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年来，极端天气频繁出现、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不仅给地球承载力带来严重挑战，而且还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生态危机不是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回避的，而是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1]21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马克思对人与自然问题的诠释为破解全球生态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因此，系统诠释马克思生态思想具有重要价值。

目前，学界关于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主要遵循以下四种路径：一是关于马克思生态思想生成的研究。研究主要集中在探索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析出前提，如生成的理论背景与现实条件等。其中观点代表者是胡建东^[2]、熊韵波^[3]以及齐晓明^[4]等。二是关于马克思生态思想本质特征的研究。学界已从传统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范式拓展到了人、自然和社会三者的实践联系。其中观点代表者是万冬冬^[5]、王玉梅^[6]以及方熹^[7]等。三是挖掘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现实意义。依据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在现实层面上，诠释马克思生态思想有助于理解当下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其中观点代表者有万冬冬^[5]、穆艳杰^[8]以及徐俊^[9]等。四是国外学者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国外学界在马克思生态思想研究上具有多元主义特征，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一些反对者甚至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观点的对立，例如法兰克福学派施密特^[10]52就自然概念是否具有社会历史特征的问题制造了马克思与恩格斯观点的对立。

综上所述，学界关于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较为丰富，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生态危机给人类带来的生存挑战，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冲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时代问题。但是，目前现有研究较少透过“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窗口，以“世界眼光”来反思破解全球生态危机的举措，以此推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当然，马克思虽未直接使用“生态”概念，不过其相关著作中存在他对人与自然问题的思考。基于此，文章通过文献分析法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分析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生成基础，凝练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核心要义，以此反思和推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理路。

一.   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生成基础

马克思在文本中对“自然”“自然界”做出“人的无机的身体”“感性的外部世界”“人本学的自然界”以及“外界自然条件”等描述，不仅表明马克思自然观的唯物主义性质，而且还指明了人与自然实践互动的生态观。由此可知，厘清马克思自然观的革命是理解其生态思想的前提。

一   改造旧有自然观的哲学基础

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用精神、理念的内在活动诠释自然界的演变过程。他把自然界形成的根源归入绝对精神的自我异化。在黑格尔看来，精神犹如一位放荡不羁的酒神，在自然界里开怀嬉戏，其概念的统一性隐藏在自然界中。因此，黑格尔考察自然的过程就等于认识不同的概念体。他将自然界作为有机整体统一在概念体的逻辑规则中。需要指出的是，黑格尔的自然观是唯心主义的，是外化的绝对精神。黑格尔在思辨逻辑学中，通过对精神的不断扬弃、对思维的不断抽象，才达到直观的自然界。这个自然界是黑格尔在寻找普遍的、绝对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抽象的自然界。如马克思^[11]219-220所指出的：“全部逻辑学都证明，抽象思维本身是无，绝对观念本身是无，只有自然界才是某物……但是，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也就是说，自然界首先是物质实在的，并且自然界的独特价值只有在满足人的主体需要的实践关系中才能得以呈现。那种与人割裂开的抽象化自然界对人来说就是“无”。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不仅指出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然观的困境，还把自然的价值功能带入人类活动中。

费尔巴哈虽然也发现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局限，但他却舍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将自然界的所有物说成是客观精神的派生物并归入精神界，费尔巴哈不赞成此观点。他认为，无意识的自然界是永恒的、没有起源的第一存在物，是时间而非等级以及是物理而非精神的第一存在物。费尔巴哈“把自然界理解为一切感性的力量、事物和存在物的总和……自然界就是光、电、磁、空气、水、火、土、动物、植物、人（这里所说的人是不由自主地无意识地活动着的存在物）”^[12]41-42。这对于黑格尔哲学体系来说是一种突破。但是，费尔巴哈从时间关系上将自然界视为先于人类社会的第一存在物，而把人本身当作自然的衍生物。虽然他也谈过实践，但只是将其贬低为“犹太人的卑污的实践”。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人对自然界的积极的和实践的关系”^[13]13，没有从人本身的高度去理解实践，因而造成自然界的“人学空场”。正如马克思^[11]499所批判的那样：“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总之，黑格尔将自然界的演变看作绝对精神的派生，费尔巴哈虽然复活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但抛弃了辩证法。这导致他忽视自然界的属人意义，诱致自然界的“人学空场”。马克思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作出扬弃，以哲学革命改造旧有自然观，重新阐释自然界的辩证唯物主义性质。这为塑造其生态思想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   阐发新自然观中的生态思想

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的辩证唯物主义性质在人的实践过程中得以彰显。实践主体是“现实的人”，即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有生命的个体。基于此，人与自然的实践活动具有三层指向：一是人类能够改变自然界的样态，二是人类在自然界以物质变换的方式来满足自身需要，三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过程表现出两面性。

首先，人类能够改变自然界的样态。马克思语境下“自然界”是与人有关的、历史且客观的实体。这个“自然界”是从“自在自然”中经过实践改造后的那一部分，是在历史中生成的人化自然。旧唯物主义停留在孤立、静止的视域，无法正确把握“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转变的历史过程，所以他们只能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自然界。在他们看来，周围的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从开天辟地时就存在的，是横空出世的存在物。但是，依据唯物史观的观点，周围的世界是在历史中生成。如同马克思^[11]528所说的“樱桃树”案例，即樱桃树和其他果树一样，它们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在几个世纪以前因为商业目的才移植过来的。这充分说明了人类在历史的实践中塑造了自然的样态。

其次，人类在自然界以物质变换的方式来满足自身需要。众所周知，“劳动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14]，自然界是人类为了存活繁衍而必须与之持续交往的无机的身体。人类把自然界的原始物开采、提炼、打磨为能够满足自身需要的形态，例如人们把自然界的原始矿石研制为满足主体需要的精美钻石。一言以蔽之，人类对自然界不同物质形态进行物质转化的过程既是人类有目的地加工自然物的过程，也是人类劳动的对象化展开过程。人在劳动中和作为物质供给者的自然界永续交往，并不断创造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财富。

最后，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过程表现出两面性。自然界各系统间的运行有其内在规律，人类通过运用其规律进而支配自然界，为自身服务。如果人类在维持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平衡内活动，则二者能够共生。反之，其结果将会像马克思^[15]579所说的那样，即资本主义工业化过度生产造成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人们以生产生活形式消费掉土壤农业中的能量未能得到应有补偿，从而打破保持土地持久肥力的自然条件，造成土地生态的代谢断裂。简言之，人们开采自然界的尺度超出生态恢复的边界，最终造成自然承载力的崩溃。

由此看来，马克思生态思想聚焦于实践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具体化形式。所以，通过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分析，能够对国外学者如唐纳德·沃斯特、本顿、玉野井芳郎等人所谓马克思“忘却了自然”“自然被失落了”的观点^[16]53进行批判。

二.   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核心要义

马克思生态思想是他在完成自然观改造后形成的，其核心要义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在思想上呈现出“人—自然界—社会”有机统一的辩证生态观；二是在行动上规定人与自然的“两个和解”的实践方向，即人与人的和解、人与自然的和解；三是在目标上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历史赓续中将走向共产主义。

一   强调辩证生态观是社会发展的理念要求

社会形态演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社会形态的变化不仅折射出不同生产力条件下人化自然的状况，而且还映照着不同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影响。在马克思^[11]187看来，社会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只有在社会中，才能使自然界的人化过程成为现实，才能使自然界成为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由此可见，在辩证法的指引下，马克思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考察放置在社会发展维度中，使得“人—自然—社会”成为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进而形成了辩证生态观。这种生态观将狭义的“人与自然”扩展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自然与社会等多方面。

在工业革命时期，由于还原论思想和基督教理念的影响，机械自然观曾被视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主流价值导向。它的前提预设是：其一，“自然界=机械钟”的还原论预设。这种预设将自然界视为机械钟，如同机械钟替换受损的零部件一样，倘若自然界的某一部分遭到破坏，那么通过更换维修也可以进行还原，甚至还原后的状态可能比原来的更好。其二，“人类是地球的主人”的基督教理念。这种理念认为，人类是上帝管理被造物的受托人，只有通过不断开采自然界、探索自然界，人类才能完成造物主的光荣使命。因而，在“人类是地球的主人”基督教理念的鼓舞下，人类不断强化科学技术对自然界的征服与控制。

在马克思的生态视野里，机械自然观只看到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支配，没看到自然界对人、自然界对社会秩序的影响，缺乏现实性。正如马克思^[11]724认为的那样，“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比如，阳光、空气、土地、森林、海洋等自然资源作为“大自然的礼物”给人类提供免费且丰厚的生存来源。反之，若这些自然资源的供给中断，人类的生存不仅会受到威胁，而且社会秩序也将陷入混乱。

二   明确“两个和解”是人类活动的实践方向

“两个和解”是指“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这一目标最早是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对该目标作出深刻解释。依据马克思^[11]185的观点，共产主义融合了人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人道主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和自然以及与其相关的人和社会之间的矛盾能够得到真正解决。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资本家除了剥削工人以外，还将土地、森林等自然物私有化。例如，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17]244中揭示出，在特权者看来，农民和贫民拾捡枯枝、采摘野果的日常行为是偷窃，是对他们私人利益的侵犯。这表面上是人与自然的对立，本质上是人与人的对立。实际上，资本主义不仅不能消除人与自然的矛盾，反而还会加剧两者间的矛盾。马克思使用“异化”概念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矛盾进行了深度解读。

如若只停留在理论思辨层面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异化问题，那么“两个和解”将会沦为乌托邦式的构想。正如马克思^[11]11所指出的那样：“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因而，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必须在实践变革中完成。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人们在实践中具有变革人与自然、人与人异化关系的可能性，但是其结果的好坏会根据社会大众的价值选择走向不同方向。其中，实践的价值尺度决定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是走向和解还是走向分裂，而实践的真理尺度规定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因此，人们在处理与自然、与他人的关系过程中需要做到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保持人与自然之间合理的物质变换，以此实现人与自然的“两个和解”。

三   指明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历史赓续的必然归宿

在共产主义社会，“人”成为社会历史和自然界真正的“主人”，实现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这样，人本身就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自身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遵循。人类是在自然界活动的主体，只有从自然界的无序运动中提炼出有序的自然规律并熟练地运用，才能够做到认识必然把握自由。因此，要理解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与自然关系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把握：

其一，自然界潜在的物质力量外化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前提。不论哪一个社会形态，脱离了自然界都将无法存活。在马克思恩格斯^[11]544-545看来，人对自然及其与他人的社会关系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并且都会受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这将决定着新一代的生活条件。在工业革命早期，人类以科学技术的力量改造自然界，推动资本主义文明的形成。资本主义文明作为新事物从旧文明中脱颖而出，彰显出一定生命力，但它的到来也对自然界形态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其中，相比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的异化程度更加严重。人类为了从自然界中获取更多的物质资源，于是使用科学技术加大对自然的“摆置”，“解蔽”了自然界的隐性力量。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中机器的发明、化学的进步等科学技术的突破都使得人类在自然界“呼风唤雨”成为可能。由此可见，这些改造自然界的手段及其结果使得自然界潜在的物质力量外化，这些均是资本主义社会为共产主义社会提供的遗留物，而且它们将成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提。

其二，人类改造自然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动物往往以本能的方式来改造所处的周边环境。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能够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正如恩格斯^[18]312指出，动物在消灭某一地带的植物时，它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人在消灭植物之前，在头脑中就已经有了目的，如腾出土地播种五谷或种植树木和葡萄等等，他们知道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收获。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虽然认识自然界运行的内在规律，同时也做出过改良生态环境的努力，比如调整生态理念，优化技术发展方向以及探索绿色经济模式等。但是，种种改良都未离开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最终表现为合自然的规律性要让位于合资本增殖的目的性。在共产主义社会——如同恩格斯提出的“两个提升”^[18]23命题，把人在社会方面及物种方面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人类不仅能把自然规律从众多规律中提升出来，而且还自觉主动遵循自然规律，实现合自然发展的规律性与合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性的统一。这样，人类才能真正成为自然界的“主人”。

三.   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现实价值

从理论贡献上看，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把握，对全球生态危机的破解，既是一个理想目标，又是一个在现实运动中革故鼎新的践行过程。全球生态危机问题虽给人类带来严重的生存挑战，但并未能改变人类社会朝着美好未来前进的方向。马克思生态思想蕴含的核心要义对于我们强化对“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理念的认知、明晰汇聚生态社会发展主体力量的方向以及坚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决心具有重要现实价值。

一   强化对“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理念的认知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理念是破解全球生态问题的内生力量，是对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辩证理念的时代拓展。因而，马克思的辩证生态观有助于强化我们对“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理念的认知。

鉴于时代条件的不同，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及相应态度会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而有所不同。比如，在以刀斧铁器为主要工具的农奴封建社会，人们往往因畏惧风云变幻的自然现象而选择服从自然，这呈现出人与自然的虚假和谐。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作为开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总开关使得人们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来消除自然界的神秘屏障。一方面，人类随着生产力的改进确实在征服自然界的能力上得到增强；另一方面，人类在自然界面前也愈发表现出趋于狂妄自大的态度。结果是人与自然矛盾的层出叠现，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生态危机。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生态危机从一国蔓延至全球。从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来看，资本家在工具理性与经济理性的结合下看到的只能是人“对”自然界改造的有用性与牟利性的单一指向。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知态度忽视了人与自然处于同一个共同体中的现实关系，因而他们无法注意到人与自然界实践劳动的互动性。根据马克思辩证生态观，人在实践劳动中不仅将自然界的独特价值从隐性转变为显性，还展现出自然界的有机面貌。这在理念上把人与自然带入共生视域中，将人与自然从矛盾体的高度统一起来，以此破解由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生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19]39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所以，只有站在共同体的高度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才能做到不断发掘自然界的独特价值并为人所用，才能科学把握自然规律并合理利用其为人类社会服务，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

二   明晰汇聚生态社会发展主体力量的方向

“全人类共同参与”作为破解全球生态危机问题的主体力量，是对马克思以无产者力量解放人与自然的时代拓展。进而，马克思关于“两个和解”的理念有利于我们明晰汇聚生态社会发展主体力量的方向。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下，只有将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汇聚合力才能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消灭私有制，最终解放人类、解放自然。由于生态问题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对于关涉人类命运的生态问题，仅靠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地区无法解决，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各个国家之间虽然因文化不同、信仰不同、制度不同而对生态问题看法有所差异，但只有摒弃差异、汇聚力量、相互合作才能实现“人与人的和解”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解”的远大目标。所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主体力量已从18世纪的“无产者”扩展为21世纪的“全人类”。也就是说，人类在走出生态危机，在追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层面上不是以群体性质为单元小规模呈现，而是以整体性、全局性出发，以最大程度把“全人类”汇聚在追寻生态社会稳步发展的生态旗帜下。具体来说，这不仅要包括我国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而且还要汇聚国际社会的力量。同时，还需要对逃避共建生态共同体的国家、地区展开组织动员，与其发展利益相结合，给他们明晰生态建设方向。

新时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通过不断调整绿色发展方式及绿色生活方式，妥善处理好人的发展与自然界的修复，自然环境不断得到改善。这一时期参与生态实践的中坚力量是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他们在承担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肩负起大自然“吹哨人”的责任，为保护自然做出众多贡献。然而，在国际社会中，尽管一些西方国家在短时间内创造出生态持续向好的奇迹，但其背后则是打着“保护环境”的名义把污染转嫁他国，在生态上入侵邻边国家。如上所述，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而且共享一个地球。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利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地球是人类居住的唯一家园，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清洁美丽世界，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20]因此，要呼吁国际社会以建立互惠的伙伴关系作为全球发展的目标^[21]，摒弃“以邻为壑”的发展理念，要站在全球生态和谐发展的高度，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不违背生态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共同促进“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形成，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汇聚合力。

三   坚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决心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也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它是一种注重长远的发展模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引发生态危机的深层分析有助于我们坚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决心。

生态危机从表面上看是人对自然的控制，但在辩证法的解剖下，可以发现生态危机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把自然定在“资本逻辑”中。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采取绿色新政、改进绿色技术以及完善自然资本体系等措施来努力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但仍无法消除资本逻辑中两者的矛盾。比如，西方国家雄心勃勃地推广清洁能源和循环经济的合作政策以应对气候变化，但现实中频频出现“不合作”“强烈抵制”等行为，其实施过程中壁垒重重，最终沦为“一纸空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约翰·福斯特^[22]61在其著名的《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这样写道：“要想遏制世界环境危机日益恶化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仅仅解决生产、销售、技术和增长等基本问题是无法实现的。这类问题提出得愈多，就愈加明确地说明资本主义在生态、经济、政治和道德方面是不可持续的，因而必须取而代之。”如今生态危机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中不可克服的第二重危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尤其是在中国，虽不可否认资本在社会发展中的客观性，但是能够充分利用好制度优势，以控制资本、利用资本的方式促进可持续发展。在推进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不会让经济发展吞噬生态保护，而且还以铁腕治污的勇气做深做实生态治理，坚决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既要金山银山又不忽视绿水青山，拒绝走牺牲环境求发展的错误道路。习近平总书记^[1]50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带来的生态危机是不可持续的阶段性反应，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选择。我们要坚持理论定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强化人们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决心。

结语

总之，生态危机作为显性问题的出现，不仅是某一地域性的症候，而且还会如同多米诺骨牌倒塌一样，传递至其他国家。因此，破解生态危机并将其转化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不仅应该具备充足的理论资源，而且还应展现将理论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能力。这就要求我们激活并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理论抓手，结合现实需求，寻求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路径。马克思视野下的人与自然关系是在他的哲学理念变革中，在考察人类在自然界具体的实践活动中以及探求未来社会走向中形成的。马克思生态思想蕴含的理念、行动与指向从来不是干巴巴“逻辑的枯骨”，而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生命体。其关键在于理论由人民群众掌握。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才能成为现实的物质力量，才能在人与自然双向改造的具体实践中运用起来，才能展现出理论的魅力。因此，要挖掘马克思生态思想并将其充分运用在分析破解全球生态危机的新征程中，做到兼顾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将我们生存的世界变得更加清洁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