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礼德（M. A. K. Halliday）是英国著名语言学家，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韩礼德发展出系统功能语言学，成为目前最有影响的语言学学派之一，与生成语法、认知语言学平分秋色”^[1]315。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指的是韩礼德在建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过程中怎样认识、对待马克思主义。韩礼德^[2]118在一次访谈中说：“我一直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视为自己追求的长远目标，即致力于在政治语境中研究语言。”2015年，韩礼德^[3]201接受何远秀和杨炳钧采访时说：“我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和研究方法来研究语言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的重要学者Martin^[4]认为：“因此从韩的角度来说，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把语言及语言学研究放置在社会语境中，以此来解决现实社会中的语言问题。”国内外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并开展了相关研究。

学者们研究了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包括理论与实践的辩证互动^[5-6]、语言的物质性^[7]和实践性^[7-9]、语言与社会的关系^[5,7]、语言学的社会责任^[10-12]、适用语言学^[13-15]以及社会符号^[16-17]。有的学者从学术流派和研究路径的视角探讨了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特征^[18-19]。总的来说，学界对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观进行了多维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系统功能语言学“是着眼于从语言功能和语言系统来研究语言的理论与方法”^[14]，目前很少有研究聚焦于语言的功能和系统来探讨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韩礼德表示“系统功能语言学是马克思式唯物主义”^[2]249，对于马克思唯物主义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体现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鉴于此，本文拟从语言功能观、语言系统观、语言唯物论等三个方面探讨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观。

一.   马克思主义语言功能观

韩礼德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中的重要体现是“功能性”（functionality），包括三个方面：功能变体，功能语法和元功能^[20]98。功能变体又被称为语域，指的是内容平面的语言变化，有时也包括表达平面的语言变化，换言之语言被视为一个功能可变的系统。功能变体与情景语境有关，情景语境是语言使用的直接环境，涉及语言使用者、行为、对象、时间、地点和起因，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变化均会导致功能变体的产生。韩礼德认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要重视语言和语言变体，这些语言和语言变体往往被认为是无价值的并被忽视，如少数民族语言、非书面语、克里奥尔语、非标准语、无文字语言、口语、贸易语言、底层社会语言等等^[20]96。语言规划机构在制定语言政策时要考虑新语域和新意义演化的方式，制定科学的语言教育政策，保护并发展这些语言和语言变体。

功能语法侧重于从功能的角度来标记语言成分，如过程、参与者、环境成分、主位、述位、主语、附加语等等；而传统语法往往以词性标记语言成分，如名词、动词、形容词短语等等。功能语法将结构和系统联系起来，揭示了单个词性具有多种功能，同一功能可以由多个词性实现，功能成分的意义由其所处的结构决定^[20]98。如介词短语可以充当行为者、附加语等，主位可以由名词、代词、副词词组等实现，主语的意义由“主语—限定成分—附加语”这个结构决定。功能语法的要义在于解释，即从语言所实现的意义和功能来解释语言现象，解释语言的交际功能^[21]。以经验意义为例。韩礼德^[22]161-163认为，经验意义可以通过及物模式和作格模式表征。及物模式考察的是一个动作是否延伸至某一对象，据此将经验意义分成六种过程。作格模式涉及某个动作是自发的还是外力促发的，无论导致该动作的原因来自内部还是外部，都必须有一个参与者，否则动作无法实现，这个参与者称为中介（medium），因此中介和过程成为作格模式的核心^[22]163-165。

功能性最重要的方面在于元功能。元功能概括了语言与人类共同进化的原则，即在特定的时空间和历史条件下，语言的组织模式反映了语言进化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20]99。语言的元功能分为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分别表达不同的意义。语言建构人对物质世界和内心意识的经验，构成人类所面对的社会现实，这属于概念功能。人际功能与语言使用者的互动有关，即语言建立、改变和维持人际关系，实现人的社会角色。语篇功能将表达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的语言资源组织为语篇，并与语境联系起来。三大元功能主要由及物性、语气、言语功能、主位等系统实现，这些系统又由功能结构实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语言的社会本质属性作了精辟的论述：“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因而，意识从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23]81马克思主义坚持语言是人与人交往的产物，人际交往维持人的存在；而人的存在是社会存在的基石，语言的重要功能就在于沟通人际关系，维持社会系统。人们通过语言开展社会交往，这是一种实践活动，语言、思维和意识都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语言受制于社会实践并服务于社会实践。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只有在拥有语言和意识的前提下才能从事实践活动，建立社会关系，人的社会本质与语言的功能密不可分。

从语言、实践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来看，韩礼德的语言功能观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首先，两者都强调基于社会实践的理论解释。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表现为一种对现实世界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或实践性的解释方案”^[24]，而韩礼德的语言功能观突出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将语言解释为社会交际实践，强调语言实践研究。不难发现，韩礼德的功能解释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解释在社会观和实践论上是统一的。韩礼德^[25]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实践语言观，理论联系实际正是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核心内容。”

其次，两者的终极目标都是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为人们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服务。”^[26]人的实践改造现存事物，构成现实世界的基础，世界在人的实践中形成并持续改变。而韩礼德的元功能理论认为，人们通过语言建构对世界的体验和认识，表征实践活动的过程和参与者，影响人际关系，组织语言环境。这三大元功能描绘了语言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全景。同其它的人类实践一样，语言活动具有改变世界的功能。从元功能理论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给韩礼德的语言学理论打下深深的烙印。

另外，推动社会进步是两者共同的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倡导社会和谐、民族平等及文化发展^[27-28]。语言与社会、民族和文化紧密关联。语言可以增强社会凝聚力，提高语言共同体的成员之间的认同感。语言是文化的结晶，语言与文化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韩礼德将其落实到对语言功能变体的研究，提出要重视语言变体，发掘语言变体的价值，实施有效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对语言变体的保护可以维持语言多样性，传承语言变体所代表的文化，促进使用各种语言变体的民族、社团、组织、群体的稳定和发展。

二.   马克思主义语言系统观

按照韩礼德的观点，语言作为表达意义的资源，是由多个系统组成的系统网络（system network），每个系统代表了意义的选择^[22]xxvi。语言系统分为不同类型，如音位系统，词汇语法系统，语义系统等等。系统呈现的是语言内部的纵聚合关系，表示语言结构的某一位置上有不同语言单位可供“选择”，这些单位能够互相替代。较小的语言单位“链接”成较大的语言单位，呈现的是横组合关系。系统功能语言学将纵聚合关系视为语言的根本组织原则，这是它区别于其他语言学理论的关键特征^[29]。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言描写主要是针对系统（纵聚合）关系。以系统网络（纵聚合）的方式表征意义的选择，“就能够观察到从组合的角度观察不到的现象”^[30]，从而为“分析语言内部和外部的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31]。

韩礼德将语言系统分为多个层次^[22]15。语言系统网络中的各个系统位于不同的层次上。语言系统可以依次分为音系字符层、词汇语法层和语义层，不同层次之间是实现的关系，音系字符层实现词汇语法层，词汇语法层又进一步实现语义层。以三大元功能为例，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分别由及物性系统、语气和情态系统以及主位和信息系统实现，而这些词汇语法系统又分别实现不同的语义系统。语境层是语言系统外部的层次，是语言活动的社会生态环境，语言的理解和使用必须参照语境。婴儿的原始语言发展为成年人的语言的过程中，语言系统的层次化程度不断加深^[32]24。

韩礼德在其经典著作《功能语法导论》中多次强调语言系统是一个整体，对功能成分的解释要参照整个语言系统^{[22]xiv-xxvii}。它的方法论和理论化模式是一种多系统式思维，也就是将语言这个复杂系统分成不同层级的子系统，从而将语言系统网络整体化。前面谈到，系统功能语言学重点研究语言层次上的纵聚合关系，这一点与整体式研究方法正好契合，因为用系统网络描写聚合关系比用规则体系描写组合关系更能全面地研究特定的语言层面^[33]508。

韩礼德认为语言是一个动态的意义系统。语言系统具有动态潜势，即系统可以编组非常长的、错综复杂的语义运动模式，并保持话语的连贯流动^[32]389。这种动态性在口语的小句复合体中表现尤为明显。在口语对话时，说话人将不同小句组合起来构成小句复合体，各个小句之间的关系或是并列的，或是从属的。小句复合体可长可短，听话人理解起来没有困难。不仅口语中的小句复合体是动态的，语言系统的实例——语篇同样具有动态性^[32]524。人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不断地从语言系统中选择语言单位，如小句或词组，逐步形成意义结构，连续的动态表意过程最终创造出语篇。

韩礼德和Matthiessen认为语言系统是不断进化的，为个人语言的发展和话语实例的创造提供必需的环境^[34]17-18。语言进化与人脑和社会密不可分。语言与环境相互作用时，听说生理器官由于表达意义的需要而进化，与此同时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也日趋复杂化，因此语言进化伴随着人脑进化和社会演进。韩礼德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发展同样体现了进化的思想。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发展是“进化式”而非“革命式”，韩礼德的理论是以先驱者的研究为基础，不断地积累新发现^[33]505。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构建“是一直受到该学科内部和其它语言学科与相关学科的疑问和驱动而慢慢发展起来的”^[35]。

“随着19世纪系统性知识的形成，马克思继承前人的系统思想，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形成了系统观”^[36]。马克思从生物学有机体视角对社会系统进行了深入剖析。首先，马克思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体制，这种有机体制“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37]236。也就是说，社会有机体具有整体联系特征。其次，社会有机体是复杂的巨系统，由不同的要素、层次和结构组成，包括政治、经济、观念等子系统，诸多要素、层次、结构、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再次，社会有机体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处于不断运动的状态中。马克思把整个社会当作一个动态的机体，“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38]102。另外，和生物有机体一样，社会有机体处于长期的进化过程中，组成社会有机体的各个部分互相竞争、协作，推动社会系统的发展、完善和更替。

对比马克思的社会系统观和韩礼德的语言系统观可以发现，两者是一脉相承的关系，韩礼德对马克思主义系统论有着深入认识和理解。马克思将社会视为具有普遍联系的整体系统，韩礼德将语言系统网络整体化，力图对其进行全面分析。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复杂巨系统，韩礼德则认为一个意义系统可以嵌入到另一个意义系统中，从而形成复杂的意义系统网络，语言成为系统的系统。马克思揭示了社会系统的组成要素、结构、层次等等，韩礼德认为语言系统由表达意义的“选择”纵向聚合而成，“选择”横向组合成为结构，语言系统是语言结构的体现。语言系统包括三个内部层次和一个外部层次。马克思认为社会系统是不断进化的，韩礼德从社会的视角来观察语言，指出语言在社会系统中发挥的功能决定了语言的进化方式。总之，韩礼德的语言系统观在多个方面体现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系统论的核心思想。

三.   马克思主义语言唯物论

韩礼德继承并发展了Firth等人关于语言的社会属性、政治式的语言研究等思想，以马克思唯物主义为基本遵循，建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语言唯物论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体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韩礼德将语言视为社会意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物质观。韩礼德认为社会互动的语言形式是语篇，语篇是意义选择的结果，语篇处在情景语境之中，情景语境决定了可以选择的意义潜势，这种选择反映了社会意义的组织原则^[39]125。将语言视作社会意义，意味着从社会角度诠释语言和意义。社会成员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建构和改变社会现实，语言在人类交往和社会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关于语言的物质性，马克思和恩格斯^[23]72-81说过：“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还具有‘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们的交往和联系都是物质性的，语言活动是交往和联系的典型形式，语言即是物质。韩礼德将语言的意义与社会活动联系起来，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语言与物质活动和社会交往密不可分，韩礼德、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识到语言、物质和社会的紧密联系。韩礼德^[2]163说过：“语言是物质过程和意义过程辩证统一的产品，因此意义变成建构性的。”也就是说他认为语言建构了包括物质和意识在内的社会现实，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语言影响了思想、观念、意识的形成。韩礼德将语言视为社会意义，认为语言应被视为物质，语言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由此可见，韩礼德的思想实质上就是实践唯物主义。

韩礼德从唯物主义进化论视角探讨语言的起源。韩礼德反对语言天赐说，“他更多地从人与人的交往、人的环境方面来解释语言起源”^[40]。韩礼德赞同语言进化论，“语言和人类一样是进化的产物，而不是人类制造出来的”^[41]117。社会因素推动语言的演化和发展。语言系统在人类社会中不断进化，各种语法模式及其意义都是进化的结果。“韩礼德认为应借助神经语言学、生物科学、考古学和遗传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来研究语言，并始终坚持进化的、历史的和唯物的观点”^[8]21。韩礼德和Matthiessen提出意义进化（semogenesis）思想，并从种系（phylogenetic）个体（ontogenetic）语篇（logogenetic）3个时间维度阐释语言的进化过程^[34]17-18。前面谈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语言和意识都是社会的产物。恩格斯还指出，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语言和劳动一起推动猿脑过渡到人脑，脑、感官、意识和抽象能力的发展反过来推动劳动和语言的进一步发育^[42]376-378。以上分析说明，在语言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上，韩礼德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是一致的，韩礼德遵循了唯物主义进化论。

韩礼德的语境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思想。Martin认为，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体系中，语言和语境被物质化了，语言是物质基础，语境是社会意义的上层建筑^[10]90。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种关注意识形态的社会行为，该理论旨在干预社会活动，解决与语言有关的社会问题。系统功能语言学在教育、医学、生态、法律等领域的应用体现了语言学理论对社会的影响力。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马克思^[38]32作了精辟的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产方式形成社会的基础，支配着思想活动、意识生成和社会交往，人的社会关系是由物质实践决定的。政治、经济、法律等意识形态反作用于物质生产和社会实践。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下，语境代表意识形态，语言实践改变或维持语境，从而影响意识形态。反过来，语境对意义的选择和组合有限制作用。人的语言行为影响意识形态，相当于社会意义作为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语境制约语言的使用或者社会意义的选择，如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力。韩礼德对语言与语境关系的认识，走的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的路径，系统功能语言学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

韩礼德深入考察了语言与社会平等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语言和教育来促进社会公平。他指出：“在等级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可能存在主要的语言差别。社会阶层被构建到语言中，通过语言得以确认强化，并代代相传。因此，语言发挥了加剧社会不平等的作用。”^[43]381韩礼德认为语言是创造和改变社会结构的重要资源，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有助于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平等问题。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就是关于社会平等的理论”^[44]。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基点，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建立了科学的平等观。平等与社会生产和物质实践密不可分。生产力发展不充分导致社会关系的异化和社会阶级的产生，从而造成不平等问题。实现社会平等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追求。韩礼德将马克思主义平等观延伸到语言学领域，指出语言学的社会责任就在于用理论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平等。具体而言，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教学法往往强调通过语言教学，使学习者有更多的机会接受科学教育、获取学术知识，从而提升社会地位，破解社会阶层差异。韩礼德和马克思恩格斯都注意到社会不平等与社会阶层密不可分，主张通过消灭阶层差异来实现社会平等。韩礼德对社会平等的追求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有机融入到系统功能语言学中。

四.   结语

研究发现，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包括语言功能观、语言系统观以及语言唯物论三个维度。韩礼德的语言功能观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倡导语言学理论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坚持通过语言改变世界，努力为推动社会进步贡献绵薄之力。韩礼德的语言系统观将语言视为分层次的动态意义系统，这个系统不断进化，对语言系统的研究要采用整体的方法，凸显了他对马克思社会系统论的深刻理解和高度认同。韩礼德指出语言是社会意义，也是物质，语言与语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体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韩礼德基于唯物主义的立场，提出语言是社会和劳动的产物，语言的发展是进化式的。不仅如此，韩礼德从唯物史观出发，主张通过语言和教育消灭阶级差异，追求社会平等。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在本体论层面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实践论层面坚持和贯彻马克思主义。韩礼德在他漫长的语言研究生涯中，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他所构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