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世界出现了一系列影响人类命运的全球性问题，而环境污染、气候恶化、资源耗竭等生态问题尤为突出。在这种背景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逐渐产生。在这些学者中，安德烈·高兹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堪称最尖锐、最系统、最深刻^[1]358。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学术传统，对当代生态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并试图将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以实现二者的现代联姻。以至国内有学者认为 “把握了高兹的理论也等于通晓了整个生态马克思主义”^[2]序言2。由此可见高兹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具体来说，高兹的生态批判理论主要涵盖了四个方面：一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二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三是对革命主体的重新探寻；四是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建构。笔者以逻辑视角为主要线索，对高兹的生态批判理论进行全面审视，这不仅对于统梳理高兹思想体系的总体框架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对建设中国生态现代化和破解全球性生态困局具有实践意义。

一.   逻辑起点：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

“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反思。”^[3]高兹认为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同一个工业社会的两个版本^[4]49，因为二者在本质上都奉行经济理性。高兹通过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阐释了其生态批判理论的逻辑起点。

一   传统社会主义在经济理性层面与资本主义的内在一致性

苏联模式作为传统社会主义的代表，其失败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垮台，而是苏联背叛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结果，因为苏联的社会主义也并非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的极权政体意味着社会秩序完全由政治权力或国家权力达成，私人空间被压缩到几乎不存在的状态，自由被减至最低限度。高兹指出：“旧的社会主义似乎丧失了其预言维度、物质基础和“历史主体”，它有关劳动和历史的预言在人类历史发展和致使无产阶级……退出历史舞台的技术变动中落了空。”^[5]i第一，苏联模式奉行经济理性。苏联模式的实质与突出特征是高度集中。它以国家政权为核心，将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中央，通过行政手段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计划管理，否定价值规律，忽视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的重要作用，这实质上彰显的是生产的强制性逻辑，而这种逻辑就是经济理性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其主导下，社会生产和人的生活愈发地被经济理性所操控。只要被它所操控，无论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调节经济运行，都不会形成真正的社会主义。为了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和封锁，苏联把经济和军事两个领域作为与其斗争的主要领域，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作为发展的中心环节，把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谋求军事力量的积累作为发展的主要目的。苏联与资本主义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进行增长和积累的方式，也就是说，苏联试图运用指令性计划控制生产、资源分配和产品消费，从而取代市场机制对经济的自发调节作用。但是，“它使得体系的全面合理性所要求的功能行为与个体的自我控制的行为方式的合理性相互分离”^[6]304。虽然苏联对此进行了各种改革，但这些改革却以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为指导思想，并未改变经济积累和物质增长的目标导向，只是仅仅调整了实现这种目标的手段。这就导致其改革愈发偏离社会主义而向资本主义靠拢，最终在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下退出了历史舞台。第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例如工业污染、资源的浪费与破坏、土壤侵蚀和污染、水资源的短缺和污染、毁林和生物多样性的损失^[7]。原因在于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奉行经济理性，与资本主义没有本质区别，既无法有效地实施生态保护，又不可避免地对环境造成破坏。第三，在经济理性主导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下，人的异化仍然存在。这种模式表现为一个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仅仅关注国家利益而忽视了个人的利益诉求，强制要求人们服从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计划，导致人们被集中化的工业机器组织化与合理化了。

二   对以生态理性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的重新定义

高兹反对在传统意义上将社会主义构想为替代或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模式，而应将其定义为对现代的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超越。在高兹看来，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在于消除了限制个体自由和阻碍个体发展的一切落后体制，尤其是对经济理性的积极扬弃，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个体的解放提供充足的空间。高兹反对社会主义像资本主义那样以破坏生态环境和掠夺自然资源为代价换取生产力的发展，强调社会主义应以生态理性而非经济理性为主导，否则就会混淆这两种社会形态的根本差别。支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理性，即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经济理性和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的生态理性。经济理性的内在动机是谋求财富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而这是以整个社会需求的愈发膨胀和消费的不断增加为基础的，消费和需求的增加又会促使整个社会进行无节制的生产，这种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势必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生态理性的内在动机是追求生态利益的最大化，使人明晰和警觉到自身的劳动实践应该避免僭越生态红线，从而防止生态系统失衡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巨大威胁，其“目标是建立一个人们在其中生活得更好而劳动和消费更少的社会”^[8]116。高兹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宏大历史进程中为人类的解放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条件，但也强调它的形成与发展带来了新的剥削与异化。资本主义在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之后，它所追求的资本增殖的目标会进一步膨胀，促使被市场规则包裹的经济理性摆脱宗教伦理与世俗道德的束缚，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理性，进而扩张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高兹^[9]39指出：“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和目标曾经是——并仍然是——使个体从阻止个体实现自主和全面发展的市场、竞争和利润逻辑中解放出来。”他还主张对经济理性的作用范围加以限制，构建一个以生态理性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社会，使经济理性严格服从于生态理性。这个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能够对经济理性辐射范围加以限制的新型社会，是一种能够实现个体乃至全人类解放的乌托邦。

二.   逻辑主线：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

高兹将生态危机的根源追溯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反自然和反生态的本质。他从劳动分工、科学技术、经济理性、异化消费四个方面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生态批判，揭示了其生态批判理论的逻辑主线。

一   对劳动分工的生态批判

高兹主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根源于资本逻辑统摄下的生产方式，而这种生产方式与劳动分工密切相关，因而他对生态问题的思考可溯源至对劳动分工的剖析。

1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启发

高兹对劳动分工的解读首先源自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影响。马克思在对异化劳动四重规定性进行层层逻辑推导时，指出“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0]163。他还考察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内在关联，认为前者是后者的本质和根源，后者是前者借以实现的手段和形式。与此同时，马克思还批判了国民经济学由于把私有财产假定为历史事实而未能阐明其本质在于异化劳动，进而指明了人类社会要想从私有财产、奴役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必须借助于工人解放的政治形式，因为工人的解放意味着奴役制的瓦解和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进一步强调“自发分工”是劳动异化的根本原因，“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10]537。高兹坚持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指出劳动分工会随着技术的发展使工人不断丧失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还会强化生产领域中的等级制，从而损害工人生产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加剧工人劳动的异化。在此基础上，高兹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11]57的论断，并分析了后工业时代劳动分工的新变化。

2   劳动分工是异化的根源

劳动分工提高了效率，但也同时产生了异化。其一，高兹援引马克思关于分工危害的论述，指出分工摧残工人的身心，将其变成局部工人。马克思在谈及工厂手工业的分工时，指出它“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12]417。高兹在此基础上指出分工把工人固定在某一生产流程中，并通过其熟练化的操作减少了工作转换带来的时间浪费，在促进生产效率提升的同时，也降低了工人对整个生产过程的了解，从而弱化了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地位和技能素质。其二，他认为分工制约着工人自治的推行。工人为了改变被雇佣的被动经济地位，制定了自治方案。这项方案试图通过企业结构性改革的方式完成权力的分散与自主，但分工却阻碍着它的实现。在工厂内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加剧着阶级对立和等级观念。更严重的是，它使企业从原本的独立生产转变成现在的与其他本国企业或跨国企业的联合生产。这就促进了生产的专业化、程序化以及决策的集权化，影响着工人自治方案的实施。其三，劳动分工只是资本增殖的一种手段。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是实现资本的增殖。资本家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要对工人的劳动进行严格分工，迫使工人进行最大限度的产出。但工人生产的产品又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所以工人会对这种强制性的劳动分工、付出与回报的不平等进行抵制。但资本增殖的生产目的却不会发生改变，因而资本家还会继续推行这种分工。

3   劳动分工的新变化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分工在后工业时代有了新的变化。第一，分工愈发精细化。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生产效率，不仅会对企业的生产流程进行重新设计与规划，还会通过技术升级和设备更新等手段实现分工的明晰化，这就使得工人的工作流程趋于自动化、标准化和程序化，导致每位工人需要完成的工作量被量化。第二，工人数量不断减少。1961—1988年，由于工业就业的大幅减少，英国、法国、瑞士、西德的产业工人数量全部减少15%以上，法国在这12年中减少的工业就业几乎等同于1890—1968年创造的工业就业^[5]i。第三，劳动时间不断减少。1960—1990年，人们的年全职劳动时间从 2 150小时缩减到1 650小时，其中还要扣除每年大约150小时的病假^[5]ii。这表明在这30年中，每人每年的全职劳动时间缩短了23%^[5]ii。第四，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工人数量和劳动时间的减少意味着社会将有大量的人口处于不稳定就业和失业的边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精英阶层可以购买这些失业或半失业人员的自由时间来为自己服务，这就导致产业工人沦为仆佣阶层，其劳动也变成仆佣劳动。在这里，高兹试图表明工人及其劳动随着分工的精细化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生产性工人被生产领域淘汰，而被迫从事一些技术含量低、缺乏职业发展与晋升机会的工作。高兹认为，无产阶级归属意识得以产生的现实基础是有报酬的生产性工作，但这类工作的减少迫使无产阶级不得不从事更低报酬或无报酬的工作。这表明并非所有的劳动都是社会身份和阶级属性得以产生的原因，同时也意味着劳动分工在使人们的工作性质发生变化的同时，也侵蚀着无产阶级的阶级归属感。

二   对科学技术的生态批判

高兹把异化的根源看成劳动分工，又将分工得以推行的原因追溯到技术的进步，这就把对劳动分工的批判扩展到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正是工厂的技术，把某种技术分工强加于人……技术就成为一切东西的母体和最终根源。”^[11]VII-IX

1   资本主义的技术史是一部生产者地位下降的历史

资本主义的技术史应被理解为生产者地位下降的历史^[11]57。高兹认为，这种地位虽然具有下降的趋势，但并非直线式的下降，而是渐进式的。他从生产者与机器的关系和生产者所受压抑两个方面的变化来阐明这种地位的下降趋势。高兹^[11]57指出，一方面“……生产工人……所握有的……控制生产过程的权力，被转移给作为一种非人为的专业功能。自动化的力量完全贯彻于这一过程之中……自动化使控制本身也地位下降和陷于分裂……机器如今控制了它们先前的监督者。”工业会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发展到自动化、专业化和程序化的阶段，导致生产者愈发失去对机器的控制而沦为其附庸。另一方面，技术发展在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又导致工人的生产技能无法得到发挥。工人的劳动由于被剥夺自主性和创造性而变成异化劳动，这种异化劳动表现为对生产者的巨大压抑。技术发展与生产者所受压抑的程度是成正比的。高兹甚至指出，只要资本主义技术依旧存在，那么工人对工厂的集体占有仅仅只是法律层面所有权的抽象转移，无法从根本上改善生产者受压抑的状况。^[11]IX

2   反对“技术中性论”

高兹并不否认科学技术在拓宽交往领域、扩大生活空间、推动劳动方式变革、促进生产力发展、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但更多地强调科学技术丧失了中立性，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为资本主义的统治和稳定服务。高兹^[11]165指出：“科学技术不是独立于主导意识形态……服从于这个生产过程并和它整合在一起……带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质。”在他看来，科学技术遵循资本逻辑，带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烙印，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已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标志，甚至直接决定着权力分配、生产关系和劳动分工。所谓“技术中性论”实质上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遮蔽与伪装。

3   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导致总体异化

高兹认为，技术的非中立性造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重异化。第一，劳动异化。资本家通过技术的进步推行劳动分工，导致工人无法掌控工厂的整个生产流程，其劳动也被迫变成非主体化的异化劳动。第二，人的异化。劳动是人的类本质，因而技术发展所间接导致的劳动异化又势必加剧人的异化，把人变成机械化生产体系中的一个没有生命特性的“零件”，使其丧失人之为人的主体维度而变成一个单向度的人。第三，社会分化。人与人之间原本是一种平等互利的交往关系，但技术进步所引发的劳动分工在工厂内部把工人分为科技工作者和体力工作者两类，并在二者之间形成一种具有等级色彩的社会关系。科技工作者由于掌握先进技术而成为拥有特权的资本家代理人，在生产过程中控制着体力工作者。而体力工作者被迫服从于科技工作者，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必然加剧社会的分化。第四，自然异化。资本家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利用科学技术加速征服自然的进程，把自然界变成了纯粹的资源仓库，从而造成了自然的异化。

4   对“技术法西斯主义”的批判

高兹把技术分为软技术和硬技术两类。前者是一种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技术，以分散化技术为代表。后者是一种由巨大工厂设备高度集中起来的技术，以核技术为代表。高兹认为“核技术具有一种决定性的独裁的和加强资本的倾向性”^[13]193，并将其称为“技术法西斯主义”，即核技术在众多技术中的强势位差以及核技术在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14]。需要注意的是，高兹在这里虽然看到了核技术引发的负面效应，但却没有意识到核技术的积极意义和未来的发展前景。例如，中国将核技术更加广泛、深入地应用于农业、医疗、环保等领域，进一步推动核技术产业向标准化、集约化与国际化发展。同时，随着核技术与其他技术、产业及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交叉融合发展，核技术应用将给人们生活创造更多美好的改变，进一步造福人类。他认为，核技术被热衷的原因在于它所具有的政治意义。第一，核计划的推行促进了技术官僚的产生。技术官僚是指具备技术知识，并在政府机构中担任职务、拥有专家头衔或教授职称、官僚权威与官僚作风的人。他们作为披着技术外衣的政客，实质上捍卫的是核能集团的利益。而普通大众也会对这些技术专家产生心理崇拜，把他们视作科技知识的拥护者和公众利益的捍卫者，这就为技术法西斯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有利条件。第二，核技术最有控制力。核技术与软技术相比更易被资本家控制。资本家会将核技术整合到其技术模式之中，从而加强对人类社会的控制。第三，核技术能够创造巨额利润。核技术由于其复杂性而不易被普通大众所掌握，只能被核电集团所控制。如果这些集团垄断核能，整个社会将被迫使用核能，那么他们就可以操纵市场价格，获得巨额利润。第四，核技术与民主之间具有不兼容性，容易造成新的专制主义。他认为核技术“预示和决定着一个集权的、等级森严的、警察统治的社会”^[15]19。

三   对经济理性的生态批判

资本家通过技术实施分工的根本目的是获取最大化的利润，而这种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高兹将生态危机归因于利润动机，而这种动机又属于经济理性的范畴，这就使他对利润动机的剖析推进到对经济理性的批判，从更抽象的哲学层面分析生态危机的生成原因。

1   经济理性的形成

经济理性来源于计算与核算，运行于人的生产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和赚取利润那一刻。在高兹看来，经济理性并不适用于传统社会，因为那时的人们可以自发地限制其需求，并将工作控制在自认为满意的限度内。人们在生产中遵循“够了就行”与“知足常乐”的原则。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理性与资本主义同步产生，以“永不知足”与“越多越好”的原则取代了先前的原则。具体来说，第一，“工作必须包含商品交换并且不是本人消费自己的产品”^[15]110。这表明人们进行生产的目的是获得商品和满足市场需求，意味着生产者与消费者实现了社会性分离。第二，人们必须摆脱以往按指定时间、地点、价格进行买卖的行会制度的束缚，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中进行商品交换，因为这种制度以排除竞争为指导原则，导致整个社会无法进行最大化的生产与消费。第三，人们的生产从作为私人活动空间的家庭转向了公共领域，这是因为人们在公共领域所从事的工作是获取公民身份的重要标志，同时也被赋予更高的社会价值。第四，全社会达成量化标准。这既排除了人的主观评价，又消解了人的自我限制，意味着财富的多少成为衡量人们成功的客观标准。

2   经济理性的内涵

高兹虽然提出了“经济理性”这一概念，但并没有对其进行明确界定。经济理性要求人们以尽可能少的时间与成本投入来生产和销售尽可能多的产品，从而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其基本原则是“计算与核算”“越多越好”^[16]336。经济理性会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消费，通过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推动社会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东西来满足人们无止境的消费，进而形成一个无限循环。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借助计算与核算实现生产效率的最大化，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经济理性把利润尺度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客观标准，会尽可能地利用生产技术更新而节省下来的时间创造出更多的额外价值。“量化的方法确立了一种确信无疑的标准和等级森严的尺度……效率就是标准……更多要比更少好……”^[17]113，这意味着成功不再是关于个人评价与生活品质的问题，而是要看人们赚取的金钱的数量和积累的财富的多少。概括来说，经济理性是一种以计算与核算为突出特征、以利润最大化或无限追求最大经济利益为生产动机的工具理性。它实质上就是资本逻辑的现实反映^[18]，所以高兹对经济理性的批判就是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产方式的批判。

3   经济理性的危害

经济理性支配资本主义的生产，产生了至少三点危害：第一，高兹借用马克思的观点阐明了经济理性的危害，即扫除所有从经济观点来看的不合理价值和目标，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变成纯粹的金钱关系与工具关系，这就产生了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阶级。这个阶级由于被剥夺生产资料而沦为可以无限交换的劳动力，遭受着普遍的苦难而陷入到赤贫中，丧失了作为人的自由、人性、人权和人格。第二，高兹借用了哈贝马斯的观点揭示了经济理性导致“生活世界殖民化”。这种异化现象根源于思维的形式化，哈贝马斯用其来表示制度化的体系或独立化的系统摆脱了最初在生活世界中产生的交往规则与价值信念，开始在金钱与权力的交往媒介的支配下自律地运行，并对生活世界的文化机制进行干预和破坏，进而导致生活世界的危机以及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19]344。“经济理性作为一种认识−工具理性……使生活世界殖民化、异化和支离破碎……哈贝马斯曾用认识−工具理性作为科技、经济和管理方法的统一。”^[17]107-108高兹把“生活世界殖民化”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程式化结合起来，认为经济理性把人的思维编入到技术程序之中，导致其不断受到技术理性的侵蚀，在高度计算性和定量化过程中，逐步丧失了自我反思与独立思考的基本能力，最终变成了认同现存秩序、丧失思想深度、内在超越维度与反抗维度的单向度的人。而人本应是生产过程和社会历史运动中自由自觉的主体。第三，经济理性导致“新奴隶主义”产生。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工作岗位对劳动者的技术性要求愈发严格，在经济理性的作用下，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市场经济淘汰而沦为失业者或半失业者，而掌握实际权力和具有社会地位的精英阶层却能够继续进行自己的本职工作甚至从事更多的工作。职业精英还可以购买这些失业者或半失业者的空闲时间为自己服务，使他们沦为自己的奴隶，导致“曾经被战后工业化所废除掉的‘奴隶阶级’再次出现了”^[17]109。

四   对异化消费的生态批判

高兹认为，经济理性主导下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商品制造消费者”的社会。在这种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中，人们单纯地将物质占有和消费作为满足、幸福的标志。这种消费与人的真正需求脱节，成为人们逃避劳动不幸的避难所。高兹把对经济理性的批判过渡到对异化消费的批判。他分析了异化消费与异化劳动、虚假需求之间的关系，并揭示了其危害。

1   异化劳动与异化消费

高兹分析了异化劳动与异化消费的内在关联。第一，异化劳动是异化消费的前提条件。在以大规模机器生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体系下，人们受制于高度协调和集中化的生产过程，导致劳动变成了缺乏自由和极度压抑的异化劳动，于是就试图从不断增长的消费中补偿劳动的痛苦。第二，异化消费是异化劳动的表现形式。由于劳动分工的愈发精细化，人们在自动化、程序化和专业化的生产体系中被牢牢地固定在简单的、重复的机械化操作上，被迫从事单调乏味的异化劳动，只能把注意力放到劳动之外的消费领域。在这个领域，人仿佛作为自由的主体参与其中，只要拥有足够的金钱就能够买到任何想要的东西，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第三，异化消费对异化劳动起到支撑作用。一般而言，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但这种关系却被彻底颠倒了，“生产不再具有以可能最有效的方式满足现存需要的功能……需要逐渐具有了促使生产不断增长的功能”^[17]114。消费具有了生产性，成为拉动内需和扩大生产的主导性因素。生产者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通过各种手段把人们购买商品的欲望调动起来，这就使以往的奢侈品消费转变为现在的必需品消费，导致整个社会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使异化劳动得到巩固。

2   异化消费与虚假需要

高兹分析了异化消费与虚假需要之间的紧密联系。异化消费是为了迎合虚假需要而进行的消费，虚假需要是异化消费的主观维度，因为它与人的主观欲望交织在一起，二者达成了一种共生关系。虚假需要是指“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20]，这意味着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被捆绑在一起。在这个一体化的过程中，人和物的关系也被颠倒了。人们对商品的消费并非仅仅因为其使用价值，而是更多地关注其背后的符号意义、文化精神特性与形象价值。人们把对商品的无止境消费和对虚假需求的满足作为自己生活的核心内容，这就导致生产者不仅仅是为了利润而生产消费品，更重要的是制造虚假需求。异化消费与虚假需求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得以运行的内在驱动力。异化消费以制造虚假需求为前提条件，引发了人的需要的异化，进一步决定了整个社会的生产。人们在大众传媒的刺激下忽视了生活的真正所需，变成了无主体意识的消费者，其消费也被整个社会的流行趋势所驱使。

3   异化消费的危害

异化消费笼罩着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严重危害。第一，异化消费制造了新的匮乏和不平等。异化消费和虚假需求刺激了经济增长。从表面上看，这种经济增长使普通大众享受到了精英阶层的特权，但当大部分人都拥有这种特权时，它就会贬值。新的特权也会在大众被排除在外的领域中产生，所以大众始终无法拥有精英的特权。社会在满足大众的原有需求时，又会通过刺激其消费欲望制造新的需求。大众为了缩小与精英之间的差距，在商品消费中愈发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这就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无休止的攀比与竞争，从而制造出新的匮乏与不平等。第二，异化消费加强了对人的控制。资本家通过大众传媒大肆宣扬消费主义的文化观念，不断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使人们通过购买商品和娱乐消遣就能满足自己，极大地消解了其对现存秩序的不满情绪和内在的超越意识与反抗意识，遮蔽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达到了延长资本主义寿命的目的。异化消费使人们沉迷于物质享受与商品消费之中，使人的活动完全围绕市场购买力来进行，也使无产阶级的革命锐气受到严重腐蚀。第三，异化消费加剧了生态危机。从个人来说，人的需要的异化使以往的奢侈品变成了现在的必需品，同时新的奢侈品还在不断地被生产出来。人们把消费和幸福等同起来，把消费的多少作为衡量自己是否幸福的标准，于是就产生了过度消费，进而造成资源的浪费与环境的损害。从企业来说，资本主义企业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在经济活动中以利润为导向，通过各种手段实现生产效率的最大化，而这建立在最大化的消费与需求的基础之上，就导致企业生产愈发具有浪费性和破坏性。另外，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奉行“成本外在化”的原则，把生产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由此产生的治理费用外在化，或把它们转嫁给社会或后代，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生态危机。

三.   逻辑中介：“非工人−非阶级”和新社会运动

高兹认为，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作为传统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的不断消亡和作为新的潜在革命主体的后工业社会的“新无产阶级”的不断产生。“新无产阶级”会逐渐发展成“非工人−非阶级”，并与新社会运动共同成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革命主体。高兹通过“非工人−非阶级”和新社会运动分析了其生态批判理论的逻辑中介。

一   传统革命主体不断消亡，新的潜在革命主体不断产生

高兹认为，技术的发展和分工的细化使无产阶级的生产技能和在工厂中的自主性、创造性受到巨大损害，愈发受制于经济理性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丧失了自身作为社会历史进程“统一的主体与客体”的自觉意识、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意识和革命意识，无法超越支离破碎的物化现实而形成社会历史的总体性， “工人阶级的要求已经变成了以消费为中心的大众要求……工人阶级的斗争被降低为一个被设计好的为了把劳工运动的代表送上权力宝座的大众运动。共产主义被降低为关心工人需要的福利国家”^[21]38。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已经丧失了集体意识和阶级意识，无法超越资本逻辑而沦为其运行工具。面对这一严峻形势，高兹认为，必须调整社会主义革命策略，重新探寻新的潜在革命主体。这个新的革命主体就是存在于后工业社会中的“新无产阶级”^①。“新无产阶级”具有充分的自主性和对资本主义的强烈否定与批判倾向，未被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同化，能够把自身利益的现实诉求同整个阶级的崇高理想统一起来，因而具备成为革命主体的资格与领导力量的可能性。

二   “非工人−非阶级”和新社会运动：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革命主体

高兹认为，“新无产阶级”由于没有任何工作保证或主要从事临时雇佣工作，会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而转变为“非工人−非阶级”^②。它既包括那些因为工作废除而被生产淘汰出去的人，也包括那些因为脑力工作的工业化而导致其才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的人，还包括那些处于潜在或现实失业状态的社会边缘人群^[8]127。“非工人”是指他们并非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被剥夺生产资料而不得不向资本家出卖自己劳动的雇佣工人，“非阶级”是指他们没有阶级划分、不属于任何阶级。“非工人−非阶级”未被资本逻辑所俘获，可以破解资本逻辑本身固有发展模式的弊端，所以能够成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革命主体^[18]。他们进行革命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改革克服日常生活的异化，寻求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但是，高兹在“五月风暴”事件后已洞悉到工人即使深知自身在资本主义社会遭受着一切奴役关系，也不会与其彻底决裂，因而必须扩大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领域，将革命意识和革命运动从生产领域延伸至整个社会。高兹在女权运动、生态运动和工会运动等发现了革命的动力机制，进一步提出了与这些新社会运动结盟的革命策略，所以它们共同成为社会变革的主力军。

四.   逻辑旨归：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建构

高兹在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之后，强调通过建构新型社会模式来摆脱生态危机。目前主要面临着生态资本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两种选择。高兹在批判生态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阐发了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的路径，指明了其生态批判理论的逻辑旨归。

一   对生态资本主义的批判

生态资本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架构下，以经济技术革新为主要手段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渐进性解决思路与实践”^[22]。高兹认为，这种与“红绿”和“深绿”相对立的“蓝绿”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第一，它虽然强调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但却将生态系统及其所处的环境纳入到资本范畴进行考察，从经济学层面对生态系统及其所处的环境进行估值和定价，这就把生态环境看成了资本增殖的手段。第二，它试图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解决生态问题，因而它是对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和社会主义解决方案的否定。它在本质上仍然属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代表的价值观仍是“剥削、残酷竞争、崇拜财富、利润和贪婪的动机”^[23]6。第三，它针对生态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调整措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经济层面，它虽然追求以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其根本目的仍然是为资本逻辑服务。在政治层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一些粗放型劳动密集产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通过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各种不正当手段对这些国家人民的剩余劳动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行剥削与掠夺，从而赚取高额利润来提高本国劳工的薪资水平和福利待遇，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弱化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革命意识，导致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危机之中。在生态层面，它虽然通过市场规范、技术革新和生态重组等改良性方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无限扩大与资源日益短缺之间的矛盾，改善了人与自然之间紧张对立的异化状态，但这种自我调整却是以将高耗能污染密集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给这些国家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损害，进而对全球范围的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引发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为代价的，因而这实质上是一种生态殖民主义。在社会生活层面，它无法消除资本逻辑，无法限制资本的无序扩张。高兹^[15]86指出：“既然没有可能来投资新的物质商品的生产，那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些资金用于接管那些仍处于小规模的前资本主义阶段的非物质商品的生产，并使它们工业化呢？”这就是说，资本在掌控生产领域之后，不可避免地将其魔爪伸向医疗、教育和文化等生活领域，并使这些领域全部实现工业化，成为攫取高额利润的新的巨大空间，进而破坏了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导致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异化。

二   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建构

高兹并非通过工人解放的政治形式或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政权以实现生态社会主义，而是采取和平的方法，即自下而上的改良主义策略，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进行调整。具体来说，第一，坚持生态理性对经济理性的扬弃。“催生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冲突是任意扩张的经济理性的界限问题”^[5]82，所以首要任务在于运用生态理性限制经济理性的辐射范围，使最大化的利润率的经济标准服从于社会−生态标准。生态理性以最少量的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生产出具有更高耐用性、能够循环使用的商品来满足人们真正的物质需求，努力实现商品使用价值的最大化，从而建立一个消费得更少但生活得更好的社会。第二，重建新的革命主体。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导致原本作为革命主体的传统无产阶级已被整合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而后工业社会的新无产阶级具有充分的自主性和成为革命主体的可能性，能够成为激进劳工战略的重要力量，能够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结构性调整，把资本家对企业的领导权逐步转移到自己的手中。通过工人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取代等级制、强制性的劳动分工，同时废除企业在生产、经营、决策和管理等方面的专断权，从而达到扬弃异化、超越资本主义的根本目的。第三，推行激进劳工战略。这需要先在劳动场所开展斗争，因为它是工人阶级异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工人阶级只有在劳动场所才能作为一种联合起来的集体力量而存在，并萌发出对自身遭受剥削与压迫这一现实的强烈不满，进而采取集体行动摆脱异化处境。同时，还需要把新老工人阶级、新社会运动整合到革命力量之中，将革命意识从生产领域推广到一切领域，发挥工会帮助工人实现对企业自我管理、对生产过程总体控制的作用，发挥政党教育人民大众、宣传革命理论、凝聚阶级意志的作用。第四，创造新型的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西方工业文化是一种奉行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低级文化和典型的消费主义文化。在这种文化的指导下，人们的消费变成了一种浪费性、炫耀性和符号式的异化消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实现西方工业文化向生态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型，促成异化消费向“生产性闲暇”和“创造性劳动”转变，同时重新思考人的需要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建构起一种既符合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又满足人类合理物质需求的生活方式，从而建立一个“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社会。第五，创建二元社会模式。这种社会模式主要包括两个领域，即他主性生产领域、自主性生产领域。高兹后来又在两者之间增加了一个自由企业的小规模生产领域，主张扩大自主性生产领域和小规模生产领域，缩小他主性生产领域。同时，这种社会模式建立在分散型技术和稳态经济的基础之上。分散型技术是一种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技术。稳态经济与这种温和型技术紧密相连，主张加强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缩减工业生产和人的消费需求，实现自然资源的合理使用。

五.   结语

高兹构建了以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为逻辑起点，以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为逻辑主线，以“非工人−非阶级”和新社会运动为逻辑中介，以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建构为逻辑旨归为生态批判理论。高兹的生态批判理论开辟了政治生态批判的独特视角，对生产、消费以及现代性进行了重新思考，丰富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发展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厘清高兹生态批判理论的内在逻辑，对于系统梳理高兹思想体系的总体框架，把握整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建设中国生态现代化和破解全球性生态困局，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从根本上来说，高兹的观点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并未超越唯物史观视域中的资本主义批判。第一，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不深刻，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准确。高兹夸大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也没有意识到异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人类社会也只有经过异化的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走向扬弃异化的共产主义阶段。高兹对苏联模式持全盘否定态度，而未认识到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例如，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和人员保障，促进了人民物质和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甚至不公正地指责它为新型的极权政体，这显然是矫枉过正。第二，以生态危机理论取代经济危机理论。在马克思看来，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是生产相对过剩，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高兹主张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危机在本质上是生态危机，生态危机是其他危机的最终根源。这一观点是片面的，没有充分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论断，未能正确把握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的内在关联以及两种危机产生的共同原因，即资本主义私有制。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主要与经济问题密切相关，其主要危机仍然是经济危机。第三，具有鲜明的技术决定论倾向。高兹认为科学技术已打上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烙印，并被纳入到其统治体系之中，成为其他社会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强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差别在于倾向于“硬技术”还是“软技术”，而没有认识到技术本身并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也不决定某个社会的发展方向。第四，在探寻革命主体时出现了严重偏差。高兹把“非工人−非阶级”作为取代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和领导力量，将变革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新工人阶级在意识上的自我觉醒，这种对革命主体的构建是缺乏整体性思考的。因为高兹没有认识到马克思语境中工人阶级集体力量形成的内在逻辑，也没有认识到这种集体占有是由一定时期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马克思强调，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仍然存在，工人阶级就会意识到自身的异化处境，就会团结起来、采取共同的行动来反抗资本主义，因而工人阶级的集体力量并未消亡，甚至还会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体系内变得更加强大。“非工人−非阶级”主要是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边缘人群构成，本身力量并不强大且缺乏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根本无法像无产阶级那样联合起来形成共同的革命纲领并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因而只能作为传统无产阶级的辅助力量。第五，生态社会主义的建构路径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例如，高兹过分注重工人在劳动场所的斗争，而没有认识到劳动和资本的矛盾贯穿于整个社会之中；试图通过渐进性变革来推动革命斗争，而没有认识到改良主义根本无法触及资本主义的统治根基；过度强调工会和新社会运动的作用，而弱化了政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试图将未来社会建构成一个建立在稳态经济与分散型技术基础上的“二元社会”，但这种构想根本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