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十年，是中国网络强国建设步伐最快的十年，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指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1]33，而网络治理正是网络安全保障工作的关键环节，也是建成网络强国的重要方面。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秩序良好符合亿万网民利益。近两年，网络“饭圈”乱象横生，成为干扰网络秩序、滋扰网民的负面现象，也成为政府部门进行网络治理的重点领域。这一乱象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所致，其伴随着“饭圈”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演化、变化形态。深入了解网络“饭圈”乱象，并将其置于网络治理政策的研究视野之中，有助于揭示乱象生成背后的成因，重新审视网络治理政策的适用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整治网络“饭圈”乱象的思路。

一.   网络“饭圈”乱象及其负面影响

政策研究的基础是对施策对象的准确把握。所谓“饭圈”，“饭”是指“粉丝（fans）”，“圈”则是一种对群体的区划和界限的形容，“饭圈”就是崇拜同一偶像的粉丝集结而成的网络社群^[2]。周宣辰^[3]指出“饭圈”一词是“偶像经济和媒介技术”融合发展的产物，孟威^[4]则将“饭圈”看作是一个通俗化的集合性名词。不难看出，“饭圈”与网络信息、新媒体技术紧密相关，本身是一个中性词汇，而网络“饭圈”乱象则是一种典型的负面文化现象。那么中性的“饭圈”为什么会滋生出负面“乱象”并让人们“谈‘圈’色变”？网络“饭圈”乱象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它对网络治理又带来什么样的挑战？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

一   网络“饭圈”乱象的形成

网络“饭圈”乱象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粉丝情感因素、群体价值观因素，也包括资本因素和网络治理因素，可以说，它的形成受到了情感因素、资本因素、粉丝群体的价值缺位、网络治理的滞后性等原因的驱动。

1   情感因素

有学者对网络“饭圈”背后的情感生成逻辑进行了总结：偶像崇拜的逐魅需求是“偶像−粉丝”关系的产生之源，资本的操控逻辑则是操控之手，这两者正是网络“饭圈”乱象形成背后的逻辑推动^[5]。具体而言，粉丝在偶像身上映射自己向往的模样并通过崇拜加以具象化，偶像的“光环效应”^[6]12得以形成。这一效应借助当下“社交网络平台沟通的即时性、便捷性、持续性”^[4]等特征被不断放大，进一步刺激了粉丝群体的逐魅需求。资本推动下，粉丝与偶像频繁互动，这不仅满足了粉丝追星的情感需求，还让粉丝产生与偶像互动的“类亲密”错觉，在对这种错觉深度依赖的基础上，粉丝群体的逐魅需求被再次强化。粉丝群体对偶像的情感寄托演变为情感聚集与情绪共鸣，成为一种群体性认同。最终，这种认同成为对外排斥“他者”，对内引发集体兴奋的情感基础。网络“饭圈”乱象背后的情感链条生成后，粉丝群体认同往往呈现出一种狂热的、非理性的极端化趋势，甚至带有某种宗教性色彩——“明星的形象酷似宗教叙事中的受难者……而粉丝们往往以追随受难者的殉道者自居”^[7]，成为乱象生成背后重要的非理性情感因素。

2   资本因素

基于这样的情感逻辑，商业运作与资本驱动利用粉丝群体的逐魅需求，推波助澜以谋求利益的扩张和最大化。就艺人而言，资本的介入令其被包装成一种“商品”^[8]，偶像工业通过给“商品”们贴上各种与实际艺术价值无关的“人设”标签以迎合粉丝需求，获得大众隐秘的偶像消费快感。此时，“流量至上”成为偶像成名的关键，流量背后的产业链则牵起偶像、资本、商业平台等各方利益^[5]。这些利益集合体以“流量”“数据”为核心，设置相关机制引导粉丝应援打榜，通过投票、开通会员、购买指定商品等方式来刺激粉丝消费、制造偶像的高流量。当然，粉丝大额消费的背后是资本的巨额获利。追星变成了将“喜爱”物化为“消费”的资本游戏——偶像被物化为“失声”的消费品，粉丝被物化为“失智”的消费工具。粉丝明知偶像表演“人设”是被精心塑造的、以商业为目的的幻象，却仍在其中无法自拔，自我感动于造星途中“殉道者”的意象^[7]。这种被资本有意助推的追星方式，让整个“饭圈”陷入无底线的极端病态，导致了诸多群体性追星失范行为的产生。

3   粉丝群体的价值缺位

粉丝群体的价值缺位也是造成网络“饭圈”乱象的重要因素，网络“饭圈”乱象中诸多群体性追星失范行为背后，折射出粉丝群体在追星过程中产生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泛娱乐化、庸俗化等扭曲的价值观念。粉丝为给偶像应援送礼已经成为各偶像团队默认的“潜规则”，这从2020年某节目组曝光的“收礼清单”就可见一斑。粉丝群体主要由“‘95 后’、‘00 后’的青少年组成”^[9]，他们身心发展未完全成熟，易被“饭圈”固有规则绑架，失去独立的判断能力。另外，作为伴随着互联网发展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过于依赖网络社交，由于价值观不成熟以及文化引导的不足，青少年粉丝群体极易被网络上的各种错误价值观念所左右。如果偶像不重视对粉丝的错误价值观进行引导，甚至对粉丝的非理性行为不发声、不表态，也不承担这种行为带来的后果，就会加剧粉丝不辨是非、盲目从众等价值观迷失现象，也进一步扩大了网络“饭圈”乱象的负面影响。

4   网络治理的滞后性

网络治理的滞后性也是网络“饭圈”乱象形成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原因。有学者提出，当前信息的高速生产与传播，极大地遏制了把关人通过控制信息传输时间进行事前把关的可能，导致了把关的滞后性^[10]。这些群体性追星失范行为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惩治，进而持续发酵，进一步恶化，形成了“饭圈”乱象。可以发现，在当今全媒体时代，网络传播的即时性和网络行为的复杂多变等因素，导致了监管内容持续变化、监管标准难以界定、监督动态难以把握，加上监管手段较为有限、监管意识尚需提升等，不断加剧着“乱象”与“治理”二者之间的矛盾。可以说，“饭圈”乱象的生成是受到情感因素、资本因素、粉丝群体的价值缺位、网络治理的滞后性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是几方面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

二   网络“饭圈”乱象的表现与特征

进一步观察，网络“饭圈”乱象在网络空间生成后，有一些典型的表现，如举报泛滥、畸形应援和偏执型崇拜。这些表现均具有非理性、无序性以及扩散效应明显的特征。

1   举报泛滥

有学者认为，“‘饭圈’举报成风”^[4]是饭圈乱象的典型特征，且这类举报具有聚集快、非理性、主观性极强等特点。“肖战227事件”的导火索就是群体性举报。举报泛滥现象在“饭圈”盛行已久，甚至各大粉丝组织内部均设有专门的“反黑组”，他们负责在微博偶像广场、各大微博评论中长期“巡查”，一旦发现有挑战或攻击其偶像的言论，便迅速组织“饭圈”粉丝进行大规模举报。这种举报行为带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意味，不惜一切手段攻击异己，是一种充满戾气的恶意举报。

2   畸形应援

应援，是日韩的舶来语，意指粉丝为偶像接应援助。随着“饭圈”风气恶化，粉丝应援也逐渐变得畸形，当前“饭圈”的畸形应援存在多种方式，主要归为两类：数据造假和“饭圈”集资。“饭圈”中的数据造假是指通过刷分、刷量、买热搜、搬运原创内容等方式，生产出大量虚假数据，从而实现为偶像制造流量的目标。2019年2月，流量明星数据造假引发舆论关注，随后有关部门封禁了以“星援App”为代表的一批网络数据造假公司^[10]。在惊人的“注水”数据背后，是自称“数据女工”的饭圈数据组“兢兢业业”的工作成果。在“流量至上”的导向下，“数据女工”们的任务就是用成百上千的账号给偶像投票打榜，并通过提前“养号”的方式为偶像的影视剧刷高分，给偶像的微博动态转发、评论、点赞（这种行为称为“轮博”）。必要时，他们还会通过买“水军”、买“热搜”，做出“漂亮”的数据来推高流量，进而展现其偶像的商业价值。相比之下，“饭圈”集资更为直接，是“饭圈”中主要的“氪金”方式。粉丝通过集资送礼、集资买专辑、集资打投等对偶像进行应援。以《创造营2021》节目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在其总决赛后，粉丝为4名训练生的集资总额超过1000万元，排名前11名选手的集资总额更超过1亿元^[11]。资本推波助澜，平台兴风作浪，联合“粉头”制造出各种各样被包装过的应援方式，诱导粉丝耗费大量精力“做数据”追星，投入大量金钱“氪金”造星，长此以往，这些流量与资本聚合为无规矩可循的“灰色地带”，成为滋生乱象的“温床”。

3   偏执型崇拜

陈骢^[12]认为，偏执性的偶像崇拜即“造神”，这与上文提到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受难者”与“殉道者”的“粉丝−偶像”关系有所呼应。粉丝群体大都正处于三观形塑期，在这种“造神”心理的影响下，其崇拜心理易被扭曲，走向极端，即便在偶像已经被曝出“出轨”“吸毒”等冲破道德与法律底线的事件后，部分粉丝仍要维护偶像“神”一样“崇高无暇”的形象，毫无是非观念可言，可以说其价值观已经被严重扭曲。2018年1月，《紫光阁》杂志社对歌曲《圣诞夜》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呼吁公众人物应树立正面形象，起到正向引导作用，而该歌手粉丝不引以为戒，反而绞尽脑汁抵制“紫光阁饭店”，上演了一出“紫光阁地沟油”挂热搜的荒诞闹剧。除此之外，偏执型偶像崇拜还表现为对偶像的过度占有欲与窥视欲。一些人公然明码标价倒卖明星的行程、酒店信息，甚至还将偶像的身份证件信息、手机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泄露出去，从而导致“私生产业”的出现。购买这些信息去骚扰偶像的粉丝被称为“私生饭”，他们可能做出跟机、跟酒店、跟踪入户，甚至强行追车等不理智行为，造成可能危及生命的安全事故。

概而言之，网络“饭圈”乱象的特征主要表现为非理性、无序性以及扩散效应明显。粉丝群体沉溺、维持想象中的亲偶像关系，为此甚至参与恶意举报、进行畸形应援以及坚持偏执型崇拜，而这些行为不仅有悖于道德，还可能触法违规，破坏正常的网络空间秩序，呈现出非理性、无序性的特征。网络“饭圈”乱象已被推向公众视野，明星失范不当行为与失德违法事件不断被曝光，一再引发舆论热议。网络“饭圈”乱象折射出网络文化的畸形发展，同时，由于网络媒体的传播与“饭圈”集群的性质，这些乱象以不断破“圈”的方式吸引大量关注，波及范围广，影响力度大，扩散效应非常显著。

三   网络“饭圈”乱象对网络治理提出挑战

网络“饭圈”乱象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给网络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这表现在：第一，网络“饭圈”乱象扭曲网络文化，给网络内容治理带来挑战。“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明确指出，要“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13]，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关系到我国网信事业的发展，对文化强国与网络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网络“饭圈”乱象扩散效应的推动下，网络文化被迫“饭圈化”，被各种扭曲变形、污浊混乱的“饭圈”风气侵染。如作为“二次元文化之家”的B站被“饭圈”“打投”“反黑”等陋习弄得乌烟瘴气——原本用于交流视频体验、在线互动的“弹幕”成了粉丝们“互撕”的“战场”，不仅如此，“豆瓣影评”被大规模刷分、“电竞圈”亦出现拉踩控评现象等。可见，网络“饭圈”乱象的恶劣影响早已不仅仅局限于“饭圈”之内。“饭圈”固有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早已蔓延至网络文化的多个领域，侵占多个圈层，不断腐蚀着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这不仅导致网络内容治理环节的增多，还使得治理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严峻。

第二，网络“饭圈”乱象滋生网络暴力，增加了整治违法违规行为的难度。有学者认为，“饭圈”群体中偏激的个人情绪迅速聚集发酵，极易形成情感共鸣，激发群体兴奋，从而导致不理智的追星行为，进而可能引发网络暴力^[10]。前文提到的“肖战227事件”的后续矛盾中，肖战粉丝通过“撕黑”辱骂、恶意攻击、诅咒侮辱等方式掀起网络骂战，对其反对者及相关同人文学创作者持续实施网络暴力和人肉搜索，引发众怒。《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明确规定，网络信息内容服务生产者、使用者以及网络平台，不得开展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等违法活动。畸形“饭圈”文化衍生出的网络暴力事件频发并且不断升级，危害巨大、影响恶劣，成为污染网络舆论生态的顽瘴痼疾。同时，网络暴力往往具有隐匿性与群体性的网络行为特性，前者提高了身份识别的难度，后者增加了负面影响扩散的速度，导致侵权、犯罪成本的低下与调查取证的困难，这使得因“饭圈”引发的网络暴力整治也面临重重困境，治理难度大大增加。

第三，网络“饭圈”乱象破坏网络空间秩序，不利于网络空间的长效治理。“饭圈”内部的互相攻击、造谣与咒骂，扰乱了正常的网络传播秩序，由此衍生的“饭圈”职业黑粉与恶意营销号更是推波助澜，使得大量低俗、色情、谣言不断生成与传播，致使“饭圈”成为隐藏大量“三俗”信息、有害信息之地。这些以吸引眼球、追求流量为目的的网络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侵占了网络公共资源，造成了不必要的分裂与对立。“饭圈”是许多年轻人的网上家园，亦是未成年人的聚集之地。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达1.83 亿，在未成年网民经常进行的网上活动中，粉丝应援活动的比例占8.0%，初中阶段参与应援的网民比例为11.0%，超出8.0%的平均值，为各学历段最高^[14]。显然，网络“饭圈”乱象对未成年人的危害也更大，亟待网络治理与纠偏。网络“饭圈”乱象严重污染了网络生态环境，不断干扰着正常的网络空间秩序，给网络治理工作带来了持续性挑战。

二.   网络“饭圈”乱象的治理政策分析

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ITU）主办的信息社会峰会（WSIS）认为，“互联网治理指国家、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从各自角色出发，对互联网中共同原则、标准、规范决策步骤和规划的发展及应用，这一过程同时影响了互联网的演进及其使用”^[15]2，这一定义表明网络治理是多主体规范互联网发展的行为，政府部门在其中的作用最为显著，“国家规制提升了在线内容管理法律政策的预测性，并能更好地保护表达自由权、知情权等公民权利”^[15]222。保障安全、促进发展是进行网络治理的根本宗旨，国家政策主导下的网络治理对互联网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政策适用性是开展网络治理的基础，本文将从政策规制的发展、网络治理的必要性和专项治理有效性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政策规制的发展

正确引导网络文化发展始终贯穿在中国的网络文化建设思路中，网络“饭圈”乱象作为一种典型的网络文化现象，对其进行监管是建立在已有认知和政策基础之上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网络综合治理全面升级，治理体系初步构建，治理能力开始彰显，尤其将网络内容治理置于维护网络生态环境的大背景之中，强化网络文明的建设。政策规制的具体举措不仅有国家网信办出台的“微信十条”“账号十条”“直播新规”等规定，还有《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等法律法规文件，明确界定了互联网内容生产者、使用者和服务平台等网络行为主体的权责和行为。

不同阶段政策法规的施策重点不同，但无一例外，都是奉行营造良好网络生态的目的进行政策干预。当下对互联网内容的治理已经呈现出具体化、日常化的特征，治理举措已深入网络游戏、网络影视、网络音乐、网络文学等细分领域，多个互联网“专项治理行动”，如网络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剑网”专项行动、“云剑”行动等，也已逐步从偶发性、临时性活动转变成常规性活动。此外，网络内容治理的焦点转向了网络文化安全领域，并且将其上升至国家安全和战略层面进行部署，这意味着治理过程不再被“问题倒逼”式的战术治理模式所局限，网络内容治理目标更加清晰，治理思路更加明确、具体，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内容治理模式。可以看出，网络内容治理已具备坚实的政策基础与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具体到网络“饭圈”乱象治理，网信部门已多次禁止未成年人参与畸形应援、网络暴力等活动，2021年更是在以往政策的基础上，开展“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对五类网络“饭圈”乱象行为着重打击。针对“饭圈”乱象的网络治理是在多年网络文化建设、网络内容治理的基础上，有据可行，有法可依，政策实施具有坚实的基础。

二   网络治理的必要性

互联网作为一种开放、自由、平等、共享的传播媒介，发展至今已成为当今社会最大的公共空间。网络“饭圈”乱象主要活跃于互联网中，整治乱象的必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建设网络文化的需要。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51亿，网络新闻、网络视频、网络直播等具备用户自主生产内容的平台中，分别有7.88亿、9.62亿、7.16亿的用户量^[16]。纷繁复杂的网络文化正潜移默化地重塑大众的认知方式、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念。网络“饭圈”乱象作为一种负面的网络文化现象，污染了网络文化生态，如果不能对其进行有效规制，将深刻影响网络文化的发展趋向和大众的文化品味；第二是维护网络秩序的需要。网络空间是一个公共空间，“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1]71。如前文所述，网络“饭圈”乱象干扰了正常的网络秩序，危害网民的个人利益，必须加以整治；第三是保障网络安全的需要。必须认识到，“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1]43，确保网络文化安全也是网络安全保障的题中应有之义。整治网络“饭圈”乱象无疑是维护网络文化安全的举措，也是保障网络安全的必然举措。网络“饭圈”乱象不会自行消失，极可能演化出新的表现形式，需要持续关注并有效治理。

三   专项治理的有效性

当然，治理乱象也要建立在政策工具有效的基础上。十八大以来，我国网络综合治理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已建立起科学适用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和运行模式^[17]，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都大大提升。网络内容治理逐渐步入正轨，治理力度不断加大。网络“饭圈”乱象是当下最突出的负面网络文化现象，不断占据着社会热点与舆论焦点，成为政府部门着力治理的对象。“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开展后，微博、抖音、快手等各平台立即响应，相继发布“‘饭圈’乱象”专项整治的公告。中央网信办深入清理粉丝群体违法违规账号和不良信息，对进一步规范“饭圈”行为起到了重要警示作用。政策工具取得了实效，同时，也应该看到，政策手段的刚性约束能够有效规范现有行为，但对新出现的问题，仍然显得应对不足。宏观来看，网络空间依然存在网络文化多元碰撞、网络思想多样交锋、网络文化形式多变，不断挑战着政府部门的网络治理能力与水平；微观来看，执法部门难以对所有个人用户采用“禁令式”做法，只能通过整顿个别账号来震慑普通造事者，形成短期的“寒蝉效应”，难以起到治标治本的作用。同时，从网络治理全局角度出发，相较于政府主体来说，当前社会力量发挥不够，治理合力的发挥较为有限，治理网络“饭圈”乱象仍需跟进与再反思。

三.   治理网络“饭圈”乱象的多重进路

整治网络“饭圈”乱象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需要进一步思考提升治理实效的多重进路。从政策层面进行分析，整治网络“饭圈”乱象，可以在提高认识、发挥主体作用、强化道德建设、推进法治、加强监管等方面发力。

第一，提高认识，加强对治理网络“饭圈”乱象必要性的认识。一是提高政府部门对持续整治网络“饭圈”乱象的认识。资本运作下的“饭圈”行为隐患众多，频发的乱象屡屡挑战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应该将整治网络“饭圈”乱象置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背景中，充分认识网络“饭圈”乱象对文化健康发展的负面作用，将整治网络“饭圈”乱象作为网络文化发展、网络文明建设的一项任务。二是提升文娱产业对网络“饭圈”乱象危害性的认识。网络“饭圈”乱象助长了“流量至上”“粉丝至上”，扭曲了偶像生成与艺术作品的评价标准，不仅扰乱了正常的行业竞争秩序，还降低了文娱产业该有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价值判断标准，不断消解着文娱产业“内容为王”“创作优先”的正面价值取向，损害了文娱产业发展的根基。因此有必要清醒地认识到，整治网络“饭圈”乱象对保障行业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三是强化公众对治理网络“饭圈”乱象必要性的认识。在专项治理活动中，不乏粉丝抵制、甚至公然挑衅执法的行为，因此有必要让公众进一步认清网络“饭圈”乱象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认识到整治网络“饭圈”乱象对构建清朗网络空间、维护网民权利的积极意义。不仅如此，还应该鼓励公众参与到抵制网络“饭圈”乱象的过程中，推动“饭圈”文化良性发展。

第二，发挥主体作用，注重激发多主体共治活力。在网络“饭圈”乱象的综合治理过程中，必须强调社会治理的协同思维，充分调动、发挥行业协会、媒体平台、网民等多主体的共治作用。首先，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约束作用。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等相关行业协会，应切实发挥行业约束作用，坚决抵制文艺娱乐行业不正之风。要通过完善行业内部的纪律建设，引导艺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观，借助“黑名单”制度有力约束违法失德艺人；其次，进一步落实互联网平台的主体责任。新浪微博、腾讯、抖音等主要平台在坚决贯彻相关政策的同时，应该积极发挥示范作用，彻底自查自纠，不为劣迹艺人提供发声平台，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此外，网络平台还应积极探索内部管理机制，强化“饭圈”文化重点环节管理，引导粉丝理智追星；最后，网民个体要建立自觉、自立的上网意识，提高对网络传播规律的认知，增强对不良信息的识别和抵御能力，拒绝被畸形“饭圈”文化所操纵，培养不盲从、不造谣、不炒作的良好上网习惯，做到理性上网和追星。

第三，强化道德建设，加快网络文明建设。遵纪守法是底线要求，提高平台自律意识和公众网络素养也同样关键。《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了加强网络空间思想引领、网络空间道德建设、网络空间生态治理等八个方面的内容。网络治理过程中，要坚持依法治网与以德治网相结合，提高公众的网络素养，促使网民自觉守法守规，共同建设清朗网络空间。加快网络文明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主流媒体的思想引领作用, 掌握信息传播的主动权与领导权^[18]。当“饭圈”事件引起争议，成为舆论热点时，主流媒体要当即理智发声，稳定局面，引导公众理性思考和正确对待，避免网络“饭圈”事件沦为网络“饭圈”乱象。此外，网络媒体可以采取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与公众常态化互动，加强在“饭圈”文化中的主流话语实践，彻底消除网络“饭圈”乱象的生存环境，共建网络文明。

第四，推进法治，强化网络“饭圈”治理的法治手段。习近平^[1]34指出，“要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维护公民合法权益”。这阐明了法治在网络内容治理、网络秩序维护、网络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与迫切需求。这就要求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加强网络法治的时效性。目前，我国涉及网络内容治理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正不断完善，但互联网时代业态瞬息万变，内容生产与传播方式日新月异，网络内容治理的内涵与外延也在持续拓展，所以有必要做到因时而异、主动应对。针对网络“饭圈”乱象，要在摸清其现象规律和特点的情况下，在立法和执行中重点克服现行法律法规政策中仍存在的滞后性与模糊性，提高网络法治的时效性。二是加强网络法治的针对性。除了进一步做好立法顶层设计，还要持续跟踪，针对网络“饭圈”乱象的典型案例，及时对相关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和行业规范性文件作出细化规定。三是做到差异化监管。对各种网络文化乱象进行分类梳理，差异管理，为更有效地预防和治理网络失范行为、违法行为提供更为明确的执法依据。

第五，加强监管，尤其要加强政策规制与网络督查。整治网络“饭圈”乱象，必须重拳出击，加强政策规制和网络监管。首先，有必要建立动态跟踪机制，跟踪网络“饭圈”乱象的动态发展及最新表现，及时研判，快速反应，不给乱象留下不断畸变、继续蔓延的可能。其次要加大网络监管力度。严格执行是推动政策落地的有力抓手，政策出台后，相关部门应加大督察力度，抓好具体执行。对各种网络不良信息及时封堵、删除，从严处置“饭圈”职业黑粉、职业水军，关闭解散造谣攻击、恶意营销、诱导集资、侵犯隐私等影响恶劣的违法违规账号，另外，也要从重处罚纵容乱象、屡教不改的网络平台。再次，要积极借用技术手段进行治理。建立大数据平台，利用先进的大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采取“人工审查+人工智能”办法进行监测，提高问题处置的精准度和治理效能。最后，坚持对网络“饭圈”乱象的整治，不能仅注重短期实效的专项整治行动，还应该从斩断其背后的利益链条出发，建立长期监管机制。政府要坚持标本兼治、久久为功，既要柔性引导、深入了解，也要刚性约束、严惩不贷，坚持问题导向，进行长期治理，从而实现标本兼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