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提出

就业问题关乎民生稳定与社会安宁，大学生就业程度不仅影响高校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与资源分配，而且影响社会人才资源的妥善安置。随着202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7.8%^[1]，我国高等教育在适龄学生毛入学率上达到了相对普及化的阶段。高等教育普及化带来的不仅仅是可观的毛入学率增长和学生人数的简单叠加，还伴随着社会对就业问题和高等教育文凭的重新思考。在当下，高等教育文凭对大学生就业的作用似乎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背离。一方面，高等教育文凭仍然是促进大学生就业以实现经济收入增长、职业角色获取和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通行证。作为教育的符号象征物，高等教育文凭仍然是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前提条件，在个体进入社会的求职过程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在一定意义上，高等教育文凭取代了以往特权成为个人获取社会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并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价值实体与价值制度。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文凭在大学生就业中的能职匹配、阶层跃进等方面越来越难以发挥以往人们所寄托与期许的作用。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浪潮中，文凭膨胀现象日益严重。文凭膨胀（education inflation）指的是在一定边界的劳动力市场中，从业者学历得到普遍提升，拥有高学历文凭的从业者数量超过了劳动力市场对高学历文凭从业者的实际需求，以至于出现“供过于求”的膨胀现象^[2]。

高等教育文凭与大学生就业之间关系的已有研究聚焦三个方面：第一，高等教育文凭对大学生就业仍存在积极的正向影响。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文凭对大学生就业的作用存在差异，一定程度上，层级越高的学校提供的各类资源越多。大学生所能得到的就业帮助程度取决于学校制度性社会资本的多寡^[3]。有别于高职院校与层次相对较低院校的大学生，本科院校和层次相对较高院校的大学生进入体制内单位工作、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更大^[4]。与此同时，不同专业类型的高等教育文凭对大学生就业的作用存在差异。在同一高等教育层次中，理工类专业的毕业生初次就业所取得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回报要高于人文社科类的毕业生等^[4-5]。第二，高等教育文凭对大学生就业市场选择仍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如大学生所获得的文凭越优，其从事正规就业的概率随之提高。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大学生越不倾向于稳定性较差的非正规就业，因自身综合竞争能力强，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准入门槛较高的正规就业劳动市场^[6]。第三，高等教育文凭对大学生整体就业存在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文凭膨胀加剧了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问题。由于劳动力市场高层次学历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以及劳动力市场对其需求的饱和，供求弹性之间的变化促使着企业会以更高学历标准去筛选员工。一些高学历员工从事的或许是过去较低学历员工足以胜任的工作，这容易造成就业空间的不合理挤压^[2]，使得大学生整体就业陷入一种非预期性的恶性循环当中。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认识高等教育文凭与大学生就业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已有研究虽然关注到高等教育文凭在不同学校层次和专业类型大学生就业中的作用差异，并进行了有效的分析研究，但对文凭膨胀的负面影响，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关注不足。现有研究显然对同一高校层次或类型的高等教育文凭作用“失灵”过程有所忽视，文凭“失灵”的动态过程如何影响大学生就业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厘清。二是高等教育文凭催生出的关于人的发展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思考。当下人们更加关注文凭膨胀后的就业薪酬、求职机会、阶层流动等结构性变化，而相对忽略了大学生就业背后关于人的发展等主体性问题。随着行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促使着大学生就业观念与行为发生改变，如大学生在锁定职业目标上呈现出“求稳”态势，在就业行动过程中追求“既简又顺”等^[7]。“躺平”“佛系”“慢就业”“不就业”等一系列大学生就业话题也在近些年频上热搜^[8]。在应然状态下，拥有高学历文凭的大学毕业生能在社会中找到一份相对较好的职业，收获良好的经济收入与社会声誉。但在实然状态下，大学生拥有高学历文凭不一定能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谋求一份良好的职业，还可能会面临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难以就业的潜在风险。换言之，高等教育文凭在当下社会情境中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对其功效的期望，或者说，高等教育文凭不能很好地满足人们所要求的那部分远高于文凭客观作用的主观期许，从而衍生出一些关于人的发展等社会问题。基于此，通过文凭筛选假设理论的补充分析，本文将着力分析以上问题，力图对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大学生就业问题进行本质性解读。

二.   文凭筛选与大学生就业的关系

在当下，高等教育文凭与大学生就业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关系，但二者并不一定存在必然的递增关系。文凭的筛选假设与其现实作用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关注其张力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高等教育文凭与大学生就业之间的关系。

一   筛选假设：高等教育文凭能助推大学生就业

作为知识获取与能力培育的文化凭证，在一定意义上，缺乏高等教育文凭的个体越来越不利于社会职业的嵌入^[9]59-60。尤其进入信息社会以后，这一观点愈发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在认知上将二者关系简单地划为等号，即高等教育文凭可在当下或者未来兑换一份良好的工作岗位。高等教育文凭是一种有效的信号标识，它暗示着大学生依据自身能力接受了既定水平的教育，借此向未来用人单位传达高能力的信号，以便于谋求一份良好的职业^[10]，个中所起到的作用可通过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的筛选假设理论进行学理解释。

该理论认为，用人单位总是希望能从众多求职者中选拔出具备一定工作能力的人，但面对市场信息的不对称，他们需要从求职者先天的“标识”属性（家庭背景、性别等）以及后天的“信号”属性（学历、婚姻情况等）当中加以甄别与挑选^[11]241-243。其中，信息不对称指的是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双方所拥有的信息并非完全对等，二者所掌握的信息密度与所运用的信息渠道都是有所差异的。一般而言，用人单位虽然对劳动力市场上应聘者生产能力的统计分布大致有所了解，但是对其具体应聘对象的劳动生产能力却难以把握，因而只能通过他们认为与个体生产能力之间存在某种紧密关联的特征来衡量^[12]，如先天的“标识”与后天的“信号”等。在这些特征当中，高等教育文凭最容易观察得到。最为关键的是，在这一识别过程当中，高等教育文凭“释放”出两个重要的信号作用：一是对求职者而言，在相同的控制变量条件下，能力较强的人往往能够以较低的教育成本，获取较高的学历与文凭；二是对用人单位而言，组织按照文凭信号强弱来挑选员工并给予相匹配的薪酬，可降低引才投资的不确定性。

从筛选假设理论出发，高等教育文凭是用人单位筛选人才的有效信号。不同层次与类型的文凭“含金量”存在差异，为谋求更好的就业机会，众多大学生努力地提高自身文凭“含金量”。如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为457万人，较去年增长了80万人^[13] ，考研人数在高位上保持高增长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学生对高等教育文凭的热衷程度。一些有助于获取良好就业岗位的资格证书也成为他们努力“攻克”的范畴，如2021年全国教师资格证报名为1 144.2万人次，“技多不压身”“多个证书多条路”等心态促使着许多大学生积极备战各类证书考试^[14]。在我国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用才的标准在不断上移，人们对高等教育文凭所能发挥的信号作用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期望。这种期望裹挟着大学生为追求高等教育文凭而拼搏奋斗：那些对文凭作用“犹豫不决”的大学生为了就业而变得“随波逐流”，那些对文凭作用“深信不疑”的大学生为了就业而变得“愈发不可收拾”。

二   筛选现实：高等教育文凭未必能助推大学生就业

人们之所以追求更优的高等教育文凭，是因为人们希望由此获得满意的高等教育投资收益^[10]。而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高等教育文凭的信号筛选作用边界及其前提条件能保持相对稳定，即大学生能用文凭来证明自身能力，用人单位能用文凭来筛选与工作相匹配的人才。但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到来，劳动力市场信息因其复杂性而愈发不对称，大学生人数突增导致以往高等教育文凭所能发挥的信号作用逐渐被削弱或者抹平，以至于人们发现高等教育文凭未必能助推大学生有效就业这一事实。诚然，根据以往的筛选假设理论，能力较强的人往往能够以较低的教育成本，获取较高的文凭，最终实现有效就业。但在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中，学生接受相同学科与专业的高等教育，其所需的学费成本、努力成本和风险成本相对一致，这未能满足个人能力与教育成本成反比的信号筛选条件^[15]，最终导致文凭所附有的社会期望难以实现。面对高等教育文凭的通货膨胀，对于置身其中的个体而言，似乎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获得更优的文凭^[16]，而这一解决办法又在无形中助推着新一轮的教育扩张与文凭膨胀。在高等教育普及化与文凭筛选信号弱化的当下，作为享有文凭“特权”的群体，大学生以往的精英身份容易受到现实挑战。

首先是“精英里面挑精英”。由于社会分化和社会积聚的同时存在，大学毕业生中的一般性精英或许会淹没在芸芸众生之中而不再被视为精英，而一小部分胜者将会成为更为耀眼的精英^[17]。这也是社会为保障高等教育文凭筛选作用的有效性，而提高筛选标准线的直接表现之一。其次是“学历里面挑学历”。社会吸纳大学生的增速跟不上大学生培养的增速，以至于文凭筛选作用贯穿个体全过程的受教育情况。有学者^[18]指出，我国就业市场存在“三个985”（博、硕、本三个阶段是否都毕业于985院校）的学历歧视。也有学者通过调查发现，在硕士毕业生中，本科学历为非“211工程”院校的学生，会在初次就业中显著地比本科学历为“211工程”院校的学生收到更低的简历回复（低41%）^[19]。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般高校的学生即便是通过考研获得更好的高等教育文凭，也难以从竞争激烈的求职市场中脱颖而出，就业过程相对更加坎坷。最后是“简历里面挑简历”。大学生在初次求职时，部分招聘单位还会通过大学生简历的精美与布局程度来考量其能否胜任岗位要求，哪怕这种考量与实际工作需求之间的关系相距甚远。许多大学生为了丰富自身简历内容，在追求更优的文凭之余，他们还会去追求更好的课程分数、社团经历、企业兼职、荣誉证书等模块，以增加自身求职优势。但这又容易滋生一些不利于个体全面发展的潜在问题，如大学生在各类衍生赛道上的无意义竞逐，可能只是关注高等教育对个体求职发展所带来的衍生作用，而忽视高等教育对个体生命成长的本质作用。

三.   文凭作用下大学生就业的个体发展难题

当下教育扩张的真正动力部分源自个体对文凭通货膨胀的不安全感。许多大学生或许知道，学校教育既不能为以后的就业提供什么技能，又不能证明个体的社会能力，但他们还是不得不花费更多时间与金钱去获取更高的学历^[10]。这种社会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的发展问题。有别于追求人格发展的完整性，人容易受到社会发展的工具性、片面性等影响，从而盲目地去追求一些功利需求和纯粹谋生的手段与工具^[20]，并在这一过程中分裂出阻碍自己全面发展的对立力量。在现实中，为了谋求更好的就业机会，作为教育主体的学校以及受教育者的学生容易在教育目的上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谋”，如学校顺应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人才特征来培养学生等。所有以迅速获取实际利益为动机的专业和课程愈发受到学校与学生的青睐，而那些关于人生意义与目的、人文情感与关怀的教育则难以在学生心中留有一席之地^[21]。久而久之，许多大学生对成功有着一种压迫式的追求：他们都觉得自己必须以最高效的方式完成当前目标，以便于更有效地去竞逐下一个更高的目标^[22]2-3，如更优的文凭。从内在机理来看，大学生对高等教育文凭的热衷程度与当下时代、个体归因等因素息息相关。

“文凭社会”暗示着文凭在当今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文凭作用的变化使得许多大学生在实际求职过程中衍生出不同程度的失落感。面对失落感，大学生已有经验并不会主动引导其对文凭作用变化的外部环境进行思考，他们往往会将自身的失落感归因于文凭还不够好，或者自身学历还不够优秀等，进而投身于更高层次的文凭竞逐当中。这种有悖于大学生全面发展规律的竞逐过程容易加速个体身体与心灵之间、人际关系之间的冲突与不协调，以至于造成大学生身心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一是大学生就业过程出现或可能引发的精神异常问题。人是特定环境的产物，我国大学生普遍生活在当下社会加速的环境之中。这种社会加速与大学生对时间结构感受的显著改变直接相连^[23]9-10，以至于大学生认为他们“实际拥有的时间加速了”。但很显然，时间本身并无实际意义上的加速，这种时间加速错觉实际上是物质世界变化于个体精神世界的一种“折射”反映。在这种社会加速感觉的长期影响之下，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容易产生一些异常问题。一方面，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存在精神焦虑的问题。大多数个体不会孤立地形成自身对事物（如就业岗位和社会地位）的相应期待，其判断必然存在一个参照群体——那就是个体认为与其差不多的人^[24]38。当他们的参照群体在就业过程中更有成就时，个体感到自身原本应该取得更大的成就，其精神焦虑也随之而来。同伴成就所带来的焦虑、社会加速的价值取向助长了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的精神焦虑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自我效能感。在较低的自我效能感状态下，个体对自我认知的判断容易出现偏差，许多大学生选择通过忙碌来缓解内心焦虑，但却在“不经意间”陷入更深的精神焦虑漩涡当中。另一方面，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存在精神抑郁的问题。个体的抑郁状态会影响其对生活事件的认知偏好与价值选择，如抑郁程度较高的大学生对未来就业后个人职业发展前景表现出较高的风险认知水平^[25]。这种消极的自我图式容易使得大学生对未来生活的感知充满困难与挫折，个体也因此而易于陷入长期的精神抑郁当中。久而久之，这容易加剧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精神焦虑等问题。

二是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出现或可能引发的行动失序问题。一方面，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存在行动失范的问题。受到精神焦虑等因素影响，许多大学生为增加其就业优势而盲目去考取相关的资格证书与高等教育文凭，忽视自身职业发展规律，以至于事倍功半。更有甚者，为了能在众多应聘者中引起用人单位的关注，部分大学生不惜违背诚信原则，如编造学生干部履历、伪造各类证书、杜撰社会实践活动等^[26]。在这种“无序感”的影响下，大学生容易不遵守共同的行动规范，个体之间的行为陷入无组织状态，以至于彼此之间产生不信任感等。另一方面，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存在行动躺平的问题。区别于重复的精神内耗与无意义的“内卷”，部分大学生选择一种暗含丧文化的低欲望生活方式。在这种低欲望的生活理念引导下，许多大学生的求职行动意愿会相对降低，如从事轻松的工作、避免“996”和“007”或者选择不工作待家里等。在一定意义上，大学生“躺平”行为实质是对以“内卷”为核心的反常社会现象的一种无奈反抗^[27]。从短期来看，大学生“躺平”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个体暂时调节其在求职过程中所积攒的压力^[28]，并以一种边缘化手段来对抗城市化背后的一些不合理之处。但从长期来看，大学生“躺平”行为难以有效应对“内卷”的深层原因在于，其“躺平”不仅仅是行动上的躺平，还包含着精神上的躺平，后者易破难立。久而久之，愈发沉重的“躺平”代价容易抹平大学生就业的进取之心，使其难以有效应对就业过程中的多重困难。

三是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可能引发亚健康问题。健康可视为一种身体、精神和交往上的完美状态，而不仅仅是身体无恙。依据这一定义，世界卫生组织调研发现，人群中真正健康（第一状态）和患病者（第二状态）不足三分之二，剩余比例人群处于健康与患病之间的过渡阶段，即“亚健康”状态^[29]。在精神异常与行动失序问题的相互影响下，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容易滋生一些亚健康问题。如在过度的就业压力情境中，大学生容易产生焦虑、抑郁、自我效能感降低、自卑、易怒等症状，进而影响其认知活动和人格特征，降低其学习效率与工作竞争力，更有甚者会诱发失眠、头痛、胸闷、肠胃不适等生理疾病，以至于严重危及个体身心健康^[30]。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大学生的亚健康问题难以被旁人所察觉。当那层“完美无缺”的光鲜外表被剥离之后，人们会惊讶地发现，这群年轻人身上寄居着令人窒息的恐惧、失落、无助和孤独等亚健康问题，且已有足够的证据指出，大学生难以自愈其自身的亚健康问题。如《2022年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31]显示，45.28%和21.48%的大学生分别可能存在焦虑与抑郁的健康风险问题，且许多大学生不知道如何实现有效地自我调节等。综上，高等教育文凭作用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的失衡，容易使得大学生发展问题愈发突显，以及滋生出一系列不良问题。如低技能工作要求研究生学历等不合理现象不仅拉扯着大学生群体的就业观念，同时也在无形中挤压着其本不友好的就业空间。立足于个体健康发展的出发点，我们应该回归探讨一下如何理性看待高等教育文凭对大学生就业的作用，以及警惕由此引发的关于人的发展问题。

四.   理性看待文凭对大学生就业的作用

一纸文凭的筛选信号“失灵”与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张之间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并非单一原因使然，而是由多个矛盾与问题相互叠加而成^[1]。基于此，本研究试图从个体能动性的微观层面去解读大学生就业问题，通过引导大学生去厘清当下社会情境与个体努力之间的关系，促进大学生对如何发展自我的再思考。

一   端正对高等教育文凭的态度

大学生应当理性看待高等教育文凭对其就业的经济性价值与符号性价值。首先，降低个人对高等教育文凭的期待。在丝纷栉比的象牙塔中，有一般的高等教育文凭，自然而然地就会有更优的文凭或者其他等价物。当大学生盲目地追求更优的文凭时，其行为实则是背离了个体受教育的本来目的。因此，大学生从文凭陷阱中脱身而出的关键在于明确自己“以何为业”，放弃“拥有更优的高等教育文凭就能拥有良好职业”的简单假设，通过降低个体对文凭作用的主观期许，从而理性地看待个体发展问题。

其次，降低个人对高等教育文凭的焦虑。大学生可试图去接纳自身的焦虑与不安，适度释放压力，并增强自身情绪调节能力。作为教育结果的识别符号，文凭虽然是个体进入职业的准入证，但文凭并不代表个体胜任职业的能力，文凭与能力之间并不一定成正比关系。有学者^[32]指出，“物或损之而益”，或许先赋性动力的不足反而更容易转化为大学生奋发向上的非常规动力，并引导大学生在就业层面获得新的机遇。此外，除了寻求内心平和之余，大学生还可积极向外寻求帮助，将个人议题与公共议题联系起来。如大学生就业问题等社会问题应置身具体情境中去解决，而非抽象地去思考，才能使问题的解决更具有现实操作性。

再次，厘清个人与高等教育文凭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知识或技能习得的象征物，文凭的获得更多地代表着大学生个体某一阶段的学习任务结束。但相较于短暂的在校学习时间而言，大学生就业时间会更加长久，个体如何实现学习与就业之间的有效过渡与衔接显得尤为重要。因而，在就读大学时，大学生应以平实之心来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道路^[33]，并在求学过程中为之坚持与拼搏。而毕业之时，则践行自身所规划的职业生涯发展道路。大学生厘清自身发展与文凭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减少与他人横向结果的比较，以及增加与自我纵向发展的比较。

最后，把握个人发展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大学生个体发展与高等教育之间并非只是一纸文凭的简单关系，它还涉及真正的教育价值与教育过程的关系思考。伊利奇（Ivan Illich）^[34]在对学校教育进行强有力批判的基础上，要求重新审视学校教育和现代教育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真正的教育应该是打破“最终可通过成绩和文凭来衡量和证明的制度化价值观”神话，以及就业期待—课程学习—成绩与文凭一体化的预设的“套装价值观”神话。随着智能时代的深化，他所倡导的学生可随时随地通过网络获取各类学习资源与机会的“学习网络”设想逐渐成为现实。在这种语境下，大学生个体发展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已不再仅限于制度化的学校教育当中，大学生如何利用多元的学习网络进行自主学习与理智训练^[35]，这将会变得愈发重要。

二   以文化资本的转化促进就业

作为一种文化资本的形态，制度化形态的文化资本（如文凭）赋予了拥有者一种独立于个人的、具有合法保障的价值，且该价值被社会认可与接纳^[36]200。诚然，文凭等制度化形态的文化资本所附有的物质利润与象征利润吸引着众多利益相关者为之奋斗。但在复杂的社会场域当中，以往对单一形态文化资本的行动逻辑并不完全适用于实际就业情境，大学生会因为文化资本与多维资本之间转换能力不足而产生行动的挫败感和迷茫感。

基于此，为跳出高等教育文凭困境，大学生理应注重文化资本内部形态之间的转换。对大学生就业而言，高等教育文凭是固化的制度化形态的文化资本，其本身具备一定的既定价值，但并不具备动态的增值能力，而具体化状态的文化资本（如个人品质道德、心理健康、思维模式等）的形成与培养是具有动态增值作用。无论是大学生求职过程抑或就业过程，良好的具体化状态的文化资本有助于大学生在职场与生活中协调自我，并取得更为多元的就业发展机会。如注重大学生的道德养成与人格塑造，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大学生在面对纷乱复杂的场域逻辑时能够有持之以恒的信念来驱动自身。值得注意的是，依据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家庭中的文化资本会在子女身上复制，实现文化意义上的阶层再生产。父母的教养方式、阅读习惯、沟通习惯等具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会对学生的文化资本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作用^[37]。因而父母还需要注重家庭文化资本尤其是具体化状态的文化资本投入与提高，从而削弱低学习效应、低文化资本在学生身上复制的负向影响。

此外，大学生理应注重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等资本的转化。不同种类的资本具备不同的制度化形式与功能。资本转化是指某一种类的资本通过一定的途径与机制向另一种类的资本变形的过程与结果^[38]8。任何单一的资本形式，在大学生就业融合过程中的影响力都是有限的。倘若大学生只是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本（如文凭），他们虽然在就业前期可以获取众多的工作机会，但无法在就业后期建立稳定的社会支持网络，以及有效适应职场社会的规则等。由此，文化资本形态与各类资本之间的有效转化，既是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所面临的重点挑战，又是大学生促进自身长期发展的重要机遇。

三   大学生就业应该多元意义化

个体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促使着我们应当以多元的意义去看待当下大学生就业问题，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大学生就业成功应该赋予多元意义。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25]5在《道德情操论》中叩问：“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到底为了什么？”也许“被他人注意、被他人关怀、得到他人的赞美与支持”等渴望是我们想要从一切行为中得到的价值。对大学生而言，就业成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市场经济回报，市场经济回报只是个体就业成功的某一测量指标，个体就业成功还与个人兴趣发展、生活方式的舒适度、亲密关系的关联程度、对社会的贡献重要性等多元测量指标息息相关。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回报在大学生就业成功测量指标体系当中发挥着“保障作用”。即当经济回报出现时，大学生就业会受到一定的鼓励，但达到一定阈值之后，继续增加也难以赋予大学生就业成功更多的意义。而个人兴趣发展、生活方式舒适、亲密关系相伴等与个体情感世界相契合的指标可起到“激励作用”，即大学生在保持一定的经济回报基础上，生活上、情感上的正向反馈更有助于大学生就业的良性循环，并对就业成功的多元意义有更为深入的理解。无论何时，所谓成功、失败只能是相对于某一事件或参照某一价值系统而言，没有人都是成功者抑或失败者^[39]。而大学生对就业成功意义的多元思考，恰恰是对优绩主义和文凭主义框架下以收入和地位为中心的就业观的反问。

第二，大学生就业尝试赋予多元意义。受到种种社会经济因素影响，“求稳”成为众多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所看重的第一要素。许多大学生往往将目光聚焦于公务员、教师等相对稳定的体制内职业，而忽视新职业与创业所蕴含的巨大潜力。而且追求高等教育文凭的大学生群体不仅想要获得就业的稳定，还想将其文凭所赋予的优势转化为高职位、高薪酬与高发展，并取得社会公认的世俗成功。这种对于“稳定”岗位的过度关注与追求，往往容易造成部分大学生就业空间的过度挤压，反而不利于就业市场的良性发展。当下，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正在努力摆脱这一困境，走出一条全新的就业道路。如《2020年轻人理想工作大调查》显示，“自己开店”“独立摄影师”“媒体人”“料理师”等工作占据95后与00后理想职业排行前三^[40]。大学生多元的就业尝试是社会结构性困境中青年对自身命运前进方向的主动把握，同时该尝试也折射出青年对文凭膨胀现象的理性反思。“何以为业”与“以何为业”的厘清将有助于大学生就业观的转变，以及开展新的就业尝试和重新定义就业成功。总之，如何看待高等教育文凭作用的变化，将是影响我们如何看待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关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