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知识分子工作的战略性意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知识分子在新征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新局面”^[1]，当前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仍部分存在着脱离实践、脱离人民群众乃至阶级意识丧失等意识形态问题。其成因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较为复杂，其中既有全球化进程中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渗透，亦有我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分化等现实状况对知识分子的负面影响等等。但从学理分析的角度究其根源与共性，在于部分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背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下文简称《形态》）所强调的“现实的人”这一原则，立足“抽象的人”而变成了“抽象的知识分子”。“抽象的知识分子”丧失了正确的意识形态武装，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从人格理想方面来讲陷于道德说教的迷梦；从工作方法方面来讲走向纯粹思辨的迷途；从现实结果方面来讲迷失自己的阶级归属。新时代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工作对充分发挥其在新征程中的重要作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其中对“抽象的知识分子”进行深入的反思批判，重申现实、实践和阶级意识在知识分子认识自我与认识世界中的意义尤为重要。

一.   理想人格与道德说教：抽象的人与知识分子的人格迷梦

“现实的人”是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也是《形态》中最著名、最重要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具有“自反性”，既主张知识分子从“现实的人”出发来研究社会现象，更要求知识分子从“现实的人”出发来反思自我。知识分子作为思想观念生产的主体首先是“现实的人”而非“抽象的人”，这是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明确的。也就是说，现实给予知识分子各种条件的支持，但也具有社会性、历史性的制约作用。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超越现实世界的群体，更不可能超越现实世界而研究现实世界。

一   超越现实世界的理想人格

由于知识分子这一角色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有不少人，甚至部分知识分子本身都没有从“现实的人”出发来看待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而是脱离现实世界，抽象地理解这一群体。他们从“抽象的人”出发，赋予知识分子一个抽象空洞的“理想人格”，认为知识分子应当超越现实世界，以绝对的道德高度和上帝视角观察、批判这个世界并引领大众前行。比如法国思想家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就将知识分子等同于至善、真理的化身和守护者。他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是超越现实世界的人，是“哲学家—国王”。他甚至用“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世界”^[2]26来表明知识分子应当具有的超越属性。班达此论在西方十分著名，成了知识分子普遍认可和追求的理想人格。美籍巴勒斯坦思想家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2]72也强调，知识分子应该游离于社会之外，应该是处于“虚悬状态”的“流亡者”。所谓“虚悬状态”指不归属、屈服于任何政权、利益与思想；而“流亡”意味着游离于社会之外成为“边缘人”^[2]72。这就要求知识分子永远“以魔鬼式的‘我不效劳’为格言”^[2]35，做一个现实世界的静观者和批评者。他相信这种超越了现实世界的所谓“流离失所”，这种不归属于任何身外之事物的“虚悬状态”才能使知识分子“从寻常生涯中解放出来”，实现真正的解放，获得真正的自由^[2]72。我国知识分子受传统文化中“士”的思想的影响^[3]，也追求这种独立性。他们或呼吁“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认为现代知识分子应是“发扬蹈厉”的个人主义者^[4]；或鼓吹现代知识分子远离政治，坚定独立意志^[5]，确立学术至上的人生观^[6]。

二   理想人格的现实根源与达成路径

人应该有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知识分子在追求理想人格的同时应有两方面的思考：一方面是理想人格的现实根源；另一方面是理想人格的达成路径。如果对这两方面反思不清楚，知识分子就会沉浸在理想人格的迷梦中无法自拔，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不仅会落空，而且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后果。班达和萨义德等对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论述其实质不过是脱离了现实世界的空洞抽象，既没有弄清理想人格的产生来源，也没有找到理想人格的达成路径。

从现实根源讲，理想人格不是独立存在，也非永恒不变，而是有其现实的基础。只有从“现实的人”出发，才能清楚地看到：现实世界中的政权压迫、利益诱惑和思想专制反映在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就产生了一个在精神上与之对立起来的理想人格。具体来说，所谓理想人格不过是现实世界的不完美，特别是阶级压迫在人头脑中的镜像反映，是意识的产物，是从属于现实世界的第二性的东西。随着现实世界的发展变化，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理想人格也会跟着发生变化。就像奴隶社会的知识分子不会追求真正的平等自由，而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也会认为“三从四德”是理所应当。中国持续百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知识分子沦为阶级统治附庸的现实条件已不复存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保证了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纯粹性，在新社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成为无产阶级的一份子，为人民、求解放成了他们理想人格的主要内涵。

从达成路径讲，理想人格的达成是人的解放的题中之意。人的解放必须解决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理想人格和现实人格之间的种种对立。共产主义者面对种种对立，勇于探索对立背后的物质根源，坚信对立会随着其所从属的物质根源的消失而消失。在共产主义者看来，“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7]275，现实中的种种对立必须通过物质力量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任何对立的根源都在物质的方面，即现实世界的方面。不仅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有着现实的基础，而且他们宣称“绝不效劳”的、拼死与之斗争的东西，也有其现实的基础。要真正解决矛盾，归根结底只能依靠物质的和社会的实践。归根结底是社会实践推动着人类总体的道德进步，而不是相反。不是奴隶社会知识分子的道德决定了奴隶主阶级的消亡，而是封建的生产力推翻了奴隶主的统治；不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仁义道德造成地主阶级的消亡，而是工业生产推翻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自始至终对部分知识分子来讲难以理解。就是因为他们从“抽象的人”出发，看不到现实世界对理想人格的决定作用，看不到理想人格的从属性质。

三   代替物质实践的道德说教

部分知识分子不明白现实的实践在理想人格的达成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因此他们不是通过实践，而是寄希望于意识的层面，寄希望于道德说教来消除对立和谋求解放。他们只强调道德观念对现实世界的反作用，对内用理想人格要求自己，对外用理想人格要求他人，把社会的进步和最终人类的解放寄托在对自我与他人的道德说教上。道德说教作为意识形态的内容对物质世界有反作用，但不能将这种反作用夸大，甚至淹没现实实践的作用。道德说教本身没有错，但以道德说教为根本就是错误的。班达和萨义德的错误就在于用人脑对现实的镜像反映（理想人格）代替了现实本身，不考虑现实的人通过物质的实践改变现实的世界，而只追求意识（理想人格）的东西。班达所谓的“哲学家—国王”不过是自我陶醉，萨义德维持“虚悬状态”的诉求也不过是生存论的幻境，“流亡”式的生存更是对现实避而不见的灵魂漂浮，这种流亡式的解放也是虚假的解放。这样的知识分子由于不知道现实世界和物质实践的根本性作用，片面夸大理想人格对现实的反作用，就会用道德说教代替物质的实践，就只能用道德说教来“解放”自己，也只能用道德说教来“解放”世界。知识分子若不从“现实的人”出发审视自己，则极易沉浸在班达和萨义德式的理想人格的迷梦中无法自拔。

二.   纯粹思辨与双重僭越：抽象的人与知识分子的方法迷途

迷梦与迷途往往是一体两面的。《形态》反复阐明，知识分子若不从“现实的人”，而是从“抽象的人”出发，除了以道德说教代替物质的实践外，还会以词句的批判代替现实的斗争，在思想观念的生产上走向纯粹思辨^①。知识分子就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彻底地在唯心的方面发挥出来，赋予思想以脱离现实的“独立形态”，赋予特殊的思想以“普遍”的意义，其后果就是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僭越。

一   纯粹思辨导致理论僭越

纯粹思辨的过程，既是个人思想“普遍化”的过程，也是理论僭越的过程。《形态》将之分为三个步骤：首先，将思想和现实的个人分割开来。思想是现实的产物，是在一定社会历史环境中生活着的现实的个人对自身所处世界的反映。“现实的人”与其所属的“现实世界”作为思想的前提决定了思想的从属性与特殊性。把思想本身和“现实的人”分割开来，掩盖思想的从属性与特殊性，就是为了使思想具有“独立化”的形态。其次，在历史上相继出现的思想之间建立起“神圣”、神秘的联系。已经“独立化”了的思想在获得“普遍性”意义之前还需解决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历史上相继出现的各种特殊思想之间的不同。如果承认这些思想是相互绝对不同的，那么任何一个思想都不能获得普遍性的意义。于是，必须人为地赋予这些思想以“本质性”的，实际是神秘主义的“关联”。就如同黑格尔哲学那样，抹杀这些思想之间的斗争性，夸大它们的同一性，让这些思想都变成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的环节。这样，特殊的思想就获得了“普遍性”的意义。最后，给已经通过上述两个步骤获得“普遍性”意义的思想寻找一个现实的载体，将其再次属人化，才能去除其神秘性，弥合其与“现实的人”的割裂而与现实世界再次关联。历史上一切“圣王”统治，一切“替天行道”的闹剧都是将已获得“普遍性”意义的理论再次属人化的结果。经过这三个步骤，个人思想这一特殊的东西实现了它的僭越，披上了“普遍”的外衣。

二   纯粹思辨导致现实僭越

纯粹思辨并非时髦词汇，其所带来的理论僭越的后果毋庸赘言。本文要着重指出的是纯粹思辨一定会从理论僭越走向现实僭越。所谓现实僭越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纯粹思辨造成话语方式的专业化和独立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纯粹思辨使得思想“普遍化”之后，也会“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7]525。在分工细化的今天，语言的专业化是不可避免的，但过度的专业化语言就造成专业知识与大众语言的脱离。萨义德与一位退伍军人交流的例子很能说明情况。萨义德问这位退伍军人在军队服役时做什么工作，得到的回答是“目标搜寻”。萨义德很久才弄明白原来这位退伍军人在服役时其实就是轰炸员，所谓“目标搜寻”其实就是轰炸^[2]91。知识分子在进行思想观念生产的时候，要尽力避免无谓的话语创新，尽力拉近大众和思想观念之间的距离，而不是运用专业语言扩大大众与思想观念之间的鸿沟。更重要的是，专业化的话语表达方式还会掩盖现实对语言的决定作用。语言从属于现实的世界，不论多么深奥难懂的语言，都是现实世界正确或歪曲的反映。现实世界既是思想的源泉，也是语言的源泉。思想观念的表达中艰深难懂的语言看起来深奥精微，仿佛传达着普罗大众难以领会的奥秘，但只要把它从纯粹思辨的语言还原为现实的普通语言，就可以看到他们也只是对现实世界的反应而已。

第二，纯粹思辨造成评判标准的主观化和精英化。思想一旦脱离“现实的人”这个根基，一旦超越于其得以产生的现实世界，一旦掩盖了其从属性的地位而获得“普遍性”的意义，对这种思想的评判就失去了客观准绳而只能依靠主观主义的内部原则。也就是说，获得“普遍性”意义的思想如同上帝的话语一般高高在上，它解释一切，世界万物以它为标准，而它不以任何事物为标准。获得“普遍性”意义的思想自己展开自己，自己证明自己，就不能再用物质的和人民的实践这种外在的客观标准来对其进行评判了。对它的评判只能诉诸纯粹的内部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的检验因为受到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因而具有相对性。知识分子一旦走上纯粹思辨的道路，不满足于实践标准所必然具有的相对性，就会追求超越于现实的所谓“永恒标准”。在资本的作用下，这种对“绝对”的“永恒标准”的追求日趋与人民群众的“相对”的标准分裂开来，走向与普通民众迥然不同的精英主义。在各行各业中，这种精英主义表现为与大众文化的分裂。索维尔^[8]373曾以艺术为例指出这种分裂：“知识分子对客观现实和客观标准的这些贬抑，从社会、科技或经济领域，一直延伸到了艺术、音乐和哲学领域。贯穿、凌驾于所有这些完全不同领域之上的一致性，就是知识分子自我欣赏的这一特性。现代艺术明显不同于过去时代的伟大文化成就。过去的文化成就，比如巍峨的教堂，其意义在于激励从国王到农夫的所有人；而现代艺术和音乐却充满着自我意识，衡量其优劣的标准就是它是否具有大众不可接近的特性，甚至现代艺术经常会是对大众的有意冒犯或者嘲弄。”所谓“永恒标准”是不存在的，故而对这种“永恒标准”的追求就只能流向主观主义，其外在表现就是贬低人民群众的社会性实践这一客观的评判标准，而追求一种主观的，“大众不可接近”的标准。这种标准是脱离了实践的，因此是脱离了人民群众的标准。

第三，纯粹思辨会走向极端的民族主义。在民族国家中，现实的人意味着民族的人。人在民族传统中接受教育，就会带上该民族传统的思想印记。民族语言作为民族国家社会与历史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文化惯习的意识反映，积淀为带有本民族思想特征（偏见）的文字，作为知识分子最切近的理解与表达工具，规定着知识分子^[9]。而且，民族思想通过民族语言所影响和造就的不是单个的知识分子，而是具有思想共性的知识分子群体。因而个人思想“普遍化”往往伴随着民族思想的“普遍化”。不论是个人思想还是民族思想，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偏见，因此民族思想的“普遍化”也就意味着民族偏见的扩大化。知识分子若不明白“现实的人”才是思想的根基，就会奢望从“普遍的人”出发来阐述自己的思想，以确保自己的思想不带偏见。但所谓从“普遍的人”出发，实际就是脱离实际而从“抽象的人”出发。所谓的不带偏见，也只是以民族的充当普遍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批判费尔巴哈等人，“这些唱高调的、爱吹嘘的思想贩子们以为他们无限地凌驾于任何民族偏见之上，其实他们比梦想德国统一的啤酒店的庸人带有更多的民族局限性”^[7]46。谋求绝对独立的知识分子看似追求超越现实世界，但无一例外地要受到现实世界的规定，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现实。知识分子越是追求超越，越是追求普遍，就越容易强化民族偏见。而在民族偏见笼罩下的知识分子群体，往往会以团结一致代替自他批判，进一步固化民族偏见并将其推向极端。这种思想上的民族偏见就是极端民族主义的重要成因之一。

三   “抽象的人”：双重僭越的思想根源

归根结底，不论是理论的僭越还是现实的僭越，都是从“抽象的人”出发进行思想的必然结果。一方面，他们无视现实的关系，用抽象的人代替了现实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不考察思想和现实的关系，割裂德意志意识形态和现实的关联而“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俘虏，因而看不清楚现实的关系”^[7]535，不明白所有“普遍”幻影的本质都是特殊。因此，他们才把一定时空背景下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抽象为永恒的“人的关系”，更进一步“这样来解释这些一定的个人关于他们自身关系的思想，好像这些思想是关于‘人’的思想”^[7]536。另一方面，抽象的人对现实的人的掩盖却有其现实的根源。《形态》认为，所谓“普遍利益”都是私人利益的“普遍化”。同样的，历史中的“普遍思想”都是作为“私人”的个人创造的。之所以要将思想“普遍化”，归根结底是要给私人利益披上普遍利益的外衣。

知识分子应该反思，一旦从“抽象的人”出发，沉浸在虚幻的“理想人格”当中，就会走向将特殊思想“普遍化”的迷途。从来都没有什么普世价值，在辩证法面前，没有一样东西是绝对的普遍和永恒。知识分子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能“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7]54，也不能相信其他以形形色色的面目出现的，宣称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思想一旦获得“普遍”性意义，就会使承载着或者体现着这种“普遍”性思想的某个个人也获得“普遍”性意义。思想观念的生产本身要从“现实的人”出发，在鲜活丰富的实践中不断推进。

三.   职业自负与阶级超越：抽象的人与知识分子的身份迷失

知识分子从“抽象的人”出发，不仅会由理想人格迷梦步入纯粹思辨迷途，更会将“知识分子”这个职业抽象化，丧失阶级性从而最终在现实中迷失自我的阶级身份。笔者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它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前提下产生，也会在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消亡。不论各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内涵如何变化，它都是现实的产物，而非抽象的、永恒的概念。

一   从分工的角度理解知识分子职业

知识分子首先意味着分工，即知识分子在社会生产的诸领域中专门从事思想观念的生产。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分工最初只是纯粹自然的分工，即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分工。随着私有制的出现，人类社会才有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如今以职业分化、专业细化、流水线作业等等为代表的“专业分工”已成了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模式。分工的必要性和它对现代社会的意义毋庸置疑，“专业分工”是应生产社会化的需求而产生的，社会化的大生产只能诉诸分工才能完成。另一方面，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分工首先是“被动分工”，本质上表征着私有制、阶级和社会压迫。即在阶级还未消亡的时候，分工不是自由人出于全面发展自身的自主选择，而是受制于阶级统治，表现为人对分工的依赖和分工对人的束缚。分工首先不是“你是农民，我是教师”这种专业意义上的分工，而是“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这个阶级意义上的分工。分工的不同意味着产品分配的不同。被动分工意味着产品分配上的不平等。在《形态》看来，被动分工、分配不平等与私有制是相伴随的，“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7]37。在现代社会，“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这个阶级意义上的，意味着私有制和不平等的“被动分工”被“你是农民，我是教师”这个专业意义上的分工所掩盖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被动分工”作为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和私有制一样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中产生，也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消亡的东西。只有“被动分工”的消亡，才意味着人的真正解放。

二   “被动分工”对知识分子的局限作用

对于知识分子来讲，负责思想观念的生产首先是“被动分工”的结果，首先意味着受压迫。知识分子很容易看不清这一点。按照许纪霖的说法，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情节还很浓厚^[10]。谈起自己的职业，越是优秀的知识分子，越是强调自身的道德追求、专业素养和社会责任，越是看不到分工所带来的压迫和局限，最终走向迷失。这种压迫和局限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人。但在“被动分工”还未消亡的时候，完整的人却只成为了知识分子，即屈从于知识分子这个职业。“思想观念的生产”这一分工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首先是压迫和束缚，而非自我解放的途径。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人才能摆脱对于分工的依赖，才能消灭分工，突破局限，从而获得真正的解放。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知识普及程度越来越高，垄断观念生产的“知识分子”阶层就会逐渐消亡，所有与“知识分子”挂钩的问题才能最终消解^[11]。第二、在“被动分工”还未消亡的时候，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即使他有成为其他职业的天赋和才能，但他要从本来的职业中脱离出来从事另外的职业，也会十分困难。分工一方面使得各种行业的从业者自身受到束缚，另一方面使得职业具有排他性。第三、知识分子的道德追求、社会地位尤其是社会责任，要求他们在面对世界时整体性地看待问题并发表指导性的见解。但由于受到分工的限制，正如《形态》^[7]514所说：“就个人自身来考察个人，个人就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他变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使他受到限制。”知识分子越是专业，他对世界整体性的、深入的把握就相对越少。知识分子所引以为豪的专业素养在面对整体的世界及其日新月异的发展时，就更容易体现为一种偏见。

知识分子崇高的道德追求、卓越的专业素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当然是大众的模范。但不能过分夸大知识分子的作用，在社会治理问题上过分倚重专家治理和精英治理的模式。索维尔在论及专家治理时认为，社会决策应来自一个体系性的过程，而非某个或某几个具体个人。因为社会决策所需要的知识因素过于庞大，无法被少数人所全面掌握。这一体系性的过程“包含着零星分布于全体大众中的那99%的重要知识，这些知识在人们彼此之间供与求的多元适应过程中，系统地合作着”^[8]33。知识分子由于受到职业分工的限制，对于整个世界的掌握是有限的和片面的。他们既设想一个理想人格，又设想一个理想社会，还要给社会开出 “一揽子”的“药方”。知识分子对自身的专业素养越是过度自信，就越容易成为脱离“现实的人”。社会治理所要求的关于社会整体的知识散在于群众脑中，通过整个社会系统性的运作来发挥作用，所有“一揽子”的办法显然都是无效的。

三   “被动分工”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之间的关系

既然“被动分工”首先意味着压迫和束缚，那么人要获得解放就要消除这种分工。被动分工与阶级伴随存在，在阶级社会中被动分工不可避免；在被动分工条件下，知识分子也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属性。有分工就有阶级，知识分子应该明确分工、解放与阶级的关系，避免阶级意识的丧失。被动分工的消除只能通过阶级的实践，“只有改变了环境，他们才会不再是‘旧人’，因此他们一有机会就坚决地去改变这种环境。在革命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7]234人只有在阶级的实践中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被动分工”，消灭阶级从而解放自身。为了摆脱分工带来的压迫和束缚，萨义德^[2]84号召知识分子由专业走向业余，突破行业限制和专业束缚，拥抱多元观念和价值而自由发展。从空间哲学来看，萨义德^[2]92所谓业余就意味着突破狭小的专业空间，而选择更为广阔的公共空间。也就是说，分工就意味着活动空间的缩小。知识分子越是专业化，他所能活动的空间就越小，同样的，他和公共空间的交集也就越小。反之，“业余”就意味着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中活动范围的扩大，而活动范围的扩大就意味着整体性知识的扩大，就意味着偏见的缩小。萨义德所论的“业余”，实际就对“被动分工”批判和抵抗。但他只是在理想人格和道德说教这个层面，从“抽象的人”出发来思考和解决这个问题。其问题就在于他不明白阶级的实践在走向“业余”和摆脱“被动分工”中的作用。这归根结底是从“抽象的人”出发，而不是从“现实的人”出发思考问题所造成的。

从“现实的人”出发，就可以看到分工得以产生的阶级根源。而从“抽象的人”出发，则容易脱离现实世界看待分工，更看不到分工背后的阶级根源，进而造成知识分子阶级意识的丧失。阶级性一旦丧失，革命性也就跟着丧失了，就容易把“阶级”与“革命”理解为虚幻的东西，却转而追求真正虚幻到极点的所谓“对于人们的普遍的爱”^[7]537，这就是知识分子迷失自我的根本原因。知识分子作为现实的个人不能脱离现实世界，这就意味着在阶级消亡之前，知识分子不能超越阶级而存在。在阶级消亡以前，现实的和阶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义的。就连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处于虚悬状态，流放自己成为边缘人的萨义德最终也不得不承认，人不能脱离现实世界而存在，更不能脱离政治性的处境，“因而无法遁入超然无私的客观性或超验的理论的领域”^[2]39。萨特^[12]曾呼吁知识分子扎根群众，置身于政治；拉吕埃勒也曾警示知识分子不能遗忘“受害者”^[12]。但前者的出发点是脱离群众、阶级的所谓“具体的个人”，后者由于没有把知识分子放在阶级中理解，最终造成知识分子的不可定义，走向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12]。离开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不能正确理解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

知识分子无法超越具有阶级性的物质世界而独立存在，因而也无法做到思想中立。实际上，对思想中立的向往，正是物质世界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一事实在思维中的体现。知识分子若从抽象的人出发，由迷梦走向迷途，最终就会忘掉自身的阶级归属，在阶级问题上迷失自我。知识分子对内丧失了自我的阶级归属，对外的批评功能也就随之退化了。

四.   结语

“现实的人”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依然是一个应该对照自身和社会两方面实际反复思考的范畴，但知识分子往往很固执，沦为“抽象的知识分子”而不自知。正如《形态》所说：“对哲学家们说来，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7]525至于为什么是这样，《形态》并没有具体阐述，但索维尔却给出了答案。首先是因为知识分子在自身创建的思辨大厦中拥有维持身家的现实利益，“没有人愿意承认错误，而那些在一整套信念中拥有巨大个人利益的人，与那些持有圣化构想的人一样，更不可能去承认观念上的错误。或者可以这样讲：这些人极为缺乏重新思考那些观念的补偿性激励因素”^[8]370。知识分子生产思想观念又受制于思想观念，一旦想变更思想观念，必然牵动既得利益。因此，如无可观的补偿性激励因素，观念的变更就会十分困难。其次是因为观念的生产和其他行业的生产有根本性的不同。其他行业，如科学技术、经济等领域直接受制于实践的后果即客观现实的变化。实验上的错误、经济上的亏损会倒逼主体进行转变。而正如索维尔^[8]371所说：“对那些终端产品为理念并且其理念也只需要由志趣相投的人们来确认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必然要去面对的约束。”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对观念的改革，一没有可观的补偿性因素，二没有必然的责任性约束。 一方面，对“抽象的知识分子”的批判不能代替物质的实践。“抽象的知识分子”的产生与消亡都有其社会根源，知识分子打破迷梦，迷途而反归根结底要依靠人民的实践。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本身的自我反思也不可或缺。但无论如何，对知识分子的单纯的道德说教或“文化领导”都是不合理的。因此，持久的自我反思对知识分子来说，就是最为宝贵的品格。

国家知识创新工程、科技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文化强国战略，知识分子是主力军。“抽象的知识分子”应该觉醒，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应从“现实的人”出发，胸怀理想人格，懂得实践对人格塑造的决定性作用；具有思辨精神而又能摆脱纯粹思辨的迷途；追求卓越的专业素养而又明白分工在阶级社会首先意味着压迫和局限；追求真理而又不迷失自己，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知识分子早已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了，但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长期性。新时代的知识分子更要明确自身的阶级归属，“坚定无产阶级的立场与为人民做学问的理念”^[13]，用正确的意识形态武装自己，才能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真正融入新时代新征程实现自我，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更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