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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世界意义探讨的三个视角

李全喜

李全喜.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世界意义探讨的三个视角[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9(3): 239-245.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2120029
引用本文: 李全喜.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世界意义探讨的三个视角[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9(3): 239-245.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2120029
LI Quanxi. Three Perspectives on the World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3, 39(3): 239-245.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2120029
Citation: LI Quanxi. Three Perspectives on the World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3, 39(3): 239-245.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2120029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世界意义探讨的三个视角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2120029
基金项目: 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度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研究”(编号:22VSZ055)。
详细信息
    作者简介:

    李全喜(1981—),男,河南新乡人,哲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生导师

  • 中图分类号: D64

Three Perspectives on the World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 摘要: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论题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借助文献研究方法,研究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实际上关切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视野、世界意蕴与世界贡献三个层面的问题。因此要深刻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就需要从其生成逻辑中把握其世界视野,从其内涵体系中把握其世界意蕴,从全球治理过程中把握其世界贡献。

     

  • 当前在深入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过程中,学界越来越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世界意义的探讨。一般来说,对一种思想或者理论的世界意义的探讨,离不开三个层面问题的思考:其一是从生成逻辑中看一种思想或理论是否具有世界视野?其二是思想或者理论本身是否具有世界意蕴?其三是从思想或者理论的影响上看思想或理论是否具有世界贡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当今全球生态治理中的重要思想,按照上述问题思考逻辑,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世界意义的探讨同样不能忽视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即需要弄清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成逻辑中的世界视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体系中的世界意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全球治理中的世界贡献三个问题。因此,本文接下来尝试从这三个方面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进行解析。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成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无论是其理论逻辑还是历史逻辑又或是现实逻辑,都体现出了明晰的世界性。这三个方面体现出的世界性充分说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显著的世界视野。

    一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成的理论逻辑具有世界性。任何重大现实问题都隐含着重大理论问题,任何重大理论问题都是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反映和关切。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如何有效保障人类“健康生存与持续发展”成为当今世界重大理论问题。对该问题的回答形成了多种形式的绿色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对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理性审视和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经验的实践总结,科学地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我们建设的生态文明是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我们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等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之问。从理论逻辑上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关切的不仅仅是当代中国人的健康生存与持续发展,而且关切着全世界人们的健康生存与持续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着开放性的世界视野。同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来源也具有世界性意义。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态治理思想,都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对人与自然关系深入思考的文化成果,都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文化成果具有世界性。因此建立在这些具有世界性文化成果之上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当然也就具有显著的世界性。

    二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成的历史逻辑具有世界性。从人类演进的历史进程上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自从有了人的出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同时出现,只要有人存在,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就不会中断。追溯人类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历经多个阶段的变迁。在渔猎采集时期,人类敬畏自然,在强大的自然界面前,人类的主体性尚未有效彰显,人们推崇“天人合一”;进入农业社会,人类效仿自然而生存,不断总结生产生活经验,不再需要盲目依赖自然界,人的主体性开始彰显,人们尝试“天人分离”;进入工业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推波助澜,人类不断挑战自然,妄求“人定胜天”。20世纪中期至今,人类社会发展中生态环境问题多次出现,说明人们盲目乐观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只能遭到自然界的“报复”。“人类同自然本来应该是和谐共生的关系,只是在大工业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和谐的状态被破坏,甚至形成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1]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构建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将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认识重新回归正确的轨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论断,充分揭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与自然整体性和谐关系的认识。构建和谐整体的人与自然关系应该是全人类共同思考的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历史逻辑彰显了其对世界人们“人与自然关系”共性认识的理性反思。

    三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成的现实逻辑具有世界性。尽管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格局下,当代世界人们所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多变。其中,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频频出现、生态环境问题的国际化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全球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世界之问”。伴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尽管西方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4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理念在西方国家早已经名存实亡。40多年来,西方国家并没有真正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落到实处,充其量只不过是停留在“口号”层面的呼吁而已。仅仅留在“口号”层面的“可持续发展”无法助力西方国家实现生态可持续与资本主义和谐发展的目标。这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基本矛盾所决定的。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使西方国家的资本家始终将“利润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然而却无法破解“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死结,提出的所谓的“绿色资本主义”构想也只能是绿色乌托邦而已。与此同时,近年来在国际舞台上还出现了“生态治理逆全球化”的单边主义,突出表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拒不承担应有的全球性生态责任,借助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借口肆意挤压发展中国家发展机会。在此背景下,面对全球化的生态环境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关切的生态环境问题不只是当代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而且关切全球生态环境治理难题,具有鲜明的全球意识。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美丽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具有明显的“胸怀天下”世界性视野。

    由此观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成逻辑体现出显著的世界视野,回答的问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追求的目标是实现人类共同的健康生存与持续发展,实现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历史性跃迁。因此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成逻辑上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显著的世界视野。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引领中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2]。深入体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涵,可以发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着深邃的世界意蕴。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世界意蕴的阐释是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世界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是从人类历史演进的高度集中阐释生态兴衰与文明变迁的关系。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论断从人类历史演进的高度集中阐释了生态兴衰与文明变迁的关系。人类历史的演进离不开地理环境的支撑,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思想的基本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一论断过程中提到了两个经典案例,其一是中国古代楼兰文明的消失。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楼兰文明消失与楼兰地区河流改道、生态变迁有着密切关系,凸显了生态兴衰与文明演进的关系。其二是恩格斯的自然报复论思想。恩格斯早在170多年前就明确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3]998。学界把恩格斯的这一思想统称为“自然报复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了恩格斯的“自然报复论”思想,其目的就在于提醒我们要高度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要求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能够自觉做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有机统一。同时就整个世界而言,该论断更是希望全世界人民都要重视生态环境问题,不要幻想能够脱身于当今全球性生态难题的境遇。因此,这个论断具有极强的世界性。

    二是从人与自然关系历史变迁的角度阐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人类生存发展中一切和谐关系的前提和基础。西方国家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认知理念之所以根深蒂固,一方面是受到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还原分析、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由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由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出的生态治理思想无法摆脱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正是受到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思维的指导,在西方国家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往往仅仅把自然的存在方式看成是满足人生存的商品性资源存在,看不到人与自然内蕴的整体性关系。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传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的环境保护思想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等一系列新时代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论断。在这些新论断中,“人与自然”本身就是一个整体,这些新论断不仅看到了自然对人类生存发展的支撑保障作用,而且看到了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影响作用,从而实现“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双向互动作用。这些论断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人类对和谐共生、整体发展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追求目标。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追溯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变迁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内含着“人与自然共同命运”是价值主体的新认识,是对西方主客二分价值论的全面超越[4],实现了对西方国家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理念的超越,具有显著的世界意蕴。

    三是从人类可持续发展角度阐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统一关系。近代以来,随着牛顿、笛卡尔机械论世界观的构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西方国家逐渐根深蒂固。再加上受西方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的双重影响,西方国家一些人在认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上,始终走不出二元对立的窠臼。在西方一些学者看来,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寻求协调统一就是一个悖论。习近平总书记认为“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5]。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突破了西方国家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论”的认识,创造性地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论断。该论断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可以实现有效融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非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6]27。纵观世界经济发展,这无疑具有显著的世界意义

    四是从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阐释生态靠民与为民的民本属性。不管是西方国家语境下的生态治理还是当代中国语境下的生态文明建设,都有着鲜明的价值取向。在西方国家的生态治理中,不管是政府层面还是学界层面,都很重视生态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然而从现实来看,西方国家的社会公众并未从参与生态治理中得到应有的实惠。这充分说明西方国家对公众参与生态治理存在“形式上重视”与“实质上不重视”的内在矛盾。在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下,重视社会公众参与生态治理不过是某些政客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而已,社会公众的生态诉求与生态保障根本不可能上升为国家的意志。所以西方国家社会公众参与生态治理往往是一种自发的散乱的行为。与西方国家不同,习近平[6]35生态文明思想明确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态惠民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人民确确实实分享到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所以中国人民能够积极主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这说明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具有生态靠民与为民的民本属性。因此就整个世界全球治理而言,只有真正做到“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才能真正激发社会公众自觉参与生态治理。

    五是从系统治理的角度阐释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生态系统本身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生态系统稳定有序的发展离不开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随着全球化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越来越深刻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系统属性。因此从理论上讲,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生态环境实际上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回首20世纪中期以来国内外生态治理的实践,可以发现以往的生态治理往往呈现的是就问题本身而解决问题,对生态环境问题之间系统性以及所带来的复杂性后果关切不够,职能部门之间无法形成强有力的生态治理合力,所以在生态治理过程中日益出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问题。习近平[7]“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文明思想,充分体现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系统治理思维,说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将山水林田湖草看成统一的生命共同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系统治理的角度突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理论指南,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乃至整个世界的生态治理提供系统工程的思路。这也意味着如何构建系统融通、整体有机的治理体系应该成为全球生态治理中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

    六是从刚性他律的角度阐释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理念。生态环境的出现有着深刻思想根源,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变革人的思想观念,这说明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发挥人类道德观念的柔性自律作用。但这绝不是说建设生态文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只需要依靠人道德观念的柔性自律就够了。习近平[7]总书记认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这说明建设生态文明在需要发挥人类道德观念柔性自律作用的同时还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即发挥刚性制度的他律作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强化对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建设,这些思想具有显著的世界意蕴。在当今世界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过程中,人们已经看到人类实践行为对自然生态的影响作用,要求将人们的伦理道德关切的范围从人际之间拓展到人态之间,突出人类道德观念变革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作用。然而,在现实中,这种观念面临“拓展到什么程度?如何拓展?谁来评价?”等尴尬境遇。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单靠道德观念的变革在目前还是远远不够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力回应了这种观念,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稳定有序的开展和全球生态治理的稳步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七是从国际合作的角度阐释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国际合作的角度指出了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念。这一理念的提出具有显著的世界意蕴。其一,这一理念指出了当今时代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的特点。当今时代,人们所面临的温室效应、酸雨蔓延、臭氧空洞等生态环境问题往往超越了国家边界,具有全球化的特点。全球化的生态环境问题带来的影响也绝不是单一的某个国家可以应对得了的。因此全球化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就依赖于全球化的生态合作,依赖于放下意识形态分歧进而构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合力。其二,这一理念指出了当今时代生态环境问题严峻性的特点。习近平[5]总书记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当今时代,人们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人类的健康生存与持续发展,不管哪一个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都应积极参与到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同伟业中来。从全球生态文明的角度看,我们要携手共建共享清洁美丽的世界[8]。其三,这一理念也阐释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责任担当问题。当今时代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与西方国家自15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化呈现的向自然过度施压的非生态性实践是分不开的。因此在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厘清每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合理责任,西方发达国家不能借助自己的霸权地位和发展优势肆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责任霸凌。

    由此可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生态兴衰与文明变迁关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等关系的分析,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理念、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等理念的阐释,对生态靠民与生态为民的民本属性的解释都具有显著的世界意蕴。

    理论的学习着眼于理解,更着重于应用。上述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世界意蕴的探析,有助于在全球生态治理中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生态兴衰与文明变迁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生态为民与生态靠民的关系、生态系统整体性与局部性关系、柔性自律与刚性他律的关系和责任担当与共谋建设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是全球性问题,是世界各国、各民族面临的共同挑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不仅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也为化解全球生态困境提出了中国方案,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指引”[9]。可以说对这些关系的深层认识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全球治理中认识论层面的世界意义。除了在认识论层面的世界意义之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实践论层面也有着重要的世界贡献。

    一是为解决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中国方案。20世纪中期以来,针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破解,西方国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学说。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实践证明,西方国家的生态治理思想在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中收效甚微,他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以资本逻辑诱导下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与自然资源有限性之间的根本性矛盾。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潮诱使人们眼中看不到自然外在价值、内在价值、系统价值与固有价值的统一;生态中心主义肆意贬低了人的主体性,妄想将人重新回到盲目受制于自然的必然王国;绿色资本主义思潮热衷鼓吹市场中心主义与技术万能主义,认为生态环境问题是市场失灵与技术失范的结果,没有找到生态环境问题的制度性根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然强调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但没有处理好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关系,提出的应对生态环境的举措明显带有“乌托邦”色彩。这些思想无法为真正解决全球生态治理难题提供思想支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新时代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充分展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优越性。“蓝天白云重新展现,绿色版图不断扩展,绿色经济加快发展,能耗物耗不断降低,浓烟重霾有效抑制,黑臭水体明显减少,城乡环境更加宜居,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根据美国航天局卫星数据,2000年至2017年间,全球新增绿化面积中约四分之一来自中国” [5]。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着鲜明的战略思维,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顶层设计,并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构建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在发展战略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模式,而且明确提出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着力倡导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从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不体现习近平生态思想的全球视野。在此基础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倡导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着力构建国际合作新格局,努力推动全球生态治理秩序的变革。可以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倡导与推动国际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合作,使当今中国逐渐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的同时,也在发挥着不断扩大的世界性影响:推进以联合国平台为中枢的国际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合作、促进以发展中国家为核心的全球绿色发展互惠合作、推动构建基于国际新秩序理念与目标的人类(地球)命运共同体建设”[10]

    二是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中国智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度阐释了生态兴衰与文明演替的关系,认为走向生态文明是人民文明新形态的重要体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就需要实现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革命。同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度重视弘扬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能永续留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代代相传是其中重要的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渔猎采集文明与农业文明中的生态文化给与高度关切。同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要求正确认识市场、技术在人类文明演进中的功能作用。面对进入工业文明以来,西方绿色资本主义者妄图高举“市场中心主义”和“技术万能主义”来拯救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要求客观评价和正确认识市场和技术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功能和地位。一方面要求将市场、技术、信息等要素激活起来,推进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另一方面,要求把制度建设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强调运用制度引导和规范人们的生态文明行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同时强调党和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指导,认为仅仅靠市场自由调节和技术的升级变革解决不了生态环境问题。

    三是为优化现代化建设道路提供中国原则。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正确反映。这说明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拥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蕴”,需要坚持社会公正与生态可持续的协调原则。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党和政府、市场、社会、公众等多个子系统共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始终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坚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地位的贯穿原则。其中强化生态文明建设中党的领导地位,提升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确保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方向,永葆社会主义的本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倡导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建设生态文明既不是纯粹为了人而生态也不是为了生态而生态,关切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需要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共生原则。只有毫不动摇坚持这一原则,才能真正实现“改造自然”、“建设自然”与“美化自然”的有机统一。同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意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这样一条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思维定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发展思路,从而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弊端提供新的可能性。在全球格局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力主建设美丽世界,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这就需要坚持与人为善、休戚与共的和平发展原则。同时在承担全球生态责任方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基于国情共同但又区别的责任原则。上述原则的提出进一步拓展了人们对现代化的新视野,增强了人们对现代化的新认知,提出了人们发展现代化的新道路。

    综上所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成逻辑有着鲜明的世界视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体系有着清晰的世界意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全球治理中有着突出的世界贡献。深入认识这三个层面有助于全面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在接下来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过程中,需要学界高度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话语权建构与国际话语传播问题。只有不断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话语权建构与卓有成效地探索国际话语传播方式,才能不断增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认同,进而才能更好促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世界意义的彰显。

  • [1] 刘星. 试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的现代价值[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1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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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期刊类型引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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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周鑫. 以“六个必须坚持”引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03): 16-21 . 百度学术
    3. 王鹏伟,贺兰英. 主体主义、现代环境理论及其实践的中国转向.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06): 669-674 . 百度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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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稿日期:  2022-12-07
  • 录用日期:  2023-03-20
  • 刊出日期:  2023-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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