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肇始于西方传统现代化，伴随西方殖民扩张而扩展至全球，既带来进步，也带来退步；既带来物质生产力高度发展，也带来严重生态环境问题。成就现代性的哲学主体主义及其自恋自身就蕴涵否定因素。但是，现代性并不等于主体主义。我们应摒弃主体主义而坚持主体性。现代西方环境理论以主体主义方式应对由主体主义的西方传统现代化所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是彻底的环境理论。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主体主义，创立了超越现代西方环境理论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力地推动着环境理论及其实践的中国转向。

一.   主体主义及其后果

主体主义是一种信念，坚持“主体性和非主体性之间的区别是探究中最为根本的区别”^[1]42。方法论上成体系的二元论，即将世界划分为两大对立存在是主体主义的最主要特征：一方面是主体和与主体有内在关联之物，另一方面是与主体无内在关联的非主体之物。为何不把它命名为“客观主义”呢？因为，它以主体即个体的属性如意识等为准则，将世界划分为主体（的）和客体（的）两大类。认识离不开主体及主体性。从这一点看，主体主义几乎无法避免。因为，否认主体主义意味着“违反了几乎是举世公认的存在于事物的秩序和经验的秩序之间，或者说客观性和主体性之间的二元对立”^[1]46。

早期主体主义认为先验因素不可或缺，并以先验观念沟通主客体而认识外部世界。具体有两种方式：一是先验主义，即预设超越主客的二元对立之物，如笛卡尔的上帝和理性之光的存在；二是自然主义，主张主体性是由非主体性造成的，如康德的先验理性——虽然这很不连贯。因此，早期主体主义实际上是主体主义、先验论和自然主义的混合体。这虽有很大缺陷，但也使它们成为切合实际的，而不是纯粹的唯我论。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主体主义进入极端化即“哲学的自恋”^[1]124阶段。哲学的自恋使得沟通主客体的先验因素，如自我统一性、先验理性等被去合法化了。自此，“我”不能理所当然地肯定“我”之外的客观实存。那么，如何沟通主客体？办法是把先前沟通主客体的先验因素“设想为存在于思维主体的内部，而不是存在于主体和世界之间”^[1]121-122。但是，这导致主体性的权威在空前扩张的同时又急剧地缩减了。因为，一方面，主体性日益成为科学解释（大自然）的工具——这似乎扩大和增强了主体的权威；但另一方面，生物学、心理学、遗传学等有关人的科学又不断将主体性因素本身当作研究对象——这又使得主体性的范围和权威大为缩减，以致“人类个体的自由、责任和理性，甚至个体区别于非人的物种的质的规定性愈来愈难以维持”^[1]3。

实际上，西方哲学从起始起就是自我否定的主体主义。一方面，它要求把存在者设想为是完整的和自主的，不可还原为他者；另一方面，它要求该存在者与他者发生内在关联，而这又意味着它不具有完整性、可以还原为他者。当然，被还原后的因素可以继续存在，只是它被当作所讨论的那个体系内部的事物的属性、性质和功能。哲学的自恋要么把客体化归主体，如胡塞尔现象学；要么把主体化归客体，如海德格尔哲学。但无论哲学的自恋具体是哪种形式，它都必须保留现象。否则，哲学就是纯粹思辨的废物。

现代性具有自我否定的内在品质^[1]41，典型体现是坚持主客体二元绝对分化对立，即主体主义。以主体主义为形态的现代西方主体性哲学的兴起嘉惠良多——如推动生产力大发展、实现人对上帝、自然和他人的解放。卡洪认为，现代性是自由的不可替代的基础^[1]40，“不断把人类自身从一系列顶着‘神话’和‘自然’的幌子出现的强制性力量和限制中解放出来”^[1]296。虽然，主体主义自身本来就是，更因其极端化即哲学的自恋而瑕疵累累——如西方社会坚持二元对立、非此即彼，以民主自由名义行恶、建排外小圈子，恣意掠夺自然，造成严重人道灾难和生态灾难。概言之，“现代性是拿一种价值同另一种价值做交易”^[1]294。

虽则，现代性完全可以不和主体主义及其自恋搅合在一起。我们要批判对待现代性，抛弃其主体主义及自恋。为拯救现代性免于困境，要把“现代性自我否定的内在品质从现代性传统中其他那些并不必然是自我否定的方面区分开来，并把它孤立起来”^[1]41。即承认主体性而抛弃主客二元绝对分化对立。因为，“个体的完整性和存在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是相互蕴涵，相互依存的，没有对方，任何一方都不存在”^[1]371。对于认识和处理世界事务，这是最低限度的前提。因此，超越主体主义所带来的现代性的困境的核心就是抛弃主客二元绝对分化对立，坚持主客辩证统一，即发挥主体性要以尊重社会规律、大自然和自然规律为前提。

二.   现代西方环境理论对主体主义的回应及其局限

主体主义及现代性兴起的过程，同时也是资本主义传统现代化强劲推进、造成人与自然关系高度紧张的过程。现代西方环境理论就是对传统现代化，特别是现代性的困境的突出表现——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反动。虽则，现代西方环境理论并不是破解传统现代化问题——人与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尤其是人与自然关系高度异化和对立——的彻底理论。因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本身就是现代性的困境，是主体主义，特别是其极端化即哲学的自恋与科技相合谋——近现代科学技术狂飙突进，使大自然越来越成为人类的可操作之物——而挟持大自然的必然后果。传统现代化“对自然的控制越来越重视有关自然的意象或观念，把自然当作纯粹的物料，不仅缺乏精神的性质，而且没有任何内在价值，完整性或者说抵抗力”^[1]119。就是说，仅仅把大自然当作无机的机械的，而不是有机的能动的，甚至一部分人将另一部分人当作机械物对待。这是典型的主体主义，必然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高度紧张。而且，现代西方环境理论本身依然具有浓厚的主体主义色彩，是主体主义及自恋型的。

一   主体主义必然带来全球生态环境问题

在现代西方环境理论看来，强式人类中心主义（strong anthropocentrism）是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在我们看来，强式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层理论和认识论根源就是主体主义及其极端化，即哲学的自恋。因为，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只把人类（实际上还仅是人类的一部分，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资产阶级，在国际社会则是西方发达国家）当作主体，而把其他一切存在都当作客体和对象，尤其是把大自然当作无机物、机械物对待。强式人类中心主义或者说主体主义，深深浸入西方文明骨髓（从古希腊起），是西方文明的固有基因。从所基于的理由看，主要有两种：一是目的论，二是理性论。目的论认为，唯有人类是目的，其他一起存在都是人类的手段（工具）。譬如，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让猫吃，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而所有动物被创造出来是为了人，人天生就是其他存在物的目的。早期主体主义者笛卡尔以灵魂与肉体相分立的二元论为人类中心主义增砖添瓦，认为除了上帝外唯有人类具有灵魂，能够感知痛苦，而其他一切动物都没有灵魂，不能感知痛苦，是与其他无生命的广延实体一样的存在，因而可以随意对待。理性论认为唯有人是理性动物，理性是人之为人的根基，也是人高于其他存在物和利用其他存在物的根据。康德系统化了理性论，认为人类对动物不负有任何直接义务。因为，“动物不具有自我意识，仅仅是实现一个目的的工具。这个目的就是人”^[2]90。这并不意味着康德主张人类可以随意对待动物。相反，康德认为我们应该关爱动物。因为，这可以培养我们对他人的人道主义情感。但是，关爱动物不是我们对动物的直接义务，而是对他人的间接义务。因此，康德理论是否有利于环保、保护动物是有争议的。

强式人类中心主义整合各种目的论和理性论，认为（除了上帝外）唯有人类是理性存在物，是主体，有目的、利益和（内在）价值，其他一切存在即大自然都是非理性存在，是客体，无目的和利益，而只是机械无机存在（甚至一些人也是会说话的机器），只有满足人类需求的外在工具价值。而主体主义也将世界全体事物划分为主体和与主体具有内在联系的一方，以及客体和与主体没有内在联系的一方，并且贵前者而贱后者。原因也在于，前者是主体，有理性、目的和利益，具有知情意，而后者是客体，没有理性、目的和利益，不具有知情意；前者是原生的，后者是由前者派生的，可化归为前者的功能、特征、作用等。并且，主体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价值论和伦理学研究的基石^[1]50。在主体主义的世界里，唯有人类是伦理道德主体和价值主体，具有道德地位、内在价值和固有价值，而自然界和物理世界不是伦理道德主体和价值主体，没有道德地位、固有价值和内在价值，只有对人的工具价值。这种主体主义的伦理观和价值观由笛卡尔奠基。笛卡尔认为，人由两种截然不同的有限实体即心灵实体和广延实体身体组成，是唯一具有有限价值的存在，与人相对的自然则是纯粹的物料，没有任何精神和价值。这样，“笛卡尔已经接近于宣称自然的实体没有任何内在的目的了”，“思维的事物是意义和价值的唯一王国”，而“物质缺乏非空间的性质”并“受制于纯粹的机械论的分析”^[1]74。因此，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上就是主体主义，甚至是哲学的自恋。强式人类中心主义推动以对大自然的控制利用为基础和目的的近代科学技术的兴起，并和近代大工业、传统现代化相结合，必然造成人对大自然的无情压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乃至造成人对人、国对国的压迫。

二   现代西方环境理论无以应对全球生态环境问题

现代西方环境理论是对主体主义及其自恋，特别是对传统现代化、现代性的困境，具体说，强式人类中心主义所带来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哲学回应。现代西方环境理论流派众多，观点纷杂，甚至尖锐对立。但是，各种流派都认识到人在自然面前的强势地位的危害，基于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生态学和系统科学的成果，认识到大自然的有机系统性、人与自然相互依性，因而都要求人类尊重自然、节制自身行为以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走绿色发展道路，实现与大自然和睦相处、共生共存。所以，它们才被统称为生态环境理论。基于保护大自然的不同根由和路径，大致可将现代西方环境理论划分为“浅绿”（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和“深绿”（生态中心主义）两大流派。“浅绿”认为唯有人类具有道德地位和道德权利，因为唯有人类具有内在价值，而大自然没有内在价值，主张依靠科技进步、采用绿色科技实现保护自然和开发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二者兼得。所谓人类具有内在价值指人类是理性存在，是主体，有目的和利益等。由此可见，理性论，尤其是康德的理性论，依然是“浅绿”的主要理论来源。虽则，“浅绿”充分认识到人类生存发展与大自然密不可分，人类不可能恣意对待大自然而不受惩罚，因而主张为了自身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人类应该节制自身行为而保护自然。相反，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却认为，只要是为了人的利益和需求就可以利用大自然——而不管利益是好是坏，需求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正因此，“浅绿”才是弱式人类中心主义（weak anthropocentrism），而非强式人类中心主义。“深绿”是现代西方环境理论的主流，与“浅绿”观点几乎全然对立，认为大自然具有独立的、不依赖于人类且与人类平等的道德地位和道德权利，因而人类应该、也必须保护大自然。因为，大自然也拥有人类享有道德地位和道德权利的根据即内在价值，即大自然也是理性存在，是主体，有目的和利益等。因此，尊重和保护大自然是人类应尽的直接道德义务，而不是对他人的间接义务，更不是对大自然的怜悯。实际上，人类也无须特殊保护大自然，只要不再粗暴对待大自然就行了。

然而，无论“浅绿”还是“深绿”，都没能逃脱主体主义及其自恋，最终无法摆脱现代性的困境、传统现代化的弊端。因为，它们依旧以理性、意识、目的等——这些要素是区分人之所以为主体、大自然之所以为客体（或主体，如“深绿”所认为的那样）的重要判据。概言之，以主体主义的东西为标准，尤其是以个体主体性为标准将世界划分为主客二元对立的两部分，而没有认识到主客体是辩证统一存在、价值是关系存在。只是，由于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它们不再像早期主体主义那样，悬设若干超越和高于主客体的综合性的先验观念以之来沟通主客体罢了。具体而言，“浅绿”依然坚持人类对道德地位和道德权利的垄断，尤其是对（内在）价值的垄断。根源在于，人类是有理性的主体。这依然是主体主义将客体还原为主体的思路。在实践上，当代，“浅绿”（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生态环保治理合作上“说一套、做一套”、实行双重标准、推行绿色帝国主义（将生态环境破坏污染转嫁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是典型的主体主义做派。“深绿”则反其道而行之。表面上看，“深绿”要求把原先由人类主体垄断的道德地位和道德权利平等地扩展到大自然身上。原因是它认为，大自然也具有人类拥有道德地位和道德权利的那些根由。然而，从实践上看，“深绿”基于大自然具有内在价值而主张人类绝对不能因为自身利益而利用大自然，更不要说吃食动植物了。个别“深绿”学者甚至认为，人类消亡了对大自然来说是件大幸事。这充分表明“深绿”实际上把人类主体还原为客体，是见物不见人，表面上虽不再有主体，或者说任何存在都是主体了，但实质上却是没有主体的主体主义。没有人类，谁来践行环境伦理？就如没有海德格尔，何来海德格尔哲学一样。“深绿”就是生态环境领域的海德格尔哲学。卡洪指出，海德格尔虽然明确拒斥主体，却是不折不扣的主体主义者^[1]46。同样，“深绿”虽竭力拒斥人类主体，但却是不折不扣的主体主义环境理论。

总之，现代西方环境理论以主体主义应对主体主义及其极端化即哲学的自恋所带来生态环境问题这一传统现代化的困境。从根本上说这是“所托非人”，注定是不会成功的。而且，主体主义不仅意味着人对自然的控制，也意味着人对人的控制，二者彼此影响、恶性循环。虽则，大自然要解放，人类更要解放，二者彼此促进。现代性和现代化必须、且必然要冲破主体主义的藩篱和现代性的困境而滚滚向前。现代生态环境实践、生态文明建设也须找寻新的彻底的环境理论。

三.   现代环境理论及其实践的中国转向

主体主义及其自恋所带来的传统现代化不是现代化的终结，更不是全人类的宿命。“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3]594，以人与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彻底和解为基础。新时代，“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4]。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超越主体主义的传统现代化，需要彻底的环境理论的指导也产生了彻底的环境理论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突破主体主义及其自恋，推动中国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摆脱对西方的依附而实现中国转向。在理论上，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研究成为中国环境理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而对现代西方环境理论的研究热度迅速消减；在实践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我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这主要体现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三大核心理念，即生命共同体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上。

一   生命共同体理念指明人类走生态文明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5]360,“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5]36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之生命共同体理念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存智慧，揭示了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指明人类必须走生态文明道路的根本原因，即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共生关系，命脉互依，生态兴衰关系文明兴衰，从而奠定自身的坚实本体论、认识论基础，指明人类走生态文明道路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方法途径，即系统工程思路和方法。具体而言，在生命共同体理念看来，不仅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等自然物、整个地球都是生命共同体，而且人与自然也是生命共同体；不仅自然要素构成了相互依存、密切联系的统一的生态系统，而且人类与大自然之间命脉互依、休戚与共。因此，当人类尊重大自然时，大自然就会回报人类，反之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更为关键的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在揭示人和大自然各自独立而又具有内在互动性的同时，确认人在人与自然关系、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责任和主体地位，从而超越了主体主义性质的现代西方环境理论。后者事实上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要么把大自然还原为人类，要么把人类还原为大自然，呈现出哲学的自恋的两种典型形态：没有对象的环境理论（“浅绿”），或没有主体的环境理论（“深绿”）。

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明人类要走绿色发展道路

传统现代化坚持主体主义和哲学的自恋，把大自然当作征服和控制的对象，必然以生态环境破坏污染为代价博取经济社会发展。主体主义经济学认为，唯有人类劳动加诸自然物所创造的东西，尤其是商品，才是价值、财富，而大自然本身不是价值、财富。这是传统现代化对大自然剥夺性开发利用的重要理论根源。现代科学发展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大自然的有机系统性、大自然本身也有价值，是财富。基于此，“深绿”认为大自然也拥有内在价值、具有与人类平等的道德地位和道德权利，因而人类不能利用大自然、要实现经济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浅绿”依然认为大自然仅具有对人类的工具价值而将大自然当作征服的对象。总之，至少从理论上看，“深绿”和“浅绿”实际上都是主体主义的，不能揭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早就指出主体主义经济学的错误，即“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6]357 。这充分表明，价值是关系性概念；大自然本身就有价值即使用价值，是人类财富；经济活动要创造使用价值和财富离不开自然富源；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而是至少蕴含大自然的持续动态良好状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继承马克思自然财富观和自然价值观基础上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揭示“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7]139，奠定了绿色发展的哲学基础，是推进新型现代化的重大原则。“绿水青山”即大自然，渗透到生产力全要素和全过程中，提供优美自然生态环境促进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为劳动者提供丰富优质的劳动对象和资料，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生产力提高。而且，“绿水青山”的地方是良好的居住地、投资地，有机农副产品产出地、康养地、人们喜爱的旅游观光地，可以带来丰厚经济收益。因此，虽然“绿水青山”不就等于经济发展，但良好生态环境可以有效地转化为良好的经济效益。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及其奠定基础的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我们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变革，为釜底抽薪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而又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超越了传统现代化，实现了科学发展观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明人类要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道路

当今世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8]261。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和重要途径，有助于促进全球人与自然关系的彻底和解和国际人际关系特别是国际关系的彻底和解。习近平总书记^[5]360指出：“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而且，“随着传统发展范式危机和气候变化危机影响的日益加剧，生态向度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系统工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将越来越突出”^[9]。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设全球生态文明，要求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有助于实现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尤其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全人类视野，真正坚持了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天下一家”“协和万邦”精神，强调全人类特别是各国差异共存的基本事实，主张以“道”以“理”而不是以“力”服人，为全球秩序重塑提供了新的价值引领^[10]。习近平总书记^[11]475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和超越了主体主义的资本主义伦理。后者夸大文明差异，强调“文明冲突论”和“修昔底德陷阱”的观念和做法，必然给全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相反，我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建设美丽世界更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响应和参与，为解决主体主义的传统现代化带来的各种矛盾和困境作出了重大探索。

现代西方环境理论与其国家实践则是割裂的。首先，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是主体主义的资本主义传统现代化造成的。其次，西方国家现今的好环境是以破坏污染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一方面，现代西方环境理论沦为西方国家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要挟和勒索广大发展中国家、遏制它们发展的工具和借口。另一方面，西方国家通过生态资本主义而保持了自己国家的好生态好环境。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我们说现代西方环境理论是没有现实性的。而且，西方国家间也充满算计。可见，现代西方环境理论，乃至西方全球治理理念、人类交往理念都是十足的主体主义。我国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美丽世界，从而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

综上所述，主体主义及其自恋带来现代性的困境。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就是主体主义的必然后果、典型的现代性的困境。现代性必须去主体主义。这也是可能的。中国式现代化摒弃各种形态的主体主义，推动生态文明实践及其理论研究的中国转向，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超越主体主义的现代西方环境理论，是根本彻底的环境理论，有力推动全人类绿色和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国际关系的彻底和解，具有世界视野、世界意蕴与世界贡献^[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