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是一种极具颠覆性质的经济形态，它超越了以往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以及信息经济，正在重塑人类社会的生产运行方式。在农业经济或工业经济中，人类仅仅局限于对物理世界（原子）的掌控。到了信息经济时代，计算机的出现使得信息数据（比特）能够批量生产，移动互联网则让信息数据的大范围传输成为可能，降低了信息数据的分享和使用成本，为数字经济的到来奠定基础，但此时原子与比特之间仍然是割裂的。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依托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原子与比特之间能够进行深度融合。

就实际情形而言，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数字经济的影响下，各种突破性数字技术层出不穷，这些技术的普及加快了市场信息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传递，使得商业过程中数据的价值不断凸显，从而推动经济范式发生转变。

不同时代下的经济范式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对各个经济时代的区别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不同时期内各种经济范式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如何生产，以及用何种劳动资料进行生产^[1] 。因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倘若农业经济时代是以封建领主为典型代表的社会，工业经济时代是以工业资本家为典型代表的社会，那么数字经济时代将会是以数字企业家为典型代表的社会。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也使得满足用户需求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核心理念，进一步提升了用户在经济市场上的地位与作用。可以说，数字经济正在重塑过去的商业逻辑，进而引发管理活动的全方位变革。

一.   基于不同视角的数字经济与管理变革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

数字经济促进管理变革的核心问题在于：数字经济与管理变革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即它们之中谁是“因”，谁是“果”，到底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管理变革，还是管理变革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关于经济发展与管理变革之间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数字经济诞生以前的工业经济时代，便有一批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对此问题展开了探索。这些研究视角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第一种研究视角将经济发展看成是“因”，管理变革看成是“果”，若采用该研究视角，则可以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管理变革；第二种研究视角将管理变革看成是“因”，经济发展看成是“果”，若采用该研究视角，则可以认为管理变革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发展；第三种研究视角主张经济发展与管理变革之间的双向影响，若采用该研究视角，则可以认为数字经济与管理变革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一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相关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较早意识到了经济发展对管理变革的促进作用，并逐渐形成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这一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843年马克思所著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2]在该著作中这样阐述道：“并非是国家决定了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了国家。”这里的“市民社会”主要指的是现实的经济生活。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深入和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批判，在1844年他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市民社会的概念被进一步具体化，已接近于“生产关系”的概念^[3]。1846年，在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4]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解释：市民社会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任何时代，都可以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上层建筑的基础。1859年，马克思^[5]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作了更详细的阐述：“人类通过一系列社会活动，将会催生出与之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这些复杂的社会生产关系汇聚在一起，最终构成了人们所熟知的社会经济结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政治和法律将会是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上层建筑，这些上层建筑竖立于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之上。

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基础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生产力决定的一系列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基础是构成一切社会形式的基本要素，因而也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形态。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是上层建筑，马克思将其视作为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制度、组织以及设施，并与经济基础所对应的意识形态相适应。由于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上层建筑亦是一个纷繁庞大的体系。该体系通常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分别是观念上层建筑与政治上层建筑。观念上层建筑包括各种管理观念、管理思想、管理哲学等；政治上层建筑包括政治管理制度、法律管理制度、社会管理制度等。观念上层建筑所代表的各种管理指导思想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执行提供了思想理论根据，而政治上层建筑则为观念上层建筑的传播提供了重要保障。因此，政治上层建筑作为思想的“物质附属物”是通过人们意识自觉建立的，它一经形成便会强烈影响观念上层建筑，要求一定的观念上层建筑与之相对应。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经济基础是“因”，上层建筑是“果”。对这一观点进一步延伸可得，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管理变革，其中数字经济发展是“因”，管理变革是“果”，如图1所示。

图  1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数字经济促进管理变革的路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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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创新理论视角下的相关研究——管理变革是“因”，数字经济是“果”

创新理论最初于1912年由熊彼特创立，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他极具开创性的指出，创新、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周期三者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由此拉开了人们关于创新与经济发展及其周期之间关系研究的序幕^[6]。创新与变革是相辅相成的，创新也意味着变革。因此，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也为研究经济发展与管理变革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

在熊彼特 ^[7]看来，“创新”指的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全新的生产函数，以此实现一系列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在他看来，工业资本家是资本主义长久发展的关键，他们作为企业家最重要的职能便是进行“创新”，实现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随着这种“新组合”不断涌现，资本主义社会将会迎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发展可以视作持续创新的结果，通过一系列“新组合”，资本家将会获得更多熊彼特租金（也称企业家租金），即最大程度地获取由创新带来的潜在利润。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并将经济发展视作为创新的结果和创新的函数。基于这一观点，我们不难得出，生产技术、流程以及方法的变革（管理变革）将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熊彼特进一步指出，生产技术革新将会提升机器设备的性能，从而引发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的变革（管理变革），这种变革是持续不断的，并将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虽然熊彼特在其提出的创新理论中强调了由创新引起的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是他并非想以此解释经济增长现象，而是想探究经济发展背后的周期性规律。熊彼特将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创新和变革的非连续性，正是由于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是非连续性的，从而产生了经济周期的现象。

基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我们可以得出，创新并非由少数精英所推动的发明创造，而是企业有规划、有意识的行为，创新不仅包括生产技术的革新，也包含了管理的变革，而这种管理的变革在数字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管理变革促进了数字经济发展，其中管理变革是“因”，数字经济发展是“果”，详见图2。

图  2  创新理论视角下管理变革促进数字经济的路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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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5年周期进化说”视角下的相关研究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数字经济发展与管理变革之间关系的探讨，大多是围绕两者之间的单向作用机制进行的，且通常包含着循环往复般的宿命性特征。在这些研究中，有一部分将数字经济发展看成是“因”，管理变革视作为“果”；还有一部分则将管理变革看成是“因”，数字经济发展当成是“果”。事实上，数字经济发展与管理变革之间不仅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还存在互为因果的可能。

林新奇^[8]选取中、美、日等典型代表国家，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沿革及其管理变革历史进行梳理，重点考察了上述典型国家经济发展与其人力资源管理变革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存在互为因果和周期进化的规律性特征，从而提出“25年周期进化说” ^[8]。 “25年周期进化说”试图打开经济发展与管理变革之间的“黑箱”。相较于政治经济学视角或创新理论视角，该学说摆脱了轮回反复的特征，是逐步发展、提升和进化的。从“25年周期进化说”的视角出发，在每一轮进化周期中，经济不断前向发展都势必会推动管理变革，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变革，而管理方面的变革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朝着更高维度发展。

基于“25年周期进化说”学说的观点：随着数字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将会出现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的管理变革的高潮，并呈现出周期进化的规律性特征，其周期间隔约为25年^[9]。进一步归纳得出，数字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发管理变革，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变革；而管理变革，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变革，则会反过来作用数字经济的发展。因此，在这样一个互动过程中，数字经济发展与管理变革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从数字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既是引发管理变革的原因，也是管理变革产生的结果。从管理变革的角度来看，管理变革不仅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结果，详见图3。

图  3  “25年周期进化说”视角下数字经济与管理变革之间相互作用的路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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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字经济促进不同层次管理变革的相关研究

管理变革是组织变革的核心。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时时刻刻都在经历变革的考验。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10]曾经这样对组织变革进行阐述：“管理变革是无处不在和无法避免的，人们无法左右变革，唯一能够做的便是尽可能的走在变革的前列”。这一观点充分说明，管理变革贯穿于组织活动的始终，涉及到组织活动的方方面面。因此，管理变革是一个包含多层次的复杂体系。

管理变革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的内容，详见图4。第一个层次较为具体，属于技术层面的内容，是最容易被察觉到的；第二个层次属于机制层面的内容，涉及到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模块，包括绩效管理、劳动关系管理、薪酬福利管理、培训与开发、招聘与配置、人力资源规划等；第三个层次属于制度层面的内容，包括各类管理制度、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第四个层次则更加抽象，属于观念层面的内容，包括管理观念、管理理念和管理哲学，这些内容的变革也意味着管理的指导思想发生了相应转变。

图  4  管理变革的层次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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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讲，管理变革往往是从技术层面逐渐向其他层面扩散的，即由具体到抽象。因此，基于管理变革的不同层次，可以将数字经济促进管理变革的研究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数字经济促进管理技术变革的相关研究；第二，数字经济促进管理机制变革的相关研究；第三，数字经济促进管理制度变革的相关研究；第四，数字经济促进管理观念变革的相关研究。

一   数字经济促进管理变革：技术层面

目前，学术界对于数字经济的认识主要有两个角度，第一种是基于“能源基础观”的视角，侧重于从可再生能源技术变革的角度出发，强调可再生能源、分布式能源生产和配置、氢能存储和新能源汽车等技术变革带来的影响；第二种则是基于“结构性技术基础观”的视角，侧重于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即Artificial Intelligence，Block chain，Cloud Computing，Data，以下合称为ABCD+）为代表的底层数字技术对生产方式和和组织方式的影响。

要探讨数字经济对管理技术变革的促进作用，应该基于第二种视角，即“结构性技术基础观”视角。数字经济促进管理变革往往是从技术层面逐渐渗透的。数字技术首先被应用于工作场所内部，这些突破性数字技术能够对日常工作活动产生直接影响，并引发相应的管理变革，其中技术应用层面的管理变革是最容易被察觉到的。

陈春花^[11]认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需要从管控转向赋能，使得人力资源与组织战略协同一致，而OKR这一赋能工具能够较好达成这一目的，促进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更好地融合。在她看来，OKR不仅能够确保员工将精力集中在核心目标上，还能够使个体、团队与组织被充分激活，实现从“要我做”向“我要做”的转变。黄雪明^[12]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商业活动中的广泛应用，在未来，智能机器通过深度学习和智能算法，将会拥有决策、判断、预测等过去只有人类才有的能力，从而承担越来越多的管理工作。

李雪洁^[13]进一步指出，数据将会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下，企业发展的关键性资源，因此，数字经济对管理变革的直接影响主要表现为管理决策的数据化，借助ABCD+等数字技术，原先通过经验和直觉进行的“拍脑瓜决策”和以描述性统计结果为根据的管理决策方法，将逐渐转变为以量化数据为依据的精准决策。田圣海^[14]同样持相似观点，他认为数字技术使得企业能够有意识地主动运用科学决策方法，从经验和理论、定性和定量、因果和统计、结构和功能、实验和个案等不同角度，提升数据分析在管理决策环节中的比重，管理技术的数字化程度明显提高。王钦^[15]提出，智能工业革命所代表的各种突破性数字技术正不断激发管理技术变革。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提高了信息传递、搜集和处理的效率，使得数据成为堪比土地、设备和货币的核心生产要素；另一方面，数字化基础设备的大范围普及为经济活动过程中数据的运用提供了稳定的现实基础。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企业能够更加及时高效的管理多种数据资源，管理方法趋于精准化和细致化。

通过回顾数字经济影响管理技术变革的相关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已有研究大部分是从“结构性技术基础观”的视角出发，考察数字经济与管理技术变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这些研究大多涉及到了数字化技术对于管理效率和灵活性的直接影响，这些现象恰好是在工作场所中最容易被观察到的。一般来说，数字经济对管理变革的促进往往始于技术层面，可以视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最初阶段。

二   数字经济促进管理变革：机制层面

机械化大生产的过程离不开各种信息的协调，因而在工业生产活动中，总是会不遗余力的获取各类数据信息。但是，在工业经济时代下，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却往往是一个被各种制度和层级所包裹的封闭系统。企业的边界在客观上抑制了信息的流动，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企业之间成为相互独立的信息孤岛。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ABCD+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这一状况，企业之间能够更加迅速地建立起相互连接的商业网络，组织内外部的边界正在被数字化连接打破^[16]。在底层数字技术的支持下，人们的工作方式发生了一系列转变，由此引发的管理变革逐渐从技术层面扩散到机制层面。

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改变了原本的商业模式，重塑企业之间的竞争机制。Porter^[17]指出，传统制约信息流动的因素正在被消除，用户与企业之间的互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更加频繁和高效，商业竞争的过程逐渐从“市场内部的竞争”转变为“市场之间的竞争”。 Forman等^[18]提出，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日益增长的数据将会为企业管理机制和业务流程的优化提供重要保障，与那些较少采用数字技术的企业相比，能够灵活应用数字技术的企业更容易在市场上建立起可持续竞争优势。Porter等^[19]认为，数字技术的普及打破了企业原有边界，使得企业跨界发展成为可能，从而引起组织机制和结构的转变,与传统的ICT技术相比，数字技术的最大特点在于：它能够大幅度扩展数字化设备的性能，并基于数据生产重新定义客户价值、竞争边界和竞争机制。

数字经济对管理机制变革的影响同样也体现在组织结构的变化上。企业是进行经济活动的微观单元，其战略将会影响组织结构的形成。Jacobides等^[20]认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企业战略更加强调企业之间的协同作用，企业之间的竞争转变为平台之间的竞争或生态圈之间的竞争，并且推动组织结构不断向着网络化和扁平化的方向发展。Adner^[21]也持相似的观点，组织打破科层制金字塔式架构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必然趋势，这种扁平化的组织架构不仅能够大幅度减少组织层级，还有助于拉近企业与用户、供应商的距离，最终形成一个包含各方利益主体在内的生态系统。Hagiu等^[22]指出，这种网络化和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加快了信息流动的频率，有助于不同参与者之间建立信任关系，进一步提高了生产要素流通对于价值创造的贡献程度。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样也推动了企业生产机制的转变。Moon等^[23]指出，底层数字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不仅强化了企业对生产流程的管控，更重要的是让用户参与到产品生产和优化的过程中去，以此实现产品种类的丰富和产品质量的改善。王如玉^[24]认为，数字化技术的普及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物质生产的局限性，成为了连接虚拟与现实的桥梁，从而实现“从原子到比特”的飞跃，比特将会成为水和电一样的生态要素，渗透到组织生产的每个环节。Goldfarb等^[25]进一步指出，数字经济能够推动企业生产的柔性化和智能化水平，借助数字化技术，企业可以根据用户订单的需求，制定合理的生产计划，弹性释放产能。

通过回顾数字经济影响管理机制变革的相关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数字经济对管理机制层面的促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数字经济重塑了原本的商业运行机制，使得商业竞争过程由“市场内部的竞争或企业之间的竞争”逐渐转变为“市场之间的竞争或企业平台、生态圈之间的竞争”；第二，数字化技术的普及提高了信息传播效率，推动组织结构朝着更加扁平化和虚拟化的方向发展；第三；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企业不得不快速响应市场需要，从而建立起以满足用户体验为核心的生产机制。一般来说，随着数字化技术在商业领域的广泛应用，数字经济对管理变革的影响也将会从技术层面逐渐扩散至机制层面。

三   数字经济促进管理变革：制度层面

数字经济不仅提高了工作场所内的效率，也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重塑了社会生活形态。当人们逐渐意识到数字经济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后，管理机制层面的变革将会不可避免的扩散到制度层面。就管理制度层面的变革而言，最直接的表现是用工制度的转变。

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用工制度呈现出直接雇佣和刚性化的特点，人工费用占据了成本支出的很大比重。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面临更多转型升级压力，凸显传统用工制度的弊端。Bresnahan等^[26]指出，数字技术与劳动力结构之间的错配将会不可避免的引发“数字鸿沟”问题，使得企业获得的创新产出减少，从而削弱了数字技术带来的积极影响。Black^[27]认为，底层数字技术的应用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实际上是不确定的，只有在特定情境下通过合理的方式与高技能劳动者相结合，才有可能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Autor等^[28]同样支持这一观点，在数据分析和解决复杂问题方面，高技能劳动者拥有更多优势，他们能够对数字技术进行高效赋能和补充，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与日俱增。Akerman等^[29]则认为，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促进了企业与高技能劳动者之间的精准匹配，双方能够基于共同目标建立起短期、灵活的合作契约关系，企业用工制度更加弹性化。

如果说用工制度关注的是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问题，那么公司治理制度则侧重于公司股东与高层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在工业经济时代，公司治理制度主要被用于解决“委托—代理”问题。为了降低职业经理人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为自身牟利，进而损害股东利益的可能性，传统公司治理制度通过引入独立董事和股东代表大会等机制维护股东们的正当权益。然而，资本与生俱来的逐利性必然会引发短期导向与长期导向的冲突，股东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往往追求的是短期效益最大化，这一目标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愿景背道而驰。

在数字经济时代，知识成为企业的核心生产要素之一，知识背后所代表的智力资本是企业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然而，对于股东权益的过度保护将会把物质资本和智力资本放在对立的位置。在传统公司治理制度下，“一股一票”的机制使得企业创始人及其团队在外部资本进入后，越来越难以主导其行进的方向，甚至面临着被股东代表大会清理出局的危险。此外，资本的不断注入和套现离场将会引发公司管理层的频繁变动，极大削弱了企业经营发展的活力。因此，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公司治理制度也会发生相应转变，其变革成为大势所趋。Harry等^[30]（1985）提出，投票权与分红权分离是未来公司治理制度变革的重要方向，通过引入“双重股权激励机制”，能够有效提高上市公司的智力资本投资，对创始人及其团队的激励作用也更加明显。Fischel^[31]进一步指出，由于高层管理者能够更好理解公司的价值，给予其较多投票权能够避免公司在管理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收购。Dimitrov^[32]认为，“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的股权结构能够抑制资本追逐短期利益的动机，从而提升投资者的长期收益。Jordan ^[33]则认为，以“AB股”为核心的股权治理结构增加了高层管理者的责任感，使其更加注重企业的长期价值创造。此外，公司治理制度的变革也为企业发展道路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取跨界支持，跨界经营成为商业活动的常态。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巨头能够凭借自身拥有的大量用户资源数据，轻易跨界到其他商业领域。Hagiu等^[22]将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解释为，单一数据来源无法帮助企业建立长期竞争优势，因为同类数据中包含的信息难以适用于其他用户群体，企业只有通过跨界经营才能够获取更加丰富的用户资源数据。Lansiti等^[34]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述：拥有海量用户数据的企业将会对那些缺少或不重视用户数据的企业造成降维打击，对于那些缺乏获取数据能力的企业而言，在面对来自其他领域的跨界竞争对手时，这些企业将会逐渐丧失优势，并最终在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甚至有被淘汰的危险。由此，“跨界打劫”将会成为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商业运作的常态。林新奇等^[35]以互联网餐饮外卖行业为例，指出电商企业通过不合理的“差评”制度，将平台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转嫁到外卖骑手和消费者之间，而资本置身事外，赚走了最多的钱，成为幕后的最大赢家。显然，这种“本末倒置”的绩效管理制度也亟待变革。

通过回顾数字经济影响管理制度变革的相关文献，我们不难发现，数字经济对管理制度层面的促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传统的刚性用工制度难以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更加弹性化的用工制度。第二，知识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而作为知识载体的个体更是企业的宝贵财富，为了留住和激励更多高素质人才，企业在治理制度上进行了相应调整，以减少资本盲目逐利的可能性。第三，依托于数字化技术在商业活动中的全面渗透，企业对员工的管控越来越细致，由此形成更加精细化的管理考核制度。简而言之，数字经济对管理变革的影响是全方位，不会止步于技术层面或机制层面，随着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部门的持续渗透，管理制度层面的变革也将不可避免。

四   数字经济促进管理变革

数字经济对管理变革的促进最初发生在技术层面，当人们逐渐接受数字技术引发的变化后，管理技术层面的变革将会不可避免的扩散到管理机制层面和管理制度层面。随着数字经济的更进一步渗透，数字化的理念和行为模式将会深入人心，进而引发管理观念层面的变革，由此带来管理思维、管理理论和管理文化的转变。

数字经济业内人士常常这样描述行业竞争，“打败你的不是对手，颠覆你的不是同行” “我打败你，与你无关”等等。这些观点反映了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商业逻辑的转变，也体现出了数字化管理的观念和思维方式。黄雪明^[12]认为，数字经济不仅是对企业现有业务流程和商业模式的根本性改造，也改变了现有产业结构和竞争本质，迫使其重新思考价值主张。高山行等^[36]进一步指出，数字经济的发展得益于信息经济时代的积累，相比于信息经济时代，数字经济不仅对管理实践有着更加深刻的影响，也推动了数字化管理思维的形成。

数字经济带来了新的管理思维，也促进了管理理论的变革。Pantic等^[37]指出，数字技术在管理过程中的广泛应用，实现了工作过程中人际活动与数据分析的深度链接，推动数字化管理理论及其范式的发展。罗珉^[38]认为,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充满了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一方面，面对动态变化的不确定性环境，管理学难以在短时间内进行分析决策，从而为企业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方案；另一方面，企业参与的各类经济活动均具有高度复杂性，管理学越来越多的被运用于局部情景的决策，而提升企业全局性决策的能力仍然任重而道远。

随着数字化管理思维和管理理论的形成，数字经济对管理变革的影响还会继续扩散至管理文化层面，给人类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企业时刻面临着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压力，创新是企业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因此，企业应当重视数字经济所需的组织理念、组织价值观以及人员思想等方面的建设，培育出富有创新精神和具有数字化思维方式的组织文化。罗文豪^[39]提出，企业在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技术赋能，还要关注理念驱动，强调管理理念和企业文化的变革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数字技术的直接使用或许是最容易人们被察觉和观测到的，而理念文化层面的转变则更加隐蔽和潜移默化，触及到了人类自身的“认知代码”。涉及到了更深层次的“认知代码”。

通过回顾数字经济影响管理观念变革的相关文献，我们可以发现：研究者们已经开始注意到数字化技术对管理思维理念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且难以被察觉到的。相比于以往的管理观念，数字化的管理观念转变被赋予了更多的科技元素，这种管理观念的形成有赖于企业与员工的共同努力。可以说，数字经济促进管理技术变革、管理机制变革或管理制度变革也许只是手段，它的最终目的应当是服务于人以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一   研究结论

通过回顾数字经济与管理变革之间相互促进的有关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数字经济对管理变革的影响主要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数字化渗透阶段、数字化扩散阶段、数字化转型阶段和数字化思维阶段，详见图5。

图  5  数字经济与管理变革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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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是数字化渗透阶段，主要表现为数字化技术对于管理效率的改进。一方面，数字技术被率先应用在工作场所内部，包括电脑办公、无纸化办公和自动化办公等。在数字技术的协助下，员工改变原有的工作方式，提高了工作效率。另一方面，由于数字技术直接带来了工作场所内部某些流程效率的提升，使得企业更加重视数字技术的应用。这些现象恰好是在工作场所中最容易被观察到的。

第二个阶段是数字化扩散阶段，主要体现为数字化技术在企业中的大规模运用。数字化技术能够带来管理效率的提升，因而在企业中被广泛使用，逐渐从工作场所内部扩散到组织的其他角落。此时，数字化技术在企业中的普及率与“投入—产出”转化率均得到显著提高，从而引发管理机制的变革。

第三个阶段是数字化转型阶段，主要表现为数字化技术对于企业制度转型的推动作用。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持续扩散，原有的企业用工制度、治理制度、考核制度等都将会出现一系列新的变化。管理者们将会逐渐意识到数字经济所引发的颠覆性变革并非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或机制层面，企业要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那么管理制度层面的变革是必不可少的。

第四个阶段是数字化思维阶段，主要体现为数字化管理思维的形成。如果说在前三个阶段，数字经济对管理变革的影响主要还停留在技术层面、机制层面或制度层面的话。那么在这一阶段，数字经济对管理变革的影响将会上升到更高的观念层面和精神层面，涉及到管理意识、管理文化、管理哲学和管理理念等内容。相比于以往的管理观念，数字化管理思维被赋予了更多的科技元素，其最终目的是运用数字化技术服务于人，以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   未来研究展望

数字经济浪潮滚滚向前，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以ABCD+等为典型代表的各类数字技术正在被广泛应用于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引发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的重大变革，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也将会面临着更多新的机遇与挑战。面对经济世界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未来关于数字经济促进管理变革的研究，应当重点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1   结合数字技术特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现有管理理论

随着数字技术与经营管理实践的深度融合，工作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数据被采集、分析、反馈，这使得员工行为呈现“透明化”趋势，以往对个体有利而损害整体利益的行为极易被发现，企业管理中的个体行为趋于“透明化”， 人性的“善意”将被更多得激发出来，这种行为主体倾向的变化使得传统管理理论中关于人性假设的部分内容不再适用。此外，数字技术的普及也推动了管理对象的转变，使得越来越多的“新客体”被纳入管理的范畴。例如，人工智能作为一种虚拟劳动力，将会越来越多的参与经营管理活动，以“员工”的身份部分代替或完全代替人类工作，也使得人工智能与人类员工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表现出“人性化”的趋势。这些变化需要我们对现有管理理论进行剖析，并结合数字技术特点对其进行丰富和完善，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潮流。

2   加强对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关注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一切战略活动都是围绕用户展开，其核心在于满足用户的多元化需求，提升用户获得的体验。因此，数字化不仅仅是借助各类数字技术提高生产和运营效率，更重要的是重塑商业运行逻辑，带来管理思想和理念的转变，只有人的思维转变了，数字化转型才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对于企业而言，要把握数字化带来的机遇，必定要将目光聚焦于用户，致力于满足用户的多元化与个性化需求，打造出一个包含各方利益主体在内的数字生态体系。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大势所趋，企业应当适时制定自身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并针对性的设计出切实可行的数字化战略实施方案。就经营实践而言，虽然目前并不存在通用的数字化转型战略，但数字化转型成功的企业往往都具有相似的特征，这些特征或许可以称之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拼图”，而战略则是将这些“拼图”整合在一起的关键。因此，在未来关于数字经济促进管理变革的研究中，将会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战略给予更多的关注。

3   聚焦经营观念的转变

数字经济重塑了现代社会商业运行的基本逻辑，也进一步引发了经营观念的转变。随着各种突破性数字技术的不断涌现，企业生产与管理创新的效率有了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借助数字化提供的便利，消费者能够更加快速的获取他们想要的各类产品和服务。相比于以往的消费者，新一代的用户更加注重在消费活动中获得到的体验。而要为这批用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体验，就必须借助数字技术的赋能，通过营造出一个包括企业、用户、供应商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内的数字生态体系，及时响应不同主体的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从而彻底颠覆了工业经济时代背景下的传统经营观念。

在新的企业经营观念影响下，商业活动将会越来越多的围绕用户体验展开，通过与用户、合作伙伴之间的频繁互动，完成价值共创。数字经济时代的经营观念要求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都成为用户价值创造的贡献者。数字化转型成功的企业与传统企业相比，其最根本的区别并非两者对于数字技术使用的差异，而在于其经营观念的不同。因此，在未来关于数字经济促进管理变革的研究中，应当更多聚焦于企业经营观念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