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生态文明，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愈加注意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并不断探索妥善处理这一问题的实践路径。习近平总书记^[1]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的讲话中提及：“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当人类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是慷慨的；当人类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也是无情的。我们要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这段讲话揭示了党和国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认识与把握，以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实现社会良性运行的基本条件。这也体现了厘清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基本内容，对妥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意义，也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夯实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的根基。

一.   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形成背景

实际上，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整体性的考量，学界对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其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马克思的生态观是互相补充完善的，马克思侧重于人与社会方面，而恩格斯更加注重于人与自然方面^[2]；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偏离了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将他自己的思想假借马克思之名进行阐释^[3]；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是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延伸到自然界而产生出来的，其实质上是一种自然本体论^[4]。通过对恩格斯的多部著作，尤其是《自然辩证法》的反复阅读思考，再结合与之相关的各类研究成果，笔者更为赞同第一种观点，即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与马克思的生态观互相补充完善，是属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忙于《资本论》的写作以期揭示社会历史的辩证发展规律，但是也意识到仅仅这样对于整个辩证法体系是不够完整的，加之当时欧洲工人运动陷入低潮，为了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工人急需更加完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自然辩证法》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产生的，也是恩格斯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习研究各门自然学科综合思考得以形成的结果。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期间，一直与马克思保持书信往来，其中两人多次对《自然辩证法》的内容进行了交流探讨。马克思对恩格斯的一些想法不但积极表达了自己的赞同，还进一步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于《自然辩证法》的内容是十分了解的，甚至有部分内容可以说是他与恩格斯通力合作的结果，其中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个人独著与两人的多部合著以及多年的书信来往可以看出，两人的思想在整体上是高度一致的。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可以直接看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萌芽。他们批判地汲取了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关于劳动中介性的探讨，并以此为基准从劳动实践的角度出发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新的思考，承认了自然的客观实在性及先在性。这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旧哲学自然观、尤其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形而上学的一次历史性突破^[5]。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主客二元对立视角，揭示了人与自然的整体性。指出两者之间并非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共存关系，而是在不断地互相生成，最终达成了人与自然的“共生”。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两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又各有测重点：马克思更加注重“人与社会”，注重社会、阶级对“自然”的影响，其核心主旨是“人”，是抽象的精神层面的“共生”；恩格斯则更加强调“人与自然”本身，强调“人”本身的生产活动给“自然”带来的影响，核心主旨是“自然”，是现实的是物质层面的“共生”。

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贯穿了其整个理论体系，主要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个层面开展，借助对生产劳动与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剖析来呈现。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着重从人与人的关系层面对人与自然关系展开讨论。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紧张的劳资矛盾，资产阶级为谋求利益不择手段，以及由此导致的工人阶级糟糕的生存现状进行描述，论证了建立在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基础上的经济模式最终危及的还是人类自身，凸显出追求人与自然共生的必然性。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恩格斯着重从人与社会的关系层面来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国家的建立、政治权力的更迭，实质上都是人对生活资源争夺的结果，究其本质依旧是人与自然关系。要想实现人的“自由”，看到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实现“两大和解”是先决条件。而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用一种更加整体协调的眼光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在《劳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章中，恩格斯对其进行了极为详细直接的阐述，提出了 “自然报复论”与“两大提升”理论。

二.   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基本内涵

相较于恩格斯的其他几部著作，《自然辩证法》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更为直接，也更为全面。其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自然相对于人，具有先在性和独立性；人对自然具有依赖性和自主性，整体而言，两者辩证统一，互相依存。在人类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必然经历两大提升：在物种层面，劳动将人类从动物中提升出来；在社会关系层面，人将自身从社会关系中提升出来。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两大和解：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解，两大和解是实现人与自然共生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人与自然实际上是一个整体，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关系，既不能唯自然论，也不能有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应该追求两者之间的和谐共生，以谋求人类的长远发展。

一   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依存

从生物学上来说，地球上最初是没有生命体的，随着物种的进化，单细胞生物开始出现，之后是多细胞生物的演化发展，开始出现多样化的生物。亿万年之后随着灵长类动物的不断进化发展，猿开始学会独立行走，双手离开地面获得了更多的活动空间，可以进行简易的“劳动”。在劳动的过程中，大脑不断发展，产生自我意识，学会利用自然界中的基本材料制造工具进行生产，此时“人”才真正得以诞生。随着生产力的提不断升，人类对剩余劳动产品进行交换流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开始建立，与之相应的各类习俗开始逐渐形成，人类社会随之产生。从恩格斯对人类进化史的简略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承载人类社会不断往前发展的前提条件是自然界的存在。在生命产生的最初，为其提供必需的元素与孵化场所；在物种进化发展的过程中，为其提供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材料及条件；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为其提供基础的物质生产资料及场所。

恩格斯所提出的“人猿同祖论” ^[6]指出， 人类只是自然界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人类包含在在自然界“之中”，而不是游离于自然界“之外”。人类的劳动实践不仅改变了自身的发展，也促进了自然界的演变。自然界可分为“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自在自然”是未经人类改造的“天然”自然界，“人化自然”是经由人类的劳动改造的自然界。人类在自然界中通过劳动不断改变自身的生活环境，与之相应的也就是对自然加以改造，在获取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在促进自然界的发展。“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7]516自然界为人类的生产劳动提供了现成的一般对象，而其本身又是生产劳动得以进行的场所。人所做的仅仅是通过劳动，将自然界中的某些物质暂时加以利用，其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自然界中。人通过劳动在自然界展示自己的本质力量，在符合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对自然加以改造，体现了自然向人生成的一面；人将自然规律融入自身意识，将自然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体现了人向自然生成和复归的一面^[8]。因此，自然界是人的有机身体，而人是自然界的无机身体，人产生于自然界中，消亡之后又回归于自然。

二   劳动将人从物种层面提升出来

人类不仅能适应自然，还能根据自己的主观意识对大自然加以改造，使之更利于自身的生存发展。为了抵御寒冷的天气以及获得更多样的食物，人类学会了钻木取火；为了有遮风避雨的场所，建筑学得以产生；为了获得更充足的食物来源，耕种和狩猎得以发展等。这些都是人根据自身的需求，运用自然界的基础材料，制造工具、进行劳动的体现。而“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6]515。也正是因为劳动，人类的主观意识也得以不断发展，拥有了语言系统，这对于其他动物来说是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于其他动物而言，即便是从小加以特殊训练，其也仅能够达到理解人说的语句的含义，但自己并不能发出同样的声音进行交流。即便是鹦鹉这类最能模仿人类语言的动物，也只能通过人的训练在特殊情境中对适用的语句进行复述，并不能做到像人一样自如的运用语言系统。

动物始终只能被动地顺应自然，而不能根据其主观意识对自然进行改造。比如长颈鹿的进化史，只有脖子够长的能吃到树顶上树叶的长颈鹿活了下来；海鸥为了寻找适宜的生存环境，要在不同的季节，在不同的地区之间往返迁移。所以动物只有不断的调整自身以适应大自然的改变它们才能生存下来。“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的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6]518

劳动带来生产，生产创造价值。价值是在人满足了自身需求之后所进行的生产中得以产生的，有了价值就会产生交换，形成社会交往。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主观意识不断增强，推动了自身以及社会的发展，劳动形式也愈加多样化。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生产效率逐渐提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逐步取代了传统生产方式。整体看来，人类历史的发展整体上呈现出的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这与还停留在最原始的、满足自身温饱需求阶段的动物形成了最为本质的区别。此时达成了恩格斯所说的第一个提升，即生产劳动在物种层面将人从动物中提升出来。

三   过度破坏必然招致自然界反噬

人类进行生产劳动，原本只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需求。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生产不再是手段反而成为了最终目的，工人成为了整个大生产机器中的零件，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意识，劳动也从他自身中异化出来。随之而来的是工人逐步丧失了对自身社会关系的掌控，最终导致人与人的异化。生产劳动不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发展，反倒成了资产阶级谋求剩余价值的手段。占有生产资料的一方，享受着更多的资源，却依旧不择手段的向大自然索取，大量财富的积累是建立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之上，其最终的结果是招致自然的报复。愈加恶劣的生存环境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严重的威胁了工人阶级的生存甚至影响到了资产阶级自身的生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模式不断发生改变，在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财富积累的同时也造成了全新的生态挑战，频发的生态危机时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一切警示我们不能单方面无休止地向自然索取，因为最终损害的还是人类自身的利益。只有人类能够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通过劳动的方式改造自然界，使其适合自身的生存发展。但人类不仅改变了自身居住地的面貌气候，至还改变了动植物本身的进化历程，试图支配自然。这些改变不仅增大了自然界的负担，甚至还反过来限制了人类的发展，激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长此以往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人类与自然界的消亡。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已极具预见性的说明了这一点。他还详细列举了诸多过度开采自然资源反招致自然报复的例子，如亚细亚流域过度伐木导致的水资源短缺；过度毁林开荒导致的山体滑坡以及泥石流；爱尔兰为了缓解饥荒引进马铃薯却带来了疯癫症等。

这些现象并没有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得到明显好转，反而有愈演愈烈的倾向，沙尘暴、雾霾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等都是显而易见的例证。这些无疑都是人对自然资源过度开采之后带来的结果，虽然目前大部分的国家已经逐渐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并开始采取如“限塑令”“降低碳排放”“提倡新能源”等相关的政令政策，但是整体上收效甚微。归根到底，本质原因就是人类社会并未形成整体的利益观，没有真正认识到对于自然而言人类是一个整体，破坏自然所招致的风险是由全体人类一起承担的；也没有看到整体利益的缺失对个人的影响，反而沉浸于对现阶段自身利益得到满足的短视状态中。

当代社会大部分国家奉行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资产阶级文明在实现“自然力的征服”的同时带来“自然的异化”，这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不和谐的状态。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劳动不再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反而是为了过度的财富积累，“劳动异化”“人的异化”开始出现，甚至导致了“人的物化”。恩格斯^[9]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值。”过度生产带来的是大量自然资源的浪费和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更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在现代社会最为直接的表现是人类的生存条件恶化、通货膨胀、经济危机频发，导致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四   人将自身从社会关系层面提升出来

动物仅是被动地适应自然，局限于自身温饱的需求满足。与之相反，人之所以与动物相区别开，是因为其能通过劳动带有目的性地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但是对自然界进行改造并不应是随心所欲的，而应在合乎理性的基础上，在适当的范围内进行。在不违背自然规律的同时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唯有如此才能取得历史的、长远的发展。

人类与动物最为本质的区别就是他们产生了自己的意识，并且能够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而动物的意识还停留在最基本的维持生存本能的层面，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不能创造自己的历史。与之相对，人类的这种意识越成熟，就越试图支配自然，试图让历史朝着他们预定的轨道发展。但是自然界有自身运行发展的一套客观规律，这就导致人类有意识地改造自然与实际达到的结果之间总是存在着极大的出入。这种意识实质上就是人类对自然规律以及历史发展方向的认识程度，但是光有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对社会制度加以变革。正如恩格斯^[6]375所说：“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需要一种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的自觉地社会生产组织，来引导人们进行合理的生产，减少资源的浪费。在这其中最为基本的是促使人们达成统一的整体利益观，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必然性以及紧迫性。

这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亡中得以体现。当人类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人们的生产劳动是自由自觉的对象化活动，过度生产不再存在，“劳动异化”随之消亡。人除了劳动力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价值，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再建立在谋求利益的基础之上，反而更多是由于社会交往的需求。“人的异化”问题也将得以解决， “人与人的和解”也就实现了。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进行良性互动，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大部分社会问题得以解决，进而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解”。在此基础上，社会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社会整体利益观得以建立，就使得人能够更为全面理解和运用自然规律，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这一过程在恩格斯看来，是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是人得以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

三.   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当代价值

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虽然是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与对资本发展状况的预估进行阐述的。但在当代社会，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那些恩格斯在“自然报复论”中早已指出的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有力地证明了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科学性，也提醒我们不论是在理论价值层面还是时间价值层面，都应当结合当下的时代背景，对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进行再次思考。

一   理论价值

在恩格斯所生活的那个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模式，生产力迅速发展，财富的累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随之而来的是阶级冲突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究其原因，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对自然无节制掠夺的基础之上，资产阶级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而不择手段。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对当时糟糕的城市生态环境进行了深刻描述：拥挤的居住环境，密集的人口，再加上工业生产制造出来的废弃物，无一不在摧残着城市里的底层居民。工业的进步以及生产力的发展，是建立在愈加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上，财富的集聚以底层人民的生命作为代价。为了改善自身的生存环境，更加刺激了人对财富的渴求，再次加重了对自然的掠夺，这就形成了一个逻辑闭环并且还带来了诸如阶级、贫困等社会问题，在生理上甚至是在精神层面都对人的生存发展产生了极大阻碍。

现代社会人与自然依旧处于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之中，这不仅源于人类本身对自然的认识不够充分，尤其是在对自然规律的认知理解方面依旧有所欠缺，而且还与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的不科学、不合理与不完善有关。恩格斯的“自然报复”思想早已敲响了警钟：人类不能过分沉溺于对自然界的胜利，要意识到每一次这样的胜利都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违背自然规律的生产劳动，在最初确实会朝着既定的方向发展，取得阶段性的胜利，但随后的发展方向却不再是人类能够预测得到的了，甚至会招致难以预料的后果^[6]559-560。从短期效益来看，可能经济确实得到了增长，但从长远利益来观察，盲目追求一时的利益增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的财富，最终都转变为更高昂的代价。直至目前为止，现代社会依旧在偿还人类在工业时代从自然界透支的那一部分“超前财富”。

立足于新中国发展的时代背景，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都延续了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对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实践论》中就蕴含了极为丰富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强调要大力推进林业发展、兴修水利，并且提倡勤俭节约精神。这都对当时战后中国经济的复苏起到了关键作用。邓小平、胡锦涛和江泽民三位领导人，着重从人口控制、科技创新、立法保障三个方面来进一步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习近平则立足于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国情，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发展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生态文明思想，提出“人与自然应当和谐共生”的伟大见解，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构建夯实了理论基础。

二   实践价值

在恩格斯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之所以处于矛盾之中，从根本上来说是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在生态领域的反应，生态问题不再仅局限于人与自然这两个客体之间，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民生问题^[9]。为了谋求人类的长远发展，以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为指引，对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以及人的思想意识进行改变就十分必要。

首先在生产方式上，应该摒弃以利益为第一准则的生产方式，按照人的需求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生产，减少不必要的浪费。现代社会中，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无疑是为了获取超额利润，不仅导致资源分配不均，出现周期性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更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并且，在这其中有很多的额外产出以及有害副产品，资本家为了节约成本常采用低成本的处理方式，这对自然环境往往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应当转变生产方式，按需进行生产，合理调控资源，提高生产技术，减少生产过程中不必要的浪费，以及有害副产品的产生，实现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在社会制度层面，应当看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看到其所代来的种种社会问题，要打破“贫困−破坏−贫困”以及“掠夺−发展−祸害”恶性循环的怪圈^[10]。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个人中心主义盛行，导致生活其中的人类仅把自己当作孤立静止片面的个体，而无法意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紧密相连的整体性。人们只注重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不会思考其对社会对他者所产生的影响，“过度伐木”“核泄漏”“污水排放”等屡见不鲜。即便现在世界上已经有多个国家以及组织联合发声，呼吁进行生态保护并提倡以自然恢复为主，对违反相关国际公约的国家实行一定的制裁。但实际上，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改变，还在假借生态保护之名进行风险转移，将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转接到了低发展水平的国家。一方面暂时缓解了自己国内的生态危机，另一方面限制这些国家的发展。因此，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亡，社会主义制度的蓬勃发展是必然条件。

其次在人的意识层面，需要树立正确的自然观，意识到协调把控好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性与紧迫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恩格斯自然观中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发展的最新成果，是最贴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11]。不论是“两山论”还是全面脱贫攻坚战略，都是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发展出来的，这对新时代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在注重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深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另一方面，看到了贫困带来的低效生产对自然的损害，全党带领人民上下一心，打赢脱贫攻坚战，彻底的打破了“贫困−破坏−贫困”的恶性循环怪圈^[10]。归根结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最终目的依旧在寻求 “人与人的和解”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解”的实现路径。因为“人与人的和解”是“人与自然的和解”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人与自然的和解”是“人与人的和解”的最终追求。

总而言之，在生态危机、经济危机频发的当代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早已成为各国争论的核心问题。生态与经济回溯其根本，均立足于“人与自然”这一基础之上。人类来源于自然，依赖自然界得以生存；人类通过劳动对大自然加以改造，随着劳动工具的改进、生产方式的转变，经济模式不断发展；对资源的争夺、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导致阶级矛盾不断激化，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协调好人与自然关系是实现人类社会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必由之路。因此，不论是在理论层面抑或是实践层面，我们都应当遵循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理论指引，深刻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