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现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数字劳动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正在全方面地重塑经济关系。在此背景下，数字劳动的相关研究已然成为学界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历史上每个时期都有一种生产劳动发挥着决定作用并主导其他劳动形式。自泰拉诺瓦于20世纪90年代正式提出“数字劳动”这一概念以来，学界对数字劳动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数字劳动”的概念已经演变为一个概括性的术语^[1]。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数字劳动以虚拟性、多维度、流动性为表征使得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呈现新的特征和变化，也在挑战着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而数字劳动的概念随之不断扩展其话语解释力、融通力。关于数字劳动是什么、数字劳动的当代表现形式是什么、数字劳动的类型和特征是什么短时间内学界存在众多争议和纷繁的讨论。为进一步深化数字劳动相关领域的研究，需要从理论脉络上对数字劳动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通过学术文献梳理发现，数字劳动的相关文献综述较少，其中对于数字劳动系统性、定量性的研究尚属于空白，也尚未出现基于CiteSpace软件对“数字劳动”领域的研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和理论内容可视化综述。而科学知识图谱可以清晰直观地呈现改领域研究的现状、热点和演进过程。为更好把握国内数字劳动领域研究的热点主题和趋势，本文使用CiteSpace软件对刊载于CNKI数据资源库平台十多年（2011—2021）来的有关数字劳动相关研究的核心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和梳理。从数字劳动研究的热点、主题、理论内容的时间线和前沿四个方面绘制知识图谱，并进行对数字劳动领域的内容、理论及研究争议的梳理，从而理清国内数字劳动研究脉络、相关知识结构构建和理论体系的发展。以期为国内数字劳动前沿研究锚定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并提供有益的参考借鉴。

一.   数据来源与分析工具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以“数字劳动”为检索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期刊论文检索，时间范围为2011年1月1日到2021年12月31日。本文选择中国知网中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版）类别作为文献搜索数据库。并对从中文数据库中检索出的文献进行逐篇筛选，剔除期刊选题、文摘、新闻报道、人物访谈等非学术类文章和篇幅较短、评述目录、网络首发暂时未出版的文献等后，共得到国内自2011年1月1日到2021年12月31日期间数字劳动领域的研究性文献187篇，并以此作为分析样本数据。

二   分析工具

文献计量学是数学与统计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凭借文献的各种特征（包括关键词、作者合作、机构合作等），描述、预测某学科或知识领域的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2]。CiteSpace是美籍华人科学家陈超美基于JAVA平台开发的可视化计量分析软件，该软件是科学计量学领域异军突起的知识图谱绘制工具^[3]。CiteSpace是一种文献可视化知识图谱软件，近年来被广泛运用于学科的综述当中，通过得到可视化的知识图谱，能够清晰客观的展现某个学科或是知识领域在某一时期内的研究重点以及演化趋势。本文通过CiteSpace软件（版本号5.7.R2），导入2011—2021年间计187篇中国知网中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版）文献数据，对呈现的一系列知识网络图谱进行分析，以深入挖掘数字劳动领域的研究热点以及演化过程。

二.   数字劳动的研究文献分布的统计分析

一   发文量和学科分布分析

（1）数字劳动国内相关研究发文量呈倍速增加

数字劳动文献的时间序列分布图可以反映数字劳动研究领域特定时期的研究状况，帮助预测未来的研究趋势和研究动态。统计2011年至2021年以来中国知网中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版）关于数字劳动的文献数量，得到期间国内关于数字劳动的发文时间分布折线图。如图1所示，国内数字劳动相关文献最早出现于2011年。根据折线图，数字劳动的发展阶段划分如下：第一阶段（2011—2018年），数字劳动的发文量缓慢增加，发文量较少，这一时期的研究性文献几乎是一条与横坐标重合的水平线，研究成果处于学术积淀期的萌芽阶段；第二阶段（2019—2021年）这一时期的发文量走势呈逐年上升趋势，相关研究成果开始逐步涌现。此外，三年来国内数字劳动相关文献发文量达到了89%，成果呈爆发式增长。

图  1  2011—2021年数字劳动文献时间序列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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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数字劳动研究涉及学科领域和期刊分布较为松散

2011—2021年时间跨度内检索出的有效数据共计187篇，文献分别来源于经济与管理科学、社会科学、信息科技、哲学与人文科学等学科领域。高频载文期刊分别是：《当代经济研究》9篇、《新闻与写作》8篇、《经济学家》7篇、《新闻界》7篇、《青年记者》6篇、《社会科学》6篇、《国际新闻界》6篇、《马克思主义研究》6篇，其余期刊载文量均低于5篇，共占比70.59%（见表1）。总体而言，数字劳动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表  1  2011—2021年国内数字劳动研究的高载文核心期刊

序号	期刊名称	载文量/篇	占比/%
1	当代经济研究	9	4.81
2	新闻与写作	8	4.28
3	经济学家	7	3.74
4	新闻界	7	3.74
5	青年记者	6	3.21
6	社会科学	6	3.21
7	国际新闻界	6	3.21
8	马克思主义研究	6	3.21
9	其他	132	7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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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发文作者和研究机构分析

（1）国内数字劳动研究发文作者的独立性研究较强

本研究通过CiteSpace软件的参数选取页面，选择Node Types中的Author，设置Node Lables中的Threshold（阙值设置选择）为1，时间跨度为2011—2021年，得到作者合作共现知识图谱（如图2所示）。统计结果显示2011—2021年间发表核心期刊论文3篇及以上者有7人，发表文献25篇。作者合作共现知识图谱显示，节点（N）有125个（作者），连线（E）有44条（合作关系），网络密度（D）等于0.0057，这说明该研究领域节点的（核心作者）共现网络密度较低，合作关系也就是作者间的合作较为松散、程度较低，作者合作不密切，学者研究较为独立。

图  2  数字劳动研究的作者合作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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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从图中可以看出，不同节点的大小不同，代表着作者的发文频次存在差异，图中的节点越大，代表作者的发文频次越高。发文频次超过3次的作者有2位，分别是吴鼎铭（5篇）和孙萍（5篇）；其次，发文量在2次以上低于5篇的作者一共有5位，分别是吴欢（3篇）、石先梅（3篇）、张志安（3篇）、温旭（3篇）和黄再胜（3篇）；排名前30的作者中有22名发文量均在2篇。作者发文频次与年份信息如下表2所示。从合作关系来看，主要有韩文龙和刘璐、谢芳芳和燕连福、卢黎歌和吴欢、黄再胜和朱阳、周孟杰和吴玮等、戚聿东和刘翠花，其发文量均超过了3篇。总体而言，十多年来“数字劳动”相关领域的高产作者较少，发文量较低，研究成果较为分散，尚未形成有较大影响的研究团队。

表  2  数字劳动研究排名前30的作者及发文频次

序号	频次	作者	年份		序号	频次	作者	年份
1	5	吴鼎铭	2017		16	2	周延云	2017
2	5	孙萍	2019		17	2	戚聿东	2021
3	3	吴欢	2016		18	2	彭兰	2021
4	3	石先梅	2021		19	2	丁述磊	2021
5	3	张志安	2020		20	2	刘翠花	2021
6	3	温旭	2021		21	2	蔡润芳	2018
7	3	黄再胜	2019		22	2	姚建华	2017
8	2	周孟杰	2021		23	2	燕连福	2017
9	2	周绍东	2021		24	2	吕鹏	2021
10	2	谢芳芳	2017		25	2	李彪	2021
11	2	蓝江	2021		26	2	韩文龙	2020
12	2	刘皓琰	2017		27	2	徐生权	2021
13	2	卢黎歌	2016		28	2	胡莹	2021
14	2	曲佳宝	2020		29	2	吴玮	2021
15	2	刘璐	2020		30	1	徐婷婷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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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数字劳动领域研究的发文机构分布较不合理

本文在CiteSpace软件的参数选取面板设置选择Node Types中的Institution，将Threshold设置为1，获得发文机构共现知识图谱（如图3所示）。机构合作共现知识图谱显示，节点（N）有109个（机构），连线（E）有40条（机构合作关系），网络密度（D）为0.0068，这说明该研究领域节点（合作机构）共现网络密度较低，机构间的合作关系较为松散，合作程度较低，合作不密切。从图3可以看出，机构的发文量在5篇以上的也仅仅只有4个，最高发文机构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9篇），其次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7篇），这表明数字劳动研究需要加强。

图  3  2011—2021年数字劳动研究机构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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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字劳动研究内容的高频关键词可视化分析：识别研究热点、主题和理论研究框架

一   数字劳动研究主题识别：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能够反应文献的核心观点和主题。本文借助CiteSpace软件对2011—2021年间187篇核心期刊论文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得到关于数字劳动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4所示），结果显示，节点（N）共有206个，连线（E）有285条，网络密度（D）为0.0135。图中关键词的节点圆圈越大，节点和线条的颜色越丰富，表示该关键词的频次越高，该领域的研究主题热度越高。由关键词共现图谱可以看出，2011—2021年间数字劳动研究领域呈现十大研究主题，分别是数字劳动 （频次为97次）、数字资本主义（频次为23次）、数字经济（频次为21次）、数字劳工（频次为13次）、数字资本（频次为10次）、数字技术（频次为9次）、劳动过程（频次为8次）、数字平台（频次为6次）、剥削（频次为6次）、传播政治经济学（频次为5次）。数字劳动研究高频词及频率表如表3所示，表4显示的是中介性大于0.1的前十名数字劳动关键词。

图  4  2011—2021年数字劳动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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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1—2012年数字劳动研究高频词及频率

序号	年份	关键词	频次
1	2016	数字劳动	97
2	2011	数字资本主义	23
3	2019	数字经济	21
4	2018	数字劳工	13
5	2018	数字资本	10
6	2019	数字技术	9
7	2020	劳动过程	8
8	2018	数字平台	6
9	2019	剥削	6
10	2019	传播政治经济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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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介性大于0.1的前10名数字劳动关键词

序号	中介性	关键词	频次
1	0.53	数字平台	6
2	0.52	数字经济	21
3	0.47	数字劳动	97
4	0.47	价值	3
5	0.42	数字劳工	13
6	0.39	人工智能	5
7	0.38	资本	4
8	0.33	零工经济	5
9	0.27	数据商品	3
10	0.2	数字资本主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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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由上面图表可以看出，数字劳动、数字经济、数字劳工、数字资本主义、数字商品、价值、人工智能等关键词最为突出，反映了十多年国内数字劳动领域的研究主题和热度。

二   数字劳动研究热点识别：关键词聚类分析

通过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可以直观地反映2011—2021年国内数字劳动研究领域的研究文献围绕哪些关键词群组展开。它能够科学地反映该领域的热点研究以及理解各大研究热点之间的主题关系，是研究主题的分支，在关键词共现图谱中以节点的分支出现，为更好地提高图谱的易读性，进行关键词的聚类分析十分必要。图5是2011—2021年国内数字劳动研究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如图所示，#0短视频、#1零工经济、#2数字资本主义、#3数字劳工、#4数字平台、#5异化劳动理论、#6工作伦理、#7技术、#8劳动解放、#9政治经济学批判、#10受众商品，是排名靠前的主要聚类标签。其中聚类序号的数字越大，代表聚类中包含的关键词越少，反之，聚类序号的数字越小，代表聚类中包含的关键词越多。聚类的模块值（Q）为0.8532，加权平均轮廓值（S）为0.9745，调和平均数（Q，S)为0.9098，这说明聚类结果是有效的、可信的。详细标签的轮廓值、聚类大小见表5。

图  5  2011—2021年数字劳动研究的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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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1—2021年数字劳动研究的关键词聚类表

标签	节点数	轮廓值	聚类名称
#0	28	1	短视频
#1	25	0.995	零工经济
#2	17	0.989	数字资本主义
#3	14	1	数字劳工
#4	14	0.995	数字平台
#5	14	0.987	异化劳动理论
#6	13	0.836	工作伦理
#7	12	1	技术
#8	11	0.98	劳动解放
#9	9	0.961	政治经济学批判
#10	9	0.91	受众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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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和表显示，2011—2021年间我国关于数字劳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大热点主题：一是关注数字劳动的内涵、构成要素和理论基础探赜，主要是对数字劳动的内涵、产生的原因以及本质剖析。聚类主要包括#1零工经济、#4数字平台、#2数字资本主义、#6工作伦理等主题。二是关注和探讨数字劳动的异化、资本积累及数字治理研究，聚类主要包括#3数字劳工、#5异化劳动理论、#7技术、#8劳动解放等主题。三是聚焦数字劳动的劳动价值论分析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分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数字劳动分析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域下的数字劳动分析两大研究视角。聚类主要包括#10受众商品、#0短视频、#9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主题。

三   国内数字劳动理论研究框架：基于热点主题图谱和文本内容的梳理

本文依据CiteSpace的知识图谱对2011—2021年的国内数字劳动研究文献的关键词信息等进行呈现，分析研究热点和主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关于数字劳动相关研究领域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学界一方面关注数字劳动的内涵、构成要素和理论基础探赜，一方面关注和探讨数字劳动的异化、资本积累及数字治理研究，另外还聚焦数字劳动的劳动价值论分析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且以数字劳动理论的劳动价值论分析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为理论依据和框架。此外，学界关于数字劳动理论的劳动价值论分析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主要从传播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两大研究视角进行研究的。

第一，关于数字劳动理论的评价和分析。如夏玉凡^[4]认为，福克斯的数字劳动理论对互联网用户行为的过度解读是片面地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导致了对数字劳动生产性的错误认识。而周延云、王佳亮^[5]则认为，福克斯数字劳动理论重构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肯定其对数字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主张反思个体应如何自觉地摆脱数字资本的控制剥削。

第二，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对数字劳动是什么以及如何进行阐释的讨论。一方面是为何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及其为何在数字劳动研究领域的地位和贡献独树一帜。如汪金汉^[6]通过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史的梳理，认为单纯基于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则会走向数字劳动研究的死胡同，数字时代的研究主体为媒体平台，主张寻求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融合点。而姚建华等^[7]则认为，传统劳动的研究忽视了人类协作和沟通的劳动意义及其价值，传播政治经济学由于富有开拓性地将传播与劳动联系起来考察，较为集中地、系统性地分析了信息与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于劳动具有怎样的独特意义，从而开辟出了数字劳动这一全新的学术领域。另外一方面，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底色，展开对劳动价值、权益保护、劳动力剥削和数字媒介的控制等研究，运用其独特的理论透镜回答数字化时代的数字劳动的媒介传播问题、主体性建构问题。如孙萍^[8]以媒介为切入，将媒介的概念化与传播机制在物质、时空等层面关联，窥视传播的物质性特性，扩展了媒介的定义和外延。

第三，关于数字劳工、数字劳动者的研究。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技术通过传播技术得以在全球吸纳整合闲置的、分散的劳动力，成为新的劳动力组织形式。从起源上看，数字劳工的研究主要起源于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激进马克思主义学派，并呈现专业数字劳工和生产性消费数字劳工两大研究方向^[9]。一般认为，在数字化时代，数字劳工依旧是依附于数字资本家新型的从事数字劳动的现代工人，并成为数字化时代无产阶级的重要来源^[10]。姚建华^[11]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总结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理论研究，认为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存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研究维度和框架，为学界下一步研究锚定了方向。吴鼎铭^[12]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考察了网络视频的众包生产模式中数字劳动者扮演怎样的角色，认为网络视频的生产是用户的生产性活动和知识性消费行为。从而为如何从产业规制、数字劳工权益保护方面推进中国相关数字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反思起点。此外，国内学者从数字劳工的价值生产、概念定义以及主体性问题展开众多研究和讨论。如徐婷婷^[13]则认为作为短视频平台生产的用户型数字劳动的价值生产可以生产剩余价值，用户是平台大数据生产的“原材料”。邹琨^[14]从数字劳动的生产性考察，认为数字劳动者既包含软硬件的生产者也包括数字平台的消费者。袁潇^[15]则认为移动游戏玩家是在数字劳动（玩劳动）中以生命时间换取劳动时间形成非物质劳动过程。持有相似观点认为互联网客户端的游戏玩家是数字劳动者的研究学者还有胡冯彬^[16]、宋嘉伟^[17]等。总的来说，在数字劳动中的数字劳工，是置身于虚拟生产过程中的。而在现阶段以技术主体性为表现形式、以资本主体性为根本规定的扩张态势中，这貌似是在给主体的自由和解放创造便利条件，实际却加深了资本逻辑对人的个性和欲望生产的抽象统治^[18]。

第四，关于数字商品和数字产品争议性的研究。传统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引发了包括通讯在内的一切事物的商品化。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仍然需要关注商品形式和资本的分析，它不仅仅促发着数字资本化与数字公有化的矛盾，还面临着经济危机向意识形态危机的转向^[19]。王姝楠、张开^[20]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数字商品是信息市场上进行交换的虚拟字符串，符合马克思对商品范畴的分析。余伟如^[21]认为，信息化时代的由私有制基础上的“元数码”所构成的“流量社会”使得日常行为得以生产受众商品、数据商品并建构起可以让资本增值的“商品空间”。

四.   数字劳动研究的前沿趋势和发展脉络分析

一   数字劳动研究热点主题的时间线图谱和演进趋势分析

使用CiteSpace软件制作数字劳动研究的关键词共现时间线图谱可以将数字劳动研究的高频热点关键词依照时间序列在横轴上展现，并演示出不同年份的研究热点情况。同时，不同节点之间的连线体现出关键词之间的联系，反映出研究的演进趋势和前沿时态。如图6为2011—2021年间我国数字劳动研究的关键词共现时间线图谱，时间切片设置为1，平均轮廓值S为0.9745，模块值Q为0.9325，聚类结果显著令人信服。图中关键词代表首次出现的时间，节点大小代表频次高低，连线的多少和颜色的深浅均能够反应该关键词的活跃程度，紫色外圈是高中介性的节点，颜色最深。从图中可以直观地反映出2011—2021年间该领域研究的演化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数字劳动研究的萌芽和积累时期（2011—2015年）；数字劳动研究的成熟和迅速发展时期（2016—2021年）。

图  6  2011—2021年国内数字劳动研究的关键词共现时间线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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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字劳动研究的萌芽和积累时期（2011—2015年）

这一时期研究文献比较少，核心期刊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几乎为空白，研究处于积累和萌芽期。这一时期的关键词主要是“工薪阶层”和“数字资本主义”，主要研究成果是丹·席勒、吴畅畅的《数字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与危机》一文，文章第一次将数字劳动领域的研究引入国内。文章探讨了资本主义危机中作为新经济的信息密集型产业如何在世界其他地区有来有往地展示“重新平衡”叙述的另外一面，并抛出一系列问题，诸如中国的雇佣劳动者、阶级的分化和再形成，并指出需要“进一步审视传播与媒介如何型塑被视为历史过程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阐释各种网络服务与应用程序如何、在多大程度上与阶级形成相互关联”^[22]。此外，还有两项研究成果值得关注，一是2014年复旦大学黄炎宁的硕士论文《数字劳动、拜物和消费性公民主体 ——以中国大陆新浪微博“杜蕾斯官方账号”为例》，作为数字劳动研究领域的第一篇硕士论文，作者以“杜蕾斯官方微博”为例，通过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路径研究新媒体数字劳动与免费劳工问题，揭示背后被遮蔽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以及占用、剥削的关系并认为企业微博意在营造与其品牌和产品相符合的消费氛围，同时将粉丝劳动占为己有，而“消费性公民主体”和拜物性意义建构是网民从事数字劳动的重要动因且具有强制性^[23]5。一是2015年武汉大学吴鼎铭的博士论文《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劳工”研究——网络“受众”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作为数字劳动研究领域的第一篇博士论文，作者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视角，研究网络“受众”与“劳动”“劳工”之间的互动关系，将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放置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社会情境之中探讨互联网产业如何将网民转化为推动产业发展的数字劳工，以及在此过程中网民如何“贡献”自身的数字化劳动。作者认为，网络技术具有工具与玩物双重属性。需要从制度层面来厘清和建构产业发展与网民使用之间的权责、原则、底线和共识，注重媒介素养的提升^[24]121-122。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研究初步对国内数字劳动相关问题进行了勾勒式的呈现，从马克思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浅析了互联网技术下的工具理性和技术思考，也包括了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数字劳动这一新兴劳动组织形式和中国的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发展对推动相关产业的思考。这些研究是开拓性的尝试，为后期数字劳动相关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数字劳动研究的成熟和迅速发展时期（2016—2021）

这一时期数字劳动研究进入成熟和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核心期刊的文献发文量呈倍速增长，高频关键词大量涌现。它们依次是“数字劳动”“创新”（2016）；“政治经济学批判”“零工经济”“工作伦理”（2017）；“数字劳工”“数字资本”“数字平台”（2018）；“数字经济”“传播政治经济学”“技术”“异化”（2019）；“劳动过程”“资本”“共产主义”“劳动控制”“主体性”（2020）；“互联网平台”“数字时代”“网络主播”“劳动资料”“资本逻辑”“劳动价值论”“短视频/直播”（2021）。

总的来说，从上面关键词共现时间线图谱可以看出，2016—2021年我国数字劳动研究领域呈现多层次、多角度、多领域的研究态势，并且围绕：“数字劳动的内涵和要素”和“数字劳动的异化、剥削及数字治理”这两大主题进行了卓有成效、成果丰富的研究。

这一时期代表性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主要如下。

1   数字劳动的内涵和构成要素的研究

“数字劳动”是以数据信息为劳动对象，数字工作平台为劳动资料，数字劳工广泛参与的新型的劳动组织形式。从时间线索看，国内关于数字劳动相关概念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从表及里逐步深入，并不断发展了其内涵的外延。2016年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吴欢、卢黎歌^[25]发表论文，首先将数字化时代的数字劳动这一概念置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视角下思考，认为这是社会化再生产的新表现。他们认为，数字劳动是大数据时代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社会生产领域中继承和创新的理论成果，是智力成果依靠数据信息构成的无形资产，将会成为社会经济生产的主导劳动形式，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数据化在数据时代社会生产的具体表现。2017年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谢芳芳、燕连福^[26]发表文章，首次对受众劳动、非物质劳动、物质劳动三者关系系统地梳理并阐释了关于数字劳动的内涵、性质。谢芳芳、燕连福认为，需要正确阐明无酬数字劳动者的价值创造与资本主义基本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同年燕连福、谢芳芳^[27]在《福克斯数字劳动概念探析》一文中正面探讨了福克斯的数字劳动理论的相关概念，并且认为该理论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劳动学说的当代诠释力，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相应地，国外的一些关于数字劳动的探讨，包括对其相关定义、重要特征、价值形式及所处的社会型态的相关研究，也很值得关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揭示国际垄断数字资本的剥削本性以及反生态的特征方面具有时代性，其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具有双重的重要性。此外，姚建华、徐偲骕翻译了加拿大温莎大学的文森特·曼泽罗尔教授的文章《移动的受众商品：无线世界的数字劳动》，探讨和反思斯麦兹的受众商品理论并详述数字劳动的理念^[28]，将数字劳动概念的内涵相关理论的视角重新瞄至准数字劳动的“受众性”。2018年蔡润芳^[29]梳理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受众观”，认为“被动受众”和“经济简化论”是对斯麦兹传统的误读，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阐释web2.0“受众劳动”揭示数字劳动价值生产机制和逻辑具有积极作用。因为“马恩价值理论并非劳动价值论一元论，而是宏观的‘效用/劳动价值论’”^[30]，这从而进一步理清了数字劳动的受众性内涵。而石先梅^[31]通过对数字劳动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进行剖析提出了否定意见，进一步指出休闲、消费、娱乐等产生数据的过程并不是数字劳动过程，认为数字劳动不同于具体劳动、抽象劳动和物化劳动。韩文龙、刘璐^[32]则将数字劳动划分为四种表现形式，初步给定了数字劳动的具体内涵和科学的形式划分，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一时期的这些关于数字劳动的内涵及其构成要素的讨论，从理论视角的锚定和传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梳理，再到对数字劳动的受众性、一般性的刨析，最后聚焦于对数字劳动劳动过程和表现形式的划分和研究，基本上厘清了数字劳动的基本内涵和外延。

2   数字劳动的剥削、异化及其治理的研究

其一，是否存在关于数字劳动异化和剥削以及其本质的争议。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和空暇时间的时空边界模糊、社会总体劳动资料的作用的强化和劳动力相对过剩构成了数字劳动过程的新特点并因资本逻辑的增强使得劳资冲突出现缓和、劳动收入差距扩大^[33]。由此产生了问题的争论：数字劳动究竟存在剥削和异化吗？是否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剥削性质？乔晓楠、郗艳萍^[34]认为关于数字劳动的剥削是不存在的，因为数字劳动可以为平台带来利润，援引莱博维奇关于劳动剥削的条件的观点，对于数字劳动而言没有被资本剥削又不属于生产劳动，所以平台的利润来自于剩余价值的吸收和转移，进而不存在剥削，不存在对劳动者的剥削。而一方面其他学者则认为存在剥削和异化，如吴鼎铭^[35]认为弹性雇佣制度为基础的数字资本生产通过“参与”“民主”“分享”为代表的权利与道德话语实现着对网民的数字劳动成果占有和剥削。黄再胜^[36]认为，智能算法等数字机器的出场没有终结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和剥削。陆茸^[37]批判了福克斯的数字劳动理论关于剥削的来源问题，认为数字劳动体现的是互联网平台资本家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而不是平台用户，不能将一切实践活动都归于劳动，更不能断言数字资本主义剥削方式超越了传统雇佣劳动的范畴。谢芳芳、燕连福^[26]认为关于数字劳动的剥削无法从福克斯数字劳动理论那儿得到合理解释，指出福克斯扩大了阶级的范围，“削弱了阶级划分的意义”。方莉^[38]认为数字劳动的剥削包括对数字雇员、数字用户的剥削，它以广告商为载体，以数字雇员和数字用户为主体，以垄断资本为保证零边际成本的获取高额利润实现剥削。

这些关于数字劳动是否存在剥削性以及通过怎样的形式完成剥削的讨论，实际上反映了国内关于数字劳动剥削问题的一种常态。即：数字劳动的剥削以怎样的形态表现和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以及这种剥削带来的影响，对于学界而言尚处于理论的生长点。

其二，数字劳动的异化批判理论和表现形式。当前学界对数字劳动的研究基本上以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视角和基础。数字劳动异化批判理论是人类认知劳动和异化劳动理论本身的延展，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意义和内涵^[39]。并且认为数字劳动的异化同传统异化一样包含四种异化的形式。如刘海霞^[40]认为，数字劳动的异化和马克思所论述的传统意义上的异化是一致的，其表现形式有所区别，分别是数字劳动商品化、数字劳动产品异己化、数字劳动者类本质化和数字劳动异化导致的社会等级分化四种形式。这种将数字化时代的异化劳动形式的划分继承了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是对其在新时代的进一步地括展。此外，关于数字劳动的异化特征方面，存在诸多讨论，较为主流的观点是数字劳动的异化是存在剥削的隐蔽化等。如徐婷婷^[41]则认为劳动方式娱乐化、劳动时空泛在化、劳动剥削隐秘化等非典型的异化构成了数字劳动的异化特征和形式。这一时期关于数字劳动异化的讨论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

其三，数字平台和数字劳动异化剥削的治理途径。学界这一时期关于数字劳动剥削异化和平台经济治理的研究，从理论脉络上和实践维度看，主要焦距于两点。首先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数字劳动的剥削和异化是囿于其资本主义制度，解决的路径无非是数据共享的“乌托邦”式的呐喊和对超越资本逻辑的构想。因为“只有超越资本逻辑的全面统治，才能使人的解放成为现实”^[42]。其次是国内数字平台存在的一些资本无序扩张和数字劳动关系的不规范性讨论。关于解决的路径方面，研究主要聚焦于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对社会主义数字强国未来前景的展望。陈文旭、徐天意^[43]认为不能将其简单归为媒介本身，资本主义制度才是根源。而一方面，也有学者从法律层次提出了解决方案，又主要分为数据信息的保护、建立法律治理机制和数据共享的“乌托邦”式呐喊三重维度。郭倩^[44]从数字劳动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角度，解读支付宝在信息采集和应用等方面的受众商品化及数字劳动的剥削本质，指出需要从法律等方面加强互联网治理以解决用户个人隐私泄露问题。朱悦蘅、王凯军^[45]认为需要建立预防为主与补救相结合的法律治理机制，从防范过度劳动出发突破相关法律治理的瓶颈。而韩文龙、刘璐^[46]则认为，数字劳动过程因“去劳动关系化”遮蔽了数字劳动关系，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劳动者权益十分困难且通过工会组织维权也十分困难。赵林林^[47]认为，数字劳动者受到剥削需要从共享上规范数据所有权，重构劳动正义。姜耀东^[48]认为，未来的区块链技术实际上为数字劳动的协同共享提供了便利和具体特征，展现了未来的价值走向。毕竟“未来的个人数据……保存在一个公共的区块链上”^[49]17，而数据作为全区块链所共有的生产资料在其技术支持下打破互联网边界并形成数字劳动者自己合作的工厂^[50]。可以预见数字平台未来的治理趋势是公共治理和社会广泛地参与^[51]。但从根源上来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矛盾运动是与其资本主义私有制对数字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影响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52]。此外，蓝江、陈朦^[53]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反思数字资本主义与数字劳动，认为面对当代凭借网络和媒介技术通过占有逻辑和竞赛逻辑实现资本对劳动的控制的加强和贫困化趋势需要重提阶级意识与劳动解放，寻求新的社会联合方式。从而给出了数字平台治理和数字异化剥削的另外一种全新的路径思路，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相应地，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运用数字平台、云端共享共有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具有“自然的必然性”，能够更好的造福社会^[54]。而站在人类历史的大视角看，以理性、客观、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大数据技术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治理之策，谋求合作共治才是顺应历史、符合客观规律的前行之道^[55]。

二   阶段性的数字劳动研究的前沿趋势分析

为更好地对阶段性的数字劳动研究的前沿趋势进行分析需要利用突现关键词。突现关键词是某时期内迅速增加频次的关键词，运用CiteSpace制作关键词突发性图谱可以直观反映某个关键词在某时间段的活跃程度，其中Year代表该关键词首次出现的时间，Strength表示突现的强度，数字越大则代表该关键词于某时间段内出现的频次越高。Begin代表关键词成为热点关键词的年份，End代表该关键词成为热点关键词结束的时间。红色条形柱表示热度，长度越长其关键词的热度越高。图7为 2011—2021年数字劳动研究关键词突发性图谱，从图中可以直观看出，2011年至2021年一共有17个突发关键词，热点强度由高到底分别是“受众商品”（Strength=2.17）、“社交媒体”（Strength=1.41）、“非物质劳动”（Strength=1.27）、“平台经济”（Strength=1.44）、“算法”（Strength=1.13）、“克里斯蒂安·福克斯”（Strength=1.13）、“马克思主义”（Strength=1.13）、“物质性”（Strength=1.08）、“数字劳动异化”（Strength=1.08）、“数据商品”（Strength=1.08）、“价值”（Strength=1）、“资本积累”（Strength=0.99）、“价值运动”（Strength=0.99）、“异化劳动理论”（Strength=0.99）、“短视频”（Strength=0.99）、“数字劳工”（Strength=0.86）、和“马克思”（Strength=0.79）。以上关键词均是从2011年开始就首次出现了，其中“物质性”（Strength=1.08）、“数字劳动异化”（Strength=1.08）、“数据商品”（Strength=1.08），时间跨度较长，成为热点关键词的时间为近三年（2019年开始），持续影响力较强。而热点强度最高的三个关键词“受众商品”（Strength=2.17）、“社交媒体”（Strength=1.41）和“非物质劳动”（Strength=1.27）成为热点关键词的年份依次是2017年、2018年和2017年，成为热点关键词结束的时间分别是2018年、2019年和2017年。此外，“价值运动”（Strength=0.99）、“异化劳动理论”（Strength=0.99）和“马克思”（Strength=0.79）于2020年成为热点关键词并持续影响至2021年。由此可以知道学界关于数字劳动的研究脉络是从传播政治经济学中的“受众商品理论”、“非物质劳动理论”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理论”、“劳动价值论”以及“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这样的理论路径对数字劳动进行研究，虽然其中不乏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的肯定和褒贬，但可以预见，数字劳动研究前沿趋势未来几年依旧会沿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理论进行更深入地研究。

图  7  2011—2021年数字劳动研究关键词突发性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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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工具，以核心期刊为样本数据对国内数字劳动的研究发展历程和热点主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通过上述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研究的总体趋势看，核心期刊的相关研究文献在 2019年之前数量相对较少，年均发文量不足 5篇；2016 年开始，数字劳动相关学术研究进入了快速增长期，2021年以来更是超过100 篇。可见，当下国内数字劳动相关研究呈现突飞猛进的研究态势，研究热度持续攀升，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今后一个时期仍将处于学术繁荣阶段。

第二，从作者与研究机构共现图谱看，国内数字劳动的研究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作者和研究机构之间的网络密度相对偏低，这说明学界相关的学术合作网络较为松散，学术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高等院校是数字化治理研究的主阵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匹配性和有效性还需进一步地加强。

第三，从关键词共现图谱看，词频较高的关键词主要包括“数字劳动”（频次为97次）、“数字资本主义”（频次为23次）、“数字经济”（频次为21次）等。基于关键词聚类分析图谱，本文总结了国内数字劳动研究的三大热点主题：一是关注数字劳动的内涵、构成要素和理论基础探赜，主要是对数字劳动的内涵和产生的原因以及本质剖析。二是关注和探讨数字劳动的异化、资本积累及数字治理研究。三是聚焦数字劳动的劳动价值论分析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分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数字劳动分析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域下的数字劳动分析两大研究视角。

第四，通过对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和关键词突现检测结果的分析，本文梳理了国内数字劳动相关领域研究的发展历程和演进趋势，提出2011—2021年间该领域研究的演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数字劳动研究的萌芽和积累时期（2011—2015年）；数字劳动研究的成熟和迅速发展时期（2016—2021年）。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分析时间线图谱和关键词突现信息总结和归纳了研究的前沿发展方向，对今后相关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二   研究前景展望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未来数字劳动研究存在三个还需重点深化的研究方向。

第一，在研究主题和内容上，应持续关注数字劳动表现形式和异化趋向的概括和总结反思，丰富数字劳动相关理论。加强对外国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劳动带来的经济、伦理和数字治理的研究，高度关注数字劳动呈现出诸多新形式的异化和具有新特征的资本剥削方式，为国内数字劳动的研究提供反思和启迪。

第二，在研究理论和实践路径上，应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进一步加强政府主体对数字劳动这一全新的劳动组织形式的法律等方面的监管，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数字资本的驾驭和反垄断研究。

第三，关于数字劳动的研究方法需要进一步创新。其一，应适当增加实证研究。既有的数字劳动研究多为理论研究，少数研究运用案例分析、调查访谈等定量方法，总体而言定量和实证研究较少。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深化，对具体场域的数字劳动及形成机制、影响因素的研究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其二，应进一步加强多学科视角综合性研究。学界主要从传播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大视角进行研究，未来可以进一步加强视角融合，建构不同机构和学科的合作研究，推进数字劳动研究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