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广阔纵深展开，近30年的中国，一方面享受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和卓越地位，另一方面则面临着全国范围内不同区域抑或同一区域内不同城镇发展严重失衡的深刻考验。除了归因于地理位置、资源条件、政策导向等要素而呈现出来的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明显断层、1997年出现并持续深化的“中部塌陷”，以及2011年开始加速的“人口负增长”^①和与之连带的东北经济的雪上加霜，在同一地理区域内部经济基础、文化风貌和社会民情高度相似的邻近城市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态势也正在悄然形成。那么，值得追及的问题是，为何同一区域内经济的社会的要素与历史发展轨道相类的不同城市间会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水平差异？这种差异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是否可能被抑制？落后的一方可能通过何种方式实现追赶甚至赶超？这些问题不仅与特定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关联，而且对于在历史传承、资源禀赋、基干产业构造等方面高度多元且因此存在众多可能发展路径的中国经济版图而言，也在某种意义上关乎中国模式的定性问题，因此具有一定的理论探究空间与现实意义。

关于地区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我国学者已从多个视角进行了广泛研究，例如，主张协调政治与经济、中央与地方、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城乡之间关系的政治学视角^[1]，分析政府行为、制度环境等制度性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分析视角^[2-4]，分析经济聚集度、人口聚集度等区位因素的经济地理视角^[5-6]，主张技术能力、劳动力质量等影响地区经济差异的经济增长因素决定视角^[7]等。研究发现，作为西方理论界区域经济研究普遍知识的增长极理论，虽然也被国内主流学界应用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典型区域发展状况的分析与比较，然而，关于同一区域内的不同地区在同一增长极的辐射下为何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并由此经济表现大相径庭这一相对微观的地区差异化发展问题，各种先行研究却鲜有论及。

基于对增长极理论局限性的认识，本文意图引入区际要素流动理论对其进行拓展组合，以使其具备对特定区域的具体发展模式进行定性并解释该模式如何形成的能力。通过选取武汉“1+8”城市圈内相邻但发展殊异的黄冈市和鄂州市为考察对象，探讨中心城市武汉的增长极辐射作用下黄冈和鄂州分别与武汉在资源要素层面的流动关系，进而对导致黄冈和鄂州发展差距的深层原因进行探究。本文试图进行这样一种尝试，即透过关于典型案例地区的分析比较，以及勾连增长极理论和区际要素流动理论，展开关于地区间不同的要素流动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解释，以此探求中国广大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根源。

二.   分析模型

一   增长极理论的射程及其局限

作为解释西方区域经济问题的经典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增长极理论被逐渐引入区域经济研究领域，并被广泛应用于关于区域经济布局、结构等方面的分析之中。所谓增长极是指，“不同的地区、行业或部门，经济增长速度是不平衡的，增长不是同时出现在所有的部门，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这些增长中心或增长极会产生类似磁极作用的离心力和向心力，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重大影响”^[8-9]。增长极可以是某一部门的，也可以是区域的。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最早提出了这一概念，其后缪尔达尔、布代维尔等学者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

增长极理论的核心观点有二。其一，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技术进步与创新，创新集中于那些规模较大、增长速度较快、与其他部门的相互关联效应较强的推进型产业或地区，通过与其他被推进型产业或地区建立起非竞争性联合体，促进商品供求关系以及生产要素的相互流动，推进型产业或地区亦即增长极发挥其支配效应——“一个单元对另一个单元所施加的不可逆或部分不可逆的影响”，从而影响整个区域的发展^[8-10]。其二，在增长极的作用下，影响发展的空间再组织过程表现为扩散−回流过程：如果扩散−回流过程导致的空间影响为绝对发展水平的正增长，即增长极的推动力通过一系列联动机制不断向周围发散，促成各种生产要素从增长极中心地区向周围不发达地区转移、推动边缘地区发展，则是扩散效应；反之，如果边缘地区各种生产要素不断向增长极中心回流和聚集、中心地区对边缘地区的发展产生阻碍、导致经济不平衡的二元发展问题愈发突出，则是回波效应或称极化效应^[8-10]。通常，极化效应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占据主流，当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极化效应削弱，扩散效应加强。

总而言之，虽然具体解释之间存在差异，增长极理论以其对于社会发展过程真实客观的描述以及利于政策制定的清晰主张而被广泛应用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与实践之中。然而，在同一中心地区同一增长极的支配效应之下，为什么一些地区长期受困于增长极的持续极化作用，难以摆脱边缘与落后的发展结果；另一些地区却跨越了极化效应的影响，实现了扩散效应的扩张，进而成长为与中心增长极同步快速发展的先进地区？关于这两类地区各自的战略选择以及发展模式形成的经纬逻辑等问题，如果仅依托增长极理论自身，则无法获得充分有效的解释。

二   增长极理论与区际要素流动模式理论的对接

区域分工以及区际要素流动原本是社会化大生产在经济地理空间上的表现形式。在关于区际要素流动模式的研究中，根据要素流空间形态特征及其内在流动机制，我国学者将区际要素流动的空间模式总结为“极核交互型”、“邻域渗透型”、“溢出型”和“核心−边缘型”四种模式（如图1）^[11]。其中，“极核交互型”、“邻域渗透型”和“溢出型”由张敏、顾朝林等人^[11]从改革开放过程中各地资源要素流动逐渐增多且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背景出发，在对人流、货流、信息流进行流入流出分析后归纳得出；“核心−边缘型”则是来源于西方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12-13]②。

图  1  要素流空间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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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要素模式中，其一的“极核交互型”存在于要素资源流动量大、要素体系中作为中枢的几个核心区域之间，它们一般互为起讫地，要素资源流动处于一种相对对等的交互模式，如上海与广州等地之间的资源交互关系^[11]。其二的“邻域渗透型”是指相邻的区域之间，基于彼此历史上已经存在的紧密交流网络和便捷的交通运输条件，资本、人才、技术等各种要素穿过彼此边界而频繁交流互动、协作互补发展的模式。区域间外部环境的连续性和内生资源的互补性，具体而言，地理空间上的连续性、传统社会文化上的连续性、发展水平上的连续性以及经济上内生资源的互补性是这种模式赖以为继的必要条件，长三角地区的上海与浙江之间的互动共赢模式是其典型^[11]。其三的“溢出型”是指特定资源要素从资源密度高的地区向外流出而形成的空间模式，如河南、四川等省份高密度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溢出^[11]。其四的“核心−边缘型”模式发端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国际贸易体系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研究的“核心−边缘”理论，概括而言，区域通常可以分为中心区和边缘区，中心区是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社会经济活动聚集区，边缘区受其影响并围绕它分布，社会经济活动不发达，生产低附加值产品，为中心地区提供高附加值产品所需的原材料等，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通过产品交换形成“核心−边缘”的二元发展关系^[12-13]。

综观四种区际要素流动模式，“极核交互型”描述的是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核心区域或者说不同增长极之间大量要素资源的对等、双向的流动，“溢出型”描述的是某些特定资源要素从资源密度高的地区向其他非特定地区的非对等、单向的流动，而“邻域渗透型”和“核心−边缘型”则是将区际间的非均衡发展作为观察的焦点。具体而言，“邻域渗透型”从微观要素流动的层面，描述增长极对边缘地区的扩散效应的发生机制“是什么”并解释该机制的生成机理；“核心−边缘型”则有效弥补了增长极理论所忽略的其极化作用下边缘地区的发展模式“是什么”以及解释其如何形成的不足，为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非均衡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

本文正是基于缪尔达尔和布代维尔补充完善后的增长极理论，通过“邻域渗透型”和“核心−边缘型”对其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加以拓展组合的基础上，使重新组合后的增长极理论具备更加准确的描述功能和微观层面的解释能力，使其能够从微观要素流动层面对特定区域的发展模式进行定性，描述特定区域的发展模式“是什么”并且解释其如何形成的逻辑，进而展开关于同一区域内经济、社会与历史文化相近的不同城市间为何呈现出巨大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相关问题的研究。

三.   比较案例分析

黄冈和鄂州同属武汉“1+8”城市圈，两地仅一江之隔且都处于武汉市以东百公里以内，然而二者的发展状况却迥然有别^③。数据^[14]198④显示，自1978年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战略深化开展以来，鄂州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截止于2019年其人均GDP在武汉“1+8”城市圈中位列第二，湖北省内位列第三。而与之毗邻的黄冈数次被列入《中国各省最富和最穷的三个市》的“最穷市”榜单^[15]，位居武汉“1+8”城市圈榜末，湖北省内倒数第二，2019年虽然人均GDP上升至36685元^[16]61，也仅相当于武汉的25.2%和鄂州的34.4%^⑤，二者之间的发展差距丝毫未见收缩之势^⑥。

一   黄冈与鄂州的发展状况对比

在人均GDP方面，如表1^{[16]61[17]37[18]62-63[19]26[20]30-31}所示，一方面，武汉和黄冈之间一直保持着巨大差距：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初二者间的人均GDP比重大体在1/3上下浮动，其后，1994年到2012年间二者差距从28.9%扩大至黄冈仅占武汉的19.6%，这一比值虽然从2014年开始有所收敛，也始终稳定于25%左右。仅从人均GDP而言，武汉和黄冈之间的发展鸿沟无可置疑，两地呈现出十分明显的二元结构关系。另一方面，鄂州尤其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发展持续稳健，从2002年首次超出万元的10245元之后一路加速扩张，并且不断缩小与中心城市武汉之间的差距，其人均GDP从相当于武汉的49.7%（1978年）、57.1%（2002年）跃升为2019年的73.2%。如果类比于世界其它经济体，则2019年武汉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肩世界排名第56位的法属波利尼西亚，鄂州大约等同于排名第72位的克罗地亚，而黄冈大约与第118名的牙买加相当^⑦。

表  1  1978—2019年黄冈市、鄂州市与武汉市人均GDP及其对比

年份	黄冈市/元	鄂州市/元	武汉市/元	（黄冈/武汉）/%	（鄂州/武汉）/%
2019	36 685	106 678	145 545	25.2	73.2
2018	34 247	97 012	135 877	25.2	71.4
2016	27 444	77 577	107 902	25.4	71.9
2014	23 465	66 303	97 538	24.1	68.0
2012	18 997	53 778	76 986	19.6	69.9
2010	13 322	38 196	57 805	23.0	66.1
2008	9 331	26 216	45 466	20.5	57.7
2006	6 081	16 407	30 801	19.7	53.3
2004	4 811	12 733	22 378	21.5	56.9
2002	3 978	10 245	17 927	22.2	57.1
2000	3 549	8 572	14 473	24.5	59.2
1998	3 741	7 358	12 983	28.8	56.7
1996	3 171	6 112	10 970	28.9	55.7
1994	2 019	4 573	6 980	28.9	65.5
1992	1 440	2 676	3 752	38.3	71.3
1990	999	1 686	2 673	37.4	63.1
1988	730	1 441	2 462	29.7	58.5
1986	524	1 043	1 732	30.3	60.2
1984	405	720	1 402	28.9	51.4
1982	344	560	1 087	31.6	51.5
1980	269	427	950	28.3	44.9
1978	240	365	735	32.7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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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结构分布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化与城镇化进程的深化，黄冈、鄂州和武汉都持续经历了第一二三产业的结构布局调整。如表2^{[16]60[17]36[18]62-63[19]26[20]30-31⑧}所示，1978年初始，黄冈以农业（占比60.5%）为绝对优势产业，以工业为绝对弱势产业（占比19.4%）；武汉以工业（占比63.3%）为绝对优势产业，以农业为绝对弱势产业（占比11.7%）；鄂州的第一二三产业则基本持平，各占约1/3。但是，截止到2020年，黄冈的产业结构比重为20.2/34.6/45.2，农业占比依然超过20%；武汉的产业结构比重为2.6/35.6/61.8，商业和服务业占比已经超过60%；鄂州的产业结构比重为9.9/43.3/46.9，逐步转变为弱农业、第二和第三产业基本平衡，趋近武汉产业结构的新格局。由此可以看出，工业化与城镇化高度发达的武汉主要依托于具有较高附加值的第二尤其是第三产业实现经济成长；黄冈依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农业大市；而鄂州几乎摆脱了中心城市武汉的极化效应，从增长极的扩散效应中获得了更加有利的资源要素与发展机会。

表  2  1978—2020年黄冈市、鄂州市与武汉市一二三产业结构对比 %

年份	黄冈市	鄂州市	武汉市
2020	20.2/34.6/45.2	9.9/43.3/46.9	2.6/35.6/61.8
2018	17.3/37.9/44.7	9.0/48.8/42.2	2.4/37.4/60.2
2016	20.7/38.2/41.0	11.0/48.5/40.5	3.0/39.7/57.3
2014	22.4/40.4/37.2	11.3/53.9/34.7	3.5/47.5/49.0
2012	25.2/39.7/35.1	12.1/56.1/31.9	3.8/48.2/48.0
2010	26.3/38.7/35.0	12.8/55.8/31.4	3.1/45.5/51.4
2008	28.8/35.1/36.1	15.3/53.4/31.4	3.5/45.4/51.1
2006	28.3/33.1/38.6	14.9/49.7/35.4	4.3/45.0/50.7
2004	32.9/29.7/37.4	17.1/46.4/36.5	5.4/43.9/50.7
2002	36.2/27.3/36.5	17.7/46.4/35.9	6.2/43.3/50.5
2000	40.7/26.1/33.2	16.9/48.0/35.1	6.7/44.2/49.1
1998	34.7/35.9/29.3	22.1/44.4/33.5	7.6/44.9/47.5
1996	38.9/37.4/23.7	24.0/44.3/31.8	9.2/46.8/44.0
1994	42.2/35.5/22.3	21.2/48.4/30.4	9.1/49.9/41.0
1992	46.4/28.4/25.2	18.1/52.3/29.6	11.9/48.0/40.1
1990	57.7/21.1/21.2	23.3/43.3/33.5	15.6/52.0/32.4
1988	55.2/25.7/19.1	22.5/39.9/37.7	14.0/56.2/29.8
1986	57.2/22.9/19.8	24.8/41.0/34.3	13.0/58.4/28.6
1984	56.0/23.8/20.2	29.3/36.1/34.6	14.2/60.6/25.2
1982	62.5/19.8/17.7	31.4/34.1/34.5	13.6/60.7/25.7
1980	59.5/19.6/20.9	29.7/33.6/36.6	10.9/64.6/24.5
1978	60.5/19.4/20.2	35.1/34.1/30.8	11.7/63.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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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黄冈的发展模式——“核心−边缘型”的依附发展

从上文数据推断，武汉与黄冈之间存在着“核心−边缘型”的要素流动关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经济方面而言，其一，农业大市黄冈虽然拥有比较丰富的农产品种类，然而归因于产业化程度低和规模化效应的缺乏，其农业经济效益低下，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⑨。其二，第二产业虽然占有1/3比重，但是科技薄弱、以黄昏传统产业和以零散的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决定了黄冈难以培育出具有创新意义和市场竞争力的支柱工业企业，其工业化进程也相应地举步艰难。其三，由于人力资源的限制和社会整体需求的萎靡，低端传统服务业依旧占据第三产业的主流，而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的现代服务业发育迟缓^[21]。与中心城市武汉相比，黄冈的第二、三产业活力不足，对于一些必要的附加值较高的工业品需求，仍必须依赖于从武汉等工业发达城市引进。黄冈的这一经济发展模式可以被概括为“外向型农业”与“内向型工业”的混合，即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向工业发达城市“输出”低附加值农产品，和从工业发达城市“输入”高附加值工业品的双向要素流动方式而得以实现，武汉与黄冈之间的“核心−边缘”的二元发展关系也由此被塑造和长期维持。

从政治方面而言，自2007年12月武汉“1+8”城市圈正式被批准建设以来，国务院和湖北省政府给予了诸多的政策支持，加之原本作为中部地区最大城市和唯一副省级城市的地缘优势，武汉吸引了大量的海内外资本、大型工业企业和尖端技术入驻，并由此加速了增长极地区产业升级转型的进程。这一旨在推进中部崛起的现代化进程无可避免地改变了武汉和周边地域的经济生态和社会生态，最终武汉被中高端工业和服务业所占据，而农产品行业和低端制造业在生产生活成本日益提高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选择退出到周边地区。黄冈作为地方地级市，无法获得与武汉同等的政策支持，同时由于工业基础天然薄弱以及缺乏对资金、技术、人才和企业的吸引力，第二、三产业始终难以突破发展。同时，作为著名的农业大市，黄冈一方面抱有农业资源输出的刚需，一方面抱有临近武汉的地缘优势，与武汉之间很容易形成农业资源输出和工业产品输入的资源流动格局，进而形成产业发展上的依附关系。

从历史脉络而言，从汉代以来的水陆交通枢纽到今日的“九省通衢”，武汉不仅拥有历史沿袭的地缘优势，而且经历了1858年《天津条约》和清末洋务运动的洗礼，更加成长为工商业资源要素汇聚的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之一。武汉与农业大市黄冈之间，原本存在着发展成“核心−边缘”要素流动格局的先天基因。因此，与其说“核心−边缘”的政治地位导致了武汉与黄冈的二元发展格局并最终决定了两地迥异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如说历史上的要素流动格局影响了两地的“核心−边缘”发展策略并最终决定了二元格局的形成。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黄冈之所以经济发展缓慢，人均GDP长期处于全省末位，是因为在工业资源先天不足且缺乏强力外界干预的情况下，黄冈长期遵循了历史依存的农业发展路径，没有及时向工业化过渡并实现产业升级转型，与武汉之间形成了牢固的“核心−边缘”二元要素流动格局，并最终确立了迄今依旧的“核心−边缘型”依附发展模式，即处于边缘地区的黄冈主要通过向中心城市武汉等大中城市提供低端农产品和原材料而维持自身的依附性发展。然而，市场经济环境必然要求与之适应的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增长点单一且疲弱的原始依附发展模式所可能产出的经济效益逐渐趋于饱和，与依托突破和创新而实现增长的中心地区和其它积极变革的地区相比，巨大的发展差距终将无可避免。

三   鄂州的发展模式——“邻域渗透型”的互补发展

自1983年成立地级市以来，鄂州利用自身资源优势，着力于探索个性化的发展路径。由于拥有丰富的铁矿石和多种非金属矿石，在工业产业方面，鄂州市建成了从铁矿产开采到钢铁冶炼的产业集群，同时运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冶金、建材、能源、装备制造、纺织服装等传统产业，并试图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在科技方面，鄂州拥有湖北省第一家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同时形成了生物医药、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现代服务业等特色优势产业，并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合作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形成了“研发在武汉，基地在鄂州”“总部在武汉，创业在鄂州”的创新企业群^[22-24]。经过近20年的摸索进步，鄂州初步形成了武汉港工业园等工业园区，基本建成了现代工业体系。不同于武汉与黄冈的“核心−边缘型”依附发展模式，鄂州主要依托于具有较高附加值的第二产业工业品而实现经济增长，拥有与武汉相似的产业结构，甚至与武汉形成了一定的竞争格局。

基于上述事实，武汉与鄂州之间的经济关系可以概括为“邻域渗透型”要素流动下的资源优势互补关系，主要表现如下。

在科技方面，两地合作共赢，武汉将科研成果输出到鄂州并利用其资源优势进行转化，带动鄂州进步的同时发展自我。从2012年2月1日鄂州市党政代表团赴武汉市学习考察的“要闻”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市达成的紧密合作关系定位^⑩，并由此探知两地科技紧密合作的事实。一方面，武汉拥有众多科研院所，科研实力强大，却难以保证激烈竞争下全部成果的高效转化；另一方面，鄂州工业原材料资源丰富而科研资源相对匮乏，在这种“各有所需”的情况下，确立“各尽所长”的优势互补发展战略，是实现武汉与鄂州两地协作共赢的最佳选择。

在投资方面，武汉投资鄂州的历史由来已久，除了政府间的频繁互动合作，民间投资合作项目也蓬勃展开。武汉民营企业家利用私人资本优势和鄂州的农副产品资源，生产和加工鄂州特色农副产品，带动鄂州不断发展的同时发展壮大自身的企业。仅2003年至2007年间，武汉企业家先后在鄂州涂家垴镇投资5000多万元，租赁1.2万亩（1亩≈667 m²）水面和2000亩岗地建设开发，并且建立起集养殖、蔬菜、花卉苗圃、茶叶等为一体的科技生态农庄，“投资鄂州就是投资未来”成为武汉客商企业的基本共识^[25]。另一方面，鄂州企业充分利用武汉广阔的市场资源，打造“前厂后店”的协作模式。武汉客商在鄂州投资生产的绿色农产品直接进入武汉市的各种销售渠道，推动鄂州企业发展的同时，满足武汉市民的日常生活需求，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两个城市间的全方位的合作关系^[25]。

在工业产业方面，两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武钢集团在鄂州建设年产500万吨的球团矿生产供应基地，充分利用鄂州的矿产资源以提升自身经济效益的同时，促进鄂州的工业发展；湖北省化学研究院在鄂州葛店经济开发区投资2亿元兴建生产基地，提升其自身科研转化效益的同时，也带动了鄂州的科技成长，两地基本形成“总部在武汉，基地在鄂州”的协作发展格局，实现共赢^[26]。

据此，研究得出结论，鄂州经济实力强大，人均GDP在全省范围内遥遥领先，其根本原因在于武汉作为“1+8”城市圈的中心增长极，发挥了对于鄂州的强辐射作用。强辐射之下的鄂州依托武汉的科技、资本、市场等资源，培植起特色优势产业，并逐步形成与武汉资源优势互补的“邻域渗透型”发展模式，稳步成长为全省人均GDP排名第三的强市，并与周边同级别区市拉开本质的差距。研究认为，正是鄂州与武汉之间形成的这种资源优势互补、工业产业错位的发展格局，促使鄂州获得了相对的自主性而非依附性，从而能够摆脱极化效应，扩大扩散效应，在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下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保持自身的优势和竞争力，实现了与武汉协作下独具特色的发展。

四.   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取比较研究和案例研究的方法，在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增长极理论加以扩张和精致化的基础上，运用“核心−边缘型”和“邻域渗透型”要素流动理论对武汉与黄冈、鄂州之间的资源要素流动关系进行比较分析，探究经济发展模式与地区发展之间存在的强相关性。本文根本创新在于有效融合了增长极理论和“核心−边缘”模型以及“邻域渗透”模型，使得重组后的增长极理论获得了更加准确的描述功能和微观解释能力，即能够从微观要素流动层面对特定区域发展模式进行定性，描述特定区域的发展模式“是什么”并解释其如何形成的机理。此外，聚焦中心地区与其周边地区互动连带发展的研究视角，也具有被推而广之地应用于透视中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理论意义。

透过上述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黄冈和鄂州经济发展差异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长期以来农业经济的历史路径依存，导致武汉与黄冈之间形成了“核心−边缘”的二元依附性发展模式。由于未能及时进行产业转型升级，黄冈逐渐失去经济增长的动力，最终在科技创新成为主旋律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里处于竞争劣势，经济发展缓慢，难以摆脱极化效应，与其它地区的发展差距日益扩大。鄂州充分利用其天然资源优势和地理优势，与武汉之间建构起“邻域渗透型”的互补协作发展关系，获得了经济上的相对自主性，从而能够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及时调整战略，实现自身的进步和崛起。黄冈与鄂州的相邻而殊异的经济发展态势，归因于黄冈和鄂州与增长极武汉之间形成了不同的要素流动模式，而两种大相径庭的要素流动模式最终导致了两地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根本差距。

基于上述案例研究，研究认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非中心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存在的社会交往形态、资源禀赋、产业关系等方面的差异，相应地导致地区间不同的要素流动模式及其持续化过程，并进而塑造非中心城市与中心城市间的具有连带性质的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正是地区间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的殊异，在发展路径的依赖效应之下，最终造就了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与失衡。

作为一个地域分化严重、地区间发展差距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当下的中国呈现出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众多以中心城市为中心、周边城市错落发展的区域化城市格局，同一区域内各个城市间由于资源禀赋、产业政策和历史路径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现实形态。正如本文所论证的，相比于固守传统、发展迟滞和陷入边缘化的黄冈，中心城市武汉与地缘城市鄂州之间形成的协作发展模式，即中心带动地方、地方支持中心的互动发展模式，具有更高的效率和可持续性，其成功经验具有一定的范本意义，也为中国更多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选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建设性方向。

在当前形势之下，发展落后的地区若要摆脱经济困境而实现自身发展，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对于边缘地区而言，需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寻找新的增长点，不断培植自身的竞争力，逐渐摆脱依附发展的边缘地位，实现自主性发展；第二，对于中心城市而言，引导边缘地区的核心资源，开拓更多有利于双向合作的途径，是实现地区间增益发展的必要方略；第三，对于边缘地区的上级政府而言，给予边缘地区更多的政策资金支持，引导并支持边缘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帮助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加速工业化、城市化的步伐，以期实现地区间较为均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