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经验的基础上，为了应对当时资产阶级社会出现的新特点和欧美无产阶级运动的复杂形势，进一步深入把握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规律和探索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可能路径，马克思再次投入到全面占有原始资料的全新研究过程中，这一研究的初步成果便是马克思从1850年9月到1853年8月写下的24册《伦敦笔记》。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来看，《伦敦笔记》构成了马克思进一步深化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过渡环节和思想实验室。在这些涉猎主题广泛的笔记中就包含着马克思在第XV笔记本中对波佩、贝克曼和尤尔的工艺学著作的集中摘录，1856年又对波佩和尤尔的工艺学著作做了补充性摘录，这是继1845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时期从事第一次工艺学研究^[1-2]之后所做的第二次工艺学研究的主体内容。关于此时马克思的工艺学史研究及其理论价值，国内外学者已经在文献梳理和思想阐释方面做出了原创性探索^[3-4]，但在某些重要问题上还有待进一步发掘和深化：第一，马克思为什么会在紧张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突然对工艺学及其历史产生浓厚兴趣？导致其研究兴趣发生转变的可能原因是什么？第二，此时马克思的工艺学史研究涉及到哪些主题线索，其中蕴含着哪些历史唯物主义因素？第三，马克思的工艺学史研究到底在何种意义上实质性推进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既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进程，也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语境下深入理解马克思科学技术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   1851年伦敦世界工业博览会：马克思转向工艺学史研究的直接现实背景

马克思^[5]412在1851年10月13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近来我继续上图书馆，主要是钻研工艺学及其历史和农学，以求得至少对这玩意儿有个概念。” 实际上，马克思^[5]290在1851年5月底致德国医生和生理学家罗兰特·丹尼尔斯（Roland Daniels）的书信片断中就提到：“共产主义者应当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关系下，工艺学上已经达到的真理方能在实践中实现。” 可见，此时马克思已经从工艺学与共产主义的实践关系角度认识到工艺学的重要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马克思自1844年以来逐步确立的关于工业和自然科学同共产主义之内在关系的认识。具体而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哲学人本学的角度认识到：一方面，工业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工业应用是实现人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现实基础和必由之路，譬如“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但它已经“以异化的形式”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6]193；另一方面，共产主义是扬弃工业和自然科学的异化形式、扬弃异化劳动即人的异化存在方式的“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6]197。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进一步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深入阐述了这一思想。与此同时，随着对政治经济学和工艺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日益认识到工艺学就是以自然科学方法对工业生产过程及其原则的科学分析和理论升华。在此意义上，工业和自然科学同共产主义的实践关系便内在包含着工艺学与共产主义的实践关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工艺学上已经达到的真理”呢？其实，马克思提及工艺学的两封书信在写作时间上恰好对应于当时正在伦敦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工业博览会。可以说，第一届世界工业博览会在很大程度上为马克思把握“工艺学上已经达到的真理”提供了最为生动直观而印象深刻的直接现实材料。

1851年5月1日至10月15日，英国在伦敦的海德公园举办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届世界工业博览会。这届博览会是由阿尔伯特亲王倡议在英国技艺协会推动下举办的。它旨在促进技术进步及其工业应用。博览会设在由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爵士设计的、用铸铁和玻璃材料建造的规模宏大的陈列馆中，因而该馆又被誉为“水晶宫”，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六百多万观众。当时的英国号称“世界工厂”，在经济和技术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欧洲大陆和美国的产业革命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可以说，这届博览会展示了当时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水平，也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作用所做的科学判断的生动体现。

这届博览会的展品共分为四大部分，分别陈列在4个展厅、30个展橱之中。第一部分是原料和未加工产品，以展示人类工业所使用的自然产品，包括采掘业和采石业产品、化学和制药工艺及其产品、食用品、动植物产品等。第二部分是农业、工业、工程技术方面应用的机器和发明，以展示人类智慧对自然产品的作用，包括各种交通运输工具和机器、工业加工机器和工具、土木工程和军事工程设备、农业和园艺机器与用具以及各种科学仪器和其他生产生活器具。第三部分是工业产品，以展示人类工业劳动作用于自然产品的结果，主要包括棉、毛、丝、绒、麻等纤维及其纺织品、皮革制品、纸张、金属器具、贵金属等奢侈品、玻璃、陶瓷、室内装饰和家具、建筑材料等。第四部分是艺术品，以展示人类的趣味和技艺，包括造型艺术、雕刻、雕塑、镶嵌、搪瓷等。

在这届博览会圆满落幕之后，由博览会的审查员等相关人员根据博览会展品目录和审查报告编撰了两部著作 ¹，即1852年出版的《1851年大博览会展品所代表的各国工业及工业原料》^[7]和1855年出版的《各国的工业，第二卷：工艺、机器和工业的现状概述》^[8]，总称为《各国的工业》 ²。这两部著作是由基督教知识促进协会（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及其指定的一般学术和教育委员会出版发行。这为我们详细了解这届博览会所展现的最新科技进步及其工业应用提供了重要参照。

编者在《各国的工业》第一卷的《序言》中指出，过去人们长期忽视机械师和工匠劳动的重要性，但随着工业的发展，哲学（科学）和工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哲学或科学知识使传统手工业经验得以系统化和专业化，科学知识的工业应用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同时，工业的需求和发展也直接促进了哲学或科学的发展。因此，该书旨在以大博览会为契机，全面系统地总结世界各国工业的先进发明创造、工艺方法及其科学知识，以推动科学实践和工业生产的结合，促进英国的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尤其是为普及工人阶级的技术教育提供参考书^[7]1-4。可见，如果说19世纪初安德鲁·尤尔的技术课程和《工厂哲学》还是一种出于个人志趣和努力的结果，那么大博览会和《各国的工业》则代表了英国政府和社会团体从国家意志和社会公益层面对工业技术教育的重视和推广。

《各国的工业》第一卷的前八章主要概述了这届博览会的历史缘起、水晶宫的设计与建造过程及其使用的各种新型土木工程机械、水晶宫的布局、维多利亚女王莅临开幕大典的隆重盛况。第九章对各国参展的工业产品进行了全面介绍。第十章概述了这届博览会的总体过程和获奖情况。各种奖励的总数达5 084项，其中英国获得2 039项，特别是在机器、金属制品、陶瓷器皿方面，英国的获奖数超过了其他国家获奖数量的总和。第十一至十三章分别介绍了以第一展橱中的煤炭为代表的工业矿物原料、以第二展橱中的化学和制药工艺及其产品为代表的工业化学原料和以第四展橱中的木材和纤维原料为代表的工业动植物原料的基本内容。从马克思的后期研究来看，他没有利用《各国的工业》第一卷的内容，而是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多次引用了《各国的工业》第二卷的内容。可能是因为马克思自己收藏了这部著作，所以他没有在笔记本上做摘录，而是在后来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直接加以利用^[9]203。

《各国的工业》第二卷共有九章，马克思在后来的研究中特别关注了以下章节内容，分别是：第二章《机械力的来源》（Sources of Mechanical Power），介绍了各种产生机械动力的原动机（Prime Movers）。该书对原动机的规定^[8]61-62是：“对工厂主来说，原动机是首要的。它构成了工厂主的巨大劳动力（Great Operative），如果没有它的强有力的帮助，所有人手的劳动只能产生微不足道的效果。除非原动机能够注入充沛而持续的动力，否则工厂中的笨重机器就会完全变成一个无用的机构，因此，原动机是必要的。相较于赋予机器总体以生命和活力的原动机来说，机器的其他部分在重要性上只是次要的。属于原动机的机器包括蒸汽机、风车（wind-mills）、水轮、电磁发动机（electro-magnetic engines）等。其中一些机器产生推动它自身运动的力量，譬如蒸汽机、电磁发动机等。另一些机器则只是从水或空气的自然运动中获得机械力量的装置，譬如水车、风车等。第二类原动机依赖于力的供应，因为它本身就是不稳定且经常断断续续的，如果力量不足，人也不能使其增加。然而，蒸汽机及其同类机器就完全受人的控制，能够提供任何大小的力量，能够在任何时间开动，并能立即停止。” 关于蒸汽机，该书详细介绍了蒸汽机的各个局部机构及其工作原理以及蒸汽机在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矿山开采等领域的广泛应用。比如，博耳顿—瓦特公司的700马力船用蒸汽机、蒸汽机在汽船和铁路的应用促进了交通工具的现代化，适应了大工业的需求。此外，该书还介绍了其他几种原动机，比如约·埃里克森的空气机，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卡路里机，其原理是通过加热使气体膨胀而产生动力。但由于笨重和不够经济实用而没有真正投入工业生产，但它的原理被后来的燃气涡轮机所利用。又如，电磁发动机即电动机的发明改进过程，以及风车、水车、水动涡轮机等。这些最先进的机器发明及其工业应用向马克思展现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最新实践成果，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充分利用了这些资料。

第三、四、五章中描述了各种加工机器，比如纺织机、造纸机、信封加工机器、机械制造机器等，这些机器都是自动化的机器体系，要比尤尔描述的1830年的自动机器体系更加先进和完备，代表了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和工业化程度的最高水平，从而为马克思深入认识不同自动机器体系及其本质特征提供了最典型的例证。其中，第三章主要介绍了各种纺织机器和自动停车装置等，这些纺织机器在同一工厂中的集合和协作为马克思提炼“同种机器的协作”这种现代工厂形式、认识“有组织的机器体系”和“自动的机器体系”提供了丰富资料。第四章详细阐述了造纸机和信封制造机。英国的现代造纸厂和造纸机是有组织的自动机器体系的典型，其特点是在一个原动机推动下机器体系通过一系列各不相同又相互补充的工具机来代替以前互不相连的各种手工操作。因而，同棉纺织机器一样，造纸机也是“从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中产生”的自动机器体系的典型。造纸机的生产过程也集中体现了自动机器体系的生产连续性、自动化、运转迅速和同时协作的特点。而信封制造机则是马克思后来所说的那种“一台复杂的机器被用来完成互不相连的各种操作”的机器，同时也是“同种机器简单协作”的工厂的典型之一。此外，该书关于机器制造业中用机器生产机器的详细介绍，为马克思理解机器体系的发展如何打破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技术局限，而为大工业的发展提供一种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物质技术基础，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料。该书还介绍了各种金属加工机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詹姆斯·内史密斯发明的蒸汽锤，它是根据自动操作的原理建造而成，因此既能把一大块花岗岩变成粉末，又能打碎胡桃核而不损伤胡桃仁。赖德的专利锻造机，使用小蒸汽锤锻造纱锭，每分钟可锤击700次。亨利·莫兹利用滑动原理发明的转动刀架，这种装置代替了人手来掌握刀具，并支配刀具的运动，从而使操作更精确迅速。编者^[8]239高度赞扬了这项发明：“毫不夸张地说，它对机器的改良和更广泛应用所产生的影响不亚于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良所产生的影响。由于使用这种刀架，各种机器很快就变得完善和便宜了，并且推动新的发明和改良。” 此外，该书还详细阐述了车床、钻床、牛头刨床、插床等机械加工机器。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多次利用了上述资料。

马克思还关注了第六章中的水泵、鼓风机等内容；第七章中涉及天文、光、电、热、磁、气象等领域的所谓“哲学仪器”；第八章中的玻璃和陶瓷及其制造工艺；第九章中的金属加工业，其中在作为五金加工业中心的伯明翰，工厂中生产的各种各样的锤子和制鞋工具为马克思理解工场手工业中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和分化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令马克思颇感兴趣的是关于钢笔尖工厂的描述，它同信封制造机器一样为马克思理解自动机器体系提供了典型例证。

这届博览会在当时可谓是一场空前盛会，引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切关注。他们在往来书信和公开发表的文章著述中多次对这一事件作出评论。譬如，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50年11月发表在《新莱茵报》第5—6期上的《时评。1850年5—10月》^[10]585-586中就充分肯定了这届博览会的重大世界历史意义：“这个博览会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集中起来的力量的意义，现代大工业以这种集中的力量到处打破民族的藩篱，逐渐消除生产、社会关系、每个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点。正当现代资产阶级关系已经在各方面遭到破坏的时候，博览会在一个不大的空间密密麻麻地展出现代工业积累起来的全部生产力，这同时也就是展示在这动荡不定的社会的深层已经创造了的和正在一天天创造出来的建设新社会的物质。世界资产阶级以这个博览会在现代的罗马建立起自己的百神庙，洋洋自得地把它自己创造的众神供奉在这里。这样一来它就在实践上证明，德国思想家年年反复说的‘公民的无力和不满’，只不过是这些先生自己对理解现代运动的无力，自己对这种无力的不满。资产阶级庆祝它的这个无比盛大的节日的时候，正是它的整个威严面临垮台的时候，这次垮台将比以往更加明显地向它证明，它所创造的力量已经如何摆脱它的控制。或许将来在一次博览会上，资产者不再作为这种生产力的所有者出现，而仅仅作为这种生产力的导游者出现。” 当博览会接近尾声的时候，马克思在1851年10月13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英国人承认，美国人在工业博览会上得了奖，并且在各方面战胜了他们。（1）古塔波胶。有新的原料和新的品种。（2）武器。有左轮手枪。（3）机器。有收割机、播种机和缝纫机。（4）第一次广泛采用银版照相术。（5）航海方面，快艇。最后，为了表明美国人也能够供给奢侈品，他们陈列了加利福尼亚金矿的一大块金子和用纯金制成的一套餐具。”^[5]413

伦敦世界工业博览会向马克思集中展现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代最先进的机器体系和自动工厂，为马克思全面而直观地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认识社会生产力的最高发展水平、预见新社会诞生的物质技术基础提供了最直接和最丰富的现实材料。同时，博览会所展示的标志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伟大成就的先进发明和发现，无疑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及其工业应用所昭示的巨大生产力必然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提供坚实基础的科学论断。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马克思想要深入了解机器大工业的工艺学基础及其历史发展的强烈兴趣，从而促使他着手投入到第二次工艺学研究，不仅摘录了波佩、贝克曼和尤尔等人的工艺学著作，同时也专门关注了这届博览会的汇编资料。对此，意大利学者罗伯特·菲内利（Roberto Finelli）^[11]准确指出，相较于《布鲁塞尔笔记》时期马克思主要是通过拜比吉和尤尔关注到机器和制造问题，马克思在《伦敦笔记》时期转向对工艺学及其历史的研究。这从侧面表明，不局限于当下的科学技术最新成果，转而走向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深处及其内在规律，正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根本要求。

二.   文献学语境中的“工艺学笔记”

在《伦敦笔记》的第XV笔记本中，马克思集中摘录了波佩、尤尔和贝克曼的工艺学著作，其中包括波佩的五部著作、尤尔的一部著作和贝克曼的一部著作。该摘录笔记共44页，原始手稿的篇幅尺寸为22.6 cm × 18.6 cm。目前收藏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G），原始编号为B56 ³。目前，该笔记本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中尚未出版。德国学者汉斯-皮特·米勒在1981年最早编辑出版了这些笔记内容，即《卡尔·马克思：工艺学—历史摘录笔记（历史考证版）》^[12]。具体内容如下：

约·亨·摩·波佩：《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的力学》（Die Mechanik des Achtzehnten Jahrhunderts und der Ersten Jahre des Neunzehnten, 1807）^[12]3，只写下了一句话：“只包括各国在力学各个领域做出贡献的人名列表。” 除此之外，未对该书做任何摘录。

约·亨·摩·波佩：《一般工艺学教程》（Lehrbuch der allgemeinen Technologie, 1809）。占笔记本的$2\dfrac{2}{3} $页。该书遵循了贝克曼的一般工艺学原则，其主要内容是将手工业（Handwerken）、手工艺（Künsten）、工场手工业（Manufakturen）和工厂（Fabriken）中的各种不同操作手段进行分类，将相似或相同的操作工序归为一类。全书共六章，分别论述了对物体的粉碎和分割、减少同一物体各部分之间或各个物体之间的联系的手段、物体各部分的重新结合、使物体的各部分聚合和加固的手段、赋予物体以独特的形状（Gestalt）、形式（Form）或构成（Bildung）的手段以及各种劳动所需要的辅助劳动（Hülfsarbeiten）和辅助设备（Hülfsvorrichtungen）等问题。马克思对上述六章的内容做了详略程度不同的摘录，其中对第一章《物体的粉碎和分割》的摘录较为详细。

约·亨·摩·波佩：《手工艺、工场手工业及其他实用工业专用物理学》（Die Physik Vorzüglich in Anwendung auf Künste, Manufakturen und Andere Nützliche Gewerbe, 1830）。占笔记本的6.5页。该书是一本专供职业技术学校讲授工业应用物理学的教程，全书共十二章。马克思摘录了该书的五个章节，即第四章《液体的特性》、第五章《大气》、第六章《声音》、第七章《暖与冷》、第八章《光》。其中，马克思对“蒸汽机”和“电报”等内容的摘录尤为详细。

约·亨·摩·波佩：《从上古到现代的数学史》（Geschichte der Mathematik seit der ältesten bis auf die neueste Zeit, 1828）。占笔记本的1页。该书考察梳理了从古至今的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的历史。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马克思着重摘录了第一部分《纯粹数学史》中的“算术史”、“几何学史”、“三角学史”和“代数史”等内容。其次是摘录了第二部分《应用数学史》中第一章《力学史》的内容。马克思没有摘录主要涉及数学文献的第三部分。

约·亨·摩·波佩：《从科学复兴到十八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Geschichte der Technologie seit der Wiederherstellung der Wissenschaften bis an das Ende des achtzehnten Jahrhunderts, 1807—1811）。占笔记本的26页。这部巨著是波佩研究工艺学史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当时欧洲工艺学界最完备的工艺学史著作，这使波佩成为当时德国工艺学界的学术权威。因此，它成为此时马克思摘录最多、最详细的著作，构成了马克思第二次工艺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该著作系统研究了人类从早期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时期加工自然物的各种工艺的历史，并展望了生产过程的发展。马克思从中摘录了以下主要内容：第一卷中的工艺学史概论（53行）、谷物磨和普通磨面机（107行）、毛织品（88行）、棉纺织品（22行）、丝绸（58行）、编织（24行）；第二卷中的钟表工艺（124行）、造纸（56行）、天文学和物理学等一般科学仪器（37行）、武器制造（50行）、铸币（23行）；第三卷中的灯和光（41行）、烟草（27行）、印刷工艺（22行）、制盐和制糖（35行）、制革（25行）、酿酒（19行）、染色工艺（31行）以及其他内容。其中对于“磨”“毛织品”“丝绸”“钟表”“造纸”“武器制造”等内容摘录得更为详细。

安德鲁·尤尔：《技术辞典》（Technisches wörterbuch oder Handbuch der Gewerbskunde, 1843—1844）。占该笔记本的$7\dfrac{2}{3} $页。该辞典是由卡尔·卡玛什（Karl Karmarsch）和弗里德里希·黑林（Friedrich Heeren）根据尤尔的《工艺学、制造业和矿业辞典》（Dictionary of Arts, Manufactures and Mines,1839）的英文原版编译的，并改名为《技术辞典或手工艺学手册》。马克思摘录了该辞典的第一卷中A−G字头的部分词条，主要包括“棉纺织业（Baumwollspinerei）”“精纺机（Feinspinnmaschinen）”“漂白（Bleichen）”“蒸汽（Dampf）”“蒸汽机（Dampfmaschine）”“铁路（Eisenbahnen）”“亚麻（Flachs）”“煤气灯（Gaslicht）”等词条内容。其中对于“蒸汽机”“蒸汽”“铁路”条目的摘录最为详尽，约占这一摘录内容的四分之三。从内容上来看，马克思的摘录更侧重于工艺史方面。对此，张钟朴^[9]202准确指出：“此时马克思对安德鲁·尤尔《技术辞典》的重视程度仅次于波佩的《工艺学史》。”

约翰·贝克曼：《发明史论文集》（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Erfindungen, 1780—1805）。占该笔记本的¼页。马克思只摘录了第一卷中的“烧酒（Brantwein [应为Branntwein]）”“郁金香（Tulpe）”“价格表（Preißkuranten）”、“汇兑行情表（Wechselkurszettel）”和第二卷中的“1347年在威尼斯出现的最古老的可靠的烟囱证书”^[12]166。或许由于波佩的《工艺学史》与贝克曼的《发明史论文集》中存在大量相似的历史素材，而马克思已经阅读和摘录了波佩的著作，因此对贝克曼的摘录非常简略。不过，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又重新阅读和补充摘录了贝克曼的这部著作。

在《伦敦笔记》第XV笔记本中，马克思在整个摘录过程中都处于沉默的失语状态，几乎都是大段的摘录或概述，没有评论。这表明，尽管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中对拜比吉、尤尔所展现的分工、机器和机器大生产等工艺学内容已有所了解，但是，当他初次面对波佩、尤尔和贝克曼所提供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工艺学史内容时，马克思所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知识内容和话语体系，因此一时还无法立即找到学术话语权。这种状态与马克思在《巴黎笔记》时期从事第一次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境遇是非常相似的。尽管如此，这些工艺学材料为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理论建构提供了丰富而坚实的理论和事实基础。

三.   “工艺学笔记”的理论主题及其思想线索

根据上述文献内容可知，波佩的《工艺学史》一书构成了马克思的第二次工艺学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尽管马克思在整个摘录过程中几乎处于失语状态，但从他的摘录对象中亦可窥见此时马克思的关注焦点和问题意识，并从中把握马克思从事工艺学史研究的理论主题及其思想线索。

第一，手工业的历史发展与社会制度的历史变迁。通过波佩，马克思认识到，一定的手工业生产方式与一定的社会关系或社会制度紧密相联。从早期狩猎时期的男女分工到奴隶制社会中由奴隶从事手工业，手工业的社会地位迅速衰落。直到11世纪下半叶，随着城市和城堡中的市民（Bürger）被允许从事手工业、商业和科学活动，手工业才开始成为自由民的特权^[12]47-48。与此同时，行会（Zunft）、同业公会（Gilden）以及行会制度确立起来。但是，由于市民阶层的特权紧紧掌握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手中，同时手工业的发展促使崛起的特权市民阶级试图谋求相应的政治权利，因此，特权市民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的利益矛盾逐渐加深。于是，城市手工业行会的兴衰发展史同时就是一部特权市民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的阶级斗争史。这里，波佩所描述的以德国历史为背景的特权市民社会不同于斯密所描述的现代同权市民社会，这也是马克思此前不曾深入了解的历史过程。更重要的是，手工业行会的发展虽然受到封建政治因素的约束，但随着手工业中发明和发现的进步，手工业自身获得强大的发展动力。比如，14—15世纪许多发明和发现的出现，纺织业、金银和金属制造业在工艺上取得巨大改进，德国的纽伦堡在15世纪末达到鼎盛时期^[12]48-49。这为16世纪的手工业和发明创造的繁荣、17—18世纪的工场手工业和工厂的出现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在这里，波佩的历史叙事方式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基于分工和所有制的历史叙事方式有着颇多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波佩是从工艺学史的角度叙述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与一定的社会制度的内在关系，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主要是从分工—交换层面展开历史叙事。可以说，波佩对于手工业生产与社会制度的历史叙事为验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历史视域和史实材料。换言之，波佩的工艺学史构成了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注脚。

第二，工场手工业和工厂的基本特征。通过波佩，马克思首先认识到17—18世纪在英国和法国建立的真正的工厂（Fabriken）和手工业工场（Manufacture）的共同特征在于“许多工匠（Handwerken）聚集在一起为完成同一目的（Zweck）而工作”^[12]50，即协作或大规模生产。这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刚刚确立的重要认识，并在这里再次获得确证。而两者的区别在于：工场手工业是以人手直接进行生产或因人手不足而使用机器进行生产，工厂是借助火（Feuer）和锤（Hammer）进行商品生产^[12]50。这里，马克思也摘录了波佩对贝克曼的评价：“贝克曼（Beckmann）于1772年第一次将关于手工业、手工业工场和工厂的知识称为工艺学（Technologie）。”^[12]50这表明，波佩和贝克曼在工场手工业和工厂的界定上都还局限在传统的错误观念中，这对于已经通过拜比吉和尤尔而准确看到了英国的自动机器工厂的马克思来说自然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工场手工业和工厂的历史形成和基本类型。首先，马克思通过波佩认识到，工场手工业和工厂的形成与手工业的内在历史关联：（1）工场手工业和工厂所具有的大规模生产特点在手工业时期就已开始萌发，譬如在13、14世纪的纺织业中就开始出现大规模生产；（2）工场手工业和工厂的产生源自于手工业生产方式本身的内在矛盾，即手工业行会的等级森严的体系和封闭保守的制度严重阻碍了手工业本身的发展。因此，波佩指出：“几乎在纽伦堡的所有商品中都充满一种别致的情趣和一种烦冗的精美。”^[12]50（3）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力学、物理学、化学等科学知识摆脱了手工业时期的经验知识性质，在工业生产的基础上获得独立的发展，同时又与工业生产建立起密切的联系。（4）在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过渡阶段，商人转变为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转变为工业资本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手工业时期，商人只是扮演着运输者和促进者的角色，即马克思后来所说的“包买商”。后来，商人开始转变为雇佣工人从事生产的工场雇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看到这一点，在这里再次得以确认。可以说，波佩提供的诸多历史事实对于此前只是从分工、交换和劳动集聚层面来认识工场手工业的马克思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历史和理论视域。

实际上，更令马克思感到惊讶的是工场手工业的不同类型和形成方式。譬如，马克思详细摘录了波佩关于马车工场手工业和钟表工场手工业的描述，这成为马克思后来所说的“混成的工场手工业”的典型实例。而波佩对于各国造纸业、制针工场手工业的描述成为马克思后来所说的“有机的工场手工业”的典型例证。而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于工场手工业的形成只是达到了“许多劳动的聚集构成工场手工业的前提”这一认识层面，甚至否认了两种工场手工业的可能性。波佩所提供的历史材料想必对马克思产生了强烈触动。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充分利用了这些材料，并在比较了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造纸业之后指出：“在纸张的生产上，我们可以详细而有益地研究以不同生产资料为基础的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以及社会生产关系同这些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因为德国旧造纸业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部门的手工业生产的典型，17世纪荷兰和18世纪法国提供了真正工场手工业的典型，而现代英国提供了自动生产的典型……”^[13]438显然，如果没有波佩提供的关于工场手工业的详细资料，马克思是无法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问题上向前推进的。

第四，马克思以极大兴趣摘录了波佩关于磨和钟表的工艺史和理论史的阐述，这两种古老机器的工艺特征与历史发展，使马克思对机器的思考不再仅仅局限于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时期的机器或机器体系，而是极大扩展了马克思思考机器问题的历史视域，从而为他更深入地理解机器的本质特征和机器大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提供了重要的工艺学史材料。具体来说，（1）磨在操作方法和动力来源方面的历史发展，为马克思重新反思以动力源泉来区分机器和工具的错误观点提供了新的历史材料。（2）磨特别是自水磨产生以来的磨的组成结构，为马克思重新认识和思考机器大工业中机器体系的工艺结构和发展节点、准确把握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重要材料。（3）同磨的工艺史紧密相联的科学技术理论史的发展，为马克思认识物质生产与科学技术的相互作用和历史辩证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依据。（4）钟表的工艺发展史和理论发展史，为马克思理解钟表的工业应用、大工业的自动机器的历史起源、基本特征及其相应的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源。

第五，马克思详细摘录了各类纺织业的工艺方法和生产资料的历史，这为他理解工业革命的技术条件和历史分期提供了重要材料。具体来说，（1）关于欧洲各国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各种工序及其工具和机器发明史的摘录，促使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认识到“在最先采用机器体系的部门中，工场手工业本身大体上为机器体系对生产过程的划分和组织提供了一个自然基础” ^[13]436。（2）关于棉纺织业工艺史的摘录，使马克思认识到将纤维捻成纱线是工艺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从手摇纺车到精纺机的发展体现了纺纱机的与人手相关的工作机的演变，从手动摇杆到蒸汽机的演变则展现了纺纱机在动力来源上的发展，这为马克思正确认识机器和工具的真正差别、准确判断工业革命的历史分期提供了重要事实依据。

为了深入认识棉纺织业的工艺史，马克思还专门摘录了尤尔的《技术辞典》中关于“棉纺”“蒸汽机”等词条。关于前者，马克思比较详尽地摘录了棉纺织业从粗纺到精纺的各种工序及其工具和机器的发展。这为马克思深入了解现代纺纱工序和机器提供了丰富材料。关于后者，马克思详细摘录了蒸汽机的发明史及其工业应用过程，这为他深入理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起点和机器大工业的动力来源提供了重要资源。

最后，马克思摘录了有关工人和机器的斗争史资料。在拜比吉和尤尔那里，马克思已经了解到机器与工人的斗争事实。并且，受尤尔的影响，马克思将这一现象看作机器产生的原因之一。而在这里，波佩和贝克曼向马克思提供了更为详细而确定的事实材料。譬如，马克思特别注意到纺织机器引起工人反抗和破坏机器的描述，比如1775年阿克莱的梳毛机、1758年埃弗雷特的水力剪毛机都引发了较大规模的工人抗议和破坏行动。实际上，贝克曼的《发明史论文集》中也提到了工人和机器的斗争事实。马克思后来又关注到这一内容，并在《资本论》中阐述工人与机器的斗争时利用了这些材料。显然，工人与机器的斗争一方面反映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激烈；另一方面，这种表面的阶级斗争在更深层面上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关系阻碍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突显出当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尖锐矛盾。对于这一问题的持续关注和反思，促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指出，工人的斗争矛头不应指向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指示器的机器，而应指向作为罪魁祸首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四.   结语

德国学者埃尔伯特·伊尔纳（Eberhard Illner）认为，马克思对拜比吉和尤尔的关注，特别是对波佩、贝克曼的工艺学史和发明史的研究表明，他对科学技术问题的理解远远落后于19世纪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14]。显然，这一观点既忽视了马克思对伦敦世界工业博览会的密切关注以及对当时自然科学技术前沿动态的持续关注^[15]，也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深入研究工艺学史的深刻用意，从而遮蔽了马克思科学技术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把握：

一方面，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来看，波佩、尤尔和贝克曼的工艺学著作向马克思展现了他此前从未深刻遭遇到的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之基础的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的历史变迁。这一深层历史生成过程不仅佐证了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科学性，而且为马克思进一步全面而深刻地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和内在机制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理论支撑。反言之，要想真正科学把握当下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本质规定及其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回到由现代科学技术主导的总体性社会生产实践场境的历史深处。这一点对于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准确把握当今智能时代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方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即对于当今迅速发展的数字智能科技的哲学审思，既不能只局限于对科学技术及其历史效应的实证理论分析或学科建制筹划，也不能沉溺于对科学技术之主客观效应的形而上学反思，而是必须回到自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矛盾运动及其总体性社会历史范式转换中，深入把握数字智能科技的历史本质。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今复杂的世界历史格局和时代议题，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开辟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语境和新文明形态来掌舵与展望数字智能科技的未来发展趋势。

另一方面，通过工艺学史研究可以发现，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在物质生产领域具有历史性的内在同构关系，即特定的科学技术范式必然与特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内在结合，既不存在脱离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的科学技术，也不存在脱离科学技术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特定的科学技术构成特定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得以确立和维系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根本变革动力，而特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又反过来决定着与之相适应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空间及其限度。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深刻认识到资本与科学技术的共谋以及资本支配下科学技术与劳动的彻底对立在根本上是历史的暂时的。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严格区分了科学技术（机器）及其资本主义应用。因此，无论是技术决定论，还是技术中立论，如若脱离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语境，就会陷入经验唯物主义的窠臼，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根本误读。同样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在共产主义关系下，工艺学上已经达到的真理方能在实践中实现”，便科学地预示了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真正实现科技创新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可能性。这也为我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语境下重新思考马克思科学技术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提供了重要切入口。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是灵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新时代科技创新的科学判断，因而是马克思科学技术哲学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