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 1962—）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一直致力于叙事研究，是后经典叙事学的提倡者，同时也是认知叙事学这一后经典叙事学重要分支的开创者，是当代西方叙事学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纵观赫尔曼的学术生涯，他的研究兴趣广泛，涉及的研究领域包括哲学、文学、语言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近几年，赫尔曼更是将目光延伸到非人类物种身上，通过将医学、动物学、神经科学等自然学科与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概念和研究范式相互融合，前沿性地探讨了非人类叙事等新兴议题。迄今为止，赫尔曼已推出由其本人独立撰写的叙事学专著5本^①，与人合作撰写的叙事学专著1本^②，独立主编叙事学论文集6本^③，与人合作主编叙事学论文集1本^④，与人合作主编叙事学辞书1本^⑤，以书章的形式在其本人或他人主编的论文集中发表与叙事学相关的论文若干^⑥，并在国际知名的期刊上发表了大量与叙事学相关的论文和书评^⑦。

赫尔曼在国外叙事学界已经受到了较大的关注，其论著和认知叙事理论在国外得到了一定的研究，但在国内，除了零星的几篇对其论著和认知叙事理论进行评介的文献外，尚未有针对其认知叙事理论进行较为系统、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甚至也暂无对其认知叙事理论研究进行的综述。有鉴于此，笔者将对国外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研究进行综述。具体而言，本文主要聚焦国外学者针对赫尔曼独撰的5本专著所进行的评论与研究，按专著出版时间的先后，依次回顾每本专著在国外受到的关注，并对这些评论与研究进行简要评价。其实，对于任何一个优秀的学者来说，其学术研究总是不断地在改进和创新。当然，赫尔曼亦是如此，其认知叙事理论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直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中，持续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以本文所考察的这5本专著为例，它们体现了赫尔曼的认知叙事理论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也暗示了赫尔曼在每本专著问世后的下一步研究走向。另外，从整体的维度同时考察这5本专著，有利于从全局上把握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的总体发展趋势。

一.   饱受诟病的《普遍语法与叙事形式》

《普遍语法与叙事形式》（Universal Grammar and Narrative Form, 1995）一书是赫尔曼推出的首部专著，国外针对该书的评论贬多于褒，其饱受诟病的原因可能在于，该书还是赫尔曼在从事叙事研究初期时创作的成果，一定程度上还不够成熟，其中对该书进行研究的学者包括玛丽-劳尔·瑞安（Marie-Laure Ryan）、休·布雷丁（Hugh Bredin）、本吉·沃尔德（Benji Wald）等人^⑧。

瑞安对《普遍语法与叙事形式》一书的第二部分“应用与延伸”（“Applications and Extensions”），即第四和第五章，给予了一定的赞扬。例如，她认为书的第四章“作为次要语法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as Secondary Grammar”）并未运用后现代主义美学的相关思想，这使得该书摆脱了学术说教的论述风格，呈现出一种温和的、类似于“表演文本”（performance text）的风格。在书中，赫尔曼通过援引计算机科学领域内的专业术语，如扫描、代码、程序、界面等来作为隐喻，将后现代主义视为建构引用网络的“一套话语工艺”（a set of discourse technologies）^[1]190。作为将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思想和方法运用于叙事研究的先驱，瑞安对赫尔曼“次要语法”的提出和研究颇为肯定，因为在她看来，“尽管赫尔曼在本质上并未提及电子文本性（electronic textuality）的概念，但那些对超文本理论感兴趣的学者会在这一章中发现赫尔曼先锋性地提及了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及其对报纸的讨论”^[2]518。瑞安直截了当地道出她对第四章的喜爱，认为这是该书最精彩和成功的一章，“因为这一章真正走进了理论的世界中，且并未忽略对特定文学文本的分析”^[2]518。瑞安指出，赫尔曼在该书其他章节中分析目标文本，仅仅是为了证实理论的有效性，但在这一章中，赫尔曼真正展现了他文本分析的深厚功底，没有被理论牵着鼻子走。在书评中，瑞安针对第五章“电影中的意义形式”（“Modes of Meaning in Film”）的评价非常少，仅一笔带过。她认为，赫尔曼对电影叙事的分析受到了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颇有创建，有力地改变了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式的电影研究方法占据统治地位的局面。

为了概括该书的学术价值，瑞安戏仿了詹姆斯·D.麦考利（James D. McCawley）《语言学家曾一直想要知道的有关逻辑学的一切知识（^*但碍于面子不敢多问）》[Everything that Linguists have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Logic ( ^*but were ashamed to ask), 1981]一书的标题，认为赫尔曼的这本专著可以重新取名为“文学批评家理应知道的有关逻辑学和语言学的许多知识（但通常不愿多问，因为针对这些领域的研究很艰苦，并且也不是很吃香）”[“Many Things that Literary Critics Ought to Know about Logic and Linguistics (but usually don’t want to ask, because the fields involve hard work and are not very fashionable)”]^[2]518。此外，瑞安指出，该书“光参考文献就占据27页，令人惊讶”^[2]514。可见，瑞安充分肯定了赫尔曼的研究选题，也对赫尔曼在学术研究道路上迎难而上的坚毅和治学的严谨给予了高度赞扬。

但是，瑞安也犀利地指出了该书的第一部分“普遍语法与叙事形式”（“Universal Grammar and Narrative Form”），即第一至第三章，存在的显著问题。她认为，第一章“句法结构的模型化：‘女妖’、勋伯格、句法学的通用含义”（“The Modeling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Sirens,’ Schönberg, and the Acceptations of Syntax”）从句法层面研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尤利西斯》（Ulysses, 1922）中“女妖”那个片段时，主要存在以下3个问题。第一，赫尔曼并未考虑到叙事结构的普遍性问题。在瑞安看来，如果叙事形式和音阶一样多变，那么赫尔曼所力图创建的叙事形式的“普遍语法”就是不切实际的；另外，赫尔曼并未考虑到“是否存在一个能涵盖所有音列的元音列”^[2]515这一问题。第二，赫尔曼忽视了句法形式与叙事性之间的关联。在文本解读的过程中，赫尔曼仅仅注重例如序列技巧、主题的结合、词语的转化和英语句法的变形在内的文体特征，但从未考虑句法层面的研究对揭示文本情节的作用。换句话说，赫尔曼未能解答“一个叙事文本在整体层面展现出的所有话语特征是否可以促成其叙事性”^[2]515这一问题。第三，尽管赫尔曼详细深入地讨论了逻辑学、语言学和叙事学中的句法概念，但他并未将理论运用于文本分析中，未能深入文本肌理，忽视了理论对文本解读的指导作用。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该章理论探讨的篇幅远高于文本分析，研究重点本末倒置。

瑞安在书评中指出，第二章“语义的维度：卡夫卡《审判》中的对象与模型”（“Semantic Dimensions: Objects and Models in Kafka’s Der Prozeß”）从语义层面解读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的《审判》（1925）也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而言，这一章“对文本进行了令人信服和原创性的解读，但是赫尔曼对理论的使用还是有待商榷的”^[2]515。瑞安认为，赫尔曼在解读《审判》时，其关注点是主人公约瑟夫·K.（Josef K.）在法庭这个“世界”中的阐释失败，他的失败在本质上与语言代码无关，而与指代意义相关。在法庭上，案件所呈现出的现象与K.在真实世界中的经历一模一样，但将二者与它们代表的意义连接起来的语用推论规则却大相径庭。这意味着，“赫尔曼将对意义的描述用于语言符号和指代符号上是出于某种原因，而这原因是为了解释为何某个现象同时出现在K.的指涉世界与法庭这样的真实世界中，所代表的意义却截然不同”^[2]516。在瑞安看来，这样的现象在哲学性文学中是不会出现的，赫尔曼的观点还是有点以偏概全。

该书的第三章“走向表现话语的元语用学：布拉格学派功能主义与伍尔夫的《幕间》”（“Toward a Metapragmatics of Represented Discourse: Prague School Functionalism and Woolf’s Between the Acts”）从语用的视角出发，对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幕间》（1941）中的叙事声音进行了研究。赫尔曼首创性地提出了9种叙事声音，并按从暗到明的程度将这9种叙事声音进行了排列。但是，瑞安认为导致叙事声音不断前景化的原因在于确定言语情境参数的难度在不断增加。瑞安进一步指出，“在大部分叙事声音前景化的叙事形式中，‘谁在说’（对谁说）这一问题无法被简单地说明：要么因为话语是叙述者与人物的‘双重声音’（自由间接引语）；要么因为声源本身就无法确定（由身份无法确定的说话人所产生的直接引语、间接引语）”^[2]517。

布雷丁认为《普遍语法与叙事形式》一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不仅非常深入和全面地考察了20世纪的文学理论，还对这些文学理论产生的哲学、逻辑学和语言学基础进行了细致的回顾”^[3]455。但是，布雷丁也点出了该书的缺陷。具体到赫尔曼分别从句法、语义和语用3个维度对乔伊斯、卡夫卡和伍尔夫的作品进行分析的研究上，该书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方面，赫尔曼并未过多介入文本中，只要文本证据能足够支撑其理论观点，他就点到即止，把文学文本仅仅视为服务于理论的工具；另一方面，赫尔曼对理论的熟练掌握和运用令人折服，但也正是如此，该书的理论论述晦涩难懂，令不熟悉相关材料和对相关议题不感兴趣的读者望而却步。总之，布雷丁^[3]455直言：“这压根就不是一本文学批评方面的著作。”

除了关注到该书重理论、轻文本的问题外，布雷丁还质疑该书是否妥善处理了理论实践与文本实践的关系。赫尔曼确实通过文本证据佐证了他的理论主张，但文学与可用于分析文学的理论到底是平行的，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对此，赫尔曼并未予以解答。作家与理论家之间的联系甚微，这两个群体是否已经抛去对彼此固有的成见、联袂致力于同一项研究中，这个问题也有待赫尔曼的考证。

沃尔德在书评中对《普遍语法与叙事形式》一书的理论深度和研究视野颇为肯定。首先，赫尔曼极其努力地将语言学中的各种理论运用到与语言相关的艺术形式的分析中，显示其对理论驾驭的深厚功力。其次，该书展现出宽阔的理论视野，这势必会让其成为包括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在内的学者的重要参考书目。值得一提的是，沃尔德还对该书的“注释”部分给予了关注，认为它“极其精辟、信息量丰富”^[4]424。

但是，沃尔德也指出了该书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在沃尔德看来，该书反映了赫尔曼的学术立场和个人喜好，即始终坚守作为语言学家的学术使命。因此，在书中，“赫尔曼自然而然地批判了其他文学理论家的思想观点，而不是语言学家的”^[4]424。但是，沃尔德却持与赫尔曼相反的观点，认为从本质上说，该书的受众群体应该是对文学理论感兴趣或熟悉文学理论的读者，而非语言学领域的读者。又如，书名中的“叙事形式”理应涵盖日常会话，甚至是“低俗”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但是，该书的研究对象仅包括反映某个特定时期艺术潮流的、所谓的“高雅艺术”，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最后，沃尔德认为该书确实会令读者一时间难以摸清头绪，所以准备去阅读的读者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

二.   承前启后的《故事逻辑：叙事的问题与可能性》

《故事逻辑：叙事的问题与可能性》（Story Logic: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 Narrative, 2002, 以下简称《故事逻辑》）一书在赫尔曼的学术生涯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在赫尔曼的整个叙事研究历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⑨，国外针对该书的评论主要来自于安斯加尔·纽宁（Ansgar Nünning）、安娜·德菲娜（Anna De Fina）、亚力克山大·D.金（Alexander D. King）等人发表的书评^⑩。

作为叙事学界著名的学者之一，纽宁^[5]882-883高度肯定了《故事逻辑》一书：“在这本具有创新精神、雄心勃勃的专著中，戴维·赫尔曼力图纠正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其他研究叙事的传统方法所存在的缺点，并提供了一个相当先进的跨学科叙事理论。”纽宁认为问题意识贯穿全书，因为“赫尔曼从不满足于仅仅对一些众所周知的研究议题进行回顾，相反的是，他在书中对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术语进行了区分，并提出了许多额外的理论概念，有效地补充了叙事学的分析方法”^[5]884。

纽宁认为该书在研究视角、论述过程、学术价值等多个方面都可圈可点。第一，从跨学科视角研究叙事让赫尔曼不再视叙事仅仅为一种文学现象，取而代之的是，叙事是一种人类学层面的普适的认知风格。第二，这本可读性极强的学术专著的另一大特点就是作者对理论运用的融会贯通，该书足以显示赫尔曼对当代文学理论、语言学理论、认知理论和话语分析方法的运用驾轻就熟。通过文本分析和实例阐释，赫尔曼极为清晰地阐释了复杂的理论问题，证明了诸多其他学科的理论概念不仅可以进一步丰富叙事理论，也能为文学批评实践注入新鲜的血液。第三，赫尔曼采用的认知视角能重构文学批评中的诸多核心概念，例如文类、视角和会话风格。第四，由于赫尔曼的研究过程极其细致，论述方式令人信服，因此，该书毋庸置疑地能成为对叙事学作出巨大贡献的作品之一。第五，该书视野开阔、论证缜密、术语使用精确，这不仅使其能服务于对跨学科叙事理论、语言学理论和认知理论这三者不同发展趋势的整合，同时可以为分析叙事的微观和宏观设计提供新的研究范式，从而促使叙事学从根本上重新定位其学科属性。第六，该书的受众对象广泛，既包括初入文学理论和叙事小说研究大门的学生，同样适用于想要在文学、语言学和认知科学这些学科间搭建桥梁的学者。

当然，该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纽宁也在书评中加以指出。首先，赫尔曼在书中忽视了对叙事技巧的历史发展及不同文类间区别的讨论，而它们应该是叙事学中重要的研究话题。其次，一些在叙事学领域得到热议的问题未被赫尔曼予以重视，例如隐含作者、隐含读者和不可靠叙述。最后，纽宁还认为该书的定价较高，会影响到其销售量，因此，他建议出版商应尽快发行价格适中的简装版，以让更多的读者及时入手。

德菲娜在书评中肯定了《故事逻辑》一书的开创性意义，即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她认为该书的一大价值在于“它努力融和文学与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并将其用于叙事研究上。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不仅增强了文学研究者对话语的理解，而且话语分析者也更好地掌握了基本的叙事研究手法”^[6]722。德菲娜指出，赫尔曼在书中研究的总体目标是“利用认知的方法去研究叙事”^[6]723。因此，“赫尔曼将语言理论和叙事理论视为理论框架，这不仅丰富了二者的内涵，同时还能从整体上为认知科学提供理论发展的资源”^[6]723。具体到该书的章节上，德菲娜认为第六章“时间性”（“Temporalities”）和第七章“空间性”（“Spatialization”）最精彩，因为这两章为叙事分析提供了最具独创性的建议。总之，通读完全书后，德菲娜认为，赫尔曼成功地将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用到了文学叙事研究上。

但是，德菲娜也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即“这样一种从本质上属于认知层面且相当形式化的研究方法是否能用于解释那些自然发生的叙事的交际复杂性”^[6]725。换句话说，赫尔曼的研究思路或许能为理解文学叙事提供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对于是否能用来分析其他形式的叙事，如日常会话、跨媒介叙事、甚至是类似于手语这样的无声叙事，这一点值得商榷。但是，德菲娜坚信，“赫尔曼对空间、时间和行动这些概念的研究会帮助语言学家拓宽研究视野，让他们理解不同种类的叙事文本是如何建构意义的”^[6]725。

金在书评的一开始就对《故事逻辑》一书给予了肯定，认为该书很好地“回应了它的副标题，即通过综合语言、叙事和思维的理论，探讨了叙事研究的问题与可能性。该书可以被视为一个宏大的理论课题的提纲，而这个课题涉及多个不同的学科”^[7]297。同时，金还在文末指出该书对从事叙事研究的语言人类学家具有启示作用，因为“它提出了许多概念和问题，这对任何全面深入的故事分析方法都是有用的”^[7]298。

但是，金的书评主要论述的还是该书存在的问题。第一，该书研究的叙事文本大部分是虚构性文学作品，虽然其中也偶尔涉及口头叙事，例如史诗和鬼故事，但主要还是以小说为主。因此，若读者对文学理论的细节或是其专业术语不熟悉的话，在阅读前几章时会很吃力。第二，金认为，“讲述和理解故事不仅仅是艺术和娱乐，它应该是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内容”^[7]298。但是，纵观全书对叙事的讨论，“赫尔曼并未提及与叙事相关的社会或文化因素：宗教和政权在影响话语策略时的叙事功能、不同文化传统的叙事在形式上的变异”^[7]298。第三，在该书的最后一章中，赫尔曼提出了“语境固定”（contextual anchoring）的概念，并力图说明他对语言学和话语分析工具的使用为叙事分析提供了必要的阐释框架，而在赫尔曼看来，这种框架反驳了叙事理论具有普适性的观点。赫尔曼认为，“要去反驳‘普遍叙事学’（universal narratology）这个观点，首要的任务就是去证明在对不同会话类型进行叙事理解的过程中，其本质上是由不同的认知过程参与的”^[8]370。对此，金并不赞同，认为赫尔曼的观点有待商榷。第四，金认为该书的篇章结构存在问题，书中缺少“总结”一章。虽然全书展现了赫尔曼一以贯之地将文学批评与认知科学、语言学相互融合的叙事研究方法，但金觉得该书应该在最后详细地说明赫尔曼的叙事研究方法。第五，赫尔曼在书中大量地引用了语言学家的著作，借鉴了语言学家的研究方法，但是，他却忽略了像丹尼斯·泰德洛克（Dennis Tedlock）、戴尔·海姆斯（Dell Hymes）、布莱恩·斯旺（Brian Swann）等人在民族志诗学方面的重要著作。第六，赫尔曼对口头叙事的理解有误。赫尔曼本人宣称他的研究对象包括《贝奥武夫》（Beowulf）和《奥德赛》（Odyssey）这样的口头叙事文本，但是，二者是基于口头传说形成的，并不是对口述的转录。第七，尽管赫尔曼的研究对象涵盖了多种叙事文类，但他没有从文化层面拓宽研究的广度。书中用于研究的例子绝大部分是西方的书面语文学作品，这会导致人们误以为在非洲或亚洲国家没有人去创作或讲述故事，此外，美国本土口述文学的相关作品也被忽视。

三.   颇受好评的《叙事的基本要素》

《叙事的基本要素》（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 2009）一书重探了叙事学领域内的基本问题，并对此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自被推出后就颇受好评，国外针对该书进行研究的学者包括艾玛·卡法列诺斯（Emma Kafalenos）、娜塔莎·阿扎里安-切卡托（Natasha Azarian-Ceccato）、尼尔·科尔库特（Nil Korkut）等人^⑪。

卡法列诺斯对赫尔曼及《叙事的基本要素》一书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在书中，“这位杰出的叙事学家，对‘何为叙事’（what narrative is）这一问题提出了新颖的观点，并在广泛涉猎心理学、神经心理学、语言学和哲学这些学科中最新的有关认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观点”^[9]347。在卡法列诺斯眼里，赫尔曼创作该书的初衷在于解释“何为叙事”这一问题，但该书“并不是为了对叙事下定义，而是去思考典型的叙事到底是什么样的”^[9]347，这也是卡法列诺斯对该书予以好评的原因之一。卡法列诺斯还在书评中指出，该书会让多个学科领域内的学者感兴趣，包括叙事学家、小说理论家甚至是认知科学家。此外，卡法列诺斯对该书所呈现的跨媒介性大加赞赏，因为赫尔曼将研究对象从纸质的文学文本拓展到了口头叙事、图画小说和电影上。最后，卡法列诺斯认为该书发人深省，它内蕴的跨学科思想就像一直困扰人类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一样，即是“在现实世界的生活中，到底是叙事本就展现了其自身的特质，还是我们通过叙事才能明白其特质”^[9]352。

卡法列诺斯在文末指出，“如果任何一项研究都像该书一样，将所有原始资料简明扼要地汇集在一本书中，这就是冒险地将所有的原始资料紧紧压缩，从而导致具有独创性的观点无法完全地为读者所理解”^[9]352。但在卡法列诺斯看来，该书绝非机械式地将原始资料进行搬运，然后汇集成册，相反，该书“被设计成了一张地图，帮助研究者跨越不同学科间的分界线”^[9]352。

阿扎里安-切卡托对《叙事的基本要素》一书评价很高，认为该书具有较高的实践指导意义和启迪性。阿扎里安-切卡托指出，虽然该书的第五章“第三个要素；或，如何构造故事世界”（“The Third Element; or, How to Build a Storyworld”）包含了大量的技术用语，但赫尔曼将理论运用到了实践中，这种做法对语言教育者来说很重要。总体上看，该章“与文体学，尤其是文学在语言教学中的使用相关”^[10]809。阿扎里安-切卡托还高度评价了该书的第六章“叙事与心智的联结”（“The Nexus of Narrative and Mind”），认为该章是全书中最实用、思想最深刻的一章，因为该章“在叙事研究的领域内具有很多的启示作用”^[10]809。例如，赫尔曼在该章中将“相像物”（what it’s like）视为叙事的一个基本要素，并指出这一要素的存在是叙事得以被识别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他认为“根据‘再现’（representation）对‘情境’（situatedness）、‘事件序列’（event sequencing）和‘世界建构/世界破裂’（worldmaking/world disruption）这些要素的体现程度，以及对‘相像物’的衬托或抑制程度，较之于与叙事文类中心的距离，‘再现’将被推到离叙事文类边缘更近的地方”^[11]138。此外，阿扎里安-切卡托认为，该书还传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故事产生于它们在故事世界中激起的某个有利点；正是由于故事本质上具有能被延续地讲述下去的特性，它们不仅仅可以传达内容，更重要的是，它们将体验事件的方式编码进其自身结构中”^[10]810。正是如此，该书对那些研究记忆的历史进程以及社会化进程中叙事扮演的角色的学者来说，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总之，阿扎里安-切卡托认为该书会对从事叙事理论、文学分析和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学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这些研究领域内的研究生或专家，因为该书包含了叙事理论的命名原则和背景知识。阿扎里安-切卡托深信，该书一定会成为那些在未来开辟叙事研究新路径的学者的最佳伴侣。

科尔库特对《叙事的基本要素》一书的评价也颇高，认为该书体现了与前人的对话。具体而言，该书回应了以色列叙事学家什洛米斯·里蒙-凯南（Shlomith Rimmon-Kenan）在其专著《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Narrative Fiction: Contemporary Poetics, 2nd edition, 2002）后记中的预言。里蒙-凯南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叙事研究领域将见证经典与后经典方法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不仅意味着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互相妥协和对自身作出的改进，更是基于求同存异基础上的和平共处。在科尔库特看来，该书“可以被看作是对里蒙-凯南预言的重要证明。赫尔曼的这本书是近期叙事研究领域内的最佳代表作之一，它努力超越叙事研究中不同传统与方法的界限，提出了一种可以适用于研究建立在不同形式和媒介基础上的所有叙事文类的方法”^[12]75。

科尔库特非常赞扬赫尔曼在研究中沿袭了传统的叙事研究方法，认为他很好地平衡了继承与创新这二者间的关系。在研究过程中，赫尔曼主要借用认知科学领域内的知识研究叙事，但是他并未完全忽视叙事研究的任何一种传统。科尔库特指出，“该书不仅特别说明了每一门学科都以其特有的方式对叙事理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还不断强调要在显得极其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和密切的对话”^[12]76。科尔库特还对该书的编排大加赞赏，因为该书“架构清晰，能以最好的方式引导读者理解书中复杂的论述”^[12]76。例如，书的第二章“建立研究方法的框架：一些研究背景与语境”（ “Framing the Approach: Some Background and Context”）回顾了经典到后经典的叙事研究方法，“这不仅有利于赫尔曼将其提出的理论模型置于更为宽阔的叙事研究框架中，还引领对赫尔曼的研究较为陌生的读者进入这一领域”^[12]76。

科尔库特在书评的结尾总结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启示作用。首先，科尔库特认为该书在叙事研究领域内堪称楷模，“因为它不仅完全按照当前叙事研究的潮流，提出了一套全面的研究模式，为日后更深入的研究铺平了道路，此外，它还以最明了的论述方式，处理了极其复杂和多维度的论题”^[12]78。为了清晰地论述，赫尔曼运用了多种方法，包括“重新措辞、作概括、说明性类比和举证”^[12]78。其次，赫尔曼在创作该书时始终重视其可读性和可懂性。书的正文和注释部分出现了大量的文献引用，这极易让读者应接不暇，但是，赫尔曼引用文献的目的在于使读者便于了解和理解书中对他们来说较为陌生的话题，以使书中的思想更加易于为读者所接受。当然，科尔库特也指出书中存在一些排印错误，这可能会影响读者的流畅阅读，但这些瑕疵都不足以影响读者把握该书的核心要义。最后，书中还包括叙事研究的重要术语汇编，这让读者能了解叙事研究的最新发展动向。总之，科尔库特认为，该书体现了赫尔曼一如既往的高超学术研究水准，值得叙事研究领域的新人，甚至是有名的学者去阅读。

四.   引人瞩目的《故事讲述与心智科学》

《故事讲述与心智科学》（Storytelling and the Sciences of Mind, 2013）一书见证了叙事学与心智科学的深度交融，光是看书名就足以彰显其鲜明的跨学科性，而这种跨学科性使其自问世后就引人瞩目，国外为该书撰写书评的学者有扬·贝登斯（Jan Baetens）、凯瑟琳·诺斯克（Catherine Noske）、拉斯洛·考伊塔尔（László Kajtár）等人^⑫。

贝登斯认为《故事讲述与心智科学》一书意义重大，因为它“是一本具有双重性质的书，即一本兼具双重视角的书”^[13]524。具体说来，“该书立志重塑叙事学并修正该领域内的一些现存问题，例如，故事讲述的不同方法论和不同理论研究之间所存在的悬而未决的对立现象，还有由此必然导致的结果，即缺少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13]524。贝登斯指出，赫尔曼对此作出的努力是“尝试在不同的学科研究方法间架起桥梁，但同时避免过于拔高某个重要学科”^[13]525。从这个角度上看，该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述提到的叙事学领域内存在的问题。赫尔曼在书中一直坚持的立场就是，在叙事学和认知科学这两个学科中寻求平衡点和采用一种双向的、不偏不倚的研究方法。贝登斯非常赞同赫尔曼的研究方法和立场，认为“与目前从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y）角度出发来聚焦故事和故事讲述的跨学科的（interdisciplinary）研究相比，这种兼顾多学科的（transdisciplinary）思维会走得更远”^[13]525⑬。

贝登斯还特别为赫尔曼的博学多识所折服，认为“该书最夺人眼球的地方在于作者所具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堪称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储备以及他期望公平地对待所有被他讨论过的理论和方法的态度”^[13]525。总之，“赫尔曼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引路人，不仅是因为他在书中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而且因为他在处理这些信息时，采取了正确的立场”^[13]525。最后，贝登斯还认为该书在文本分析上做得很到位，尤其是细致的文本分析能帮助读者更进一步地理解赫尔曼提出的理论。另外，用于分析的文本涵盖多种文类、来自多个时期、呈现于多种媒介形式中，其多样性丰富了研究的内涵。

诺斯克充分肯定了《故事讲述与心智科学》一书在叙事的跨学科研究上迈进了一大步，认为该书“富有远见、论述详实，尤其是从其研究深度上来看，它挑战了文学研究和心智科学，引发这两个学科的思考。但这本书最卓越的贡献在于它通过举例和论证，倡导学术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方法”^[14]81。具体到书的内容上，诺斯克认为书中的很多观点都非常有意思。例如，赫尔曼探索了叙事与意向主义（intentionalism）的关系，从而进一步佐证了他的观点，即“可取消的意向归属以及其他促成行动发生的原因和叙事参与者的叙事体验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这些叙事体验要么支持叙事参与者参与进不同种类的叙事中，要么反过来被叙事参与者的这种叙事参与支持”^[15]56。又如，赫尔曼受埃德温·哈钦斯（Edwin Hutchins）提出的“认知生态系统”（cognitive ecosystems）这一概念的启发，进一步发展了“作为行为的叙事”（narrative as an act）的观点。

诺斯克还对赫尔曼的论述方式予以好评，因为赫尔曼总是将批判性的讨论与个案研究相结合，把一个个复杂的理论假设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此外，诺斯克认为赫尔曼充分调动了读者的主观能动性，让读者主动参与到理论命题的发掘和探索过程中。具体而言，“赫尔曼对问题的探讨采用了一种通常与艺术有关的论述形式，而不是通过写作保持一个从表面看起来像科学结构的形式，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详实的研究不在局限于是仅仅为了提供结论，而是向读者提供接触到研究议题方方面面的机会，并让他们去独立思考这些问题”^[14]84。可以说，读者需要付出较大的努力才能理解这本书的深刻内涵，但正是如此，读者能以一个新的视角去理解书中的观点，真正体会到批判性思维的意义。总之，在诺斯克看来，赫尔曼在书中“所付出的努力可以视作他在学术研究上的一次大跃进，即力图挑战对相关知识已形成的固有的概念化模式，并为具有启发性的研究提供一些可能性”^[14]85。

考伊塔尔肯定了赫尔曼于《故事讲述与心智科学》一书中所体现出的对传统叙事研究方法的革新，认为他的研究方式“与传统的在单一领域内进行的研究相比，相当的新颖”^[16]367。在书中，赫尔曼批判了以往所谓的跨学科研究，认为它们只不过是“将一个学科内的术语和概念单向迁移至另一个学科内”^[15]7。而赫尔曼提倡的“跨学科”指的是不同学科间的互涉和深度交流，他认为不同的学科领域不仅要互相交流，更重要的是，在探究一些问题的过程中，研究要从本质上突破传统和限制。随之而来的是学界对赫尔曼提出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质疑，大家怀疑，赫尔曼的想法“只是一个花哨的噱头，也许他所提倡的东西是人们一直都在做的，比如，从多个视角探索同一个主题。这种怀疑不是空穴来风的，因为大家很容易遇到这种类型的研究，而最后的结果就是陷入概念混乱的混沌之境中”^[16]367。考伊塔尔认为赫尔曼就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平息别人的质疑，而这本书就“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代表，让质疑者相信跨界或越界的研究可以产生丰硕的成果”^[16]367。可见，想要平息质疑的最佳办法就是拿出证据来说服大家，该书就做到了，因为书中包含大量的实例说明，让赫尔曼的理论主张显得格外坚实。因此，考伊塔尔^[16]367直接赞叹道：“像书中这么多的理论都能落实到实际研究中，这还真的是难得一见。”

在书评的结尾，考伊塔尔从以下4个方面概括说明了该书的特色与学术价值。第一，考伊塔尔觉得赫尔曼在书中提出的诸多观点都难以反驳，并且该书的中心论点极具说服力。整本书不仅仅在于解释和说明，还通过大量的实例来增强论点的说服力。第二，在考伊塔尔眼里，该书的每一章都应该得到和整本书一样的待遇，因为赫尔曼在每一章的论述都非常精彩。第三，尽管书中出现了大量的文本来作为分析的实例，但该书绝不是一本纯介绍性的作品。书中的论点是复杂的，但赫尔曼对文学文本的运用和分析非常娴熟，显示出他深厚的研究功底。第四，该书具有很高的启示性，尤其是对从事心智科学和叙事研究的学者来说。

五.   新颖前沿的《超人类叙事学：故事讲述与动物生命》^⑭

《超人类叙事学：故事讲述与动物生命》（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 Storytelling and Animal Life, 2018, 以下简称《超人类叙事学》）一书是赫尔曼最新推出的一本专著，该书的研究视角新颖前沿，受到了国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其中包括扬·阿贝尔（Jan Alber）、辛西娅·哈弗（Cynthia Huff）、苏珊·麦克休（Susan Mchugh）等人^⑮。

阿贝尔首先肯定了《超人类叙事学》一书的时效性，认为它及时地回应了一些热点议题。具体而言，“在21世纪气候变化及全球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中，该书为人们超越基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自我形象认知和培养一种更为生物中心化的世界观提供了借鉴”^[17]275。阿贝尔指出该书的最精彩之处在于，“它基于新的语料，以一种合适的、轻松的方式重新思考并拓宽了传统的有关叙事学的定义和类别。例如，赫尔曼有力地论证了那种传统的从人类经验或体验性的角度来对叙事性下定义的方式，最终都会重新催生出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认为人类是世界的中心，世界围着人类转动”^[17]275-276。换言之，赫尔曼在书中否定传统的以人类经验为中心的叙事研究，提倡一种转变固有意识形态的新型叙事研究范式，即生物叙事学，抑或是书名所示的超人类叙事学。

阿贝尔也在文中直截了当地指明了该书的局限性。一方面，赫尔曼的相关论述似乎站不住脚，缺乏客观证据的支撑。“赫尔曼在讨论人类与动物联合后产生的作用时，他强调叙事文本并不一定或无意识地蕴含对二者关系性中存在的超人类形式的理解”^[17]276，但在阿贝尔看来，这仅仅是赫尔曼本人的猜测。因此，阿贝尔认为，“在到底是哪些叙事文本可以为其提出的这样一种观点提供支撑这个问题上，赫尔曼的回答完全依赖于他个人的直觉，而在未来的研究中，他的回答应通过实证研究来加以证明”^[17]276。在这种情况下，赫尔曼还应让读者“更进一步地理解特定的叙事策略对真实（有血有肉的）读者的世界观所产生的影响”^[17]276。另一方面，赫尔曼强调他所讨论的一些叙事文本“支持、重申甚至是增强了从人类中心主义角度对动物间关系和跨种系关系进行的理解”^[18]4，但阿贝尔认为赫尔曼并未对此进行解释，即“并未提及在某些意识形态的语境中，人类与动物的联合是用于在人类群体中划分等级或贬低某些社会群体的”^[17]276。其实，问题在于，赫尔曼并未考虑到社会达尔文主义者（Social Darwinist）的存在。因此，阿贝尔指出，“为了研究的完整性，超人类叙事学还应讨论人类与动物的联合在伦理层面所存在的问题”^[17]276。

哈弗认为《超人类叙事学》一书体现了“赫尔曼的研究课题是具有深远影响的，无论是在构思，还是在实践中”^[19]896。具体到该书的内容上，哈弗认为书的第二部分“从叙事层面参与到超越人类的世界中”（“Narrative Engagements with More-Than-Human Worlds”）的信息量巨大，因为在这部分中，“赫尔曼对关键词下了定义，并且书的注释部分后的词汇表涵盖了全书中的大部分叙事学专业术语。这有利于那些不精通叙事学的学者熟悉该书的内容，这也实现了赫尔曼的愿望，即扩大该书的受众群体”^[19]897。哈弗还认为该书的第五章“超越人类的生命叙事”（“Life Narratives beyond the Human”）对研究生命叙事的学者来说非常有用，因为该章有关“动物传记”（animal biography）和“动物自传”（animal autobiography）的论述，为这些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此外，“由于大部分有关生命写作的研究受到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的影响，那些对超越自我/主体性的限制、当然也包括超越生命的限制感兴趣的学者会发现该书尤为有趣”^[19]898。同样地，哈弗还在文中指出，该书会对从事生命写作中后人类或动物转向研究的学者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哈弗也在文末指出了该书存在的一些缺陷。她认为，赫尔曼的立论基础应该是爱德华多·科恩（Eduardo Kohn）提出的“自我生态学”（ecology of selves）这一观点，但是全书对此毫无提及。此外，赫尔曼的研究对象过于局限，其研究主要聚焦于后达尔文时代里的英语叙事文本。然而，瑕不掩瑜，哈弗认为该书“对研究生命写作的学者和任何想要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中跳脱出来的人来说，都是一部具有吸引力且思想深刻的作品”^[19]899。

麦克休对《超人类叙事学》一书的评价很高，认为该书“以近乎令人吃惊的方式，罗列了一组虚构性和非虚构性叙事文本以及一系列学科中的高阶理论，从而严谨细致地建构了理论主张，它不管对这一领域内成熟的学者，还是新手来说，都是必读之物”^[20]557。麦克休指出该书见证了赫尔曼研究思想的转变，因为此前赫尔曼还受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坚持认为叙事文本仅仅描述的是关于人类的生活，但该书的出版表明赫尔曼不再坚持以往人类至上的观点，体现了他对非人类物种生命的关注和倡导人类与动物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可以说，“令人如此不可抗拒地去阅读该书的原因之一就是，连赫尔曼本人也未曾预料到自己的这种转变”^[20]558。

麦克休认为赫尔曼的研究方法颇有新意，即“将结构分析和语境分析相结合，同时，将叙事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研究的视角运用至范围更广泛的虚构性和非虚构性叙述中，而这些叙述在不同程度上聚焦于非人类动物身上”^[20]559。这种研究方法的优势是，它“在让自己成为文学动物研究的主流分析方式的过程中，以可被接受的方式，替代了痴迷于人类动物性研究和按理说会抑制动物叙事研究发展的德里达式的解构主义分析法”^[20]559。麦克休非常赞赏赫尔曼的学术前瞻性，认为他有力地推动了不同学科间的对话。具体而言，“赫尔曼促进学术对话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重视那些将文学研究与跨学科的动物研究相连的研究，同时，将大部分众所周知的理论主张移至书末的尾注中，因为这些理论主张认为故事只是对哲学性观点的阐释”^[20]559。

麦克休^[20]560将该书的特点概括如下：“出现的很及时、富有洞察力、研究细致入微、具有启示性。”总之，在麦克休看来，该书“是一本重量级的著作，它通过精确的论述和细致的研究，解决了一些重要的研究议题，而且在应对生物形态的多样性问题上，它为彻底改变文学研究中故事形式决定一切的这种思维提供了很大的可能”^[20]560。

六.   国外戴维·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研究的特点、价值与不足

通过上文的回顾，可以发现，赫尔曼的5本专著在国外均受到了较大的关注，对其专著进行评论与研究的学者有不少是著名的叙事学家，如瑞安、纽宁、阿贝尔等，这足以见得赫尔曼本人在叙事学领域的地位举足轻重。

针对这5本专著的评论和研究各有千秋，概括说来，这些书评具备较高的时效性、完整性和辩证性这3个特点。首先，时效性在于，各位学者对专著的评论非常及时，这单从书评发表的时间上就可以体现出来。大部分书评的发表时间比所评之书的出版时间晚一年，偶有几篇晚了两年，甚至有书评的发表时间与所评之书的出版时间为同一年。这不仅体现了这些书评的作者对赫尔曼、认知叙事学、甚至是整个叙事学界发展动态的持续关注，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在文献阅读、内容归纳、论文撰写等方面的高速。当然，这种高速并不影响他们文章的质量。其次，完整性体现在书评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所评之书的内容，即赫尔曼的研究思路。每篇书评都以不同的方式回顾了书的内容：要么是按照书的编排结构的顺序，对书每部分的核心内容进行了概述；要么是在通读全书的基础上，从中择取能代表该书核心思想的关键词或赫尔曼于其中提出的重要观点，对此进行介绍和评论。最后，辩证性在于，各位学者的书评并非一味地去吹捧赫尔曼的专著，而是以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其研究成果。在书评中，各位学者都一分为二地对专著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不仅肯定了赫尔曼在研究选题、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等方面的创新之处，同时也中肯地指出了所评之书存在的缺陷和可商榷之处。

虽然较之学术论文，书评的含金量似乎会打一点折扣。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些针对赫尔曼专著的书评仍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这主要体现在其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启迪作用。一方面，这些书评可以作为理解赫尔曼专著的重要参考资料。一般而言，除非是想要深入研究赫尔曼的认知叙事理论或认知叙事学这个学科的学者，其他学者并不一定会有兴趣或精力去从头到尾地把赫尔曼的专著细读一遍。但是，这些书评就像是浓缩后的专著一样，让那些在从事自己相关研究的过程中只需要对某本专著中的某个理论概念有所了解的学者，可以迅速抓取自己想要知道的信息，并根据书评中所提供的信息，进一步在书中找到相应的出处，以便继续研读。另一方面，这些书评能对未来的研究有所启迪。书评指出了所评之书还存在的问题以及赫尔曼在研究过程中还有待改进之处。这首先对赫尔曼本人来说，是具有很大的启发性的，可以让赫尔曼在日后的研究中加以完善。另外，这些书评对研究赫尔曼的认知叙事理论或认知叙事学这个学科的学者来说，也大有裨益，因为相关学者可以以此为镜，在自己从事研究的过程中尽量规避书评作者所指出的这些问题。

诚然，这些书评也存在不足之处。其一，大部分针对专著的评论缺乏从整体的视角观照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的思维，导致自身的研究视野较为狭隘。具体而言，绝大部分的书评仅仅聚焦所评之书，就事论事地评论了这一本书里的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书评的作者未能从全局的角度把握赫尔曼的认知叙事理论，对赫尔曼的思想的认知只停留在其某本专著上。从这个角度上说，若书评的作者能将赫尔曼的多本专著，甚至是其发表的论文关联起来进行平行研究，把所评的某本具体的专著放到赫尔曼本人的整个学术研究发展史中。那么，书评的价值或许会更高。其二，大部分针对专著的评论未能将赫尔曼的认知叙事理论及其本人的研究置于更为宏观的认知叙事学，甚至是（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和研究背景中，导致自身的研究缺乏必要的对话性。因此，若书评的作者能在探讨某本专著或专著内某个理论概念的过程中，交代特定的学术语境对专著创作和产生的推动作用，以及追溯某个理论概念从无到有的发展或从萌芽到成长再到成熟的流变。那么，书评将会以点带面，将某本专著作为引子，更加系统和全面地向读者展示出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和认知叙事学的发展面貌。其三，在写作结构上，大部分针对专著的评论还可以进行完善。总体上看，这些书评的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4类：要么是全文对所评之书每部分的内容一一进行概述，要么是在概述完所评之书内容后对该书进行简要评价，又或是在概述完所评之书某部分内容后对该部分进行简要评价，还有就是书评作者挑选所评之书中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进行介绍和评价。各人有各人的写作风格，这本无优劣之分，但部分书评过于倚重对书内容的介绍，这会让书评变成一篇纯粹介绍和推广图书的文章。依笔者之见，不同于由若干篇论文汇集而成的论文集，由某一学者独撰或多位学者合撰的专著在篇章结构的编排和内容思想的呈现上会更具逻辑性、系统性和全面性。因此，同样的道理，针对后者的书评应不仅仅停留于对其内容的介绍上，而应在适度交代内容或对其中较为重要、新颖的观点进行介绍的基础上，以“评”为主，显示书评作者依据该书产生的独到见解。然而，瑕不掩瑜，这些书评仍然能为读者了解赫尔曼的认知叙事理论提供有效的服务。

七.   结语

通过梳理国外学者对赫尔曼独撰的5本叙事学专著的评论，可以发现，赫尔曼本人及其认知叙事理论在国外学界已经引起了较高的关注度。但是，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针对赫尔曼的某一本专著进行的述评，缺乏整体的视角去看待问题，难以从全局上把握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的流变。事实上，从最早的《普遍语法与叙事形式》到最新的《超人类叙事学》，赫尔曼本人的认知叙事理论一直处于不断改良、完善、革新的过程中，他的每本专著之间其实存在着严密的逻辑关系，后一本专著往往是对之前专著中还未深入挖掘的问题进行探究，回答之前曾作出过预判的问题。因此，相关学者若能在回顾赫尔曼的某一本专著或其中某一具体理论主张的过程中，将其置于赫尔曼本人的整个学术研究大背景中，并与他整体研究关注的领域和思想轨迹更好地结合起来，就能以发展的眼光作出更为系统、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从而真正把握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的要义。当然，笔者希望通过对国外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研究的综述，能让国内的学者更多地去关注这位著作等身的认知叙事学家，以此推动认知叙事学在国内的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