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进化论或语义发生学（semogenesis）是系统功能语言学阐释语言符号（sign）与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关系时提出的语义学理论。这一理论的雏形最早出现在戴维斯和拉维里^[1]共同主编的一部论文集中，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的创始人韩礼德^[2]和当前的主要代表人物麦迪逊^[3]分别在各自的论文中阐述了意义进化论思想^[4]和语篇元功能的二阶属性（the second-order nature^[5]）；到了1999年，两位语言学家合作发表了鸿篇巨著《通过意义识解经验：语言基础上的认知研究方法》^[6]，更加系统地阐述了语义发生学理论，成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无论是渊源还是理论体系上都有着浓厚的哲学意味。

一.   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

在讨论语法与意义的关系时，韩礼德和麦迪逊^[6]17明确指出，系统功能语言学秉持的不是本质主义（essentialist）语义观，而是与叶姆斯列夫和弗斯等欧洲学派语言学家一致的建构主义意义观 ¹。相对而言，建构主义思想因其对心理学以及儿童语言发展或发育 ²理论的贡献而更为国内语言学界所熟知^{[4, 7]}，但本质主义理论则较少有学者涉猎，有必要在此简单介绍一下。

本质主义是科学哲学领域的一个概念，代表的是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统领西方乃至全球的现代科技观^[8]。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第一，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普遍真理，而真理应以高度形式化的数学语言表达，必须是明晰的和排除歧义的，使之跨越文化或地域的差异；第二，宇宙的客观规律是预先确定的（故又称决定论，determinism），不同种族不同时间的人们坚持不懈地探究宇宙奥秘必将共同到达真理的彼岸；第三，所有物质均可还原为最基本的单元，如物理学家所说的夸克子或生物学家所说的基因，因此认识世界的路径可归结为还原论（reductionism）；第四，坚持严格的主客体二分学说，即人是唯一的认知主体，非人的一切皆是客体；真理就是人所认识到的关于客观世界的本质属性（essence，故称本质主义，essentialism），不会也不允许带有伦理性的或人文性的成分，否则就是伪命题，无所谓真假。

不难看出，本质主义代表的是当今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科学是认识客观规律唯一正确可行的途径，科学家是担负着推动人类到达真理彼岸伟大重任的开拓者，因此科学和科学家几乎成为崇高和美德的代名词，反之则应予批判和摈弃。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起，对于科学主义的解构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学者最为热衷的话题，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是1977年9月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召开的有关隐喻和思维关系的专题研讨会，来自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以及教育学等领域的一千多位学术精英出席。1979年，A. 奥托尼主编的会议论文集《隐喻与思维》^[9-10]第一版出版 ³，撰稿人几乎囊括了当代西方最活跃和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主编奥托尼在该书的序言中巧妙地将这些学者归为两大阵营，非常睿智地指出了他们对于科学主义的批判和解构。奥托尼所说的非建构主义指向的显然是统领西方数百年的科学主义，其主要代表是罗素的逻辑实证主义思想（logical empiricism）或本质主义。建构主义阵营其实并未达成共识，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可以这样表述：一切批判和解构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都可以纳入建构主义的范畴。

概括地说，在语言哲学层面上，如何看待语言和现实的关系即指称问题是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阵营的分水岭。从前文的介绍可以看出，本质主义认为的认知主体（人）和认知客体（客观世界）之间的二元对立反映在语言哲学方面即能指（语言）和所指（现实）之间的任意关系。为了确保客观真理的纯粹性，罗素^[11]创立了著名的摹状词理论（theory of descriptions），把语言系统中可能出现的一些有意义无指称的名词词组（如鬼、神、独角兽或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称为摹状词 ⁴，从而规避了鬼神存在性的纠结，并指出鬼、神或独角兽等摹状词的出现是自然语言之耻，应该发明某种形式语言来描述客观规律。罗素的观点遭到斯特劳森^[12]和唐柰兰^[13]等语言哲学家的批判，我们亦已另外专题讨论^[14]，这里不再赘述；这里主要介绍来自科学哲学家普特南^[15]、波义德^[16]和库恩^[17]的抨击。

普特南^[15]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 ⁵提出了语言分工说（division of linguistic labor），认为从历史视角看，命名行为是由少数权威人士实施的，因此能指和所指之间任意性或约定俗成关系的观点可能是搪塞之辞。再者，科学研究一定是有传承关系的，本质主义者所说的事物内部结构或本质（essence）从来没有改变，而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本质的错误认识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并会持续存在。例如，哥白尼日心说诞生之前的科学家研究的天体与今天的天文学家研究的对象具有相同的本质，差别在于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本质有着不同的认识而已。因此在普特南看来，罗素提出用形式语言描述客观真理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淖，混淆了形而上学的必要性（metaphysical necessity）和认识论的必要性（epistemological necessity）。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语言劳动分工引起的社会协作问题，受时代和理论体系的影响，同时又指向客观现实，这就是著名的历史现实主义指称理论（historical realist theory of reference）。

波义德^[16]在普特南理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强调了人类认识的动态性（dynamic nature），试图通过追溯科技术语产生的轨迹探索语言与世界关系的确立过程。他认为，科技术语的主要功能在于指引科学家沿着其指称的方向（referential direction）“庖解世界”（cut the world at its joints），但术语被提出之初并没有依据任何逻辑学意义上的充分必要条件（与逻辑实证主义针锋相对），被纳入某术语范畴的客体之间至多表现为某种自我平衡属性簇（homeostatic property cluster）关系。譬如，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分类（纲、目或科）依据的是一种共现的（co-occurring）属性簇，而生物学理论中的基因条码（genetic barcode）并不能作为生物分类的充分必要条件。维系属性簇之间共现关系的自我平衡机制（homeostatic mechanism）就其本质而言是不完美和不确定的，却有着生物学意义上的必然性。简单地说，正是生物属性簇的不确定性才使得生物体之间的杂交和进化成为可能。例如，中华田园犬、德国牧羊犬、格力犬和藏獒都属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犬科，但基因测序表明它们之间的差异极大；其中藏獒特有的EPAS1基因表明它是远古犬科动物与藏狼杂交 ⁶的后代，使得其能在高寒地区生存^[18]41-43。如果没有属性簇的不确定性，这种杂交以及此后的进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其次，波义德认为科学分类和术语并不能直接建构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而是通过推动科学家之间的协作逐步发现事物间的因果关系并最终确立指称关系的动态过程，因此指称的确立过程就其本质而言必然是社会性的，故而绝对不存在本质主义所认为的超越社会文化属性的纯粹的真（dry truth）。最后，波义德特别强调指称关系的辩证性：一方面，术语提出之初至多只能起到部分指称（partial denotation）的作用；另一方面，语言的隐喻机制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隐喻关系，推动人类探寻主体（primary subject）和喻体（secondary subject）之间的相似性或类比关系，并进而建立缜密的理论体系。换言之，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关系，而不是本质主义认为的那种对应关系。指称的历史性、社会性和辩证性是波义德指称理论的核心要义。

相比较而言，库恩^[17]的建构主义思想更为激进。他认为，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其实并没有实证性地解决专名与摹状词之间的联系，而普特南的历史现实主义理论也没有能拯救实证主义，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关于摹状词的史实几乎是无法穷尽的，或者说在历史的视阈下专名与摹状词的关联是不确定的（例如Sir Walter Scott不仅是Waverley的作者，他还写了Ivanhoe，还有许多其它作品和事迹）。其次，库恩指出波义德的自我平衡属性簇理论的根本错误在于预设事物间存在某种相似性 ⁷，实际的情况应该是语言的认知机制推动人类隐喻性地认识世界并进而建构理论体系或研究范式。例如，术语“地球”在哥白尼之前和之后所起的作用都是引导研究者认识地球并建立与当时的认识水平相一致的理论体系，这便叫做指称的历史现实性和真实性。总之，本质主义所拼死捍卫的指称对象的真实性很容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而库恩的建构主义指称理论则强调科学研究范式理论上的传承性。

二.   语义进化论

虽然普特南、波义德和库恩的建构主义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对于本质主义的批判是明确的，主要表现为对真理先验性的否定，对认识历史性和社会性的坚持以及对还原论的批驳。厘清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的对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义发生学说。传统语言学理论关于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即韩礼德和麦迪逊所说的对应论，correspondence approach）是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义理论格格不入的。韩礼德和麦迪逊^[6]17指出，“现实是不可知的，我们唯一所知的是有关现实的识解，亦即意义”，并进一步提出，语法是识解人类经验（construal of human experience）和建构社会现实的途径。由此可见，在有关意义本质的问题上，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建构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意义并非先验地存在于语言符号系统诞生之前，而是人类的意识（consciousness）和其环境（environment）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构造（forming）的结果。

韩礼德和麦迪逊从三个时间维度或框架阐释了语义的构造过程或语义发生的进化过程，简称语义发生学（semogenesis）或语义进化论（the evolutionary theory of meaning）。首先是人类语言的进化或种系发生学框架（the phylogenetic time frame）。众所周知，人类文明的发展已有数千年甚至数万年的历史，语言的进化成功可能更早。尽管语言以声音为载体的特质使得我们现在有关语言进化过程的判断大体是假设性的，缺乏实物依据，但韩礼德^[2]借鉴生命科学中的进化论以类比的方式推导出的语言进化学说还是具有较强的说服力^[7]。他认为，原始语言（protolanguage）阶段的意义表达并非人类所特有，而是大多数高级动物都具备的能力，故称哺乳动物式的经验（the mammalian experience），其表现形式是意识（the consciousness）和物质（the material）之间的直接对立。人类语言进化成功的标志是词汇语法系统的出现，即在表达意义的声响系统（表达层面，the plane of expression）和外在环境或自然现象（the phenomenon，或内容层面，the plane of content）之间增加了一个新的接面（interface），而这个接面才是人类创造意义或建构现实的巨大资源或潜势（potential）。虽然我们缺乏足够的考古学证据来验证这一假说，但韩礼德^[19]和马丁^[20]等关于科技语类进化的研究为该假说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譬如，科技语类最为突出的特征是运用语法隐喻造就其严谨性和客观性（所谓学术性的基本要求）。由此可见，在种系进化的框架下意义一定不是能指和所指之间那种任意性的关系，而是经过词汇语法系统二度烹饪（twice cooked^[2]）的建构关系。

词汇语法系统被看作人类语言进化成功的标志，这具有两方面的认识论意义（epistemological significance）：其一，人终于摆脱了自然现象的束缚成为能够认识世界的万物之灵（至少看起来如此），从而赋予自然界以他者性（the otherness），既可以回顾过去，又能够展望未来，还能够纯粹为了娱乐虚构故事（文学创造）。另外一方面，词汇语法系统的出现使得人类语言呈现出多层面之间的体现关系。哺乳动物的交际形式属于原始的因果性关系（causality relationship），危险是猩猩尖叫的因，蜜蜂舞蹈时翅膀振幅的频率高低是蜜源（花朵）多少的果，等等。人类语言系统层次之间的体现关系则不同，呈现的是层次间选择的元冗余关系（metaredundancy）。韩礼德^[2]巧妙地使用以下的符号关系来解释因果关系和元冗余关系之间的区别：

例（1）：l, m, n↘a, b, c

例（2）：p, q, r↘(l, m, n↘a, b, c)

例（1）反映的是原始语言的交际方式，l, m, n 与a, b, c是一一对应关系；例（2）说明的则是人类语言的交际方式：意义p, q, r是由词汇l, m, n体现的，而后者又是由声音系统a, b, c体现的。语言的层次还可以进一步细分，故而语义的发生必然是元冗余亦即为无限的。由此可见，语义发生学理论解构了语言符号系统，把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解读为体现关系，从而论证了建构主义语义理论的合理性。

个体发生时间框架（ontogenetic time frame）的讨论主要参照了韩礼德早年有关儿童语言发展（child language development）的研究，旨在通过个体发生学和种系发生学间的类比关系揭示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韩礼德^[21]指出，人类儿童具有先天的构造符号的能力，譬如极高频的尖叫（very high-pitched squeak），与天赋论（Innatism）形成鲜明的对照。在韩礼德^[2]看来，这种符号构造能力既有生物学意义，更具备社会学价值。在生物学意义上，它是哺乳动物所共有的自我意识（the consciousness）的标志，体现了婴儿对于周围世界的好奇，并进而促成自我与物质世界（the material）的区分。其社会学意义在于婴儿不仅会思考物质世界的存在性（即我思，I think），同时还有驾驭世界的愿望（即我要，I want；例如婴儿饥饿时的哭叫）。在儿童发育的过程中，这两种模式的体验所识解的意义会与某些特定的符号（声响或手势）相融合并最终转化为相互对立的表达层面（the plane of expression）和内容层面（the plane of content）。在此后一段时间里，随着儿童与物质世界的互动增加以及成年人社会的多种干预（父母或其他周围人的教导以及学校教育等），儿童的原始语言会逐步地解构并随着词汇语法系统的介入重构成为具有表达意义之无限潜能的成人语言。这一重构具备认识论意义，形成了一种独立于自然之外的自我建构体系。换言之，人类集体意识（the collective human consciousness）共同创造了一个可以扩张为无数维度的弹性的符号空间。由此可见，韩礼德和麦迪逊^[6]创立的语义发生学理论显然是对该学派早期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升华。

最后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韩礼德和麦迪逊有关语篇发生时间框架的相关论述。相对于种系发生时间框架和个体发生时间框架，语篇发生时间框架至少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是同步性（simultaneity）；其二是内指性（intrinsicality）。所谓同步性指的是语篇的建构一般都是在瞬间完成的；某些长篇巨著的撰写固然有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相对于人类语言进化的漫长历史或儿童学习语言的艰难进程而言，构建语篇所需的时间还是比较短暂的。所谓内指性指的是语篇的构建一般是语言系统内部的多层面的选择。虽然语篇有可能是对人类认识的阐述，但语篇的生成一定受制于其它语篇^[22]以及语言系统本身。总之，韩礼德和麦迪逊认为，种系发生、个体发生和语篇发生三个时间框架共同构成了语义发生的历史，三者之间相互依存，共同推进。在三者之间这种辩证关系的作用下，“意义被持续不断地创造、传递、再创造、延伸并演变”^[6]18。简言之，意义是人类通过语言系统而建构和发展的，这是语义发生学最核心的意义观，与建构主义思想一脉相承。

三.   语篇元功能的二阶属性

为了阐释概念、人际和语篇三大元功能在语义发生进程中的联系与区别，麦迪逊^[3]特别强调语篇元功能的二阶属性：“……（它）指向的是由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衍生而来的符号现实，亦就是将现实识解为意义，其中概念功能反映自然现实（reflecting natural reality），而人际功能则推动人际间现实（enacting intersubjective reality）的产生”。相对于反映自然现实（reflect）和推动人际间现实（enact），麦迪逊运用“使动”（enable）一词来阐释语篇元功能，主要原因在于客观世界本身是混沌的，但语言操用者却通过一系列的语言手段建构出某种连贯语篇，把混沌的自然现实（一阶属性，the first order nature）转化成为逻辑严密的符号现实即二阶属性。由此可见，语篇建构的符号现实是对自然现实的重新识解（reconstrual），韩礼德^[2]所说的“二度烹饪的意义”说明的也是这个道理（见前文）。

麦迪逊^[3]从五个方面阐释了语篇元功能的二阶属性。第一，从儿童语言发展的维度看，儿童只有掌握了成人语言才具备语篇元功能，而在其原始语言阶段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是并存的。这也就是说，语篇元功能是人类后天学习而掌握的，并非先天具备的能力。第二，只有话语表达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组织结构时才会出现语篇元功能的作用，包括语句序列的组成方式或音韵模式等。第三，替代和省略是维系语篇延续性（continuity）的资源，同时也能够起到主位或信息焦点等语篇标识作用。第四，概念元功能所创立的有关客观世界的分类（例如部分/全体或上下义等词汇衔接关系）可推动语篇信息流之间的连贯性。第五，语法隐喻是语法自身具备的一种重新识解概念的机制，可以创造出某种语篇意义的承载者。

总之，麦迪逊有关语篇元功能二阶属性的讨论揭示了语言识解和重构人类经验的路径和方式：我们所能听到的或阅读到的文本无一例外地都是各种语言手段重构而来的符号现实，而非直接的一阶现实。

四.   语法隐喻

语法隐喻理论是韩礼德晚年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其主要目标是揭示人类语言的进化发展过程以及科技语篇的语类特征。例如，韩礼德深刻地指出，“人类语言的发展就是一个隐喻化和去隐喻化的历史”^[23]327；而语法隐喻的广泛运用被看作是所谓“雅式文体”（the attic style）的区别性特征，而其他口语化的文体则被称为“土式文体”^[19]（the Doric style）。中国学者也发表了不少论文介绍或研究语法隐喻理论（例如胡壮麟^[24]；朱永生^[25]；严世清^[4]；刘承宇^[26]；林正军、张姝祎^[27]等）。本文主要探讨语法隐喻在语义发生过程中的作用。

首先，语法隐喻代表了某种建构（constructing）机制，作用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连接关系，催生新的能指/所指关联。必须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能指和所指代表的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声音系统与客观物体，而是词汇语法系统内的表达形式与内容。韩礼德和麦迪逊^[6]19巧妙地借用中国的阴阳图来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详见图1。

图  1  阴阳学说视阈下的名/物关系图

下载: 全尺寸图片 幻灯片

阴和阳的辩证关系也被借鉴来说明词汇语法系统的发展过程。例如，语义域可以因精密度阶的提升而增加新的语义空间^[6]20，详见图2。

图  2  精密度阶提升导致的语义空间扩展图

下载: 全尺寸图片 幻灯片

更为精妙的是，阴和阳之间是可以转化的，即典型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与传统的能指/所指的对立关系形成鲜明的对照，详见图3^{[6]21 8}。

图  3  阴阳学说视阈下的名/物关系转化

下载: 全尺寸图片 幻灯片

语法隐喻的建构作用指的就是这个情况。例如在“the planet moves→the movement of planet→planetary motion”的演变过程中，move原本属于“过程”（process），在语法隐喻机制的作用下逐步演变为可以承担参与者（participant）角色的名词（motion）。建构是语义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利旧（recycling） ⁹也很普遍；简单地说就是语义的发展既有创新，又有传承。

第二，韩礼德和麦迪逊强调指出，语法隐喻是成人语言最基本的特征，而那些经过精心设计的雅式文体如科技语篇、报刊社论或经济类新闻等尤其会呈现出这一特征。正因为如此，儿童的原始语言发展为成人语言的标志就是能够使用语法隐喻。这里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从语言学视角看，语法隐喻是语言层次化以及不同层次间体现关系所造成的产物。同样的内容（譬如人类肉眼可以观察到的星球移动现象）可以体现为不同的语符（如小句the planet moves；或者摹状词the movement of planet；或者更为学术化的术语planetary motion），充分表明语言是一个元冗余系统，既可提供多层面选择的意义潜势，又可以拓展为容量无限的语义库（semantic repertoire）。另外一方面，语法隐喻还表明人类最终摆脱了直接语境的束缚，能够以认知主体的身份观察和探究作为“他者”的自然现象，具有深远的认识论或哲学意义。

第三，韩礼德、麦迪逊和马丁等重点研究了科技语篇语类特征的发展过程，发现科技语篇并非一开始就充满了语法隐喻，而是从牛顿的物理学论文才开始出现的^[19]。到了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美国政府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义将英语确立为世界科技论文发表的通用语言 ¹⁰并制定了科技语篇的写作规范，将语法隐喻的使用确立为最主要的语类特征，以保证科技语篇的客观性和权威性^[28]。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还发现，语法隐喻不仅可以推动语篇的衔接与连贯，而且是科技术语命名的最佳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语法隐喻理论在解构科技语篇规范产生过程的同时揭示了科学研究的社会属性：毕竟从事该工作的科学家也是社会的人。另外，系统功能语言学家还指向了语言系统识解社会关系的探究。例如，马丁^[29]指出了澳大利亚政府在教材问题上的伪善：英语课文的选择、教辅材料的编辑以及作文水平的评判标准都是白人中产阶级制定的，土著族裔或贫民区儿童在白人中产阶级建构的教育体系中肯定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

五.   结语

在科学主义仍然扮演着主流角色的时代背景下，西方一些学者从不同维度解构其主要代表本质主义科学哲学观，试图消除人们对于科学主义的盲目崇拜。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义发生学理论明确否定本质主义而推崇建构主义思想，既是对哲学界逻辑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两大阵营之间争鸣的直接回应，更是坚定维护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在意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系统功能语言学继承了欧洲功能主义语言学派对于语言社会文化属性的重视，把意义看作社会协作和互动的产物，不承认任何超越社会情境的意义，与形式主义语言学相关观点形成鲜明对照。其次，如果说系统功能语言学早期致力于英语语法和语篇结构的描写和研究，发生语义学理论则主要探讨语言如何识解人类经验也就是语言与现实的关系这一千古难题，因此具有更浓厚的哲学意味。其早期的研究成果或理论如儿童语言发展、语言元功能和语法隐喻等则被有机地融合为一体，服务于发生语义学理论的建构和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说，语义发生学理论可以看作是系统功能语言学过去研究成果的结晶和升华。第三，系统功能语言学家在语义发生学的基础上将其研究延伸到了科技语篇、术语学、失语症、对比语言学（例如英语与汉语的对比研究）以及生物学、社会学、语言规划与政策等跨学科领域，充分彰显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适用性。由此可见，后韩礼德时代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有着无限的潜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