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知识生产是研究者的重要使命，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生产活动。为谁进行知识生产？如何进行知识生产？是始终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两道难题。对于政治学研究而言，知识生产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如果说本国政治研究可以在本土情境中发展出具备特殊性的本土知识，那么比较政治研究就需要思考如何产出兼具本土价值和世界价值的一般化知识。因此，摆在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者面前的问题便是——为谁进行比较政治研究？如何进行比较政治研究？换言之，就是要明确中国比较政治知识生产的服务对象和具体路径。

比较政治是个舶来品。相较于本国政治的源远流长，中国的比较政治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被大规模从国外引进。对于比较政治的名称，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差异，例如，以中外政治制度替代比较政治；以世界政治统合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以国际政治、区域研究混淆比较政治。这些多样化的称谓代表了学者们对比较政治本体的思考。但是，如果要指明中国比较政治未来的发展方向，就必须要形成一个足够明晰也足够包容的最大公约数，抑或是中国儒家所说的“正名”。只有在这个“公约数”的基础上，再去探讨比较政治知识生产的服务对象和具体路径才有意义，使其名实相副。

什么是比较政治？从“学科”上进行考察，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一般下属三个子学科：本国政治、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2]。此处所指的政治学特指狭义的政治科学，将偏向于哲学的政治哲学（包括政治纯粹理论研究、政治思想史研究等）与政治科学并列，将行政管理纳入到公共管理与政策科学中而不参与此讨论。从类型学的角度来说，比较政治似乎是一个剩余类型（Remaining Type），即政治科学除了本国政治与国际关系以外的所有政治研究，都属于比较政治研究范畴（如图1）。因此，由于领域内研究议题的庞杂，比较政治似乎很难进行一个较为精确的定义。那么，是否可以将比较政治等同于外国政治呢^[3-4]？这显然是不可取的，这种区分忽略了外国政治研究实际上存在两种情况，即国内政治研究和国家间政治研究。后一种研究所代表的是国际关系，而前一种，自然就是比较政治。由此，比较政治似乎可以进行一个尝试性定义。在进行定义时，首先需要避免使用“比较方法”进行定义而在逻辑上造成的同语反复，然后再以政治科学同一次领域内的本国政治和国际关系对比较政治进行逼近。所以，本文对比较政治的尝试性定义如下：

图  1  政治科学学科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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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是以研究跨国（或非本国）国内政治为研究对象，对政治现象（行动或结果^[5]）进行描述、解释或探索^[6]82，从而形成一般性规律的政治科学次领域。

在确定了比较政治的定义之后，就转入到比较政治的知识生产之上。尽管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尚未完全进入成熟的发展阶段，但学者们在对比较政治这一领域本体的自省探讨中产生了明晰的主体意识。然而，这一主体意识还常常处于对本土化和世界化争论的撕扯之中。因此，对本土化和世界化进行正本清源，才能使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融本土与世界为一炉，使得比较政治真正成为有益于全人类的“世界之学”。本文认为，中国政治学想要在国际政治科学学术共同体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国际政治学知识体系贡献力量，构建中国的对外话语体系^[7]，那么中国学者们就需要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国比较政治学需要全面欧美化。相反，中国学者们需要在研究中国本土问题中寻找出更多代表普遍价值的一般性规律，“中国式现代化，……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8]22诚哉斯言。中国式现代化的优点在于摆脱了欧美学界的西方中心主义窠臼，为世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提供更多有益经验^[9]，探索并产生了一条适用于广大后发国家政治和经济建设的道路。因此，便需要发掘本国政治研究中的特殊经验，对已有的知识做出系统性回应，明确新结论在知识系统中的位置^[10]，并抽象出有益于整个理论体系的一般知识。这也是本文之所以使用世界化（Globalization）而非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的重要原因。因为对于中国比较政治的知识生产而言，所面向的应当是服务于包括整个人类的全球性（世界）知识，而非是为了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而特别区分于欧美的地区性（国际）知识。

一.   自发−自省−自新：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主体意识的觉醒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可以分为三个不同阶段。第一和第二个阶段是对现有学术史的描述与总结，而第三个阶段则是对未来的展望。通过对三阶段的阐释，将揭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中主体意识的逐渐觉醒，以及这一过程中“本土化”梦魇的产生原因。

一   自发阶段：译介、学习与模仿

中国国内对比较政治的研究起始于国别政治研究，尤其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非洲等后发地区。从事研究的核心力量主要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域的相关学者，其主要成果发表于北京大学所创办的《世界政治资料》（现名《国际政治研究》）。之后，随着对研究论文^①和著作^②的译介，欧美学界关于比较政治研究的本体论讨论也相继进入中国，中国学者也逐渐开始展开讨论。其中，王沪宁所著《比较政治分析》是国内学者较早地明确以比较政治为题的政治学专著。在这一阶段（约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前10年）中，中国学者产出了大量关于比较政治的论文、专著与译著^[11]。总而言之，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在这个时期尚处于学术积累阶段，主要工作是对欧美比较政治理论的译介，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学习与模仿。就比较政治的知识生产而言，本土学者尚未产生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乃至对国际比较政治研究有足够影响力的原创理论或范式。但是，在不断积累中，本土学者已经逐渐开始将研究重点从宏观理论建构转移到中微观政治现象，如东南亚国家的政治转型与精英政治（尤其是新加坡）、欧洲国家政党政治等。与此同时，区域国别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精进，从关注欧美到后发国家区域，尤其是东南亚地区；从单一国家的描述性研究，到多国或区域政治的解释性理论构建。

在这一阶段，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注重接受国外比较政治的前沿理论，而不太注重这些理论是否为中国比较政治所需要。学者们的研究是为了适应中国改革开放和与世界接轨的需要，而非为了促进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因此，中国比较政治的主体意识尚在萌芽之中。这种状态最好的例证就是本土学者对新加坡的研究。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人民行动党治下的新加坡打破了欧美民主模式，倡导“亚洲价值观”，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并快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③。这一政治现实与中国改革开放和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学者们迫切地希望从新加坡的发展经验中寻求中国的改革之道。这种潜藏的学术志趣，实际上是中国政治学者们研究中所暗含的主体意识，也为下一阶段关于“中国比较政治该如何发展”的讨论埋下了基础。

二   自省阶段：碰撞、反思与创新

经过30多年的知识积累，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后蓬勃发展，并产出了一批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与反思的研究^[12-17]。值得注意的是，比较政治的知识生产往往同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生产和学科发展相关联，诸多学者都在相关论文中进行了表述。而此处对比较政治知识生产的讨论将对本国政治的讨论排除在外，因为这并非本文的重点。本土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应当迈出自己的道路，而不局限于欧美既有理论。就具体的路径而言，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总的来说在知识生产上有四条路径：（1）继续“补课”，尤其是研究规范与研究方法的课^{[18, 19]Ⅰ-Ⅲ}，这些讨论不涉及关于本土化的问题。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虽然经过多年的译介和学习，以及归国学者对研究方法的引进，但在规范和方法上仍然难以称之为科学研究，与国外前沿研究仍然存在差距。（2）比较政治研究是以中国视角关注中国治理需要^[20–22]。这种观点认为，比较政治研究归根结底是为中国治理所服务的，因此不论是研究视角、研究方法，还是人才培养和知识背景都需要注重中国烙印。（3）提炼中国经验供给世界比较政治知识生产^[23-24]。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应当与国家政治科学研究接轨，而不局限于一国或地区的特殊模式，注重对国际政治科学知识体系的理论供给。（4）中国与国际比较政治研究应当互补、共存、融通甚至相互滋养^[25-26]。这种观点尝试调和中国政治学本土化与世界化之间的张力，主张通过本土化走向更高质量的国际化，同时依托不断的国际化来带动更深度的本土化。

这些观点很难评判对错如何，但很明显地体现出了中国学者已然开始思考“中国比较政治未来朝何处去”这一关键问题，反思与内省才会成为这10年间的主流。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中国经验与中国案例应当在比较政治知识生产中扮演何种角色，并将其与已有的比较政治知识积累相对照。学者们不再满足邯郸学步，而是开始挑战欧美既有理论。诚然这种变化同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变化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学者们意识到了中国经验对欧美所建构的比较政治知识体系的冲击，以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中国比较政治知识体系的重要意义。

三   自新的未来：亟待解决的本土化争论

时至今日，毋庸置疑中国学者们的本体意识，但是也应当看到关于比较政治主体性诸多讨论中所产生的龃龉。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这些讨论往往将中国政治学发展话题作为讨论的旨归，而使本国政治（中国政治）、比较政治，乃至国际关系混为一谈，忽略各个子领域的不同研究倾向而产生对本土化和世界化的不同态度。对于本国政治而言，本土化所带来的特殊性是其所喜好的，而世界化所带来的普遍性是研究中一种珍稀的副产品，其普遍价值往往局限于本国，甚至于某省某市。而对比较政治而言，固然特殊性能够揭示普遍结论中的“变异”而颇具价值，但更为重要的责任是将特殊经验转换为一般性知识的面貌，从而为整个人类提供普遍化原理。而本文讨论的比较政治本土化与世界化之辩，其重点问题正是作为“洋学问”的比较政治移植到中国之后，需不需要对其知识体系进行重构，亦即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对象、研究议题与研究范式，例如“使命型政党”是将中国共产党作为对现有理论中政党类型的一种扩充，还是将其作为一种普遍的政党驱动国家发展的范式；“全过程人民民主”如何在实践中验证社会主义民主的科学性，又如何为世界民主进程发展提供新思路和新智慧^[27]。

如果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想要从自省阶段迈入知识的自新阶段，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中国比较政治本土化与世界化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就是中国比较政治的知识生产如何在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上去更好地调适，乃至于修正世界比较政治知识体系。中国比较政治发展到今日，已然不得不直面这对关系，而不能够仍然采用自省阶段的调和式方案。只有中国比较政治学者自身不再迷茫，才能产生足够的勇气面对欧美比较政治知识体系，使其他国家的研究者们尊重并认可中国比较政治研究。

二.   重塑与再生产：本土化与世界化的重新理解

如何重新理解中国比较政治的本土化与世界化？首先在梳理和借鉴社会学本土化争论的基础上明确比较政治的本土化和世界化究竟“是什么？”，以适应比较政治知识生产的需要。这里文章将回应比较政治“为什么”需要本土化和世界化。

一   何谓本土化？何谓世界化？

之所以选择社会学作为借鉴对象，原因有三：一是国内社会学在研究规范和研究方法的补课上要比政治学要早，可以规避认为政治学仍然需要补课的观点；二是社会学相较于公共管理、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与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存在很大交集，且同样更关注理论而非政策，可以回应对社会学与政治学异质性的疑问；三是社会学的本土化争论有着两篇标志性论文，并引发国内社会学学者的广泛讨论，可以回答“本土化是不是一个真问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究竟追求是什么”两个至关重要的疑问。因此，基于政治学与社会学的共性，在继续深入讨论之前需要明确以下两个基本共识。第一，研究规范和研究方法是基于科学哲学、逻辑学与数学而产生的严谨知识生产规范，并不存在所谓的“美国标准”。这套规范适用于全部的社会科学研究^[28]。这三大支柱中逻辑学与数学的基本原理不受社会意识干扰，而科学哲学则立足于自然科学而反作用于社会科学，其知识结构源于探寻一般规律的自然科学。在谢宇^[29]与贺雪峰^[30]二文中他们都同意“至少逻辑推理和有据为证是一个学科中所有学者都应接受的标准”这一观点。第二，政治学与社会学作为邻近研究领域，之间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甚至在一些社会学期刊上，能发现一些优秀的政治学研究。例如《社会学研究》在2022年第1期所刊发的《科层为体、自治为用：居委会主动行政化的内生逻辑——以苏南地区宜街为例》就是很典型的中国政治研究。

社会学关于本土化的争论主要聚焦于议题、应用与范式三个方面^[29-30]：（1）议题本土化。研究中国议题是为了理解中国还是利用中国资料；（2）应用本土化。应用研究方法应当基于理解中国经验，还是基于美国社会学热点；（3）范式本土化。社会学是为欧美社会科学做修补，还是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学。从中不难发现，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是如何看待中国经验研究的问题，但相应地，也可以将相关争论迁移到比较政治研究上。比如，比较政治研究需不需要研究中国，研究中国是为了理解中国还是将中国作为资料？研究方法应不应当基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而不同，还是追求欧美的热点研究方法？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是去补充欧美比较政治知识体系，还是基于中国比较政治的本体意识？上述这些问题，比如研究方法的应用，在比较政治研究中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优秀的比较政治研究不在于研究方法的精妙绝伦，而在于研究设计和假设的精巧以及理论建构和阐释的完备。至于剩下的两个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在探讨本土化中的主体意识，分属于研究的学术和现实归宿。在对这两个归宿进行思考之后，对于本土化和世界化就应当有了比较明确的定义。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社会学的讨论对比较政治本土化定义的产生有所助益，但比较政治与社会学仍然大相径庭。一是社会学是广义研究领域（一级学科），而比较政治是政治科学的子领域（相对狭窄，二级学科）。这就使探讨比较政治研究本土化时，不能代入社会学的宽广思路，而需专注比较政治的研究范围。二是社会学知识体系完备，既可以研究本土问题，也可以研究国际问题，而比较政治主要关注跨国或单一非本国的国内政治。所以，比较政治研究很少涉及本土研究，而天然带有一种强烈的世界化倾向。

那么，比较政治研究的本土化和世界化究竟是什么？具体到研究中，本土化是“经验—理论”，即发现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重塑理论；世界化是“理论—经验”，以重塑后的理论解释经验，参与世界知识体系再生产。在这一过程中，（1）如何发现差距？除了在田野中对跨国（他国）研究对象进行深入且扎实的观察，还可以在中国本土寻找灵感。而对中国比较政治学者来说，二者不可偏废，但后一种才是更应当具有启发性。这并非要求中国比较政治学者们去研究中国政治，而是应当汲取本土研究的精华和理论成果。原因在于，中国足够广阔的地域下，各个省份或地区政治现象和问题集合的多样性，完全可以同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后发国家的发展经验相对照。（2）如何解释经验？首先，应当自信且大胆地将中国作为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案例进行阐述，而非片面地强调中国案例的特殊性而将其排除在外。如果在重塑阶段就过早的本土化，将会有碍于理论的世界化，而导致中国经验难以成为世界比较政治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其次，应当在研究时具备一种这样的意识：就是将中国经验视作广大后发国家发展经验，成为可比较的一部分，而撇除立场上的种族中心主义^[31]。

二   为什么本土化？为什么世界化？

在明确比较政治的本土化与世界化归宿在于重塑理论与参与知识再生产之后，便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比较政治研究需要本土化与世界化？这对比较政治的知识生产又意味着什么？当然，中国比较政治本土化根植于自身的主体性。但是，除此之外，中国的比较政治知识生产还能做些什么？

回答这些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从世界政治现实上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欧美所依赖的自由民主制正在失去维持政治秩序稳定的能力，而对任何一个政治行为体，内部秩序的相对稳定都是必需的，尤其是后发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则是一笔有利于其发展的资产。追溯历史，欧美先发国家在秩序代表的效率与民主代表的公平之间实现相对平衡。这一平衡支撑着欧美国家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内部的政治稳定。而当下，欧美国家面临内部严重的政治极化、左右民粹主义迭起以及身份政治催生的不容忍，这一切反映出欧美民主模式自身存在重大缺陷。这种缺陷在实行自由民主模式的后发国家同样存在，只不过后发国家很早就以政权频繁更迭和难以实现发展两种现象表达出来，而欧美国家则利用世界生产贸易体系的支配地位而实行福利政策，延缓缺陷的爆发。当黑天鹅事件爆发而严重干扰全球贸易链之后，欧美国家因支配地位而获得的生产剩余减少，福利政策很难维持，继而引发社会内部对效率与公平的争辩，形成政治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颠覆类似于“政党中间化”的经典理论。对于原本存在于贸易链下游的后发国家来说，如果实行自由民主制的同时遭遇意外事件（大规模灾害、外部干涉、战争等）冲击，则会进一步加剧政治秩序的动荡，甚至成为失败国家。而欧美民主失序与后发国家的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就成为中国比较政治发展的重要机遇。因此，我们必须明确欧美先发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之间的发展逻辑存在本质上的区别。那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可不可以为后发国家的发展提供借鉴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而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阐发不仅需要本国政治研究学者的努力，更需要比较政治研究学者以全球化的视野总结后发国家的治理得失，将中国经验作为理论模型构建的重要来源。如此，才能使中国比较政治的本土化与世界政治现实之间实现耦合，实现中国比较政治的世界化。

除了现实视角以外，还可以从比较政治知识生产的角度进行思考，即欧美现有比较政治学术知识体系与后发国家的发展现实之间的矛盾。简言之，就是后发国家应当如何对待欧美既有的学术知识，能否将其用来指导国家发展。从表面上来看，这并无问题。但实际上，欧美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西方中心主义正是“甲之蜜糖，乙之砒霜”。一旦不加辨别地接受了这些知识的灌输，就会不由自主地使西方文化统治合法化，无法形成独立的世界观，最终导致自我异化^[32]。这种知识中暗含着将现代西方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历史终结的倾向，忽略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将西方历史作为普遍适用于全部人类的发展经验，而非西方社会只能通过各种方式去模仿和适应西方模式来获得现代化进步。例如政党类型学研究就存在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缺陷^[33]。这种现象姑且称之为知识“规训”。除此以外，研究技术上也存在“规训”。以定量研究为例，研究者往往追逐前沿的方法技术，而不考虑从其他领域引入的技术是否与研究对象相契合，高度概念化的数据也同样容易忽视隐藏在数字背后的本土化背景，导致理论与现实相差甚远。现实被碎片化地裁剪为一个个数字，不复原有的鲜活。基于此，中国比较政治应当牢牢地把握住本体意识，摆脱知识与技术“规训”，遵从“经验—理论—经验”的上升式的研究路线，使理论适应现实，重塑理论，再既而参与到世界比较政治知识体系的再生产。在这一路线中，中国经验应与后发国家的发展现实相互印证，合理利用前沿方法（尤其是定性方法），深度挖掘隐藏在现实背后的普遍政治规律，形成既有中国本土化特色、又同时具备世界化特征的比较政治知识体系。

三.   融本土于世界：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方向

中国比较政治的未来发展应当如何发展？中国比较政治必须要牢牢把握本土化，才能使中国经验不至于成为欧美知识体系的附庸，而后自主地与广大后发国家发展的普遍经验相结合，产生具有普遍价值的国家发展经验，最终反哺中国发展，以再生产的方式参与到比较政治知识体系的建构之中。

一   本土化与世界化的环节

在明确了中国比较政治的本土化与世界化在于重塑理论与参与知识再生产之后，就必须认识到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存在前后相继的逻辑关系，成为中国比较政治发展的两个大环节，并涵盖若干个小环节。正如图2所示，本土化与世界化二者之间存在重要的交合点，即后发国家发展普遍经验（d）。通过这一个交点，将中国比较政治的本土化与世界化连接起来，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土经验发展成为现代国家发展的普遍经验，从而在知识再生产中建构比较政治知识体系，在应用中反哺中国发展，乃至于为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提供参考价值。

图  2  基于本土化与世界化的中国比较政治发展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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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土化（a→d）的过程中，只使用中国经验进行知识生产的环节很少（如a、b）。原因在于，比较政治的研究范围不局限于本国经验，而牵涉到更广泛的跨国范围。具体到本土化路径中，就是在总结中国式现代化普遍经验的同时，也要注意对照后发国家的发展现实（c），并将二者相结合，产生代表后发国家发展的普遍经验。那么，什么是后发国家发展现实，又包括哪些国家、哪些现实呢？对于中国比较政治而言，所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或政治行为体都应当纳入到后发国家的研究视野之中，比如“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为代表的“东亚模式”，非洲的诸多失败国家。当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东亚模式”是正面案例，而失败国家是负面案例。但不论正面还是负面，后发国家的发展模式都与先发国家以殖民经济为发展驱动力的逻辑截然不同，即进入世界市场与全球贸易链从而实现国家发展。在世界化（d→g）的过程中，基本没有中国经验的身影，但实际上中国经验已经与后发国家经验融为一体，成为经验中的重要代表，乃至于一种发展模式（范式）。除此以外，世界化还意味着对国家发展普遍经验（f）的探索，并追求在再生产中重塑比较政治知识体系（g）。在探寻普遍经验的同时，还需要将先发国家的经验也纳入到中国比较政治世界化的进程中来，从而实现一种理想上的大统一理论。在世界化完成之后，并不意味着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结束，而是应当注意到只有将中国比较政治理论继续应用到政治实践之中（h），才助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及其他国家。之后，再回到总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起点（a），实现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避免出现再走欧美比较政治陷入“西方中心主义”视角的老路。

二   本土化与世界化的路径

在明确了环节之后，我们应当探索如何达成各个环节之间的连接（a→h），即本土化与世界化的具体路径。首先，要摒弃毕其功于一役的思维，即希望在完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经验总结之后再谈本土化的后续目标，充分认识到中国比较政治的本土化与世界化之间存在逻辑上的承继关系，但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除此以外，对于先发国家发展普遍经验的总结也可以先于本土化展开。这项工作作为世界化的重要起始环节之一，需要同时处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看待欧美产生的既有比较政治理论，二是如何寻找后发国家，尤其是中国与先发国家发展经验之间的共性。当面对已经非常完备的欧美知识体系时，我们很难从正面攻破其理论体系，而如果缺乏主体意识而将中国以及后发国家经验代入其中，则极易被其俘获。因此，对于中国研究者来说，我们可以尝试从细枝末节的议题着手，寻求中国经验、后发和先发国家发展经验中的公约数，实现小的突破，并不断积累知识，最后寻求大的突破，以不断填充的新知识破解“忒修斯之船”悖论，形成一个崭新的、具有世界化特征的比较政治知识体系。

其次，要重视概念、范式、议题和方法的本土化与世界化。研究者在围绕某一议题进行理论构建时，总是需要利用到范式和概念，而验证理论时会用到方法。对于中国比较政治来说，自然也无法例外。但在本土化和世界化的过程中，如何看待这些充满了欧美色彩的概念、范式、议题和方法则需要注意。对于概念，要重视重构而非创新，一个充满了本土化色彩的概念很难取得国际学界的广泛认同。虽然国际研究者们不仅仅只存在着欧美学者，但是后发国家的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学术训练是欧美化的，难以产生本体意识。因此，以一个重构的概念与他们进行对话的难度，要远低于一个原创的概念，毕竟中文语境与英文语境之间存在着沟壑，要减少语言的理解成本。对待范式和议题，应当认知到无论是在本土化和世界化的过程中，二者都面临着普遍化的挑战，因此提出某一新的范式或议题时，不应当只注重是否是中国需要的，而是应当关注其是否是世界需要的。关注中国需求是本国政治研究的宿命，而比较政治对中国政治研究的贡献，则是中国比较政治理论对中国研究的反身。对待方法，更要厘清其本来面目，不仅重视定量方法，更要重视定性方法。定量方法帮助学者们探寻隐藏在大样本后的普遍规律，而定性方法则可以探寻普遍之后的变异，更有助于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突破欧美比较政治理论的学术话语垄断。

最后，要正确处理其他研究领域，尤其是本国政治和区域国别研究之间的关系。从图2就可以发现，本土化的起始点在于中国政治（本国政治）研究，而不同于本国政治将终点放置在中国经验的提炼（b）上，比较政治需要尝试重塑比较政治知识体系（g）。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比较政治就不再需要本国政治的支持。与这种想法相反，比较政治的本土化正是牢牢扎根在中国研究之上，并根据中国政治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将之凝练上升，与后发国家发展现实相结合，成为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性知识。因此，中国政治研究实际上承担着比较政治研究的理论供给。未来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能否在国际学术中拥有话语权，中国政治研究是基础性角色之一。至于区域国别研究则是比较政治研究的另一个知识性基础。相较于政治科学对政治现象的关注而不得不产生的狭隘视野，作为交叉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不局限于某一具体的研究领域，尝试沟通跨领域之间的交流，由此所产生的理论成果将扩展比较政治研究的视野，并提供充分的研究质料。实际上，对于一些关注于政治领域的区域国别研究优秀成果，也很难判别它究竟属于哪个领域，这一现象也为比较政治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之间的交流提供坚实基础。

归根结底，我们反对的是极端的本土化和世界化主张，这两种极端倾向只会有损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全面发展。在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新时代大背景下，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知识生产必须扎根于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发展普遍经验，将本土化与世界化的争论转化为对欧美知识体系的重塑与再生产，将中国比较政治的知识生产扎根于厚实的理论和现实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