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启，数据成为重要的社会资源。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系统作为新的技术基础，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的发展模式与个体的存在样态，催生出数字化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数字资本主义应运而生^①：一方面，产生了数字经济这种新的经济形态，开拓了数字劳动这一新的劳动场域；另一方面，人们大量地借助数字信息技术来进行学习、工作、社交等行为活动，产生了大量的数据，使得数字时代的个体成为抽象的数字化生存。新兴的数据化模式促进了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并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便捷和快乐，但资本与数字技术的耦合却形成了新的控制权力，使得进行数据生产实践的个体在资本的统治下，陷入了更加隐匿的剥削机制之中，人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呈现出新型异化方式。

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是现代的一个本质范畴，其理论就是要从社会关系的本质矛盾运动出发，分析、解剖和批判我们整个现代文明和现代人类生存的社会存在基础，因而马克思的批判思想可以成为我们研究当下问题的方法论。当前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进行的相关研究，主要从政治经济学、哲学等维度探讨数字资本主义正负面效应的缘起和作用机制，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分析数字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和历史背景，关注数字劳动和数据资本的特征和本质，及其在资本主义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其次，讨论数据资本带来的现实问题，如劳资关系、霸权垄断、数字化生存、拜物教意识形态等。最后，在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背景下，重新关注马克思的科技思想^②，并由此出发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技术批判，一方面剖析技术异化问题和数字鸿沟问题，另一方面发掘数字技术的发展潜能。既往研究对待数字资本主义与数据资本的态度是辩证的，既指出了其促进经济繁荣、改善生存境况、推动社会发展等正面效应，同时又深刻地认识到其所带来的两极分化、剥削加深、数据拜物教等负面影响。由此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寻求启示，利用数据资本这一新的生产要素，探索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现有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研究模式，但仍然存在问题。一方面，既往研究注意到了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数据资本问题的多个面向，但大都采用其中某一面向，尤其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鲜少从全局出发进行综合考察。 另一方面，在扬弃数据资本主义的路径探索上局限于理论分析，缺乏实践条件。因此，本文在上述基础上，分析围绕数据生产实践而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立足于马克思的批判思想，从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双重面向中，反思资本主义发展新趋势下数据生产实践背后的技术、资本、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矛盾，进而在中国语境下，探索具有实践性的超越资本逻辑的发展新路。

一.   现象透视：数据生产实践及其问题

思想介入时代需要通过批判来实现，而批判的前提是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在数字时代，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劳动结构与劳动形态，“数字劳动”应运而生。所谓数字劳动，主要是指在充足的资本储备下，以信息数据为劳动对象，以大数据、网络等技术为劳动材料，利用人的身体、思想、行为等而展开，综合组织自然、资源、文化和人类经验，产生数字商品的活动^[1]。网络用户的数据生产实践不能简单理解为数字劳动^③，网络用户借由互联网平台媒介进行一系列虚拟操作会产生大量的数据资源，这些数据可能作为劳动对象参与到数字商品的生产过程，使得用户成为资本增殖的免费源动力。因而他们是数字劳动对象（数据）的生产者，而不是数字商品的直接价值创造者。本文主要围绕着用户的数据生产实践在资本逻辑统摄下所产生的权力剥削与存在悖论等问题展开讨论。

首先，随着日常交流与社会关系的网络化与数字化，为获取基本生存和社会交往等资源，人们不得不依赖于互联网数字技术平台进行活动。网络订餐、网络购物、线上订房、订车订票软件、二维码移动支付和刷脸通关普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须臾不可离的关键工具。

其次，出于资本增殖的本性，资本家实行更加隐蔽的控制方式。数字资本通过服务协议和隐私权条款等，免费收集和占有网络用户的数据成果，并将其商品化以谋求自身增殖。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不会强制平台用户生产数据，但会在平台上不定时推出各种活动吸引用户，获得更多的数字信息。而个体所进行的数据生产实践始终是自愿的、无偿的、享受的、被剥削的。由此，资本家凭借数据在当代的支配地位与对数字平台的垄断，将用户生产的数据信息资源私有化和商品化，使之成为资本牟求利益增殖的资源。同时，数字平台的发展又逐渐暴露出垄断倾向，引发头部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大数据杀熟等不正当竞争问题和数据泄露问题。

最后，资本将数据占为己有实现剩余价值生产，按照数字逻辑摹状和塑造个体，使得我们的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由人与人之间的现实互动变为数字化界面中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而个体也越来越依附于数据来指引自身的认知与行为，从而成为数字时代的“单向度的人”。正如马尔库塞^[2]8所说：“个人自发地重复所强加的需要并不说明他的意志自由，而只能证明控制的有效性。”

由此，数字时代作为统摄的资本逻辑，利用数据资本这种新资本形式，在不同互联网平台之间进行数据共享，利用数据借助算法加持刻画用户肖像并进行数据追踪，通过分析记录数据来诱导人的行为，使得数据取代了物理性身体，个体的理性让位于资本的增殖欲望。数字技术本是用于服务人类，但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却成为人类发展的桎梏，哈维^[3]148就揭示了大资本无节制地剥夺无酬劳动这一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悖谬：“最初设想的一个能解放劳动者并生产公共品的开放协作生产体系却迅速蜕变成资本予取予夺的超级剥削体系。”现代社会许多现象的产生都根植于资本，资本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一个世界，因此它到处安家落户。

二.   理论反思：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双重面向

当代社会在资本逻辑与资本权力的统摄下暴露出剥削与异化等问题，马克思通过批判资本权力与技术进步的耦合来分析现代社会发展的思想，与当代社会依旧关系密切，可以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与人学思想出发，推动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与数字时代的深度结合。

一   数据生产实践背后的权力结构与剥削机制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建构起现代性批判理论，他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辨证唯物主义，从现实的人与现实的社会历史出发，揭示了现代社会内部由资本建构的矛盾的“经济权力”^[4]31-32关系。一方面，资本权力表现为资本对物的占有权与支配权；另一方面，资本权力表现为资本对劳动的掌控权与压迫权。追求无限增殖的资本欲望与本能决定了资本权力的特殊性质，即隐性强制性、主体性、扩张性与计算理性。马克思始终坚持从特定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出发来对社会进行批判性反思^[5]602，基于这种历史性视野来审视数字时代，就会发现，数字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变革促进了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的改变，然而当资本掌握了技术的统治权后，其在推动技术发展的同时，却以资本积累作为运行基础，不断谋求自身增殖，并创造出新型资本权力，使得社会处于主人与奴隶辩证关系的束缚中。我们可以借助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思想，剖析数据生产实践背后的权力结构与剥削机制。

首先，数字技术与数字资本的合谋形成新的社会权力结构。数据是数字时代的重要社会资源，并日益占据人们日常生活的支配地位。云计算与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数据转化为资本的进程^④，为权力实施提供了技术条件。资本家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通过数字平台与数字技术提取数据从而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资本，数字平台的私有性质造成了数据资源的私有化。正如斯蒂格勒^[6]127所言，当信息化知识被用于服务权力，这种权力就不只是一种政治权力，而是需要被看为经济实力。数字资本通过垄断数字技术与数字平台，推动着资本权力的形成与扩张，对数据资本的占有成为掌控社会权力的重要途径。新型资本权力要求建立对人进行支配的权力关系，从而使个人服从并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量的数据采集权与数据采集技术并未掌握在政府手中，数字资本家一定程度上建构出相对自治的经济权力结构。当这种经济权力强大到一定程度，甚至能够转化为政治力量，影响政府决策，从而维护自身的利益。

其次，新型资本权力藉由对数字技术的霸权而实施非强制的隐性控制权力。一方面，数据资本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使得数字技术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政治、社会与人的发展都离不开数字技术与数据的支撑，这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进步”^[7]422表现。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虽然并不创造科学，但是出于生产过程需要，资本会“利用科学”“占有科学”^[4]357。资本将数字技术视为一种工具，用来控制和引导主体的思维与行为，使得掌握数字技术与数据资本的个人或组织拥有了一种特殊控制权力，并创造出更加“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7]422。由此，数字技术在发挥其积极效应的同时也不断扩大着资本统治的隐形权力，使得人们在享受数字技术所带来的进步时也要承受其负面影响，不得不接受资本权力的统治。

再次，资本权力对进行数据生产实践的个体建立了新型剥削机制。数字化时代的资本积累藉由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和共享经济等，通过剥削用户的无偿数据生产实践以及对行为数据的商品化来实现，其条件在于资本积累的利润剥夺了个体的物质利益、个体被排除在数据所有权和利润积累的范围之外、资本侵占了利润。新型剥削机制主要表现为三个动态过程：胁迫^⑤、异化^⑥和侵占^⑦。

最后，数据无偿占有秩序并不意味着资本权力超越国家权力，上层建筑对资本垄断与技术发展具有约束力。一方面，国家可以依靠数字资本发展数字经济；另一方面，数字资本依然受国家法律制度等强制力量的管控。

数字技术的发展将经济社会纳入虚拟空间中，使得数字资本巨头借助数据垄断拥有了更加广泛的权力，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资本权力的不断扩张潜藏着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危险^⑧：平台作为新的组织形式，不断集中数字化生产，导致了垄断数字公司的出现；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资料，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对外掠取与争夺的重要资源；数字资本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等相结合，形成了瓜分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寡头；资本主义对全球的控制不再局限于现实世界，而是扩展至虚拟空间。

综上所述，立足于唯物史观，需要历史性地把握资本形态与权力结构的变迁。垄断数字技术和信息资源的资本，是资本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调整，其把数据资源与数字技术视为自在之物与为我之物，通过资本权力实施更加隐匿的剥削，侵占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使得社会全体成员都参与到了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增殖的过程中。毫无疑问，今天，如果我们不使用平台，如果我们不使自己数据化，我们几乎无法生存。换言之，所有社会个体已然成为资本权力统摄下的“数据物”，这是数字时代的新存在方式，我们需要从哲学视角对此进行反思。

二   人成为“数据物”的存在悖论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角来讨论人的数字化存在方式，一方面，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反思数字时代人的生存方式的特征和变革。

马克思一生都在关注人的问题，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内蕴着对现实的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命运的审视，并立足于实践维度来阐释人的存在方式的超越意义。首先，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5]209，作为物质实体而存在，人的存在依赖于自然，需要自然提供给人生存的基本材料。其次，实践体现出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人在不断积极实践自身本质的过程中构建出独属于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8]86。最后，立足于唯物史观，人与自然、他人、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历史发展的，人的存在方式也随着这些关系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马克思把劳动资料视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指示器”与“测量器”^[7]210，而当今时代，数据无疑成为重要的劳动资料，数字化技术不仅催生了数字经济和数字劳动，也建构了人类生存方式、实践方式与社会关系的数字化模式。数字化生存方式诚然突破了思维和存在、现实与虚拟的边界，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奠定了物质与技术基础。然而，资本逻辑驱动的权力致力于将复杂异质性事物规约同化为服从资本意志的简单单一性要素，将创造性和能动性转换为支配个体现实生活的同一性和均质化。因此数字化生存带来的变革也冲击了人的主体性，使人陷入了资本逻辑对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双重控制，引发数字时代人的存在问题。

一方面，社会个体在进行数据生产实践过程中成为数据网格中被宰制的“数据物”，这是人类存在方式的数字化。所谓数据物，可以理解为，现实中的人在虚拟数字网络中的行为经过算法设计后形成的数据的集合，来源于现实的人但又不同于现实的人，是现实的人在虚拟空间中的形象表征。数据物不是身体，只是数字化符号，但其被赋予了特定社会关系和身份形象，因此比肉体本身更能表达、承载和建构数字时代的人类主体。数据物意味着现实被抽象化和客体化，人成为资本逻辑下商业利润的标准化原料。当个体都被数据物标签化后，容易使社会阶层之间缺乏流动性，进而导致底层的固化。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以生产数据的强制形式重塑了个体的实践方式与社会关系，成为个体无法选择亦无法逃避的生活方式。人是实践性存在，其社会存在与社会关系通过现实的社会生活而展开，人的主体性经由对象化的实践活动获得了更多的丰富性。但在以数字信息为中介的社会中，人类的主体性建构活动如生产、交往、消费、娱乐等以数字化形式展开，人被置于无所不在的数据网络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变成了一种交换数据符号并赋予数据符号以一定意义的社会行为。社会环境不再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期望而形成的，而是完全由数据资本权力操纵的目标所驱动。在这个人们不断分享个人信息的世界中，数据收集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个体的自主性容易被利用而遭到破坏。并且外部数据处理系统比我们更能理解我们的瞬间存在，从而瓦解了自我享受自由的主体性空间。人与非人、人的主体性与数据的主体性、现实和虚拟之间的关系日渐模糊。

在数字化时代，个体被抽象为数据物，并以数据生产作为价值实践形式，人类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存在着被数据资本权力瓦解的危险，社会的虚拟性不断增强。人的数据生产实践及其成果脱离了人的掌控，并成为与人相对立的支配和控制人的力量。人与物、现实与虚拟的关系的倒置需要我们思考，如何在由资本逻辑所统摄的数字时代重构人的主体性存在。

三.   前路探索：扬弃资本权力，重建人的主体性

通过探究资本形态演进的形势与规律，对人类生存境遇进行批判性和社会历史性的反思，可以看出，数字时代存在着诸多矛盾，如资源共享与平台私有化的矛盾、技术无限推进和利润转化对技术推进的限制之间的矛盾、数字经济的意识形态同“僵化数据物”之间的矛盾等，这些问题都围绕着新型资本形式展开。事实上，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始终指向人类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在肯定资本能够带来巨大的生产力、变革旧的生产关系以及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物质与精神条件的“伟大的文明作用”^[4]90的基础上，展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分析，揭示资本主义的自否性趋势和资本文明面的限度，其内在蕴涵着超越资本逻辑宰制的向度。因此，真正要扬弃的是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7]508所形成的数据资本权力，在发展资本和节制资本中保持辩证张力。

首先，必须超越由资本权力所塑造的技术拜物教与数据拜物教的意识形态^[9]。技术没有目的，但是资本是有增殖目的的，当数字技术为私人资本服务时，资本权力塑造了工具化的技术世界。资本出于增殖目的规训着进行数据生产实践的个体的行为、认知与情感，运用数字技术对个体进行意识形态控制，保障着数据资本权力的持续有效运行。因此，必须扬弃资本权力对意识形态的统治。在理论上，打破绝对客观的肯定思维方式，树立个人作为主体的否定性、批判性与超越性。在实践上，要充分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引导作用，培育共享价值理念，走出大数据意识形态化所展现出的“数字利维坦”的禁锢^[10]。

其次，只有国家力量才能与资本这头怪物所创造的资本权力相对抗。现代社会的数字化进程本身就是一个解放和奴役相交织的辩证历史过程，面对权力剥削与主体异化等问题，我们需要依托国家权力，确保国家的公共权力能够有效规制资本权力，进而不断探索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的稳定发展为目的的数字发展之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题中应有之意。

一方面，要利用制度规训资本与技术，发挥政府自上而下的管控能力。法律的设立要不断细化，对数据的分类、所有权以及分配问题要作出明确的规定^⑨，关注数据流动与数据价值化问题^⑩。同时，政府还应加强对数字资本企业的监管，避免数字资本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和国家根本利益。我国于近年大力推进平台经济反垄断工作，在立法与执法方面取得诸多进展。在立法方面，出台《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修订《反垄断法等》；在执法方面，针对阿里巴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罚款182.28亿元、叫停虎牙和斗鱼的合并工作、对五大互联网平台的22起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进行行政处罚、对在美国上市的滴滴出行进行网络安全审查并下架应用软件^[11]。由此，在数字技术与数据资本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当下，中国正不断探索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方案，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促进资本良性发展。

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技术规训资本与技术。事实上，数字技术的普遍推广和应用，使得生产过程日益智能化和数据化，逐渐消解了不同职业间的壁垒，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更加灵活，并拓宽了劳动者的劳动场域。可见，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可能被资本利用以服务于自己的增殖利益，另一方面也能够成为驾驭资本的有效手段，利用技术来节制和限定资本的无限扩张。因而，可以发展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数字平台与数字技术^[12]，使数字技术向生产力与利润的转化能够一定程度上摆脱资本权力的掌控。同时，随着近年来元宇宙概念的盛行，通过增强元宇宙与现实社会的耦合，推动元宇宙与生产、教育、科学研究、宇宙探索和治理的嵌合，延伸人类探索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加快文明进步，也成为可能的探索路径^[13]。

最后，重建和复归人的主体性仍然需要每个个体有意识的实践行动。数据物对主体存在的宰制，是以客观世界作为现实根基的，数据的产生也是人类源发的活动，是具体行为和关系的过程。只是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实践活动和社会交往以数据符号之间的互动形式表现，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实践的去现实化^⑪。作为具有历史生成性和劳动实践性的存在，每个个体以及人类整体只有在进行现实性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在不断进行生产行为与交往行为的过程中，才真正具体地、历史地确证着自身的主体性地位。考察数字化时代人的主体性存在，正是为了反思人的主体力量如何应对技术理性与资本逻辑的挑战。人能够运用自己在历史中的主体与客体的双重维度，在实践中把主体的能动性与历史的客观必然性统一起来，发挥创造性张力。个体的力量的确不足以与资本权力相对抗，但是由无数个人组成的合力孕育着冲破资本逻辑束缚的可能性。由此，从重建个人的主体性出发，继而使人类社会的主体性得到实现。

由资本权力所主导的数字技术不断加深着人的异化，造成人的主体性丧失；同时，数字技术对生产力的解放又为人们谋求自由独立创造了条件。数字时代的这种双重较量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其较量过程同时也是旧体系自我扬弃的过程。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必须认识到，当代资本主义相较于传统资本主义的确发生了变化，但资本主义的本质依旧，剥削与异化仍然是数字时代的基本要素。因此，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破除资本权力与技术逻辑的合谋。社会主义的使命是延续资本的文明化影响，努力使数字技术服务于人，而不是被科技巨头垄断并用于资本积累，将智慧化数据驱动的万物互联互通作为可期的社会愿景，让人类社会的新生产方式服从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合理发展。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涉及广泛的研究路径，其研究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立场是批判，这种批判蕴含着双重维度，一方面是解构，另一方面是建构。解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代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从而立足于资本形态和现代技术的新发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重新激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效应，把握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在发展资本与节制资本的辩证张力中探索驾驭资本的有效方案。从而，破解资本与劳动不可调和的难题，让资本运行成为促进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工具，努力建构数字时代人类社会的发展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