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末西文打字机传入中国后，政府机关、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等机构陆续设立打字班，以培养打字人才，适应书写方式的变革。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方便中文文件的上传下达，国人发明了多款中文打字机。打字员越来越多地活跃在机关、洋行、银行、学校等机构，成为新兴职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大众报刊对打字员的介绍逐渐增多，其中尤以招聘女打字员的广告居多。由于媒介内容影响着受众对于个人或者群体的形象认知，通过系统分析民国时期大众报刊塑造的女打字员社会形象，有助于讨论其背后反映的社会劳动性别分工变化与当时女性社会身份的复杂面貌。

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较多关注中文打字机的研发历程，其中墨磊宁（Thomas S.Mullaney）详细梳理了祁暄、周厚坤、舒震东、高仲芹、林语堂等人发明中文打字机的脉络^[1]；高斯寒亦提及早期中文打字机的设计方案^[2]；周楠介绍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舒式打字机”在官署、学校、公司、工厂的使用情况^[3]；俞叶龙探讨了俞斌祺发明打字机、建立打字机公司和打字职业学校的情况^[4]。另一类研究较为关注打字机的发明和应用对女性的影响，尤其关注女性成为打字从业者主体的现象。其中，马丁·莱昂斯（Martyn Lyons）认为，女打字员职业的产生改变了传统女性的就业形式，把文书工作变成了一个多为女性占据的领域^[5]；孟萌萌提出，近现代中文机械打字机催生了女打字员职业和女性意识的崛起^[6]；托马斯·埃尔塞瑟（Thomas Elsaesser）认为工业化带来了新的科技，产生了女打字员和女接线员的工作，这使女性成为了内视的媒介，同时也是媒介“女性化”的过程^[7]。

上述研究为考察中国近现代中文打字机的发明及其影响提供了学术背景和切入角度，但相对而言这两类文献均较少关注女打字员尤其是近现代中国女打字员作为一个新兴职业群体实际的职业活动与性别遭遇。无论是由此带来的女性意识的崛起还是媒介的“女性化”，相关论题均须结合女打字员的具体实践尤其是其面临的社会评价，方可深入分析。其中，民国时期大众报刊中有关女打字员的媒介文本，便是了解女打字员具体职业遭遇尤其是当时社会对其角色身份与形象之想象与塑造的一个重要窗口。为此，本文从《全国报刊索引》《中国近现代报纸数据库》中搜集整理出1912—1949年有关打字员的报刊史料550篇，同时结合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搜集的相关档案，分析和厘清民国时期女打字员在大众媒介中呈现的社会形象，并以此管窥这一女性群体的职业生活面貌。

一.   打字员职业的兴起与媒介呈现

近代以来，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西方近代科学技术陆续被引入中国。通过对西书的翻译、学堂洋教员的讲授和机器设备的引进，中国人对化工、印刷、机器制纸、电灯等技术有所认识^[8]333，打字机同样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1869年，美国的谢卫楼（Devello Z. Sheffield）夫妇来到中国，谢卫楼因精通中文又有打字需要，发明了一款体积庞大的中文打字机，也是世界上第一台中文打字机^[1]131-133。但谢卫楼发明的打字机仅为己用，未向市场普及。至20世纪初，中国的洋行商行所用打字机多为雷明顿（Remington）牌英文打字机。1915年，中国留学生祁暄发明了第一台中文打字机并获得专利^[9]，也被称为“祁暄式打字机”。随后周厚坤、舒震东、高仲芹、俞斌祺、林语堂等人设计的中文打字机相继面世，其中以舒震东发明的“舒式打字机”和俞斌祺发明的“俞式打字机”应用最广。打字机的出现促进了人类书写史上的一次重要革命，它以敲击的方式输出字符，不同于传统用笔书写的方式。

与此同时，随着妇女解放思潮的兴起和女子教育的逐渐推行，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走出闺阁，进入社会从事职业化的工作，“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劳动性别分工模式悄然变化，并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对于女子职业和经济独立观念的接受。诚如《新女子职业教育》一文所言，“使全国女子受各自独立的职业教育，以女子解放为第一阶级，即在经济独立。经济不能独立，一切平等、自由、解放、改造、行使家督权种种皆梦耳”^[10]157。值得关注的是，伴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和发展，这一时期社会职业种类不断增加，出现了一些新的适合女性从事的工作。当时，《妇友》《妇女界》《职业生活》等刊物纷纷刊载与新兴女性职业相关的图文报道，其中“打字员”成为以女性居多的职业，甚至占据女性职业数的大半以上。正如有文所言，“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女子职业己渐成燎原之势，迅速推广普遍化了，以至于商号中雇佣女职员的潮流已风起浪涌……其他如各银行、各公司的书记和打字员，尤以女性为多”^[11]20。有报刊甚至称 “就以现在的妇女职业而论，首先是小学教员，月薪二三十元。次为打字员，要占全职业数的三分之二”^[12]。

打字员职业的兴起伴随着商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民国时期银行业逐渐发展到各个领域，各类银行内部设有写字间和买办间，内部业务岗位包括账务、出纳，以及练习生、打字员、勤杂工等。如上海四明银行^①招聘打字员以供业务需要，著名女演员王汉伦^②曾在该行从事过打字工作。此外，上海的德商礼和洋行^③为拓展业务，也设立了中文、外文秘书和打字员职位。医院、政府机关、学校等单位在报刊中同样刊登招聘打字员广告，如“某医院招中英文女打字员一人，以能英语会话为合格”^[13]，北平市政府人事处录用打字员^[14]，社会局雇佣打字员^[15]，桂林职业指导所招中英文女打字员^[16]等。此类打字员招聘信息在20世纪20至40年代的大众报刊中十分常见。在本文搜集的550篇文献中，有346篇即为打字员招聘广告（同一份广告内容在不同报刊或同一报刊不同日期刊登的只计1篇）。其中，明确招聘女打字员的广告有105份，招聘男打字员的仅13份，其余未对打字员的性别提出专门要求；但报刊所见一些有关打字学校介绍性配图中的打字员多为女性；有关华文打字机书籍的封面配图亦呈现的是女打字员操作打字机的画面；或中文打字机发明后，由女打字员来公开表演以作宣传。有学者研究表明“在1932年至1948年间，在不同学校已知注册的1000多名打字生中，30%是男性”^[1]174。换言之，接受过打字培训的学员中女性占到七成。由此可推知，这些训练有素的女性一部分会应聘那些专门招女打字员的单位，而另一部分将会涌向那些没有性别要求的招聘机构。结合上文提及当时报刊对女子职业的介绍，可以得知民国时期打字员确已成为一个职业门类，并且女性是该领域的从业主体，打字员成为当时女性新兴职业的一个重要种类。

不只是招聘广告和职业介绍，这一时期大众报刊上还刊登了不少描写和点评女打字员职业工作与生活的文章和图片，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社会对女打字员身份角色及职业形象的认知与想象。一般而言，人物社会形象可分为内在形象和外在形象两类，前者包括人物所具有的性格品质、身份特征、精神气质等，后者主要包括其外形衣着、行事风格等。这两类形象虽可通过有限的社会交往而被受众所感知和概括，但更多的还是经由媒介得以塑造和传播。社会大众通过与媒介广泛接触，间接构建其关于特定职业群体社会形象的基本认知。

除广告外的204篇报刊文献中，有127篇文献主要涉及打字班招生、打字比赛方面的消息。余下77篇涉及对女打字员形象的描述，其中19篇文献对女打字员持积极态度，31篇属于客观描述，27篇持消极态度。对女打字员持相对积极态度的文本，概括起来主要将女打字员描述成 “胜任”“生利”“独立”等值得尊重的社会职业劳动者的角色形象，而对女打字员所持的负面看法主要在于将其塑造为无技能的“花瓶”甚至“办公室娇妻”。

二.   “胜任”“生利”与“独立”：正能量的女打字员

对女打字员持积极看法的文本，分别将其社会形象描述为“努力且胜任的职业工作者”“养家且坚韧的生利者”及“经济自主的独立女性”三种类型。

一   努力且胜任的职业工作者

在时人看来，打字是非常适宜于女性的一种职业，所谓“打字之职业，最宜于女性”^[17]，并表示“女打字员打入社会群者近年日众，具良好工作成绩”^[18]。当时，有些机构受“男女授受不亲”传统观念的影响，一般不太愿意录用女职员，但不得不录用的女打字员却用实际行动消除了这一思想上的偏见。如某一聘用女打字员的机构表示“去秋因雇佣一中文打字，经强有力者介一妙龄女郎充任其职，每打公文，维谨维慎，不耻下问，彼可当之无愧矣”^[19]。这表明，虽然当时阻碍女性进入职业领域的传统性别观念因素依然存在，但女打字员却用自身对待工作“维谨维慎”“不耻下问”的踏实努力和求上进的态度获得了任职单位的认可，认为其担任打字工作“当之无愧”。有的刊物还用图片和简明扼要的文字表明，女性对打字工作的胜任，认为她们是“标准的打字员”^[20]。有的文章在介绍女性职业时，强调“打字也是一种特殊的技能，不是普通人能做得来的”^[21]，需要接受一定的培训方能进行。而“中国为世界上字最多的国家，打字工作比任何国家都感觉困难，中国女打字员，天天默不作声，很快的打，是一种有技术的职业”^[22]。这表明，女打字员作为有技术技能的职业工作者的形象，得到了社会的一定认可。关于这一点，还可从一些具体的关于女打字员的报道中得到确认。如某地区司令部曾发文专门介绍了女打字员赫亚麟的生平与就业经历，并对其工作的谨慎勤勉与迅速高效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到差以来，矢慎矢勤，无时或懈，以各处上呈下行之公文，异常繁冗，综合在该打字员，一人专办，既无错误，复又迅速，洵为女职员中巨擘”^[23]。另一篇文章也表扬公署的女打字员勤勉奉公，工作能力相当可观。另有专门歌颂女打字员的小诗有云：“十指纤纤问几经，机声但觉响冷冷，连番易稿无人见，博得居停[报]独青。却似星星记事珠，全凭纤指连灵枢，蟹行文字今相尚，一艺惊人豈滥竽”^[24]，不仅肯定了女打字员的职业技能，还表达了一种美好的女子职业形象。

二   养家且坚韧的生利者

早在1897年，梁启超在《时务报》刊文主张，女子应从“分利之人”变为“生利之人”，做到“执业”以“自养”^[25]88 。至民国，诚如梁启超所期望的，女学兴盛，女子职业发展快速。与相对下层的产业女工类似，这些女性也与男性一样承担着家庭生计的重任。她们并非家庭中“待养”于男子的“逸而贱”的分利者，而是以职业劳作所得承担起了家庭生计的重任。如女打字员绮曼撰文称，“我为了负担母亲的生活，考进了一个银行作华文打字员，这是我离开了学校，仗着文凭，踏进社会开始赚钱回家了，我很兴奋，同时也觉着很骄傲”^[26]。后来，虽然她因在工作中多得男同事的帮助而被其他人议论，但为负担养老责任，始终坚持辛苦工作。这份养家的责任在女打字员丽丽的身上同样有所体现，她提到，“有时忙的透不过气来的时候，我真不想干了，我真想哭。但是为了家里得靠我过活，我只有咬紧牙关，忍痛的干下去”^[27]。女打字员陈哥儿也提到因为要维持家庭生计找到做打字工作的过程，“父亲突然患了一场严重的肺炎，不得已辞去了赖以维持生计的工作，以我一个初中刚毕业的女孩子，要想谋得一席足以维持家庭生活的职位，谈何容易！”^[28]。由此自述，可见彼时有一定知识水平的女性可以通过在报刊上发声，而让大众体会到打字工作的忙碌辛苦和女打字员为家庭生计考虑不得不辛苦坚持的境况，进而从更深层次上认同这些女性积极为家庭经济作贡献的职业身份、坚韧品质与社会价值。

三   经济自主的独立女性

20世纪初，一批接触过新学的女性活跃在社会中，她们组织女性团体，宣扬女性独立，积极为女性发声。她们将经济独立作为妇女解放的重要途径，如在秋瑾看来，女子“若不能自己挣钱，又没有本事，一生荣辱，皆要靠之夫子”，而若能学得科学工艺，则“一来呢，可使家业兴隆；二来呢，可使男子敬重，洗了无用的名，收了自由的福”^[29]155-156。类似言论或多或少影响到当时女性对自我身份与地位的反思。如在当时的一位女打字员看来，虽然打字工作并不那么有地位，但是如若回到家中“匀粉画眉，梦作小姐”那“岂不又给家庭多份寄宿的恐慌，而给家庭多份寄养，间接便是给社会多份负担。这种不事生产而坐等衣食的份子只是一个寄生虫”^[30]。显然，对于这位女打字员而言，女性走出家庭去谋得职业工作，并非迫于家庭生计压力，而是不希望自己成为家庭和社会的“寄生虫”，字里行间表露了自我独立的追求。《晨报》的一篇文章提到社会认为女打字员通过自己的劳动赚钱从而实现经济独立的现象越来越常见，“在这种阶级内，靠着充当商店以及别处的打字员以维持独立生活的妇女，极为众多，而且有加无减”^[31]。有熟练的女打字员明确表明自己传授打字技巧给女孩们的目的是为了不让社会觉得“女人没有本事”，“一般来讲，在上海这个外国人集中做生意的地方，学会了英文打字找起职业来是比较容易一点的，那么别让人家说女人没有本事，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一门吃饭的本事”^[32]。有的文章表明，当时年轻女性“学成之后到机关上去服务时，每月月薪可以收入七十元乃至八十元，在女性的职业里，打字员是时代的宠儿，她们有着她们的黄金时代”，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生活虽然不是诗，但用拍照电影大写的手法来看劳动者的她们，那风景（全体风景）就是一篇明朗和健康的生活诗，一项堂堂的艺术”^[33]。其它刊物亦将女打字员的图片与电话公司的女接线生、航空社中的女飞机师等并列，作为“新女性”的典型进行宣传。如果说迫于家庭生计压力不得不坚持打字的艰苦工作是相对被动的行为，那么为实现经济独立或曰独立生活而从事打字工作，则体现出当时一些女性寻求解放和独立的一面，同时表达了一种健康明朗的劳动状态与生活方式。

三.   “花瓶”与“办公室娇妻”：对女打字员的消极想象

劳动分工中性别不平等的现象体现在各个领域，民国时期仍是男性占据职业群体的绝大多数，女性职业虽有所发展，但职业女性仍是女性大众中的少数。她们努力走入公共领域，却在工作中遭受因性别偏见带来的污名化想象，难以摆脱不被认可和尊重的职业困境。就民国报刊中的女打字员来看，她们的自述和受访、漫画形象等表明，她们常常被构建为办公室里的“花瓶”甚至“娇妻”，在职业技能与身份被贬低和抹杀的同时，还被覆盖上了一层关于其身份与形象的桃色想象。

一   “花瓶”

打字机的出现客观上为女性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但是女打字员群体仍遭受传统性别观念所致的偏见，“花瓶”字样时常在民国时期关于女打字员的描述中出现。彼时，大多数女打字员在自述文字中，一再表明打字工作并不是想象中那样光鲜亮丽地坐在办公室无所事事，恰恰相反是她们的工作不仅因方块字的复杂而充满技术挑战，也因久坐而易“腰酸背痛”，因认字而“头晕眼花”，因繁重的工作量而无“闲暇的可能”^[34]以致一再想要放弃，但这还不是最痛苦的，更痛苦的是她们还遭遇了职场的性别偏见。“女公务人员是被人称为花瓶的，女打字员更是被人称为是风流韵事的制造者……薪水少，事多，这是女打字员第一种痛苦。男同事轻视你，不当人，这是第二种痛苦。一天忙到晚，还有人喊作花瓶，这是第三种痛苦。还真有人将我们当作玩物，当作摆设的，这是第四种痛苦”^[35]。在她们看来，打字员的生活“并不是普通人心目中所想像的有闲生活，更不是所谓花瓶之流可比，她们是用着血和汗来争取独立生活的”^[36]。不仅中国的女打字员被冠以“花瓶”的名声，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女打字员同样被称为“花瓶”。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从事英文打字工作的女性以外国人居多。这些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女打字员也被报刊文章描述为“洋行公司里的外国花瓶，欣赏之外还可任意玩弄”^[37]。可见，尽管女打字员的职业技能、工作价值和社会地位被一部分大众所认可，但她们也同时被很多人想象为“风流韵事的制造者”“花瓶”“摆设”甚至是可以“任意玩弄”的对象，无论是外国女打字员还是中国女打字员，都不能幸免。

二   “办公室娇妻”

有学者研究发现，女性进入办公室工作后，尤其是像秘书、打字员这一类需要与男上司长期共处的职位，经常会遭受外界更多不实言论的污名。这类女职员与男上司的关系会遭受怀疑，人们开始用“办公室娇妻”来称呼那些比老板妻子与之更为亲密的女职员^[38]93-94。民国时期的《小姐画报》曾刊登过这样一篇文章：某公司老板从招聘一位女打字员到解雇她仅仅28天，期间给该女打字员买花、买巧克力次数频繁，最后因担心被妻子发现而无可奈何地辞退了该女打字员^[39]。文章字里行间暗示读者，女打字员的出现会影响其男性上司的夫妻关系。当时，甚至有文章提到“有时雇主用一种手段去登广告征求打字员或秘书，这是同上流妇女接触的好机会，也是一种得情人的方法”^[40]。一则英译中的笑话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你允许你的丈夫用女打字员吗？’‘我不允许，我自己以前便是他的打字员’”^[41]。虽然这是英译的一则有关女打字员的笑话，反映的是国外社会对于女打字员的一种看法，但被国内的报刊翻译过来进行转载，在某种程度上同样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存有类似的关于女打字员的想象和认识。例如，当时报刊新闻中还出现诸如女打字员兼营“腰业”，“在百乐门兼职伴舞”“女打字员大腿美”之类的文章标题，一些漫画图片更是直接想象了办公室中女打字员与老板暧昧的相处场景^[42]，这些均是将男权文化对女性身体和欲望的想象施加于女打字员这一职业群体。与上文提到的“风流韵事的制造者”和可以“任意玩弄”的对象的描述类似，这些文本均将女打字员塑造成品行易受质疑、有害家庭关系的负面形象。

大众报刊作为主要传播媒介之一，对性别刻板印象的制造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认为，媒介是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角色来打造社会共识的工具，是社会主流权力控制意识形态的手段之一；它能再生产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支配价值观，通过图像或文字、语音施予受众，所以媒介再生产了男权价值观^[43]38-39。在此，“花瓶”意味着女打字员的角色仅为赏心悦目的“摆设”而已，背后的逻辑是轻视甚至忽视她们的职业素质和技能，以及她们辛苦付出为文书传达所作的贡献；“娇妻”则更是对女打字员一种破坏性角色的建构，将她们想象为办公室乃至家庭和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是一种于工作无益并且危险的人群。有趣的是，这一想象还设想为来自同为女性的妻子的立场和不安全感。

四.   形象阐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

据郑永福、吕美颐考察，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国女性职业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女性职业主要集中在产业女工、职业女性和传统女性职业三个领域^[44]138。其中，女打字员和女教员、女记者、女医生等属于第二类。这类女性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或职业技能，如大部分针对女打字员的招聘广告要求她们具有高中学历，有的甚至要求有大学学历，兼通日文或英文或法文，她们的出现被认为是代表了这一时期女性职业发展的新水平。上文所阐述的，民国时期大众报刊上对女打字员这一职业群体所建构的两类形象，呈现出鲜明的冲突。这一冲突现象一方面与女性解放思潮、女子教育发展和社会需求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强大惯性，以及男权文化对女性职业发展产生的焦虑。

一   女性解放思潮、女子教育与社会需求的推动

晚清以来，梁启超等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已将妇女解放纳入挽救民族危亡和强国保种的国族叙事之中。在他们看来，男女平等的要义首先在于废缠足和兴女学，以帮助妇女获得身体解放和思想解放。其中，兴女学影响至为深远，最直接的就是为女性走上职业道路提供了知识基础。正所谓，“欲强国，必由妇学”，如若女子没有知识，不能执业自养，就只能依附于人，造成“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的局面^[45]41。在此背景下，我国女子团体和女子报刊兴起，广泛宣传女子应获得受教育权和职业权，从执业自养以求经济独立的角度来探讨妇女解放的途径，几乎成为妇女解放论者的共识。1903年，金天翮在《女界钟》中提出恢复女性“营业之权力”的观点，随即引发了社会对女性执业观的重视。一些报刊认为女性需要经济独立、人格独立，不然只能依附于他人。女性“不能自食，必食于人；不能自衣，必衣于人”^[46]505，“因受自由主义的感化，妇女觉悟需要独立人格，非先谋经济独立不可”^[47]等观点逐渐出现在大众视野。上文述及的女打字员的心声，便是这一妇女解放思潮和女性希望通过接受教育进而谋求经济独立和解放的真实反映。

1907年《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的颁布，使得女子教育具有官方规定的学制安排，部分女性可以通过教育途径获得基本的知识和技能，女子职业发展具备了前提条件。五四运动之后，女子教育基本在全国各地展开，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在女子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及高等教育方面成绩更为显著^[48]144。尤其是随着女子职业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具备了进入劳动领域的知识和技术基础，她们中的一部分人坚信“因服务社会现在不是男子的权利，女子也有插足的机会，以示男女间学识、能力、经济的平等”^[49]。另一方面，在女权运动的推动下，政府亦在为女子争取职业平等权方面有所举措。如1926年的《妇女运动决议案》明确提出“各机关宜一律为妇女开放”，成为政府明文规定任用女职员之始。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女医生、女教授、女记者、女编辑、女子银行经理对于时人而言早非新鲜事物，女性已经进入几乎所有的职业领域，只是人数有限^[45]139-140。

妇女解放思潮和女子教育的兴起，为女子职业发展提供了思想条件和知识基础，政府的有关举措，推动了包括打字员在内的女子职业的实际发展。同时，如本文引言中所谈及，社会经济尤其是工商业的发展直接为女性就业提供了机会。这一点从当时打字职业学校等机构的创办及打字员招聘广告的数量，即可窥见一斑。这一时期众多打字学校成立的根本原因皆为社会发展需要，尤其是为适应中文打字的需求而设立打字培训专科。如“现因社会需要，增添中文打字部分”^[50]；“培养打字人才应现在社会的需要”^[51]等。虽然，尚无法统计民国时期女打字员的具体从业人数，但从大众报刊刊载的广告数量来看，社会经济和商业发展需求是女打字员职业发展的客观推动力。

总体而言，女打字员这一职业群体的形成是社会性别观念转变、女子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需求推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民国时期大众报刊对女打字员正面积极形象的构建与传播，恰恰是对这一综合作用的生动反映，它们体现了晚清以来女子教育、性别解放和女子职业发展在社会转型中的推动作用。正如彼时报刊将女子职业发展同国家前途关联到一起的文章所言，“妇女界对于国家，实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万不能任彼堕落，至影响国家社会的前途”^[52]。

二   男权焦虑与传统性别观念的强大惯性

诚如上文所言，晚清以来，民智渐开，男女平等思想在社会上逐渐散播开来，女学兴起，女子团体和女子报刊涌现，女子职业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劳动性别分工观念的强大惯性，以及女性在职业领域发展所引发的男权焦虑，在这一时期的转型社会中亦体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传统性别文化以男尊女卑、男外女内为主导，强调“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53]331。清末维新至辛亥革命，性别平等思想萌发，废缠足、兴女学，女子作为“国民之母”的身份和地位得到了极大关注和论述。然而，至北洋政府时期，社会上重新掀起为贞妇烈女树碑立传的风潮，“妇女节烈可以风世者”可得褒扬。其时教育司长史宝安更是明确宣扬“女子以生育为其唯一天职”^[54]。这一对封建社会传统女性角色定位的回退，鲜明体现了当时社会传统性别分工观念和男权文化的强大惯性。至新文化运动，知识界掀起了新一轮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大讨论。女子作为“国民”的尊严和独立人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女子者，国民之一，国家所有非家族所私有，非男子所私有，具有完全人格者也”^[55]。一时间，妇女解放作为以个性自由和人格独立为目标的社会运动广泛发展开来。五四运动爆发时，妇女作为民族解放的革命力量，更是前所未有地彰显出来。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始，在“新生活运动”背景下，“贤妻良母主义”和“妇女回到家庭去”思潮泛起。政府倡导妇女是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动力，应以家庭卫生、管教子女、处理家务为要务，甚至在全国妇女运动干部会议上提出“妇女回家”的主张，助长了社会上歧视和裁撤女职员的风气^[56]。上文述及的那些对女打字员的消极描述，大部分源于这一时期的大众报刊。

对女打字员上述消极形象的构建不仅反映了妇女运动浪潮回退背后政府妇女政策的影响，同时也折射了女性职业发展所引发的男权焦虑。这种焦虑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体现为男女职业竞争所导致的焦虑，其二体现为更深层次的男性对女性“失控”的焦虑。就前者而言，正如某篇文章认为“惟打字员一席，多用女性，斯我不解。若云提高女权使男女受平等待遇可也，如打字员专用女子，是男子失业而不顾，未免偏枯”^[57]。显然，女性进入打字行业，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男性的职业空间，从而导致了男性的不满。此外，如上文所述，针对报刊“花瓶”之说，女打字员在自述中重构自我形象时多强调自己的工作能力、强度、难度与社会贡献，试图以此获得社会认可。但作为同行的男打字员对此却并不认同，虽则也说久坐腰酸背痛，但更多的是用轻松口吻表示并非只有打字工作是薪水少活多的，言下之意女打字员不必放大其辛苦^[58]。显然，实际工作中的职业竞争是存在的，女性遭遇“花瓶”“办公室娇妻”的污名化描述，多少体现了彼时社会男权文化担心女性对男性职业空间的侵占。

但与职业竞争带来的焦虑相比，更深层的是女性进入公共领域对传统男权文化所谓“天地之大义”形成挑战而造成的焦虑。换言之，女子若不能“正位于内”，自然会对传统社会所讲求的礼法秩序产生威胁，应对这种威胁最直接的方式是贬低甚至消解女性的职业能力或将职业女性纳入传统的性别叙事之中。如《益世报》曾刊登过的一篇文章提到，“我们现将时代下的妇女职业做一个笼统地分析，有小学教员、洋行或银行及公司办事员、商业机关中西文打字员、图书管理员、百货公司推销员等，除了小学教员没有被人误解为花瓶之外，其余的职业大多被人恶言中伤过”^[59]。由此可知，不只是女打字员，大多数的女职员不管其劳动技能和劳动价值高低，多少会被贬低为无用的“摆设”。又如《申报》某文所言：“几个商店、机关偶尔用上几个女职员，表面上他们高唱着‘提倡女子职业’，实际上却都怀着不良的心：有为了招徕顾客才用女职员的；有为了调剂枯燥的写字间生活才雇来当作玩赏的；甚至有借了‘职业’的幌子，来实行他们欺负玩弄目的的都有”^[60]。可见，对女打字员“花瓶”“办公室娇妻”形象的建构并非个例，它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职业女性的一般想象。在詹森（Klaus Bruhn Jensen）看来，媒介再现的妇女形象常常由男性气质的文化价值观所殖民和定义^[44]33。尽管女打字员和她的男同事一样，已是自食其力的职业人士，但社会文化或将家庭中依附于人的女性角色比附之，或将其构想为符合男性审美标准的、甚至充满诱惑力的欲望对象。这种构建和想象的背后，隐含着传统男权文化对女性自主独立的恐慌。

五.   余论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社会，近代打字机的发明或引进均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女性发展为该行业的中坚力量，帮助她们实现了从传统的“贤妻良母”或“家庭主妇”向职业女性的身份转变。与此同时，却也因女性逐渐在该领域占据职业主体而导致了对女打字员的污名化想象，甚至是对打字职业本身的价值贬低，值得深入挖掘。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计算机的出现和逐渐普及，打字员这一职业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本文通过民国时期的大众报刊追溯彼时女打字员的媒介形象，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助于以此管窥和呈现民国时期因打字机的传入而造就的女打字员这一新生职业群体的生活面貌和实际遭遇，也有助于理解当下社会因新技术的出现和发展而导致的劳动性别分工的变与不变。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发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子职业快速发展时期，社会对于女性社会角色与身份的认识和塑造呈现出新旧杂糅的特点。在这一特点的背后，反映的是当时性别文化与劳动性别分工观念进步与守旧的复杂纠缠，是多元社会性别话语并存与互动在大众媒介上的真实呈现。在当今的职场中，类似于100年前的性别偏见和性别歧视依然存在，这提醒我们时刻注意反思形形色色的女性媒介形象背后所潜藏的性别话语霸权，以及传统和现代之间的鲜明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