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和消除贫困是世界性难题，也是人类发展的共同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减贫跨越了40多年艰难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数亿农民摆脱了贫困，过上了小康生活。但是，国际话语体系中西方话语霸权和敌视中国的“有色眼镜”依然存在，对中国贫困治理成就存在误解、质疑、抹黑和批评，中国对外话语影响势微，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中国脱贫攻坚成就为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提供了丰富深厚的话语资源，也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因此，我们可依托中国贫困治理这一社会实践，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研究，为提升中国国际传播能力提供建设性意见，进而助力中国国际减贫合作，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一.   对外话语体系与中国扶贫研究

话语，传统意义上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使用单模态或双模态的口头语和书面语；现则指除文字、语音符号之外，还有图画、颜色、舞蹈、建筑、影像等非语言符号要素融合的社会实践行为。在交际活动中，人们常常同时运用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以及语言、图像、动作、颜色、声音等多种符号资源来构建意义和意图^[1]。话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行为，根源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具有再现、建构、变革社会现实的功能，进而影响并形塑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话语体系指围绕某个话题或在某个领域展开的系统论述，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就有什么样的话语体系^[2−3]。一个国家的话语体系综合展现了国家的追求、梦想、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国家文化与文明在话语学层面上的再阐释^[4]。对外话语体系就是用中国思维向外部世界阐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思想理论体系，最大限度地缩小中国话语体系与国际话语体系之间的差异。对外话语体系并不是只针对国际社会、与国内无关的一套独立话语体系，而是中国主流话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反映其基本原则、重要理念和核心价值。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引起高度关注，也面临诸多挑战^[5]。

中国贫困治理话语体系植根于中国本土，是中国反贫困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结晶。贫困治理是国家或地方政府对贫困的全过程管理，宏观方面涉及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在解决贫困问题中的关系和责任，为消除贫困所采取的战略和政策工具以及贫困治理过程中的责任和问责；微观方面涉及对贫困的识别、分析、监测和评估等^[6]。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已体系化，在4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制度体系、政策体系和执行体系的减贫机制，各个体系协同形成合力^[6-8]，由此，贫困治理知识体系成为对外话语建构和传播的基础。中国贫困治理对外话语体系是对外话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外国官方和民众为对象，在对外传播活动中，用不同语种面向国际社会阐述中国贫困治理实践与思想理论的话语体系。

学界目前少见对中国贫困治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系统论述，现有研究主要围绕我国贫困治理的理论、实践成效以及传播的宏观和个案分析。对内传播研究涉及传播的媒介、途径、话语修辞策略等，如李红艳^[9]、肖韵蕙^[10]、蔡骐、吴梦^[11]等对国内媒体报道的内容和各种主题所呈现的形象分析。中国贫困治理经验的国际传播日益受到重视，主要从“我者”和“他者”两个不同视角展开。“我者”视角探讨中国扶贫脱贫经验如何由内向外进行有效传播，涉及对外传播的媒介、途径和修辞策略以及传播的意义，如毕建录^[12]、赵懂文^[13]、候晓素^[14]、姬德强^[15]、贺文萍^[16]、焦梦、吴琼静^[17]、马云飞^[18]、李汇群^[19]、胡园园^[20]等等。“他者”视角主要基于外国媒体报道特征提出对外传播策略，如史安斌^[21]、曾文麒^[22]、黄敏^[23]、赫曦滢^[24]、熊道宏^[25]、王义桅和龙泰格^[26]、陆佳怡和蒋佳宸^[27]等等。另外，国内学者也对国外贫困治理经验以及中外扶贫展开国际比较研究。如邓燕、徐仲伟^[28]对中国与印度扶贫问题的对比研究，蓝志勇等^[29]和雷安琪、杨国涛^[30]比较了中国、印度、巴西三个国家的扶贫经验和成效。也有不少学者如王三秀^[31]、王志章等^[32-34]对日韩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社会救助制度和减贫策略以及中国与非洲、南亚、东盟、中亚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反贫困合作路径研究。

综上所述，中国在贫困治理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世界减贫做出了巨大贡献，提供了宝贵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但是中国贫困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国际学术话语权依然较弱，中国贫困治理对外话语体系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分析框架比较少见，案例研究大多局限于官方话语和媒体话语，区域国别传播效果研究薄弱。唐青叶、贺靓^[35]在讨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时指出，建构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要挣脱西方话语体系的束缚，洞悉中国话语体系与西方话语体系的内在关联性和独特性，同时要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因此，建立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对外话语体系的整体研究范式是当务之急。

二.   构建中国贫困治理五大对外话语体系

对外话语承载着向国际社会展示个体、公众和国家形象的使命。为了让国际社会了解并认同中国贫困治理，我们不应仅仅满足于自身的话语体系建构，即内宣话语，还应将它翻译成不同语种并进行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不单单是由内向外传播，也包括由外向内传播，即把全球贫困治理现状和贫困治理相关知识传达给本国民众。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外话语研究应当包括自身话语体系的解构、对外话语（目标语的话语体系及其贫困治理相关知识）的建构以及国际传播等领域。对外话语建构在系统梳理史料的基础上，需要进行通用翻译和专业翻译，用目标语去建构贫困治理的专门知识，形成贫困治理知识体系。正如郑永年^[36]69所言，“中国缺少一个能够向外在世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因此建构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知识体系势在必行。在此，我们突破传统的“形式/意义”两个层面，从符号媒介、结构形式、语义内容、实践语境和意识形态五个层次^[37]开展中国贫困治理五大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研究，如图1所示。

图  1  中国贫困治理五大对外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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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贫困治理对外话语符号媒介体系

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化的世界，我们的话语、思维及其传播都离不开具体的符号与媒介，符号制造和消费是一个社会化过程。符号媒介体系是指生成话语的符号系统，包括符号（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系统和媒介系统（载体、组织、机构、人力资源等）。不同的媒介载体和符号资源存在于不同的组织、机构和人力资源系统中，同时会有不同的主体和受众，直接影响着符号媒介体系“怎么建”“通过什么建”“谁在建”等建构要素。在现实的组织机构和人力资源系统中，话语建构受制于权力博弈，人的识解受制于符号，人与符号处于一种互动互构关系。根据信息媒介和符号资源的差异存在不同的受众群体，如听众、读者、观众^[38]1。基于受众媒介资源的偏好，综合使用文字、声音、图像、动漫、颜色等多模态符号，从受众接受的角度进行符号选择和表达，实现符号传播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探究不同国别区域受众的文化独特性，提炼和总结世界共享的话语符号媒介体系；同时，打破国际主流多模态传播平台被西方话语垄断的局面，加强中文媒介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国际中文空间的舆论质量，建构融通汉、英、法、俄、阿拉伯和西班牙语等多语种全球传播对外话语体系。

在中国贫困治理对外话语传播体系中，各个国家虽然传播着对中国贫困治理话语符号的认知，但在话语符号互动中彼此却并未分享着共同的意义，贫困治理话语符号误传、误读时有发生。本子系统的客体即符号本体，有具体形态。在国际传播中，文化符号是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国外受众对中国文化符号的认知普遍集中于对中国特色历史文化符号，如孔子、长城、武术、中医、瓷器等；而对中国当代文化符号尤其是农耕文明符号知之不多，具有新时代特征的中国发展话语符号如“三农”符号、乡村振兴原创性符号未能在海外产生同样的影响力，不利于当代中国乡村形象塑造和文化价值表达。因此，需要提升脱贫地区的符号资本，将当地特色资源“符号化”，保留贫困乡村具有精神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如落后乡村老照片等旅游扶贫符号。当今，社交媒体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平台，国际社交媒体Facebook、Twitter、YouTube、Instagram、Tiktok以及国内社交媒体如微信、微博、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有着不同的语言符号表征与受众群体。由此，我们可以把脱贫地区特色符号资源和“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贫困治理概念术语外显为具体可感知的多模态符号，结合自塑与他塑路径双向建构对外话语体系，借助不同平台的传播特点以及受众偏好打造脱贫地区的“符号”资源，使之转化升级为人们接受和认可的符号资本。另外，中国主流媒体纷纷在海外社交平台建立自己的官方账号，积极布局，主动发声。多元化的个体和平台可以成为中国扶贫故事的重要讲述者。社交媒体具有多模态性、即时性和互动性，我们可以藉此讲述脱贫攻坚征程中的中国奇迹，讲述普通人脱贫致富的鲜活案例和感人故事，拉近与受众的距离，跨越文化障碍，形成价值观的符号认同，从而构筑融通多语种多模态的对外传播符号准则体系。

二   中国贫困治理对外话语结构形式体系

讲好中国故事要建构其基本叙事结构，有意义的事件有其基本逻辑关系，这是人类交往沟通的基本前提。但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叙事在其表现形式和价值取向方面会有所不同，因为话语是被社会结构所构成的，并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39]64，是某一特定文化中组句成篇的特定方式，一种约定俗成、相对稳定的语言使用习惯，是文化因素在语言运用中长期积淀的结果^[40]191。结构会体现阐发某一命题时所构建的内在逻辑框架，话语体系植根于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因而有其独特的逻辑,而这个逻辑正是话语体系得以运行和产生实践效果的基础和保障。中国贫困治理对外话语结构形式体系包括两部分：一是可以直观的话语符号实体外在形态，如类型、组件、模态等；二是时空维度的内在的组合方式，如模型、模式等。二者从话语微观和宏观结构层面搭建对外话语体系的支柱。

所谓模态，即一定条件下话语的时空结构特性，涉及结点、网络、通道等。中国贫困治理对外话语的多模态性体现在多样性的语种、符号、结构等。唐青叶、申奥^[41]区分了中国贫困治理对外话语六大结构子系统，即线性结构系统与非线性结构系统、表层结构系统与深层结构系统、微观结构系统与宏观结构系统。具体而言，基于模态，从符号组合考察，线性结构是话语的基本组织形式，中国贫困治理对外话语符号的线性结构是话语符号的线性序列和多模态符号交织构成的线性排列。基于某一（些）话题展开与主题推进，多模态话语有五种基本模式^[42]，存在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43]57-62。从话语本体层面考察，话语结构是话语意义阐释的基础，在语言处理中起中心作用^[44]。从超话语宏观层面看，话语结构是政治运行及其合法性的必然选择，承担着一定官方职能的规则、机构和制度设置，或非官方、未被公开认可的那些规则、惯例和体系^[4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治理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了水平治理与垂直治理的复合结构^[46]。其中，水平治理结构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二是中央统筹多部门合作的“一中心多部门协同治理”，三是针对多维贫困问题所形成的行业扶贫、专项扶贫和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垂直治理结构则具有“自上而下”为主、“自下而上”为辅的双轨制特色，这样可以保证减贫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以及底层行动及时向上传递的协同机制。“救济式”“变革式”“开发式”“攻坚式”“精准式”“振兴式”等单模态或多模态扶贫模式的阐释与总结，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中国特色反贫困模式，这为中国贫困治理对外话语体系建构和传播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资源，是确保把制度和实践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的前提，也是中国贫困治理自主知识生产的保障。

三   中国贫困治理对外话语语义内容体系

结构形式是话语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语义内容是话语体系的灵魂，二者在具体的话语体系中统一于一体，密不可分，互为存在条件。语义内容存在五大类型：符号意义（概念本义，即主客观经验的符号化和事件语义）、构式意义（简单加合其构成成分无法得出其整体意义的部分）、主题意义（单个或多个主题句内涵及其关联含义）、语境意义（情景、文化、上下文等因素带来的附加义）、主观情态意义（说话人的感情色彩义、逻辑补足义等）。

中国贫困治理话语中的符号意义是对外话语的语义基石。贫困治理符号概念上下位关系形成概念树，是中国自主贫困治理知识体系的核心部分，是对外传播的本体内容，凝聚和浓缩了中国哲学思想、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这些概念符号源自于中国本土，如与“三农”相关的符号：农村符号、农业符号、农民符号、乡村振兴符号等。中国广阔的农村和轰轰烈烈的扶贫事业使得农村成为讲好中国扶贫故事的主导符号，譬如：农家乐、民宿、种植地、驻村第一书记等；农业符号是中国扶贫话语语义内容真实性的保障，譬如：贫困县、产业扶贫、生态移民等；农民是中国扶贫的中心，是整个扶贫进程中的受益群体，如：贫困户、农村低收入人口、弱鸟先飞等。所谓构式，指的是话语体系中与语义内容配对的符号建构形式。任何一个构式都是形式和意义的对应体，不同构式其意义也不同，不同语种的同一构式其意义亦不同。譬如：“扶贫”（“谓词+宾语”构式）外译，汉语原义是帮扶+贫困对象（贫困地区、贫困户、低收入人口），根据语境省略了部分话题成分，简称为“扶贫”。目前“扶贫”英译有多种，如poverty reduction、poverty alleviation、poverty governance等，突显的是治贫过程和结果，省略了所指涉的具体对象，但却未展示“扶”这一关键行为。“扶贫”是中国贫困治理的核心术语，包含“帮扶”和“减贫”之义，体现了独特的家国叙事和社会动员色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内核，是对西方减贫话语的超越。

主题意义是语义内容体系的核心概念，通过某一（些）话题的展开，延续某一（些）主题意义。话题是话语陈述的对象或说话的出发点，通常是人和事、概念或命题，可以由名词、名词短语或小句等充当，主题意义即话语的主旨、核心或中心，由若干主题句或句群表达。一个（些）话题的延续与转换的同时，连贯性推进了话语的大小主题，不存在无话题的话语主题^[43]15-21。从知识生产角度看，话题构成特定知识领域的概念系统，是人类认知思维体系的基本单位，是理论的构成要素，由其架构的内容是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基石。具体而言，对外讲述中国扶贫故事，相关概念如“他扶”“自扶”“民本”“六个精准”“五个一批”“两不愁、三保障”“精准扶贫”“绿色扶贫”“合力扶贫”“智力扶贫”等源于在地化知识生产，承载着思想、思维等抽象虚体，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念和文化价值观，并融汇了人类共同价值。扶贫话语中的隐喻意义与话语主体的情感、意图、价值取向直接相关，属于主观情态意义，譬如：“阳光扶贫”，不是“阳光”与“扶贫”两个词义的简单相加，而是指把扶贫政策晒在阳光下，织密扎牢制度的笼子，建立起不敢腐、不能腐的长效机制。对外话语的语义内容不仅来自于符号与结构, 还依赖特定的语境，因此，中国贫困治理对外话语建构必须区分不同的实践语境；否则，受众无法准确理解其意义。海外受众误读中国往往是因为对特定事件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缺失造成的。

四   中国贫困治理对外话语实践语境体系

语境的定义比较宽泛，可以包括情景语境、上下文语境、文化语境和认知语境等。语境是话语以外能够决定意义选择的因素，这些因素亦受到作者对交际渠道选择的影响,由此共同对话语的整体意义建构发挥关键作用^[47]。话语即行动，“话语”是“行动中”的话语，话语用来从事某种实践活动^[48]，因此实践语境是理解话语建构及其成效的终极准则。作为参与具体社会实践的话语，能否在传播中得以维系和传承，取决于贯穿其中的“话语体系”。中国贫困治理对外话语体系的符号媒介、结构形式以及内容被编织入语境的共识里，建构融合历史、文化、实践和接受等不同的语境要素，形成情景语境、历史语境、本土语境、国际语境等多个维度。语境对传播效果产生影响，充分利用这些语境因素，可促进对外阐释中国贫困治理思想的历史性、时代性与实践性。

从实践语境来看，首先，系统耙梳中国70多年来救济、变革、开发、攻坚、精准式扶贫以及全面脱贫话语体系的历史语境，话语体系要能反映中国扶贫实践历史嬗变，把握中国扶贫进程中的规律，使对外话语体系能够建构在中国贫困治理思想及其话语体系基础上。其次，消解霸权话语体系，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传播语境，尊重文化多样性和认知差异，形塑一个多元、包容、平等的国际交流秩序与空间，构建中国扶贫话语的国际传播语境。再次，从减贫这一全球重大现实问题和各国本土关切问题出发，运用跨学科、跨文化、跨区域国别研究方法，加快建设中国自己的全球传播媒介、平台与网络。深耕接受语境，准确定位受众的思维模式、阅读习惯、审美特点，基于云端、超高清直播和虚拟现实技术打造“在线即在场”的语境，提升临场感、参与度和共情体验，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寓于其中，让中国贫困治理对外传播走上专业化、市场化、中国化、本土化和全球化道路，创建中国特色扶贫全球传播新格局。最后，实践成效提升话语力，基于精准扶贫实践语境，从社会治理角度总结中国精准扶贫九大话语子体系：目标体系、责任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投入体系、动员体系、动力体系、监督体系和评估体系。这些体系是中国破解贫困问题的机制保障和具体举措，理念的落地依赖切实可行的抓手，即行为性构建。因此，将扶贫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和传播与国内减贫事业统筹到实践中，将理念转化为行动，知行合一，推动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理念、目标与行动的统一。

五   中国贫困治理对外话语意识形态体系

全球减贫需要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念基础。贫困治理作为国家层面的社会实践，通过话语进行表征，在不同语境中，这一话语实践常被各自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所影响，被构建成不同属性的实践类别。因而在研究和实践不同文化和制度下的贫困治理时，需要深刻领悟其意识形态体系。意识形态是话语的思想内核和价值基石^[49]，故也称之为观念思想体系。它是人们对客观对象的总的评价、信仰和价值系统，为政治系统提供运行的总的规则和价值趋向，即目标和原则^[45]。对外话语体系是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形式。贫困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承载着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对外话语通过话语主体、受体、客体、载体传播价值，提升全球受众的共情共鸣。全球化时代，各国历史背景、经济水平、制度和文化差异引发的思想观念分歧和意识形态斗争日益突出，国际话语权的核心是国家意识形态。因此，建构中国扶贫对外话语体系，需要正确认识由于意识形态不同造成的话语分歧，突破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壁垒，寻求贫困治理的价值逻辑，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听得进、听得懂，从而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掌握国际话语权。

梳理当前国内外关于中国贫困治理对外话语的意识形态现状，主要有如下四大类：（1）价值标准统一论。中国消除贫困，走上共同富裕道路，必须要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统一起来，单方面强调生产力或生产关系，或导致两极分化，或导致普遍贫穷^[50]。（2）所有制决定论。所有制决定分配制，财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只有充分保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就不会恶性发展到两极分化的程度，可以在合理的限度以内加以控制，最终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51]。（3）治理历程论。中国贫困治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贫困治理道路，形成了贫困治理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经验 ^[52]。（4）人民中心共富论，即“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扶贫减贫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反贫困实践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全民共同富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求^[53]。“共同富裕”概念由毛泽东1953年首倡以来，邓小平“先富共富论”以及开发式扶贫、攻坚式扶贫、精准式扶贫等都是“以人民为中心”中国特色扶贫减贫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毋庸置疑，人民中心共富论因以增进民生福祉为宗旨更具有道义感召力，也更易于被外国受众理解，话语力更强，并能在实践中对相关国家起着借鉴作用。因此，我们要主动发声，聚焦“以人民为中心”减贫思想，打造对外话语的意识形态体系。一方面，要求同。挖掘不同国家意识形态或价值观里关于民生的理念，寻找打动人心的中外价值契合点和共通性，基于本土化知识生产，总结中国贫困治理成功经验的世界意义，产生具有普遍价值的国家发展经验，使中国经验与后发国家的发展现实相互印证，最终反哺中国发展^[54]，践行“扶贫外交”，助力全球减贫，促进民心相通。另一方面，要存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其独特的历史演变规律，要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扶贫理念出发，加强对中国脱贫攻坚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和话语表征方式的研究，区分受众的接受语境，对中国贫困治理思想的国际传播策略、路径、模式及其效果和接受度进行实证调查和分析，探究不同国家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对贫困治理的影响。讲好这种差异，尤其是这种差异的合乎历史性与逻辑性，是实现对外话语有效传播的重要前提，进而增强价值观自信。因此，求同与存异并举，以人类对贫困治理的共同关切来突破不同意识形态的交流阻碍，促进融通中外的共情话语表达。

三.   结语

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是一个庞大而艰难的系统工程^[55]。本文尝试从符号媒介、结构形式、语义内容、实践语境、意识形态五层次，比较系统性地提出中国贫困治理五大对外话语体系的相关特征、内涵与建构路径。基于最低层（实体层）符号媒介体系，由下而上依次建构和支撑结构形式、语义内容、实践语境、意识形态四大体系（虚体层）；基于最高层（意识形态体系），由上而下依次统摄、制约和影响其他四大体系，从而形成对中国贫困治理话语的建构、翻译、传播各环节客观规律的认识。“五层次一体化”建构中国贫困治理对外话语体系，一方面需要梳理中国扶贫实践经验和理论，聚焦中国扶贫模式与理论创新，提炼其中的新概念、新表述、新思想；另一方面需要关注贫困治理话语体系中哪些概念或理念进入国外话语体系，哪些问题成为国际传播的障碍，哪些问题渗透影响到国外贫困治理实践，并发挥方法论的作用，清理并辨析国外对中国贫困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正读、误读以及尽可能还原和纠偏。该体系有助于理论上探讨“中国作为对象和方法”究竟在改革开放以来国际贫困治理话语体系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发挥了何种作用，亦可以进一步提高国际传播效能，明晰中国贫困治理话语建构与国际传播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推动贫困治理对外话语理论原创，提升中国扶贫和减贫的国际形象和国际话语权，促使中国贫困治理知识成为世界性的普遍知识。由各种话语体系组成的话语世界，既属于物质世界，又属于精神世界，既是连接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纽带，也是世界文明的载体。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贫困治理对外话语体系是中国给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阐释和实践，创新了全球治理理念，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