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人口形势的重大转变下，人口政策也进行了重要调整。从2013年起，逐步实施“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及至“三孩”的生育政策，以应对复杂的生育环境和人口结构调整的需要。但是，生育政策调整后我国低生育水平的样态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人口出生率仍然呈现波动下降趋势^[1]。202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创下了1978年以来的新低^[2]。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处于较低水平^[3]。低生育水平与现代经济压力、生育理念等一系列因素有关。需要注意的是，在私领域的儿童照顾分工也是影响社会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针对儿童养育话题，网络空间上“丧偶式育儿”一词的出现，迎合了当代某些已婚女性埋怨丈夫缺席以及不满自身独揽儿童照料这一处境的宣泄心理。从表面看，“丧偶式育儿”话语经由家庭主要抚育者主观建构而产生，但该话语的宣泄性和批判性反映了现代家庭抚育中普遍存在的“母职焦虑”与“父职缺位”现象，也深层次凸显了在私领域固化的亲职抚育分工模式与儿童照顾性别归责。现实家庭生活中，女性承担起了大部分的“家务”与“照顾”责任，女性与儿童养育的关系极为密切，甚至儿童照顾就等同于女性的日常工作^[4]。在中国早期养育中，母亲和祖辈对婴幼儿日常照料的密集化与父亲照料的集体缺失共存，母亲与祖辈间的育儿协作使父亲们在较大程度上主动或被动地被排斥于婴幼儿日常照料之外^[5]。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强调男性以事业为主，女性以家庭为重，在家庭抚育中具体体现为男性承担家庭经济收入的工具性角色，女性则扮演照顾儿童的情感性角色。这种“照顾责任女性化”的性别归责放大了家庭抚育中的儿童照顾责任性别失衡问题，概述了两性在儿童抚育过程中存在时间、精力、角色与责任归属方面的差异，揭露了家庭抚育中的父职缺席与缺位现象。

在学界，儿童养育话语与母职、父职议题密切相关。在母职研究方面，研究者大多关注女性主体的母职困境。教育母职化给母亲带来较大的负荷，使女性在子女学业和个人职业发展间的矛盾冲突更为激烈，产生了较深的母职焦虑^[6]。城市中产家庭的焦虑母职呈现多面向图景,主要体现在选拔焦虑、教育焦虑和分层焦虑3个维度^[7]。年轻女性在母职认同与实践上存在张力，导致陷入个体依附性增强、自我实现受阻、家庭关系紧张等母职风险^[8]。也有学者对母职困境的原因机制进行了阐述。母职困境与性别焦虑既是育儿社会支持严重不足的社会背景所引发的，也是性别秩序的刻板印象与传统观念等文化动因所造成的^[9]。城市新生代母亲的母职困境的形成受经济、社会与性别文化机制共同作用的影响。在父职研究方面，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探讨父职缺席的社会性因素。赚钱抚养子女责任的沉重和随之而来的有酬工作优先损害了男性向子女提供充足日常照顾的权利，儿童无法获得父亲足够的日常照顾与成长陪伴^[10]。传统性别结构和社会文化的影响使得儿童照顾上父职角色被虚化和边缘化，继而通过社会政策与福利制度的作用，固化了父职实践路径^[11]。现有工作制度使“新父亲”面临着工作与家庭的冲突,难以充分参与儿童照料劳动；男性在社会生产与人口再生产领域的性别分化中的优势，也对“新父亲”的儿童照料参与和性别平等起阻碍作用^[12]。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分别从不同维度阐述了母职与父职，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其仍有一些未尽之处，现有研究大多侧重于从社会、文化等结构性因素探讨母职困境与父职实践，忽视了家庭内部育儿责任分工，即儿童照顾女性化对男性自身角色认知以及父职实践所造成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整合影响家庭抚育分工的结构性因素和个体性因素，从社会学角度诠释父亲参与家庭抚育不足的原因机制；采用案例分析法，重点关注在全职妈妈育儿和婆媳共同育儿家庭中，男性在儿童养育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通过何种方式参与父职实践，以及了解家庭成员对男性有着怎样的角色期待。通过对全职妈妈育儿和祖辈参与育儿的家庭中各子系统（母子、婆媳等）边界问题、育儿责任性别分工、家庭成员情感联结等具体情境的了解，有助于我们厘清母职焦虑与父职缺席的原因，进一步摆脱家庭抚育中的性别归责，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

二.   父职参与不足的家庭类型及相应问题

父母对子女肩负着相同的养育责任，也就是双系抚育，但在中国许多家庭呈现出“母亲为主，父亲缺席”的育儿模式。尽管传统文化赋予了父亲“子不教父之过”这种极为重要的期待和要求，但在传统父职实践中，父亲往往是作为家庭经济收入来源的工具性角色、作为家庭权威的价值性标准而存在^[13]。在私领域的性别文化规范作用并未随着社会转型而减弱，家庭和社会赋予男性以“工具性”的角色期待，使其难以平衡事业和家庭关系，在家庭抚育中表现为父职参与不足的常态。

本文所选取的案例家庭是全职妈妈育儿和婆媳共同育儿的家庭，这两种类型的抚育模式占据了城乡多数家庭。从职能分工来看，全职妈妈育儿家庭区别于双职工家庭，前者女性独揽了儿童照顾责任，承担了“无薪酬”的义务与责任，后者女性面临职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但却有着独立的经济来源。从伦理关系来看，全职妈妈育儿家庭也区别于婆媳共同育儿的家庭。前者家庭中的母亲对儿女的教养方式享有高度话语权，后者家庭则涉及代际育儿冲突问题以及个体间复杂的代际伦理互动关系。两类家庭的最大共性在于家庭抚育中的儿童照顾责任主要归责于女性，男性通常对儿童照料参与不足。文章旨在关注在以全职妈妈育儿和婆媳共同育儿两类家庭中的父职参与度，并对其存在的相应问题进行指正。

一   “全职妈妈”育儿

在现代核心家庭中，许多女性为了照顾子女而放弃原有工作回归家庭，成为“全职妈妈”。有调查研究表明：城镇25~34岁有6岁以下孩子的母亲在业率为72.0%，比同年龄没有年幼子女的女性低10.9个百分点；18.9%的在业母亲有时或经常为了家庭放弃个人发展机会^[14]。全职妈妈以孩子为整个家庭的重心，全程参与孩子的照料与成长，包揽了儿童照顾的主要责任。为了给子女提供更好的成长和教育环境，父亲在全力履行“顶梁柱”和“养家糊口者”的工具性角色时通常会缺席子女的日常照料，但长期的父职缺位也滋生了诸多家庭问题。

案例1：欢欢是一名小学六年级男学生，父亲一直在外创业，母亲原本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后因欢欢的出生放弃了工作，成为一名全职妈妈。即使父亲逢年过节会呆在家中，但大多数时间仍然忙于生意上的往来，时常坐在电脑前处理工作。丈夫认为自己负责为家庭提供经济收入，妻子就应该负责照顾和教育孩子。母亲出于对父亲的不满，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在欢欢面前抱怨父亲的“失职”，久而久之，在欢欢看来，爸爸在家中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认为爸爸在家会让自己和妈妈都不舒服。当父母双方发生冲突时，欢欢则会站在妈妈一边，认为一切都是爸爸的错，甚至会踢打父亲。

家庭是一个系统，每个家庭成员都承担特定的角色和功能，在日常互动中，慢慢形成了特有的家庭结构^[15]218-238。首先，家庭中各子系统的边界应该是清晰的、半渗透式的，家庭成员之间人际距离过小或过大，会产生过分亲密的“纠缠”和情感联结较差的“疏离”现象。在该案例中，由于丈夫常年在外，回家后依然忙于工作，与妻子、儿子之间缺乏沟通和互动，妻子不满丈夫的行为，转而把时间、精力花在孩子身上，儿子也偏爱妈妈。整个家庭形成了一个强劲母子纠缠子系统，父子、夫妻系统关系则表现为情感疏离。其次，当夫妻之间出现矛盾冲突时，儿子选择加入母亲的队伍形成同盟，联合对抗父亲，这种家庭系统中存在的划分阵营、联合对抗打破了稳定的家庭三角关系，加剧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最后，当张力存在于两个家庭成员之间时，其中感受到更为不舒服的一方可能倾向于向第三者直接或间接地倾诉事件或者表达自己的情绪。案例中的妻子不满丈夫对她的态度，便将生活重心转移到孩子身上，并且经常对孩子诉说、埋怨。在此过程中母亲将自己的慢性焦虑及情绪化状态投射到儿子身上，这种情绪化的情感投射在母子系统间会发展成一种焦虑性的亲子依恋关系。儿子作为家庭三角关系的“第三方”，应当成为缓解父母冲突的“调和剂”，但是由于该父亲在家庭长期缺位，导致父子关系疏远，使得孩子对父亲产生“排外”情绪，家庭关系得不到有效缓和。

家庭具备经济生产、生育教育、情感互动等多重功能，家庭功能的运转离不开各子系统之间的分工协作与沟通互动。父母任意一方在家庭中的职能缺失或过重会导致儿童照顾责任失衡，并且长期父职缺位所导致的低度父职参与，容易形成父亲“在场”却“透明”的家庭关系，进而造成夫妻、父子系统间情感隔阂，从而限制了家庭成员在精神慰藉等方面的情感获得。在上述案例家庭中存在家庭经济功能与情感功能失衡问题。在社会经济发展与家庭结构变迁等背景推动下，现代家庭的功能开始逐渐从经济单位转向情感满足，女性对家庭的诉求也发生了转变；与仅满足于男性为家庭提供经济来源的传统工具性角色不同，女性开始要求男性承担家庭领域的育儿职能，发挥应有的情感性角色。案例中的父亲仅通过发挥为家庭提供经济收入的工具性角色来体现自身的家庭价值，忽略了作为丈夫与父亲的角色，对妻子和孩子的关注度不够，缺乏情感性功能的发挥，在家庭抚育中的参与度也严重不足。

二   祖辈替代父职育儿

在许多家庭中，由于第三代的降生，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祖辈（多为女性）会离开自己的原居住地，搬到儿子家中暂时或者长久地居住在一起。针对这一现象，有学者将这种家庭模式称之为“扩大—核心家庭”，并将婆婆比作为“第二个妻子”^[16]88-96。在全球范围内，祖父母作为孙子女的替代父母是很常见的，通常是为了应对家庭危机和其他挑战，这种代际照料安排具有全球性质^[17]。对于新生父母而言，新生儿为整个家庭添加愉悦的同时也带来了“抚育危机”，祖辈作为一种“平衡机制”和“可调度资源”能够有效缓解整个家庭系统面临的抚育困境，使家庭系统重新恢复平衡。三代家庭中，父代会通过抚育孙辈的方式继续为子女提供“下行式”代际支持，极大地减轻了子女的经济和抚育压力，但在此过程中由于祖辈过度干预，替代父职等行为所造成的代际冲突、育儿责任失衡问题也同时存在。

案例2：在一个三代家庭中，父亲忙于工作，早出晚归，妻子与婆婆在家照顾一儿一女。婆媳两人在教育孩子方面存在很多矛盾，时常争论不休，而丈夫则经常以“我妈能帮忙照顾孩子已经很不容易”“我妈养育孩子有经验”等话语要求妻子妥协。在家务方面，婆婆说，家务应该是女人干的，男人只需要把工作处理好就行，而且自己也和儿媳妇一起承担了家务。妻子说，自己能理解丈夫在外的辛苦，并不奢望他回家干家务，但是多陪孩子聊天、玩乐，辅导孩子写作业都行。在与丈夫多次沟通无果之后，妻子选择消极性反抗，渐渐与丈夫、婆婆之间关系冷淡。儿子成了父母之间的“传话筒”，大女儿却对父母之间的矛盾表现出一副冷淡的样子，漠视家庭存在的冲突，常常将自己关在房间，拒绝与家人过多地沟通。

该三代家庭中由于婆婆过度干涉核心家庭和“替代父职”加剧了不同家庭成员的慢性焦虑情绪。产生慢性焦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个体所在的关系系统受到干扰，家庭的平衡关系遭到破坏。首先，婆媳存在教育理念差异和冲突，丈夫未能及时有效地解决婆媳之间的矛盾，并且屡次要求妻子迁就自己的母亲，夫妻系统关系失衡，造就了妻子的焦虑情绪；其次，由于婆婆包揽了本应属于父亲应该履行的职能与家务，为“父职缺位”提供了保护屏障，继而进一步激化了夫妻之间的矛盾；再次，丈夫凭借已获得的母辈育儿支持，理所应当地逃避育儿责任，忽略与子女的情感互动，亲子间的亲密关系难以有效维持；最后，由于儿子对父母的依赖性最强，儿子在父母间扮演“传话筒”的角色，形成一种典型的三角缠关系，即通过第三者的介入来实现双方的互动，这种夫妻系统间的非直接互动加重了儿子的焦虑，使其成为父母不良互动关系中的“受害者”。

该案例中还存在着极为严重的子系统之间边界不清、关系秩序紊乱的问题。父亲在家庭中的参与度极低，对于自身作为丈夫、父亲、儿子的角色认知不清，夫妻、亲子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严重的“疏离”。母亲把孩子变成自己的情感寄托，和孩子关系越来越紧密，这时就出现母子间的“纠缠”。奶奶将家庭的育儿责任理所应当地分配给自己和媳妇，将儿子排除在照顾模式之外，奶奶与父亲之间呈现出过分纠缠。夫妻双方发生矛盾或冷战时，婆婆便会站在自己儿子一边，与儿媳对抗。整个家庭中形成了极为复杂的纠缠次系统与联合对抗。此外，案例中的女儿对于家庭系统中存在的问题所做出的漠视反应是情感隔离与中断的一种表现。所谓的情感截断是处理代际间冲突的一种方式，目的在于通过远离家庭成员或断绝情感交流以保持一定程度的自我分化，这种情感截断在早期如得不到有效的处理将会影响孩子今后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

祖辈参与儿童抚育是家庭系统应对外部照顾资源赤字、缓解家庭抚育困境所做出的一种父代对子代的“下行式”代际支持。大多数抚养孙子的祖父母都嵌入在一个由家庭成员组成的网络中,他们要么帮助他们完成抚养任务，要么使这个角色复杂化。在传统与现代双重力量复杂交织的城乡家庭内部，扩大了的家庭结构正在并将持久地遭遇前所未有的亲子疏离、代际冲突、夫妻矛盾、婆媳不和、财产纠纷等复杂关系与矛盾冲突。在上述三代家庭的案例中，由于婆婆完全替代了父亲的职能，影响了其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角色认知，减少了父职实践与职能发挥的机会，抑制了父亲情感性角色的发挥，进而导致父职边缘化，加剧了夫妻系统乃至整个家庭在育儿责任方面的性别不公，家庭抚育呈现出“婆媳共同参与，父亲排除在外”的照顾责任女性化。

三.   父亲参与抚育不足的原因机制

照顾责任女性化的性别归责凸显了长期植根于中国家庭的育儿责任性别失衡问题。“女性照顾，男性缺席”所造成的父亲参与家庭抚育不足现象背后有着特定的个体性和社会性根源，它是基于个体情感选择、社会文化情境、儿童照顾资源、代际育儿支持等多重机制交互作用下所呈现出的家庭育儿分工。

一   母性情感与差异性性别规范影响了家庭分工

“十月怀胎”过程中与胎儿建立的母婴纽带关系使得母亲对孩子的情感联结往往高于父亲。在建立母子依恋关系的过程中，女性在孕育和哺乳的自然和本能基础上更容易内化抚育责任，以育儿为天职和义务，主动承担在私领域的儿童照顾责任。母亲承担着与幼小的孩子建立情感依恋的重要任务，以确保他/她能获得安全感这一人生幸福快乐的基石^[18]。亲子关系的联结与情感需求进一步培育了女性责任伦理，“父职缺位”在女性的认可下得到一定发展。有的女性把家当成事业来经营，以家庭的幸福、孩子的健康成长、丈夫的事业成功作为自己的成就^[19]。此外，现代家庭呈现出以孩子为中心和父母高度投入的“直升机育儿”，即学界所说的“密集型育儿”，这种高度性别化的“父亲养家，母亲抚育”传统亲职规范所衍生的“密集母职”愈发强调女性的育儿责任。在私领域固化的抚育分工使得女性（特别是全职妈妈）更多地承担了主要抚育责任，同时也为低度父职参与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社会文化对两性的角色和功能起着重要的规范作用。两性生理构造的不同决定了男女之间存在天然的生理差别，社会则以这种自然差异为由，根据文化规范需要而建构起一套所谓的符合两性气质和形象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性别分工。差异性性别规范下衍生的“男主外，女主内”角色分工嵌入到家庭抚育模式之中，男性扮演为家庭提供经济收入的工具性角色，女性则被倡导要发挥情感性功能，相夫教子，以照顾家庭成员为己任。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分工模式在当下中国家庭日常生活中仍然具有支配地位，儿童照顾这一具有情感与道德双重属性的无酬劳动仍然被视为母亲（女性）的职责^[20]。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61.6% 的男性和54.8% 的女性认同“男人应该以社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的观点^[21]。社会主流文化将母性“标签化”，将其定义为“儿童照顾者”，以此来强化女性在家庭领域的照顾职能和情感功能，这种性别规范作用在全职妈妈育儿家庭中表现得甚为突出，全职妈妈往往被限定在家庭领域之内，围绕“照料儿女”展开一切日常活动，相较于男性承担了更多的育儿责任。

二   家庭服务的私人化促使女性回归家庭

家庭是组成社会系统的基本元素，社会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的健全与否对家庭系统影响重大。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单位制的解体，这一时期的儿童托幼政策体系经历了集体化到家庭化的变迁，儿童照顾政策有明显的“隐性”家庭化倾向，政府通过弱化对儿童照顾的支持，使家庭重新承担起儿童照顾责任^[22]。在我国生育政策调整与精细化育儿的社会背景下，原有以家庭为支撑的0～3岁婴幼儿抚育模式已经难以承担早期育儿的重任^[23]。当前的儿童照料主要通过三种途径解决：一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如雇佣保姆、依赖托育服务中心等；二是代际育儿，也就是由祖辈照料；三是夫妻一方放弃工作，全职育儿。由于儿童照料是一项极具情感性和精力性的工作，需要照顾者投入充分的精力与情感关注，多数家庭对市场化的照顾服务难以充分信任。此外，高昂的市场化照料费用使得经济状况不良的家庭望而却步，有些家庭也因父母年老而无法获得代际育儿支持。因此，围绕着抚育儿童的责任便自然而然地在以现代夫妻关系为核心的家庭内部重新分配，其结果通常是女性回归家庭，成为全职妈妈。

家庭与社会环境是相互作用的，即家庭在受到来自外界冲击的同时，也会选择和改变其生存环境。迄今为止，社会层面面向儿童照料的专门社会政策缺失，多元社会主体提供的照料服务供给网络尚未完善，育儿责任主要依靠家庭内部成员分担。以前通过公共服务来承担的婴幼儿照顾职责全部被推向家庭内部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措施支持女性和家庭^[24]。绝大多数无力通过市场解决家务劳动和养育职能的家庭，只能通过夫妻之间的性别化分工或代际之间的分工来承担这部分职能^[25]。家庭内部的夫妻在面临儿童照料政策赤字、就业市场竞争激烈、育儿成本逐步提高等多重压力下，须得有一方做出牺牲，从公共领域回归到家庭，而退让的那一方往往是女性。缺少公共托幼服务资源是导致已婚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原因^[26]。公共领域照顾资源的匮乏与在私领域代际支持的薄弱所导致的育儿责任过度私人化，使得儿童照顾成为一个家庭甚至是母亲一个人的职责。

三   公共领域的男性主位强化了家庭性别分工

市场经济以其“效益最大化”的特征促使现代家庭愈发追求满足家庭成员的经济需求，与此同时，社会经济的功利性和消费主义也推动了公私领域的二元对立。市场作用下，社会倾向于以经济价值作为衡量一切劳动力的尺度，而照顾工作长久以来被视为女性无酬劳的义务活动，女性在私领域的劳动价值得不到社会认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渗入家庭之中，夫妻通常以谁能为家庭带来更丰厚的收入来进行劳动分工。由于男性通常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和职业阶层，加上社会对男性的事业成功和养家责任寄予更高的期待，在双重冲突难以解决的情况下，让妻子回家当“全职太太”通常会被一般人所接受^[27]。由于文化偏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社会对男性一贯有着更高的角色期待，认为男性更具有劳动生产力和市场价值。男性在市场被遴选为劳动主体，女性只能退守在家庭领域，继续从事那些无酬劳的家务劳动和照顾工作。

人物社会形象可通过有限的社会交往而被受众所感知和概括，但更多的还是经由媒介得以塑造和传播，社会大众通过与媒介广泛接触，间接构建起对职业群体社会形象的基本认知^[28]。社会媒介系统在信息制作与传播过程中主要聚焦于男性“支配性”特质，同时也对母职进行了商品化塑造。影视行业在角色塑造方面通常以男权文化为中心，限制或窄化女性在私领域的“从属型”和“依赖型”角色。广告行业在宣传推广家庭生活用品、婴幼儿产品、清洁产品时主要选取女性作为代言人，从角色维度重塑了女性“家庭主妇”这一传统的角色。虽然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了职业场所，但是相关思想影响下社会对女性作为“家庭主妇”的期望依然没有改变^[29]。广告行业没有足够的性别敏感意识，对男女平等的理解有一定局限性，对隐藏在商业文化、传统文化和人们思想深处的传统观念没有给予识别和重视^[30]。固有文化观念主张男性带娃有损其“男子汉”的特质，认为“全职爸爸”与男性“一家之主”的角色期待背道而驰。公共领域的男性主位强化了家庭性别分工，倒逼女性从公共领域回归于家庭，成为家庭和社会期待的“全职太太”，母职的重塑与建构进一步“边缘化”了男性的育儿责任。

四   育儿责任代际“转包”导致父职参与不足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传统家庭结构逐渐分化，家庭规模趋向小型化，祖辈逐渐丧失在家中“大家长”的权威地位，第三代成为整个家庭关注的核心。老年人因身体机能逐渐下降，其资源和权力会愈发减少，家庭地位也会相应降低，甚至面临“角色丧失”危机，因此，老人会通过参与抚育孙辈这一过程，从而在家中扮演“有用的角色”。照料孙子女也可以为祖父母带来喜悦感和成就感，使得祖父母因为有事可做而不觉得无聊，因此这一交换所得是属于“情感支持”，而非经济或照料中的回报^[31]。隔代养育的“代际育儿者”角色可以取代老人因退休而失去的原有社会角色，填补晚年这一时期的情感空窗，提高其自我效能感,满足自身与子代和第三代建立亲密关系的情感需求。

隔代育儿的另一原因在于“家本位”文化的伦理下倾。中国的“家本位”强调家庭价值的实现高于个人，强调每个家庭成员对家庭的责任，并且认为这种责任应该伴随家庭成员生命的始终。在中国传统的家庭主义价值体系，因血缘关系连接起来的亲属之间具有一种特殊的、自然的亲密关系，彼此承担无条件的、无限的相互照顾扶持的责任和义务^[32]。也有学者指出，父代提供隔代照料，不一定为了换取赡养义务的履行，也不一定完全出于情感，只是为了帮助子女应对儿童照顾资源匮乏的新风险^[33]。中国老年人参与隔代照料，既是一种带有代际交换目的的行为，也是在家庭至上的传统文化规范下做出的选择，是一种责任性的行为，体现了代际交换与家庭责任的相互交织，并不是出于完全的利他主义^[34]。代际育儿模式下，祖辈（尤其是女性）往往会以过于积极主动的“职能包揽”和“父职替代”行为有意或无意地阻碍父职参与。隔代育儿模式中的家务劳动与育儿责任“代际转包”使得在私领域的父职“失能”与“缺位”合理化，同时也加剧了核心家庭夫妻系统的育儿责任失衡。

四.   优化家庭抚育分工的对策性建议

儿童照顾并非是某一个家庭成员面临的困境，而是需要整个家庭合力解决的问题；此外，家庭系统并不孤立存在，它是从属于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家庭生存于社会环境之中。因此，家庭育儿是一个需要所有家庭成员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系统行为，幼儿的成长即是家庭责任分工、情感培育、资源整合、结构优化的过程。有鉴于此，针对以全职妈妈育儿、祖辈替代父职育儿这两类家庭存在的父职参与不足，照顾责任性别归责等问题，本文将从社会、大众媒体和家庭三个层面提出相应可行路径。

一   社会层面：建构多元主体育儿支持网络

在市场的驱动下，家庭照顾者还承担着获取经济收益的职责，家庭成员在就业之余难以对儿童进行良好的抚育和照料，儿童的家庭照顾资源存在着严重不足。需要注意的是，在劳动分工日益细化的时代，儿童照顾与抚育并不是某个人或单纯的家庭责任，从宏观层面来看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有鉴于此，建构完善且有效的多元育儿支持网络，充分调动社会各主体积极性，进一步细化政策体系是平衡在私领域育儿责任归责的重要路径。从社会各主体来看，政府、社区、市场等都是儿童照顾与抚育过程的重要参与主体，应当充分发挥各主体的作用，构建有效的支持体系。

就政府而言，政府应当积极发展普惠性的儿童福利政策，将儿童照顾和抚育纳入公共服务范畴，从政策层面提升社会对儿童抚育的关注程度。此外，相关部门还需要出台相应措施激励和监督企业，以保障员工产假、夫妻共同育儿假的真切落实，还需要完善就业保障制度，保障女性合法就业权益，对于性别歧视的企业给与行政处罚。就社区而言，作为服务的最基层组织，需要进一步完善社区内的儿童服务设施，丰富社区内的儿童照护资源，为有需要的家庭普及科学育儿理念，调和家庭照料引发的矛盾，有条件的社区还可以发展社区托育事业，缓解家庭照料的压力。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有效的市场化运作能够进一步提升社会整体儿童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进一步充实社会儿童抚育资源，为不同需求的家庭提供差异化的儿童照顾服务。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在儿童成长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构建多元育儿支持网络能够有效避免家庭照顾资源不足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缓解家庭照护的压力。

二   大众媒体层面：发展支持父职实践的舆论导向

父职实践作为一种缓解家庭系统内部“母职焦虑”的平衡机制，父亲在家庭的抚育角色不可或缺。尽管现代社会倡导男女平等，但在私领域的父职参与始终受到社会态度和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一方面，传统“男主女内”的思想观念使得社会对父亲参与儿童照顾持负面态度，部分父亲能够意识到自己所担负的家庭责任并且想要主动地投入儿童照顾中去，但社会乃至家庭对于父职参与的行为是不支持的；另一方面是在受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作用下人们觉得父亲照顾儿童不符合男性该有的气质和形象。

重塑和呈现多元的男性气质形象、倡导父职实践是有效规避社会将育儿责任归责为女性的路径之一。男性的“工具性”角色和男子气概是一种角色陷阱，是由社会建构出来的，突破这种传统的角色固化需要借助大众媒体的引导力和影响力。大众媒体对性别角色的建构与重塑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媒介系统要树立性别敏感意识，敢于突破传统“男主女从”的角色定型，塑造和呈现多元的男性形象。在影视制作过程中，可以通过角色塑造来改善男性以工作为主的育儿文化，重塑和拓展男性情感型和关爱型的气质，呈现社会支持父亲参与儿童照顾的积极氛围。此外，大众媒体应当积极倡导在私领域的父职实践，通过电视、网络、新闻媒体等途径向社会、家庭灌输父职参与的重要性，同时传授科学的育儿知识与家庭教育理念，以此来弥合父亲因“缺位”和“失能”而错失与孩子建立亲密关系的机会。

三   家庭层面：明确不同家庭成员的角色定位

在照顾政策赤字、公共资源匮乏、血缘关系亲疏远近、代际关系重心下移等个体性和结构性因素的整合作用下，中国的年轻夫妻对隔代抚养具有较强的依赖性，祖辈长久以来被视为一种“家庭内部资源”，为新生家庭提供育儿支持。代际抚育在缓解核心家庭夫妻系统育儿压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家庭各子系统的边界复杂化和家庭问题多样化。祖辈参与抚育第三代会出现一种常见现象：因祖辈包揽或替代父职使得新生父亲的儿童照顾责任转移到祖辈女性身上，呈现出婆媳共同育儿的“照顾责任女性化”模式，并且婆婆与儿子之间的亲子关系凌驾于儿子和儿媳的夫妻关系上。这种家庭关系秩序紊乱、子系统边界不清往往是多数三代家庭成员之间产生冲突的根源。

家庭作为儿童抚育的主体，需要协调好家庭分工，进一步提升家庭育儿水平，促进儿童健康成长。明确家庭成员的角色定位、强化父职实践、家庭各子系统保持边界可以有效缓解三代家庭中的育儿冲突。首先，祖辈作为育儿的“辅助者”，要避免“代际包揽”，给与父亲发挥应有职能的机会，从而规避由祖辈包揽儿童照顾而产生的夫妻育儿责任失衡问题。此外，改变传统“大家长”的角色观念，尊重夫妻在儿童教育方面的绝对话语权，与核心家庭要建立清晰的边界，不要过度干涉第二代家庭。其次，父母对子女肩负相同的养育责任，任何一方不得以工作为由逃避家庭领域的责任。男性需要履行在私领域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职能与责任，减少对祖辈照顾职能的依赖，发挥应有的情感性角色，注重夫妻、亲子关系，加强父职参与；女性要学会“放手”，将部分儿童照顾责任赋权于男性，提升男性在家庭中的父职实践。最后，家庭成员要遵从合理的关系序位，并且各子系统要保持合理边界。夫妻关系在家庭序位中处于首要位置，每一代家庭都需要遵循“夫妻关系是家庭第一关系”的原则。夫妻双方要注重沟通和交流，彼此相互包容理解，双向支持，共同努力平衡亲职抚育责任。

五.   结论与讨论

在高强度的抚育压力与低获得率的照顾资源等社会背景下，城乡家庭呈现出高发生率的全职妈妈育儿与祖辈参与育儿的家庭抚育模式。本文主要选取全职妈妈育儿和婆媳共同育儿的家庭作为典型案例，研究发现：这两类家庭的儿童照顾主要由全职妈妈或者祖辈完成，父亲在家庭抚育中参与不足，形成“密集型母职”与祖辈替代父职的现象；家庭抚育分工层面的性别失衡、低度的父职参与会扰乱家庭婚姻三角关系，破坏家庭各子系统（母子、婆媳等）的边界，阻碍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继而导致病态的家庭结构（纠缠、疏离、联合对抗等）影响家庭功能的正常运行；家庭内部“照顾责任女性化”的抚育分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父亲的育儿责任，父职实践不可避免地受到个体因素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和限制。

儿童养育涉及生育政策、家庭经济，教养理念等多重议题，本文主要从微观的家庭层面探讨家庭系统内部的抚育分工和性别归责。社会变迁背景下，现代家庭普遍赋予男性“工具性”和“情感性”的双重角色期待，因而，如何缓解家庭抚育困境、处理隔代养育的代际冲突、平衡夫妻育儿责任成为很多家庭面临的挑战。最为重要的是，在以全职妈妈育儿家庭和婆媳共同育儿为典型的家庭类型，如何摆脱“儿童照顾责任女性化”的性别归责，推动父职参与和父职实践，从而使得整个家庭成员在育儿上形成合力成为一项重要议题。尽管父职实践在多重机制作用下，其发生率和参与率并不是很高，但针对其父职长期缺位对于家庭成员、家庭系统、乃至整个社会造成的影响，其问题意识都需要得到人们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