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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生成逻辑

郑士鹏 杜颖

郑士鹏, 杜颖. “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生成逻辑[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9(4): 377-383.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2120023
引用本文: 郑士鹏, 杜颖. “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生成逻辑[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9(4): 377-383.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2120023
ZHENG Shipeng, DU Ying. Triple Generation Logic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3, 39(4): 377-383.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2120023
Citation: ZHENG Shipeng, DU Ying. Triple Generation Logic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3, 39(4): 377-383.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2120023

“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生成逻辑

doi: 10.19979/j.cnki.issn10082689.20221200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协同推进研究”(编号:22BDJ085)。
详细信息
    作者简介:

    郑士鹏(1983— ),男,山东滨州人,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杜颖(2000— ),女,山东潍坊人,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 中图分类号: D616

Triple Generation Logic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回答“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之问时作出的科学研判,其形成具有深厚的理论、历史、现实逻辑意蕴。从理论探源看,其形成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题中固有之义;从历史探索看,其形成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实践的经验必然证成;从现实探需看,其形成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现实应然指向。把握这三重生成逻辑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理论意蕴与重大战略意义。

     

  • 党的二十大报告[1]21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较高的政治视野和历史站位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未来一段时期建设的中心任务。“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命题是党在回答“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之问时作出的科学研判,其形成具有深厚的理论、历史、现实逻辑意蕴。从理论逻辑看,以民族独立为基本前提、工业发展为基础保障、科学技术为关键动力、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指向推进“现代化”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早已有迹可循;从历史逻辑看,党百年来带领中国由“被动卷入现代化”向“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转变,由“一穷二白”向“工业化强国”转变,由“科技跟踪模仿”向“科技自主创新”转变,由“温饱不足”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转变的成功实践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必然的经验遵循;从现实逻辑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于国内完成“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目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应然指向,于国际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其他国家推进“现代化”提供新模板,展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把握这三重生成逻辑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理论意蕴与重大战略意义。

    “现代化”是指社会各方面、各领域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并未直接对“现代化”的概念作出具体界定,但在其经典著作中却多次提及“现代”这个概念。如《共产党宣言》中的“现代国家政权”“现代工业”“现代生产力”“现代无产者”等,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早已有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中,“现代化”的运行逻辑要求一个民族首先要实现独立,而后通过工业发展筑牢民族、国家崛起的物质基础,同时持续发挥科学技术在促进社会进步中的关键性作用,最终达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价值指向。

    “现代化”虽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先开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较不发达的国家不能实现“现代化”。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侵略与压迫下,落后国家,特别是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单纯依靠模仿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很难走通的,只能另辟蹊径,走“阶段跨越型”发展道路。鉴于此,马克思[2]436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中提出了一种发展设想——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一设想何以实现?恩格斯认为应首先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中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便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1882年2月7日,恩格斯[3]260在一封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强调:“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说明恩格斯认为一个民族首先要具备独立自主解决本民族各项问题、处理各项事务的能力,即拥有在自己的家里当家作主的权力,而后才能进一步谋求本国、本民族在政治、经济、科技、文明等各领域的发展,否则任何关于“现代化”的设想都是水中花、镜中月。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代化”的设想需要基于为本民族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与发展环境,即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争取民族独立。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关系只有在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时,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应用于“现代化”进程可推论,这里的生产力即为大工业。马克思在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肯定了大工业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殖民地的大肆贸易和掠夺、东印度和中国市场的开发与侵占、工厂制度的普遍建立、机器的大规模生产与广泛的劳动分工等因素的出现建立了发达且先进的“现代化的世界市场”和“现代化大工业城市”,促进了资产阶级的进一步“现代化”。可以说,现代资产阶级“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4]402。恩格斯也以1848年以前和1864年以后德国国内的工业景象对比为例,论证了工业化对国家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在恩格斯看来,工业起步晚且发展落后的德国能在短短十五年追赶上法国等一众先进国家,一跃成为位居世界前列的工业大国,其主要原因在于“它是在贸易几乎完全自由的情况下成功地发展了大工业的国家”[5]527。这有力地证明了“现代化”需要工业深根固柢。从这一意义上讲,恩格斯关于大工业的论述与马克思认为“现代化”兴起的基础条件一脉相承,二者都认为,只有当大工业发展并使之成为国家经济的主导力量时,国家“现代化”方能有据可依。

    虽然大工业在“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将推进“现代化”的关键归结为大工业,而是更为看重科学技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认为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促成了劳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与持续发展。马克思[4]401在对资本作用的分析时提到:“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恩格斯在致伯恩施坦的信中以电和能的相互转化与利用为例说明科学技术是促进人类社会长足进步的革命性力量。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以其实际行动向世人揭示,随工业革命应运而生的机器、化学等技术尽管大大提高了各行各业的生产力与生产率,却加重了资本主义剥削与劳动的异化,轮船、铁路的通行与电报的使用等尽管为人们提供了方便快捷的交通运输工具和通讯工具,却也进一步加速了资本主义开辟世界市场的步调。由此可见,机器大工业阶段发明、创造的科学技术仍难掩其资本主义剥削与侵略本质,但不可否认,资本主义的这种生产力发展方式有其可取之处,它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405。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科学进步、技术创新实现的生产力大幅飞跃,使马克思、恩格斯更为清晰、直观地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是推进“现代化”最关键、直接的因素。

    物的现代化只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阶段性发展结果,人的现代化才是“现代化”的价值指向。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同时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缔造者,唯有“人”才能对社会的发展、变革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现代化”的推进离不开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同样,“现代化”的实现最终也必然指向人的个体解放与全面发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推进现代化的方式进行了驳斥,他认为雇佣劳动所形成的对劳动者的剥削最终会造成人的异化,使人在生产中沦为机器的奴隶,丧失了人的本质。一个完整的人是需要“最终占有自己的本质”[6]85的。恩格斯也认为社会发展、变革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应当“是为所有的人创造生活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7]626。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是比“资本主义现代化”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在那里,人们将会以自由且平等的方式组成一个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53。届时,人的本质复归,人类将获得彻底的解放,社会真正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现代性飞跃。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论断在某种意义上指明了“现代化”的归宿,即摆脱对物质的依赖,使人的体力、智力、潜能等在各个领域得到解放,以此达到更高层次的“现代化”。

    回顾自中国被动加入现代化进程至今的一百余年,这是一部曲折发展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走过了四个历史时期,依靠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结合中国具体国情,逐渐摸索出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独具本国特色却又具有世界性借鉴意义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并推动中国实现了由“被动卷入现代化”向“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转变,由“一穷二白”向“工业化强国”转变,由“科技跟踪模仿”向“科技自主创新”转变,由“温饱不足”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转变。

    明朝中后期以来,中国被迫参与到了发展“现代化”的世界浪潮中。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下,中国共产党主动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领导中华儿女展开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现代化探索历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加入“现代化”起跑队伍。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是摆在中华民族面前最迫切的历史任务,于是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战争与解放战争,最终建成了一个独立的新中国,结束了被侵略、压迫的民族屈辱史,实现了中华民族自身的独立与解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开始“现代化”起跑。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建成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成功昭示下,中国也依照马克思的“卡夫丁峡谷”设想紧锣密鼓地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国内关系、人民矛盾的著述,党的八大制定的路线等都为党和人民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提供了较为科学的思想与战略指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加快走向“现代化”的步伐。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着重强调发展“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9]237。“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明确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科学、系统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的建设问题,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和了解。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弯道超车。从本国意义讲,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中国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成功踏上了实现新发展阶段目标的下一个百年征程。从世界意义讲,“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区别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新现代化”,它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走上“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10]8-9

    工业化作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追求与梦想。尽管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兴起了一部分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使中国传统手工业得到转型,但受封建制度与愚昧思想束缚,中国很难形成工业化普遍发展的态势。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中国共产党深刻领悟到“落后就要挨打”的深意,因此致力于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工业化面临起步阶段。虽然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全面封锁,中国工业发展步履维艰。但毛泽东依旧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谋求打败帝国主义还是争取民族独立,中国发展工业化的方向不能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工业化位于初级阶段。在经历“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的思想转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四个现代化”构想,并成功实施“一五计划”,使重工业得到优先发展,国内“一穷二白”的局面大大转变,为此后工业化的迅速推进提供了条件。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发展至中级阶段。中国共产党及时研判经济形势,并实施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系,使中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摸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发展之路。中国处于这一时期的工业化进入腾飞期,完整、独立的工业化体系已基本建立,制造业大国地位初步确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工业化进入高水平阶段。中国虽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创造出“工业化奇迹”,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二大经济体,但并不止步于此。在迈向党的下一个百年目标之际,习近平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1]28。推动工业发展朝着自主、创新、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方向转变,不仅是我国建设工业化强国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使命要求。

    科技兴则国家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只有将科技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稳步推进“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科技发展初露萌芽。打着“自强、求富”旗帜的洋务运动虽然大量引进西方科技,却仅限于模仿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科技发展刚刚起步。当时中国的现代科技几乎是一张白纸,在内忧外患的现实困境下,中国共产党依旧开展了必要的科学、技术研究,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奠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科技发展曲折向前。虽然“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失误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走了弯路,但“两弹一星”“杂交水稻”等科技成果斐然,仍然掀开了中国科技事业的新篇章。改革开放后,科技发展加快跨越。邓小平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促进作用,不仅将“科学技术现代化”视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还提出著名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1]274的重要论断,使中国的科技事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一跃跻身于世界科技大国前列。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科技发展迈步赶超。习近平着重突出科技创新的核心战略地位,在多个场合强调创新的重大意义,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创新是第一动力”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置于同等战略高度。回望新时代这十年,“嫦娥”奔月、“蛟龙”入海,科技创新硕果累累,不断刷新中国智造新高度,为中国转型成为世界现代化科技强国厚积力量。

    贫困是人民迈向美好生活的“绊脚石”。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史,从整体看就是为人民解决贫困难题的历程。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便把人民幸福作为自己的头等大事,并矢志不渝为之奋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打土豪、分田地”[12]61,带领广大贫苦农民“站起来”反抗官僚地主压迫,为人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实施土地革命,使全国三亿多农民摆脱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桎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制度形式为人民摆脱贫困提供保障;通过给钱给物的“输血式”帮扶,使整体贫困率有所降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改革生产经营方式,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升,农业产量大幅上升。这一阶段的举措使中国基本完成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一步,即解决农民温饱问题,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飞跃。进入新时代,如何带领人民从“富起来”到“强起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亟待思考与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强调要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使人的主体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精神生活的富足也被提上日程。以物质文明的富裕促进精神文明的富有,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已成为新时代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本质要求[1]22

    中国共产党用历史诠释真理,以实际行动和成功经验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可行性与优越性、民族性与世界性。总结“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巨大成就的现实原因,从历史实践看,党的领导是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稳步发展的坚强核心力量;从远景目标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蓬勃发展的坚实行动方向;从使命任务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落实“中国式现代化”长足发展的坚韧政治理想;从国际贡献看,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时俱进的坚定大国担当。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首先把握的本质要求[1]23,原因有三。首先,能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实现“现代化”,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服务人民,切实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现阶段亟需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着力点而奋斗,充分彰显了其人民性属性。其次,能分阶段、分步骤有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说明中国共产党是有长远规划的政党。从“四个现代化”到“老三步走”,到“新三步走”,再到“两个一百年”,最后到“两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一步一个脚印促使“中国式现代化”获得扎实成效,实现了连贯性发展。最后,能使现阶段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伟大使命的实现[1]27,说明中国共产党是有卓越领导能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注重内部革新,强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肃清党内“毒瘤”,以伟大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充分彰显了大党应有的气概、难得的清醒与充沛的活力。种种迹象表明,要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向前迈进。

    经过新时代十年的赓续前进,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高高举起“现代化”发展的“接力棒”,开启了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军的新的伟大征程。从二者关系探析,首先,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发展规划指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依据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的战略部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党是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必须坚持的发展道路,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人民民主是应有之义,尊重、顺应、保护自然是内在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始终高举的旗帜。其次,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阶段性成就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党的二十大报告[1]7-13明确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解决了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如何脱贫这一历史性、世界性难题,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小康梦。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保障了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党和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发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内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推动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并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使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明显成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画卷铺展而来。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构建了一种合作、共赢、开放、共享的新型国际关系,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可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中国式现代化”蓬勃发展指明了行动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共提及11次“中国式现代化”,12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足以说明二者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如何较好地认识二者关系是深刻把握如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1问题的症结所在。首先,“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相生相随。自1840年中国被迫开始“现代化”进程起,如何解决内忧外患的现实困境,完成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成为每个中华儿女心中的头等大事。此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浴血奋战、踔厉奋发,在百年多的历史长河中实现一个又一个“现代化”阶段性目标,完成一项又一项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任务,使当今中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最伟大的梦想,体现了二者的同心同向。其次,“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互为因果。“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战略安排、重大原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擎画了发展蓝图。反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二个百年奋斗征程的启航扩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目标,振奋了中华民族毅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力量,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民族文化底色,彰显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超越“西方式现代化”的创新智慧[13]31,具有重大意义。由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需要“中国式现代化”凝聚伟力。

    世界上并不存在普适的、固定的“现代化”模式,任何国家都要在借鉴世界上成功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样板的同时依据本国特殊性走适合自身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14]64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世界仅存的两种文明形态之一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并不同于西方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的“现代化”演进逻辑,也不同于以往苏联片面重视重工业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而是在借鉴世界所有“现代化”模式后走出的一条既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又与本民族具体特征相结合的“新现代化”路子,因而可谓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说明“中国式现代化”深刻把握了人类文明演进规律,吸收了人类一切先进、有益的文明成果,从而丰富、发展了人类文明多样性,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基础;说明“中国式现代化”颠覆并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模式,从理论、范畴、路径、目标、评价体系等各方面创新发展了一条史无前例的世界“现代化”新路;说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远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它的成功推进不仅将从世界层面改写“现代化”的国家版图,而且将从人类文明层面书写落后国家走上“现代化”的全新模板。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充分展现了中国在新时代作为世界大国所肩负的责任与担当。

    “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15]21“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历史、现实也是相通的。尽管“中国式现代化”百年来的持续推进已使中国在各领域、各方面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已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当前,世界正经历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发展的战略机遇与国外的打压遏制并存,“黑天鹅”“灰犀牛”等各类风险、危机随时可能发生。“中国式现代化”要想经受住国内外复杂局势下的重大考验,仍需在把握好这三重生成逻辑的基础上,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保持党的初心、使命,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持续推进渐进式改革,并充分发扬斗争精神,为应对“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不确定因素提供确定的中国方案。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中央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 中央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中央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 中央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6.
    [6]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中央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中央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中央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9]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11]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2] 潘萌, 刘际昕.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 23, 39(1): 57-63.
    [13] 陈金龙.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联系[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2(6):26-32,154.
    [14] 习近平.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15]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 期刊类型引用(3)

    1. 李辽宁. 中国式现代化的“起点”考辩.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02): 3-14 . 百度学术
    2. 贺新元.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遵循.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04): 33-39 . 百度学术
    3. 雷洪峰,周晨. 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贡献新的发展路径:演变历程、世界意义与新时代内涵.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06): 675-680 . 百度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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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22-12-05
  •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6-30
  • 刊出日期:  2023-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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