资本主义被抛出拜物的神坛、渐趋世俗化的命运。通过将功利的、狡黠的目的转化为愉悦的游戏和单纯的情感体验，功绩主体便能逃离新自由主义布设的剥削骗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将物质利益和名望地位视为幸福的源泉，以物的丰富性规定生命的价值，导致很多珍贵高雅的艺术形式消失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马克思^[22]296就曾指出：“资本主义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正是因为过度神话资本增殖逻辑的主导性，才使得原本纯粹的、非功利性的精神生产沦为跟物质生产一样的商业化活动。韩炳哲^[6]100哀叹如今很多人“在生时形同已死，在死前只能偷生。我们正需要使工作、生产和资本世俗化，使工作时间世俗化，把它转变成节日和游戏时间。”如若说以“回归质朴、摆脱功利”的方式抵抗数字精神政治对人精神的毒害，具有一种积极的面向，那么韩炳哲给出的回归“痴言痴语”的化解方法，则具有消极面向。“痴言痴语”主张以回撤式的、沉默化的语言反抗精神政治的宰治及其造成的超交际和全面控制。希腊那群天真幼稚的孩童是韩炳哲眼中“痴言痴语”的原初喻像，由于处在被资本玷污的领地之外，所以没有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中。可见，与其拘囿在资本逻辑固设的圈套内进行革命斗争，韩炳哲更倾向于在商品生产和社会化劳动之外寻求突破的出口，也就是说他寄希望于一种不依赖于生产力、又能超越纯粹劳动力的解放形式。

四.   韩炳哲数字精神政治思想的贡献与局限

作为数字时代的“精神分析大师”，韩炳哲对数字精神政治收编主体的意志、欲望和精神的批判，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高超的时代直觉，洞开了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新维度。但其数字精神政治思想仍存在理论失误，需要我们站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高度做出理性审视和科学剖析。

一方面，韩炳哲数字精神政治思想富含创新性的时代价值。其一，推动英美传媒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当代和精神深处。韩炳哲立足数字化、智能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境遇，再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与最新变化，为我们深入识别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统治术的变形及其剥削本质提供了新材料。韩炳哲结合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分析资本主义精神政治联姻数字技术操控个体精神的运作逻辑，拓宽了英美传媒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一般意义上，英美传媒政治经济学批判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主要进行媒介传播及其社会影响研究，其理论特质是将媒介视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将媒介的生产与传播看作具有“经济的”和“政治的”双重特质的社会性活动。社会阶级是英美传媒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分析的焦点，阶级结构构成其解蔽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核心起点。韩炳哲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数字精神政治批判，离不开对数字传媒技术的分析，但绝非止步于此，他比英美传媒政治经济学批判流派走得更远、看得更为深刻。他推进英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地方在于，从政治经济学层面进阶至精神政治的高度，从精神批判的视角洞悉浸透了资本剥削底色的现代数字传媒对人类精神造成的深重异化；并极为犀利地揭示出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信息技术背后隐匿的资本特权及其现实影响，实现了对数字传媒技术批判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升华，为英美传媒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新的问题思考域和理论生长点。

其二，更新了资本主义权力技术的知识图谱。韩炳哲以解构性姿态批评生命政治学，多次指证当代资本主义已溢出生命政治学的解释框架，认为数字精神政治的出场、勃兴和运用与当代资本主义权力技术转型接轨。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生命权力强调的人口干预、身体规训无法完全上升到精神干预的高度，从而错失了部分关于精神权力的关注，导致生命权力的话语体系出现某种“精神缺位”。韩炳哲敏锐洞察到君权政治向生物政治再向精神政治的转变，不再纠结于专制权力、规训权力对生命的管制，而是转向思索数字精神政治操控人的精神、诱使人自我剥削的机制及其后果，分析“数字利维坦”宰控下个体理性地位的式微^[23]，为资本主义权力技术叙事体系增添了精神权力的新元素。

其三，打开了洞察当代资本主义精神危机的新窗口。人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精神的维度往往反映一个人生活世界的思想境界和价值取向。韩炳哲极为关注数字化条件下主体的精神状况，深入分析了数字精神政治如何利用自由辩证法和数字技术，侵蚀人的精神世界，将大众集体输送到精神权力管辖的通道，为澄明数字资本主义与人类精神危机之间的逻辑关联，提供了重要思想镜鉴。韩炳哲对功绩主体的精神异化深表同情，他从重建自我与他者的交往、倒空心理、回归“痴傻”等方面，规划了主体摆脱自我剥削和疗愈精神创伤的路径，这显示出韩炳哲试图挑战当代资本主义精神权力秩序，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新格局的良心和努力。

另一方面，韩炳哲数字精神政治思想具有难以掩饰的理论失误。第一，关于生命政治行将“终结”的断定失真。韩炳哲竭力证伪并进而消解生命政治话语体系，试图为精神政治争夺理论制高点。然而，生命政治的权力策略在现当代依然有效，数字精神政治的在场并未取缔生命政治，它只是对生命政治向精神层面的延伸与铺展。数字精神政治的治理对象尽管是人的精神世界，但仍依附于人的感性身体和生命。诚如费尔巴哈^[24]11所言：“精神与身体不能彼此分开。只有在理论上才能设想同身体分离的精神，而实际上精神不断地同身体联系着，并依赖于身体。”数字精神政治在致思理路上借助现代科技将生命政治进一步内在化、精神化，生命政治是精神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韩炳哲缺乏辩证的历史主义眼光，未能捕捉到生命政治隐含“精神关怀”的一面，以及在当下的数字化转型——数字生命政治。他对生命政治核心范畴及解释效力的贬低，反倒暴露出数字精神政治的狭隘与局限。

第二，消解精神异化的解放策略软绵无力。根据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在阶级社会中，“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10]550，占统治地位的精神生产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生产在思想观念层面的投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10]524明确指出：“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这意味着精神生产总是受到一定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基础的制约。同理，一个社会精神面貌状态的改善，归根到底要从对变革起决定作用的生产方式开始抓起。面对数字精神政治对主体精神世界的倾轧和剥夺，韩炳哲否定了马克思意义上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行阶级对抗和革命斗争等行动策略，代之以清除杂念、回归传统等手段。这些手段看似有理有据，实则无济于事，本质上是一种非批判的、人本主义的乌托邦构想。新自由主义数字精神政治已渗透到人类学习、工作、交往等日常生活当中，“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0]527如果仅仅像韩炳哲那样诉诸“爱”与“苦修”，不触动以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核心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味悬搁劳资双方的对抗性矛盾，不从根源处克服私人利益褫夺社会财富的结构性社会冲突，自然也就无助于消解数字精神政治笼罩下的人类精神异化。韩炳哲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政治批判，尽管在西方左翼中制造了颇为激进和新颖的姿态，但本质上却流露出保守主义的退缩气质。

第三，缺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深度。韩炳哲数字精神政治思想受西方现象学传统影响至深，存在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痕迹较为明显。韩炳哲虽多次提及商品、价值、劳动、资本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范畴，但仅仅是做了基于人本主义价值层面的现象描述，没有深入到现象背后的本质维度中去。例如，韩炳哲以自我剥削重释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他指认当下数字时代的劳动摆脱了资本的强制，是人们自愿选择就范于功名利禄，才陷入自我强迫的泥沼。这套看似合理的说辞实则荒诞不羁，它无视了劳动力的商品属性，没有看到劳动本质上仍是被资本宰制的雇佣劳动、异化劳动。劳动者只是获得了形式上的自由，实质上仍然是被私人资本规制的剥削对象。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谓“劳动自由”的实质，认为“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25]179大卫·哈维秉持同马克思相同的观点，他强调“那些被彻底整合进市场及其需求的无情逻辑之中的人们，很少有时间或空间探索解放的可能性，他们并非自由表达的个体，在市场的可怕逻辑和空间强度介入之前，自由王国就已经萎缩了”^[26]194-195。可见，自我剥削产生的劳动无法突破被资本操控的宿命，依然属于剩余劳动的范畴，依然要服从商品生产规律和价值增殖规律。韩炳哲由于没有深入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枢纽，形成价值概念^[27]，对劳资之间的矛盾关系认识不足，因而只能对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做一些主观主义的经验判断。马克思对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使用的标准是从历史分析、从对人之实现的未来可能性的预期中获得的”^[28]39。今天，当我们走进数字精神政治的问题域——资本、自由、精神、剥削等，我们依然没有游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及方法——资本逻辑、劳资对抗、生产关系、历史主义方法等，恰恰只有回到唯物史观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视阈，才能对当下数字时代物象化、虚拟幻化的生存格律作出科学判断和有力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