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虫汉语俗名（以下简称昆虫俗名）属于中国民间的指称语，是人们了解昆虫特征后对其感受与记录^[1]。但人们往往从自身利益得失出发为虫类进行褒贬性命名^[2]，名称中蕴含的生态观甚至暗藏“人类中心主义”等非生态思想，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生态平衡造成深远影响^[3]。因此，探究昆虫俗名的生态内涵，不仅能洞察人与昆虫的关系，也有利于通过语言自省重构人们对昆虫的认知，推动昆虫命名生态化。

从研究动向来看，学者们已关注到指称所体现的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对指称系统的研究集中于物种命名空缺^[4]以及范畴词汇中的“物种主义”^[5]1-10，但其仅笼统地提出指称系统的人类中心性，无法揭示名称词汇语义中隐藏的生态认知问题。近来，学界多从认知视角探析动物命名的理据性，并发现虫类名物词中带有人的感情色彩以及价值评价^[2]，这为揭示指称中人对动物的态度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然而，现有研究多通过观察与动物、昆虫指称有关的习俗语或谚语的评价语义来倒推人们对动物及昆虫的态度^[6-7]，却忽视了俗名构词本身所具有的评价性质。基于此所展开的生态性分析也主要通过分析“动物隐喻”反向推导人类投射于动物及昆虫意象中的情感并以此揭示人们的生态观^[8-10]，未从指称本体的评价意义入手观察名称中的生态内涵。目前，有学者基于“现实—认知—语言”互动观的指导，以“蚕（silkworm）”“蜜蜂（honeybee）”等昆虫名称为例，批判其词汇形态体现的价值判断^[11-12]。但此类研究并未从汉语语境出发关注昆虫俗名，更未通过现实环境、认知、语言的有效连接来解读深层的人类中心主义。因此，从昆虫汉语俗名内在的评价性入手探究其生态哲学意义需要进行范式的重构与融合，并观察语言、认知及环境的互动关系。

在此过程中，俗名的评价意义是由指称符号所引发的关联态度认识^[13]，其产生具有认知心理机制作为内因以及环境因素作为外因^[14]，隐转喻等认知机制以及语言生态位理论能够为俗名中的隐性评价提供解释力。鉴于此，研究选取瓢虫和蜚蠊，以“现实—认知—语言”三元互动观为基础，构建“三元互动生态位”框架，尝试探究瓢虫和蜚蠊汉语俗名的态度意义特征，及其态度意义与认知机制及环境因子的关联性，并进一步挖掘俗名深层的生态内涵及其体现的生态性质。

一.   理论框架

一   三元互动生态位

语言是人们对于现实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产物，又能反过来影响认知，继而影响现实^[12]。这种“现实—认知—语言”的三元互动是认知语言学的核心，与生态语言学所提出的“语言生态建构论”存在共性^[15]。然而，认知范式对语言产生的社会文化动因关注不足^[16]328-329，生态范式对语言“认知生态环境”的探讨较为有限。基于两种范式的可借鉴性及内在局限，我们有必要借助认知语言学中的分析工具进行语言的生态性分析，并以生态语言学的理论丰富认知语言学的意义构建^[15]，在体验哲学的基础上肯定语言、认知、现实环境三者的互动关系^[12]，并以此更好地揭示昆虫俗名的生态内涵。

从表层来看，昆虫俗名的词汇本质决定了其具有表征评价意义的功能^[17]4，且俗名作为指称符号的属性又决定了其多以引发态度（invoked attitude）的形式间接表达评价^[13]。评价理论下的态度系统对于揭示词汇隐性态度的实现过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心理学、伦理道德及美学，态度系统被归纳为三个子系统：情感、判断、鉴赏，而隐性态度多由词汇隐喻、非核心词汇、事实陈述中概念意义所引发^[18]61-68。态度系统虽能揭示语言内部评价资源的本体意义，但对俗名引发态度的生成与理解进行深入挖掘需要依赖于主观与客观、认知与环境的互动^[19]83-86。因此，考察昆虫俗名的生态内涵，有必要进一步分析态度产生的认知机制及环境因子。

在认知层面，认知心理机制是态度产生的基础^[20]。其中，概念转喻和隐喻等认知机制基于邻近性与相似性为名称中引发态度的实现提供了信息加工通道^{[21]3-10,35-40}。两者虽是认知世界的不同方式，却因社会文化等因素形成“隐转喻连续统”，并存在“基于转喻的隐喻”^[22]407。这就意味着名称中所涉及概念实体的关系会因为突显角度的不同而使名称分为转喻式、隐喻式或隐转喻式^[23]。就转喻而言，其通过突显或抹除现象特点的方式表达态度^[24]99，为揭示话语生产者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分析路径。隐喻以人们共通的情感体验为基础，将人们对源域概念的评价投射到目标域概念之中，以其中蕴含的体验偏离拓展评价的意义潜势而引发态度^[14]，以隐性评价的方式联合潜在受众^[25]。而作为转喻与隐喻的结合，概念隐转喻在突显人们认知定位的同时为目标域投射源域的评价意义，从而实现人际功能。根据连续统的存在基础，认知模式及情感意义的产生及人们对其识解又会受到文化、社会、历史的影响^[26]。因此，解析名称的深层生态内涵也要考虑语言的现实生态环境。

总体来看，挖掘语言生态性的核心是探索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作用^[27]。根据语言生态位框架，环境因子不仅为引发态度的认知加工提供信息资源^[28]，也设定了评价标准的参考要素^[29]。一方面，语言系统从自然、社会、文化等环境系统中获取信息；另一方面，环境因子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评价与衡量的标准，从而影响人们对昆虫的认知加工，并使俗名呈现出多样的评价性，最终影响生态内涵的表达。

鉴于此，研究从“现实—认知—语言”的三元互动视角出发，基于语言生态位理论，构建三元互动生态位框架，详见图1。

图  1  三元互动生态位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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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所示，作为词汇系统的一部分，昆虫俗名能够表征积极、中性、消极的情感义、判断义、鉴赏义，从而形成昆虫俗名的内生态环境。昆虫俗名所表达的情感资源指人们对昆虫特征、行为的情绪反应；判断资源指命名者依据一定的社会准则对昆虫行为的评判；鉴赏资源通过俗名反映人们对昆虫反应性、构成性、估值性的评价^[18]35-36。而转喻、隐喻和隐转喻作为信息加工的认知机制构成俗名的认知生态环境。简言之，转喻式俗名基于昆虫的突显特征展开评价，具有写实性；隐喻式俗名基于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投射态度，极具写意性；而兼有写实写意的俗名属隐转喻式^[23]。自然、文化、社会因子则在提供信息资源与评价标准的同时形成俗名的现实生态环境：地理、气候、景观等自然环境的差异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于俗名之中；文化环境中所包含的观念、习俗等因子形成了人们对昆虫的评价尺度；社会环境中存在的经济、民族等因素影响着人们对昆虫的价值界定^[30]129-160。同时，俗名的评价性又会反作用于认知与现实。因此，研究拟以俗名态度意义的动态构建为切入点，以其构建的认知机制及现实环境为分析路径，揭示昆虫俗名态度意义背后隐藏的生态内涵。

二   生态哲学观

进一步评估俗名生态内涵所反映的生态性质，需要以“生态哲学观”为依据。生态哲学观“是一套旨在实现生态多元和谐的系统性、个性化的哲学观点”^[31]，反映人类与其他物种和物理环境的相互关系^[32]202。基于生态哲学观，研究者可对不同类型的俗名进行生态性分析，显化其生态有益性、破坏性、模糊性。其中，生态有益性俗名符合研究者的生态哲学理念；破坏性俗名违背生态哲学理念；模糊性俗名具有不确定性，既存在符合的成分也包含背离的要素^[32]24-33。

不同研究者的生态哲学观虽存有差异，但不乏共性，强调对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希冀^[33]并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目标^[34]。在“可持续”及“和谐”理念的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引入“生态审美”哲学观。“生态审美”理念源自中国古典美学，亦吸收了西方的“环境美学”^[35]。它不仅涵盖“和谐观”与“可持续观”的内核，同时又承认自然是生态之美的创造者，并强调生命的交融互摄及生命价值的共鸣^[36]。在本文中，俗名所折射的，是人们在不同环境下对昆虫的观察与感受。这种具有人类主观参与的体悟与定名方式是否传达对生命内在价值的肯定、对自然本真之美的认同、对生命本体意志的尊重^[35]，是俗名生态有益性与否的关键。因此，基于“生态审美”哲学观，本文将分析昆虫俗名态度意义在不同环境中隐藏的生态内涵，并进一步评析其生态属性。

二.   研究设计

一   语料选取

研究选取瓢虫与蜚蠊的汉语俗名作为研究语料，基于以下特征：首先，瓢虫与蜚蠊在中国的地理分布范围广泛，与各地区人民的生产与生活密切相关。其次，我们对方言汇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中“虫类”名录下的昆虫汉语俗名进行预收集与统计，发现瓢虫与蜚蠊俗名的出现频率较高、类型呈现多样化，能提供丰富且多元的俗名语料资源。鉴于此，我们继续从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简称BCC），中医典籍如《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陆川本草》，专著如《瓢虫瓢虫》《蟑螂博物学》中收集两者俗名，构建其俗名语料库（除去重复，瓢虫俗名共37个，蜚蠊俗名共30个，详见表1）。

表  1  瓢虫、蜚蠊的汉语俗名汇总表

类别	汉语俗名
瓢虫	花大姐	花姐姐	花妞妞	看麦娘	花花姑	花豆娘儿	小媳妇
	花媳妇	新姑娘	花姑娘	麦大夫	花和尚	花姑嬢儿	新娘子
	红娘	瓢虫	花花叫	花毛巾	花手绢	淘箩虫	放羊娃
	花魁	乌龟虫	金虫	七星花鸡	送饭牛	半拉豆碴	半边豌豆虫子
	金花虫	花乌龟	花裹肚儿	花箩虫	硬壳虫	盖子儿虫	（花）壳子虫
	乌龟仔	龟仔
瓢虫蜚蠊	香娘子	油贼婆	偷油婆	虼蚱婆	茶婆虫	灶蠊子	灶蟋蟀
	黄贼	赃郎	蟑螂	蟑火螂	小强	油盐虫	油虫
	滑虫	灶鸭	甴曱	黄嚓	虼蚱	蛸蛱虫	家猎
	臊甲	蟑虫	负盘	石姜	老蟑	蟑木虫子	灶马子
	𧑎	虼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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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标注与统计

研究采用MS Word宏功能编写赋码依据，对俗名的态度资源、认知机制以及环境因子进行标注，并根据俗名的命名原理及其词汇语义对俗名态度极性进行判断（如，“花大姐”/鉴赏/积极/隐转喻/文化因子）。为保证数据收集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两名研究人员在经过培训后分别独立进行编码。为检验编码员间信度，采用霍斯提（Holsti）信度检测公式 ¹进行测算。经过计算，瓢虫俗名的编码信度为0.93，蜚蠊俗名的编码信度为0.95，因此研究的分析结果具有可接受性。随后，又邀请第三位研究人员参与关于标注差异处的讨论以及校正工作，以达成最终统一。最后，统计俗名的态度极性、认知机制、环境因子数据，并运用R编程语言（3.5.0版本）对相关定类数据进行Fisher精确检验，在判断其显著性的同时，分析其内在的关联性及生态内涵与生态属性。

三.   结果与讨论

一   昆虫汉语俗名内生态环境的态度意义特征

作为俗名的内生态环境，昆虫俗名的态度意义由词汇语法系统所呈现，并影响俗名生态性的表达。因此，研究首先统计了两类昆虫各俗名的态度意义，并进行频率计算，详见图2。

图  2  瓢虫、蜚蠊俗名态度意义. (a) 瓢虫；(b)蜚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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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图2与语料可见，瓢虫、蜚蠊俗名的态度意义主要表现为：

1. 两种昆虫俗名的态度资源排序均为鉴赏>判断>情感。具体而言，俗名中包含对瓢虫、蜚蠊外部特征的反应性及构成性鉴赏，如瓢虫俗名中“花”“红”以及蜚蠊俗名中“香”“黄”等词汇，在反映人们主观感受的同时，与人的亲属或社会称谓组合以表现其形象特点。此外，两者俗名也借用人的社会称谓如“贼”“郎”或亲属称谓如“娘”“婆”等，从社会评判与约束的角度引发判断范畴。

2. 两种昆虫俗名的态度极性呈多元化。其中，瓢虫俗名以积极（54.06%）、中性（43.24%）为主；蜚蠊俗名以消极（53.34%）、中性（40.00%）为主。一方面，人们在昆虫美观性或功能性的正负极性上进行主观评价，带来多元化的昆虫命名方式，造成了一定的评价偏向。根据命名原理，以“花”作名并借用亲属称谓的俗名，表达了人们对瓢虫美感与亲切感的欣赏^[37]3，使自然环境下的瓢虫被赋予了人类的审美价值；而义利观影响下，以具有负面意义的字词“偷”“赃”等作名实则传达了人们对蜚蠊损害人类利益的厌恶，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值得一提的是，呈中性评价的俗名则源于人们对昆虫外表相似性或邻近性进行隐喻或转喻式加工。如因瓢虫的圆形突起形象与“水瓢”“乌龟”相似，故而瓢虫被冠以“瓢虫”“乌龟虫”等隐喻式俗名^[37]3，命名过程中不带有明显的感情倾向，体现出自然之美的互动。而如“黄嚓”“油虫”的蜚蠊俗名则突出其外观、习性等特点，放大昆虫本色，亦属中性的转喻式命名并体现出生态审美。

二   俗名“三元”的关联性及其生态内涵

对昆虫的态度取决于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识构以及所持有的伦理认知^[38]。因此，为挖掘昆虫俗名中隐藏的生态哲学观，研究结合三元互动生态位框架，对俗名态度意义、俗名产生的认知机制以及环境因子进行二次整理，并运用Fisher精确检验对其相关性进行验证，详见表2。

表  2  俗名认知机制与态度意义、环境因子的Fisher精确检验

昆虫俗名	类别	子类	认知机制			总计	P
			转喻	隐喻	隐转喻
	态度 极性	积极	1(20.00)	2(20.00)	17(77.27)	20
		消极	0(0.00)	0(0.00)	1(4.55)	1	0.001**
瓢虫 俗名		中性	4(80.00)	8(80.00)	4(18.18)	16
	环境 因子	自然	5(100.00)	8(80.00)	4(18.18)	17
		社会	0(0.00)	0(0.00)	3(13.64)	3	0.000**
		文化	0(0.00)	2(20.00)	15(68.18)	17
	总计		5	10	22	37
	态度 极性	积极	1(11.11)	1(9.09)	0(0.00)	2
		消极	1(11.11)	8(72.73)	7(70.00)	16	0.016*
蜚蠊 俗名		中性	7(77.78)	2(18.18)	3(30.00)	12
	环境 因子	自然	7(77.78)	2(18.18)	3(30.00)	12
		社会	0(0.00)	2(18.18)	4(40.00)	6	0.036*
		文化	2(22.22)	7(63.64)	3(30.00)	12
	总计		9	11	1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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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可知，瓢虫与蜚蠊俗名的态度极性与认知机制具有相关性（瓢虫：p =0.001**；蜚蠊：p =0.016*），且认知机制与环境因子亦存在相关性（瓢虫：p =0.000**；蜚蠊：p =0.036*）。由此可见，人们对瓢虫及蜚蠊的认知加工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并在俗名中表征不同的态度极性。以下将结合俗名态度意义构建过程中认知机制及环境因子的关联进行生态内涵与生态性质的讨论。

1   自然因子影响下转喻式俗名的生态性

受自然因子影响，人们往往通过“体认”感知昆虫的某一特征后便据此命名，并形成以“部分代整体”的转喻式指称^[39]。这类转喻式昆虫俗名虽不带明显的情感倾向，但也蕴含着审美意义，在突显昆虫特点的同时，传达着中国传统具有生态美学智慧的“天人合一”思想，即人与自然并非利用与被利用、征服与被征服的二元关系，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包容^[40]，体现以生态为中心的生态伦理，详见例（1）~（4）：

（1）瓢虫：硬壳虫（摘引自《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金华方言词典》）；

（2）瓢虫：金虫（摘引自《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南昌方言词典》）；

（3）蜚蠊：油虫（摘引自《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绩溪方言词典》）；

（4）蜚蠊：滑虫（摘引自BCC语料库）。

在例（1）~（4）中，各俗名采用“硬壳”“金”“（喜）油”“滑”等鉴赏资源，突显了瓢虫的硬壳、花色以及蜚蠊的外表、嗜油特性，为人们对两种昆虫的认知提供心理可及性^[41]。在此基础上，人们基于体验认知，从审美角度对蜚蠊和瓢虫的各类特征进行反应评价，发挥了体验性心智的移情作用^[42]565-566，以此引导人们观察昆虫，并将人们对自然界生命的热爱外射并集中投向昆虫^[43]，从而承认昆虫为生态环境创造的审美价值，放大昆虫在自然环境下的物理特性，突出自然环境对语言的塑造，其中并未掺杂人们对昆虫多余的好恶评价。

从审美角度对昆虫进行鉴赏的转喻式昆虫指称承认昆虫在自然界的生存地位，将本被概念化为“他者”的昆虫与人类“自我”合而为一^[44]，又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从而促使人们放下内心对陌生物种的芥蒂。其中所运用的评价资源不受功利、道德的牵绕，而是出于对自然界物象的“仁”与“爱”，是“亲近昆虫、观察生物、了解自然、尊重自然”的生态观之体现^[1]，更是“生态审美”哲学观的具象化。因此，在自然因子影响下，以美学视角融入自然，用平等态度观察瓢虫与蜚蠊，并以其自身特点进行的转喻命名方式将人类带入昆虫的世界，表达出一种生命共同体的生态内涵，具有生态有益性。

2   文化因子影响下隐喻式俗名的生态性

评价构成了文化模式的核心，而文化模式隐含着评价^[45]，也影响着人们对昆虫的认知与定名。其中，瓢虫俗名借用亲属称谓，以拟人隐喻的方式前景化瓢虫的美好形象，看似拉近了瓢虫与人的距离。蜚蠊俗名则通过称谓的迁移将人与蜚蠊强行拉入同一阵营。但人们与两种昆虫之间在关系上是亲近还是疏远，人们对这两种昆虫的认知在心理上是共情还是离情，却带有生态模糊性，详见例（5）~（6）：

（5）瓢虫：小媳妇（摘引自《瓢虫瓢虫》）；

（6）蜚蠊：灶马子（摘引自《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武汉方言词典》）。

例（5）与例（6）的两个俗名涉及文化语境下词语的指称转移。其中，用“小媳妇”喻指瓢虫，不仅将瓢虫的精致花色与年轻女孩的俊美相联系，也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期待投射到瓢虫之上，从而引发积极反应性。但进一步分析可发现，隐藏在俗名中的积极意义是对瓢虫的“符号化”。因为在此“动物是人”的隐喻中，瓢虫并未也难以获得与人类相似的地位，反而成为了一个带来美好婚姻或好运的“符号学象征”^[46]。而“灶马子”一称虽有多种解释，却由于蜚蠊常在厨房中出没的习性与古时厨师的工作性质之相似而逐渐演化为“对厨子的谑称”^[47]187-188。此称中“人是动物”的隐喻将厨子与蜚蠊“合二为一”，同时表达了对蜚蠊以及厨子的戏谑。在现代日常使用中，“灶马子”仍被用于调侃自身或揶揄他人，在人虫矛盾引申为人际矛盾的同时，又强化了人虫情感的趋异，表达了人们对蜚蠊的消极满意范畴。

由此可见，一方面，隐喻式昆虫俗名是人们对自身与昆虫关系进行充分联想与紧密联系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与“生态审美”哲学观相一致。但另一方面，部分俗名实则又隐藏着“人物共生、主次有别”的“评价失衡”，并易导致“生态失衡”。人们在给瓢虫与蜚蠊命名时，将瓢虫“拔高”到与人同级或将人物“贬低”以表达诙谐、调侃之意^[48]，均强调昆虫的象征意义，反而掩盖了人类与昆虫在生态层面作为自然主体的相似性。且上述指称语在表述人与昆虫关系时突显人作为主体的存在^[49]，暗示着昆虫与人类地位的不平等。这或归因于人们对传统“尊卑文化”的误读并将其错误迁移至人与昆虫的关系之上。故而，部分隐喻式俗名逐渐脱离其自然基础，成为了文化的附属品^[50]62-65。而俗名中“自然属性”的式微，势必伴随着生态美学意义的弱化，从而具有生态模糊性。

3   文化或社会因子影响下隐转喻式俗名的生态性

隐转喻式俗名在转喻的基础上通过跨概念域的情感映射以激发态度意义。根据上表可见，瓢虫的隐转喻式俗名受文化因子影响较大（68.18%），而蜚蠊的隐转喻式俗名则主要受社会因子（40.00%）影响，其中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而带有生态模糊性与破坏性。例（7）~（8）是文化因子影响下隐转喻式俗名的典型：

（7）瓢虫：红娘（摘引自《瓢虫瓢虫》）；

（8）蜚蠊：香娘子（摘引自《本草纲目》）。

例（7）中“红娘”一称用“红”突显了瓢虫的颜色特点，并用人的亲属称谓将其隐喻化。在汉语背景下，红色具有吉祥、喜乐等文化内涵，因此该名被赋予了正向的联想意义和文化意象^[51]，带有积极鉴赏义。同理，例（8）中“香”为描述气味的性态名素，是用气味作为心理突显以转喻蜚蠊，又用“娘子”进行拟人隐喻。此处用“香”而非“臭”造名是一种避讳用法^[48]，看似掩盖了蜚蠊辛臭的气味特点而带有积极性。但此处的避讳应是出于厌憎之情^[52]。通过这种方式，蜚蠊的气味特点并未消失，反而被委婉地强化。且人们对其真实气味的凸显与关注也会受到体验认知的影响而最终与负面情绪联通^[53]，使该名称最终隐藏有消极鉴赏义。

综合来看，人们在传统的文化环境下，将颜色、气味与其对应的情绪感受进行联系，根源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重效验的经验思维和内在超越的直觉体悟，即立足于具体的感知经验对事物外在属性的直接把握^[54]。它的积极性在于，人们在命名过程中会以自身对瓢虫颜色以及蜚蠊味道的感知和动觉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生态审美”的哲学观。而其局限性在于，人们又会基于固有或沿袭的思想感情，对瓢虫、蜚蠊的感悟进行文化认知层面的组织和建构，不免加入人们单方面的意志与联想，易显露“片面性”及“经验性”^[55]。由此放大的人类审美规则会影响人们对瓢虫与蜚蠊的理性评价，也是对“生态审美”的背离。因此，文化因子影响下部分隐转喻式俗名也带有生态模糊性。

对昆虫的体验认知也常和社会实用需要纠缠在一起^[3]，详见例（9）~（10）：

（9）瓢虫：麦大夫（摘引自《瓢虫瓢虫》）；

（10）蜚蠊：偷油婆（摘引自《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成都方言词典》）。

例（9）与例（10）两个名称反映了人们对昆虫明显的价值考量，是以“人”本位以及“利”本位为判断标准的命名形式^[56]。“麦大夫”一称不仅凸显瓢虫捕食蚜虫的场所——麦田，又以大夫治病救人的特点来隐喻瓢虫间接保护麦田的作用，这是从重要性角度对瓢虫的农业服务作用进行的鉴赏，具有积极估值性。而“偷油婆”一称则从社会约束的角度对蜚蠊盗窃人类劳动果实的行为进行判断。其中，“偷油”是对蜚蠊嗜油习性以及偷油行为的强调，且该称将人类对“偷窃行为”的谴责迁移至蜚蠊，借以表达对蜚蠊的厌烦，属于消极的恰当性（propriety）判断。这样的命名方法将瓢虫和蜚蠊视为对社会发展有益或有害的工具，忽视了它们在自然环境中的内在价值。

从社会价值角度为瓢虫和蜚蠊命名的习惯，与中国传统注重从事物的功能关系来把握整体的思维方式有关^[54]。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低效，致使人们常把包括昆虫在内的物体的功能性和实用性投射到农业生产活动之中，促使人们把昆虫对农业发展的利害关系具象化，并通过指称的方式进行固化，从而将瓢虫、蜚蠊的事实形象与价值取向合一。尽管此类以价值为基础的定名方式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对所谓“益虫”进行保护，但遗憾的是人们难以从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的角度思忖人与虫的关系，易使“偏向性保护”成为“选择性灭亡”。可见，在社会因子影响下，基于经济价值的定名方式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显著体现，也是影响人们对昆虫态度产生异化的根源，具有生态破坏性。

四.   结语

本文以瓢虫、蜚蠊为例，归纳其汉语俗名的态度意义特征，挖掘俗名的生态位互动关系，并据此讨论深层的生态内涵与生态性质，认为首先，瓢虫、蜚蠊汉语俗名所引发的态度资源均以鉴赏为主，态度极性则呈现多元化。其中，瓢虫俗名以积极、中性为主，蜚蠊则以消极、中性为主。其次，瓢虫、蜚蠊汉语俗名中态度意义的多样化在认知机制与环境因子的互动中产生并表现为：（1）两昆虫的转喻式俗名多呈中性，受自然因子影响，体现“天人合一”思想，符合本文“生态审美”哲学观，具有生态有益性；（2）受文化因子影响，部分隐喻式俗名中人与昆虫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致使昆虫的自然之美被弱化，从而表现出生态模糊性；（3）两者隐转喻式俗名的评价性呈多元化，在受文化因子影响时生态审美意趣与人类审美标准相抗衡，呈现生态模糊性，在受社会因子影响时使“美”与“益”挂钩，体现显性的“价值判断”而带有生态破坏性。

综上，从昆虫汉语俗名内在的评价性入手，在语言、认知、环境的互动关系中探究俗名的生态内涵，不仅指明了语言、认知、环境的关联性及可塑性，也能引导我们反思并改善对昆虫的态度评价及人—虫关系，并促进昆虫多样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